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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發展

黃鳳琳 · 2012-03-2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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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發展[1]  

(黃鳳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關于英國現代化動力來源問題,學界有內源和外源兩種觀點。內源觀認為現代化的發生源于英國內部的原因,諸如國民精神、文化傳統、群眾運動等。而外源觀則認為現代化的動力來自于英國外部,比如戰爭、國家競爭、國際干涉等。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發展動力的外因-內因辯證法——即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的理論可知,單純強調英國現代化動力的內源和外源都是不對的,沒有英國的傳統,就理解不了英國在外部原因作用下走向現代化的根本,而沒有考察驅動英國現代化的國際環境,就理解不了英國現代化的直接原因。但是,作為根本的內源動力,則需要從更長時段的歷史去理解,而且根據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哲學觀點,這還需要從更宏觀的歷史去理解。本文旨在探討英國政治現代化的直接原因,因此只截取英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的外部聯系進行考察。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發展具有漫長、漸變的特點,這也是導致其工業化道路及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出現上文所述特征的直接原因?! ?/p>

㈠英法百年戰爭、玫瑰戰爭與資本主義政治的發生  

西方學者把都鐸王朝的建立作為近代英國的開端,也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分水嶺,“都鐸王朝最大的功績就是它組建并鞏固了民族國家,從而把英國推進到可以發動現代化的起點上”[2]。但是,都鐸王朝就是在近150年的英法百年戰爭和玫瑰戰爭的廢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以說這場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構成了英國近代化的直接動力,是我們探討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發展以及工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動力的源頭?! ?/p>

早在1066年諾曼征服時期,英法兩國就存在敵對關系,兩國間的領土之爭頻繁。13世紀末,英法之間封建政治的對抗更多地轉變為具有近代意義的經濟競爭。雙方爭奪的焦點是需要從英國進口羊毛原料的、毛織業發達而的佛蘭德和葡萄酒貿易發達的加斯科尼,另一爭奪的焦點則是中世紀剩下的最大捕鯨基地——地比斯開灣的捕漁業以及北海、英吉利海峽[3]。戰爭結束后,英國的戰敗的又直接導致了國內約克公爵集團與蘭開斯特集團三十年的內戰——紅白玫瑰戰爭。兩次戰爭給英法兩國尤其是法國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明顯的,但從宏觀歷史看,英國從中受益匪淺,它推動了十四、十五世紀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最初發展。   

