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農工運動及臺灣共產黨(4)
臺共在島內活動的開展，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大綱的原則實施的，在對臺灣民族運動發展狀況和對島內資產階級階級分析的基礎上，臺共認為：“我們既已認定根本上臺灣資產階級不唯無法領導臺灣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軍隊。我們應一方面打破資產階級的妥協性與卑劣的陰謀，他方面也應與他們建立密切的聯合戰線，使資產階級處在工人階級的影響下。在現今政治條件下——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時期——臺灣共產黨必須為工人階級爭取真正的領導地位，以免指導權落入資產階級手中，如此才能真正推動民族革命使其向前發展。”《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37頁。因此，臺共的首要任務在爭奪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權，在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下團結資產階級為同盟軍，同時盡一切可能將廣大工農大眾聚攏在自己的周圍，為達成臺灣民族革命的目標創造條件。在上海及東京的黨組織陸續遭破壞后，臺共仍不屈地在島內重整黨的領導機構，并決意“按既定方針繼續活動”，著重點放在對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工作上，指定吳拱照、莊守負責文化協會，楊春松、趙港負責農民組合，莊春火負責工人運動，后專指派劉守鴻為高雄地方負責人，領導當地的工人運動和黨的活動。
隨著黨在臺灣民族運動中影響力的日益擴大，廣大黨員對于部分領導成員“不充分、不活潑、態度之消極”等軟弱渙散狀況感到不滿，要求改組黨的領導機構。《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12、167、176、170、278、215頁。黨還決議加強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求得其支持和指導。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對于臺灣共產黨的狀況也十分關切，經由翁澤生聯絡發布了對臺共工作方針的新指示。1931年黨的改革同盟成立，蘇新、趙港、王萬得等一線黨的骨干分子清算了黨內主要領導人的機會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決定在工農大眾中廣泛發展黨員，擴大黨的影響力，籌備赤色工會。5月底黨的第二次臨時代表大會上正式確立了新的中央領導核心及臺共與中國共產黨的緊密聯系，指出“黨的成立大會及此次大會均受到中國黨的幫助與指導，此點具有重大的國際性意義”。《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67頁。大會采納了新的政治綱領，指出臺灣革命的性質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臺灣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負擔此一革命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擔當革命的領導力量，“唯有無產階級指導農民、小資產階級及一般勤勞大眾組織形成的勢力，才是革命的唯一動力”。《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76頁。然而，臺共在清算了黨內的機會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同時，卻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他們認為帝國主義陷入了極大的危機之中，世界正進入革命的高潮期，號召人民起來對殖民主義和封建勢力做堅決的斗爭，最后“達成武裝暴動，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建設革命政權，完成革命現階段的任務”。《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70頁。這一激進主張的出現與當時自身陷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下的中共的影響有著極大的關系，并且不符合臺灣的社會實際，對臺共自身及臺灣革命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危害性。
盡管臺共從建立伊始，就不斷的遭受日本殖民者的嚴厲取締，但黨仍然不屈不撓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斗爭，他們集合了一批進步青年工人農民在各地組織讀書會、茶話會，宣講革命道理，教授“資本主義的騙局”、“勞動者的明日”及“共產黨宣言”、“共產黨ABC”、“無產者政治教程”等;臺共成員吳拱照、莊守進入分裂后的新文協，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立了主導地位，文化協會成為臺共的外圍組織，并利用臺灣文化協會開辦演講會抨擊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四處張貼標語號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臺灣共產黨”;在農民組合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臺共提出的“農民問題的適當對策”被全面接受，農民組合實際上也為臺共所主導;在工人運動方面，他們在北邊礦山和南部鐵路廠籌備工會組織，蘇新、蕭來福、王萬得等深入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號召工人起來斗爭，全島性的工會組織赤色總工會也在積極的建立中。