追述五六十年前臺灣的白色恐怖

　　追述五六十年前臺灣的白色恐怖

　　《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06月06日 10 版)

　　《走出白色恐怖》，孫康宜著，三聯書店2012年4月第一版，24.00元

　　1950年春天的一個深夜，從中國大陸來臺灣四年的臺灣梧棲港務局副局長孫裕光在家中突然遭到逮捕，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10年，家產盡被查抄。如他日后所寫：“大禍忽然臨到我們全家，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夕之間墜入憂傷痛楚的流淚之谷。”其時，孫裕光的長女孫康宜未滿六歲，長子康成不滿三歲，次子觀圻一歲零八個月。

　　此后十年，孫康宜隨著母親和兩個弟弟避居臺灣南部。與此同時，孫裕光先被遣送綠島，再移回臺北監獄。1960年孫裕光刑滿獲釋，此時孫康宜已經高中二年級了。

　　在父親坐牢的10年間，也即孫康宜6歲到16歲的漫長成長期間，孫康宜一直不斷地告誡自己，除非不得已，絕不向人說有關父親被捕的事情。動亂時期的冷酷之一就是，連小小年紀的孩童也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舌頭。

　　50年后，孫康宜試著把那壓抑了五十年的記憶寫出來，以幾個較為熟悉的人物為樞紐，試圖通過這些人的故事去追尋逝去的時光和歲月。

　　讀書報：在1980年代言禁開放之前，白色恐怖一度是臺灣歷史上的禁忌話題。您父親因大舅陳本江的牽連，蒙冤蹲了10年的監獄，一家人也因此遭受了無盡的痛苦和磨難。回敘這段歷史，您需要足夠的勇氣吧?

　　孫康宜：回敘這段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歷史，自然需要“勇氣”。但我想，這主要還是因為我個人有一種見證歷史的強烈欲望。就如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所說：“作為人子，豈能容父母和他們那個時代所曾經受的苦難就此淹沒?”其實早在1960年代末期我剛離開臺灣時，就已經有撰寫白色恐怖的初步想法了。可惜當時時機尚未成熟，而且我還在專心于自己的學問和事業，所以這本書的寫作計劃就這樣給耽擱了，一拖就拖了幾十年。

　　讀書報：沉默了那么多年，是什么樣的契機觸動您寫作這本書呢?

　　孫康宜：“沉默”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從前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期間，人們(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屬)由于對政治的極度恐懼，大都養成了凡事沉默的習慣。可以說，沉默乃是受難者的“保身”秘方。所以從小我就學會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舌頭。

　　不過，有關白色恐怖的話題，我在美國之所以“沉默”了那么多年，一直到本世紀初才得以述說出來，主要還是由于外在的因素所致。首先，離開臺灣愈久，我與過去事件發生的現場，自然產生了隔閡。而且家人和親戚們一向不愿談論過去;他們寧愿讓痛苦的記憶從這個世界靜靜地消失，因此我很難從他們那兒得到第一手的資料。

　　一直到1995年我偶然從別人那兒聽說，原來我的大舅陳本江(陳大川)就是1950年代初臺灣“鹿窟事件”的領袖之一，而我父親坐牢十年乃是受大舅的連累。據說當時臺灣保密局的谷正文先生因抓不到陳本江本人，就把目標轉向陳的親戚和朋友們。由于我父親當時的身份和地位較為顯著，他又是陳的妹夫，因此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得知有關大舅的資料之后，我開始展開對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研究。不久我的母親在加州去世，更加令我撫今追昔、感慨萬千，想起我們一家人當年在臺灣所遭遇的風風雨雨，腦海中頓時浮現了歷歷如繪的回憶。后來哈佛的張光直教授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番薯人的故事》，詳細記錄他17歲時被捕和入獄的經驗，也給了我很大的觸動。于是，我決定要把自己童年時期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經歷寫出，讓自己生命中沉睡了半世紀以上的記憶公諸于世。當時我的朋友黃進興博士也再三督促我：“你若不趕快寫出來， 那段記憶就丟失了。”此外，自從我母親過世后，父親開始主動談起他當年被捕和坐牢的經歷，于是給我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料。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過世之前，父親還為我校對《走出白色恐怖》一書的初稿。