百年戰爭是英格蘭資本主義政治發生的催化劑。它首先是改變了十四、十五世紀英國的階級格局,使那些在戰爭中勇于承擔起民族責任、傾向于工商業利益的新貴族站起來了。在戰爭中,在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貴族踏上了歷史舞臺。百年戰爭后,“對于英國,幸而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紅白玫瑰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4]。“舊的封建諸侯”就是指以紅玫瑰為族徽的蘭開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為族徽的約克家族,兩大家族是當時王國兩股實力最強大的封建諸侯。兩個家族的階級社會基礎不一樣,前者是落后、野蠻的西南地區和北方的人民,而后者是經濟實力較為發達的東南地區人民。具體而言,前者是在西歐中世紀封建經濟下生存的封建主和農奴,后者對土地的利用具有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中小鄉紳以及獲得自由的農奴。那些對土地的利用具有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中小鄉紳,就是所謂的“進步貴族”[5],也即新貴族的最初形態。兩個封建貴族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殘殺,結果是雙方都大傷元氣,導致舊貴族作為一個階級在英國政治上的衰落,為英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具有資產階級色彩、能夠與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政治發展中結盟的新貴族走上政治舞臺。蘭開斯特家族的旁系亨利.都鐸在獲得了東南地區追求統一的新貴族的擁護下,坐收漁翁之利,開辟了英國的近代史—都鐸王朝。興起的新貴族和沒落的舊貴族,雖然都是封建貴族,但是前者經濟經營上具有資本主義色彩,政治上擁護強大統一的王權。在后來的演變中,新貴族中的很多成員開始圈地、經商和進行海盜活動,進行資本主義經營,從而演變為都鐸時期興起的商業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資產階級,以至于“他們的習慣和傾向,與其說是封建的,倒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6]。在百年戰爭中,新貴族得以走到歷史前臺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率先解放并依靠農奴,這也是都鐸家族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戰爭迫使西歐封建王權打破農奴制度,解放了農奴,一方面為資本主義政治的發展積聚了群眾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為鄉村手工業提供了自由的勞動力。然而,農奴制度的打破不是統治者們自發進行的,而是在外國競爭者和本國農民起義下逼迫就范的。玫瑰戰爭末,1381年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福賓村鎮就爆發了反對征集第三次因戰爭引發的人頭稅,這次起義雖被無情鎮壓了,但是1381年后的十年間,小規模的農奴起義層出不窮,與此同時農奴聯盟——“大會社”還在經濟上施壓政府要求提高工資和勞役折價[7],這沉重打擊了落后的封建王權,加速了農奴制和封建經濟的解體,以至于百年戰爭后農奴大部分都獲得了自由[8]。因此可以說,新貴族的產生和農奴的解放即所謂“自由農人或工資勞動者”[9]的出現是百年戰爭所導致的英國階級格局出現變化的兩個方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筆者看來,經濟基礎就是階級斗爭。在戰爭中產生的新貴族階級開始在王國法權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資產階級足夠強大前,資產階級與新貴族是聯盟的,他們支持王權,王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他們的利益。兩者相互利用,使得近代英國政治越來越被商人和資本所主導,他們影響政治的平臺就是議會。戰爭帶來的額外開支使英王不得不常常召開議會,這就導致了議會權力的上升和其構成的變化,到14世紀末時,議會就已完全分為世襲的上院和選舉的下院。下議院就是新貴族及工商業者們的議政平臺。1404年亨利四世就宣布,以后未經下院同意,任何人不得修改已有的議會法案,這意味著下議院已經有了對法律有部分通過權[10]。下議院的地位到了玫瑰戰爭時期,由于舊貴族集團之間的傾軋,而得到顯著提升。約克王朝愛德華四世為了鞏固王權而極力拉攏下院,甚至1461年他自己就宣稱他是靠下院的支持才重新獲得應有權力的。同年,下院還爭取到了對上院所修改提案部分的同意權。到了1489年,法學家已經普遍認為,議會法案必須得到上院、下院和國王三者的同意,而缺一不可[11]。這說明,玫瑰戰爭晚期及都鐸王朝建立之際,下議院的地位已上升到上議院相同的地位,他們都有任何議案的“一票否決權”。不僅如此,新貴族及工商業者們還取得了彈劾權,這是一種由下院充當原告對大臣提起公訴,然后由上院貴族擔任法官進行審判的特殊司法方法。彈劾權使得封建高官開始有義務向公眾說明其公務活動,這也是近代責任制政府的雛形。可見,在百年戰爭時期,英國議會制度已經取得顯著發展,其資本主義政治色彩亦越來越濃。中世紀的歐洲,宗教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百年戰爭催化政治變革的同時,還引起了宗教的改革,宗教的世俗性得以顯著增加。長期存在的反大陸教權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百年戰爭中變得更加強烈,英格蘭議會隨即頒布的《圣職候補者法令》要求英國的一切圣職者都必須遵守英格蘭習俗,隨后頒布的《侵害王權罪刑法》繼而又規定任何圣職的動議權歸屬于英格蘭國王,與此相應,民間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和羅拉德派運動成長為16世紀西歐宗教改革的先驅[12]?! ?/p>

㈡英西、英荷、英法爭霸與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確立和鞏固  

玫瑰戰爭后,英國經過了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近代意義的都鐸王朝一百年的發展,這些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是英法百年戰爭及其導致的國內玫瑰戰爭。到了16世紀下半葉,英國的政治經濟若要取得新的發展,需要得到新的外部動力的驅動。16世紀下半葉的英西海上爭霸、17世紀中下葉英荷爭霸以及光榮革命后持續數十年的英法爭霸等對外爭霸戰爭,使英國資本主義政治逐漸確立和鞏固起來?! ?/p>

⒈英西、英荷爭霸與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確立  

⑴英西爭霸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醞釀  

英西海上爭霸雖然發生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但是爭霸本身對于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在革命前的成長和對資產階級革命是有重要促進作用的。英西爭霸勝利后半個世紀,正是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階級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獲得實質性提升的時期,也是在新貴族領導下醞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  

