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再談黨史造謠學--計劃經濟是抄襲“蘇聯模式”的結果嗎

再談黨史造謠學——計劃經濟是抄襲“蘇聯模式”的結果嗎（附錄武漢兩家私營紗廠與政府關系演變過程）

老田

在1978年之后，官學兩界的“黨史造謠學”學家們異口同聲地咬定：中國計劃經濟的建立是抄襲“蘇聯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的結果。但是，從一些建國初期主管經濟的高官回憶和傳記中間，只能看出來過度集中的經濟管理模式是從落實“平抑物價”這個非常具體的政策目標開始的，為此，1950年3月頒布了“統一財經”的各項政策，由此地方和企業對于人財物的配置權過多地集中于中央。

薄一波作為這一決策的親歷者，在事后回憶時指出：“統一財經，主要是統一財政收支，重點又是統一收入，保證中央財政的需要。在收入方面，規定公糧、稅收、庫存物資和公營企業的利潤（包括折舊基金的一部分）一律收歸國庫，由中央掌握。在支出方面，規定統一的編制和供給標準，不準擅自招收新人員，額外開支。此外，還規定國營貿易的資金和物資的調用統一于中央貿易部；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現金除留近期使用的額度，一律存入國家銀行。”“統一財經工作，實際上是確立國家統一后的財經管理體制。1950年3月3日，以政務院名義發布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十條決定，奠定了以集中統一為基礎的財經管理體制的雛形。”“我們那時決定財經統一，實行以集中統一為基礎的財經管理辦法，老實說，是中國的情況使然。雖然不能說沒有受到一些外來因素的影響，但是把它說成是照搬了某一種模式的結果，這至少是缺乏對當時歷史事實的全面研究，缺乏具體分析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3-84、88頁）薄一波還總結說，建國初期在經濟戰線上打贏了兩場“淮海戰役”：第一場戰役是“平抑物價”（主要的政策措施就是統一財經），第二場戰役是1953年對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這兩場戰役中間出臺的政策措施，重新劃分了國家、地方、企業和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奠定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

尤其可笑的是，這些黨史造謠學家們還宣稱：在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企業如何生產、生產多少都要由中央計劃部門事先決定，企業沒有絲毫機動權。在政府計劃和企業生產決策中間，具體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反而沒有人知道了，而中國卻是一個實行了計劃經濟三十年之久的國度。從這一點看，官學結合的黨史造謠學的威力之強，不能不讓人感嘆——顛倒黑白咋就那么容易呢？

事實上，政府控制企業的生產決策，既沒用那個必要，也沒用那個可能。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和企業的真實關系主要體現為“五定”“五保”關系，這些關系一經確定之后就具有穩定性，也無須逐年調整：

“五定”是國家對企業規定的生產要求，和提供的生產條件，“五保”是企業對國家必須承擔的責任。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的內容是：“定產品方案和生產規模；定人員和機構；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動力、工具的消耗定額和供應來源；定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定協作關系。”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就是：“保證產品的品種、質量、數量；保證不超過工資總額；保證完成成本計劃，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的使用期限。”“實行‘五定’、‘五保’，先由上級機關和企業一起，對企業生產的內部和外部的條件，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共同商量，提出方案，經過逐級的綜合平衡，然后定案。”“‘五定’、‘五保’一經確定，三年基本不變，但是每年可以按照國家年度計劃的要求調整一次。”（《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第八條，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649-659頁）