　　所以我說，這本書乃是為紀念我父母和他們那個受苦受難的一代人而寫。

　　讀書報：考古人類學權威張光直先生還是一個中學生時，便有過被捕的經歷，此外，當代中國詩詞研究大家葉嘉瑩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牽連，也曾入獄。日后雷震借《自由中國》雜志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長期軟禁，陳映真因為參與讀書會而鋃鐺入獄。可以說，這場白色恐怖幾乎席卷了整個臺灣知識界?

　　孫康宜：我想，在1950年代所謂白色恐怖的“高峰”時期(即張光直被捕、葉嘉瑩被牽連的期間)，其高壓迫害的恐怖程度確實“幾乎席卷了整個臺灣知識界”。而我父親也不幸于這段期間坐牢10年。但據我個人的觀察，1960年代以后(即雷震被長期軟禁、陳映真被捕的期間)，其迫害的規模和方式已經變得較為緩和。但即使如此，只要被迫害，每個受難者都經歷了難以彌補的創傷。那是個不幸的年代。

　　讀書報：您的學術生涯一路順暢，在學術上也開辟出了自己的領域，成績不凡。作為一位華裔女性，您擔任耶魯東亞系的主任六年，成為耶魯三百年歷史上的首例。除了天分和勤奮之外，早年家庭的遭遇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您?

　　孫康宜：其實，我的學術生涯和事業并非如你想象的“一路順暢”。我想所有曾在美國學術界奮斗過的學人都會同意：這并不是一條容易而“順暢”的路。如果不能長期地堅持和努力，那一道道考核晉升的大關是很難通過的。

　　當然，你說的也有些道理，或許我早年的人生經驗在某些程度“影響”了我。由于童年時期不幸的“家庭遭遇，”我從小就養成了努力工作的習慣。當時母親為了養活我們， 開了個裁縫班，每天都在一針一線中過日子，我經常陪她開夜車一直到深夜。長大以后，我繼續效法母親，除非不得已，絕不放棄任何努力的機會。

　　讀書報：作為那段歷史傷痕的見證者，在這本書的寫作上，您是否考慮過敘述方式問題?采取非系統的單篇散文形式是否與此有關?

　　孫康宜：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有關本書的敘述方式，我的確是再三考慮過的。首先我考慮到：因為我不是白色恐怖的“直接”受害者，我從未被捕，也沒坐過牢，所以很難像張光直一樣，寫出一本以年代先后為序的回憶錄。我所能敘述的只是我的童年記憶之片斷，當年我的年紀太小，有關一些人的事情或許體會不出來，如今終于領會了，所以我愿意試著把我那壓抑了五十年的記憶寫出來。而且，我一向喜歡觀察人物，喜歡通過某個人物角色來看世界，來思考真實人生的處境。所以我最后決定采取單篇的散文形式，并以幾個較為熟悉的人物為樞紐，企圖通過這些人的故事去追尋逝去的時光和歲月。

　　讀書報：據說，您的第六張書桌是專門用來研究“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這是您回憶、敘述這段歷史的衍生品吧?目前，您的呂赫若研究進展如何呢?

