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12年2月20日，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存在言論，然而歷史真相是不容個人所否認的。不單是中國軍民，日本方面，上至司令岡村寧次下至普通士兵的自供狀，都是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最有力的證據！
目錄：
1 看看岡村寧次關于日軍暴行的記述
2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日記:處理8000人的大坑不好找
3 一個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親歷記
4 吉井光之助：從早到晚不吃不喝處置了幾千人
5 民國名人筆下的南京大屠殺
6 人民日報：否認日本侵略傷中國感情須付代價
看看岡村寧次關于日軍暴行的記述
王曉建
我收藏回憶錄類書籍，也認真研讀回憶錄。無論正面、反面人物的回憶錄，我讀之均有所得。
曾任百萬侵華日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1949年回日本，1966年病故。他寫下的日記、戰場札記、回憶錄，經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編修官稻葉正夫編輯，1970年由日本原書房出版，書名為《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上•戰場回想篇）》。我國中華書局1981年據此書出版了中文譯本，書名改為《岡村寧次回憶錄》。可惜，這個譯本系“內部發行”，讀者范圍有限。
近讀岡村寧次的這本書，看到不少有關侵華日軍所犯暴行的記述，便摘錄了其中的七則：
“到漢口后，發現所屬部隊風紀敗壞，中國事變爆發后的殘暴行為屢屢出現，用普通訓示方式制止，恐已無濟于事。”
——第二篇《由漢口到南京》
“我通過華北、華中的戰場，得知日本兵已不是從前的‘神兵’，掠奪、強奸、放火的情況很普遍，為之而感到嘆惜。”
“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常發生強奸暴行事件。”
——第三篇《北京三年》
“抵上海后的一兩天內，聽取先遣的宮崎周一參謀、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特務機關長荻原中佐等有關軍紀的匯報，綜合如下：攻占南京時，確實發生過對數萬市民進行搶掠、強奸等大暴行。第一線部隊借口給養困難而殺戮俘虜。”
“1938年8月18日，吉本軍參謀長視察九江對岸小池口一帶，結果如下：駐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隊（與第六師團同為南九州兵）之原田大隊風紀敗壞，強奸、擄掠情況屢有發生。有的人在召集附近村長時奪取他們的服裝，這是因為穿起來便于進行強奸。我軍飛機場工程由一位村長承包，因士兵輪奸了該村長的妻子、女兒，致使機場施工一度停頓。”
“據來到前線的中村軍務局長說：不少人從戰區向家鄉郵寄拍有殘暴行為的照片，因違反郵政法而予沒收的已達數百件。”
“1938年10月10日，據廬山南側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報告，該地村長聯名提出請愿書，要求如果禁止殺戮、強奸、放火、掠奪耕牛四件事，則對日軍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辦理。根據這一情況急派憲兵調查時，僅強奸暴行即已發生二十件而未檢舉犯人。偶爾抓到現行強奸犯，也被其所屬隊長，以該犯屢立戰功為名強行要走。當時到處盛行這種借口。”
——第四篇《攻占武漢前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岡村寧次歷任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長、第二師團長；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后，岡村寧次歷任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第六方面軍司令官、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如上所列，連岡村寧次也承認日軍在中國的“殘暴行為屢屢出現”，他自己指揮的第十一軍“常發生”“暴行事件”，日軍在華北、華中戰場“掠奪、強奸、放火的情況很普遍”，攻占南京時“確實發生過”“大暴行”。
然而一個時期以來，總是有那么一些日本人，在他們編、著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虛構的南京大屠殺》一類書中否認歷史事實。如日本輾轉出版社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就說什么“南京事件是捏造出來的”，“日軍沒有殺人”，“20萬的南京市民全都安然無恙”，“從1942年到戰爭結束，在南京工作時從未聽到過有關屠殺的談論”（均引自該書第三部）；東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則說：“根本就沒有能夠證明日軍屠殺民眾的史料。”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更公然在會見中國南京市代表團時，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不僅使中國人民憤慨，而且令一切有良知的人齒冷。
