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顧準

　　局長顧準

　　沈彬

　　第D14版:專欄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06/05/content_630739.htm

　　1952年2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顧準的文章《堅決打退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的猖狂進攻》。文章在嚴厲斥責了上海資本家設置假賬、營業額不入賬、抽調資金，化名行商等偷逃稅的手法之后，把矛頭從資本家個體上升為階級。文章最后要求：“勇敢堅決投入目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堅決打退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工作的猖狂進攻，這是目前全上海店員職工和全市廣大人民的斗爭任務。”

　　文章聲色俱厲、上綱上線。作者居然是顧準。沒錯，就是那個顧準!

　　從文章的背景看，上一年11月，中共中央發動了以反對干部貪污腐化為核心的“三反”運動，當年1月毛主席又指示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五反”運動，而顧準的這篇文章，無疑是那場“五反”運動的集結號聲。

　　戲劇性的是，在文章發表11天之后，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干部大會上，時任上海市第三書記的劉長勝代表上海市委宣布：市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顧準，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紀律，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局局長和稅務局局長等職，建議有關方面一并撤除。

　　至此，顧準的局長生涯結束，開始了在思想上的獨立探索。也正是顧準局長消失之后，顧準才逐步變為那個為人所熟悉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代表。如果認定學者顧準作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作為反思激進革命的先行者，就進而反推出1950年代初的顧準局長，是多么具有市場經濟、保護私有產權、依法行政的理念，那是自欺欺人。

　　“局長顧準”與“學者顧準”本不是一個歷史人物，他們之間是相互反對的。學者顧準已經用自己的那本《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向極“左”的“局長顧準”告別，后來者沒必要再堅持局長顧準與學者顧準之間的“統一”，為賢者諱。

　　當年，這位30歲出頭、掌握了上海經濟運脈的紅色官員，在作為“顧準局長”的近三年時間里究竟做了什么?不妨先看一下財經作家吳曉波為他列出的成績單：

　　第一是重建征稅制度。顧準實施“輕稅重罰”;允許私營企業按當時人民幣物價重估全部財產價值，受到實業界和會計界的歡迎。

　　第二，在中財委的統一指導下，重構了上海的產供銷體系。

　　第三，顧準用地價稅趕走了外資公司。“我們利用1945年以后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征稅……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愿把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和平飯店、錦江飯店等房產的外國主人就是這樣被趕出中國的。

　　關于顧局長以運輸、棉花等原材料供應為抓手，實現了公營經濟對私營工商業的“領導地位”，以致此后私營工商業不得不就范;以及顧局長用地價稅逼走外資的事，這里不展開討論，下面主要談顧準局長的稅政。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稅收成為工作重點。當時中央領導在第一屆全國稅務會議上強調“完成稅收任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否則就是丟毛主席的臉，要求各地黨政部門全力以赴。中央財委指示上海在1950年3月份內“通過公債稅收各三千億來征集一大筆現金資金，以平衡財政，穩定幣值”。當時，上海剛剛解放，特別是剛剛經歷了“二六”大轟炸，工商業凋敝，納稅困難。

　　顧準局長首先是擴大了征稅范圍，宣布凡有營業就必須納營業稅，廢除營業稅的起征點，并實施“區級稅務專管制度”，把征稅觸角直接下達了基層里弄，使小商小販也難逃納稅。其次是擴大了營業額的計算范圍，凡是財產孳息收入，都納入稅基;稅率提高了30%~100%，每日滯納罰金提高到3%。做個對比，中國現行的滯納金比例僅為每日萬分之五，即使考慮到當時畸高的通貨膨脹率，3%的日滯納金比例依然是可怕的，遲交一個月稅款就要翻倍。如果結合顧局長的“從嚴解釋稅法”以及“特約查賬員”制度，將公債征募和逃稅處罰結合進行，尤其對逃稅課以重罰，甚至報賬不實就罰款，有的在稅則中原未明確規定要繳稅的，忽然查賬時說要繳了，以致滯納金不勝負擔，甚至導致商家破產。

