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丁曉平 《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05月23日 05 版)

　　今年5月23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本刊特約丁曉平先生撰寫此文，以饗讀者。

　　毛澤東批評胡喬木“講的話不對”

　　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以他的遠見卓識，深刻理解文化作為“武器”的巨大作用。1940年初，他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指出，發展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就必須批判地接受古今中外的進步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因此他在文化戰線隊伍的建設上特別注重為人民大眾、為抗戰服務的思想。

　　隨著丁玲、蕭軍等一大批國統區和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藝術家的到來，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藝有了新發展。但由于各自的文藝觀點不同，文藝界出現了不團結的現象，許多文藝工作者沒有了剛開始到延安的那種熱情，理想與現實發生了沖突，開始對延安的生活不習慣，“對于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真心朋友”。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紛面前，毛澤東開始專門研究作家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并和一些同志交談和書面交換意見。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澤東就整風問題先后作了兩次重要講話。也就在這個時候，《解放日報》文藝副刊3月13日和23日發表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研究員王實味寫的一組題為《野百合花》的雜文。毛澤東看了，極不高興，生氣得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對身邊的胡喬木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說完立即打電話，要求報社作出深刻檢查。打完電話，毛澤東又委托胡喬木致信王實味，指出其雜文中宣揚絕對平均主義，對同志批評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錯誤的，不利于團結。隨后，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解放日報》再次改版。但毛澤東此時并沒有把王實味定為“托派”。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先后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傳達了毛澤東的希望和意見。胡喬木在信中說：“《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于領導的敵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而此前的3月9日，《解放日報》還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的發表，在延安文藝界一下子引起軒然大波。與此同時，延安北門外“文化溝”出的墻報《輕騎隊》中，也出現了許多消極的內容，含沙射影，冷嘲熱諷，有的甚至像國統區小報上的“黑幕新聞”，把延安描寫得似乎到處都是“黑暗”。因此有人建議中央封掉這張報，不許它再出。毛澤東知道后說：“不能下令封，而是應該讓群眾來識別，來評論，讓群眾來做決定。”

　　盡管《野百合花》引起的爭論比《三八節有感》還要尖銳，但胡喬木認為后者在延安文藝界更具有代表性。這天，毛澤東召集《解放日報》的人員開會，談改版問題。毛澤東批評說：《解放日報》對黨中央的主張、活動反映太少。會上，賀龍、王震等都非常尖銳地批評了《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丁玲，對《三八節有感》很生氣。

　　賀龍說：丁玲，你是我老鄉呵，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賀龍的話說得很重，丁玲有點下不了臺。胡喬木一聽，感覺問題提得太重了，這樣批評也不能解決問題，就跟毛澤東說：“關于文藝上的問題，是不是另外找機會討論?”

　　毛澤東裝作沒聽見，沒有作聲。

　　第二天，毛澤東批評胡喬木：“你昨天講的話很不對，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

　　毛澤東批評胡喬木“看不出來”的問題到底是哪些問題呢?

　　晚年胡喬木回憶說：1940年以后延安文藝界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整風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這樣的概括：在“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現在“還是雜文時代”(這是作家羅烽一篇文章的標題)。從這些思想出發，于是在“文化與黨的關系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系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方面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

　　胡喬木認為表現尤為明顯的是五個問題：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

　　1942年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指出：“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4月初的一個晚上，毛澤東提著馬燈來到中央研究院，用火把照明看《矢與的》墻報。從3月23日起，這個墻報的最初三期連續刊登了王實味的《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此外，王實味還在《谷雨》雜志和《解放日報》分別發表了《政治家與藝術家》《野百合花》等文章，“鼓吹絕對平均主義，以錯誤的方法批評黨的領導干部及當時延安存在的某些問題”。毛澤東看完墻報后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

　　“祝賀開展了斗爭”

　　1942年4月底，延安的100多位作家和藝術家們，幾乎同時收到了一張中央辦公廳用粉紅色油光紙印刷的請帖：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毛澤東 凱 豐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在4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致信毛澤東，反映文藝界出現的各種問題。4月9日，毛澤東復信歐陽山：“擬面談一次。”11日，歐陽山和草明二人面見毛澤東。13日，毛澤東第二次寫信給歐陽山和草明：“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不久，毛澤東先后邀請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何其芳、草明、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談話，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一下意見，交換思想。接著毛澤東又與歐陽山、艾青等寫信探討或面談。

