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文革暴行”？（第2稿）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在“炎黃春秋網”瀏覽，深感共產黨“自廢武功”、全盤否定“文革”，已經造成非常嚴重后果，所以，心血來潮，以“不得不說”，跟了一個帖：

看見有人說：【文革的十年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十年，誰都可以殺人。我的父輩告訴我，那時候想害死一個人比踩死一只螞蟻還容易，你只要他說幾句壞話，轉天他就能被批斗打死。拿著無知當個性，拿著恥辱當榮譽，太可怕了。】——我是文革過來人，看見這樣的說法，驚訝，文革確實是被人妖魔化了。說這樣話的人，才真正是【拿著無知當個性，拿著恥辱當榮譽，太可怕了】。

 后來，看見相應的罵帖，“評《不得不說》”：

樓下《不得不說》帖子說文革被妖魔化了。在毛憤和當年當過造反派的人看來文革是被妖魔化了，因為在他們看來文革是他們最開心的十年，毛澤東賦予了他們整人斗人的權力和政治支持，他們從整人中得到了快感。今天他們的“偉大領袖”已經作古，文革也被定性為“十年動亂”，但他們是不甘心的。他們對文革中的一切丑行和血腥事件都一概否認，如同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一樣，這說明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作惡者都有共同的特點。就毛憤們懷念和美化文革一事來看，巴金老人關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建議在天安門前和全國各地建立“文革遇難者紀念碑”，將遇難者的名字銘刻在碑上。以此永遠教育后人，同時也能使毛憤們想抹殺文革暴行的企圖不能得逞。

二、基于上述罵帖，我要說一說：怎樣看待“文革暴行”？

1.“文革期間”與“文革”是兩個概念。任何歷史時期，都有主流和支流，都有美好與丑惡，都有文明和“暴行”，都有光明與黑暗。所以，不能把“文革期間”發生的“暴行”粗暴地稱之為“文革暴行”。道理很簡單，如同不能把“改革開放期間”發生的“暴行”都稱之為“改革開放暴行”一樣。

2.“文革期間”發生的“暴行”，盡管是支流，仍然需要搞清楚，這些“暴行”到底是什么人造成的？不能“宜粗不宜細”地統稱為“文革暴行”。事實上，“暴行”主要是“反文革派”造成的，盡管，他們也是打著擁護文革的旗號進行的。

3. 要搞清楚，為什么會發生這些“暴行”？

4. 有人說，無論是誰的責任，無論為什么發生，毛澤東主席不搞“文革”，不就不會發生這些“暴行”了嗎？

如果這樣的邏輯正確，那么，“中國共產黨不進行革命，不就不會發生共產黨與國民黨你死我活的、死人無數的斗爭了嗎？”——這樣的否定共產黨革命的邏輯也就是正確的啰？NO，肯定是錯誤的，除非你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同理，不能以“改革開放期間”發生有“暴行”就否定“改革開放”。

“文革期間”發生的“暴行”，其實恰恰證明，“文革”發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反思這些“暴行”的來龍去脈，才能避免這些“暴行”的重演！

三、“文革期間”發生的【丑行和血腥事件】主要有哪些？責任在誰？為什么會發生？糾正沒有？誰糾正的？

篇幅有限，僅僅舉幾個例子來說：

1.“毀壞文物”是怎么回事？

說我知道的一個實例。我的家鄉四川新津縣，有處文物叫“純陽觀”，網上有多種說法，比如：A“文革中被紅衛兵毀壞”；B“文革中，被成都來的紅衛兵毀壞；C“文革中毀壞”。歷史真相是怎樣的喃？據當年“破四舊”參與人說，事實是，1966年七八月份的一天，當時的縣委書記X某某（兼縣武裝部政委），聽人說，成都的紅衛兵要來新津破四舊，“與其他們來破，還不如我們自己破”，于是，書記他親自到新津中學，給（官辦）紅衛兵作了動員，然后，帶著紅衛兵，去了純陽觀“破四舊”。讀者想想，責任在誰？也許你會說，責任在文革的中央領導。那么，請你讀讀有關資料，了解一下，當時是誰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指導文革。

