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再論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基于產權變革視角的考察

趙學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100836）

[摘要]    本文從產權變革的視角，分析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者提出，人民政府創造性地運用公私合營方式，利用私營銀行的雙層產權結構，以產權主體介入企業的經營管理，逐步掌握其經營權，實現“法人產權”層面的變革，再通過全行業公私合營，贖買私股股權，實施“原始產權”層面的變革，最終將私營銀行業轉變為國有銀行，完成了私營銀行產權的根本變革。私營銀行業的產權變革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具有中國特色。這一產權變革模式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顯現出普遍意義。

[關鍵詞] 私營銀行    社會主義改造    產權變革

    1952年底，私營金融業率先完成了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在政府主導的這一根本性產權變革中，創造性地運用了公私合營方式，有步驟、有計劃地接管了私營金融業的產權。從產權變革視角來看，中國私營金融改造模式就是：在單個企業公私合營階段，公股力量以政府為靠山，逐漸取得所參股企業的經營權，實現企業“法人產權”層面的變革；在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政府推出定股定息政策，贖買私股產權，完成企業“原始產權”的變革。中國私營金融業的產權變革模式，為隨后推行的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可供參照的政策藍本。

一、引    言

20世紀50年代，在私營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私營金融業第一個完成了全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所有制的根本變革。對于中國私營金融業從清理、整頓到走向社會主義改造，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武力的《建國初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文，詳細分析了中國私營金融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程；張徐樂的《公私合營：制度變遷中的上海私營金融業》論文，認為公私合營是私營行莊唯一的生存選擇和利益訴求，但公私合營也將私營金融業引向歷史盡頭，她的另一論文《上海新華信托儲蓄銀行公私合營探析——兼論公私合營銀行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則詳細考察了新華銀行公私合營經過，并分析了公私合營銀行的作用；孔祥毅、陶宏偉的《一路坎坷一路歌——對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文，也描述了中國私營金融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1]張徐樂的《上海私營金融業研究( 1949~1952) 》、筆者的《中國金融業發展研究( 1949~1957年) 》等學術著作，對上海私營金融業及全國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2]另外，《當代中國叢書》之《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洪葭管、尚明、李飛、杜恂誠等學者主編的金融通史或專著，也都考察了中國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3]

上述論著從各個側面分析了中國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筆者認為，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所有制的根本性變革，或者說是產權的巨變，還可以從產權變革的角度深入分析其變革的路徑與模式。故此，本文以產權為核心，從私營銀行業產權結構特征、政府主導私營銀行業分層變革產權等方面，剖析私營銀行業產權變革模式的特征。

 二、產權分層變革理論概述

“產權”含義在產權經濟學中比較寬泛。本文的“產權”是“財產所有權”的簡稱，換言之即廣義上的“所有權”。產權是一定所有制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即法律上確認的經濟主體對自身所擁有的財產的權利。[4]

馬克思、恩格斯是產權理論的奠基者。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中，“財產所有權”是一組權利的結合體，不僅包括所有權，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索取權等權利。[5]“財產所有權”結構分成了兩個層次，即第一層次的財產所有權和第二層次的由財產所有權衍生的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權利。產權的各項基本權能是相對獨立的，可能歸一個主體掌握，也可能分給不同的主體行使，因此各項權能的不同組合就會形成不同的產業組織。[6]從歷史上看，原先產權各項權能集中于自然人主體，形成了個人業主制、合伙制企業。由于產權是產權主體圍繞財產形成的責任、權能和利益關系，在責、權、利關系發生變化時，產權及其結構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比如，衍生于所有權的占有權、使用權和一定的支配權分離出來，并結合在一起，從而成為獨立于所有權的另一種產權，即經營權。經營權既可以與所有權一道歸屬所有者，也可以在企業組織創新中從所有者手中分離出來，轉到其他經營者手里。[7]這時，經營權就是資產所有者授予和委托資產經營者對所經營管理的資產享有占有、使用及依法處分的權利，實質是所有權的派生。因此，出資者擁有的產權稱為“原始產權”，而企業作為非自然人的“法人主體”，行使的獨立經營權稱為“法人產權”或“委托產權”。這樣，產權結構便形成了“原始產權”層面與“法人產權”層面相輔相成的雙層組織形態。[8]企業發展史上，正是股份公司這一現代企業制度的興起，使企業產權組織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企業組織演化為原始產權與法人產權“二位一體”的產權結構。