我想，在我們回顧幾十年前的歷史，反駁那些不認賬的日本人時，不妨多引用一些日方當事人的記述，上至總司令岡村寧次的，中至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下至普通士兵東史郎的，似更具說服力。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日記:處理8000人的大坑不好找
中島今朝吾，時任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
中島今朝吾日記
編者注：中島今朝吾，時任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
12月13日天氣晴朗
九、 今日中午高山劍士來訪，當時恰有七名俘虜，遂令其試斬。還令其用我的軍刀試斬，他竟出色地砍下兩顆頭顱。
二十一、 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計的群體，連武裝都不能及時解除。不過他們已完全喪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來，他們現在對我軍是安全的。雖然安全，但一旦發生騷亂，將難以處理。為此，增派部隊乘坐卡車負責監視和引導。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動卡車，但由于戰斗剛剛結束，計劃很難迅速執行。因為當初從未設想過將采取這一措施，參謀部忙得不可開交。
二十二、 事后得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此外，還有人不斷地前來投降。
二十三、 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
二十四、 這些敗兵的處理，大多由第十六師團負責，因此師團無暇顧及入城或宿營等，只是一味地東奔西走。
二十五、 在掃蕩殘兵的同時，還要尋找和處理危險的地雷，還必須收集被丟棄的武器彈藥，其數量似乎也相當大。
處理上述問題，今后可能還需要數天時間。
12月19日
一、 今天，為了籌備將司令部從中央飯店搬到軍官學校校長官邸（蔣介石)，派來一個小隊步兵。
另外，為豐富業余娛樂生活，找來了天龍寺村上和尚、花岡邁舟、高山劍士，凈土宗黑谷本山派遣的白崎軍僧和兩名電影班人，還有值班人員和宮本副官。
當我們進去時，這里已是早被支那兵占據過的地方。從丟棄的文件看，他們大概自四五月后就沒領到過薪水，取而代之的補償辦法是允許他們任意盜搶。所以不管什么房屋都被翻了個底朝天。因此，日軍進去時，沒有任何東西，只是一片狼藉。
二、 加之日本軍隊根本不管是否是其他部隊的管轄區域，都進行搶劫。他們強行闖進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總之一句話，臉皮越厚，越不知羞恥，占的便宜就越大。
最好的例子就是：
在我們占領的國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師團的士兵已于13日進來掃蕩過了。14日一早，管理部門經過偵察后制定了住宿分配計劃并掛上“師團司令部”牌子。結果走進各個房間一看，發現從主席房間，到每個房間所有角落，都被徹底翻箱倒柜地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陳列品，還是其他什么，只要認為值錢就全部拿走。
15日入城后，我將剩余物品集中起來放進一個櫥子里并加上封條，但還是不行。第三天進來一看，收在里面的東西都杳無蹤影了。看來只有放進保險柜里，否則放哪里都沒用。
三、 日本人好奇心重，聽說是“國民政府”，就特意跑來看。如果只是看看倒還可以，或是只是監督看中什么偷什么的士兵倒也罷了，可盜賊卻是堂堂正正的軍官老爺，真讓人瞠目結舌。
如果是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尋找東西也就隨他去了，至少作為戰場心理的一種表現，大概也不認為是有悖道德吧。但進入他人勢力范圍，何況在已釘上了司令部標牌的建筑物內，滿不在乎地行竊，這也太過分了。
四、 中央飯店里有古董展覽會的跡象，物品很多，雖然進行了監控，但仍有盜搶。最后經過師團長清點并上了鎖，才好不容易控制住了。
五、 軍官學校校長官邸是蔣介石住過的地方，應該歸我使用。但內山旅團（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司令部竟然強行闖入不屬于自己宿營的區域內，趕走第九聯隊，并肆無忌憚地糟蹋得一塌糊涂。
終于將中央飯店的家具運來了，好不容易才將房間收拾得能住人了。
六、 否定所有權現象在戰場上得以真實體現，對于支那人來說，我們是可怕的。但在日本人之間否認所有權，這可看作是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了極致。
七、 軍隊繳獲汽車后，士兵們進行檢修，過路的軍官說一聲“讓我瞧瞧”就算看上了，接著坐上車就開跑了。
八、 最惡劣的是搶劫貨幣。部隊中有以中央銀行紙幣為目標，專門搶各地銀行金庫的行家。而且相對于美元來說，中央銀行紙幣要比日本錢值錢，因此要送到上海兌換成日本紙幣。新聞記者和汽車駕駛員中有不少這類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為生的掮客。
