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面剖析歷史 理性認識歷史--訪馬戎教授

　　深層面剖析歷史 理性地認識歷史

　　——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馬戎教授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本刊記者 李艷玲

　　歷史是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智慧寶庫。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的：“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chuàng)造明天的向導。”以史為鑒，可以幫助人們察往知來，創(chuàng)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如何認識歷史、如何看待一些歷史事件等問題上，總是會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聲音。最近，就相關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馬戎教授。

　　一、各國發(fā)展過程中都會出現(xiàn)有爭議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要“歷史地看待歷史”

　　記者：馬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刊的采訪。中華民族歷來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tǒng)。世界在發(fā)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在發(fā)展。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確，歷史都是當代人對過去的把握與理解，反映的是當代人的認知。可能也正因為這樣，在如何認識歷史、如何看待一些歷史事件等問題上，容易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觀點。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歷史?

　　馬戎教授：對于歷史，我們只有進行深層次剖析，才能得出理性的認識。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上，特別是在這個國家的社會發(fā)展進程出現(xiàn)重大歷史轉型的年代，通常會發(fā)生一些影響政治局勢發(fā)展、在當時即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由一個或幾個重要的歷史人物為主角。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在其中扮演了決策性角色的歷史人物，可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批評。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社會政策的出臺，都與當時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密切相關，所以事件的發(fā)展可能比較符合某些人群的期望，也必然會遭至另一部分人群的反對。在事件發(fā)生之后，掌權的一派必然試圖壟斷對該事件的解釋權，而其他派別的聲音則會暫時沉寂下來。但只要出現(xiàn)適當?shù)恼慰臻g，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評價的爭議就會再次出現(xiàn)在國家政治生活的舞臺上。

　　在后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中，人們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社會場景和自己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作為標準，肯定或否定在歷史上發(fā)揮過重大作用的歷史人物。這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背景，人們?nèi)菀滓越裉斓恼卫砟詈蜕鐣\行規(guī)則去評價多年以前的歷史人物和他們的作為;二是容易犯“事后諸葛亮”的毛病。

　　有些歷史人物的功過如何評價?有些歷史事件應如何定論?不同觀點之間的分歧有時會特別懸殊，有的還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為了避免對有關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爭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有關部門有時會采取回避討論這些“敏感議題”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可以在一個時期內(nèi)暫時控制住事態(tài)，卻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擱置”起來，把矛盾暫時掩蓋起來。但是，有些問題遲早是需要公開討論的。為了使這些問題的公開討論得出一個積極的后果，必須進行慎重的思考和必要的思想準備。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準備，就是需要在公開討論這些敏感問題之前，引導民眾和精英分子去“歷史地看待歷史”。

　　記者：什么叫做“歷史地看待歷史”?

　　馬戎教授：首先，要提醒人們把自己的個人感情因素暫時擱置一邊，努力運用理性思維來判斷歷史的走向和歷史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分析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更多地強調科學分析，多從“學術”的角度冷靜思考歷史上發(fā)生的人物和事件，而不能只是感情宣泄式的“聲討”，因為那樣只會激化矛盾，完全無助于爭議的解決。對于那些本人或親友在這些歷史事件中受到嚴重傷害的個人，要做到這一點自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的大局出發(f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就能夠用理性戰(zhàn)勝感情并說服自己。

　　第二，要客觀地理解歷史人物的歷史局限性，而不能簡單地以今天的觀念和知識結構來要求前人。比如，毛澤東出身農(nóng)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很難要求他對市場經(jīng)濟有深入的了解。

　　第三，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要做冷靜、客觀、多方面的分析，要從“事后”社會發(fā)展的客觀效果來分析當時的歷史事件和處理方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在這里也是適用的。任何歷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正因為他們是人，他們必然會受到自身成長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和束縛，正因為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就不可能總是非常理性地認識和處理一切問題。是人就會犯錯誤。錯誤有大有小，有關鍵性錯誤，有無關緊要的錯誤。必須客觀、辯證地分析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第四，對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對他們進行評價和討論時，最重要的是從評價和討論中吸取經(jīng)驗與教訓，以警示后人，把這些經(jīng)驗與教訓轉變?yōu)槲覀兊闹R寶庫。我不主張那種在討論歷史人物時所持的進行“清算”的報復心理。對歷史進行了客觀的評價，這頁歷史就翻過去了。如果總是耿耿于懷，總想使相關責任人“污名化”、“焚尸揚灰”，并想使與他們有關聯(lián)的人(如后代)受到嚴厲的“懲罰”，以滿足自己“泄憤”的需求，那么很可能會造成新的不公正，并會種下新的仇恨。這對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記者：“歷史地看待歷史”可以說是正確地認識歷史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和方法。那么，如何引導人們“歷史地看待歷史”?