實際上，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很多大企業也具有兩級或者兩級以上的管理層級，總公司通常是集中產品經營、利潤分配乃至于高層經理任免權，分公司、子公司多擁有生產組織權，總公司對于子公司的控制類似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和企業關系。如果要說要什么差別的話，私營企業實現原料來源、物料采購、生產技術過程、銷售網絡等主要環節的一體化程度，低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再大的托拉斯也很難實現穩定控制從原材料生產開始的多個產供銷環節。本文在附錄中間，摘錄了1949年前經營較為成功的兩個私營紡織企業的狀況，通過對比可以印證和理解計劃經濟在企業外部經營和內部管理方面的變化和特點。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由于人多低燒和人均生產率水平低下，中國農業的總產出水平無法滿足全國人口的溫飽需要，這導致市場供求關系上一個結構性的不平衡：民生物資的總供給遠遠少于總需求。而且民生物資的價格彈性低，是較為理想的“囤積居奇”對象，換言之，對于“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主體而言，民生物資缺口很大的市場是最為理想的“投機市場”，或者通俗地說，在這種市場上，投機性收益大于生產性收益。舊中國上海的資本家總結出來的經驗是“共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能夠理解為什么共產黨政權的“平抑物價”政策，最后一定要落實為私有資本主義徹底消亡這個后果，棉花紗布的投機最終走向全面的管制和計劃的事實，非常典型地昭示了這一點。

因為產品供需的結構性失衡始終存在，市場上就會存在著囤積和投機牟利的巨大機會，私商總是很敏感地加以把握，這是經濟博弈的一個積極主動的方面；在另外一個方面，投機和物價波動越是嚴重，進行更為嚴厲的行政控制和數量分配的管制要求就越是上升。就這樣，博弈的雙方共同推動了對于統購統銷政策（計劃化過程）的完善，棉紗和棉布受統購統銷程度的螺旋上升過程，很精辟地說明了政府和私商在供需失衡的市場上，是如何從“包銷”“統購”到“計劃收購、計劃供應”一步一步地推進這一博弈過程的：

“一九五○年全國棉花產量恢復到1,400多萬擔，棉紗產量為241萬件，棉布產量為25.2億米，均接近抗日戰爭以前最高水平。盡管如此，全國平均每人也只有棉布4.5米。由于紗布這種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供應緊張，成了投機商人囤積的主要對象。”“為了掌握貨源，平抑物價，一九五○年中國花紗布公司就與一些大型私營紗廠簽訂了包銷合同。朝鮮戰爭爆發后，因棉紗供應緊張，棉紡織業又爭相囤積原料，紗商及非紗商也乘機囤積。在此形勢下，要穩定市場，就必須打破紗布投機商的囤積，對紗布貨源進行統一的合理的分配。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財委發布了《關于統購棉紗的決定》。《決定》規定：公私紗廠自紡部分的棉紗及自織的棉布以及現存的棉紗、棉布，均停止在市場上自行出售，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一九五三年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后，因棉花減產，棉布供求更趨緊張。為了合理地有計劃地調節全國人民的棉布消費，進一步取締投機，穩定物價，保證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政務院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發布《關于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規定自九月十五日起，所有公私織布廠、印染廠生產的機紗棉布和機紗手紡紗交織棉布，一律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統銷；完全用手紡紗織成的棉布，由中國花紗布公司通過供銷合作社進行收購；凡列入商業部計劃供應范圍的棉布及棉布復制品，一律采取分區、定量、憑票供應的辦法；私營棉布批發商不得繼續經營棉布的批發、販運業務；所有零售商店一律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棉布。”（《當代中國的商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四節）

第一屆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三十條承諾：“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第8頁）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間就曾經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容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和共產黨政權從未承諾“無條件地扶持私營經濟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是附加了條件——“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或者“有利于國計民生”。恰好，由于民生物資的投機性收益巨大，資本家追求利潤的每一步，都指向違背毛澤東和新政權的“附加條件”。這個具體的市場供求關系結構，及其潛在的利潤空間，決定了資本家必然屢屢違背共產黨政權的附加條件。

學官們為此造謠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政權違背曾經的承諾，采取過激過左的政策提前滅亡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是背棄了新民主主義的初衷，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甚至還有學官虛構了一個毛澤東要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而劉少奇要保留新民主主義的爭論，以加強黨史造謠學的說服力。根據李維漢的回憶：“經過（五反）運動，在大的私營企業里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建立了工人對生產的監督。從此，資本家的‘三權’（人事調配權、經營管理權、利潤分配權）受到了限制，變成了‘三靠’，即資金靠銀行，原料靠國營，生產靠工人。”一九五三年五月，李維漢向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報送了關予《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六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有關同志，還有十大城市的書記（當時直轄市京、津、滬外，還有沈陽、重慶、武漢、廣州等）。會議編印了列寧論國家資本主義、論新經濟政策的材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就是在六月十五日第一次討論中，毛澤東同志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作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經過六月政治局會議以及以后七、八月中央召開的財經會議的討論，應該說在黨中央已經明確地肯定下來了。”“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完全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727、742-743、748頁）至于劉少奇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否陰一套陽一套，當面表示同意以附和毛澤東，背后又到處散發不同意見，那些黨史造謠學家目前還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證據，連他的老婆孩子都未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證言。