“法人產權”一經誕生便表現出強大的力量。盡管“法人產權”實質是企業的資產經營權，是企業“原始產權”的衍生物，但“法人產權”擁有很大的獨立性，因為出資者不能再直接支配這部分財產，也不能直接從企業抽回已出資額，出資者雖可依法轉讓資產的價值形態，但并不影響企業法人產權的行使。[9]企業的生產經營大權實際控制在“法人產權”層面。

如果企業組織形式是以自然人為產權主體的個人業主制或合伙制，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都屬于所有者，產權轉讓相對較為簡單，只要企業所有者出賣或轉讓所有權，企業便可完全易主。另外，產權主體通過有條件地讓渡部分產權權能，也可以比較容易地轉換企業產權的組織方式，比如，個人業主制企業可以通過合資或吸收股份，轉變為合伙制或股份制企業，合伙制企業也可以通過贖買合伙人股份回歸個人業主制企業，或通過吸收股份轉變為股份制企業。

對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股份制企業，產權變革則相對較為復雜。由于產權的各項基本權能可以相對獨立存在并可分屬于不同的主體，產權變革可以進行不同產權權能的獨立交易，比如，企業“法人產權”易手，經營控制權發生轉換，但企業的原始產權可以保持不變；或者，企業投資者出賣或轉讓股份，“原始產權”發生部分轉變，但企業的“法人產權”仍可保持不變。同樣，由于產權的各項基本權能是相對獨立的，各項產權權能的交易可以同步進行，也可以分步實施。所以，當投資者“用腳投票”，買入或賣出某股份制企業的股份，企業原始產權主體在不斷地變動，但不影響企業“法人產權”的行使。另一方面，企業經營層可能被接管或改組，“法人產權”易手，但股東的原始產權不受影響。總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力量解決了股份制企業產權交易、轉讓、變革等問題。

但上述分析沒有涉及在企業所有制性質發生根本變革時產權如何變革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推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私營企業轉變為公有制企業，私營企業“原始產權”與“法人產權”都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透過產權變革視角，可以發現，在當時私營企業產權規模極大、社會因素極其復雜的情況下，政府以產權交易主體的身份進入企業產權交易市場，充分利用企業的雙層產權結構特征，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了“法人產權”與“原始產權”的分層變革，從而實現了私營企業產權的根本性變革。1949到1952年，私營銀行業進行的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產權變革路徑就是先實施“法人產權”層面的變革，再完成“原始產權”層面的變革，最終實現產權的根本變革。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政府創新的“公私合營”方式成為私營產權變革的渠道或橋梁。

三、近代私營銀錢業的產權形式與經營方式

    我國近代私營銀行業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夾縫中成長起來的。票號、錢莊是我國土生土長的金融機構，新式銀行則是西方列強的舶來品。傳統的錢莊與新式銀行并存，故此，時人亦稱之為私營銀錢業或私營行莊。從1897年中國第一家私營銀行建立，到1936年底，民族資本銀行達到135家。抗日戰爭前，私營金融業擁有1728家機構。抗日戰爭中，全國行莊“增達2000多家”。1949年經過人民政府的整頓，私營行莊由1032家減為833家。[10]