　　馬戎教授：為了使民眾能夠真正做到“歷史地看待歷史”，理性的學者們需要做許多積極的引導工作。首先要介紹對歷史的科學研究方法，然后可以先從那些不太敏感的、在時間上距離我們比較遙遠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著手，逐步引導人的討論與思維。當社會上已經(jīng)有比較多的人們開始接受了客觀、理性的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分析和評價之后，也就是當社會的理性思維風氣占據(jù)了主流之后，再轉向對近代敏感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討論，這樣就有可能使人們從原來持有的比較激進、感性化和簡單的思維與評價定式中“解套”。

　　這樣的“解套”工作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能力和條件引導民眾用客觀、歷史的思維來開展討論，做不到“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對一些事件或人物不能做全面的分析，而只是從一時一事出發(fā)，根據(jù)簡單的判斷來得出結論，那么，這樣的討論就很容易引發(fā)民眾內(nèi)部的激烈對立，甚至會引起部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激烈對立，這樣的討論必然難以取得積極的效果。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引導人們“歷史地看待歷史”，關鍵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平和、冷靜的社會氛圍和民眾心態(tài)來討論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培養(yǎng)社會精英和廣大民眾的“歷史的眼光”，也就是相對超脫和客觀的態(tài)度。

　　馬戎教授：是的。這樣的討論應當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是堅持學術化，要努力用科學和客觀的態(tài)度、用系統(tǒng)和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由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行動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的社會場景中發(fā)生的，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局限，打上了當時歷史的痕跡，只有用學術性的研究態(tài)度，才能做到比較客觀和冷靜。

　　第二是必須理性化，也就是要超脫個人感情和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評價時，必須開展系統(tǒng)性的理性分析，對其功過的輕重要仔細衡量，不能僅僅抓住若干事實和個別結果就去對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做整體和簡單的判斷。

　　第三是要有一個“向前看”的積極態(tài)度，而不是試圖“秋后算賬”、著重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負責人進行“責任審判”。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也許有一些是給人們留下傷痛的、非常不幸的事件，后人可以以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來討論和處理：一種是刨根刨底，要求所有人都跟隨著一起去認定那些歷史事件的所有細節(jié)，要求確定每個環(huán)節(jié)的具體“責任人”，并堅持對其進行道德審判。這樣，對歷史事件“真相”和人物具體作用的認定，本身必然是一個漫長和充滿爭議的過程，這樣的爭議對于社會和諧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另一種是“向前看”，從系統(tǒng)互動演變的角度和宏觀層面相對粗略地分析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堅持“宜粗不宜細”，評價的目的是從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尋找經(jīng)驗與教訓，以便后人在未來的道路上走得更好。顯然，第二種態(tài)度對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更有意義。

　　二、開展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使未來的路走得更好，要注意維護民眾心目中的英雄

　　記者：近年來，在對一些歷史事件和一些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時，總是能夠聽到與我們以往形成的認識不同的聲音。有的是美化以往人們印象中的負面人物的形象，有的是對人們心目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加以非難、貶低。您怎么看待這一現(xiàn)象?

　　馬戎教授：在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必須考慮這樣的評價和討論對本國社會未來發(fā)展、社會整合可能帶來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才是一個真正對歷史、對現(xiàn)在和未來負責任的態(tài)度。有些重要的歷史人物，一生中曾經(jīng)做過許多事情，有功也有過，但是他們已經(jīng)成為社會發(fā)展或一個時代的某種象征。如果專注于“挖掘”這些人物的“污點”，這樣的討論和審判也許對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都是有害的。

　　在這方面，梁啟超先生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學習。梁啟超先生曾經(jīng)激烈反對李鴻章，指責他“誤國賣國”。但是，在李去世后，梁先生親自為其寫傳，有褒有貶，力求公允，對李鴻章所做諸事時的歷史處境表現(xiàn)出充分的諒解。他在《李鴻章傳》序中這樣寫道：“合肥(即李鴻章)之負謗于中國甚矣。著者(即梁先生)與彼，于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并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故書中多為解免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是梁啟超先生留給我們?nèi)绾卧u價歷史人物的警誡。當斯人已逝，不可能再影響社會政局，我們就應多存仁厚之心，從歷史長河中的一瞬來理解其一生作為。

