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
無雨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WG后右派當道，以非議前人罪過為時髦，流弊至今。以致當今“右憤”對現實不滿又不敢直言其事時，便指桑罵槐、隔山打牛，靠誣蔑太祖以逞一時口舌之能。
某方辯友某日義憤填膺地說，解放前就有人看透GCD專/制了，我問是誰，辯友一時情急，期期艾艾說出個“林韶、張志新”。——切！跟這玩穿越了？！您但凡能說出個“王實味”來，或者還能讓我高看個一分半分的，跟您這樣的吵架，不是讓人家說我欺負人嘛？你不臉紅我還臉紅呢！
這樣的人基本靠小道消息度日，張口當年某某某迫害如何如何，閉口現今叉叉叉口述怎樣怎樣！說他們不認字他們跟你急，除了快餐式的街談巷議人家也看書，比如王闌西寫的那些東西。
王闌西為了投某些人所好，信口雌黃，在《馳騁中原》里把劉少奇最后的日子寫的慘絕人寰，一時洛陽紙貴、口耳相傳——卻不關心劉主席被迫害時此人在哪兒？而據當時中南海保健組的顧英奇證實，劉直到去世，都享受著他那個級別應有的醫療待遇，無一日懈怠與間斷——“經得起組織審查和歷史的檢驗，自己也問心無愧。”（原句）
太祖說“擺事實講、講道理。”光空談口號而不了解事實，那叫無知，孤立地說某些事或捏造事實，不講道理，那叫無賴。用韓非子話說：“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之而據之者，誣也！”——兩種人，一愚一誣，占著 “民/主”的理論高度，揣著“為民請命”的道德優越感，得意洋洋、傲氣十足，提著“專/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這兩頂大帽子，時不時斜著眼便給誰扣一頂，其實都不值得一駁。
但還有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就是偏見。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偏見是強不知以為知，是一種理論化的無知，而偏見相較無知距真理更遠。”也正因為其有理論化的包裝，所以就更具有蠱惑性。譬如高華老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便是偏見樣本。
《紅》書以洋洋六十余萬字詳述了“延安整風”的所謂“來龍去脈”，被個別捧哏的評為“嚴肅的學術著作”、“ 史學專著”等等。 高華老師更因此書被南京大學歷史系評為教授。似乎此書已經一洗建國以來的政治化教條式著史風格，以嚴謹公正的態度完善了黨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果然如此？！歷史可以這么記述么？在我看來此書卻至少犯了四條史家之大忌——立論、狹隘、誅心、傷德！
中國的史學大家寫史都習慣評論，譬如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班固的“贊曰”；司馬光的“臣光曰”；直到張廷玉修《明史》，也喜歡間或來幾句評語。就事論事，或褒或貶，或揚或抑，但從來沒有人在眾多歷史事件中挑出一串，然后強把這些前后關系的事件，填空補白，聯系成因果關系，以證明自己的某個觀點。不是不能，是不為也！因為那不叫撰史，叫命題作文。
《紅》卻甘冒史家之大忌，從開頭便確認，毛的一切行為都是以自己最后獨/裁為目的的。似乎1927年三十出頭的毛澤東與1966年的毛澤東在思想、眼界、能力等方面一樣成熟，自上井岡山之日起便有一個成熟的專/權思路（或者更早），“躊躇滿志”且算無遺策，草蛇灰線、伏延千里！——不折不扣的陰謀論，這還能是歷史書么？是《紅太陽…》還是《紅樓夢》？
歷史就跟生活一樣，從來都不會是計劃好的。秦檜要是那回出使金國時被殺，他就是個民族英雄；文天祥若早幾年去世，也就是個醉死夢生的平庸官僚；林則徐晚幾年駕鶴的話，說不定就成了“瘋狂鎮壓農民革命的儈子手”；汪精衛若死于清政府刀下，自然是個重于泰山的“反帝反封建楷模”……