　　孫康宜：有關我對“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研究，的確是我回憶白色恐怖、敘述這段歷史之后的衍生品。但那是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已經發行之后，我才偶然發現大舅與呂赫若的一段生死與共的情誼。原來1949年他們兩人一起逃入鹿窟，可惜呂赫若后來遭到毒蛇咬傷而死。呂赫若的故事很感人，但我從前沒讀過他的作品，所以我開始大量閱讀他的小說，也參考呂芳雄的那篇《追憶我的父親呂赫若》的文章，以及藍博洲的作品《呂赫若黨人生活》等。后來我寫了一篇有關呂赫若的英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譯就成了這個北京三聯的增訂版(第11章)的一部分了。

　　有人說，我的“第六張書桌”是專門用來研究呂赫若的。其實那是開玩笑的話。許多年前，臺灣的作家林貴真和他的丈夫隱地來到康州訪問，也順便參觀了我的書房，回去之后就發表了一篇《擁有五張書桌的女人》的文章，以為紀念。有趣的是，從此以后“五張書桌”就成了我家書房的一個典故。后來有朋友來訪，發現我的書房又多出一張新桌子，而桌面上卻堆滿了有關呂赫若的書籍，所以他們就把我的“第六張書桌”和呂赫若聯系在一起了。其實我并沒打算進一步研究呂赫若，這是因為呂赫若的小說(除去最后四個短篇以外)，全是用日文寫的，而我的日文閱讀水平并不高。

　　讀書報：關于白色恐怖，您還有其他的寫作或研究計劃嗎?

　　孫康宜：有關這個題目，我并沒有其他的寫作計劃。唯一必須說明的是，本書的英文增訂版(題目為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A Daughter’s Memoir，Second Edition)將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與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不久可由Amazon 書店采購。所以，關于白色恐怖這個題目，我想我可以給自己畫上句號了。

　　本報記者 陳菁霞

　　內容簡介

　　這本書是孫康宜一家走出苦難、超越困厄的回憶。作者的父親是天津人，母親是臺灣高雄人，國共內戰期間，一家輾轉到臺灣，不想卻是厄運的開始。五六十年代，被稱為臺灣“白色恐怖”的高峰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多達三萬多件，被長期監禁、被處死者，保守估計也有七八千人，知識分子、軍人、工人、農民均有被打擊的對象，著名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因思想問題而被捕，研究中國詩詞的葉嘉瑩教授也因家人受牽連入獄……1950年初，孫康宜的父親因她舅舅參加了反抗當局暴政的活動，以莫須有的罪名下獄，判刑十年，家產盡遭查抄。母親帶領全家躲到農村，堅強生活，供兒女求學讀書，獄中的父親也通過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遷至美國，展開另一段生活。書名之所以用《走出白色恐怖》，是因為“寫在這里的章節大多與白色恐怖有關，但這本書并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相反地，這是一本‘感恩’的書——對那些給我們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難盡的”。作者想紀念的卻是一個個在集權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以及作者對他們的感激與懷念之情。“我原來以為從前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現在發現，那才是我的心靈資產。”文中還帶出張光直一家、沈從文夫婦、楊憲益夫婦等浮光掠影，都很令人回味。而關于作者的大舅舅陳本江和“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部分，更是對臺灣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紀念。

　　目錄

　　序言：從吞恨到感恩——見證白色恐怖 王德威

　　新版自序

　　1.張我軍、張光直和我們家

　　2.“二二八”的聯想

　　3.六歲

　　4.雪中送炭恩難忘

　　5.探監途中

　　6.父親的故事

　　7.母親的固守

　　8.出獄

　　9.骨灰的救贖

　　10.在語言的夾縫中

　　11.大舅陳本江與“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12.虎口余生記

　　13.紅豆的啟示

　　14.兩岸的受害者

　　15.務實的拓荒者張綠水

　　16.最后一張卡片

　　17.臺灣女子典范陳玉鑾

　　18.Moses、Charlotte與我

　　19.女兒十六歲

　　20.大弟游綠島

　　21.父親的手

　　作者成長年表和有關事件

　　走出(臺灣)白色恐怖(1)

　　楚天都市報訊

　　孫康宜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也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在英美漢學界，論治學之嚴謹、任事之認真，孫教授是公認的模范。她豐姿優雅、誠懇謙和，永遠給人如沐春風的感覺。然而這樣的學者風范下卻藏著一個憂傷的故事：她曾經親歷臺灣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難者的家屬。