由于資本籌集方式不同，錢莊與私營銀行采用了不同的產權組合形式。20世紀40年代初葉之前，絕大多數錢莊是合伙制企業，少部分錢莊是個人業主制企業。個人業主制與合伙制錢莊“股東們負無限責任”。[11]比如，寧波錢莊多為合伙企業，股東人數不多，一般分為十股，大小股東都有負無限責任。1937年以前漢口的錢莊在多為個人業主制，但也有獨資錢莊暗中吸收了不公開的、俗稱“夾蚤窩”的股東，1937年后則基本變為合資經營的合伙制或股份制企業。錢莊的資本規模不大，如浙江錢莊業中規模最大的寧波錢莊，資本少者只有二三萬元，多者也不過四五萬元，超過五萬元的很少見。漢口錢莊的資本1908年時一般只有2000兩，稍厚實的也僅5萬兩；1925年興盛時平均每家不足3萬兩，合銀元4萬元；1946年到1947年，最多者有法幣6億元，約合銀元35萬元，而半數錢莊不足0.5億元（合銀元3萬元左右）。[12]抗日戰爭勝利后，依照國民政府頒布的《銀行法》、《公司法》，多數錢莊重新登記開業時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人民政府要求錢莊增資，資本金至少達人民幣舊幣6000萬元以上，多數錢莊資本金額剛剛達到政府法令限額。[13]

    從西方傳入的新式銀行，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產權組織形式。“新式銀行不是在錢莊或票號的基礎上改組而成，而是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集資辦起來的”。[14]股份制銀行將全部資本分為等額股份，通過發行股票或股權證募集，股東以所認購股份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股份制銀行以其全部資本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中國人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采用的就是股份制。此后創辦的交通銀行、中國銀行、新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南銀行等華資私營銀行，幾乎全部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形式。[15]股份制銀行積聚的資本遠遠大于錢莊，如，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先收的一半商股資本即達250萬兩。1918年四明銀行成立時，資本為150萬兩規銀。大陸銀行建立時，資本額為500萬元。[16]

私營錢莊與銀行采用了不同的經營方式。以合伙制或個人業主制開辦的錢莊，既是企業所有者，又是經營者，所有權與經營權二權合一。出資者為控制經營權，常由大股東自任經理或由心腹之人擔任經理。比如，寧波錢莊由股東共同聘請經理來經營業務，股東對經理采取完全信任態度，一切業務經營、資金調度、人事安排都由經理全權決定。漢口錢莊的股東一般不參與錢莊管理，多雇用其親屬或心腹擔任經理，或由大股東兼任經理，掌握經營大權。[17]20世紀40年代，絕大多數錢莊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轉向股份制經營方式。

股份制私營銀行產權結構的特點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比如，1920年《大陸銀行細則》確定大陸銀行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金為銀元200萬元，分2000股，每股1000元，每1股分為10零股，每零股為100元。股東組成股東會，從擁有10股以上的股東中選出董事，組成董事會，并公推首席董事1人和辦事董事2人，主持銀行一切事務。銀行的2位監察人也從擁有10股以上的股東中選出。董事會職責為：業務計劃之確定；年終營業決算之審核；分行之設立或撤銷及設立地點之變更；總分行詳細章程之議定；營業用地基、房屋之租借、建筑或買賣之決定；股東會之召集；其他重要事項之決議。銀行設總經理1人，由董事會聘任。總經理職責為：執行董事會各項決議；主持行務，對董事會負完全責任；對外代表銀行。[18]從另一家股份制私營銀行金城銀行章程來看，其經營管理模式也與大陸銀行相同。[19]總體而言，近代私營銀行業的產權組織形式基本上都是股份有限公司。[20]