都鐸王朝時期發展起來的呢絨業對市場和廉價原料的需要促使英國采取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在沒有足夠的海洋軍事能力和海外霸權之前,英國都鐸王朝的統治者們鼓勵國內商人、海盜以及其他人去海外擴大英國貿易和開拓殖民地,德雷克攜其海盜威脅西印度群島,沃爾特.雷利創建了弗吉尼亞殖民地,而錢賽勒和威洛比在圍繞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航行而再阿爾漢格爾登陸時便把西方同莫斯科與諾夫哥羅德聯系起來了,一批代表英國君主權力的貿易歐諾公司也建立起來了:1554年成立的馬斯科維公司、1579年成立的波羅的海公司、1581年成立的東方公司、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13]。英國的這一政策在海外到處牽動著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的利益神經。到伊麗莎白時期,雙方矛盾激化,西班牙為了報復,還企圖刺殺伊麗莎白女王,矛盾達到空前程度。終于,雙方以1587年處死英格蘭女王馬利事件為導火索,于1588年爆發了著名的英西大海戰。英國依靠在都鐸時期發展起來的海軍力量,以弱勝強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并借此勝利初步奪得了大西洋航線的控制權。奪取海洋控制權后,英國的呢絨等商品往行于英吉利海峽、地中海、大西洋而暢通無主,又繼百年戰爭后為英國工商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英國紡織品海外市場大大擴大。  

海外市場、殖民權限的擴大為英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前的壯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間。16世紀末到17世紀前半期,英國的工業迅速增長。不但老的工業部門如采礦業、煉鐵業、羊毛加工業、造船業等不斷發展,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工業部門,包括棉紡織業、玻璃制造業、肥皂業及絲織業等。根據達勒姆、諾桑伯等10余個地區的資料,1551年—1560年,煤的年產量為21萬噸,到1681年—1690年時,年產量已增長到298.2萬噸,并且增長最快的時期是1600—1660年[14]。采煤工業的發展,源于王國對煉鐵業發展的需要。鐵的年產量16世紀50年代尚為5,000噸,到17世紀50年代已增至2.3萬~2.4萬噸[15]。而民族工業,在15世紀50年代至17世紀40年代,其出口價值更是增長了15~16倍,即使把物價增長計算在內,也增長了5~6倍[16]。  

成長起來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羨慕封建特權,而王朝統治們又想拉攏他們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于是相當一部分工商業資本家從王朝那里買來了貴族頭銜。斯圖亞特王朝建立后,歷任統治者大肆出售爵位。在詹姆士一世即為后的四個月,不列顛就增加了906名騎士,全國騎士的總數更是陡然間增加到1,161名,比伊麗莎白晚期幾乎增加了三倍[17]。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后繼續濫售騎士爵位,據統計鄉紳們在1630—1635年間就為此花費了173,537英鎊[18]。但是,“與其說新貴族是舊貴族中分裂出來的,不如說新貴族主要是進入“貴族陣營”的非貴族人物”[19]?;ㄥX買來的身份貴族化卻沒給工商業資本家們帶來實際特權,國王的倒行逆施更讓他們不快,資產階級更是對王室對專賣權的壟斷深感不滿?! ?/p>

在革命前,新貴族和資產階級與封建王權在宗教、政治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斗爭。在英國,17世紀的思想和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以至于有人說:17世紀的“科學文明”的出現是“基督誕生以來最偉大的歷史現象”[20],而當時英國的培根則是世界科學思想上發揮作用最大的人[21]。思想上的斗爭表現在宗教問題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通過提倡“清教”的形式與封建思想展開斗爭的,它的思想吸引了許多社會中下層丟現實不滿的人,越來越多世俗人士表示支持它。1603年清教徒就曾向詹姆斯一世遞交了一份“千人請愿書”[22]。在進步思想的鼓舞下,新貴族和資產階級越來越敢在政治上挑戰封建王權。他們的斗爭首先表現在議會和國王的矛盾中。在英國1624年—1630年同西班牙、1626—1629年同法國的戰爭中,國王無力支付戰爭費用,議會就與國王就是否征收補助金上發生嚴重沖突。他們還借掌握了財稅權,于1628年向國王提交了“權利請愿書”,并得到通過。請愿書進一步規定了:國王不經議會同意不得征收捐稅等權利。但是,查理一世不遵循此法案,此后不經議會同意又征稅,議會就號召人民拒絕交稅,查理便宣布議會解散。自此,他們的斗爭走上武裝對抗道路。終于,在挫敗西拔牙海外霸權并經過50多年的力量積蓄和政治醞釀后,新貴族和資產階級與封建王權的斗爭終于成熟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p>