1937年全面抗戰初期，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后與周恩來共同主持中共長江局，主要任務就是貫徹共產國際的精神，全面深入地搞好國共第二次合作。毛是反對這種不設防的合作態度的，并借此事批評了長江局的一些擅自行動。但在《紅》書中，毛與周、王在戰略方針上的分歧所引發的爭執，完全被描繪成毛為了專/權，固執己見、不擇手段打擊政敵的典型行為。盡管后來的“皖南事變”充分證明了毛的正確性，但作者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全書對“皖南事變”視而不見，勉強提了兩次，不足20字，還是在交代項英時不得不說的。
作者為證明自己的觀點，更不惜上下其手，在說閩西肅反時，他把鄧發將軍描繪成一個嗜血成性的殺人工具,但在鄧發將軍被毛棄用后,他又歷數起鄧的好處來。
而在“延安整風”的記述中，作者為了給毛樹立一個強大的政治派系做對手，以便使《紅》行文有據，全然不顧當時王明告病；博古早在1932年前后便與王明對立；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等人早就完全擁護毛澤東的這一系列事實，生造出一個“留蘇派”。誰見過這么不團結的政治派系？這些人是“留蘇派”，那同挨批評的周恩來、彭德懷、陳毅是什么派？——老辦法，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便寥寥數字，半筆帶過！
舉個例子，是說同樣在歷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曾國藩，此人有個外號“曾剃頭”，不是說他殺太平軍多，而是因為他剛組建團練的時候，在長沙設個辦公行轅，還出告示管治安，進行嚴打，四個月就殺了一百三十多人，便得了那個外號！
這段歷史怎么寫呢？我要想抬舉此人，就說他茍利生死、不避禍福、亂世刑重典，長沙治安為之一變。證據便是他的告示上注明“不怕死、不要錢！”還有他書信中的原話 “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于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一個高大無私的政治家形象立刻浮現在大家眼前。
若我想批判他呢？有個倉景恬的《回憶錄》，講述曾國藩在嚴打中辦案粗糙，在某一個案件就冤殺了四人，錯放了罪犯。倉景恬時任長沙知府，與曾無冤無仇，不至于誣蔑。——鐵證如山，只要對含冤劇情稍加潤色，勾起讀者一點憐憫之心，那“曾剃頭”便名號坐實，立刻成了冷血儈子手！
這叫撰史么？這叫根據觀點找資料！《紅》書作者所引資料汗牛充棟，光引文書目就排了幾十頁，可是、若用他這種先立論后動筆的手法，無論是誰，都可以用相同目錄的資料把“延安整風”描繪成一個“空前團結的盛會”！因為你不必在乎歷史本來是什么樣子，只要講歷史應該是什么樣子！
再說此文的狹隘處，便是撰史不顧時代大背景，孤立理解、分析事件。莫要說撰史，中國人寫個小說還要先交代個“話說天下大勢…”啥的！《金瓶梅》開篇都交代了——“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可這《紅》書偏偏只字不提天下大勢,從頭到尾,似乎毛澤東啥事不干,專門琢磨人,一門心思開批斗會、搞運動、搶班奪權！
且不說1930年——1937年間紅軍的艱難圖存要耗費多少心神精力，便是1941年——1942年，在國際上，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低潮，在國內，抗戰更是極端困苦時期。“黃橋戰役”、“皖南事變”之后，敵、偽、我、頑四方力量犬牙交錯，根據地都常常朝不保夕。而作者卻企圖把延安描繪成一個異類——似乎毛澤東知道江山唾手可得，便專門在升平世界里圈塊自留地，搞紅色恐怖，自己人窩里斗！
不反應敵我斗爭的殘酷性，自然就忽略了“整風運動”一定的必要性，這樣就更加能體現出“整風運動”的突兀性，更加體現出毛的個人目的性！——作者若有意為之，只能說心思縝密，用心良苦、缺乏治史心術；若無意為之，只能怪他見識不足，眼界胸襟不過爾爾！
“誅心”之說最早好像出現在春秋年間，而這種手段的盛行卻在漢武帝朝與武則天的大周朝。當年酷吏抓人，“藤蔓抄”這種有點證據的手段都不夠用的時候，便用“誅心”法辦案！沒證據是吧？沒關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心里天天琢磨著謀反呢？抓起來，以謀反罪論處！然后或棄市或腰斬，再夷個三族九族的都是順理成章！