在第九師團和內山旅團中，流行著這樣的惡習，罪魁禍首多是輜重特務兵。而且聽說陸續出現了因有錢而出逃的人。內山旅團的士兵中，有人開四個戶頭，共匯款3000日元，其他還有四五十人分別匯出300日元、400日元、500日元。的確是不祥之兆。
一個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親歷記
日軍在南京瘋狂大屠殺一事，戰后中日兩國均已出版了大量揭露這方面真相的書籍。其中，日本學者松岡環曾采訪了102名侵華日軍原士兵，整理出版了日本侵華老兵口述證言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
這里，摘錄該書一個叫上西義雄的原侵華日軍士兵的口述，讓讀者再次了解當年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上西義雄時為日軍進攻南京的主力部隊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的上等兵，在突襲南京東郊紫金山的戰壕里，腳部被我軍扔過來的手榴彈炸傷，急送野戰醫院，兩星期后重返部隊。
這段口述就是從他歸隊后開始的（小標題為書中原有），是2000年9月接受松岡環采訪時所說的一小部分。
1.中隊長下指令說“俘虜全部殺掉”
在我回歸原隊的時候，我們中隊駐扎在難民區里面的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中隊本部也在金陵大學。我們離開南京之前駐扎的地方是太平門附近。
警備大致是在南京附近進行。我在那里待了一個月多一點，在城墻附近警備。當時聯隊也設立過慰安所，不過具體地點我不知道。
我12月底從野戰醫院回歸原隊，兩天后馬上隨中隊對南京城內進行了大約20天的掃蕩，每天都掃蕩。當時敗兵還有很多，在南京城內，他們一般躲在民房的廁所或者閣樓里面，我們發現了就把民房包圍住，把他們成串地拉出來。
我們通過手上的趼子等來區別普通老百姓和便衣兵(身穿普通服裝的士兵)。然后就看是不是年輕。總之，只要是男的就拉過來。把人帶走后我們沒進行過查問。
我們把他們反綁了，像念珠一樣成串地連在一起，用中隊上發的繩子把人綁成一串。這樣還不算清理，下一步我們就讓他們乘上手搖的船，然后把船弄翻，把人沉了下去。一次大概載五十四五個人。第二天也這么做。
另外，我們還讓他們在江邊排好隊，用輕機槍“噠噠噠”掃射。因此，尸體堆得跟座山似的。當時重機槍也出動了。第二機槍中隊在船上裝了彈藥和三挺重機槍，派了四個人來掃射。
處置俘虜是師團下的命令。實際上給我們士兵下命令的是中隊長，他下指令說：“俘虜全部殺掉。”我不清楚我們究竟殺了多少人。每天每個小隊一般處置五六十個人。
我看見過處置尸體的場景。掃蕩完了用機槍掃射，大概花了一個星期到10天的時間。我們每天都出動。關于那些尸體的處理，就是我們中隊先把人處置了，再讓中國人收拾干凈，第二天再打死一批，然后再收拾，天天這樣。
處理尸體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揚子江沿岸的碼頭一帶。說到處理，就是把尸體扔到江里。負責扔的是中國人自己。他們的衣服上有藍色和黃色的圓形標志，形狀像是菊紋(日本皇室的徽章。譯者注)上的花辦。這標志就別在胸前。
別了這標志的中國人就只負責處理尸體。我們一般用普通老百姓來干這活。他們用手把尸體拖起來扔到江里去，人數大概有一個分隊，12個到13個。這些人都是聽從日本兵的指示來收拾尸體的。
2.確實把尸體澆上油燒了
我們也確實把尸體澆上油燒了。那是在南京城外的小河里燒的，用了中國老百姓來干。往躺在那邊的尸體上澆上油就直接燒了。燒尸體的事我們干了很多回，數也數不清了。
12月20日左右，就在我們掃蕩的時候，我也每天都能看到別的部隊燒尸體。把尸體運到江上的船有30艘左右，大約兩個星期里我每天都能看見。
我們是在陸地上處理的，動用船只的是工兵隊。他們動用鐵船拖尸體，也用木船。我看見過很多用繩子扎住了拖走的尸體。
我們燒尸體的理由是，尸體大致一個星期就開始腐爛，肚子會膨脹開來，到時候會發臭。我們也沒戴面罩，就那樣燒了。尸體本身有油，火燒得很旺。我們是以分隊為單位干的。燒掉的數目相當大。
我們首先進行的是掃蕩，搜出人來進行處置，最后處理尸體。使用中國人把尸體扔進江里，或者澆上油燒了。那是中隊長直接下的“處理尸體”的命令。各小隊全部出動了。掃蕩也是中隊三個小隊的六個分隊輪流出動的。
我們也派出一個小隊左右的人去金陵女子大學搜人。我們還去突襲了德國大使館。通過國旗認出那是德國的。我們進去了。雖然遭到了抵抗，不過我們還是進去了。難民區雖然規定不能進去，可我們還是叫著“掃蕩、掃蕩”，進去了。
我真的希望年輕人能夠聽聽我們戰爭的辛苦，聽聽我們在南京紫金山發動突襲時候的心境。部隊突襲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怎么說才好呢？真的，全副身心都發狂了。然后，大家結成一條心突襲了。
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明白前人的辛苦。都60年過去了，我兒子卻一點也不明白戰爭是怎么回事。有記錄60年前的事情的書嗎？如果有這樣的書的話，我希望他們能讀一讀。
吉井光之助：從早到晚不吃不喝處置了幾千人
吉井光之助
1913年10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機槍中隊
1999年5月采訪
因為支那事變，我接受了第二回召集，去了北支和中支。當時我的頭銜是伍長，手下帶了12名士兵。我參加了南京戰役，徐州和大別山的戰役。
昭和8年(1933年)，我去了齊齊哈爾，在那兒待了兩年，后來又去了北支兩年。昭和20年(1945年)我在臺灣，就是那年停的戰。當時我從大阪港出發，本來打算去菲律賓，可遭到了攻擊，結果在中途的臺灣(基隆)登陸，后來轉移到了高雄，在那里迎來了停戰。
