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東亞戰爭的失敗與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開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間化為昨日之夢，全島各地連這樣的鄉下地方都在謳歌復歸祖國、臺灣光復，今年的除夕，家家戶戶已揚棄稻草繩，改以貼上中國式的紅紙門聯，上面的“還我河山祝臺灣光復”等字句，充分顯示著臺灣人再也不向任何人低頭的由衷喜悅。寺奧德三郎：《臺灣高等警察物語》，文英堂出版社，臺北，2000年復刻本，第6頁。
首任行政長官陳儀抵臺，以總督府為首的各地方官廳、鄉下之郡公所等陸續被接收，臺灣人有力人士莫不舉雙手表示歡迎，各鄉鎮市街到處都豎立起豪華牌樓，牌樓上的彩燈入夜后就燦然發亮，用以慶祝歡喜的日子的到來。
在鄉下，日治時代曾經被限制的歌仔戲、布袋戲等開始復活上演，銷聲匿跡已久的打拳師父如魚得水地復出以舞獅、打拳指導年輕人而使之如醉如癡，各地競相舉行大拜拜，爆竹聲永遠是不絕于耳。
連鄉下的偏僻地方，過去的太陽旗現在都改為青天白日旗，在心情無比舒暢的臺灣人眼里，飄揚在初春晨風中的自己國家的旗子，應該格外美麗吧?
街上整日都是爆竹聲喧鬧著，而每當入夜后，街頭上呈現的是車水馬龍現象，露著歡喜表情的人民，潮汐般地到處涌來涌去，這是日本統治時代從來看不到的情景。寺奧德三郎：《臺灣高等警察物語》，文英堂出版社，臺北，2000年復刻本，第10～13頁。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發展(1)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隨著殖民宗主國文化依憑國家機器的力量強勢介入，社會教育和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日式教育的建立和日語的普及，使得日據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臺灣青少年在人生觀和思想意識上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在文化領域，殖民地文學、戲劇、繪畫等等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臺灣文化經歷了一個大的變遷歷程。這當中，殖民主義同化政策像幽靈般滲入臺灣社會的肌體，表象化在教育的、文化的、藝術的等等領域之中，侵蝕與抗體既搏斗又在一定條件下并存，在臺灣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卷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漩渦。
教育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培養一批既能為殖民者創造財富，又不驚擾殖民者自身安寧和悠閑的奴仆。
日據時期的臺灣教育，可分為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兩大類。社會教育(包括特殊教育)是指各類社會團體、青少年團、訓練所、家長會、傷殘人教育等等。社會教育的主要指導方針為：①(日本)國民精神的涵養;②國語(日語)的普及;③情操的陶冶;④職業技能的培養;⑤公民精神的養成;⑥生活的改善;⑦體質的提高。蔡茂豐：《臺灣日語教育史之研究》，大新書局，臺北，2003，第483頁。顯然，社會教育涵蓋了公民德育、智育、體育乃至職業培訓等，是一種全方位的教育活動。其中日本國民精神的培養及日語的普及是社會教育的重中之重。從所謂芝山巖“國語傳習所”開始，到后來的國語普及會、研究會乃至各個社會團體，都以日語普及和日本國民精神涵養為其基本導向。例如桃園興風會在其綱領中寫道，該會的宗旨為：“一、振興母國(日本)國風;二、馴致內(日)臺人間及街莊內共同和親之美風;三、獎勵國語(日語)、厲行習得母國禮儀作法及其他國風。”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昭和14，第102頁。這顯然就是個典型的殖民地教化團體。
臺灣總督府在文教局社會課內設社會教育系，總體負責全島社會教育。地方上，各州內務部教育課設社會教育系，廳、郡也有同樣的機構設置。在社會團體方面，據1919年的調查，與普及日語相關的社會教育團體即有國語普及會、夜學會、研究會、青年會、婦人普及會、婦人修養會等等887個團體，會員44302人，分別借公學校、民宅、保甲事務所、廟宇等處進行修身、日語等教育活動。山根勇藏：《臺灣的國語普及設施》，《臺灣時報》大正9年4月號。據1937年總督府《臺灣社會教育概要》所載，臺灣的社會教育有以下主要機構或團體：