這是酷吏手里的“誅心”，而在治史方面的“誅心”，則是通過一件事情，去揣摩（捏造）當事人的心里活動，然后進行駁斥！——這種給歷史進行推理填空的手法是大違撰史“存疑則缺”原則的。而在《紅》書中，我們卻常常能看到這樣的話，譬如“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么多的「AB 團」”——怎么知道毛“十分清楚”的？日記？信件？文章？旁證？半字實證也無。還有、某某某的某種行為“很可能得到毛的授意！”（按：自然不會是說為人民服務的行為。）——同樣只是妄加揣測。這樣的語句在《紅》書中俯拾皆是。
作者在文中有個觀點，是說毛“整風運動”的初始目的是為了消除王明勢力，后來估計連自己也覺得很難自圓其說，便筆頭一拖，把這“文責”推到毛的頭上，說“毛的心中過分夸大了王明的影響力”，至于這“影響力” 是如何在“毛的心中”形成和被夸大的？對不住，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無可奉告！--這般自說自話，豈不貽笑大方？還真拿自己當鐵道部發言人了！（按：事實上、31年到37年初一直呆在蘇聯的王明，除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在國內幾乎沒有所謂的嫡系心腹。米夫死后，甚至連斯大林都不待見他了，何來勢力？）
更離奇的還有，在痛說“閩南肅反”的慘痛損失之后，為把此事聯系到遠在數百里之外已經無權的毛澤東,高華老師在此居然不顧體面地寫道"毛應該知道…（按：指閩南肅反）”——穿鑿附會到令人發指的地步！總是用一點不著邊際的資料進行引申，作者想暗示什么？！如此的深文刻法，與當年的張湯、來俊臣之流何異？這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批駁的“棄同求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
過去執法者“誅心”叫酷吏，罵人者“誅心”叫刻薄。文人相罵都力戒“誅心”,況乎治史？這就是所謂“嚴肅的學術著作”？估計也就表情嚴肅些罷了！
刻薄之人必然缺乏同情心，而同情心卻是撰史者的必備素養。中華史學界歷來對撰史者要求“德、學、才、識”四要素缺一不可！而《紅》書語言乏味，邏輯勉強，是為才具不足；撰史而立論在先，是為學養不足；落筆局促、目光狹隘，是為見識不足；撰史而豪無同情心，是為史德大差——就這還南大歷史系教授——切、誤人子弟吧！
撰史的第一要義便是“史德”，何謂“史德”？就是要有同情心，怎樣的同情呢？我覺得羅素的一段話在這里可以做很好的詮釋——“研究一個哲學家的時候，正確的態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鄙視，而是應該有一種假設的同情……有兩件事必須牢記，即一個人的見解與理論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設這個人具有某些智慧，但同時、大概也并沒有人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達到過完全的最后的真理，當一個有智慧的人表現出來一種在我們看來顯然是荒謬的觀點的時候，我們應該努力去證明這種觀點有多少是真的，而且應該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看起來似乎是真的，這種運用歷史與心理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開擴我們的思想領域，而同時又能幫我們認識到——我們自己所為之而歡欣鼓舞的許多偏見，對于心靈氣質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時代，將會顯得何等之愚蠢！”
這段話很長，可是我確實很喜歡，他說的這種設身處地的哲學分析觀，也能恰如其分地解釋中華“史德”的那種與史同行，設身處地的同情態度。那么讓我們回頭看看高華老師的歷史同情心吧——
