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央蘇區的群眾監督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12年1月

　　1931年9月，紅四軍粉碎了國民黨當局的第三次“圍剿”后，贛南和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又稱中央蘇區)。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伊始，在其頒布的《憲法大綱》中就莊嚴宣告：“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1]

　　為確保蘇維埃政權不變質，真正做到“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是民眾自己的政權”[2]，“這個政府是工農的政府”[3]，毛澤東強調：“蘇維埃必須吸引廣大民眾對于自己工作的監督與批評。”[4]通過鼓勵工農群眾對蘇維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全面監督，保障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等民主權利，督促蘇維埃工作人員成為不謀私利的人民公仆?？梢哉f，群眾監督既是中央蘇區工農群眾享有民主權利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中央蘇區監察制度與一切剝削階級政權的監督制度的一個重要區別。[5]

　　一、群眾監督得到法律授權和保障，群眾監督法定化

　　監督權是指公民有權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公務活動的權利。中華蘇維埃憲法雖沒有明確使用 “監督權”，但是在《憲法大綱》中明確規定：代表須按期的向其選舉人作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這就使廣大工農群眾可以通過選舉的方式，對蘇維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群眾監督權，自此得到了憲法層面上的認可和授權。

　　在中央蘇區的政府法律和中共有關文件中對群眾監督權也作出了詳盡的規定。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組織法》規定：“蘇維埃政權是一種最德謨克拉西的政權機關，她不僅最接近勞苦群眾，與群眾關系最密切，而且最易受群眾的監督，決不至離開群眾的實際生活而獨立存在，或因與群眾隔離而形成官僚化的機關。”[6]這是在蘇區政府法律文件中首次明確使用“監督”一詞，也表明群眾監督政府是由蘇維埃政權性質所決定的，蘇維埃政府及工作人員應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1931年11月，“一蘇大會”通過《工農檢查處問題的決議案》規定：工農檢查處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代表工農和城市貧民的利益，有權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檢查和監督。1932年頒布的《工農檢察部組織條例》規定：工農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應該由堅決的有階級覺悟的在革命斗爭中有經驗的工人雇農貧農，及其他最革命分子組織而成，并隨時可以吸收積極的工農分子幫助工農檢察的工作。從上述規定可看出，工人雇農貧農及革命分子是政府監督機關的組成人員之一，群眾監督已經成為中央蘇區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規定“蘇維埃的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污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這是對群眾監督的內容作出了法律的具體規定。

　　二、建立便捷高效群眾監督渠道，群眾監督形式多樣化

　　為防止群眾監督權的法律虛設，中央蘇區制定了許多便于群眾監督的具體措施，真正把蘇維埃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置于廣大工農群眾的監督之下。

　　(一)設立專門機構來承辦群眾監督事宜

　　1932年9月，中央工農檢察部頒布《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規定：各級工農檢察部都必須設立控告局。控告局是接受和處理工農勞苦群眾對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貪污浪費、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檢舉揭發控告的專門機關。為了方便群眾舉報，蘇維埃政府在工農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設有控告箱，并在控告箱上標示：“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污、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是誰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政府監督部門專門設立控告局和控告箱受理群眾監督，提高了群眾監督事項的辦理成效。如在蘇區反貪污浪費運動開始時，這些控告箱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工農檢察部每天派人到各個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在群眾的及時檢舉揭發下，僅瑞金縣蘇區一個月就追繳貪污款6000多元大光洋。[7]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監督機制

　　這一監督機制由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信員和群眾法庭構成，廣泛發動工農群眾對政府及工作人員進行監督，體現了群眾監督真實性和廣泛性。

　　1.突擊隊。1932年8月13日，中央工農檢察部頒布《突擊隊的組織和工作》規定：“突擊隊是蘇區人民群眾在工農檢察部指導下，監督政權的一種方式。凡有選舉權人都可以加入突擊隊。”[8]突擊隊以公開檢查或暗中調查的方法，監督和檢查蘇維埃機關和國家企業對政綱政策的執行是否正確、工作計劃是否完成、參戰程度如何、是否有官僚腐化、貪污受賄等腐敗問題。突擊隊是群眾以突查的方法監督政權的一種方式。

　　2.輕騎隊。1933年2月20日，蘇區少共中央局通過《輕騎隊的組織工作大綱》規定：輕騎隊是在共青團基層組織直接領導下的青年群眾“與官僚主義消極怠工，和貪污、浪費、腐化現象作斗爭的一個重要武器……輕騎隊是一種最好的方式吸收廣大青年工人、農民以及一切勞動者，為著正確地實現黨和政府的政策，不受官僚主義的曲解和阻礙，輕騎隊就是一種群眾監督。”[9]輕騎隊是在蘇區團組織直接領導下的青年群眾參與監督的一種監督方式。