因此，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產權組織形式的近代私營銀行，產權結構表現為原始產權和法人產權二位一體。股東擁有原始產權，股東大會及其選舉產生的董事會是權力機構，有決定銀行經營方針、利潤分配方案、聘任總經理等重要職權。由總經理及部門經理組成的職業經理層代表銀行擁有法人產權，掌握了銀行的經營權，控制了銀行的具體運作。在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產權組合中，私營銀行大股東為維護自己原始產權權益，特別注重所選用的總經理必是可信之人，有的則由董事或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曾是董事兼任總經理，聚興誠銀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后總經理由董事長楊燦三兼任，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也是該行董事，等等。正因為大股東力圖控制股份制銀行，近代中國私營銀行業的公司治理結構還表現出“兩權融合”傾向，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實現徹底的分離，在總經理身上達到一定程度的統一。[21]

三、公私合營與私營銀行“法人產權”逐漸轉移

人民政府在建立新的國有金融體系過程中，對眾多的私營銀行首先進行清理、整頓、規范，然后逐步推開社會主義改造。人民政府創造性地發揮了公私合營經營方式，接管了一家家私營銀行的“法人產權”。

（一）公私合營經營方式的形成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人民政府接收了有敵偽公股投資的官商合辦企業。為將這此企業轉向國家資本主義，人民政府定其為公私合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最初，各地政府對公私合營企業的認定存在混亂。到1953年，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才指示“凡政府與私人資本合資，政府參加經營管理的企業”是“公私合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一要公私合資，二要有一定的政府代表參加經營管理。具體而言，“企業公股所占比例在10%以下，且國家未派專職干部參加經營管理者，可視同私營企業；反之，企業公股所占比例在10%以下，私股未參加經營管理者，在計劃及統計工作中亦可視同國營（或地方國營）企業”；“某些企業公股雖超過10%，但其規模甚小，影響國計民生不大，且國家未派專職干部參加經營管理者，仍得視為私營企業。但某些重要企業公股雖不超過10%，政府已派專職干部參加經營管理者，亦可視為公私合營企業。凡公股已達10%以上，國家應該參加經營管理的重要企業，不論目前管理狀況如何，亦得視為公私合營企業”。[22]

顯然，“公私合營企業”的主要特征是其經營方式，即政府派出干部參加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企業的經營。1954年國務院頒布《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時，進一步確定了“合營企業受公方領導”的原則。[23]公私合營企業是代表社會主義成份的公股與代表資本主義成份的私股在企業內部合作，公股居于領導地位。公股在企業中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并不取決于國家投資的數量，而是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和社會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24]在個別企業公私合營階段，社會主義成分由企業外部進入企業內部，生產資料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25]

由于公私合營企業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企業，其治理結構是董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制，在單個企業公私合營階段，政府推行的公私合營經營模式是：不以行政命令領導與管理企業，而是發揮董監事會中公股代表的力量來貫徹政府的政策意圖，公股董監事與私股代表共同協商企業的經營計劃及財務計劃。[26]公股代表介入公私合營企業管理后，以政府力量為依托，逐漸控制了企業的經營權。政府逐漸意識到公私合營既是實現資本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手段，也是資本主義經濟通向社會主義改造之路的渠道。政府可以先以公私合營方式取得單個企業的經營權即法人產權，再通過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實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私有產權的贖買，最終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私有產權的根本變革。

而最早探索這條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路的，正是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二）官商合辦銀行經營權的轉移

政府首先將公營合營方式運用于接管的官商合辦銀行。官商合辦銀行是官商各認股份、共同經營管理的銀行。民國時期，政府參股私營銀行，主要是為了獲得低息貸款和利潤回報，而官商合辦銀行在與政府既合作又斗爭的過程中力圖保持經營權的獨立，[27]政府對其經營管理干預有限。人民政府接管這些官商合辦銀行之后，通過公私合營方式，一步步將經營權收到自己手里。

人民政府最早接管的官商合辦銀行是新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和中國通商銀行，這些銀行的官股比例分別占59%、49%、94.7%和96%。[28]接管公股產權后，人民政府宣布4家銀行為公私合營銀行，并逐步探索出以公私合營方式獲取銀行經營權的產權變革之路。