⑵英荷爭霸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英國挫敗西班牙海上霸權、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壟斷局面后脫穎而出,逐漸發展為后起而且強大的殖民主義國家。商業霸權的擴張、殖民事業的發展,導致它同當時的世界霸權國家——荷蘭的爭霸斗爭不可避免。爭霸過程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兩者相互促進,后者為前者提供了外交政策基礎,而前者的勝利又進一步使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鞏固起來?! ?/p>

荷蘭是“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23],荷蘭的海運事業在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發里亞和約簽訂脫離西班牙統治后獲得高度發展,其貿易投資超過當時英國的15倍,擁有的船只超過英國的10倍,商船的總噸數占世界四分之三,造船技術和能力占世界第一[24]。馬克思引用古.居利希的話說,荷蘭“幾乎獨占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勝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25]。荷蘭人到處排擠著英國商人,英國革命勝利后,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對荷蘭霸權深為不滿,特別是那些過去沒有政府力量支持的海盜,船主和商人,現在有了政權作后盾,更強烈地要求用政府的力量打擊荷蘭的海上勢力,維護他們的海上利益。于是,1651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新的《航海條例》,規定一切輸入英國的貨物,必須由英國船只載運,或由實際產地的船只運到英國,這就是說不許其他有航運能力的國家插手。英國的新航海條例顯然打擊了荷蘭在英國對其他國家貿易中的中介地位。荷蘭與英國之間的斗爭空前激化,荷蘭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英國拒絕廢除條例,這就導致了英荷海上大戰。從三次英荷戰爭本身看,雙方似乎各有勝負,但實際上,勝利者是英國,戰爭沉重摧毀了荷蘭“海上馬車夫”的角色,戰爭迫使荷蘭承認“航海條例”,由于條例的實施,英國的對外貿易得到很快的發展,并逐步地增強了它的海上實力,使得三十年后的英國無論在商船數量還是海上貿易上都趕上了荷蘭,而荷蘭則隨之衰落。英國利用戰爭成果,不僅加速了國內工業的發展,為對外貿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戰爭中打擊了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界霸權國家西班牙、荷蘭對本國封建勢力的支持,以使英國資產階級有了完全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的足夠力量。16世紀壟斷國際貿易的霸權國家——西班牙,在英西爭霸中失敗了,但是到了17世紀并沒有因此完全衰落,仍然在尋找機會打擊英國實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后,西班牙便趁機加緊與英國王黨分子聯系,并大力支持愛爾蘭起義。即使后來因為法西戰爭的需要,西班牙不得不在外交上表示支持英國議會政治,但是從來沒有停止過反對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活動。而17世紀的霸權國家——荷蘭,因為與英國存在商業霸權之爭,更是企圖通過扶持英國封建勢力來阻止英國政治的成熟,革命中,他們的議會明確表示支持英國國王。英荷爭霸戰爭發生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其中前兩次發生于克倫威爾獨裁時期,最后一次發生于斯圖亞特王朝的反動統治時期。對外斗爭的勝利為英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最后勝出提供了必要前提?! ?/p>

