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改姓名運動實行的是所謂的“許可制”，開列的條件是：①國語常用家庭;②具有努力涵養皇國民之資質的深厚意念，且富于公共之精神。表面上由人民自行申報，然后經知事廳長許可，但實際上是強迫執行的。日本人除了陸續刊行有關更改姓名的煽動性書刊外，還設立更改姓名推行會，由警察脅迫改換姓名。據旗山吳氏的回憶，1942年正月，他突然接到一名憲兵的盤查，責問為什么不改姓名。一個月后，便接到被軍隊征為軍夫的通知，送到馬來西亞前線去了。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會社，東京，1984，第45頁。1941年改換姓名者有71785人，1942年約為10萬人。種村保三郎：《臺灣小史》，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昭和20，第428頁。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皇民化運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圖使臺灣人民“通過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來首先體會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覺中感受皇民意識，并達到這一境界”。白井朝吉：《臺灣皇民化之諸問題》，《臺灣時報》昭和15年1月號。
第三，強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學校教育歷來是日本殖民者實施皇民思想灌輸及同化宣傳的骨干。“七七事變”前，臺灣學校教育除了普通技能和日本式修身教育之外，最大目的正如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所說的：“不過為普及國語的起見而已”。皇民化運動時期，在1941年初等教育的國民學校教育原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繩”，“進行國民基礎鍛煉”;至于中等教育目標是“鍛煉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高等教育則是“以修煉皇國之道為準繩，鍛煉國家有用的人材”，師范教育則是“以修煉皇國之道為主旨，體會皇國使命，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1943年起，臺灣實施義務教育制度。而所有這些“教育制度的擴充，特別是義務教育的施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徹底來促進本島人的皇民化”。鹽見俊二：《臺灣統治方式與印度尼西亞統治方式》，《臺灣時報》昭和18年11月號。
此外，日本殖民者還加強社會教育設施。在各類日語講習所，除了教授日語外，還向學員灌輸日本皇民精神，宣揚總督政令，學唱軍國主義歌曲。各地普遍成立部落振興會，設置部落集會所，開展各種活動，如祝祭日參拜神社，對日本國旗的崇敬，學用日語，奉齋神宮大麻，完納稅收，宣講時事等等。
第七部分皇民化運動(4)
青年是社會生活的主干，訓練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運動的重心之一。廣大青少年被納入青少年團組織，施以訓練，宣揚所謂的日本精神、國體明征、大義名分等。為了培養各地青年中堅，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報國青年隊，將各地青年集中進行3個月的兵營式訓練。為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設立了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等，“推動培養活躍于華南、東南亞地區的干部”。防衛研修所：《有關臺灣問題的基礎研究》(其一)，《研究資料》第41號，東京，1965，第89頁。
同時，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對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輸，他們進一步強化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婦女會、男女青年團的活動。初步統計，1937年有日語講習所176處，學生15985人，日語普及會21個，會員618人，頭目勢力者會86個，會員980人，家長會351個，會員23612人，婦女會84個，會員4276人，男女青年團372個，團員14175人，幾乎囊括了原住民青壯年中堅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還招集全島原住民青年骨干舉行碰頭會，宣講時局，挑唆對中國的敵視心理。島田昌勢：《臺灣國精運動的新開展》，《臺灣時報》昭和14年9月號。
第四，強迫臺灣人民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服務。
“奉仕”(日語服務、效力之意)是皇民化運動期間臺灣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臺灣人從事無報酬的低級繁重的勞動。皇民奉公會時期，“奉仕”更是被擺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稱：“皇民奉公運動不光是口頭上說臣道實踐，而是挺身于實際在遂行臣道實踐。”《臺灣年鑒》昭和17，第178頁。要求臺灣人民以實際行動體現皇民思想，并證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上。顯然，這是日本殖民者為無償使用臺灣勞動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強制皇民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隊”、“奉公隊”紛紛出籠，學生要參加“熱汗奉公”勞動，工礦企業組織各種產業奉公團，大幅度增加勞動強度，廉價榨取臺灣工人的勞動成果，商業界則成立商業奉公團，配合戰時經濟統制政策，穩定市場。1944年，進一步提出“全島無一人不為圣戰而勞動”的口號。