從“原始產權”的權能看，4家公私合營銀行與原先的官商合辦銀行似乎沒有多少區別。公私合營銀行的資本包括政府投資的官股與私人投資的商股，只不過官股已由敵偽股份轉為人民政府的股份；官股與商股都享有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只不過根據出資比例雙方擁有不同的份額。但從“法人產權”層面看，確定為公私合營銀行后，這4 家銀行的經營控制權已不同于原先的官商合辦銀行。官商合辦時期，4 家銀行經營權主要掌握在私股股東手中，官股對銀行經營的干預有限。公私合營后，人民政府則逐步將經營權轉到官股代表手中。

第一步，人民政府接管4 家銀行公股產權，向4家銀行派出公股代表以監管公股產權，以享有“原始產權”。第二步，公股代表參與公私合營銀行經營管理，在“法人產權”層面分享經營權。人民政府“改組了新華、中實、四明三行的董事會”，在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了行務委員會”，“并充實各行高級干部”，[29]公股代表參加董事會并擔任重要職務，分享經營權，但影響力還比較有限。因為，公私合營銀行仍“由各行董事會領導”，金融管理部門 “沒有明確指示，也沒有統一的領導”，[30]公股董事未控制其經營權。第三步，人民政府進一步改組4家銀行董事會，以控股股東的地位掌握公私合營銀行的“法人產權”，獲得其經營權。1951年5月8日，在政府主導下，經公私合營新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建業銀行五行董事會協商，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顧公私股東利益前提下，組成五行聯合董事會，為五行的最高領導與決策機構。5月27日，聯合董事會在上海組建了聯合總管理處，作為五行管理與經營的最高執行機構。聯合董事會選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胡景云副行長為董事長，聘請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行長陳穆為聯合總管理處主任。公私合營銀行五行聯合董事會和總管理處的成立，使政府“派干部參與內部工作直接發揮組織領導作用”成為可能。[31]公股在5家公私合營銀行中居控股地位，公股董事出任聯合董事會董事長，公股董事出任聯合總管理處主任，都是合理合法的。公私合營銀行五行聯合董事會與聯合總管理處成立后，經營控制權轉到政府手里，政府已基本擁有了5家銀行的“法人產權”。

（三）私營銀行錢莊經營權的轉移

政府以公私合營方式將官商合辦銀行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并成功地將其經營權集中到自己手中，這一經驗為獲取私營銀錢業的經營權提供了政策思路。當時私營銀行、錢莊分為兩類，一是有公股的金城銀行等11家全國性的銀行，另一類是沒有或僅有少量公股的地方性小銀行和錢莊。對于有公股的11家私營銀行，政府采用類似于4 家官商合辦銀行的改組方式，取得了其經營權。對于為數眾多的小銀行、錢莊，政府采用推動其聯營、集中經營、公私合營，最后接收其經營權的方式，獲得其經營權。

金城銀行、大陸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等11家私營銀行資本中都有一定比例的敵偽股份，多者如國華銀行約占19.92%，少的如中南銀行約占0.6%。[32]1950年下半年，為了爭取國家銀行的支持，他們請求政府接管公股股份并委派公股董事參與管理。由于這些銀行公股所占比例很小，政府接管公股并向其派駐董事后，并未立即將其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公股董事分享其經營權的途徑，主要是參與董事會的領導工作。1951年新華銀行等五家公私合營銀行組建聯合董事會后，這11家銀行要求仿效或參加公私合營銀行總管理處。政府認為，仿效五家公私合營銀行變革其經營權的時機已經成熟，立即將11家私營銀行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1951年9月和11月，浙江興業銀行、國華銀行、和成銀行、聚興誠銀行、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先后加入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1951年7月，人民銀行總行增加上海銀行公股份額后，將其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并促成它與久安信托公司成立了聯合管理委員會。1951年6月、7月間，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鹽業銀行、聯合銀行“北五行”也走向聯合經營，國家銀行向其注資500萬元，公私股份比例變為5：17。不久，北五行組建了聯合董事會與聯合總管理處，周作民擔任董事長，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副行長謝壽天擔任副董事長兼任總管理處主任，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派出干部擔任北五行的各級領導。北五行“所有總分支機構一律由總管理處直接領導和管轄，實現業務、財務、人事的統籌、統配和統調”。[33]這樣，在公私合營改組方式下，11家大私營銀行的經營權最終由政府控制，政府獲得了他們的“法人產權”。