　　白色恐怖是臺灣政治史的一大污點。近年來，孫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寫下了這部《走出白色恐怖》。

　　并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

　　我父親是天津人，母親是臺灣人。20世紀30年代，他們到日本留學，相遇于東京。在天津結婚。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2歲時隨父母從上海黃浦江登上輪船，越洋過海到了臺灣。3歲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6歲不到(1950年)父親蒙冤坐牢10年。那時正是臺灣白色恐怖的年代。

　　這幾年我父母相繼去世，對我們一家人經歷的風風雨雨，事過境遷后，想起來有千言萬語要說：其中有令人難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兩岸姻緣，有人性的軟弱和剛強，亦有道德情操的升華。

　　我至今難忘，1965年(21歲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選了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的小說《白鯨》作為大學畢業的論文題目。作者一生命運的坎坷，使我聯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困難。在與指導教授見面時，我特別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10年的遭遇。可惜處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我還沒有勇氣寫下自己的經驗。

　　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國。多年后，我游歷加州西海岸，登上輪船到了天使島(Angel　Island)上,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對許多移民美國的華人來說，舊金山對岸的天使島是個充滿傷痛的歷史印記。在1910—1942年極其漫長的30余年間，美國法律是不準華人移民美國的。所以在那段期間，所有入境美國的華人(總共17萬5千人)全都被關在荒廢的天使島上，一律被當成犯人來看守著。可以想見，這些華人所遭遇的種族歧視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們在孤獨無助時，唯有靠文字來宣泄內心的痛苦。直至今日,天使島上“移民站”的四周墻壁仍充滿了無數中國詩歌的遺跡。那一行一行的題壁詩真實寫出了早期華人的辛酸史，也是創傷心靈的文字見證。

　　天使島上的文字見證深深地感動了我。那以后不久，我決定要把我從前在臺灣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經驗寫成文字，讓悲劇傷痕化為歷史的見證。

　　寫在這里的章節大多與白色恐怖有關，但這本書并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相反的，這是一本“感恩”的書——對于那些曾經給我們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難盡的。

　　這本書也敘述了自我追尋和自我反省的過程。當我站在今天的高度來回憶過去時，我發現我又學到了許多。我原來以為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現在發現，那才是我的心靈資產。我感謝早期那段艱苦的人生歷程，是它讓我在成長中提前成熟，也讓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就像詩人席慕蓉所說：那時候你就會明白/生命中所有殘缺的部分/原是一本完整的自傳里/不可或缺的內容……

　　走出白色恐怖——見證臺灣的非常年代

　　作者：小詹1949年國民黨撤退臺灣。為了堅守最后的彈丸之地，在島上大舉肅清異己。當時被捕處死或遭受長期監禁者，保守的估計約有八千人之多，軍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將近三萬件，而被羅織株連，或遭誤審冤獄的例子，更不在少數。白色恐怖的打擊對象包括知識分子、文化人、軍人、農民、工人;左翼和社會民主運動分子則首當其沖。這段高壓統治主要發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稱為“白色恐怖”高峰時期。

　　走過死亡的幽谷

　　孫康宜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也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她專攻古典文學，除了個人專著多本外，曾主持《中國女性詩歌詩論傳統》以及《劍橋中國文學史》等巨型出版計劃。孫教授治學嚴謹、誠懇謙和，這樣的學者風范之下卻藏著一個憂傷的故事：她曾經親歷臺灣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難者的家屬。國共內戰期間，作者一家輾轉到臺灣，不想卻是厄運的開始。1950年初，父親因莫須有的罪名下獄，判刑十年，家產盡遭查抄。母親帶領全家堅強生活，供兒女求學讀書，獄中的父親也通過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遷至美國，展開另一段生活。