戰前，我家在本地務農，我是八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兄弟三個全都上了戰場，后來又全都平安歸國了。在戰爭過程中，我一直都待在機槍隊里。
開重機槍的很多都是大塊頭。光支架就有60公斤左右，所以拆卸跟搬運都很吃力。支那事變的時候，我在第1機槍中隊擔任分隊長。
分隊長負責帶著裝有機槍零部件的箱子行軍。遇到敵人，我就要分配任務、觀測距離、設置場所和指示目標等等，同時也向彈藥手下指示。
在最后的抵抗線紫金山是一場激戰。第1大隊第1機槍中隊的分隊戰死了4個人。在戰爭中，抵抗戰一旦失敗，居民就會被卷進去，到時候就很可憐，沒地方逃生。
我們日軍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不吃不喝的，在揚子江邊拿機槍打死了逃跑的地并。說是讓敵軍回老家，把人用卡車運到揚子江邊，就在那里槍殺了他們。我們潛伏在揚子江岸邊，小隊長下令：“架好機槍，等待命令！”就在我們架好了機槍等著的時候，只見別的部隊用卡車載著中國兵過來了，我們管那卡車叫“一碗”、“兩碗”。……
我們騙他們說是放他們回老家，中國兵就高高興興地上了船。他們是在揚子江上的船。等幾百號人“嘩嘩嘩”地全上了船，我們就拿重機槍把人給打死了。生存下來的人是等在下邊的海軍給開槍打死了。當時(載中國兵的)船很多，都是那一帶的生活用船。
記不得當時一共干了多少天，不過從頭到尾我都看了，都清楚。基本上是在間隔50米處架設三到四挺重機槍殺人。那數目很龐大，不是以百為單位，而是以千為單位吧。被卡車運到江邊的中國兵武器已經被收走了，被解除了武裝。我們重機槍是隱蔽架設，不讓中國兵知曉。
這樣的“處置”持續了四到五天。裝載中國兵的船是那些靠揚子江生活的人的船。中國兵一批接一批送多，船也跟著一調節一條順流漂走。而我們，在離岸300米的小山坡上架好了重機槍掃射。
重機槍一分鐘能發射450發子彈。當時殺掉的人的總數無法計算。海軍士兵把尸體往下游扔。時間恐怕是在紫金山戰役才結束不久吧。
在南京，我們把普通百姓家用作宿舍。當時我們只負責開槍殺人，處置是海軍干的。在進行“處置”的南四五天里，我們每天一大早出發，過去架好機槍，不吃不喝連續執行這項“處理”任務，一直到晚上。當時彈藥需要不斷補給，用量驚人。
從城里運載中國人的是別的部隊。把他們裝在日本的軍用卡車上。人塞得滿滿的，一輛車上至少裝了五十幾個人。中國兵都沒有被捆綁。那期間，這樣的卡車一輛接一輛開到岸邊來。
至于掃射時候的心情，我一方面是覺得他們可憐，可另一方面又想，這樣一來(戰斗)就可以結束了，太好了。說什么要尊重俘虜，這種話那時候我聽都沒聽說過。那時候聽到的只有“殺”這道命令。自己干下了那樣可惡的事情，戰爭不管勝利也好失敗也好，都讓人再也不敢去碰了。戰敗國真的是非常可憐，我認為。
我沒有參加過城內的掃蕩站。我不圓一讓我的兒子參加這樣的戰爭。在南京，第1機槍對五沒怎么干過好事。征發的時候，我們就跟小偷一個樣。人終究還是不虧待自己的嘴巴的。我當時因為是軍曹，就跟強盜抽頭似的，士兵拿了很多東西過來給我吃，有很多芋頭和雞肉。我在南京待了一個多月，那期間很空，老是玩。
我知道上司里有人不去部隊專用的慰安所，而是私自拉來女人享用。
開進城的時候，我看到了大量的尸體。那可真是悲慘啊。小河和池子里堆滿了尸體。看到他們燒死后的慘狀，我們幾個同伴就留下“遺言”，如果我們死了，希望能能夠鄭重其事地火葬我們。燒焦的尸體，我看到過幾回。
我們用漂浮著大量尸體的小河里的水煮飯。因為有尸體的血之類的，那水都發臭了，煮的飯也因此變色了，不過我們也只好吃下去。雖然有很多雞肉豬肉，但是部隊太多了，所以這些東西平時很難吃到。
《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 上海辭書出版社
民國名人筆下的南京大屠殺
其實，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發生后不久，包括蔣介石、宋美齡和何應欽本人在內的許多國民黨高層人士，在他們的日記、書信等公私文件中都已明確地“提到”了當時發生在南京的這場悲劇。這是有確鑿史料記載的。
（一）蔣介石的記載
在南京大屠殺尚在進行時，1938年1月22日蔣介石就在其日記中寫道：“……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殘殺與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進退維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極矣。”
同年3月5日，他又在日記中寫到：“敵軍殘殺我南京附近之壯丁殆盡，痛極。”這是蔣介石筆下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明確記錄。
后來，蔣介石又在1938年5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提要：雪恥。見我男女同胞受敵寇慘殺兇淫之照片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的日記中又寫道：“提要：雪恥。敵寇殘暴兇橫，實古今無例，若不消滅，何以維持人道！”7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見寇軍殘殺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憤乃至瞑眩，極優東方民族之仇讎相報，不知何日能了也。”這幾份日記中所提到的他所見到的日軍暴行照片，雖未明言是南京大屠殺照片，但仍能說明蔣介石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憤怒程度，并說明作為當時中國最高軍政領導人的蔣介石，已明確且充分地知道了日軍在南京和各地占領區的暴行，并看到了第一手的證據，表達了非常的憤怒，發誓要雪恥！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十分注重揭露日軍暴行的宣傳工作。他對時任政治部部長的陳誠下達了“搜集日本侵華戰爭獸行出版中西文本宣傳資料”的手諭，以便“將日軍官兵滅絕人道之獸行宣告于世”，此段原文轉錄如下：