官學機構的學官們所編造的黨史造謠學，從根本上遮蔽了市場上失衡的供求關系，以及由這種特殊的供求關系所決定的盈利機會和資本家的投機常態。結果，從政府管制程度上升方面，捏造了抄襲“蘇聯模式”、毛澤東急于過渡的偏好以及共產黨政權違背“承諾”的背信棄義、此外還虛構了所謂毛劉關于新民主主義的不同政見爭論。這些造謠的目的，都是為了掩蓋資本家群體追求“狹隘利益”有悖于“國計民生”目標的基本事實，從而潛在地為論證“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在中國更好地發展生產力”服務。經過“五反”運動之后，一個學者撰文指出：“資產階級為了私人利益，就竭力鉆營，吹、拍、捧、拉，或上欺下壓，鉤心斗角，無所不用其極，而對勞動人民則鄙夷嫌惡，……資產階級強調個人的才能，而這種才能也只在有助于其賺錢與發財時才獲得微薄的報酬和贊賞，工人階級強調群眾的創造力，信任群眾與倚靠群眾，每個人都只有在和群眾的緊密團結中來獲得力量與發揮力量。資產階級既只看見個人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只看見賺錢發財就是本事，反而看不見生產真是本事，看不見廣大群眾才是力量，所以總看不見全面和大局，歸結到哲學上必然是機械的，唯心的。”（馮定：關于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并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斗爭的問題（一九五二年四月），載《學習》1952年第4期）這個判斷對中國資本家群體從個人道德到其事業經營，都給出了全盤負面的評價，這倒是一定程度上真實地揭示了資本家群體有害于國計民生、有害于善良風俗的本質。

“五反”運動結束之后，對于資本家群體而言，在工廠內部“黨政工團”已經建設起來，開始發揮組織作用，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喪失“管理權、人事權和分配權”；在外部市場上，也逐步喪失投機的政策空間，不得不全面接受“加工訂貨”，從前以經營為主的企業變成以生產為主的工廠。此時，作為計劃經濟的主管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其各級分支機構尚未成立，武漢的情況是：在工商局內部設立一個加工訂貨處主管私營企業的業務。

在私營企業改成合營企業最后成為國營企業的過程中間，內部管理制度的完善過程，是與企業集中全部管理資源面對生產和技術過程相關的，無論統計記錄還是技術措施，都得到了很多的提升，很多全國性的先進人物的先進經驗開始在全行業推廣，例如郝建秀細紗工作法、陳碧蘭落紗工作法、保全工作法等等（實質上就是推廣泰勒制）。原先企業與市場購銷相聯系的那一份人員和資源，都在企業內部被徹底“省略”了，相關的職能向政府的計劃部門和商業部門集中了。與私營企業相比，生產過程中間的效率，無論按照機器工作時間還是按照工人的生產率指標，合營企業和后來國營企業都由于私營企業，這個變化不能解釋為共產黨派出的“公方代表”管理水平優越，也不能認定是管理手段的強制性和有效性增強了，而只能解釋為泰勒所說的“心理革命”之成果。一場社會革命提升了勞動者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原本由資本家及其代理人掌握的管理權力逐步地喪失了基礎，但是，毛澤東領導的一幫子貧下中農開始接手工廠管理事務，這些人沒有管理經驗甚至很多人沒有多少文化，但是他們卻領導工人完成組織建設過程，從而從工人的心理而不是外在的手段方面造就了高效率的基礎。共產黨領導的效率，提出泰勒制的泰勒本人最終也認識到：各種科學的管理手段本身并不能保證其成效，因為這些手段抵不上心理革命的重要性。

