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初到新疆的歷程

　　鄧力群：初到新疆的歷程

　　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時候，黨中央把我從祖國的東北調到西北，工作崗位從遼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變為中共中央聯絡員。1949年6～9月，我從遼東省省會安東市(今丹東市)途經蘇聯首都莫斯科到了新疆伊犁和迪化(今烏魯木齊)。在新疆和平解放過程中的所歷所為，至今難忘。

　　一、在北平的短暫日子

　　1949年6月初，中共遼東省委突然接到中央發來的一個電報，內容是限時讓鄧力群到北平報到。到北平做什么工作?電報中沒說，省委書記張聞天也沒有說。到北平后，我住進香山的中央機關，這是我第二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到北平讀中學。

　　有關部門領導同我談話后才知道，黨中央和毛主席在5月時決定組織一個以劉少奇為團長，高崗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向斯大林和蘇共中央通報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后準備實行的內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意見。代表團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爭取蘇聯對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中國人民革命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外事活動之一。中央決定讓我做代表團政治方面的秘書，黃韋文做經濟方面的秘書，戈寶權做文化方面的秘書，師哲是翻譯，吳振英負責機要工作，他手底下有七八個機要人員。中央還決定，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準備將來到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

　　我到北平時，劉少奇正在為秘密訪問蘇聯做準備，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找各個部門向他匯報情況，收集并分析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有關資料，準備同蘇聯交流工作經驗。我旁聽了一些部門的匯報，如李維漢匯報統一戰線工作、羅瑞卿匯報公安部門的工作等。

　　二、由莫斯科轉赴新疆

　　1949年6月21日凌晨，我們隨劉少奇、王稼祥從清華園車站乘火車離開北平。經過沈陽時，高崗同我們匯合后一起坐火車到大連。在大連，代表團成員統一換上了西裝，這也是我第一次穿西裝。代表團在大連換乘蘇聯的飛機，經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亞等地停靠，于6月26日下午到達莫斯科。

　　在莫斯科，代表團成員都住在市區的一個公寓里。6月28日，劉少奇、高崗、王稼祥被邀請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別墅。這次會見除翻譯師哲參加外，其他工作人員都沒參加，至于具體談了些什么，劉少奇等人也沒和我們說，只是高崗在和我們聊天時說，斯大林這個人很幽默，說著說著就把我叫做張作霖了。高崗這話的意思大概是，斯大林把他當做“東北王”了。可以看得出來，高崗在說這話時非常得意。

　　為了學習蘇聯經驗，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暫時間學習蘇聯，希望邀請蘇聯主要部委的領導人，向中共代表團介紹蘇聯的經濟建設、國家組織、文化教育、黨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組織等方面的經驗。可能是中共代表團團長求知若渴的態度感動了斯大林，劉少奇提出的考察內容斯大林不但同意而且高度重視。按照蘇聯的安排，蘇聯財政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商業部、國家銀行、外交部等十來個部委的負責人同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會談。這些會談使中共代表團對蘇聯的情況有了直接的認識，為了把這些寶貴的東西保存下來，我們幾個人開始分頭整理材料。

　　由于是秘密訪問，規定不準我們上街，也沒有組織我們參觀，但我的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與此同時，心中也常常有些不安，主要原因是不懂俄語，聽不懂廣播，也看不了報紙，雖然國內每天有新聞要報(即新華社的要聞)送來，但傳到我們那里已經過了三四天，有時甚至是一個星期前的消息了。當時中國的革命形勢瞬息萬變，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勢如破竹，其他各項任務也十分繁重，我們處在那樣一個平靜的環境中深感不安。

　　有一天，王稼祥忽然找我談話。他說，按照黨中央原來的計劃，代表團的幾個秘書在訪問完成之后就留下來籌辦中國駐蘇聯使館，現在有一個緊急任務，需要派人去新疆，同伊犁、塔城、阿勒泰(以下簡稱新疆三區)的革命政府和民族軍取得聯系，從國內派人來不及了，中央和代表團決定派你帶一部電臺、三個報務員到伊犁，組建“力群電臺”開展工作。

　　對我來講，這個任務是生疏的，沒有任何經驗，盡管這樣，我心里還是很高興。因為有機會回國，可以參加解放全中國的斗爭了。我當即答應王稼祥，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這里要講一下這件事的背景。在中共代表團訪蘇時，蘇聯得到一個情報，美國企圖策動在甘肅、寧夏和青海的馬步芳、馬鴻逵等“五馬”(另有馬步青、馬鴻賓、馬繼援)部隊主力撤到新疆，與新疆的國民黨頑固勢力以及民族分裂勢力相勾結，建立一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宣布脫離中國，英美等國家再予以承認和支持。蘇聯有關方面向代表團通報了這個情報，并建議我們想辦法提前解放新疆。蘇聯認為，如果美國的陰謀得逞，解放軍進軍新疆就會遭遇重大阻礙，解放新疆的斗爭有可能轉變為國際問題。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不但對我們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對蘇聯也非常不利，會影響蘇聯中亞幾個加盟共和國的安全與穩定。另外，蘇聯方面知道我們解放蘭州后，準備到1950年再解放新疆。因為解放軍進入新疆，不僅要先解決“五馬”的軍隊，而且要經過河西走廊，那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灘，而我們的軍隊缺乏運輸工具。

