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國共兩黨已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力抵抗外辱之時，1939年3月30日，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山東省博山縣太河村制造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反共事件，無辜殺害和抓捕八路軍
指戰員200余人，鮑輝等多名八路軍山東縱隊高級干部遇難。慘案引起毛澤東的無比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報記者的談話中，痛斥慘案制造者。
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抗戰和反共，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這次會議標志著國民黨自抗戰以來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轉變，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國民黨開始執行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
1939年2月5日，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反共頑固分子沈鴻烈在蒙陰縣魯山村召集了全省軍政聯席會議，拋出了他醞釀已久的“統一劃分防區、統一行政事權、統一糧秣征收”的所謂“三統”方案，其陰謀不僅妄圖取消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在經濟上卡脖子，困死餓死八路軍，而且妄圖借日寇之手，消滅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不久，沈鴻烈又瘋狂地叫囂“寧匪化，勿赤化”、“寧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透頂的口號。在其蠱惑下，山東各路國民黨頑固派即紛紛出動，對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啟榮部為烈。
秦啟榮是山東鄒縣人，于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軍統特務，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第5縱隊司令、軍統山東頭目。秦啟榮反共由來已久。早在1938 年春，他即率部在萊蕪一帶襲擊八路軍山東第4支隊北上部隊，還指使其委派的國民黨萊蕪縣縣長譚遠村等人，驅逐我第4支隊后方機關，無理扣押該支隊經理部主任馬馥塘。八路軍山東第4支隊與之數度談判，交涉未果，遂派兵襲擊了萊蕪縣城，俘獲譚遠村及其保安大隊長景肇苓等數百人。秦啟榮又調集千余兵力圍攻八路軍，雙方在萊蕪鹿鳴山一帶發生激戰，互有傷亡。后來，秦啟榮又在萊蕪組織所謂的“全縣武裝大游行”，大肆炫耀武力，瘋狂叫囂反共。
王尚志是山東省昌邑市南逄鄉大營村人。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九一八事變后，參加了東北抗日義勇軍，并任參謀長。1935年，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魯冀邊區游擊隊副司令。同年冬又到臨淄一帶組建魯冀邊區第二游擊區，并自任司令。1938年12月，日軍再度進攻山東昌邑，他不戰而逃，將隊伍拉到山東安丘、博山一帶，不久又編入秦啟榮的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第5縱隊，任該部第5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雖然畏日寇如虎，但在反共上同秦啟榮是一丘之貉，多次屠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
1939年3月底，急切為反共“建功立業”的秦啟榮和王尚志，終于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山東省博山縣太河村位居膠東半島淄河上游東岸，四周群山連綿，獨特的自然地理地形，使得這里成為抗日戰爭時期膠東、清河與魯中三大根據地的交通樞紐，實乃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爆發后，特別是1938年夏季始，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和第4支隊經常在此附近活動。秦啟榮亦對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強行進駐太河村。馮毅之領導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4支隊新一營為了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大局，避免國共兩軍內部沖突，讓日本侵略軍坐收漁利，遂主動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在魯北清河地區堅持敵后武裝斗爭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為了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等62名優秀指戰員，在營長呂乙亭率兩個連的八路軍護送下，前去魯南山東軍政干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博山縣太河村是途中必經之地。
為避免我軍途經太河時與王尚志部引發沖突，鮑輝在我軍還未到太河之前，就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聯系，說明意圖，王尚志表示可以通過。哪里想到，王尚志將此報與秦啟榮知曉后，兩人竟暗地設下毒計。
3月30日凌晨，我軍270余人自井筒村列一路縱隊出發，4連做先鋒，7連做后衛，中間為受訓干部。隊伍到達離太河村8里遠的同古村時，從太河方向來了四五個騎馬的人，便衣短槍，徑直攔住去路，自稱是王尚志的聯絡人員，要我軍停止前進，等待答復。大約兩個小時后，他們又來傳達上司命令，要我軍沿著太河村西圍墻通過。
太河村南北狹長，周圍有一丈多高的石圍墻。圍墻與淄河之間，是一條三四米寬的通道。我軍在中午時分來到村西北角，順著狹窄通道往南走，就聽到圍墻上有人在不懷好意地嚎叫：“老鄉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營長呂乙亭果斷命令部隊“肩槍”，高唱起“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抗日歌曲繼續前進。當大部分人員走近太河村西門外的圍墻時，一架架機關槍突然從圍墻上露了出來。占有絕對優勢的敵人，用猛烈的火力將我軍壓制在毫無遮蔽物的狹窄河灘上，帶領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呂乙亭營長當場中彈犧牲。
在這危急時刻，鮑輝、潘建軍仍然采取克制態度，命令“不要還槍”，并且向圍墻上敵人高喊“槍口不要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正義的呼聲沒有喚醒敵人已經泯滅的良心，隨后太河村西門大開，村內敵人與南山、北山、西山的敵人從四面向我軍包抄過來。4連長許子敬與受訓干部孫曉東等果斷向東南方向沖擊，打開一個缺口，率領38人突出重圍，其中包括5位受訓人員。沒有進入西圍墻下的后衛部隊20多人，也從河灘上向北突出虎口。除60余人脫險外，210名干部戰士落入敵人的魔掌。鮑輝、潘建軍、鄧甫晨、張林、陳大學、趙華川、徐效禮、張琴書等八路軍的優秀干部英勇不屈，誓死不降，被殘酷殺害，其余戰士或被遣散，或被殺害，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慘案引起毛澤東的極大憤慨
