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及其歷史必然性

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及其歷史必然性

薛慶超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在勝利與挫折的反復比較和考驗中，迫切需要推舉出能夠高瞻遠矚、多謀善斷、具有深厚理論造詣、具有高度軍事素養、能團結全黨全軍實現黨的當前目標和長遠目標的代表人物。在革命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終于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此，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中國革命走上順利發展的正確道路。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被迫開始長征，11月底到達湘黔邊界。在不到兩個月的長征中，紅一方面軍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這時，“左”傾教條主義者不顧蔣介石已調集幾十萬大軍到湘西堵截紅軍的客觀形勢，極力堅持原定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計劃，紅一方面軍面臨全軍覆沒危險。
在這關系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中央討論進軍方向問題的通道會議上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他具體分析了客觀形勢，批駁了錯誤意見，力主放棄前往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提出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這一主張，得到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中央領導同志的擁護。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紅一方面軍從通道突然改向貴州方向進軍，使蔣介石妄圖在通道以北“圍殲”紅軍的陰謀宣告破產，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也就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同志在軍事上的正確領導。”
紅一方面軍進入貴州占領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正確主張，從而再次否定了“左”傾教條主義者欲去湘西的錯誤意見。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得以參予中共中央關于紅一方面軍行動的決策，指揮紅一方面軍向貴州腹地挺進。12月底，紅一方面軍占領烏江南岸的猴場，在紅軍進軍方向上再次發生爭論，“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紅軍不過烏江，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猴場會議，中央多數同志仍然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5年元旦，紅軍突破烏江，直取遵義。
黨和紅軍在實踐中認識到“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指揮，才是紅軍百戰百勝的保證。”長征途中關于紅軍進軍方向問題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一次比一次明確地肯定和批準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一再否定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意見。這表明，由中央專門召集一次會議，集中地討論關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

二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開始的時候由秦邦憲(博古)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了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報告，仍然堅持“左”傾錯誤立場，竭力為“左”傾錯誤軍事路線辯解。隨后周恩來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者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并就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
張聞天“根據中國革命實踐的檢驗和自己的切身體會，決然摒棄了王明的左傾路線，站到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一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將鋒芒集中在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上，針對秦邦憲（博古）毫無自我批評、強調客觀原因、竭力推卸責任的辯解，列舉大量事實，針鋒相對，進行有力的批駁，尖銳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贊同和擁護。
接著，“王稼祥同志慷慨發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講話，指出博古（秦邦憲）、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這就是后來多次被毛澤東提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關鍵的一票”的由來。
朱德、周恩來等絕大多數與會同志在發言中批判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改換領導，贊同毛澤東出來領導。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遵義會議最后一天，討論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等重大問題，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較短的時間內處理和解決了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遵義會議的成功，既有與會同志的共同努力，也體現了毛澤東卓越的政治遠見和實事求是精神。
首先，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不進行政治路線正確與否的爭論。毛澤東鑒于當時在長征途中，軍事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關系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問題；而且紅軍長征以來，軍事問題上的錯誤已經為中央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在實踐中覺悟到了，迫切要求批判和糾正。有鑒于此，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軍事問題，將“左”傾教條主義政治路線錯誤暫時擱置起來，留待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去解決。
其次，善于團結一切同志、包括犯過錯誤的同志一道工作。張聞天曾經是“左”傾錯誤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但一經認識錯誤，堅定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毛澤東立即滿腔熱情地予以歡迎，與同志們一起，推舉他在中共中央“負總責”。對于暫時沒有認識錯誤的秦邦憲（博古）等同志，也保留其政治局成員的職務。
再次，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以黨的事業為重，在歷史發展關鍵時刻做出了重要抉擇。毛澤東多次高度評價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三

毋庸諱言，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組織形式上并沒有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但是，由于毛澤東領導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豐富經驗，由于他總結的正確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均已為中央領導人所公認；特別是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長征中多次提出的軍事主張，以及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已經被遵義會議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已處于核心地位。
從黎平會議一直到遵義會議前后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回顧歷史時指出：“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
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五四運動到遵義會議，毛澤東始終站在歷史發展潮流的前列，代表著歷史發展和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十月革命以后，毛澤東積極組織新民學會，投身五四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團結革命青年，創建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組織準備和干部準備。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大力支持工農運動，力主建立革命武裝力量，大革命失敗后，成為第一個奔赴農村的中共中央委員。他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堅韌不拔的實踐精神，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為失敗中的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毛澤東的卓越貢獻，還在于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革命的嶄新道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豐富和發展。
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不僅在于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而且還在于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完全有力量有能力承擔起歷史的重任，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從此，群龍得首，群英薈萃，中國革命實現了歷史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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