“管理的首要目的，”泰勒說，“應該是保證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以及每名工人最大限度的富裕。”泰勒的互利原則強調需要雙方的長期合作，以保證每個人的富裕。泰勒認為，效率專家損害了科學管理的名譽。他警示大家，“不能把管理的機制誤當成它的本質，或者它潛在的哲學基礎。”泰勒并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共產黨人，但是他最終看到了工人的效率要更多地依賴于“心理革命”而不是外在的管理手段的強制，他明確指出：

“科學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不是確保效率的任何措施，也不是任何效率策略的組合。它不是一套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不是新的報酬支付方案，不是計件工資制、分紅制度，不是獎金制度。它絕不是任何報酬支付方案，它不是用于實時監控、記錄工人的行為，不是工時研究，不是動作研究，也不是對工人動作的分析。它不是一大堆表格的復制和制作，然后放在一組工人面前，說‘這就是你的制度，拿去用吧’。它不是工長分工制或者職能工長制，不是提及科學管理時人們通常聯想到的任何策略。聽到‘科學管理’這個詞，通常人們會想到一個或幾個策略，但它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個。我并不鄙視成本控制系統、工時研究、職能工長制，也不鄙視任何新改進的報酬支付方案或者效率策略，如果這些策略的確是為了提高效率而制定的。我相信這些策略，但我所強調的是，這些策略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科學管理。它們是科學管理有用的附件，正如它們也是其他管理系統有用的附件一樣。

   “從本質上說，科學管理，對于在具體公司或者行業工作的工人來說，將會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他們對工作的責任、對同事的責任、對雇主的責任，都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同樣，對于管理層—工長、主管、企業所有人和董事會—也將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他們對管理層同事的責任、對工人的責任、對日常出現的問題的責任，也是一場徹底的心理革命。如果沒有雙方徹底的心理革命，科學管理就無從談起。

“這就是科學管理的本質，偉大的心理革命。”（轉引自雷恩著、孫健敏等譯《管理思想史》（第5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9年，第167-168頁）

可惜的是，在私有制條件下，企業以最大化利潤為目的，資方的管理代理人不可能在低層次的管理中間協調勞方和資方的利益，也很難在工人中間建立起“信任管理層”的心理革命要求。反過來，公有制企業中間穩定就業，群眾化的管理，建設性的輿論氛圍都易于完成。所以，毛澤東畢生鄙薄強化“管卡壓”和“物質刺激”的管理方式，始終著眼于維持“心理革命”的制度基礎——要讓勞動者感受到的政治異化（來自于讓人討厭的管理者和管理方式）和經濟異化（個人只是作為工具按照其提供勞動數量質量給予評價），超越了這兩種異化就能夠找到確立“主人翁精神”的捷徑，這才是管理的大道——沒有了官老爺式的管理者和最小化了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命運的各種強制性管理手段，反而有了更加勤奮努力的勞動者群體。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

附錄是武漢裕華紗廠和申新四廠在解放初期的表現和合營前后的管理變革

老田按：兩廠的情況都來源于當年參加公私合營的親歷者的回憶，摘錄自《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湖北卷武漢分冊》一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段落末尾和括號中間的阿拉伯數字是原書中間的頁碼。

1、  裕華紗廠的情況

武漢近代紡織工業是從張之洞1892年至1898年在武昌創辦湖北絲、布、紗麻四局開始的。由于四局經營管理不善，先后租與應昌公司和大維公司經營。1913年，裕大華集團（楚興公司）創始人徐榮廷憑借黎元洪的力量，取得四局的承租權。租營初期，業務平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獨居內地的楚興紗布市場遼闊，原棉取獲便利，9萬多紗綻和650臺布機全部開動，改一班制生產為兩班制。租辦9年零9個月，共獲純利1100余萬兩，相當于原始股本的15.7倍。黎元洪走后，北洋政府迫使楚興公司提前3個月停租，20多萬元機物料，被湖北“將軍團”奪走。374

