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路徑

　　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基本路徑探析

　　——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

　　作者：王海軍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2期

　　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前提，又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途徑。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社會條件

　　首先，是適應當時黨內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實需要。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在它成立90年來的各個歷史時期都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共到達陜北以前，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一直處于較為零散和分散的狀態，那時“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從總體上來看，黨的“理論水平還是很低的”。[1]

　　抗戰時期，黨生存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改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陜北根據地的相對穩定，為我們黨從事理論學習與研究提供了重要外部環境。黨深刻認識到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一方面，對于我們黨自身來講，“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2]。另一方面，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培養大批有較高理論水平的青年干部，使他們從理論上得到武裝和提高，“沒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的干部，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3]。 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任務提高到重要位置，毛澤東強調了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重要性，“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注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4]，并進一步指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5]，要求全黨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運用。為加強黨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當時的知識分子采取多種靈活方式，使馬克思主義傳播進入有組織和有計劃的實施軌道。

　　其次，是應對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的客觀要求。

　　延安時期，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實施文化專制主義，竭力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在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為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對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普及與傳播尚采取寬容政策。但1938年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政府毅然公布了《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及《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等反動法令，禁止“宣傳三民主義以外之一切主義”，視“惡意詆毀及違反三民主義與中央歷來宣言、綱領、政策者”為反動言論[6]，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須送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審查。1941年7月，國民黨又印發《取締書刊一覽》，羅列了近千種遭查禁的書刊。

　　針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我們黨進行了強烈抗議和反對，主張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毛澤東曾指出，“我們的蔣委員長是一位孤家寡人主義，什么都是‘一個’，‘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軍隊……人民大眾是堅決反對的，我奉勸這位委員長還是趁早收起的好”[7]。1939年8月，中央發布《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堅持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出版翻譯各種馬列主義刊物與書籍，組織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會與讀書會等。各級黨委應經常注意與檢查黨的發行工作，在運用公開發行的一切可能之外應即建立黨內的秘密發行”[8]。黨通過當時的知識分子翻譯出版馬列著作來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

　　最后，眾多社會科學人才的匯集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充分發揮了“智囊”作用。

　　延安時期，我們黨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需要大批專業翻譯人員譯介馬列著作，由此對翻譯人才極為重視。“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在需要大翻譯家。……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9]“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呢?”[10]在黨的號召下，自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開始，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抗戰時期特有的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在這些延安知識分子群體中，不乏一大批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二、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路徑延

　　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理論精英，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他們通過翻譯出版馬列經典著作，發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文章，在學校講授馬列課程及通過各種研究會深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專題研究等方式，發揮著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的“中介”作用。

　　(一)積極翻譯和編輯馬列經典著作

　　抗戰時期，面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政策，客觀上要求我們黨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翻譯和編輯馬列著作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首要前提，1938年5月，中央在延安設立了第一個編譯馬列經典著作的專門機構——馬列學院翻譯部，集中了王學文、吳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實味、何錫麟、徐冰、柯柏年、曾涌泉、曹訂、張仲實、趙非克等一批專業編譯人才，專門負責馬列主義著作的編輯和翻譯工作。編譯部的主要任務是編譯“馬恩叢書”和《列寧選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當時翻譯的材料主要來自蘇聯，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此外，為了把恩格斯的軍事著作及蘇聯的軍事材料等譯成中文，當時還建立了由曾涌泉領導的軍委編譯處，延安知識分子中“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書籍”，成為專門翻譯馬列軍事著作的機構。他們的翻譯及其著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為把馬克思主義轉換成中國語言、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作出了貢獻。

　　一方面，延安知識分子翻譯、編輯和譯校了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到1945年間，當時延安知識分子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共192種，其中，馬恩著作30種，列寧著作57種，斯大林著作80種，馬恩列斯合著25種。這些著作中產生重要影響的有《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卷)、《列寧選集》(18卷)、《斯大林選集》(5卷)及《聯共布黨史教程》等。他們還重新譯校了《反杜林論》(柯柏年譯)、《法蘭西內戰》(吳黎平、劉云譯)、《共產黨宣言》(成仿吾、徐冰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吳黎平譯)及《哥達綱領批判》(何思敬、徐冰譯)等經典著作的單行本，從這些著作中可以了解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主要著述及馬列主義學說的基本內容。

