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臺灣開始引進日本式度量衡器，1900年又發布《臺灣度量衡條例》,統一改用日本式，到1903年底止，禁止使用舊式度量衡器。1906年4月又將度量衡器的制作、修理和販賣收歸官營,以確立并普及日本式度量衡制度。貨幣方面，臺灣仍沿用銀元，而以金幣計值。1899年9月臺灣銀行開業，標志著島內金融機構開始整備。由于金銀比價常常波動，發生許多弊病，故于1904年7月發行金幣銀行券，規定除納稅外禁止使用銀元，臺灣進入金本位幣制時代。到了1908年10月，銀元納稅亦予禁止。1911年3月31日頒行《臺灣施行貨幣法件》，將日本貨幣延長適用于臺灣，從而使兩地幣制完全統一起來。對于臺灣的幣制改革，1905年8月,總督府財政部長曾做如下表示:
依照本島一向的習慣與目前對大陸貿易的關系,臺灣的實際流通貨幣,暫時應用銀幣。不過,本島地理上與日本本土相連接,面積不大,戶口不多,不能自有幣制;而且在經濟上,使(臺灣)與日本的關系特別來得密切,這是一定的要求;如果兩地的貨幣制度不同,那末必然的結果,臺灣與日本國內的匯率時有行市,影響兩地貿易不能圓滑進行,勢將妨礙日本商工業者對于臺灣的投資,并會發生其它種種的弊病,此事至為明顯。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臺北，1964，第14頁。
上述可見，度量衡與貨幣制度的改革，在統一標準的同時，其核心是從中國式向日本式變化，是為了將臺灣社會經濟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的軌道,使臺灣真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并將原來在經濟上隸屬于中國的臺灣,改歸日本的支配。顯然，度量衡及幣制改革，并不僅僅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更是來自外部的日本資本的要求,是為了“今后更加速其與日本國內的直接關系”(兒玉源太郎語)，促進臺灣的殖民地化。矢內原忠雄指出：“在本國促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時候，不但要統一確立殖民地社會的度量衡及貨幣制度，而且當然要盡可能地使與本國的制度相一致。藉此使殖民地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成為本國的一部分，使本國及殖民地包括在同一經濟領土之內。這一事情，即在臺灣，也已完全實現。”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臺北，1964，第14頁。
在這里，我們還應關注臺灣銀行的設立，設立該銀行的目的是想在臺灣確立以臺灣銀行為中心的貨幣及金融體制，由于民間股金募集困難重重，日本政府本身參與了投資，且承諾彌補其虧損，從而提升其作為政府機關的特性。臺灣銀行的宗旨如下：
臺灣銀行作為臺灣的金融機構，旨在為工商業及公共事業通融資金，開發臺灣的富源，謀求經濟的發展，進而將營業范圍擴大到南洋諸島，成為這些國家的商業貿易機關，從而起協調金融的作用。現在臺灣的景況是，像樣的金融機關甚少。由于無金融疏通之路，人們遭受異乎尋常的高利貸之苦，而且各種事業極少屬于本地人經營，基本上是被外國人所壟斷。因此，應該使這塊新領土上的人們理解金融機關的可信性，同時逐漸為日本國人才流動能在臺灣辦理事業給予方便，從而必須為此開拓一條誘導之路。由于臺灣遠離日本國本土，最重要的是，需在經濟上考慮該島的獨立性，并做好準備，一朝有事能拿出維持經濟獨立的計策。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人間出版社，臺北，1993，第42～43頁。
早期的臺灣銀行在一般用戶的心目中信譽并不高，直到1899年底，一般放款額僅為10余萬元，1900年下半期的存款668萬元當中，屬于臺灣本地的金額只有246萬左右，占全部存款的4%，可見臺灣民眾對臺灣銀行信賴程度是很低的。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第52頁。由此而來，臺灣銀行主要將著眼點放在了政府事業資金的融資業務上，譬如臺灣事業公債的發行中，1900年首度發行的221萬余元的公債就全部由臺灣銀行認購。對于臺灣的幣制改革，臺灣銀行是積極的推動者，因為金銀比價關系的波動直接導致其存款額及差額損益，1904年總督府徑行發布的幣制改正令就是一個明證。1911年4月，日本貨幣法適用于臺灣，臺灣終于被劃入與日本同樣的金本位制度之下。
第二部分外國資本的驅逐和日資獨占的形成
土地林野調查的完成,度量衡貨幣制度的改革,為日本資本侵入臺灣鋪平了道路。但是,臺灣并不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早在日本人到來之前,英、美、德等西方資本即已在這里扎下了根,并且占據優勢地位,掌握了貿易、金融大權。他們的存在無疑是日本資本在臺發展的有力競爭者。因此，外國資本的驅逐成了日本資本獨占臺灣的前提條件，同時它也是促進臺灣社會經濟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驟。
茶、糖、樟腦是臺灣近代主要產業，開港后這些產業漸次被西方列強所控制，日本殖民者對外國資本的驅逐，也正是主要圍繞著這幾方面展開。
