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藏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
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日本隨軍記者的戰地照片，當時日本軍部允許發表，是為了炫耀赫赫武功，并沒預料到會成為屠殺罪行的真實記錄，尤其可以同“加害方自供”互相印證。還有一批戰時禁止發表的戰地照片，如日本每日新聞社隨軍記者拍攝的戰地照片和文字說明，每日新聞社都收藏起來，每一年的“不許可”照片都能裝訂一大本。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時候，每日新聞社接到軍部命令：“可當作戰爭見證的資料，必須全部銷毀!”(李抗和主編：《血淚抗日五十年攝影全集》第4冊，鄉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頁)攝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絕這一命令，將隨軍記者拍攝的戰地照片藏在大阪總社的倉庫里，才得以保存下來。這些照片陸續面世，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重要佐證。
日本每日新聞社隨軍記者拍攝的戰地照片;采自李抗和主編：《血淚抗日五十年攝影全集》第4冊，鄉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3頁。
日軍官兵也自行拍攝了許多屠殺中國軍俘虜和平民的照片。一個日本兵拍下了16幅日軍暴行照片后，拿到南京金陵照相館沖印，在該照相館工作的羅錦加印了一套，裝訂成冊加以秘藏，后來又由其學友吳璇保存下來。抗日戰爭勝利后，該相冊呈交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證。
是羅錦加印的日軍自行拍攝的屠殺暴行像冊;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社攝影部將所搜集到的日軍官兵自己拍攝的屠殺現場照片數十幀裝訂成冊，提交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作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證。是日本兵拍下了的16幅照片中的一幅：劊子手的刀鋒揮過，中國軍俘虜的脖子已斷，腦袋還沒有落地的瞬間;在圍觀的日軍官兵中有三個人正舉著相機在拍照;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是中央社攝影部將搜集到的日軍官兵自己拍攝的屠殺現場照片裝訂成冊;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當時留在南京的傳教士、教師、醫生、記者、商人等外籍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了許多日軍屠殺暴行的照片。其中，美籍傳教士馬吉在千方百計保護國際安全區難民的同時，拍攝了大量的攝影鏡頭，隨后編輯成紀實影片《南京暴行紀實》，每組攝影畫面都配有時間、地點、內容等背景解說文字，形象真實地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實態。
第一部分參考書目(3)
中央社攝影部搜集的日軍官兵自己拍攝的屠殺現場照片中的一幅，日軍士兵將中國平民作為活靶子，練習刺殺;日軍軍官為了讓新兵“練膽”，也經常命令新兵將中國軍俘虜或平民當做活靶子刺殺;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中國電影資料部門收藏的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電影資料以及中國檔案部門收藏的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圖片資料，尤其是從日軍俘虜那里繳獲的屠殺暴行照片，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證據。
正因為有這么多“加害方自供”、“中立方證言”，輔以“受害者控訴”，現在可以逐月逐日地揭示這場60多年前的包括殺燒淫掠等暴行的大屠殺的全過程。正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見證人美籍牧師馬吉在當時的日記中記載的那樣：“我認為應該把它們記下來，這樣，這些不可泯滅的事實終有一天能公諸于世。”(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頁)
采自馬吉拍攝的電影膠片，背景解說文字：“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國婦女下跪請求日本士兵不要殺害她們的兒子和丈夫，他們僅僅是因為被懷疑當過兵而被無情地驅趕在一起。成千上萬的平民也被這樣用繩索捆綁起來，驅趕到下關的長江邊、眾多的小池塘邊和空曠的場地上，在那里他們遭到機關槍掃射、刺刀砍殺、步槍齊射，甚至被用手榴彈處決。”
戰后，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性質，一直存在多種看法，其中主要有：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提出“縱兵殺戮論”，在對南京大屠殺罪魁松井石根量罪時判定：“本法庭認為有充分證據證明松井知道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對于這些恐怖行為，他置若罔聞，或沒有采取任何有效辦法來緩和它。”“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制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不幸的市民。由于他怠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的責任。”(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譯本，第551頁)
日本兵砸開大門，闖入民宅;采自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電影資料。
日本右翼勢力提出“指揮失控殺害論”、“戰爭行為傷害論”、“俘虜叛亂擊斃論”等，其代表人物、原拓殖大學講師田中正明稱：“即使發生了搜捕和處死潛伏便衣隊，或在指揮失控狀態下處理俘虜等問題，也不能說成是所謂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事件，而應該判定為因戰斗行為造成的犧牲，尤其幾乎不存在集體屠殺中國平民和婦孺之類的事情。”(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總結》，日本謙光社1987年版)田中正明還聲稱：“幕府山的俘虜在山田少將采取將他們驅逐到長江流域中州地區的措施時，發動了叛亂，這些人因此被擊斃，這也算不上屠殺。”(〔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日本輾轉社1995年版)
第一部分參考書目(4)
日本洞富雄教授于1982年提出南京暴行的責任在于以下方面：“軍部不按國際法處理俘虜問題”;“戰地指揮官對于掠奪、強奸的默認”;“長期以來的緊張戰斗和遇到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抵抗”;“迅速進軍造成糧食不足”;“軍隊的疲敝導致訓練不夠”;“作戰毫無正義”;“各部隊長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搶頭功，強制部下進行艱苦的戰斗，使官兵心態錯亂”;“激烈的戰斗行為喪失人性”;“日本現代軍隊的漸趨墮落”;“年輕軍官的驕橫殘暴”;“日軍官兵對中國軍民的蔑視”;“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導致官兵的道德敗壞”等。洞富雄認為松井石根是悲劇人物：入城后的12月18日把軍官集中起來“揮淚提出警告也被當作耳旁風”。”(〔日〕洞富雄：《定本南京大屠殺》，日本現代史出版會1982年版)
臺灣李恩涵教授于1989年提出“屠殺令”問題，指出：“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軍令依據即為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兩次‘城內掃蕩’與‘掃蕩敗殘兵’的命令”;“其部下上海派遣軍朝香宮鳩彥與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因而進一步發出屠殺俘虜(‘敗殘兵’)的命令;此后該屠殺命令即逐級地傳達下去，而有師團屠殺命令、旅團屠殺命令、聯隊屠殺命令，以至于大隊屠殺命令、中隊屠殺命令、小隊屠殺命令等等”。(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令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地18期，1989年6月)
圖18中央檔案館等編：《南京大屠殺圖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京孫宅巍教授在《南京大屠殺》(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設有專節《罪惡的預謀與屠殺令》，論證“日軍所繼續的南京大屠殺，完全是有計劃、有組織的罪惡行動”。
以往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實及性質的考證，往往重視文字資料而忽視圖片資料。在考證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重大史實時，圖片資料無疑具有比文字資料更加準確、形象、生動的特點;圖片資料如果能同文字資料互相印證，則其價值就更高。但是，圖片資料在使用上難度較大，只有在弄清楚該圖片的時間、地點、內容、背景以及拍攝人的情況下，才能用于史實的論證。我發表論文《一場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暴行——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光明日報》1995年7月3日史林版)，主持編撰《南京大屠殺圖證》中日文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編制紀實錄像片《南京大屠殺實證》(北京電影學院音像出版社1995年版)，都用圖文互證的形式，論定侵華日軍戰地指揮官下達“屠殺令”、日軍各級部隊執行“屠殺令”和日本軍部的縱容，南京大屠殺實為一場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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