“陳部長辭修：……關于倭寇在華侵略戰中之獸行，應迅即搜集中外文字之重要材料，裝訂成冊，以后每月一冊，出版中西文字，同時個別分印也可。中正。二十五日。”“為倭寇官兵之獸行，不僅違反戰時國際公法，而且滅絕人道之實狀，宣告于世界各文明友邦之軍人，擬稿成后呈閱再發。中正。”
又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載：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6月10日，蔣介石“召見京市臨時參議會議長陳裕光、副議長陳耀東，聽取關于首都建設問題之意見，并指示對日軍在南京淪陷期間，所造成之大屠殺案，應協助調查”。
從南京陷落之初直至抗戰勝利，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對南京大屠殺及其相關宣傳和調查工作的關注都有證可考，這充分說明蔣對此案之基本情況是知曉的，并給予了重視。
在蔣介石日記的史證問題上，日本右派曾摘錄古屋奎二所作《蔣介石秘錄》中1938年1月22日日記中一句“中國軍隊傷亡逾6000人”內容，并大做其文章，而對同一篇日記中明確記載南京之慘狀的內容卻故意回避，充分暴露了其抹殺史實的卑劣伎倆。
（二）宋美齡的記載，
作為戰時中國政壇領袖之一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對南京大屠殺也有記錄。
宋美齡在抗戰期間的對外宣傳工作中，運用自己擅熟英語的專長，廣泛與歐美各國政要和普通民眾聯絡，揭露日本軍閥的野心，宣講中國抵抗侵略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和巨大犧牲，及其對維護世界和平的重大意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她重點揭露了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所犯下的各種暴行與罪惡，特別是日軍對中國婦女兒童的殘害，激起了世界人民對日軍的極大憤怒。并且，她在演講和通信中多次提到了南京大屠殺。茲特舉例如下：
1938年1月8日，宋美齡在其《復紐西蘭某君書》中就寫道：
京滬一帶原是世界有數的人口密集之處，如今已萬突無煙，村市為墟了。日本飛機先盡量加以掃蕩，所余剩的壯年男子再由陸軍來做根本的肅清，婦人和小孩也沒有例外的被殺戮，還有無數女子被他們奸淫侮辱。南京有數萬人民，或被他們個別槍斃，或被他們系累成列，用機槍掃射。其他各城市也都如此，所以凡屬日軍所到之處，都有極度的摧殘與死亡。
1938年1月10日，她又在《復美國圣路易某君書》中寫道：
未經屠殺或不及逃避的不幸人民，就遭到了更可怕的命運。各地女性，受到日軍獸性的污辱，許多還被殘殺，同時凡有作戰能力的男子也給用槍彈或刺刀來結果了生命。除了被日軍用作夫役者外，所有的青年都一批一批地加以殺戮。南京和杭州，日軍到達之后，驚人的暴行就這樣開始了。這種大城市中所有的情況，其他凡日軍占領的村鎮市集，莫不皆然。而且華北華中完全沒有兩樣，全都遭遇了這種打破歷史記錄的殺人放火，奸淫劫掠的暴行。
同年4月23日，宋美齡在（復加拿大多倫多某君書》時又寫道：
日本以全力侵略我們，……軍隊和無辜的民眾，都遭到了無量損失，日軍把他們成千累萬地屠殺，而蹂躪女性，尤令人慘痛不忍形諸筆墨。世上從前所發生過的恐怖，論起規模之大，殘暴之甚，總比不上我們這次所遭遇的，而且還在遭遇下去呢。
由此可見，宋美齡是最早了解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國民黨上層人物之一。并且，她為將日軍暴行公之于眾，爭取世界輿論支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除了蔣介石夫婦外，當時國民政府高級將領們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有明確的記錄。
（三）何應欽的記載
何應欽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對被日軍占領后首都的狀況當然格外關注。1940年他在著述《三年抗戰之經過》一書時，對南京發生的悲劇有如下描述：