資產階級革命過程歷經七年內戰、四年英吉利共和國時代、七年克倫威爾獨裁時期、28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統治,于1688年不流血政變結束。這40多年革命時期,也正是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家對外戰爭中確立自身政治統治者地位的時期。1640年前,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雖然經過都鐸王朝的發展后,但是在政治上不得不與新貴族聯盟。新貴族的保守性延續到了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決定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曲折性。新貴族在經濟上,按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他們靠圈地運動積累原始資本,與土地經營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在政治上,無論是依靠血統世襲而來的貴族還是在查理一世時期通過錢換來的貴族,他們都“還保持著大量的封建傳統及保守傾向”[26]。新貴族在革命過程中居于領導地位,依據安特勒的統計,在1640年英國長期國會527名議員的構成中,大貴族占了72人,騎士鄉紳占了252人,律師等占了88人,他們都是新貴族[27]。新貴族參加革命的動機就旨在“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并”[28],他們在革命過程中從改革封建土地庴中攫取了大量土地,尤其是他們在征服蘇格蘭和愛爾蘭過程中,占有了大片土地。作為新貴族成員的克倫威爾僅僅一次得到了一千英畝上等好地,其兒子在愛爾蘭分得的土地也超過22,000英畝,同時還得到了很多狩獵園和城堡[29]。參加革命最積極的新貴族---高級軍官,得到了軍隊搶到的197,3476英畝土地的大部分[30]。新貴族領導并利用完工商業資產階級后,反對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七年內戰,經過短暫的共和時代,革命成果就徹底落入了新貴族手里,他們建立了以克倫威爾為護國主的軍事獨裁國家,為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提供了可能。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后,在歷次對內對外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沒落貴族蒙克借機茍合與革命后盤踞海外的王黨分子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長老會派分子,把查理.斯圖亞特迎回英國,從而使斯圖亞特王朝得以復辟。盡管復辟王朝再也沒有以前的權威,但是其倒行逆施仍然驅使著工商業資產階級繼續推動革命。查理二世時期,王朝即使承認了大部分革命對土地關系造成的既成事實,但是仍然恢復了部分革命期間被新貴族沒收的土地,這引起了新貴族的不滿。1685年詹姆士二世繼位后,企圖恢復天主教,并因此可能恢復十分之七的土地。這激怒了新貴族,使得他們不得不又與工商業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從而發生了1688年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威廉親王在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趕跑了詹姆斯二世,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使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得到了完全的確立。但是即使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治已經建立,但是新貴族這個階級并沒有立即消失,他們中的上層分子與盤踞海外、隨時期待回國復辟的王黨分子仍有聯系。因此,1688年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政治仍有被封建勢力復辟,它需要鞏固?! ?/p>

2.英法爭霸與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的鞏固  

1688年光榮革命后,英國最初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政治尚不鞏固,遭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敵視。長達半個世紀的英法爭霸過程,正是英國議會政治里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占主導地位的時期,也是代表落后貴族——土地貴族利益的托利黨被邊緣化的時期。而后者與國內的封建殘余——盤踞海外隨時準備復辟的王黨分子有聯系,并得到了法國的支持。所以,英法爭霸的勝利使英國打擊了這些國內反動勢力國外支持的同時,也是鞏固其資本主義政治的時期?! ?/p>

英國在近代化過程中一直遭到以法國為首的歐洲大陸封建國家的敵視,但是陰差陽錯,大陸國家的敵視和排斥卻成為英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動力。百年戰爭后,英法雖有矛盾,但總的說來,還能和平相處,沒有爆發戰爭,即使在英國革命期間,法國雖有干涉之意,也無干涉之力。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1660-1688),英法兩國建立了王室的聯盟(英王查理二世的妹妹與法王路易十四的兄弟奧爾良公爵聯姻)。查理二世為了對抗資本主義政治的平臺----議會,經常從法國宮廷取得金錢資助,從而使英國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法國封建政權,英國資產階級對此十分不滿。1688年政變改變了英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最終結束了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確立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法權地位。對這次政變,法國極為不滿,路易十四竭力庇護被政變推翻了的詹姆士二世,支持斯圖亞特王朝再次復辟,這是導致了英法矛盾激化。這場西歐大國之間的資本主義政治與封建王權的較量,終于發展為1689年開始的長達幾十年的四次爭霸戰。  