秋棉上市，貨源不暢的裕華、申新兩大紗廠沿用舊習，傾其資力，搶購棉花，抬價售紗。1949年10月到11月，市場由花紗布帶頭，掀起第二次物價上漲風。一個月內，棉花上漲4.26倍，棉紗上漲4.91倍。棉布上漲3. 71倍，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和國民經濟的恢復。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采取平抑物價措施之后，裕華為渡過企業面臨的經濟困難，要求為國家部分加工代紡，但卻要價苛刻，市人民政府沒有接受裕華的加工代紡申請。380

1950年3月在貫徹國家統一財政經濟措施中，國營花紗布公司向市場大量拋售物資，拋售的（380）棉紗、棉布分別占市場總交易量的58.16%、52.99%。銀行也緊縮貸款。從而有效地打擊了投機，平抑了物價。虛假購買力消失后，紗布市場十分冷落，裕華的棉紗出現嚴重積壓。

4月中旬，生產的棉紗幾乎全未售出，積壓的紗增加到959件，沒有流動資金補進原棉，廠存棉由原來的4860擔，減少到2100擔，不夠10天的生產用棉。工廠發不出3月下半月的職工工資，經多方籌措才發7成，這是裕華廠史上第一次發生的“不能如期發放工薪事件”。381

4月1日，裕華、申新兩紗廠聯合向政府發出《當前危機的緊急呼吁》，“要求政府收購棉紗，或以花換紗”，并給予“加工代紡的機會”。當時正值棉花淡季，國營花紗布公司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收購裕華廠積存棉紗70%，借給原棉2000擔，暫時緩解了裕華的困難，沒有接受裕華要求加工代紡的申請。1950年5月，一個月棉花價格提高4成仍無售主，棉紗每日交易量不足10余件。5月15日，裕華、申新再次發出《緊急呼吁》，申請加工代紡，市人民政府同意他們的要求，7月5日同他們簽訂了90個工作日的加工代紡合同，381

裕華全部接受加工代紡后，企業面貌發生了變化。產銷兩頭不用資本家操心，資本家和管理人員把注意力轉移到內部經營管理上來，推動了企業內部的改革。為了保證加工代紡任務的完成，企業黨組織和工會發動職工群眾，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棉紗產量逐年上升。1949年產紗9527件，1950年增加到11957件（其中加工代紡4174件）， 1951年增到17070件（其中加工代紡12332件），1951年比1949年增產79.17%。棉紗錠產量（20小時）由（382）0.896磅提高到0.936磅，每件紗用棉量由444市斤減到408市斤。

1953年5月，裕華武昌廠黨、政、工、團一起動手，放手發動全廠職工群眾，從總結一季度生產，開展“三查”（查混亂、查浪費、查虛假）入手，反對領導的官僚主義，對工人進行勞動紀律教育，推廣先進生產經驗，達到建立責任制度和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目的。在“三查”中，職工批評公方領導不熟悉企業管理，重生產不重財務，重技術不重管理；生產管理混亂，工程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職責不清，建立的制度流于形式；物資大量積壓，資產管理混亂，家底不清，賬目不清，人力、物力、財力浪費嚴重等問題。在“三查”基礎上，明確各科室和個人的職責范圍，修訂或擬訂各項業務制度。經過“三查”建制，領導初步摸清了企業狀況，工人加強了勞動紀律，開始建立各項責任制度，生產混亂、浪費現象有所克服，為進一步改進經營管理打下了基礎。385