    2.“二月鎮反”與“武斗”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工作組進入學校領導文革，其實是把矛頭對著廣大學生和教師，不但整死了一些人，還準備進一步抓右派分子，規模超過1957年。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糾正了這個錯誤，還號召批判“反動路線”。批判“反動路線”的人，叫“造反派”。“官辦”的紅衛兵，被叫作“保皇派”，后來被改稱“保守派”。

有人宣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以便轉移文革方向（請注意，正是這些“好漢”們發明了“紅色恐怖”）；于是，中央予以批判和引導。造反派為了發動群眾起來“造反動路線的反”，就抓住“血統論”作文章，比如，后來被炒得沸沸揚揚的“遇羅克”，就在北京市《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這樣一來，以前受到過不公正待遇的人，因為各種各樣原因有怨氣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起來參與“造反”，或者站在造反派一邊。

     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志13期出版之后，造反派揚眉吐氣，保守派或者反戈一擊，或者改頭換面，也號稱造反派，甚至，比造反派還造反派。到1967年“一月奪權”的時候，真正的造反派隊伍，往往是“魚龍混雜”，或者說，支持造反派的人“魚龍混雜”。而保守派呢，無論是還存在的，還是已經土崩瓦解的，往往是“階級成分比較純的”，特別是，“一貫聽領導話的”。

  這個時候，毛主席、黨中央號召解放軍“支左”。

    解放軍的領導，由于看法不同，對誰是“左”，各地看法不統一。但是，許多人，憑借他們的“階級覺悟”，他們看見了：【支持造反派的人“魚龍混雜”。而保守派呢，無論是還存在的，還是已經土崩瓦解的，往往是“階級成分比較純的”。】

還有些其他深層次原因，軍隊就依靠或者扶持保守派，開始了“二月鎮反”。

我家鄉新津縣，人口大約18萬，“二月鎮反”抓“反革命”2700多人，新津中學55位教師，抓了25名，有人被打得留下終生殘疾。

“二月鎮反”絕不僅僅是四川，全國許多地方都差不多。

“二月鎮反”的錯誤，為后來的兩派組織“用武器斗”，埋下了“伏筆”。大規模武斗，其實是，毛主席為了共產黨“不當李自成”、不被人民拋棄而進行的“自我革命”遇到了武裝反抗。

對于造反派，真正揚眉吐氣的時間，或者說得意的時間，基本上，僅僅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4個月時間。其他時間，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的“磨難時間”。

特別是，某些地方發生的“大屠殺”，其實就是殺害造反派，只不過，名義是殺地富反壞右。比如，網上流行的這篇帖子：

  【文革中廣西濫殺無辜，不僅數字驚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蠻殘忍。僅據欽州地區數例為證。

 最慘無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記載，僅欽州地區的靈山縣壇墟、新墟兩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十九例，欽州縣小董茶場有三例。

 1968年9月 7日至 17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 "農業學大寨 "四級干部會，會上貫徹 " 七·三" 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 "群眾專政 "大會，公開殺害十二人，并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干部。

 　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并開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召騰又布置殺害四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致 "共同專政 "。

 文革后期，廣西群眾曾強烈要求“吃過人的人不能再當干部！”而韋國清、劉重桂等人則回答說：“為什么不能繼續當干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參與吃人的黨員、干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見一斑。

 辱尸毀尸，被害者死得悲慘，死后更慘，兇手的手段血腥殘忍甚至變態。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殺后，兇手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尸路旁。

 　欽州縣城 "聯指 "圍剿 "四·二二 "造反派， "四·二二" 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后，兇手把她褲子扯掉，滅絕人性地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繼秀、劉家錦等兇手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四歲的女兒一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后，劉維修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強輪奸，最后將該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 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飲酒。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東興縣那勒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主任陳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在中G的煽動、策劃、組織、指揮下，欽州地區文革被迫害者達 22100余人，致死 10420人。

 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以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為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全欽州地區殺人后入黨的就有 1153人，殺人后提干的有 458人，殺人后被招工的有 637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

 1968年1 月26 日欽州縣發生大規模武斗，縣"聯指"調民兵1000 多人進城武斗，雙方共打死8 人，"4·22 "被俘300 多人，其中有87 人被殺，縣委書記王劍東，總工會主席馬懷忠舉白旗當了俘虜，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門市部，副縣長周中權被打死在總工會西側，前欽州縣副書記，農業局長等被押出打死。