　　對本國重要歷史人物功過的評價，如果客觀、理性，會幫助我們從中獲得經(jīng)驗和教訓，使整個社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如果粗糙、莽撞，并任由激蕩的感情去引領，那么也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引入分裂。引導人們對歷史事件進行評價時，不僅需要對過去的歷史負責，也要對未來的社會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不能留給后代一個撕裂破碎、人人有心理創(chuàng)傷的生存環(huán)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英雄”。譬如美國人心目中的喬治·華盛頓總統(tǒng)、林肯總統(tǒng)、馬丁·路德·金博士，英國人心目中的威靈頓勛爵和丘吉爾首相，法國人心目中的戴高樂將軍，德國人心目中的俾斯麥，俄國人心目中的彼得大帝，印度人心目中的甘地，古巴人心目中的何塞·馬蒂。盡管這些人生前也曾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使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獲得解放或者得到榮譽，他們使民眾對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和驕傲。為此，民眾愿意忽視或原諒這些人物身上的瑕疵。

　　與廣大民眾相比，理性的知識分子的目光是挑剔的，而且也應當是挑剔的。他們會仔細地對歷史人物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而且為了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通常對歷史人物所犯的過錯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無情的批判，這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總結經(jīng)驗教訓并在未來更加健康的發(fā)展，是必須的。但是，知識分子和精英群體也必須考慮到廣大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心理需求，不要在這樣的批判中簡單地、輕易地毀掉民眾心中的英雄和偶像。當一些領袖人物已經(jīng)在歷史進程中成為一個國家的象征之后，他們已經(jīng)成為民族與國家的“歷史符號”，對這些領袖人物的否定性批判，會使整個國家的民眾對過去感到迷茫，并對未來失去信心。這對于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未必是件好事。

　　記者：當年蘇聯(lián)曾對斯大林進行簡單的否定和批判，后來擴大到批判與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包括列寧本人和其他蘇共主要領導人，最終發(fā)展到全盤否定蘇聯(lián)歷史。這種批判嚴重毀壞了蘇聯(lián)領袖的形象，搞亂了蘇聯(lián)人的思想意識，從而引發(fā)一系列思想意識和社會問題，形成了信仰危機。當時，不止是斯大林的個人形象被嚴重扭曲，他所領導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的形象都被嚴重損毀，使蘇聯(lián)人民對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斷下降。這是不是蘇共垮臺、蘇聯(lián)解體的重要思想因素?

　　馬戎教授：蘇聯(lián)簡單批判和否定列寧、斯大林等的教訓極其深刻。無論從價值判斷的原則還是從造成的社會后果來說，斯大林無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

　　但是，人們不應忘記，列寧和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領袖和蘇聯(lián)的奠基人。在他們的領導下，沙皇專制制度被推翻了，地主貴族武裝和外國干涉軍被打敗了。斯大林采用集權的方法在很短的時期內(nèi)完成了蘇聯(lián)的工業(yè)化，在西歐和美國經(jīng)濟大蕭條的30年代使蘇聯(lián)保持了快速的經(jīng)濟增長，在短短20年間把沙俄時代一個以農(nóng)奴制為基礎的農(nóng)業(yè)國轉變成一個工業(yè)化強國，建成了堅實的重工業(yè)和軍工業(yè)基礎。憑靠這樣的基礎打敗了在歐洲大陸所向披靡的德國法西斯，保衛(wèi)了祖國，并使蘇聯(lián)各族人民在生活水平、教育、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障等方面享有較高的水平，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尊重。當時，列寧和斯大林在蘇聯(lián)人民心目中已經(jīng)成為全民族的英雄和蘇聯(lián)國家的勝利象征，他們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也享有崇高威望。