　　為使我們盡快解放新疆，蘇聯方面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給我們提供必要的支持。新疆三區一直在與國民黨進行斗爭，建立了以伊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并且與蘇聯有聯系，蘇聯希望中共能立刻派人與新疆三區聯系，讓其從西邊配合進疆的解放軍，牽制國民黨的兵力，在西北戰場形成一個東西夾擊的形勢。蘇聯有關方面同時表示，如果中共派人與新疆三區聯絡，他們可以提供幫助和協調。劉少奇馬上把上述情況報告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并建議選派我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從莫斯科直接去新疆，做新疆三區的工作。中央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后極為重視，決定把解放新疆的時間從原計劃的1950年提前到1949年。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中央決定在西北戰場加強打擊力度，把“五馬”勢力全殲在甘肅、寧夏和青海境內，不讓其逃往新疆;另一方面，中央電告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同意他選派鄧力群去新疆的建議，任務是在那里建立和黨中央的無線電聯絡，以便了解有關解放新疆的重要情況。這樣，劉少奇就和蘇聯方面商量，決定由蘇聯有關方面協助我去新疆，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與新疆三區建立聯系。

　　在我一切準備停當臨出發前，劉少奇專門把我找到他的房間去談了一次話。他深知此行事關重大，所以非常嚴肅地叮囑我說，你這次去新疆，名義上是中共中央聯絡員，主要任務是建立新疆三區與黨中央及西北戰場彭德懷司令員之間的聯系。到那里以后，要詳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況，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地理、氣候、風俗人情等等，特別要注意收集敵、我、友軍事方面的資料，這些情況收集整理后要及時、系統地報告黨中央。在完成這次重要任務的過程中，事無大小都必須請示，沒有黨中央的指示，不準自由發言，不能自作主張，這是紀律。我說，重要的問題我當然要請示報告，但是如果他們那里有干部學校或訓練班之類，要我去講講毛澤東思想、介紹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去?劉少奇說，已經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可以去講，有書為證嘛!

　　劉少奇同我談話后，交代有關同志給了我三四萬盧布作為活動經費。臨行前，蘇共中央聯絡部的有關人員還專門向我介紹了新疆三區的一些具體情況。

　　1949年8月8日，我帶上三名報務員(段恒德、汪乃凈，另一個同志姓李，名字忘記了)和一部電臺，離開莫斯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車到達蘇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圖。蘇聯有關方面人員安排我們在阿拉木圖住了一夜，我把盧布存在阿拉木圖的銀行。

　　8月14日一大早，我和三名報務員由專門來迎接我們的蘇聯駐伊犁的副總領事陪同，從阿拉木圖出發前往霍爾果斯。霍爾果斯是蒙古語，意思是“放牧的地方”，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隋唐時是東西交通樞紐。1851年，中俄在伊犁簽訂《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霍爾果斯成為中俄通商要道。1881年，中俄簽訂《中俄改定陸路通商章程》，將霍爾果斯確立為兩國間正式通商口岸。由于受當時路況和我們乘坐的汽車所限，當我們趕到霍爾果斯時已經是深夜了。

　　三、初到新疆的工作

　　(一)建立黨中央和新疆三區的“橋梁”——“力群電臺”

　　8月15日凌晨兩點鐘左右，我們從霍爾果斯口岸到達了伊寧。蘇聯駐中國伊犁的副總領事安排我和三個報務員住到民族軍司令員伊斯哈克拜克的家里。伊斯哈克拜克家的房子比較講究，院子也很大，還有一塊小草坪，客廳里面有電燈。他的一家住在東邊的大房子，我們四個人住在靠西邊的小房子，有專人為我們做飯并把飯菜送到我們的房間。從此，我開始以中共中央聯絡員的身份在新疆展開工作。