 隨著一些地方殺俘虜，殺"壞人"，各地貧革或公社武裝部，大隊民兵營配合派性殺人，掀起對“4·22 ”專政的高潮，這股風至8 、9 月份。據統計欽州地區七個縣，市失蹤10359 人，靈山縣打死，逼死，失蹤3200 多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 人，占全縣人口1.38 ％。全地區殺人后又抄家的8100 多戶，沒收財產金額1.43 萬多元。（11 ）

　武宣縣、靈山、貴縣和武鳴華僑農場有一百多干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去吃個精光，貴縣一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 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12 ）】

  另外還有人在網上寫文章揭露事情真相，揭露強加給造反派的莫須有罪名，卻把原因歸咎于毛主席、周總理，說毛主、周總理背叛了造反派，拋棄了造反派。看來，幾句話，真還說不清楚。

3.“清理階級隊伍”與“清查五一六”擴大化

“清理階級隊伍”與“清查五一六”擴大化，更是針對造反派去的。已經有了“地、富、反、壞、右”標簽的，是“死老虎”，用不著“清理”了。為什么要“清理階級隊伍”？無非是認為，革命隊伍中“魚龍混雜”了。對于那些年紀輕輕的，不可能有歷史問題的呢？則通過“清查五一六”來收拾。據說，這兩個“擴大化”中，冤死的、受到傷害的人最多。其中一些人，后來在否定文革、反毛的控訴中，也聲淚俱下。殊不知，糾正“擴大化”的，還是毛主席。我在想，毛主席在反省“擴大化”錯誤時，他沒有想過為什么會那樣嗎？肯定想過，要不然，不會有后來那些“反復辟”之類的運動。

最“典型”，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遇羅克現象”。造反派遇羅克，因為去外地串聯收下了人家給的手榴彈，回到北京，想拿去埋藏，被人“發現”，竟然以“殺害毛主席”的罪名，予以“正法”。如果遇羅克是保守派的，絕不會有這樣的下場。許多年后，遇羅克被渲染成為“反文革”的英雄，“因言獲罪”致死的英雄，甚至幾乎是神仙了！很奇妙，研究文革歷史的學者，這個“領域”，大有可為的！不信？隨手拈來，請看：

鳳凰網刊登文章披露如何迫害造反派。

 鳳凰網有篇文章，標題是《66年江蘇歌舞團長：團里不務正業 專門陪領導跳舞》。表面看，該文章意圖是攻擊毛主席、攻擊文革、攻擊共產黨的，但是，仔細一分析，則是變相揭露反文革派如何迫害造反派的。

文章開頭實話實說：

【本文摘自：《文史精華》2005年第07期，作者：丁群，原題：《女演員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許多無辜的人蒙冤受難，一些人因刑訊逼供致死致殘。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竟有忠誠的共產黨員，被胡亂加上罪名，被處以極刑。

女演員李香芝，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后面有這段文字，合乎歷史，應該是真實的：

【李香芝在經過一陣迷茫之后，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了，并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

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可以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內容是：

“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為跳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幣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練功也搞不成，業務提不高，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下面這段，不契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可能是編造：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后來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為說話走火，被劃為“中右”的嗎？經過思考，她就把這份已經寫成的意見書在家里燒掉了。】其中，“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事實上，那個時候，中央首長已經不敢找演員去陪舞了，哪里還需要李香芝提出“要求”？

所以，可以判斷，下面這句可能半真半假：

【她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份公開的大字報和沒有公開的意見書，竟遭致了日后的殺身之禍】

怎么迫害？請讀者自己去看。看那些事實上的反文革派，是怎樣打著擁護文革的旗號，迫害整死造反派的。

真的要感謝鳳凰網。只是，你讀他們的文章要懂得逆向思維、去偽存真。

您還搜出“老田”的文章《專門控訴文革期間的“法西斯迫害”》，內容很詳細，建議讀者搜索出來看看。

4.清查“三種人”更是部分人的滅頂之災

事實上，否定文革后的清查“三種人”，也是“文革”的組成部分，“結束”其實是“進行”。多少人受到冤枉和傷害甚至死亡？多少人違背良心在說話？典型事例可以搜索“焦裕祿戰友——張欽禮”。