　　3.工農通信員。1933年12月2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組織法(草案)》規定：各級工農檢察委員會必須在一切國家機關、企業、工廠、作坊、礦山、學校、社會團體、街道、村落中，建立不脫產的工農通信員，形成工農通信網。中央工農檢察部1933年第3號訓令《工農通信員的任務》規定：工農通信員“替工農檢察部調查和收集各級蘇維埃和其所屬各機關在職權上生活上工作上所發現的各種不好的事實和材料作報告。”[10]工農通信員是不脫產的群眾監察員，他們的任務是對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腐敗、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進行監督、搜集材料。通信員分布廣泛，形成一張監督網，在蘇區政權建設，特別是廉政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如當時的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動群眾同不廉潔行為開展斗爭，“這一檢舉運動，發動了中央一級的工作人員，積極參加這一斗爭，特別是各級機關的工農通信員，他們起了很大作用。大多數的貪污案件是由于通信員的通訊而檢舉。更由于群眾的參與揭發。”[11]中央互濟會財務部長謝開松的貪污案，“是由本會通信員的報告與該會主任的控告”而揭露出來的。[12]

　　4.群眾法庭。1933年5月，中央工農檢察部頒布《審判會臨時規則》規定：審判腐敗分子由工農檢查部出面召集當地機關、群眾團體、居民、選舉審判委員會，組成群眾法庭，到會群眾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最終處罰由多數群眾決定之。群眾法庭主要審理不涉及犯法行為案件，可以作出開除、登報公布罪狀等決定。

　　群眾監督機制的建立，使得腐敗分子時時處在人民群眾的包圍之中，他們的言行舉動也為人民群眾及時了解和掌握，有力地震懾打擊了腐化墮落分子。如一次中央工農監察委員會收到群眾的控告信，說中央印刷廠、造幣廠和軍委印刷所三個廠的會計科長都有貪污腐化行為，但監察機關派人去查賬時，查了幾次都查不出來。后來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的監察人員發動群眾，在三個廠里分別組織了輕騎隊、突擊隊，吸收他們參加審查委員會的工作。經過仔細檢查，最終查出了三個會計科長的貪污罪行。

　　三、群眾監督是中央蘇區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

　　(一)群眾監督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主體地位

　　中央蘇區時期，黨在斗爭實踐中正確地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吨醒胝尉株P于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提出：“在政府中，要盡量的吸引非黨工農群眾來參加工作，要使廣大群眾了解黨是黨，政權是政權，黨在政權中的領導作用，只是司舵對于全船的作用一樣，而保衛和管理這只船的責任還是屬于群眾自己。”[13]《紅色中華》在其“發刊詞”中也明確表示“要引導工農群眾對自己的政權盡到批評、監督、擁護的責任”。發動群眾監督政府，讓政府在群眾的監督下工作，政府的各項決策才能尊重廣大工農群眾和革命人民的意志，更好地保障蘇區工農群眾的各項權益，真正實現群眾當家作主人的愿望，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二)群眾監督促進了蘇維埃政府的廉政建設

　　毛澤東認為，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是保證中央蘇區政府廉潔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讓蘇區廣大人民擁有民主權利，讓他們有權批評和監督政府，才能克服官員的腐敗，才能使政治權利成為服務人民的工具。[14]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以根本區別于舊政權的嶄新姿態出現在人們面前。但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也不是純而又純的，它不是建立在與世隔絕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處在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勢力的侵蝕騷擾之中，因而鋪張浪費、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在一些蘇維埃政府中時有出現。對此，中共六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指出：“要嚴厲的反對黨員中有官僚主義腐化墮落或比一般群眾處在特別優遇的地位的狀態。”[15]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在《紅色中華》上發表《反對浪費，嚴懲貪污》的文章，指出：“我們號召工農群眾起來，幫助政府，來反對各級政府浪費政府的錢，驅逐各級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發動群眾監督，形成以黨和政府的專門監察機構為主體、專業性的監察部門和群眾性的監察組織相結合的監控系統和監察制度，推進了蘇維埃政府的廉政建設。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成為當時中國的最清正廉潔的政府，蘇區干部稱得上中國歷史上最廉潔奉公的官員。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時期開展的局部執政，是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預演。在這個演習過程中，“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16]通過群眾監督、民主選舉等，推進蘇區民主政治建設，中央蘇區“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種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蘇維埃實現了世界上最完滿的民主制度，他是為廣大民眾直接參加，他給予廣大民眾一切民主權利，他對民眾絕對不使用也絕不需要使用任何強力。”[17]

　　中央蘇區的群眾民主監督在各個時期都得到了發揚。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歷史周期率”的疑問時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8]全國檢察機關從2009年6月22日統一舉報電話“12309”，開通舉報網站，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其實就是當代的控告箱?，F在的信息公開制度、特邀群眾監察員、信訪制度、舉報制度等，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央蘇區時期群眾監督制度的繼承和發展。

　　實踐證明，執政黨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難有效發揮權力監控的作用，必須從外在方面尋找一種相對獨立的力量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依靠群眾監督政府，規范權力的運行，仍然是深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464.

　　[2][3][4][6][17]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306.303.309.4.309.

　　[5]丁世友.中國廉政史[M].廈門：鷺江出版社，1990.301.

　　[7]劉浪.紅都紀事[M].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149-150.

　　[8]紅色中華.1932(32).

　　[9]斗爭.1934(41).

　　[10]彭勃.中華監察大典(法律卷)[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901

　　[11]紅色中華.1934(167).

　　[12]紅色中華.1934(152).

　　[1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450.

　　[14]雙傳學.毛澤東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227.

　　[15]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0)[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318.

　　[1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18]邵維正.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聚集[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439-441.

　　(作者單位：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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