　　艾青面見毛澤東時，懇切地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

　　毛澤東說：“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愛聽的。”

　　4月27日，毛澤東約請兩位作家草擬了一份參加座談會的名單。于是歷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這樣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5月2日下午，延安“飛機樓”中央會議室里的20多條板凳上已經坐滿了人。1941年建成的“飛機樓”是中共中央的辦公大樓，乃延安當年最為現代化的建筑。其主樓三層，兩側配樓各一層，從寶塔山俯瞰，此樓形狀如飛機，因而得名“飛機樓”。而這個中央會議室平時就是中央機關的食堂。

　　會議室里已經是濟濟一堂，100多位來自各條戰線的文藝家和作家們，可以說是“延安六七千知識分子”的代表。這些文化人絕大多數是抗戰爆發后一兩年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會集延安的，他們除少數受中共的派遣，大多則是出于對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來。

　　毛澤東走進會場，與大家一一親切握手。中宣部副部長凱豐主持會議。

　　毛澤東第一個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的革命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朱總司令”就是朱德，“魯總司令” 就是魯迅。一武，一文，毛澤東生動形象的開場白，贏得了大家的掌聲和笑聲?？梢娒珴蓶|一開場就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那就是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在毛澤東講話中間，外面炮聲隆隆。那是國民黨軍隊在洛川向紅軍進攻。當時好多人剛從重慶來，聽到槍炮聲有些緊張，就有人遞條子給毛澤東，問有沒有危險。毛澤東看了條子后說：“我們開會，聽到炮聲，你們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們的部隊，能頂住。我提幾個建議：第一，你們的母雞不要殺了，要讓它下蛋;第二，你們的孩子要自己養著，不要送給老百姓;第三，我們的部隊在前面頂著，萬一頂不住，我帶你們鉆山溝。”毛澤東的話又贏得一片掌聲和笑聲。大家又安心開會了。

　　毛澤東在這天的講話，就是后來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引言”部分。后來正式發表時，“總司令”的說法還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語言：“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講話時，毛澤東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份自己準備好的提綱。他的一側坐著速記員。

　　毛澤東根據文藝工作本身的任務和延安文藝界的狀況，提出了立場、態度、工作對象、轉變思想感情、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等五大問題，要大家討論：“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做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上發表意見。”他希望大家把意見寫出來寄給他本人。大家聽了毛澤東的“引言”后，爭先恐后發言，有許多話要說。

　　蕭軍是第一個站起來講話的，也是發言最長的一個。當時“他身旁有個人提一壺水時時給蕭軍添水，一壺水全喝完了，他的話還沒有講完，那個提水的人又去后面打水去了”。蕭軍主要的意思是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

　　蕭軍的話音剛落，就聽到會場后面響起洪亮的聲音：“我發言。”

　　大家抬頭一看，會場上霍地站起來一個人。而此人就是坐在蕭軍旁邊的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這多少讓大家有些意外，而更讓大家意外的是胡喬木的發言既尖銳，又明朗，當場就對蕭軍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胡喬木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顯然，是對蕭軍的意見實在忍不住了，胡喬木才站起來反駁他的。

　　因為蕭軍在當時名氣很大，毛澤東也比較欣賞他。平素言語不多的胡喬木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說了關鍵的話，在會場引起震動，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毛澤東非常高興。一開完會，毛澤東就請胡喬木到他家吃飯，說：“祝賀開展了斗爭。”可見，毛澤東對于當時解決文藝界意識形態斗爭所采取的立場、態度是多么的堅決，多么的鮮明!

　　5月1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胡喬木參加了會議，認真地做記錄。

　　座談會的空氣是十分活躍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銳的。

　　幾乎一言不發的毛澤東，整天時間一直全神貫注地聽大家的發言，并不時做記錄。

　　座談會上還有一位黨外作家提出：“你們黨整頓三風是應該的，但是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呢?”