5.  對“文革問題”為什么要“宜粗不宜細”？

再看上面那篇跟帖的接續文字：

【1983年中G中央改組了廣西區黨委，遂在全區開展了"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廣西各地成立整黨辦公室，抽調干部著手清理文革"三種人"，編輯各地《文革大事記》。

 這些干部大都在文革深受其害，對清算文革，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參與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調查，記錄和文件編輯工作。

　可"聯指"一統天下大獲全勝的結局，給廣西文革"處遺"帶來許多后遺癥，許多案件遲遲無法結案，原因是區、市兩級中"聯指"出身的干部從中作梗。清算文革為遭受迫害的" 4·22 "群眾平反，無異于剝奪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上竄下跳設置重重障礙，阻擾對廣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調查取證。當年的兇手虎視眈眈，受害者余悸未消，搜尋屈死冤魂的工作絕非易事。

 　歷史將銘記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的編輯者們，是他們當時頂著沉重的壓力甚至威脅，如實記錄廣西文革中當權者令人發指的罪行，慘絕人寰的災難，這一批官方文件成為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慘劇的鐵證。

 　他們都期望，這一次G產黨能夠通過對文革的反思而有所改變，徹底清算文革，把那些記錄下來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史實向人民公布，教育當代，警戒子孫，使其起到資政、教育、歷史的作用，防止重蹈歷史覆轍。

 因為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亦是民族懺悔自新的起點。

 對文革問題“宜粗不宜細”

 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的邪惡都可以從哪里找到源頭和注腳。但是與他們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黨號召"放下包袱，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文革問題"宜粗不宜細"，對當年負有責任的當權派們，很多只受到"黨內處分"的處理，如對廣西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的韋國清，文革后官至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離任后含飴弄孫，心安理得頤養天年。這個雙手沾滿廣西十萬群眾鮮血的劊子手，逃脫了正義的懲罰，逍遙法外，壽終正寢，備極哀榮。而那些記載著血淋淋歷史的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則被蓋上了"機密"的戳印，在整黨運動使用過后就鎖進保險柜里，天日難見了。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蓋著。青山依舊在，沉冤猶未雪。】

——為什么 對“文革問題”要“宜粗不宜細”？ ‘宜粗”——就把“暴行”算到“四人幫”甚至毛主席頭上，稱之為“文革暴行”，清算暴行就是清算文革；而一旦“宜細”呢？就追究到了反抗文革、鎮壓造反派的那些人頭上了。你讓那些誹謗文革、誹謗造反派的人情何以堪？

四、不應結束的結束語

只舉幾個“案例”，點到為止，還不足以回答“怎樣看待‘文革期間’的暴行？”特別是，幾乎沒有“理論分析”；只是，拋磚引玉而已，供讀者去思考、研究。我真的希望不再發生任何“暴行”了，不希望再有“革命”發生；但是，必須要保證沒有發生“革命”的土壤才行。如果社會不公平，惡性發展，當權派不去解決，你還能指望革命不爆發嗎？還能癡心妄想“暴行”不發生嗎？

  我又想起了前面說到的，有人要求給文革期間的遇難者立碑，刻上他們的名字。其實，我還真愿意支持這樣的意見。設想，碑文可以這樣寫：

毛澤東不愿“當李自成”，在共產黨內部發動了“防修反修”、“斗私批修”的自我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叫“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鼓勵“草根”起來“造反”。讓公仆們變得“害怕”群眾、不敢腐敗的“草根造反派”受到“反文革派”仇視。在這場革命中，被“錯誤路線”轉移方向迫害死、嚇死的無辜者安息吧！被“反文革派”鎮壓、報復、迫害死去的人永垂不朽！當了“反文革派”殉葬品的人也安息吧，他們中許多人也是擁護毛澤東、擁護社會主義的草根！毛澤東、周恩來沒有能夠避免這些人死亡，因為他們只是偉人，不是神仙！希望這樣的“悲劇”，子子孫孫不要再重演了！希望今后的領導人，采取更好的措施，讓你的官員成為公仆，廉潔奉公，讓社會公平，讓草根也幸福，讓草根中也有人能夠通過奮斗成為公仆，不要再產生可能爆發革命的土壤！

——不過，這樣的碑文，可能還要等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被認可。現在，是不可能的，“意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