太河慘案的制造者逆歷史潮流而動，激起抗日軍民的群起聲討。山東省淄川、益都等地愛國人士72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嚴肅處理;博山縣推舉王壽卿、李東魯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請愿;蒙陰、沂水等縣的許多工、農、青、婦抗日組織以及各界愛國人士，發動召開太河慘案遇難烈士追悼會;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部指揮張經武、政委黎玉通電全國各政黨、團體和同胞，公布慘案真相，并且致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和蔣介石，提出嚴正抗議，并提出三點要求：一、制裁秦、王，并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撫恤死難烈士家屬;三、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倒退。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也刊發太河慘案專版，強烈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然而，國民黨方面卻對強烈的社會反響置之不理。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不僅對制造慘案的兇手不予追查，而且還張貼標語慶祝所謂“太河戰斗大捷”。沈鴻烈還假惺惺地對請愿群眾說：“沈某一向主張團結抗日，團結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并佯裝派員調查。但請愿群眾剛走，沈卻對其屬下講：“中國的問題不在于日寇侵略，而在于共產黨。日寇是癬疥小疾，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他充分暴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臉。
1939年4月上旬，忍無可忍的八路軍遵照中共中央“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堅決進行反擊，堅決消滅之”的指示精神，組織兵力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4月4日，八路軍馮毅之部首先在馬鹿一帶與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軍山東縱隊第1、3、4支隊分別自南、北、東三面發起攻擊，激戰一周，殲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殘部南逃，到臨朐鹿皋一帶躲藏。八路軍隨后收復了太河、峨莊、下冊一帶。
張經武、王建安等山東縱隊首長和楊國夫、廖容標等所率部隊在太河村勝利會師后，全體指戰員和當地群眾在淄河灘上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憤怒聲討秦啟榮、王尚志有預謀、有計劃地伏擊我受訓干部和護送部隊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軀烈士，誓為他們報仇雪恥。
秦啟榮等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極大憤慨。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痛斥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分子秦啟榮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并提出我軍對反共頑固派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中，再次以山東秦啟榮制造太河慘案等事例，號召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團結一切抗戰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太河慘案的罪魁禍首最后都沒有好下場。沈鴻烈積極反共的結果是在山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蔣介石見他在山東實在難以支撐下去了，于1941年秋調任其為農業部長，沈鴻烈灰溜溜地結束了主魯生涯;1943年秋天，八路軍攻打安丘縣敵據點，惡貫滿盈的秦啟榮被八路軍復仇的子彈當場擊斃;雙手沾滿八路軍指戰員鮮血的劊子手王尚志，為逃避八路軍的打擊投降了日寇，成了徹頭徹尾的漢奸，1947年病死，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烈士們的錚錚鐵骨受到后人敬仰
新中國成立后，金雞山水庫開始在太河慘案發生地修建，太河村正處于水庫區內，居民全部遷走，歷史上的太河村已經不復存在。只有連綿的群山和水庫中化作一座小島的高地，屹立于煙波浩淼的水面之上，見證著那一段悲壯的歷史。
黨和人民沒有忘記為國捐軀的革命先烈。1960年初，為紀念太河慘案烈士，開工不久的金雞山水庫更名為太河水庫;1984年6月28日，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慘案紀念地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政府設立石質標記;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太河水庫附近建起一座 “太河慘案死難烈士紀念碑”，碑高13.58米，通體用白色花崗巖砌成，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
在太河慘案中犧牲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是湖北省麻城縣鮑家灣人。 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參加紅四方面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紅四方面軍歷任排長、指導員、教導員、特派員、師醫院政委、獨立團政委等職，參加了長征。1937年進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4月畢業后由延安來到八路軍山東縱隊，同楊國夫籌建第4支隊教導隊，任政治協理員。1938年7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
在太河慘案中犧牲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另一位高級指揮員潘建軍，1904年生，山東省長山縣三區和家莊人。15歲到馮玉祥部警衛團當兵，任少校團副。后因馮被蔣排擠，他也解甲歸田。九一八事變后，曾赴天津，投吉鴻昌，因吉被害，只好再次重返故里。1932年冬，被聘為長山縣民訓團教練，一年后回家。1937年12月，日軍侵占長山、周村后，地方士紳以維持地方秩序為名，組織百余人的維持會武裝，聘他為中隊長。1938年2月，他帶領部隊參加了抗日隊伍，被編入山東人民救國軍第5軍第1支隊第29中隊，任中隊長，后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特務團副團長、團長，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3月，黨組織決定送他到延安抗大學習深造，不幸途中遇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太河慘案中那些犧牲的烈士們和他們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永遠值得后人敬仰和祭奠。(《福建黨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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