　　赫魯曉夫在50年代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生前犯過的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秘密報告”簡單、徹底地否定了斯大林，使許多國家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民眾中失去信譽，同時使蘇聯(lián)廣大干部群眾對整個蘇聯(lián)的歷史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產(chǎn)生質疑，“產(chǎn)生出這樣一個魔鬼領袖并長期掩蓋真相的政黨，還有權利繼續(xù)執(zhí)政嗎?”這樣的質疑，使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蘇聯(lián)政府在蘇聯(lián)民眾中的威信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80年代，戈爾巴喬夫為了推動他的“改革新思維”，選擇從蘇聯(lián)歷史的重新評價上入手，提出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歷史上的“痛苦”和“災難”情況時，“應該表現(xiàn)充分的明確性和徹底性”。在這種思路下開展的對歷史的重新評價，導致各種非理性思潮的泛濫。俄羅斯學者利西奇金在回顧那段時期時感嘆到：“當你瀏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zhàn)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不難想象，這種把國家奠基人和長時期引為榮耀的國家歷史抹黑成為“魔鬼”和“地獄年代”的做法，將使國民的心理和自信遭受多么大的沖擊。

　　于是，在許多普通民眾的心目中，斯大林的形象從偉大領袖變成了“專制惡魔”，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也成為在這些歷史事件中扮演了“惡魔”的黨派和幫兇。這一巨大的思想沖擊導致幾百萬蘇共黨員退黨，在葉利欽宣布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為“非法組織”后，全蘇聯(lián)幾乎沒有什么共產(chǎn)黨員站出來保衛(wèi)這個黨。可以說，蘇聯(lián)社會就是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爭論和裁判中分裂的，這是蘇聯(lián)解體的一個大的政治氛圍。

　　記者：蘇聯(lián)解體后不久，俄羅斯學界與政界在分析蘇聯(lián)解體原因時，就開始了反思，反思當年對斯大林等領袖的批判。在反思的過程中，當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歷史事實逐步澄清。進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羅斯學界和民眾中還出現(xiàn)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社會思潮。這些現(xiàn)象是不是可以說明俄羅斯人也深刻認識到了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

　　馬戎教授：在蘇聯(lián)解體后的這些年里，俄羅斯的政治家和學者們一直在對當年否定斯大林的“歷史批判”進行反思。否定斯大林，解散共產(chǎn)黨并建立“民主政權”并沒有像人們曾經(jīng)期待的那樣使俄國變成一個繁榮興盛的國家，帶來的卻是政治的衰敗、經(jīng)濟的萎縮和社會的混亂，包括那些當年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們都為俄國的衰落痛心疾首。于是，人們不約而同地開始對斯大林和列寧重新進行評價。俄羅斯作家季諾維也夫曾是一位在青年時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殺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他在90年代完成的小說《誘惑》中，卻描寫了一個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組通過激烈辯論宣判斯大林無罪的故事，并稱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作家索爾仁尼琴在1996年發(fā)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寫到斯大林逝世時說：“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么樣的偉大人物”。2000年，俄羅斯進行了一項推舉“世紀風云人物”的民意調查，列寧贏得大比率的支持，被認為是俄羅斯20世紀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則排在列寧之后列第2位。

　　在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里，很多俄國人先是對列寧和斯大林持激烈的批判態(tài)度，然后又對他們給予高度肯定。同一群人、面對的是同一個歷史人物，為什么他們的態(tài)度和觀點前后出現(xiàn)這么大的反復?這些問題難道不應當引起深思嗎?

　　三、警惕境外勢力介入和利用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討論

　　記者：近些年來，在如何對待歷史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不時出現(xiàn)否定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論調，其中一些觀點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論調的背后，西方一些國家或一些組織的身影總是若隱若現(xiàn)。您怎么看待這一現(xiàn)象?

　　馬戎教授：在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戰(zhàn)略對手”，都存在希望這個國家走向分裂或被內(nèi)亂削弱的外部勢力，這些外部勢力也許是某個鄰國，也許是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國。這些外部勢力也會努力在自己的“戰(zhàn)略對手”內(nèi)部積極尋找和培育能夠分裂和削弱這個國家的力量。所以，當我們思考何時以及如何對本國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討論時，絕對不可忽視外部勢力的介入和推波助瀾。不要在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之前，盲目地被內(nèi)部要求和外部壓力推動著去倉促地進行討論，從而落進敵人預設的陷阱。

　　在進行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時，如果各方面缺乏必要的準備，對討論中將要觸及的核心問題，沒有能夠在深入充分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一套在基本價值和感情上都具有說服力的解釋話語和分析邏輯，那么就可能無法掌握討論大方向的主動權。境外勢力對這一討論進程的影響程度，也許會超出我們事先的預料。