國語普及國語講習所、簡易國語講習所、全島國語演習會、國語普及廣播放送、國語普及功勞者表彰、愛護章配布、國語普及讀物刊行 。
部落教化部落教化團體、強化委員會、部落集會所。
青少年團教育青年團、女子青年團、中堅青年養成設施、青年輔導教育、青年訓練所、少年團。
一般社會教育一般教化及修養團體、民眾體育、電影教育、廣播教育、情操教育、教化強調教育、圖書館、博物館、常設觀覽設施等等。
學校教育是臺灣教育事業的主干，它可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為了盡快達成與被統治者的溝通和建立有效的治理架構，臺灣總督府曾經要求部分殖民地官吏學習臺灣當地的語言，但這只能是權宜之計，將臺灣人子弟招收到學校進行由殖民者按既定目標設定的系統教育才是殖民統治長遠發展與穩固的必由之路。因此，以臺北芝山巖學堂為嚆始，臺灣的殖民地學校教育逐漸開展起來。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發展(2)
初等教育日據初期，日本人即開辦了國語講習所、國語學校，進行日語教學。1898年，臺灣設立公學校招收臺灣人兒童，設立小學校專收日本人兒童，原住民兒童則進入“蕃童教育所”。據《臺灣公學校規則》，公學校教育的宗旨是使臺灣人兒童精通日語，并培養作為一個日本人應有的性格。其所設置的課程中，日語、修身、讀書等日式教育課時占總課時的70%～80%，普及日語為其主要目的。日本殖民者稱：“國語(日語)為我國民精神之所在，其與修身一道，在國民精神培養上須占特殊的地位。”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昭和14，第319頁。小學教育則盡量向日本國內標準靠攏，同時依據臺灣社會經濟狀況的課程，以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1922年隨著《臺灣教育令》的頒布，初等教育實施日臺學生共學制，臺灣兒童中懂日語且適應小學教學者，依一定條件得入小學校學習，日本兒童希望入公學校學習者亦許之。1944年，取消公學校、小學校的區別，統一改稱國民學校，從而至少在表面上達到了日本人自詡的“內(日)臺如一的教育制度”。 梁井溥三：《文化南進基地臺灣的教育新體制》，《躍進臺灣大觀》(四編)，中外每日新聞社，東京，昭和17，第35頁。據統計，1918年臺灣擁有公學校、小學校541所，學生128436人，1939年957所，592990人，1943年1074所，862674人;適齡兒童就學率，臺灣兒童從1917年的13%提高到1943年的71%，日本兒童從1917年的95%提高到1943年的99%。相對于同時代的祖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的普及率是相當高的。
中等教育最初臺灣的中等教育是為適應在臺日人的升學需求而發展起來的。早期在第四附屬學校設中學科，1907年正規的中學校方告誕生，分別是臺北中學校和臺南中學校。兩校專收日本學生，臺人子弟入學無門。家境較殷富或獲資助者，大多遠涉日本留學。為此，臺灣士紳呼吁給予臺灣人更多的受教育權力，并醞釀在臺中自行設立中學校。出于統治安定及方便控制考慮，臺灣總督府接手辦理，由臺人出資設立中學校，收臺灣人子弟入學。學校采取日本式管理，目的在“使學生獲得作為日本國民所必需的知識”。女子中等教育初期亦附置于中學校中，1909年后獨立為高等女學校，收日人女生。對臺灣女生的教育則另設附屬女學校進行，1919年方專設高等普通學校招收臺灣女生，其宗旨仍為日語的熟練和日本國民性格的培養。1922年后，中等學校實施共學制，從此日臺人中等教育雙軌制取消。
日據時期臺灣中等教育的特點是，在教學內容上側重于臺灣地方的需要，亦即課程設置安排了許多實用性的科目，尤其是對臺灣本地學生，總督府的目的不在于鼓勵升學，而是力圖將臺灣學生引導到服務于社會的方向，以滿足殖民地建設對中低級人力資源的需求。該時期臺灣中等教育的發展，從以下幾個簡單的數字即可得以說明：1918年有中等學校4所，學生1843人，1939年為34所，18684人，1943年發展到44所，271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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