　　另一方面，為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專題研究，他們除了編寫“馬恩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職運叢書”等書籍外，還編譯了一些專題文集，如《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的書信》(艾思奇、景林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王石巍、柯柏年譯)、《馬恩通信選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譯)、《政治經濟學大綱(初稿)》(王學文、王思華、何思敬)等，其中有的是經典部分譯文的節譯和摘譯，有的是經典文摘，這種語錄式的節譯和摘譯適應了戰時閱讀的需要。

　　(二)利用報刊發表文章、出版著述

　　報紙、期刊是延安知識分子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主要理論陣地，當時的《解放日報》、《解放》周刊、《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報刊和解放社等重要出版社，成為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戰場，他們撰寫和翻譯的大量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主要通過這些媒介發表或出版。特別是知識分子為紀念經典作家而舉行的紀念活動，是詮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式。他們通過紀念活動發表演講和紀念文章，積極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如1941年為紀念恩格斯誕辰120周年，允中在《解放》周刊上發表《恩格斯傳略》和《關于共產黨宣言》，評價恩格斯是“馬克思的朋友和戰友，國際無產階級的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1941年也是列寧逝世17周年，張仲實在《解放》發表《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文章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于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指出要“精通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應用分析中國具體環境和社會特點，一句話，使馬列主義中國化，這是現在中國馬列主義者面前的一個主要任務”。王思華在《新中華報》上發表《紀念列、李、盧》的文章，高度評價列寧的貢獻，指出他“創造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總參謀部——共產國際”。1943年馬克思誕生125周年之際，柯柏年和溫濟澤相繼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馬克思的科學態度》和《馬克思的生平》兩篇紀念文章，簡要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歷和貢獻及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此外，還有艾思奇的《哲學是什么》、《如何研究哲學》、《怎樣研究辯證法唯物論》等文章在《中國文化》等報刊上連載，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更多的人所了解。

　　延安知識分子翻譯的馬、恩、列、斯的文章(特別是一些短文原著)也主要通過這些刊物發表，如曼努伊爾斯基的《斯大林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楊松譯)、列寧的《社會主義與戰爭》(楊松、袁維譯)、季米特洛夫的《戰爭與資本主義諸國里的工人階級》(楊松譯)等曾連載于《解放》周刊，他們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翻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主要有《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軍隊論》、《沖鋒》、《以全力與鄧尼金斗爭》等。所有這些譯著為中國共產黨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教材，對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延安知識分子還通過出版著述，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如楊松等編著的《社會科學概論》、李達編著的《社會學大綱》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論》、艾思奇、吳黎平編著的《唯物史觀》、吳黎平著的《論民族民主革命》及周揚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等著述，都立足于中國現實，運用中國語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系統介紹，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方面的理論。其中，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具備了符合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的教科書體系，被毛澤東稱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該書代表了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最高水平，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有周揚翻譯并編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對文藝的論述，該書被認為是解放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觀點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精粹表現。

　　(三)依托文化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團體

　　延安時期，為全方位、多層次地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中央創辦了許多文化教育機構，如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大學等學校，把馬列主義理論作為重要教學內容，強調系統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把握馬列主義理論的實質和方法，提高應用馬列主義分析具體問題的能力。當時延安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如成仿吾、張如心、王學文、艾思奇、何干之、何定華、邵氏平、李凡夫、周純全、呂驥、溫齊澤、吳亮平、王思華、楊松等都曾擔任過這些學校的教員，他們都具有很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在普及馬列主義基礎理論教育方面作出了貢獻。

　　在這些文化教育機構中，特別是1938年5月5日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20周年成立的馬列學院，是當時第一所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正規院校。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中國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聯共黨史、黨的建設等。授課任務均由當時的知識分子承擔，如在“馬列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的王學文，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之一，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很深的造詣;講授哲學的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他的《大眾哲學》在延安廣為流傳;講授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的吳亮平，曾因第一個翻譯恩格斯《反杜林論》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全院采取分科設室、專家指導的原則，共設九個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學科理論專家擔任。各個研究室積極開展研究工作，在馬克思主義普及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歷史研究室在范文瀾主持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藝研究室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文藝史，編寫《中國新文學史綱》;文化研究室還同政治研究室合編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供全黨研究和學習馬列理論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維漢主持下，著重研究馬克思列寧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等等。