　　俄羅斯學者利西奇金曾經(jīng)分析過西方國家在鼓勵蘇聯(lián)社會“重新評價歷史”時所發(fā)揮的作用，他特別指出：“在心理戰(zhàn)中用歷史做武器需要采用一系列具體方法。其中包括頌揚法和妖魔化法，將某些歷史人物奉為神明或貶為惡魔，將某些歷史時期捧上天或踩下地。一個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是重寫歷史”。在對蘇聯(lián)歷史重新評價的過程中，贊揚白軍將領鄧尼金的文章發(fā)表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被描繪成有著高尚品德和仁愛之心的君主，對他全家的處決被藝術地處理為映射蘇維埃政權的殘暴，而列寧則被描繪為“邪惡帝國的精神化身”，“十月革命是少數(shù)暴徒發(fā)動的政變，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在西方國家的鼓勵下，一些人“努力用他們的靴底去踐踏人民記憶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連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日也不放過”。而當格魯吉亞的民族分裂分子公開打出“獨立的格魯吉亞萬歲”和“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魯吉亞人清掃出去”的種族清洗口號時，“西方的‘民主中心’人數(shù)眾多的密使走馬燈似的來到第比利斯”。正是這些西方的“民主支持者”的推波助瀾，使民族分裂的勢頭不可逆轉，并在此后烏克蘭等國的“顏色革命”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從這些年我們對西方有關中國研究的出版物的了解來看，西方國家對于中國歷史的“再評價”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準備。這些準備工作的內(nèi)容，可能是以“學術研究”面貌出現(xiàn)的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口述史研究”，也可能是一些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詮釋，如認為清朝不是中國皇朝而是異族政權的“新清史研究”，還可能是精心編排的對中國政府相關文件材料的“再解說”，也許還會請參與一些事件的當事人出面來“澄清歷史”。總而言之，他們會通過各種方式來進行符合他們政治目的的對“中國歷史事件的再構建”，以此推動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再思考”。

　　這些準備工作，有的是政府機構推動的文化交流項目，有的是由學術團體(如大學)出面組織的合作研究課題，有的是由“非政府組織”主導開展的“維護人權項目”。這些活動通常能夠吸引國內(nèi)各界人士和學者參與，有的參與者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有的參與者是意識形態(tài)色彩并不強的學者。許多學者主觀上也許沒有通過這些活動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直接動機，但重要的是，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已經(jīng)在西方媒體和學術出版物中被“定位”和做出“結論”了，相關的“事實”也即將被組合在一起來證明這些“結論”。這些準備工作，看起來在形式上似乎松散無序，但它們在本質上各有各的功能，配合得十分到位。

　　如果我們仔細回顧當年戈爾巴喬夫在“改革新思維”指導下推動對蘇聯(lián)歷史“再思考”時，西方勢力曾經(jīng)以什么形式和方法來“推波助瀾”，對中國將是極有借鑒意義的。我們今天考慮應當如何評價某些我國的重要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時，對蘇聯(lián)曾經(jīng)走過的道路必須仔細回顧并引以為戒。

　　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二》中寫道：“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我想，這是我們今天讀中國革命史、評價中國歷史人物時必須牢記在心的。

　　記者：可以說，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舉措從來沒有停止過，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歷史問題更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馬戎教授：需要從有偏見、非理性的傳統(tǒng)思維定式中解脫出來的，并不只是中國人。為了世界的和諧，西方國家也十分需要“解套”，他們受“反對共產(chǎn)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禁錮的影響太深了。 美國20世紀50年代出現(xiàn)“麥卡錫時代”并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而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礎的。“冷戰(zhàn)”思維、對“共產(chǎn)主義國家”進行“圣戰(zhàn)”的意識，在不少美國國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能“不戰(zhàn)而勝”當然最好，否則，美國人是愿意為了“自由世界”在全球的勝利付出代價的。

　　只有從“冷戰(zhàn)”思維和對“共產(chǎn)主義國家”的絕對負面的思維定式中“解套”，美國人才有可能真正客觀地認識中國，才有可能接受“和而不同”的共處理念，放棄在中國等國家推動“顏色革命”之類的企圖，放棄“解放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追求。也只有在接受了“和而不同”的共處理念之后，美國人才不會陷入伊拉克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這樣的泥淖，才有可能與其他的文明和平相處。

　　記者：再次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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