臺灣糖業自1858年美國人在打狗從事砂糖輸出，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后，逐漸控制在外國資本的手中，其中較著名的為怡記、德記、慶記、美打、海興、東興等英國洋行，此外還有美國、法國和德國等。他們通過買辦制度，獨占砂糖貿易。日本占據臺灣后，1898年，三井物產會社在臺北開設支店，1903年開始收購赤糖，收買買辦階層，扶植自己的勢力。1905年橫濱增田屋插手砂糖貿易，采取車站交貨、后為產地直接交貨的辦法，給予制糖業者方便，控制砂糖來源，搶奪西方資本的地盤。1907～1908年，鈴木商店、湯淺商店及大阪糖業會社等，開始批購砂糖。1909年還成立了臺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組織。外國商業資本中繼續營業的僅剩下怡記和德記兩家，1912年，怡記在臺南設立的改良糖廍被臺灣制糖株式會社所收購，德記則關閉砂糖部，撤離臺灣。這樣日本資本便實現了對西方糖業資本的驅逐。
在茶業方面,近代臺灣茶葉生產、加工和出口，均為西方資本所掌握，其金融資金主要由英國匯豐銀行提供，通過媽振館進行控制，形成匯豐—洋行—媽振館(Merehant)—茶館的資金鏈條。此外，在臺灣島內茶葉的生產及出口方面，大陸與臺灣島內資本也發揮重要作用。外國資本中較著名的洋行有英國寶順、德記、怡記、永陸、和記以及美國的旗昌洋行。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7，第107頁。1907年日本三井物產和野澤組，開始從事臺茶貿易，逐漸排擠英美資本，最后只剩下3家英國洋行和1家美國洋行。隨后，三井合名會社經營直營茶園，直接控制了產、供、銷渠道，不予西方資本涉足的余地。結果，日本資本在臺茶貿易上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
樟腦方面，情形相對復雜，清政府在1861～1868和1886～1890年間兩度實施樟腦專賣，特別是1864～1866年間由政府直營，其余包給民間經營。此外的時間段內，1855～1861、1869～1870、1876～1877年，為外商占優勢的時期。到了1891年后外商公泰洋行、魯麟洋行、瑞記洋行、Bain & Co以及Mannich & Co等分布于臺島南北，由此直至日據初，臺灣的樟腦主要為外商所控制。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7，第129頁。日據以來，面對根深蒂固的外國勢力，總督府亦不能不謹慎從事，1895年頒布《樟腦制造取締規則》，次年頒布《樟腦稅則》，開征課稅，直至1899年實施專賣，采用出口商投標的方式進行樟腦輸出，但其權仍然為英商所得，且總督府與外商間因樟腦而發生的糾紛不斷，成為日據初期的主要對外交涉事件。后來，日人依憑其政權機器進一步將樟腦權益直接交給了三井之手。無怪乎矢內原忠雄說：“臺灣的樟腦商權，是外國資本家的堅城;這一商權移屬日本資本家，是出于政府強權的直接保護。”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臺北，1964，第17頁。
近代西方資本在臺灣社會經濟地位的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擁有臺灣對外交通的壟斷權,其主干便是英商德忌利士(Douglas)輪船公司,自1871年開辟臺海航線以來,逐漸獨占了臺灣的對外輪船航運業，此一狀況直到日據初期仍然如此。這對日本殖民者掌控臺海兩岸貿易的主動權及將臺灣對外交通扭轉到與殖民母國日本相聯系為主的方向都是個障礙。1899年4月，依臺灣總督府之命，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正式開通淡水香港航線，啟動與德忌利士的激烈競爭，總督府則給以高額補助。據載，頭一年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投資146萬余元，即獲得了125萬元的補助金。于是大阪會社便不必顧及經濟利益以低于德忌利士一半的運費來排擠后者，日人稱：“(大阪)商船會社的營業看不到贏利的地方，然而悲壯的商船會社不僅僅是一個運輸業者，她洋溢著對新領土臺灣的滿腔熱情，傾其資本與德忌利士會社極力折沖，此間唯有待臺灣總督府的保護獎勵。此等保護獎勵其實亦是在保護臺灣自身的發達。”藤田駒太郎：《論臺灣經營及大阪商船會社之施設》，《臺灣協會會報》第28號。于是，在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的“犧牲性努力”下，德忌利士的業務全線潰退，到1904年11月徹底退出了臺海航線，臺灣海峽的航運權轉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等日資所壟斷，這是一場國策會社與民間公司間的實力懸殊的不平等競爭，大阪會社得以勝出依憑的是日本殖民者國家機器的鼎力支持。作為海島外向型經濟的臺灣，海上運輸線是其經濟發展的生命脈，臺灣的對外交通由日本人控制，有力地助成了日資在茶、糖、樟腦等領域優勢地位的進一步鞏固與發展。參閱拙作《試論日據時期的臺海兩岸交通》，《臺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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