為了支撐戰爭機器的運轉，日本殖民者還通過迫售金銀、發行公債和強迫儲蓄來搜括臺灣人民的財富，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幟下冠冕堂皇地進行的。1937年開始的“金報國運動”，強迫人民出售金、銀、銅、鐵、錫等，以家庭主婦為中心，由臺灣銀行牽頭，通過儲蓄組合、信用組合、保甲部落團體，挨門逐戶推行，到1939年3月，金額達5000萬元。太平洋戰爭前夕，在金獻納的名義下，臺灣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價值180余萬元，在日本帝國內僅次于東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間，更高達500萬元。隨著戰爭的擴大并陷入膠著狀態，臺灣總督府大力宣傳國家總力戰，強調經濟戰的重要性，要求臺灣人民將手中資金投入儲蓄，展開所謂的“儲蓄報國”運動，其金額為1938年5000萬元，1939年15000萬元，1940年2億元，1941年23000萬元，1942年36000萬元，1943年仍達到3億元。1937～1942年還發行國債及債券87609505元，臺灣人民的軍事費，1937年為600萬元，到1944年高達15000萬元，增長了24倍。參閱陳小沖《1937～1945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臺灣研究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廈門，1990。
日本殖民者還將支援戰爭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以實現征兵制為皇民化的追求目標之一，把臺灣青年送上前線，來填補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資源。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將臺灣人征為軍夫到軍隊充當雜役，此外還有通譯，主要派遣地是大陸的華中、華南及東南亞。1943年，臺灣實施陸海軍特別志愿兵制度，海軍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約有316097人申請，陸軍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約有601147人應募。至陸海軍特別志愿兵制取消，計有約16500人服役。征兵制在1945年4月實施，殖民地軍事動員達到了高潮。日本人將臺灣青年送到訓練所日夜苦練，然后派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到大陸地區，使之與自己的同胞自相殘殺。據戰后日本厚生省的統計，臺灣出身軍人數為80433名，軍屬(含軍夫)126750名，合計207183名，其中死亡30304名。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3，第141頁。
第七部分抵制與傷痕(1)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的所謂皇民化運動，是一場對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強制同化運動，同時也是對殖民地人民的戰爭動員。這一運動以斬斷中華文化臍帶、灌輸日本皇國精神為核心，企圖將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臺灣漢族及原住民強制同化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統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戰爭之機驅使臺灣人民、搜刮臺灣富源。
社會學家沃夫·林頓(Ralph Linton)指出：“一個社會的文化是其成員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的習得、共享、并代代相傳的觀念和習慣的總匯。”〔英〕哈拉蘭博斯：《社會學》，中文摘譯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頁。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規定了特定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指導他們的行動，限定了他們的人生觀。臺灣漢族文化是大陸文化的延伸，幾百年來，大陸移民在墾拓荒原的同時，就將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帶到了臺灣，并代代相傳。日本殖民者企圖在短期內改變他們的文化，既違背了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又遭到了臺灣人民的抵制，是很難得逞的。
強制推行日語，在一開始就遭到臺灣士紳的反對，他們以臺灣地理上與華南、南洋相鄰為由，主張“(日本)南進目的地為華南及南洋，均為與臺人同族同用漢文之閩粵人接觸，為遂行國策，應充分授臺人以漢文”。潘公昭等：《今日的臺灣》，中國科學儀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頁。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納。在鄉間，傳播傳統漢學的書房仍頑強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總督府強行禁止。臺灣人在一些公務場合要說日語，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以說臺灣話為主。所謂國語家庭的認定，據不完全統計，1937～1943年間臺北州共有3448戶的國語家庭，只占總戶數的13%。臺北是臺灣的首善之地，臺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強力推進的國語講習所，人們在學日語之后，還有人利用配備的收音機收聽祖國的廣播，并且此類國語講習所的績效如何，亦頗值質疑。有報道稱，一個少年在寫給臺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說了他的母親在國語講習所學了一年的日語，卻連一句日語都不懂。雖然日本人統計中懂日語者為數不少，但這一統計數字同樣有問題，我們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徑，只要一個人在國語講習所里學了一天的日語，不管他后來是不是堅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國語者”了。周婉窈，上揭書，第50頁。因此，官方的數字不能準確的說明情況。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聲稱日語普及率高達60%～70%的日據末期，所謂皇民奉公會演劇挺身隊在全島演出皇民劇的時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臺灣話進行表演，因為用日語觀眾聽不懂。1944年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召開大會，最初用日語進行，卻因會議參與者不通日語而造成極大困難。村上嘉英：《舊殖民地臺灣語言政策的一個考察》，《天理大學學報》第36卷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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