《紅》書中不僅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苦心經營的獨裁主義陰謀家，還幾乎一網打盡了一代革命先行者。據該書所述，從1937年的“十二月會議”前后到1943年“搶救”結束期間——延安山頭滿目、派系林立，王明、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康生、高崗、王稼祥、博古、朱德、陳毅、李富春、陳云、劉少奇、彭真、胡喬木、賀龍、李克農、王首道、陶鑄……這些人，一時都成了只有市井之志的爭名逐利之徒，互相打壓、揭發、急于站隊、獻媚、表忠心。誰反對誰必定為“剪除異己”，誰支持誰自然是攏絡同黨，毫無革命信仰與立場，一同卷入丑陋的權力爭奪戰。完全是一幅活靈活現的延安版《官場現形記》。
真會這樣么？我們且用一種設身處地的同情稍做分析——別以為當年參加革命的都是江竹筠、劉胡蘭，在考驗面前，其實更多的是蒲志高，按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的蔣方統計數據，抓了就殺的不算，入獄而不愿悔過的十不存一。當年、僅高層人物叛變的，就有黨的書記向中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等。經過二十年的殘酷斗爭洗禮，大浪淘沙，能夠堅持到那個時候并且走上高級領導崗位的，至少90％的可以說是人中龍鳳，一時之俊杰。我們當然不否認其中會有個別政治投機分子，但其中更大多數的人，除了堅定的革命信仰外，必定還有著超常的個人智慧。譬如被高華老師刻畫成政治投機典型的劉少奇，曾在不長的時間里就把蘇北和山東根據地的亂局理清，那時他還談不上什么個人威望，若沒有能力、沒有智慧，能行？還有鄧發將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的個人經歷——近乎傳奇！此人會是個可以隨便被人利用的毫無原則的沒頭腦的殺人工具？!（按：據高華老師的“推理”，鄧發是周恩來的嫡系打手。）至于周恩來、張聞天、李克農、陳云等人就更是有目共睹的了！(按：59年廬山會議時，張聞天堂堂二品大員，既得利益者之一，尚能犯顏直諫。42年天下待定，鹿死誰手還未可知，張聞天反倒搖尾乞憐？怎樣的齷齪思維才會得出這個結論？)
中國圍棋隊的羅洗河智商160以上，設想一下，這樣的人會跟李/洪/志那樣的角色練大功么？同樣道理，上述的那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不僅有過人的智慧，還有堅定的信仰。他們會在那個大敵當前，不知鹿死誰手的戰亂年代，在根據地那個立錐之地，為了海市蜃樓般的所謂權力去茍且鉆營么？會置個人理想信念于不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個堂吉訶德式的荒誕的權力斗爭中去么？（按：即便到了重慶談判的時候，連毛澤東也還沒有得天下的樂觀情緒，否則怎么會跟老蔣“數風流人物”？）如果毛真像高華老師所描述的，不過是一個耍弄心機的農民，卻沒有過人的才智、膽識、能力、思想、主張及堅定的信念——麻煩大家用腳指頭想一想，他怎么可能得到這一大批人杰的追隨？都鬼迷心竅了嗎？夠了，到此為止吧！魯迅先生說：“戰士死了以后，蒼蠅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但是、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
歷史的同情心就是讓撰史者對歷史人物做恰如其分的無罪推定，而不是一竿子打死——“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犯一次錯誤的，必定就一輩子錯，大概從娘胎里就開始錯了。任何歷史里的人物和事件，進步、正確的一面，或者落后、錯誤的一面，都可以進行客觀的褒揚或批評，但是在我們拋棄了那種政治化教條的歷史觀之后，更不該因私人的報復心態而走向矯枉過正的偏激。為泄一己之憤而刻意去妖魔化歷史人物乃“任情失正”，則“其文殆哉！”（劉勰）。客觀的態度就是公正、公正、還是公正！
在我們這個缺乏公正的世界里，如果連學術界都失去了公正，那我們還能剩下什么呢？!
“詩”曰：牢騷太盛防腸斷，
風物長宜放眼量。（毛澤東）
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 ——與高華老師共勉！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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