1953年3季度，根據市委指示，學習江岸機車車輛修理廠加強計劃管理生產調度和實行廠長負責制的經驗，以作業計劃為中心，制訂出一套計劃編制、下達、貫徹執行、檢查、總結的程序，并建立生產調度制度，實行廠長負責制，企業黨委負責監督，保證貫徹。千綻小時產量1953年4季度是24.64公斤，1954年3月份迅速提高到25.06公斤。1954年4月份，貫徹中央紡織部國營工廠廠長會議精神，除進一步根據紡織工業的特點，設計、改進計劃、管理調度、會議與表報制度外，還相應加強技術管理，并從原棉管理、工作法、保全保養、溫濕度等4方面系統地制訂技術措施，著重解決當時突出存在的斷頭率高的問題。1954年4季度，進一步開展以提高質量、節約用棉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以（385）企業六大計劃為基礎，編制以產量為恒定部分，以節約、質量為重點的生產作業計劃和其他各種作業進度計劃，創造出“三分三定”全面加強計劃管理的方法，即以企業六大計劃為基礎，分解指標、分層掌握、分科管理，定期檢驗統計、定期分析調度、定期總結提高，使各項主要指標作業化。同時，建立和健全總工程師技術負責制，編制和貫徹技術措施，大力推廣各項先進經驗，并在全廠集中進行技術紀律教育，初步克服了技術管理混亂的狀況。建立了技術工作的初步秩序。1954年4季度，全廠全面突破增產節約各項指標，在千綻小時產量保持27.23公斤的條件下、斷頭率下降到213.83根；每件紗用棉量1-3季度為399.63市斤，到4季度下降到388.66市斤。全廠除基建計劃受防訊影響未完成外，第一次全面完成企業六大計劃。

在公私合營前，總公司負責經營，工廠只管理生產；財務成本核算在總公司，工廠的賬冊雜亂無章，資金使用無計劃，費用開支無制度，根本無法計算成本。公私合營后，逐步建立財務收支計劃，加強統計記錄，貫徹經濟核算制，做到“事前控制，事后分析”，各項指標逐步向全國先進水平看齊。386

實行廠長負責制，廠長肩上的擔子加重以后，個人決定問題多了、開始滋長驕傲自滿情緒；黨委集體領導有所削弱，各行其事的分散主義有所發展；在工作中產生單純的技術觀點、業務觀點，忽視政治工作的傾向；廠領導只注意抓生產、不關心職工生活的資本主義經營作風有所抬頭。1955年2季度，貫徹件中共湖北（386）省委工業基建生產座談會精神，把廠長負責制和黨的集體領導統一起來，進一步健全了黨委的集體領導制度，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思想動態分析會制度，通過調查研究，抓住主要的思想問題，從解決思想問題入手，解決經濟問題；建立職工來信來訪接待室，密切與職工群眾的聯系；把生產和生活統一起來，督促行政部門切來關心職工生活。裕華政治思想工作從此達到一個新水平。

在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時，裕華黨委還注意到把國家計劃要求交給職工群眾，依靠職工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完成國家計劃。在全面加強計劃管理推行廠長負責制時，裕華黨委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檢查總結前期計劃執行情況和布置下達本期計劃，將它作為計劃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形成固定的制度。在全面加強計劃管理、實行“三分三定”后，進一步將國家計劃的各項指標分解到每一個職工的崗位上，更具體地依靠全廠職工全面完成。到1955年，裕華武昌廠完成企業管理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企業以計劃管理為中心的計劃、技術、財務三大管理制度。387

1955年底，傳達黨的七屆六中全會精神，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新任務教育，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后，工廠制訂了2年發展規劃，全廠職工迅速掀起實現規劃的生產高潮。在生產高潮的初期，工人紛紛要求提高車速，增加看臺，提合理化建議增多，各項技術經濟指標開始突破，但對主攻方向不夠明確，缺乏具體辦法。工廠及時召開生產技術代表會議，發動群眾總結1955年技術工作。圍繞質量低、浪費大、均衡生產率差三大問題，發動群眾找關鍵，提措施，領導上檢查了官僚主義、本位主義的問題，把職工群眾生產積極性調度到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上來。結合組織生產高潮，廠黨委、廠團委開展整黨整團活動，充分發揮黨團員的模范作用。職工群眾為了實現規劃，積極學習先進經驗，廣泛開展合理化建議，全廠有99.11%的職工參加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388

在此基礎上，1958年進一步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社會主義企業，依靠職工群眾，實行民主管理的一套管理形式、辦法，從此初具雛形。389

第389頁

陳林 石柳：《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的形成、發展與改造》

2、  申新四廠、福新五廠的情況

解放前夕，武漢申四、福五廣大職工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了護廠斗爭，生產設備基本保存了下來。計有2萬紗錠，口產4500包能力的磨粉機，4000千瓦發電能力。由于解放前夕資本家抽走資金，紗廠僅存2個月的生活費用，原棉只能開6746錠紗機；粉廠僅存小麥1500擔、二等粉341包；發電機只發1000千瓦的電力，多余的電力售與隔壁的既濟水電公司，換煤以維持生產。398

