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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圖”是蒙古語，意思是有月亮的地方。薩爾圖是50年前大慶石油會戰的主戰場，位于大慶市北部，現在仍是采油一廠所在地。1960年，參加石油會戰的數萬人擁入薩爾圖時，卻沒有感受到任何詩意。滿眼望不到邊的泛白鹽堿地，長著高不盈寸的小草，方圓幾十里看不到一戶人家。一無房屋二無爐灶，天寒地凍住“地窨子”——挖地三尺，坑穴而居。會戰三年，正是中國人承受饑餓的三年，會戰職工“五兩保三餐”。三年會戰，大慶油田成功開發，新中國向世界宣告中國石油實現“基本自給”。石油自給是一個國家獨立經濟體系的保證，國家獨立的象征。中國從此甩掉了貧油的帽子，擺脫了依賴洋油的時代。

　　在采油一廠家屬區，常會遇到一些80歲左右的老工人，年輕人會叫他們大爺大娘，卻說不上他們的全名，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老會戰”。會戰時，全國各地匯集了一萬多石油工人，還從沈陽、濟南等軍區復員了三萬名解放軍官兵。84歲的賀士庚1959年從沈陽轉業來到大慶，79歲的陸長青1960年從玉門油田來支援大慶。從玉門到大慶的還有后來大名鼎鼎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鉆井隊。

　　1960年，全國都在“超英趕美”，石油會戰延續了“大躍進”的風格，轟轟烈烈的比武躍進中，誕生了鐵人王進喜。他跳入泥漿池奮力揮動雙臂的經典場面，已定格成了一個時代工人階級有力量有覺悟的象征。參觀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據說是唯一一座為工人修建的紀念館，講解員沒有避諱這幅經典照片是鐵人成為典型后補拍的，當時忙著戰天斗地，不可能有相機跟在后面。但這些政治修飾，都無法抹殺那個時代的英雄氣質和老石油工人真實的奉獻。會戰的時候，賀大爺在采油廠搞技術攻關，琢磨怎么給油管清蠟。陸大爺在采油小隊，干了兩年維修班，1963年在農牧大隊干了一年。賀大爺說“過去大慶講先建業，后立家”。

　　76歲的紀淑蘭1962年隨著從大連轉業的丈夫來到大慶，曾經做過家屬生產隊隊長，后來招工成了油田女工。紀師傅是女子采油班的成員。相比于我對于“女子隊”的好奇，紀師傅很平淡地講述了那段偶成的歷史。油田里的職工學校是半工半讀的。“文革”開始后，四百多號學生出去串連，工讀學校的采油井沒人干活了，只好從食堂調來女工頂班，組成女子采油班。紀師傅沒有表現出對“鐵姑娘”的特別豪情，卻掩飾不住地流露出作為石油工人的自豪：“那年穿著48道杠的石油工人服回大連，別人還說是勞改服，我說我是石油工人。可自豪！”

　　85歲的王淑賢1960年隨著丈夫從玉門油田來到大慶。她的丈夫原是國民黨騎兵，被俘后投誠了解放軍，1957年直接復員在玉門油田。老頭一封“務必來”的來信，讓她揣著單位介紹信，從大連來到玉門。荒災之年，像王大娘一樣的近萬名家屬從全國各地涌入油田投奔自己的親人，落不上戶口，沒有定糧供應，而當時職工吃糧已是非常困難。王大娘說，剛到大慶，家屬們在大地里挖野菜，自己開荒種點苞米。1962年家屬們開始被組織起來在大地集體干活了。大慶有意識地開創了一種男工女農的生產模式，解決油田的吃糧問題。“五把鐵鍬鬧革命”的薛桂芳是大慶家屬的典型。組織起來的家屬們還和職工們一起建起了土墻草頂的“干打壘”房屋，一個能夠生產和生活的礦區初現雛形。家屬不再是油田的負擔而是油田的建設者。陸大爺說1963年讓帶家屬了。王大娘說“大慶無閑人”。1963年會戰的時候，給孩子帶上咸菜、米，送托兒所，交年紀較大的家屬看管，她們也掙工分。托兒所四點半開門，五點家屬就上大地了，到晚上六點才能回家。家屬勞動由各管理站（王大娘屬于勝利管理站）統一調配安排，即使參加工業和服務業的家屬，收入也歸管理站，按評工記分的方法分配。在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后，家屬收入相當于二級工。

　　1966年，由家屬自演的話劇《初升的太陽》晉京演出，薛桂芳成了與王進喜齊名的會戰英雄，組織家屬集體生產也成了大慶經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不僅是國家困難時期節約建設的權宜之計，曾經，這種模式被視為有助于縮小三大差別，走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采油一廠家屬區邊上隨處可見的“叩頭機”——采油機，是當年大慶模式的真實寫照，也成了大慶市最具標志性的城市雕塑。

　　成立于1960年的采油一廠，是大慶油田第一個采油廠，目前仍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采油廠，產量占大慶油田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占全國同期陸上油田原油總產量的十分之一。一部工業史，不應該僅是一串串榮耀卻冰冷的數據，而是一個個普通工人的真實生活，一部工人階級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有男工、女工，還有家屬，有著他們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