第一次是1689年到1697年的奧格斯堡聯盟戰爭。這一戰雖然沒有給直接給英國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但是卻得到了政治上的好處。根據戰后在里斯維克締結的和約,法國不得不承認奧蘭治.威廉為英國國王,并不得再支持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因此,英國通過這次戰爭鞏固了資本主義政治,但是這還不夠,國內封建勢力的外國“主子”并未真正倒下。再沒有在世界范圍內對法國的經濟實現有效打擊之前,英國的封建勢力就會得到法國的支持。于是,四年之后,即1701年到1713年,又爆發了以西班牙王位繼承事件為導火索的戰爭。該戰起因于法國企圖借干涉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機繼承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商業、殖民“遺產”,又公開擁立詹姆士三世取代英國王位。隨后,英國便在西歐大陸組成了由英國、荷蘭、奧地利返家的反法戰爭同盟。此戰,英國不僅在政治上打敗了國內封建勢力的反動支持,還在經濟上為英國獲得了殖民地紐芬蘭、阿卡第亞、哈得遜灣沿岸、作為地中海門戶的直布羅陀、以及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販賣奴隸的壟斷權,沉重打擊了法國海外殖民勢力,英國初步確立世界霸權的地位。但是,法國勢力仍然對英國的地位構成了挑戰,英國政治仍有復辟危險。31年后,雙方又借奧地利皇位繼承問題發生了持續四年的戰爭,此戰規模較前次戰爭小,并沒有給英國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但是在軍事上沉重打擊了法國,以至于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已有戰艦140艘,而法國僅剩了67艘。但是,雙反的爭霸戰并未因此結束,在英國的擠壓下,法國封建勢力茍延殘喘,仍想通過對外戰爭鞏固王權。最后在1756年,雙方爆發了一場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規模相當的七年戰爭。結束七年戰爭的巴黎和約使英國從法國手中搶走了密西西比河東岸、布里敦角、加拿大以及除新奧爾良之外的路易斯安娜,并從西班牙手中搶走了佛羅里達,還在西印度搶走了法國的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多巴哥諸島和格林納達,還在非洲奪走了法國的塞內加爾等殖民地;除此外,法國還須撤出葡萄牙及其領地、漢諾威選侯領地,在法國僅保留亞南、昌德納果爾、開里開爾、馬埃及本地治里等五個城市且不得設防。以這一系列勝利為前提建立起來的世界范圍內的商業霸權和殖民霸權,又大大地增加了本國工業賴以發展的市場和廉價甚至免費的原材料供應地,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了最關鍵性的條件?! ?/p>

英法爭霸過程中,英國在徹底打擊了國內封建勢力的法國支持力量基礎上,階級力量對比出現新的變化。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開始處于領導地位,而經濟上與土地經營密切聯系、政治上具有封建特權的新貴族開始沒落,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出現工業資產階級成員皮爾拒絕接受貴族稱號的現象?!肮鈽s革命”后,在英國建立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體制下,土地貴族長期左右著國家政權。1688年政變的7位發動者中就有3位是傾向于土地貴族利益的:托利黨創始人丹比伯爵、頑固守舊的魯姆累男爵和倫敦主教亨利.康普頓,以至于英國史學家屈威廉認為:“這次革命實際是地主階級實力的一次顯示”[31]。在1701年下院的513名議員中,全部或部分代表地主貴族利益者甚至達400多名[32]。他們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一方面乃英國君主立憲政治題中之義,另一方面因其保守性又為其上層分子勾結海外王黨分子及海外勢力提供了余地。在英法爭霸中,法國支持被逐漸剪除,英國國內封建勢力也趨于衰落。早在1694年威廉三世就發現封建勢力的代表——托利黨貴族總是堅決反對對法戰爭,而把他們趕出政府,而任用傾向于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貴族組成一黨內閣。盡管在隨后輝格黨與托利黨就支持和反對“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進行的斗爭中,在安妮女王建立混合內閣并任命托利黨貴族組成內閣后,托利黨貴族在上院占有一時優勢,而使英國提前結束了對法戰爭,與西班牙單方面簽訂了“烏特勒支和約”。但是隨著1714年斯圖亞特王朝的終結,漢諾威王室在英國的建立,輝格黨否極泰來,他們極力支持漢諾威王室,他們排擠托利鄉紳貴族,甚至以叛國罪名逮捕法辦了一些托利黨貴族,而致使很多托利貴族失去爵號和封地(甚至逃亡海外)。僥幸不被法辦的人,也開始久居臺下,極為不得志。比如在1715年,喬治一世和議會以“通敵”等罪名對主持簽訂“烏特勒支和約”的牛津伯爵哈利、博林布魯克自覺、奧曼德伯爵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提出彈劾。博林布魯克和奧曼德更是倉皇逃出海外,政府遂立即宣布二人為叛國者,哈利也在倫敦塔中被羈押兩年。有一些落后鄉紳地主則隨同詹姆士的兒子、覬覦王位的弗蘭西斯,一再組織顛覆活動和發動武裝叛亂,力圖復辟斯圖亞特王朝,但卻均遭鎮壓。許多與武裝叛亂和密謀活動毫無干系的托利黨貴族鄉紳也被污蔑為“詹姆士分子”,被排斥在政府和議會之外[33]。傾向于土地貴族的托利黨在對法戰爭中喪失政治優勢后,傾向于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實現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一黨內閣,一直持續到英法爭霸戰爭結束。直到英法七年戰爭時期,土地貴族也沒掌權。他們不愿承擔日益增多的軍事費用,而期望一位“反戰國王”來盡快退出戰爭。但是上院一直是輝格黨人反對托利黨訴求的重要陣地,一些法案在下議院通過后,送到上院就被否決。只有到對法戰爭結束后,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起錨后,轉化為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昔日土地貴族的代表們才得以進入上院爭到相應的政治發言權,不過此時,他們已經完全褪去了封建性。政治上失落的同時,也是土地貴族們轉化為農業甚至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過程。在越來越少的政治特權條件下,土地貴族們只能通過改進土地經營方式謀求發展。1694年,約翰.勞瑟爵士率先辦起“家內農場”,隨后部分貴族鄉紳陸續效仿[34]。而到十八世紀后期和十九世紀初,資本主義大農場制興盛起來。一部分成為農業資本家的同時,另一部分則成了工、商業資本家。英法爭霸時期,具有現代經濟頭腦的貴族開始把目光轉移到工商業領域,諾???、錢多斯、博福特、布特等公爵或侯爵相繼在其地產上興建起煤礦和銅礦來,以至于在很長時期內,貴族礦業在各地所占比例很高[35]。而到工業革命結束的時候,歷史已將土地貴族這個衰落的階級“從政權中排擠出去”[36]了。國內封建勢力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意味著英國資本主義政治徹底地鞏固起來了?! ?/p>