中國人民銀行貸給申四人民幣3000元（人民幣均以新幣為計算單位，下同）購買原棉，使該廠紗錠至1949年12月開到14698錠；福五接受國家委托加工軍糧，每百斤毛麥可獲工繳8.2斤面粉，1949年加工小麥40批，共計1628萬斤，獲工繳133萬斤面粉；資方十分高興。工作組還深入到職工群眾和資方代理人家中走訪，及時揭露國民黨殘余勢力散布謠言、破壞生產的陰謀，發動工人復生產，支持資方代理人出來工作。399

武漢解放初期，通貨膨脹，物價不穩。棉紗、棉花是市場投機倒把的主要物資。申新、裕華2紗廠憑著其經濟實力地位，左右武漢棉花、棉紗市場。1949年新棉上市，申新伙同裕華，與投機商勾結，利用花紗市場暫時沒有正常交易牌價，放價搶購棉花，使棉花從5月26日的15.2銀元一擔漲至6月6日的40.5銀元一擔。9月份，武漢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投機倒把的通令，但國營花紗布公司剛成立，經驗和實力不足，申四又趁機略為壓低紗價，用以紗易花的手段大量搶購棉花。399

申四擁有的20支四平蓮棉紗質量較好，成了當時囤積居奇的重要物資。1949年11月11日多家紗商來廠購紗，廠方以“花價動蕩，紗價無法作定”為由，拒不售紗。經紗商再三要求，廠方將20支四平蓮每件抬高55元、將20支綠人鐘每件抬高43元售出，影響到全市紗價上漲，其它物價也跟著上漲。11月12日市政府在報上給予了嚴肅的批評，廠方才承認錯誤。399

為了加強市場管理，穩定物價，12月1日市政府決定成立交易所，規定棉紗l件以上、棉花5擔以上均須進交易所交易、不得買空賣空。同時，國營花紗布公司大量收購花紗，掌握穩定市場的實力。在投機商人搗亂市場時，花紗布公司立即大量拋售棉紗，使申四、裕華等廠合辦的合眾公司（售紗商店）和一些私營（399）紗商號不得不關門歇業。中國人民銀行也緊縮銀根、支持合法經營，控制非法經營。1950年3月，進一步貫徹全國財經統一的各項措施后，物價才全面穩定下來。花紗布投機倒把的渠道被堵，搶購形成的市場虛假繁榮消失，棉紗一時呈現滯銷。

武漢4個私營棉紡織廠，一紗、震寰因資金周轉困難，分別在1949年底，1950年初開始接受加工代紡，而申四、裕華因為有資本周轉，在自產自銷有困難時才要求加工代紡；困難過去以后，又要求自產自銷；1950年3、4月間，申四借款70余萬元，產品積壓，原棉不繼，面臨停產威脅，迫使申四與裕華聯合向政府發出“緊急呼吁書”，要求政府收購成品，借給原棉，并提出了代紡要求。401

1950年月月中南財經委員會發出關于加強棉花市場管理的指示，統一分配棉花收購量，提高國營企業的收購比重。1951年1月4日中央公布了棉紗統購統銷的決定。在原料和成品都受到國家限制后，申四才不得不于1951年1月起，由部分代紡、臨時加工走上全年加工代紡。401

福五漢廠1951年l月起由軍糧委托加工過渡到貿易糧加工，接受糧食公司的領導。402

實現全部加工訂貨以后，資方丟掉了原料難進、產品滯銷的包袱，開始集中精力組織生產，經濟效益顯著提高。申四漢廠與花紗布公司簽1951年加工訂貨合同規定，全年生產棉紗10585件。雖然這年的5-8月停工，但生產棉紗10595件，仍然超額完成生產計劃。資本家開始認識到加工代紡的好處。1952年繼續加工代紡，實現利潤187700元，企業開始扭虧為盈。加工訂貨使企業開始同國營經濟掛上鉤，把企業的供和銷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同時切斷了資本家與市場的直接聯系，限制了資方的非法利潤。402