　　胡喬木回答說：“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這么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才開始，而是從建立黨的那一天起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最后一次會議是5月23日舉行的。又是開了一天。下午，朱德在會上作了最后發言，他有針對性地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既有功又有德，為什么不應該歌?為什么不應該頌呢?”“有人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工農兵。馬列主義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舉雙手投降……”

　　晚飯后，由毛澤東作座談會“結論”。參加會議的人比前兩次的還多，因此只得換到“飛機樓”大門外的廣場上，但還是擠得滿滿的。

　　毛澤東說：這個會在一個月里開了三次，開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幾把椅子，請你們來坐。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題目，我做文章，題目就叫做“結論”。朱總司令講得好，他已經作了結論。

　　毛澤東一口湘音，盡管許多人對他的湖南話聽起來有些費勁，似懂非懂，但大家都明白毛澤東要說的是什么思想。正如胡喬木所說的：毛澤東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

　　毛澤東圍繞這個中心問題，具體講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務”、“文藝界統一戰線”、“文藝批評”和作風等五個方面的問題，并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最后，毛澤東說：“我這個講話不是最后的結論，同志們還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等到中央討論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結論。”

　　《講話》的發表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中召開的。毛澤東的講話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文藝工作者前進的道路，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的文藝戰線出現蓬勃新氣象，文藝苗圃里百花怒放——歌劇《白毛女》《劉胡蘭》，話劇《把眼光放遠一點》《糧食》，長詩《王貴與李香香》，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報告文學《荷花淀》《張村無故事》等如雨后春筍般相繼而出，解放區的革命文藝發生了質的變化，成為激勵鼓舞人們覺醒同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戰斗的號角和鼓點。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毛澤東的講話并沒有立即發表。為什么呢?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一書中，胡喬木說：“那是因為整理費一點時間。整理后，毛主席看過就放在那里了。發表還要找個時機，同魯迅逝世紀念日可能有點關系。”

　　毛澤東是個深思熟慮的人。盡管在召開文藝座談會之前，他不僅找來很多作家和藝術家談心，或通過書信形式進行了很深很廣泛的交流，獲得了文藝家們在文藝創作和思想上存在的問題的第一手資料;而且他還在座談會之前整理了一份發言提綱，并讓胡喬木根據會議記錄做了整理修改，但是他還是有些不放心。不著急發表這份講話的毛澤東，他先要看看座談會的實際效果。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與中組部召集黨的文藝工作者50余人開會，號召大家遵照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入群眾、深入生活，改造自己。從此延安掀起了作家、藝術家下鄉的熱潮。為配合這個形勢，經毛澤東同意，《解放日報》在3月13日刊登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部分內容。這是《講話》首次發表。

　　3月15日，《新華日報》正式刊登了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發表講話的消息。

　　10月19日，“講話”的全文正式由《解放日報》發表。編者在前言中說：“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紀念。我們特發表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

　　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明確指出：《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后，必須當做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規定為今后干部學校與在職干部必修的一課，并盡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內外人士中去。”

　　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用一個整版，以摘錄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講話》的主要內容。

　　劉白羽后來在《我與胡喬木同志》一文中回顧了自己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后的真實思想。他坦率地說：“當時，我是一個矛盾的人。在支部書記崗位上，我與那些歪風邪氣進行斗爭，忍人之不能忍，行人之不能行;但在那蔓延開來的文藝濁流影響下，我的思想也搖擺了，而且寫出兩篇小說《胡鈴》《陸康的歌聲》。輕一點說，起碼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重一點說，也可以屬于‘暴露黑暗’。經毛主席兩次教誨，我已覺得自己犯了錯誤，所以提出了‘犯了錯誤怎么辦?’……”

　　毛澤東對劉白羽說：“犯了錯誤，你在什么范圍犯的，你就在什么范圍收回來。”

　　劉白羽又問道：“要是寫了錯誤的文章，白紙黑字印了出來呢?”

　　“一個人講了錯誤的話，是影響不好的，如果寫成了文字印了出來，就更大的傳播了謬誤，那影響的范圍就更大更久，真正有好心的人應該在原來發表文章的地方，再寫一篇文章，批判錯誤，收回影響。”

　　整風結束后不久，胡喬木請劉白羽去楊家嶺作客。在張如心(時任軍政學院教育長)的陪同下，劉白羽來到胡喬木的家。

　　胡喬木告訴他：“現在，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最好有人寫點文章表示自己的態度。”

　　劉白羽立刻將心中醞釀已久的想法全部說了出來：“我正在準備寫一篇文章，絕不欠黨的債，欠人民的債。”

　　胡喬木聽了劉白羽的心里話，滿面春風，笑意盈盈，高興地說：“那你就趕緊寫出來吧!”