進入“九一八”事變后，臺共認為“帝國主義戰爭正是臺灣革命成功的機會”《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278頁。，決定依據1931年綱領中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方針，在臺灣策劃武裝暴動的具體實施，先后組織人員在嘉義的竹崎、北港進行訓練。遭破壞后，又以大湖、竹南農民組合支部為中心，積極組織暴動準備工作，但不幸事機泄露，大批成員被捕，暴動失敗。1931年7～8月間，日本殖民者在全臺大肆搜捕臺共黨員，臺共組織和黨中央受到嚴重破壞，黨從此陷入癱瘓狀態。對于臺灣共產黨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和作用，當時的資料記載道：“——臺共將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完全變為其指導下的外圍團體，而農民運動、小市民學生運動則依據黨的方針推行，至昭和五、六年(1930～1931年)，甚至連赤色工會的組織或勞動爭議方面亦有相當發展，在本島左翼運動中留下了甚大的業績。”《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215頁。
第五部分農工運動及臺灣共產黨(5)
在臺共1928和1931年的政治大綱中，都曾提出了臺灣獨立、建立臺灣共和國的主張，這一主張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共產黨。臺共的政治大綱是由日本共產黨起草后直接交由臺共執行的，由于不了解臺灣的社會歷史實際，日共錯誤地將臺灣人民單獨列為所謂的“臺灣民族”，同時又教條主義的照搬列寧的殖民地理論，從而發展出了臺灣殖民地民族獨立的結論。但即便是在這里，臺灣獨立也只不過是“政治上與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是針對殖民宗主國日本的。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2卷，第719頁。當時的臺共創立者經驗不足，且作為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民族支部，忠實執行是它的義務。中國共產黨則自身深受“左”傾機會主義及黨內將共產國際決議及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困擾，對于日共依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指導起草的臺共政治大綱，予以不折不扣的贊同。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日本占據臺灣有著不平等的《馬關條約》為護符，中國是不能公開提出對臺灣的領土主權要求的，中國大陸和臺灣的革命者充其量只能期待臺灣盡早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實現獨立自由，這就是他們接受日共提供的政治大綱中出現臺灣獨立、建設臺灣共和國主張的根由所在。直到抗日戰爭中國對日宣戰，公告廢除包括《馬關條約》在內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臺灣地位確定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祖國領土臺灣，便成為大陸、臺灣革命者共同的、唯一的抉擇。參閱程文騰《關于臺灣人的抗日與臺灣人意識》，收入許南村編《史明臺灣史論的虛構》，人間出版社，臺北，1994。
第五部分民族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問題(1)
以臺灣民眾黨為例日據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以臺灣同化會為開端至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為其終結，其間在臺灣民眾黨末期曾經歷了一次大的分裂，給臺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爭帶來了重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分裂的原因，除了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策略運用外，最根本的還在于民族運動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圍繞臺灣民族運動中要不要開展階級斗爭這一問題，在臺灣民眾黨內爆發了激烈的沖突，終于以林獻堂、蔡培火等推出臺灣民眾黨為標志，宣告民眾黨的分裂。
民眾黨成立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眾所周知，民眾黨是在文化協會由連溫卿為代表的左傾激進派掌握主導權后，從文化協會退出的林獻堂、蔣渭水等人聯合組成的。史料稱：“自文化協會分裂以后，臺灣社會運動陷于混亂狀態，農民組合及工會的組織，有如雨后春筍，到處叢生，種種事件相繼發生，且漸趨左傾。”吳三連、蔡培火等：《臺灣民族運動史》，自力晚報出版部，臺北，1990，第445頁。新文化協會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下的無產青年派知識分子在臺灣民族運動浪潮中咄咄逼人，“文協發生左右分化作用以來，各方面的實際運動，日益深刻一日，比之三五年前的社會狀態，殆有隔世之感”。《臺灣的社會運動》，《臺灣民報》昭和2年12月11日。面對此一態勢，如何對待工農運動、如何處理臺灣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關系?成為擺在民眾黨面前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在工農運動和階級斗爭問題上，民眾黨是有其發展變化的曲折軌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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