　　用顧局長自己的話說是“這種逃稅處罰和公債征募同時進行，即使確有稅法根據，也可以把逃稅戶弄得破產”。這引發了工商業的強力反彈，紛紛通過工商聯、協商會議等提出抗議，甚至還給顧準寫匿名恐嚇信。上海棉紗公會副主席劉靖基說，稅務調查員態度錯誤，以為工商界個個“作奸犯法”，他們是來捉賊捉盜的，造成了政府與人民的對立。一般民眾認為稅務局目前的措施，只有八個字：“于情不合，于法無據”。

　　底下就涉及對顧準局長政策的評價了。頗有一些作者通過對其政策內容的“剪貼”，給人以顧準是一以貫之的自由派，因為“右”而落馬的印象：顧準抵制了“民主評議”制，主張依賬征稅;他雇傭會計師作為稅務局的“特殊查賬員”，被認為是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交權;他根據通貨膨脹的現實情況，重估企業的賬面資本，導致企業適用較輕的所得稅率。

　　這三項政策的核心還是顧局長杯葛了當時中央提倡的“天津模式”——民主評議制，即由政府規定稅款總額，而由商人自己民主討論，按其資金、營業贏利狀況評定等級，按級計分，分攤稅款。商人間互相了解，通過民主評議的形式，商人就很難隱瞞收入。

　　但作為會計專家的顧準局長，有著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主張“自報實交，輕稅重罰”。他聘用了立信會計事務所的二十位會計師作為“特約查賬員”，對納稅大戶實行自報實交，輕稅重罰，還結合了專戶專管、店員協稅、高滯納金等手段，威力強大，效果顯著。據1950年底的一項統計：當時的上海稅收總額，已占全國的22%。顧準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黃炎培介紹“專管”時，用了“在大房子里找針”的比喻，黃炎培直呼“太厲害”了。

　　如果認為這種手段，相對“民主評議”更接近依法征稅的法治精神，那只是一種錯覺。顧準之所以反對“民主評議”，是因為這種稅收方法“絕不使稅收成為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限制反限制的斗爭的武器”;而且由于“民主評議”以工商聯為主，“這種民主評議，既使資產階級在應交稅額上得到照顧，又使它們的階級組織——工商聯和各業同業公會操持稅收大權”;“應用民主評議方法時，征稅權實際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必定會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稅”，“我的確抵制了稅收工作中民主評議的右傾投降主義，我認為我抵制得對，絕對沒有錯誤”。顧準局長反對“民主評議”征稅，只是覺得那是“右傾”。

　　至于重估企業的賬面資本，是由于當時數年的通貨膨脹，工廠原始投入的賬面價值，相對于后期營業收入比例畸低，要適用高階的累進稅率;重估之后可適用較低的稅率，這被認為“開了合法逃稅的門路”。1969年，顧準自述稱，“我對此沒有作過什么申辯……如果不允許私營企業重估資本，累進稅率的所得稅客觀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現在還認為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項政策性的措施，它不過是改進經濟計算的必要技術措施，也沒有開辟什么合法逃稅的門路。”說白了，那只是作為會計專家的顧準局長，進行了一個必要的會計政策調整。

　　這些對顧準局長的誤讀，在傳播過程中以訛傳訛，模糊了顧準局長的真面目。比如易中天先生在《走進顧準》中，將顧準局長做的這個會計調整，與他諷刺挖苦“反右斗爭”并列，作為他的一項歷史功績，這就不知從何說起了。

　　顧準局長落馬，不是因為“右”了，而是因為“左”了。在顧準被撤職后第三天，1952年3月3日，當時在上海負責指導“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給中央的一份簡報中說：“上海少數同志(如顧準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在顧準被撤職后一個星期，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在市政協的報告中，也提到顧準被撤職是因他在執行政策時“過左”。顧曾經的上級竺可楨，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記中，對顧準的介紹是“解放時曾任上海財政部部長，計委副主任，稅務司司長。在1952年的三反時期走左傾路線，主張以沒收方法來消滅資本主義，被批評撤職……”(詳見蔣賢斌先生的《顧準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的原因分析》)

　　與顧準后半生聯系緊密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曾說：“他被打成‘大老虎’之前，他的思想一直是很左的。”

　　歷史的吊詭在于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公認的精神偶像，在一場被公認“過左”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落馬，居然是因為他“左”了。其實，由極“左”而反思，這是那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學者顧準已然否定了局長顧準，后人就不必堅持顧準局長就是那個拆下肋骨做火把的傳道人了。■

　　(作者系《東方早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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