　　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孫康宜一家走出苦難、超越困厄的記憶——《走出白色恐怖》(新版)。這本書并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相反地，這是一本“感恩”的書。作者認為那段生命中的患難，并非人生的缺陷，而是心靈的資產，她也要紀念一個個在集權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與懷念。這本書以社會與歷史背景為線索，以散文的形式、紀實的史筆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件真相;此外，其更以質樸的講述，溫情的人性流露，描繪了白色恐怖下一個個正直、善良的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人性的仁愛與尊嚴。

　　此次三聯推出的新版，作者孫康宜作了大量修訂。學者王德威撰寫了序言，序言中不僅對臺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歷史做了簡單介紹，而且用很動情的文字稱許了孫康宜筆下的人物以及作者本人的寫作態度：“往事不能如煙：不能忘記的不只有苦難和冤屈，還有仁愛與自尊。”

　　在臺灣白色恐怖下：一個家庭的傷痛記憶

　　白色恐怖是臺灣政治史的一大污點，多年來也是島上的禁忌話題。1980年代末言禁大開，以往的斑斑血淚浮出地表，成為社會共同追記、反思的宿業。孫康宜也在海外默默寫下《走出白色恐怖》，鋪開自己一家人在臺灣白色恐怖下的傷痛記憶。

　　孫康宜的父親孫裕光是天津人，母親陳玉真是高雄人，兩人在日本留學時相識相戀，之后回到祖國完婚，孫裕光曾在北大擔任講師。國共內戰，一家輾轉到臺灣，不想卻是厄運的開始。1950年初，孫裕光因莫須有的罪名下獄，判刑十年，家產盡遭查抄。如他日后所寫道：“大禍忽然降臨我們全家，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夕之間墜入憂傷痛楚的流淚之谷。”這年孫康宜六歲。她所記得的是半夜軍警突然闖入家中，將父親用手銬押走的混亂;是母親走投無路，攜帶三個年幼的子女逃到高雄鄉下避難的驚恐。我們不難想象，這樣的經驗給一個剛懂事的孩子所帶來的惶惑與屈辱。以后十年，孫康宜隨著母親還有兩個弟弟避居臺灣南部，過著寄人籬下、苦中作樂的日子。她的母親堅此百忍，付出一切心力維持家庭。與此同時，父親先被遣送綠島，再移回臺北監獄。探監成為這個家庭最重要的假日節目。 1960年父親刑滿獲釋時，孫康宜已經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了。

　　1990年代中期，此時已移居美國的孫康宜才找出真相：保密局逮捕她的父親孫裕光，是想套出她的大舅陳本江的下落。陳本江是1950年代初期曾經號稱為島上最大的左翼武裝根據地--鹿窟的領袖之一。孫裕光堅持不合作，被判刑十年。在“鹿窟事件”(1952年鹿窟為國民黨軍殲滅)之后，為了顯示國民黨的寬大，陳本江只坐了三年牢就被釋放，但他后半生頹唐失意，英年早逝。白色恐怖為兩人的生命帶來重挫。時隔半個多世紀，孫康宜的這本《走出白色恐怖》留存了這段記憶。

　　訴說傷痕：思考暴力、正義、創傷與救贖

　　緬懷往事，是孫康宜最艱難的挑戰。在臺灣“解嚴”以前，白色恐怖是不能聞問的禁忌，官方刻意抹殺，當事人也多半諱莫如深。對她的父母輩而言，往事不堪回首，就算有話要說，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難。失語的痛苦不只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更是因為當事人內心驅之不去的創傷。孫康宜的父母在1978年隨子女到美國定居，父親孫裕光此時已是虔誠的基督徒，寧愿以寬恕的心面對過去。但作為人子，豈能容父母和他們那個時代所曾經受的苦難就此湮沒?往事不能如煙!孫康宜的這本回憶錄不厚，卻是積蓄了多少年的勇氣才寫出的見證。

