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皇民文學及其他(2)
戰時的臺灣文學呈現出復雜的生態，受法西斯高壓政策的脅迫，臺灣作家們陷于苦悶之中，在連生活中偶有不滿語言就會被扣上“非國民”大帽子的環境下，文學創作就更加艱難了。漢文被取締了，文學創作不消說是要用日文來進行的，反戰反日的言論沒有生存的余地，一些有民族正義感的作家或封筆不寫、或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達內心的不平。如楊逵的《鵝媽媽出嫁》、《無醫村》，吳濁流的《水月》，巫永福的《祖國》等等。有的還暗中寫作有反戰意味的小說，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在審查制度嚴苛的情況下，有的作家只好浸淫于人情風俗、人生百態的描寫，體現出鮮明的臺灣鄉土格調，如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個女人的記錄》，王昶雄的《陋巷札記》等等。更有的作家刻意沉迷于形式主義的創作意境里，對藝術表現精雕細琢，如葉石濤的《林君寄來的信》、《春怨》等。劉登翰、莊明萱等：《臺灣文學史》(上)，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1991，第555頁。但是，作家也是社會人，他的創作不可能不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以張文環為例，作為《臺灣文學》的編輯發行者，實際上已經成為戰時臺灣人作家的核心人物。作為作家，他的作品充滿了對家鄉的摯愛，同情弱者，關懷社會，如《藝旦之家》、《夜猿》、《閹雞》、《論語與雞》等。但作為評論家，他的文章又積極的配合時局，號召人們響應戰時動員，甚至說過期待臺灣青年能和日本人一樣在靖國神社“祭拜英靈”這樣的話 野間信幸：《張文環的戰爭協力與文學活動》，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等編《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2002，第111頁。，似乎顯現出一個殖民統治“協力者”的形象。張文環身上所體現的兩面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臺灣作家在皇民化運動狂潮下，被動的、違心的一面，或者說是為求自保的無奈之舉，典型事例就是張文環在決戰文學會議上面對右翼日人的壓力為保護臺灣人作家而大聲呼叫：“臺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第460頁。有人指出：“殖民地時期(特別是戰爭下物質與精神雙重動員時期)臺灣人認同及精神構造，普遍出現曖昧游移、葛藤分歧或沖突矛盾等特征”，“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畢竟也是戰爭的產物”。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第一屆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0，第3頁。
然而，在皇民化運動的浪潮下，臺灣文學肌體上也出現了潰爛的傷口，這就是皇民文學的誕生。皇民文學的出現，與皇民化運動中一些臺灣人喪失自身民族性附和日本殖民者有關。在文學領域，日本殖民者十分注意收編臺灣人作家，陳火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43年7月，《文藝臺灣》6卷3期刊發了陳火泉的小說《道》，西川滿讀后興奮之極，濱田隼雄改正了文中的日文文法錯誤后說道：“在臺灣文學中，從來沒有受到如此強烈的感動。——確實有著臺灣文學從來未曾有的內涵，我告訴他現在臺灣有其獨特的皇民文學了。我從這篇作品能夠預見嶄新的臺灣文學。”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第449頁。陳火泉被頻繁邀請參加座談會，發表談話，在臺灣文壇聲名鵲起。作為臺灣皇民文學代表作之一，《道》描寫的是一個臺灣人陳君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喜愛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生活，克己自省，以做真正的日本人來要求自己。這里的“道”就是“步向皇民之道”。主人公陳君對某些日本人排斥非天生的日本人(臺灣人)，認為本島人不懂日本精神的現象十分不滿，他說：不是光繼承日本人的血才是日本人，而是從小受日本精神傳統的訓練，因而不論何時都能表現日本精神的才是日本人。主人公陳君連自己被臭蟲咬而不經意間用臺灣話罵了一句，也惕然驚醒，發現自己未能用國語(日語)來思考，做皇民的努力還不夠。最后決心“與內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報名參加了志愿兵，要求在自己戰死后在墓志銘上刻下如下的話：“青楠居士生于臺灣，長于臺灣，以一個日本國民而歿。”簡直要生為大和鬼、死為大和魂了。
