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文化協會內部對于是不是放棄體制內抗爭路線轉而以激進方式爭取臺灣人民民族解放問題上，林獻堂、蔣渭水均予以反對，這也是他們退出文化協會的主因。但林蔣二人的觀點仍有所區別，林獻堂堅持以臺灣議會設置請愿為主軸開展臺灣地方自治運動，要求在不改變殖民政體下獲得體制內的參政權;蔣渭水在此基礎上，主張支持臺灣的工農運動，認為只有聯合廣大民眾才能獲得民族運動的最后勝利。在臺灣民眾黨的組建過程中，蔣渭水的主張得到了體現，民眾黨的早期組織“解放協會”在綱領第二條明確提出：“擁護臺灣人全體的利益，尤其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但該條在改名為“臺政革新會”后被刪去。最終體現在臺灣民眾黨綱領上，有關階級斗爭問題的表述僅在社會方針方面提出“援助農民運動，勞動者運動及社會團體之發展”。《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34頁。因此，僅從黨綱上看不出民眾黨對階級斗爭的真實態度。圍繞階級斗爭問題，蔣渭水和彭華英分別提交了各自的“對階級問題的態度”解釋案，蔣渭水提案分五點：“一、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并行進行。
二、擁護農工階級即實行階級運動。
三、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即造成全民運動之中心勢力。
四、企圖農工商學之聯合即造成全民運動之共同戰線。
五、本黨站在代表農工利益之地位，合理調節階級間的問題，使之不致阻礙全民運動的前進。
六、結合臺灣各階級民眾，在黨領導下實行全民眾之解放運動。”《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56～157頁。彭華英提案一至四條及第六條基本與此相同，但關鍵的第五條卻有著極大的差別，彭案第五條稱：“本黨考慮農工階級之利益，合理調節階級間的問題，使其不至于阻礙全民運動之前進”。蔣案將民眾黨定位于代表農工利益的政黨，彭案則僅僅是表明民眾黨將會考慮農工階級的利益，二者的立足點根本不同。彭案得到了林獻堂、蔡培火等的支持，并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上獲得通過，成為黨的政策指導方針。這表明，民眾黨成立之初，對于農工運動及階級問題的態度是比較緩和的，實質上著眼于“合理調節個階級間的問題”。即使是認為民眾黨應當是代表農工階級政黨的蔣渭水本人在談到此問題時亦坦承：“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民生主義能夠防止階級爭斗”。《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臺灣民報》昭和2年6月5日。他在《我的主張》一文中還稱：“我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經濟上倡導勞資協調。黨的運動規定為，全民運動和階級運動同時并行。尤其不寫為‘階級斗爭’而寫為階級運動，是基于勞資協調的意思。”《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31頁。換句話說，這時的臺灣民眾黨主張的不是階級斗爭而是階級調和。
第五部分民族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問題(2)
民眾黨成立后，積極推動臺灣民族運動的發展，一方面揭露總督府評議會假民主的欺騙幌子，要求實施臺灣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抨擊日本殖民者的民族壓迫政策，指出“總督府的所有政策皆偏袒內地人(按指日本人)”《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73頁。，要求擺脫經濟上受束縛受壓制的地位，強化臺灣人在各類產業組合中的主導權，反抗臺灣青果會社等日本資本對臺灣流通領域的控制;同時舉辦遍及臺灣全島各地的講演會和政談演說會，其中如“是悲慘的臺灣?還是安樂的臺灣”等講演，就被殖民當局稱為“不畏國法之言辭”而遭禁止。據統計，僅1927年一年，就有211次講演會，聽眾達52250人，政談演說會50次，聽眾30280人，電影放映活動(前身為原文化協會時期的美臺團)94次，觀眾人數約有35336人。 《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74～175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民眾黨十分注重對工人運動的支持和領導，號召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資本家作斗爭，得到了廣大工人的積極響應，臺灣的工會組織迅速匯集到了民眾黨的旗下，在民眾黨組黨的1927年底，即有臺北土木工友會、基隆店員會、臺南機械工友會等21個工會團體、蘭陽農業組合等農民組合及新竹青年會、大甲日新會等青年團體公開支持民眾黨。到了1928年2月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后，民眾黨領導下的臺灣工人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初步統計有41個工會納入工友總聯盟，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號稱會員達9300人。此外，農民組合及青年團體的數目也有較大的增長。《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64頁。
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民眾黨在工農政策上的進步，也將黨的領導層推上了民族運動的峰口浪尖。1928年黨的第二次黨員大會宣言指出：“全民運動為臺灣解放運動必須經過之過程，這不但是先人之遺教，也為極合理穩當之路徑，我們必須援助各種團體之組織與合同，把民眾威力發揮出來。回顧過去解放運動之失敗，在于參加者只局限于知識階級之故。因此，今后我們的全民運動應使廣大范圍的民眾參加。特別應以農工群眾為解放運動之主力，重點放在對農村與工場的宣傳，使工農階級組織化實為最要緊之事。”《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77頁。到了1929年黨的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民眾黨的目光不僅僅局限于臺灣島，而是將臺灣民族運動與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斗爭聯系到了一起，主張“聯絡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參加國際解放戰線，以期與世界解放的潮流匯合”。民眾黨在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及殖民地形勢后，認為“帝國主義國家間及帝國主義國內之矛盾日益擴大的現象愈益顯明，且已發生動搖，離崩壞之日必不在遠。世界所有的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間的相互聯系及共同斗爭，實構成其致命傷”。強調“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對內要堅固陣容，對外要緊密聯系，更加努力奮斗，猛烈進攻，向其作最后的決戰”。《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221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這些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提法，現在居然出現在了民眾黨的綱領性文件中，清楚地表明臺灣民眾黨在方針上“左”傾色彩已日益鮮明，黨的民族運動路線已經從建黨初期的溫和立場大大前進了一步，變得愈來愈具有戰斗性和革命色彩了。
1930年12月，民眾黨中央常委會擬定了政策綱領修正案，該修正案清算了民眾黨建黨以來的軟弱渙散狀況，指出“創立當初，由于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客觀形勢之限制屢屢遭禁止而難產，因此不能充分表達立黨精神”，強調必須鮮明樹立黨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定位。對于世界形勢的分析方面，民眾黨認為：“資本主義沒落期的矛盾混亂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狀態。現今的世界經濟恐慌蘊藏著資本主義最大的危機，全世界的經濟組織遭遇到激烈的轉換時期，帝國主義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陷入衰老沒落的境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正在新興崛起。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轉換期。”我們知道，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使得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空前激化、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丁惠寧、宋農村編著《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發展史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第240頁。顯然臺灣民眾黨已經接受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并且將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了以蘇聯為范本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崛起上。1931年2月黨的第四次黨員大會上通過的《綱領、政策修改案》中，民眾黨的綱領修改為：“一、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政治自由;二、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擴大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之組織”。《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255頁。黨的主要領導人蔣渭水更是明白聲稱：“今天這個時代并非倚賴資本家之時代，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但在臺灣現在的情況下作為過渡時機下的方針，如不在階級運動中再加進民族運動的話，那么要得到運動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261頁。在這里，階級斗爭或階級運動被確定為民眾黨方針政策的主軸，民族運動反倒成了臺灣無產階級在殖民地條件下獲取勝利的輔助條件。可以說，1930年底的民眾黨已經基本上轉型為無產階級政黨并在思想路線上向共產主義靠攏，倘若不是立即被日本殖民者取締，如同新文化協會那樣逐漸被臺灣共產黨收編而成為其外圍組織或與之并行成為左翼民族運動組織，或不難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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