　　除此之外，知識分子還依托各種學術研究團體深入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延安時期的學術研究團體眾多，除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外，還有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歷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等各個門類的學術團體研究會。特別是當時延安知識分子參加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深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零散和分散狀況，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步入了有組織和有計劃的發展軌道。1938年3月，毛澤東組織“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由何思敬翻譯講義。1938年秋，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由艾思奇、何思敬負責主持。從1939年春到1940年 5月，又先后成立了政治經濟學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會、黨建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當時的王學文、王思華、吳亮平、楊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識分子擔任過各研究會主任。這些研究會，既研究理論問題，也研究現實問題，如1939 年春成立的由張聞天任指導員、楊松任主任的中國問題研究會，研究的主要問題有：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任務、性質及前途，淪陷區工作，中國文化運動及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等。這些文化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團體，為中國革命培養出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在全黨形成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濃厚氛圍。

　　(四)以文藝宣傳為重要載體

　　抗戰時期，廣大知識分子還深入到廣大民眾中，通過秧歌、戲劇、詩歌、文學等各種方式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所謂大眾化， “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語言”。對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包括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在藝術形式方面，應該是生動活潑、多種多樣和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內容上則必須是進步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不能因為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的文藝形式，而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方向。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知識分子在話語表達上講求以通俗化表達形式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進行生動形象、詼諧幽默和通俗易懂的解釋。為此，許多地方成立了業余劇團，開展各種各樣的文藝宣傳活動，以秧歌劇、新舊梆子、皮簧、雙簧、快板、活報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普及農民所難以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傳播起到了獨特作用。例如，當時延安的木刻版畫以貼近邊區軍民戰斗生活的題材來形象地表達馬克思主義，像美術家力群的代表作《聽報告》、《打窯洞》、《伐木》、《燒炭》及《延安“魯藝”校景》的題材版畫，來源于延安火熱的戰斗生活，以木刻版畫特有的形式風格很好地宣揚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知識分子通過這些文藝作品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內容形象化和藝術化地表現出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階級斗爭、民族獨立和群眾路線等，使之扎根到農民的知識土壤之中，走出了一條以文藝宣傳為載體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道路。

　　三、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當代價值

　　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符合中國國情和抗戰實踐的客觀需要，知識分子在此過程中所積累的歷史經驗對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重要借鑒作用。

　　首先，馬克思主義傳播必須與國情和實踐特征相結合，立足實踐，開拓創新。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可能直接從馬克思主義本本中，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具體答案。他們堅持實踐的觀點，立足于當時抗戰的國情，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和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創新和發展。他們普遍認為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和抗戰工作結合起來，而且要一切文化工作服務于抗戰，服從于抗戰。黨在新時期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歷史任務，要求黨員干部更加重視對理論的學習，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推動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當今時代，我們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和時代特征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做到在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過程中實現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其次，馬克思主義傳播既要具有時代性、多樣性和綜合性的傳播方式，又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通俗化。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除了通過翻譯出版經典著作、借助文化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團體等途徑外，還通過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文藝宣傳形式，以通俗化表達形式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生動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解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以這種理論體系掌握群眾、教育人民，必須經由通俗化的轉化過程，才能真正吸引大眾的關注。今天我們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不僅要采用不同的傳播渠道，充分利用現代社會所提供的報刊雜志、新聞廣播和網絡電視等大眾傳媒實現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傳播，更要按照貼近群眾生活實踐、貼近群眾思想實際的原則，以人民群眾所喜愛的通俗生動的語言風格來增強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人民群眾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要學會運用群眾的語言，以通俗化的形式去表達鮮活的理論內容，深入淺出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由抽象到具體、由深奧到通俗的轉變。

　　最后，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要重視理論人才的發掘和培養，建設一支高素質與專業化的理論人才隊伍。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根本動力和思想源泉，該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所創造的理論創新成果都是在吸收和借鑒知識分子群體廣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他們成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得以系統化和體系化的重要力量。理論創新，人才為根本。一個堅強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具有理論研究和創造的活力，必須造就一批優秀的理論人才隊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大力發展自然科學，而且要大力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要造就一支具有廣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和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培養和造就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此外，還要大力宣傳和推介優秀理論工作者，宣傳和推介他們的研究成果，擴大他們的社會影響，使他們的貢獻得到應有的尊重。

　　注釋：

　　[1]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紀念延安整風五十周年文集》黨建讀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

　　[2][4][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第533頁，第532—533頁，第534頁。

　　[3] 延安整風運動編寫組《延安整風運動紀事》求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頁。

　　[6] 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6頁。

　　[7]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會議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第7頁。

　　[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l939—1940)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9][10]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第227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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