敵占領南京后，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奸淫，將我無辜民眾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繩索捆綁，每百人或數百人連結一團，用機關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其軍官率領士兵，到處放火，并藉搜索為名，挨戶侵入民家及各機關內，將所有貴重物品及中國藝術品捆栽而去。至于被強奸之婦女，更難計其數，并于強奸之后用刀割去婦女乳頭，任其裸臥地上，婉轉呼號，而獸兵則相顧以為樂。在一日之內，竟有將一個女人輪奸至三十七次者，被奸婦女之年齡有僅為十二歲者。南京敵軍五萬余人，其憲兵只有十七人，且根本不執行憲兵職務，可知其有意作惡，故極短時間內，我民眾及婦孺被蹂躪及慘殺而死者統計在十萬人以上。據外人目擊當時情形者，稱為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其野蠻獸行，比未開化之人種，蓋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何應欽在那份單純的軍事報告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殺的又一個可能原因是，他并沒有將日軍對“無辜民眾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所進行的屠殺看成是一種“軍事行動”，本來就未準備在軍事報告中占據篇幅；而消滅“便衣兵”也正是日軍為其屠殺行為狡辯的借口之一。這份記錄可與當時的軍事報告互為印證，共同揭露了日方抹殺歷史罪行的陰謀。
（六）李宗仁與白崇搏的回憶
在國民黨著名將領、桂系領袖李宗仁與白崇禧戰后所著回憶錄中，都有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具體記載。李、白二人在抗戰初期都是中方高級將領，擔任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曾親往前線指揮中國軍隊的作戰。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敵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擄焚殺，我軍被俘和無辜平民被屠殺的，計數十萬人。充分表現日本軍人的獸性，為人類文明史永遠留下了污點。”白崇禧則口述說：“敵人占據南京后，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奸淫……婦女被奸淫無數，民眾被殘殺總在十萬人以上。據當時在南京之外國傳教士說，這種野蠻殘暴之行為是現代歷史上破天荒之記錄。”
上述國民黨高層人士的日記和回憶，只是對南京大屠殺的一小部分記載和并不全面的記述，卻真實地代表了當時外界所能掌握的關于大屠殺的情況。這些記述中數據的不確定性正是其客觀性和階段性的標志。由于他們不可能親自在淪陷區內進行現場調查，所有的資料來源均是某一時段的下級報告或新聞報道，因而他們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殺的全部情形。但是，僅這些來自民國政界、軍界具有顯赫地位的名人記錄資料已充分證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當時日方極端嚴格的“鉗口令”下都無法隱瞞了。
二、親歷者筆下的南京大屠殺
無論日軍當時怎樣竭力地封鎖消息、事后怎樣無恥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殺目擊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們揭露事實真相。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中國官兵的親身經歷，是日軍罪行的直接見證人，他們留下了許多詳細真實的記錄，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為書寫了這段歷史。在當時并在歷史上成為了“知名人士”。
（一）鈕先銘著《還俗記》
鈕先銘在南京保衛戰中任教導總隊桂永清部工兵團團副兼營長，參加了南京保衛戰。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后退到長江邊，因無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護起來。日軍占領南京后，他被抓夫，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各種暴行，他還被日軍強迫抓去參加清理大屠殺現場遇難者的尸體，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直接見證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機會逃出南京經上海轉赴武漢歸隊。
鈕先銘在南京保衛戰及南京大屠殺中的這段傳奇式的經歷，早在抗戰時期就已被人發掘，著名作家張恨水、崔萬秋當時就曾根據他的經歷寫出過《大江東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國《紐約時報》對他進行了專訪，并予以報道。日軍也對他藏身永清寺的情況有所察覺。1939年初，日本隨軍記者就曾在報道中說有中國軍人“避難空門”、“落發為僧”，最后“從廟宇中脫走”；日軍“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占領之后的混亂告一段落，日本軍官兵常游雞鳴寺，與鈕氏相邂逅，但終無感覺異狀而未曾發現。”這些事實說明了鈕先銘所記錄的親身經歷是完全真實的，并不是他的創作。鈕先銘，一個國民黨軍隊的營長，因經歷南京大屠殺死里逃生而成為了熱門的“名人”。1971年，他在臺灣出版了完整記述他在南京大屠殺中經歷與見聞的著作《還俗記》，引起了廣泛關注。2005年7月，該書改名為《佛門避難記》，在南京再版。