　　在蘇聯領事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我們的報務員在抵達伊寧當天(8月15日)就架設好電臺，并順利接通了北平和莫斯科。電臺發出的第一份電報是給黨中央的，內容是：“中央：我們四人于八月十四日下午九時(莫斯科時間)抵伊犁。我與此間負責人尚未接上頭，估計明后天當可接上。中央對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電告。”[1]第二份電報發給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內容和第一份電報相同，只是多了一句話，“今日下午四時已與北平電臺取得聯絡，發去一報”。9月12日，我們聯絡上了彭德懷司令員的電臺，發出的電報內容如下：“彭(德懷)張(宗遜)：我臺與你臺今日開始聯絡。關于我的工作，希多給指示。”[1](p227)

　　最初，我們的電臺設在伊寧，后來到過迪化，中間往返過幾次。這部電臺從8月15日開通，一直工作到11月底，前后有100多天。中共新疆分局成立后電臺撤銷。新疆的同志因此稱這部“力群電臺”為“百日電臺”。

　　“力群電臺”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發給中央的電報有150多份，有長有短，有的只有一兩句話。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政治部在1989年選出了其中的104份，作為新疆和平解放的一份文獻資料，在1990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力群電臺”在100多天的工作中，在伊犁接觸了新疆三區的領導和骨干，在迪化接觸了新疆的高層領導如陶峙岳、鮑爾漢即包爾漢。等人，通過各種途徑對新疆地區敵、我、友三方面的情況有了如實的了解，并向中央報告了我所了解的情況，為中央解決新疆問題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根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力群電臺”在新疆和平解放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與新疆三區負責人第一次見面

　　8月15日與黨中央順利聯絡上以后，經過認真思考和反復斟酌，我在16日給中央發了第二份電報，內容是：“中央：此間出席政協的代表尚未啟程，明后天我可以與他們會面。我提議用政協籌備會名義來一正式邀請的電報，由我轉交，以示鄭重。是否有當，請指示。”[1](p126)

　　17日上午，我們的電臺收到了中央給我的指示：“鄧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兩電均悉。(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義，向伊犁負責當局提出邀請他們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開會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人數為五位，希望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均有人來，并有一位漢人同來兼做翻譯。新政協籌備會邀請書另電告。(二)你應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進行工作，向特區負責當局報告情況，不要發表任何意見。(三)前由董老派去工作的彭長貴彭長貴，又名彭國安。1947年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受董必武派遣，化名王南迪，攜帶電臺隨同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國大”的阿合買提江等人經迪化到達伊寧，負責新疆三區與中央的電報聯絡。后因所攜電臺功率不足，未能接通。是否已經見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勵，并勉其安心工作。”[1](p48)看完中央的電報，我非常高興，因為下午就要與新疆三區的領導人會面，這下心中有數了。

　　17日下午，經蘇聯駐伊犁領事館有關人員的引薦，我和新疆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等人第一次見了面。他們進門以后和我緊緊握手、熱烈擁抱。看得出來，他們都很興奮、很激動。互致問候和后來的談話都是由阿巴索夫擔任翻譯，他的漢語說得很好。

　　落座之后，依照中央來電指示精神和劉少奇在莫斯科的叮囑，我先向他們轉達了中央對新疆三區革命的充分肯定、高度評價以及對新疆三區領導人的關懷，接著向他們說明了中央給我的任務，主要是和這里的政權、軍隊、團體及其領袖取得聯絡，把這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情況、地理氣候、風俗人情等情況，特別是有關軍事行動的敵、我、友各方面情況系統地報告中央。我誠懇地向他們表示，請他們經常給我指示和幫助，并要求他們給我安排一個工作日程。

　　他們的主要發言人是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補充，伊斯哈克伯克話不太多。他們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復雜和艱巨的任務中關心處在偏僻地區的新疆三區，并派人來這里聯絡，他們感到很興奮，愿意真誠地服從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揮和決定。他們還表示將盡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完成任務，提供材料并將介紹各方面的負責人和我談話，阿合買提江還特意表示，這次談話以后還要和我進行詳細、全面的談話。

　　(三)與新疆三區負責人商洽派代表出席新政協會議

　　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新疆派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問題。

　　根據中央17日來電的精神，我以中共中央名義向阿合買提江等人發出邀請，說中央決定新疆派五名代表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并希望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都有代表出席。我還給他們解釋說，因為交通不便，沒有帶來正式邀請的文件，請他們原諒。阿合買提江等當即表示，他們以前聽到要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時就想派人出席，現在中共中央正式邀請，并能夠乘此機會去北平向毛主席和中央請示感到非常滿意和高興。

　　接著，我們又談到了一些具體問題，主要是他們提問，我來回答。阿合買提江等詢問的問題主要是：

　　第一，出席會議的五名代表是全新疆的代表，還是只是三區的代表?什么樣的人適合做代表?第二，會議代表去北平的交通問題如何解決?

　　第三，代表去北平途中和抵達北平后，代表的供給問題如何解決?

　　第四，代表出發之前需要做什么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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