1952年1月全市開展“五反”運動，市政府派“五反”工作組進駐申四、福五。工作組發動群眾，對資本家的不法行為進行了揭發、檢舉斗爭。運動到4月底結束，經過審查核定，申四、福（402）五資本家偷工減料造成的國家損失計72萬多元，盜竊國家資財計29萬多元，偷稅漏稅計10萬多元，投機倒把非法所得計17萬多元。資方及其代理人在運動中坦白交待較好，并表示如數退贓補稅。結案為半守法戶，免于處分。通過“五反”運動資產階級受到一次深刻的愛國守法教育，李國偉說，“‘五反’運動是一個除舊更新、移風易俗的偉大運動，也是資產階級改造思想的開始。”“我要老老實實在中國共產黨和英明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真心誠意依靠工人階級，尤其要忠誠地服從國營經濟而發展。舊我昨死，新我今生。”同時，工人階級在運動中也進一步提高了階級斗爭覺悟。運動后期，黨組織從運動積極分子中提拔了一批工人干部，充實到企業的各個管理部門，為企業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增強了組織力量。

經過“五反”運動，有些資方人員對經營管理消極，嚴重不負責任。雖然中央紡織工業部發出關于建立和加強責任制的決定，資方也表示“目前我們已開始努力做管理民主化、生產計劃化”，實際上并未落實。403

1953年9月，李國偉堅定了響應黨的號召、申請公私合營的決心，提出了《申請公私合營計劃書》。申請書說：“就（申四）紗廠言，44080枚紗錠的工場房屋，現只利用了25200枚；350臺布機的工場房屋，現只有157臺布機，而且尚未裝置開工，4000千瓦發電機過去經常只用了三分之一”，“生產機器與其它設施不相適應，造成浪費大，成本不易降低的現象。但要增加機器就需要較多資金，而本廠股東又無力增資”；“粉廠原有舊機設備齊全”，“惟倉庫容量，尚不能適應生產上的需要”，“福新連年虧損，缺乏流動資金，股東也無力增資。”404

1953年10月15日武漢市財經委員會批準了申四、福五漢口廠的合營申請，并派裴耀堂為公方代表，與李國偉協商合營事宜。404

申四漢廠合營后，武漢市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從江西調來細紗機2萬錠、梳棉機82臺、中速筒子機8臺、擺紗機15臺，裝車工具全套，試驗儀器若干，使申四的設備能力由建國初期的25200錠擴大為45200錠。廣大職工無不振奮，在特大洪水的威脅下，以飽滿的熱情，積極地投入新機安裝，做到防汛、生產兩不誤。為了適應社會主義要求，合營企業開展了系列生產管理制度的改革，包括健全計劃管理、建立技術管理、加強責任制3大內容。為使工廠生產計劃與國民經濟計劃銜接起來，加強了產量、（406）質量、消耗、勞動、成本、財務6大計劃的綜合平衡、編制生產作業計劃和技術組織措施日歷進度計劃，建立經濟活動分析；特別是運用裕華紗廠提出的“三分三定”（分解指標、分層掌握、分科管理，定期檢查計劃、定期分析調度、定期總結提高），把計劃指標的完成責任落實到了生產管理的每一個部門和崗位，對于提高企業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在建立技術管理方面，主要是大搞機器“整風”，開展能手運動（操作競賽），建立運轉管理制度，抓好產品的工藝設計和技術檢驗、合理安排用棉、建立車間溫濕度管理制度等等。同時，依靠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開展了以縮短工藝流程、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單產水平為主要內容的設備技術改造。增設安全、衛生和文娛設施。通過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生產設備的技術改造，提高了生產水平。1954年申新鄂廠棉紗單產達到22.9公斤/千錠時，比合營前的平均單產19.76公斤/千錠時提高13. 7%。1954年申新鄂廠實現利潤220萬元，1955年實現利潤253萬元。

邱佐泉：《改造中的風風雨雨——記榮家申四、福五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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