   



[1] 摘自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黃鳳琳的碩士畢業論文《轉型時期英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

[2] 轉引自錢乘旦、許潔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

[3] 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5頁。

[4]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1頁。

[5] 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ISH》,倫敦1979年版,第150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頁。

[7]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97頁。

[8] 劉志偉:“論英法百年戰爭對英國的影響”,《考試周刊》,2009年第24期。

[9] 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98頁。

[10] 格林:《英國人民史》第2卷,第6—7頁;斯塔布斯:《英國憲政史》第3卷,第18章。

[11] 鄧納姆:“王權與法制:都鐸王朝的自相矛盾”,載于《不列顛研究雜志》第3卷(1964年),第46頁。

[12] 張彥剛:“英法百年戰爭與英國現代化之源”,《文教資料》,2009年第21期。

[13] 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76頁。

[14] 王覺非:《近代英國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頁。

[15] 王覺非:《近代英國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16] 王覺非:《近代英國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

[17] 斯通:《貴族的危機:1558—1640》,第40-41頁。

[18] 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

[19] 顧曉鳴:“略論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中的新貴族”,《復旦學報》,1982年第1期。

[20] H.Butterfei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1949,P.174.

[21] C.Hill,op.cit.P.111.

[22] J.P.Kenyon(ed),The Stuart Constitution,Document and Commentary,1966,PP,132—134.

[23]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頁。

[24] 古柏爾:《殖民地保護國新歷史》上卷(第1冊),新中國書店1949年版,第24頁。

[25]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頁。

[26] E.A.科斯明斯基:《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莫斯科,1954年,第9頁。

[27] S.D.安特勒:“長期國會的定量分析”,載《過去和現在》,1972年總第56期。

[28]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801頁。

[29] E.A.科斯明斯基:《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莫斯科,1954年,第440頁。

[30] E.A.科斯明斯基:《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莫斯科,1954年,第197頁。

[31] 屈威廉:《1688—1689年英國革命》,牛津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7頁。

[32] 沃爾克特:《十八世紀初英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182頁。

[33] 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

[34] 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頁。

[35] 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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