周金波的《志愿兵》也是當時皇民文學的范本之一。在西川滿的直接指導下，配合志愿兵制的實施，《志愿兵》出籠了。小說中的主人公高進六，身受日本精神的熏陶，說著一口流利的日語，改日本式姓名高峰進六，參加勤行報國青年隊，主張用心去接觸大和魂，并寫血書報名參加特別志愿兵，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皇民身份。該小說發表在《文藝臺灣》2卷6號上，周金波因此獲得了第一回“文藝臺灣賞”，出席了1943年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就《志愿兵》的創作問題談道：“在我的作品《志愿兵》中，描寫同一時代的人的兩種不同想法;一種是‘精打細算型’，另一種則是‘賴皮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經是日本人了。代表這個時代的兩位本島青年，究竟誰能順應這個時代而生存下去呢?這就是《志愿兵》的主題。而且，我相信，視‘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經是日本人’的后者才能背負起臺灣的未來。”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66頁。將自己磨煉成為為真正的日本人，正是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中要達到的目標，《志愿兵》作為皇民文學，十分恰當的配合了統治者的需要。
第八部分皇民文學及其他(3)
不過，說所有的皇民文學就是徹頭徹尾的漢奸文學，也有些偏頗的地方。陳火泉的《道》也有反映臺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中被歧視而心靈郁悶的描寫，《道》中有以下的一段主人公日記：“菊是菊。花是櫻。牡丹終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萬歲而死的只有皇軍，貢獻一身殉國的只有皇國臣民，我等島人畢竟不是皇民嗎?啊，終究不是人嗎?”憤憤不平的聲音里也含有對臺灣人不平等地位的抱怨的意味。難怪甚至有人把《道》作為抗議文學來看待。參見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在周金波的《志愿兵》中，除了高峰進六，也有張明貴，后者將主人公高峰進六對天皇及天照大神的敬奉行為譏諷為“神靈附身”，認為他走火入魔了，還說道：“他開口閉口都是‘日本人’、‘大和心’的，根本不做任何批判，那種事我做不出來。”最后張明貴思想的轉向也十分的突兀，給人感覺是為配合時局硬套上去的。垂水千惠：《臺灣的日本語文學》，前衛出版社，臺北，1998，第54頁。《道》的作者陳火泉曾這么說過：“《道》發表之后，我常受到日本高等特務疲勞式的轟炸盤問：你到底贊成皇民化，還是反對皇民化?”他還自稱：“故事中的那些言論和作為，完全是時代和環境逼出來的。”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第455頁。換句話說，戰爭年代的臺灣皇民文學，是不是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呢?上述辯解之言常被現代人認為是作者為逃避良心與世人的譴責而不得不說的話，但客觀地從作品本身觀察，作家在字里行間流露的，應當還是有作為臺灣人自身的苦悶掙扎的成分在內吧。
抗議文學的代表者應當屬于大器晚成的吳濁流。吳濁流(1900～1976)，總督府國語學校師范部畢業，從事教育、記者等行業，曾到過祖國大陸。1936年3月在《臺灣新文學》發表處女作《水月》，從此步入文壇，主要作品有《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臺灣連翹》、《泥沼中的金鯉魚》、《波茨坦科長》等等。日據時期的作品描寫了臺灣社會的人生百態，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如《水月》中的仁吉，《功狗》中的洪宏東，《先生媽》中的錢新發等。也有描寫臺灣女性的命運和遭遇，如《泥沼中的金鯉魚》，主人公月桂是一個有抱負的女性，在飽受世俗觀念和身體侮辱后，憤而投身于文化協會，開展女權運動。《陳大人》則是在皇民化運動的狂潮下的抗議聲音的化身，小說主人公陳慶英依靠日本殖民者的勢力，身為巡查補卻欺壓善良民眾，奸污婦女，甚至氣死老父，這樣的人最后當然沒有什么好下場，被他所依賴的日本人所處置。《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的主要代表作，寫于1943～1945年間，這正是皇民化運動最瘋狂的時候，含有反戰內容的作品既沒有出版的希望，同時也要冒很大的風險的。吳濁流并不顧及人身的安危，終于在戰爭結束時完稿。《亞細亞的孤兒》是在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40余年且執行著強制同化政策的背景下寫作的，它深刻地反映了臺灣社會的歷史變遷。隨著殖民同化政策的實施，帶來了臺灣人認同危機的產生，而與祖國的分離使得很多臺灣人對祖國日漸陌生。臺灣人到底是“誰”?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身體流的是漢民族的血，披的卻是日本人的皮，又被日本人——內地人否認是真正的日本人，只是本島人。與陳火泉在《道》中描寫的一心要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的陳君不同，《亞細亞的孤兒》中的主人公胡太明感受的是一種“孤兒”的意識，他從小接受祖輩對自己的祖國觀念的灌輸，對祖國有著美好的憧憬。然而，到日本留學時發現日本人對臺灣人的種族的歧視，到祖國后當人們知道他是臺灣人時又被當作日本間諜看待，左右為難的胡太明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困惑。盡管如此，當他看到日本人肆意掠奪臺灣的人力物力，野蠻殺害大陸同胞，自己的兄弟也難逃厄運的時候，開始反省自己的觀念和生活態度，不愿再做冷血的旁觀者，把希望寄托在抗日斗爭勝利的前景上，投身到祖國的懷抱里去。由此看來，吳濁流借著胡太明的行動給許許多多的慨嘆身為“孤兒”的臺灣人暗指了一條解脫之道，這就是重回祖國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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