　　他們談得非常愉快，告別的時候，胡喬木還依依不舍地送劉白羽和張如心走下山，走過河灘，一直走到延河邊才分手。

　　劉白羽回去后，在中央黨校三部花了幾個通宵，于1943年11月19日的黎明時分，寫出了《讀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筆記》。隨后，他立即送給胡喬木審閱。胡喬木看完后，馬上把劉白羽找來，兩人一起進行了修改。修改中，胡喬木非常尊重劉白羽的原意，只是在劉白羽寫自己今后決心去做實際工作的結尾處提了一個重要意見。

　　胡喬木說：“文藝整風不是讓作家不做作家了，因此改為：讓我們歡迎這個新文學時代的到來吧!我能夠作這個新藝術中的一個兵士——這就是我的希望與我的喜悅。”

　　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劉白羽的這篇文章。劉白羽首先進行自我批評，說過去“我還是把鼻子、嘴連眼睛，埋在小資產階級煙霧里，看不見群眾”，“自己口頭上講‘人民大眾’，但是看不見人民大眾”，“我不了解他們，他們也不了解我，因此我寫的人物只能說是穿了農民衣服的知識分子”;“不粉碎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我就不能認識我的錯誤”。1995年，劉白羽回憶說：“延安整風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轉折。胡喬木的兩次談話，給我很大推動。”晚年劉白羽在出版其文集《心靈的歷程》里還將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收入。

　　胡喬木是《講話》的整理者

　　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參加者，胡喬木一直守口如瓶，沒有向任何人說過自己是《講話》的整理者，直到1992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為了寫《回憶毛澤東》一書，他在跟他的助手們回憶起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才透露了這個已經在他的心中埋藏了半個世紀的秘密。而且他也只是很隨便極謙虛地說了一句： “當時有記錄，我根據記錄作了整理，主要是調整了一下次序，比較成個條理，毛主席看后很滿意。”

　　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胡喬木夫人谷羽回憶說：“他那時才30歲，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談會開始和結束的兩次講話，喬木聽得認真，記得仔細。主席講話只有一個簡單的提綱，后來讓喬木整理成文。喬木在主席身邊，對主席的思想有比較深的領會，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關于文藝的工農兵方向，關于文藝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社會，投入火熱的斗爭，與工農兵結合，在實踐中轉變立足點，改造世界觀等思想表述得相當完整、準確和豐滿。毛主席很滿意，親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當時，中央在一份黨內通知上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并被列為延安整風的必讀文件。但是，喬木多年來對自己是‘講話’的整理者一事從不提起。喬木一生堅持用‘講話’指明方向，身體力行，但同時他又清醒地看到，‘講話’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一些具體的提法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形勢的發展而變化。”

　　在《講話》正式發表不久，毛澤東告訴胡喬木說：郭沫若和茅盾發表意見了，郭說：“凡事有經有權。”毛澤東很欣賞郭沫若的這個說法，還告訴胡喬木：得了一個知音。毛澤東為什么欣賞郭沫若“有經有權”的說法，胡喬木認為：“有經有權”即有經常的道理和權宜之計。毛澤東確實認為《講話》有些是經常的道理，普遍的規律，有些則是適應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

　　后來，胡喬木在重慶還專門同茅盾談起這個問題。茅盾說：外地去的作家對解放區的生活不適應，有個適應的過程，所以發生一些爭論。胡喬木認為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因為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大后方，同延安相比，環境都有很大變化，作家原來把延安理想化了，覺得什么都好。但到了延安之后，理想與現實有了距離，這樣各種各樣的議論就出來了。

　　《講話》發表的時候，整風運動正如火如荼。由康生主持的“搶救運動”，在延安搞出了很多“特務”，所以《講話》剛發表時就把文藝界的“特務問題”特別標出來了。新中國成立后，《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把有關“特務”的話刪除了。在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因為當時說現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的根本方法，胡喬木就向毛澤東建議說：在有的地方加一些話，講講現實主義的問題，能不能把日丹諾夫講社會現實主義的定義寫進去。毛澤東很不滿意?！吨v話》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除了刪除了“特務文藝”的提法之外，還將在對待文化遺產的問題上由“借鑒”改為“繼承和借鑒”，原來說國統區作家脫離群眾問題上跟國民黨“有些不同”改為“不同”，等等，這些細節上的遣詞造句，毛澤東都是經過認真琢磨的。

　　毫無疑問，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既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者，又是不折不扣的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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