由于殘存的地方性私營銀行、錢莊“一般沒有或者只有極少數的敵偽股份”，[34]政府在利用公私合營方式取得其經營權過程中，采取了先推動“私私聯營”，再組織集中經營，最后走向公私合營的“三步走”方針。

第一步，人民政府先引導私營行莊“私私聯營”，并從外部施加影響。在私營行莊集中的上海，政府鼓勵、贊助中小行莊組成了4家聯營集團。而在4家聯營集團籌組過程中，政府公權力已滲透進去。比如，金融管理部門將“領導行莊的原則貫徹到集團的組織章程”中，要求行莊加入聯營組織之前“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造”，支持政治上靠攏政府的人物主持聯營集團。[35]

第二步，組織私營行莊從分散走向集中，促使多數行莊交出其經營權，實現私營銀行、錢莊經營權的集中，以利于政府控制行莊的經營權。私營行莊在組建聯營集團時，政府向其注入或增加國家資本，以享有公股產權名義委派公股董事，參與其經營管理，將公權力伸入其管理核心。公私合營銀行11行聯合總管理處、北五行聯合總管理處相繼成立后，4家私營行莊聯營集團要求政府“派公董、派干部”。[36]在政府主導下，4家聯營集團合并為2家聯營集團，并分別組建聯營總管理處。1951年10月1日，上海市私營行莊第一聯營總管理處和第二聯營總管理處成立，第一聯營集團擁有3.7%的公股，第二聯營集團擁有3.2%的公股，政府委派盧鈍根、毛嘯岑為第一聯營的公股董事，孫更舵、李維城為第二聯營的公股董事，并指派干部參加兩個總處的領導工作。第一聯營集團的董事長是秦潤卿，總管理處主任為沈日新，第二聯營集團的董事長和總處主任由公股董事李維城擔任。兩家聯合總管理處“悉依照公私合營銀行藍本，在業務、財務、人事上實行‘三統一’”。“各參加聯營的單位的法定地位雖然依舊存在，但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個分支機構”。[37]這兩個私營銀行業聯合管理總處，除了沒有公私合營銀行名義外，其內部經營管理與合營銀行已沒有多少區別。政府順利地控制了私營銀行錢莊的經營權，基本取得中小私營銀行錢莊的“法人產權”。

四、全行業公私合營與私營行莊“原始產權”的變革

在公私合營旗幟下，政府促成了私營銀錢業3家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2家私營銀錢業聯合總管理處成立，基本掌握了私營金融業的經營權。但是，公私合營銀行畢竟不是國有銀行，而是股份制企業，按照股份公司治理結構進行經營，“還不能達到國家銀行完全的控制，故尚待進一步徹底改造”。[38]

1951年“三反”、“五反”運動后，私營銀錢業處境更加艱難，五個聯營系統每月虧損達100萬元以上，已瀕臨破產。[39]面對困境，私營金融業主議論紛紛，提出甩包袱、自由經營、搞大聯營、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等8種意見，最終他們認識到只有接受全行業公私合營，才是唯一的出路。[40]