無獨有偶，民國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記錄，其事實具有巨大影響者絕非一人。與鈕先銘有著同樣經歷，留下同樣記錄的還有同為中國守軍營長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淚錄》
郭歧，1937年時任教導總隊輜重營營長，奉命率部守城，參加南京保衛戰，后因無法撤退，于城陷后匿居南京3個月。他先后藏在南京國際安全區內的意大利駐華總領事館，后又于安全區內幾經遷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間，他耳聞目睹了日軍在南京進行慘絕人震的大屠殺和燒、搶、好的慘劇。脫險回到后方后，他將在南京所見日軍大屠殺暴行陸續做了筆記，最終匯聚成為《陷都血淚錄》一書，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這也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親歷見聞材料。1947年3月，他作為證人參加了戰后南京中國軍事法庭對大屠殺元兇谷壽夫等人的審判，將劊子手送上了法場。
同樣從1938年初到1940年內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狀況的親歷者們留下的日記、筆記以及逃出后在后方補記追憶而聞名的人士及其作品還有：
（三）程瑞芳著《程瑞芳日記》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時任“南京國際安全區第四區（金女大難民區）”衛生組組長的程瑞芳所著《程瑞芳日記》（1937年12月8日—1938年3月1日），于2003年發現藏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它是第一部由中國人所作的大屠殺親歷日記，內容詳細、真實、可靠，并可與后來公布的外籍目擊者所著《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互為印證，具有極高的史證價值。
（四）胡蘭畦等著《淞滬火線上》
內有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記錄。載長江主編《抗戰中的中國》，生活書店1938年2月版。
（五）陸佳編《淪亡區域同胞的慘狀》第一輯《受難同胞的慘狀》
文前有一則說明：以下是一位從南京逃出的戰士所寫在京被俘時親眼見到的事實，可以想見敵人滅絕理性的殘暴和江南一帶受難同胞的慘狀，這一筆血債，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一定要向敵人取償。有關內容分為：“南京暴敵之酷行”；“榮華京都被敵摧毀殆盡”；“南京已成盜匪世界”三節。該書由上海抗戰編輯杜1938年3月出版，民族日報刊登。
（六）鄭光昭編《首都空襲中的形形色色》、《南京在空襲下》、《目擊日機襲京》內容為日本空襲南京之暴行。載鄭光昭編《抗戰叢刊》第二輯，商務印書館1938年3月出版。
（七）汪馥泉編《日寇在南京的獸行》、《一個被污少女的自白》
書中直接記載了日軍在南京燒殺奸淫的罪惡。載汪馥泉編《獸軍獸行》，救亡日報社1938年4月30日出版。
（八）佚名編《日寇燃犀錄》之三：《六朝金粉今蒙塵》
內容為：一、暴敵獸行天下彰聞；二、地獄中之南京；三、虎口余生話獸軍；四、紫金山下殺人競賽。獨立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
（九）方秋葦著《中日戰爭的回憶》之《保衛我們的南京》
為該《中日戰爭的回憶》書中第四節，記載了南京大屠殺情況，由建國出版社1938年6月出版。
（十）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日寇暴行實錄》之《日寇暴行記略》
相關內容有：（1）強奸十一歲的女孩（2）別開生面的輪奸等。該書1938年7月出版。
（十一）李克痕著《淪京五月記》
南京市文化機關職員李克痕所著《淪京五月記》（1937年12月—1938年6月），詳述日軍在南京種種暴虐行為，1938年7月起連載于漢口《大公報》。
（十二）陳履夷著《首都留守事實紀略》之《淪落難民區內之經歷》
載交通部總務司編印《抗戰與交通》半月刊第十一期，記述作者在南京“安全區”內所見所聞。1938年9月16日出版。
（十三）燕萍著《敵軍暴行終于暴露無遺》
南京金陵大學附屬醫院護土自述被日軍強迫做慰安婦的經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38版藏書，現已破損。
（十四）蔣公毅著《陷京三月回憶錄》
南京守城部隊軍醫蔣公毅所著《陷京三月回憶錄》，日記體裁（1937年12月13日—1938年2月27日），為作者大屠殺期間親歷見聞，1939年發表于《南京文獻》第26號。
（十五）文金編著《特教叢刊》第五種《敵人的暴行》
內容為：一、前言；二、淪陷后的南京；三、天堂成了地獄；四、屠殺成了本性；五、卑劣的掠奪；六。焚燒的悲劇；七、婦女的厄運；八、辱人喪德的獸行；九、怎樣對付敵人的暴行；十、我們的出路。該書1940年3月由正中書局出版。
（十六）長江等著《中山陵前血戰追記》、《南京陷落以后》、《感慨過金陵》
載長江等著《名城要塞陷落記》，錄南京保衛戰及其城陷后之情況。正中書局1940年3月出版。
（十七）佚名著《日軍暴行實錄》——《南京大屠殺目擊記詳》
這是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專門記錄，價值較高。正義出版社于1940年3月出版。
（十八）朱民威等著《不堪回首話江南——南京》
載朱民威等著《戰區通信》第一輯，有日軍在南京暴行記錄。戰時出版社1940年4月出版。