　　孫康宜是白色恐怖間接的受害者，她自己也曾深陷失語的痛苦。孫康宜生于北京，在說京片子的環境中長大，即使到了臺灣，也依然隨著父親京腔京調。1950年父親入獄后，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回到高雄鄉下避難，為了適應周圍的環境，她很快就把北京話全忘了，此后一年，她整天只說臺語。一年以后，孫康宜又開始學起 “國語”，但因為老師有本地口音，這次學得的國語是臺灣腔的“臺灣國語”。此時正值國民黨政權推動文化正統性時期，全民說國語是首要目標，相對于此，臺灣話是方言，是粗鄙落后的語音象征。這一口臺灣腔國語成為孫康宜成長過程中傷害的印記，有很長的時間，這使得孫康宜自卑甚至自閉，深陷“語言的牢籠”。這語言的牢籠也正是白色恐怖--或任何顏色的恐怖--的癥結。在威權政治統治下的人是沒有隨心所欲地說話或不說話的自由的。孫康宜的大舅陳本江為了表達革命理想，不惜放棄大好前程。孫康宜的父親因為沒有說出保密局要聽的話，落得十年監禁。他日后在基督信仰里找到與上帝對話的管道，即使如此，他始終不能從人間失語的癥候群里復元。

　　《走出白色恐怖》最值得注目的意義不只是在于挖掘、哀悼那曾經使人失語的原因或痛苦，更是要探問：一旦理解了失語的前因后果，我們的下一步是什么?哪怕暴力帶來的恐怖難以述說，我們也要說出這恐怖的“難以述說性”，以為抗衡。歸根究底，述說歷史不難，述說歷史的“難以述說性”才難，因為那是永遠的心靈挑戰和道義承擔。《走出白色恐怖》提供給了我們又一次思考現代中國暴力與正義、創傷與救贖的例證。

　　真正的走出——從吞恨到感恩

　　孫康宜不愿意只扮演“吞恨者”或為“吞恨者”發言的角色;她更要做感恩者。她的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不只是見證不義，訴說傷痕，更是一本感恩之書。她要強調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強大的救贖力量--家族的，社會的，甚至宗教的。她認為這才是“走出”白色恐怖的關鍵。

　　《走出白色恐怖》在種種有關迫害、離散、監禁或死亡的敘事中的親情表述--尤其是夫妻的恩義之情、家族和手足的呵護之情、人子的孺慕之情--為冰冷的歷史注入一股暖流。孫康宜的父親入獄后，她的母親卻傲然獨立，不畏旁人眼光，教養三個子女，等待丈夫歸來。她在鄉下開洋裁班，掙來辛苦錢養活一家;她不辭舟車勞頓，一次又一次帶著孩子到北部探監。母親一向被稱作美人胚子，但對孫康宜而言，她的美來自她堅毅的性格，她對家、對生活本身的信念。孫康宜的父親在監獄中歷盡痛苦，以致在綠島服刑期間曾經企圖自殺。但在偶然的機緣里，他竟在島上發現一顆臺灣少見的紅豆--相思豆--并且珍而藏之。多少年以后，這顆紅豆轉到孫康宜手里，此中包含著無限的情義傳承，從夫妻到父女。孫裕光最終從宗教里找到寄托，苦難開啟了救贖的契機。一個被屈辱的靈魂在另一個天地里發現信仰與愛的真諦。

　　孫康宜的有情之筆更及于家族以及家族以外的人。孫裕光落難后，全仗妻子方面的家人伸出援手。她的老師同學、教會長老、美國友人，甚至萍水相逢的三輪車夫，他們或是見義勇為，或是出于惻隱之心，及時給予幫助，陡然使孫康宜的世界充滿溫暖。孫康宜的文筆平和、親切，帶出的張光直一家、沈從文夫婦、楊憲益夫婦等場景，也都令人回味，特別是寫到作者的大舅舅陳本江和“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那部分，是對臺灣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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