在這種形勢下，政府決定對私營銀行業進行徹底改造，實現產權的徹底變革。1952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區行行長會議制定了“徹底改造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行莊”的方針，決定將已公私合營或聯營的行莊打亂重組，變為一家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在私營金融業最為集中的上海，金融管理部門將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北五行總管理處、上海銀行管理委員會等3家公私合營銀行集團，以及私營金融業第一、第二聯營總管理處，合并為一個總管理處，除新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國華銀行、和成銀行、聚興誠銀行、浙江第一銀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上海銀行等11家銀行行名予以保留外，其余行莊名號一律取消。將眾多的私營銀行、錢莊重組為一家銀行，對私營銀行業而言就是毀滅性重生。

實現私營金融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畢竟不同于1 家或數家銀行、錢莊的公私合營。私營金融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質是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要把私股原始產權轉為公股產權，集中到政府手里，完成私營銀行產權的徹底變革。私營金融機構合并為一家公私合營，私營行莊必將打亂重建，在政府已基本控制私營銀行業經營權的情況下，上海市金融管理部門決定“先調整人事，再解決機構”。[41]在政府的一手操辦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開始組建。擬建的公私合營銀行為股份有限公司，公股股權占30%以上，[42]但代表產權的股權，在這個新的金融機構中并不具有決定意義。對于擁有股權的金融資本家或其代理人，政府根據其才能和社會影響，而不是根據其股權份額，在公私合營銀行董事會或總管理處安排職位。根據自愿原則，政府又將4500余名私營行莊的職員及其家屬調往大西北。[43]1952年12月1日，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董事會成立，共有公股董事27人，私股董事76人，公股董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景云為董事長，公股董事、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行長陳穆為總管理處主任。[44]同時，政府派出120余名干部參加了公私合營銀行總管理處及各地分行的領導工作。新的公私合營銀行成立后，金融資本家交出了經營、財務、用人等三權，[45]政府接管了擁有300多機構，10000余人員，2億元存款、5000萬元放款，16000萬元投資的行莊機構。[46]這標志著私營金融業的“法人產權”完全轉到政府手中。

在私營金融業全行業公私合營中，對于私股股東的原始產權，國家制定了贖買政策。經過清估財產、核定資本，當時私營金融業的實際資產約為5700萬元。[47]金融資本家手中雖然還擁有私股原始產權，政府“對于私股地位權益充分予以保證”，[48]但這種原始產權已受到限制，因為股東只有所認購股份的名義所有權，只能根據政府的有關規定領取年息5厘的固定股息。[49]政府推行的定息政策，將私股股東的原始所有權贖買了。因為，實行定息以后，“資本家與生產資料的關系發生很大的變化，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只表現在他的定息上，他不能直接支配、運用和處理企業的財產”。[50]在定息政策下，“私人投資已不再起職能資本的作用，資本家也不再以資本主的權力，而是以國家任命的工作人員的職權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待定息停止，企業就成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了。”[51]國家對私人資本的贖買政策，將私股原始產權最終轉移到國家手中，金融業的私人原始產權變革為公有產權，私營金融業的產權變革全部實現。

五、結語

中國私營銀行業社會主義改造所體現的產權變革模式特征是：人民政府創造性地運用公私合營方式，先以產權主體身份介入企業的生產經營，再充分利用企業產權的雙層結構特征，有計劃地接管企業經營權，實現“法人產權”層面的變革，最后通過全行業公私合營，贖買股東的投資，完成“原始產權”的層面的變革，最終將私營銀行改造為國有銀行。這一產權變革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私營銀行業產權變革模式，在隨后大規模進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得到借鑒與推廣。人民政府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基本采取了以公私合營為手段和組織橋梁，先掌管企業經營管理，變革法人產權，再贖買私人股權，變革原始產權，最后實現產權的根本變革。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產權變革模式，在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具有普遍意義。

中國私營銀行業進行的產權變革，是所有制性質與經營管理方式的巨變，就產權結構兩個層面都發生的根本性變革而言，其影響與意義是單個企業產權變革無法相比的。中國政府創新的這一根本性產權變革模式，是產權變革的經典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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