（十九）鐵魂著《保護首都“我們來試第一炮”》
載黃鎮球：《抗戰中地上防空部隊之戰績》第一輯，其中有關于日軍南京大轟炸的記錄，1940年8月出版。
（二十）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分校編印《抗戰第一期之一日寇暴行錄》——《南京失陷時慘毒情形》：
書中全面揭露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1．恐怖狀態；2．慘殺萬人；3．槍挑人頭；4．縱火焚燒；5．用大卡車載走婦女；6、輪奸幼女；7．剖腹示眾；8．中央飯店淪為妓院；9．殺頭比賽；10尸體橫陳血流滿地；11．挨戶搜搶；12．輪奸割腹割乳；13．奸后致死；14．怒打亂殺；15．人橋；16．赤身游街刺體刀乳；17．兇殘絕倫；18．掠物出售；19．行使偽鈔吸收法幣；20．小販傾家；21．兩座大肉墳；22．沒取財產；23．旅館老板組織警察廳；24．誘惑幼童；25．強征民夫；26．限制乘車；另還有：斷絕難民糧食；南京兩個月來共殺八萬余人；五月——京滬工廠被占據；日寇暴行美人攝成電影等內容。該書1940年10月出版。
截止目前，可以查尋到的從暴行發生到1947年，記載了南京大屠殺情況的國內出版物還有：
（二十一）管雪齊著《抗敵日志》
書中記載道：“12月22日，敵軍暴行，敵在南京奸殺難民，連日被害者達5萬人以上。”“12月27日，星期一，敵軍暴行，敵在南京屠殺我傷兵及醫生、看護，教會所辦鼓樓醫院，亦被劫掠。”該《抗敵日志（第一年）》由正中書局1941年5月出版。
（二十二）王叔明著《抗戰第一等》（上冊）
王叔明所著《抗戰第一年》一書，以兩萬余字的篇幅分兩段記述了“南京保衛戰”和“南京敵軍之殘暴”，在其第二段中，作者引用了《大公報》的報道及“上海英文字林西報于本月二十一日發表社論，痛斥敵軍獸行”。王叔明評論說：“敵軍占領南京后，橫行無忌，其殘暴行為已為舉世所周知。”文中分為：1．兇殘屠殺；2．縱火狂燒；3．奸淫婦女；4．擄掠一空；5．糧食恐慌；6.偽會丑態；7．敵軍布防；8．市面情形等8節，詳細敘述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犯罪事實和南京在日軍占領下的悲慘狀況，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一份珍貴的記錄嚴該書1941年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十三）王克著《中國戰場》
上海經緯書局1946年1月出版．
（二十四）陶秀夫著《倭寇禍京始末記》
載《南京文獻》第一號，南京市通志館1947年1月印發。
（二十五）陸泳黃著《丁丑劫后里門聞見錄》
載《南京文獻》第一號，南京市通志館1947年3月印發。
上述出版物并非同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記載的全部，但是，僅憑這些內容就可知：從1938年2月起，中國幾乎每月都有報道或記載南京大屠殺的書刊問世，雖然內容多少不一，但主題都是揭露日軍在南京及寧滬一帶的暴行。其中，多本書刊中有對南京大屠殺比較詳細具體的記錄。這足以證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已經比較廣泛地披露于當時中國社會。
人民日報：否認日本侵略傷中國感情須付代價
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不僅缺少良知，而且十分無知。此人不僅拒絕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言行道歉，竟然厚顏宣稱希望與南京保持友好關系不變。
中國人民愿意和世界各國人民保持友好關系，但是友好從來都是有原則的。忘記歷史等于背叛。歷史事實之爭究其實質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在關乎民族尊嚴的歷史問題上，中國人不會有絲毫含糊。
中國政府和南京市已經表明嚴正立場。眾多中國網民表達了憤怒之情，紛紛呼吁宣布河村隆之為“不受歡迎的人”，主張抵制到名古屋旅游。身為一市之長，河村隆之在正式公務場合發表的言論不是什么個人行為。中國民眾因為名古屋有如此惡劣的市長而表達憤懣，可以理解。
據報道，截至21日傍晚，名古屋市政府共接到80份 “市民意見”。其中55份對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表示贊同，25份表示反對。盡管兩個數字的絕對數量都不大，不足以成為社會輿論調查的依據，但這一信息至少說明，河村隆之信口雌黃在日本不是一個孤立現象，有著一定的社會基礎。
作為一個國家，日本面對侵略歷史缺少徹底反省，沒有完成心靈的救贖。世界各國的這種看法一再被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強化，河村隆之及其支持者再一次增加了國際社會的不安。
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歷史真相、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必須付出代價。這既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中日關系的現在和未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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