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
（一九七四年一月）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 “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于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采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于“革命” 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后，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后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 “士大夫”，究竟還是屬于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后知后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開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后半。這次斗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斗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為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產黨最初并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產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于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并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范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藥、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為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為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并非真正民主，并強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①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后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范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于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于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為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了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兩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卻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協。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于天真樂觀，決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沖突。英國工黨的“精神祖父”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沖突，調整這些沖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黨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線，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社會（也就是嚴復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凈余“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于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為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里長期斗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后，當然無法允許殘余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 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啟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并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 “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偽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于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并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為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范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于“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采用，作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復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為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后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干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后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干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于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后，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于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于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后，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于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于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并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干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并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于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后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后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于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于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于元、清，并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并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后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愿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鄰里，鄉村里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于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后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愿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后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斗，（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并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為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為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為規范。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 “武”的字義是“止戈”，并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傳統中國最健全的尚武時代是戰國。列國之間戰爭規模日益擴大，生存競爭日益激烈。因此，各國不得不解放農奴為自耕農，實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人民尤其肯當兵，為國家盡責，藉農、戰以求仕進。秦漢一統之局既定之后，征兵的原則仍然存在，可是有資產的人們已經不必親身服軍役，可以出錢雇人代替。西漢有戰爭時，已一再發遣“亡人”（流民）、“贅婿”、“賈人”、“死囚”、“惡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從軍。但西漢繼戰國秦皇之余烈，并幸而西北沿邊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產生不少像李廣等的將才，所以還能以軍事和外交解決了匈奴的威脅，并在西域（即今新疆和俄屬中亞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國。
東漢光武帝廢內地郡國兵，又廢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質，每況愈下。班超（公元三一－一○一）在西域的豐功偉業，全憑他過人的膽識機智和以夷制夷的策略。東漢時期，漢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當兵，也不能當兵。兵源大多仰仗內附的外族，早已種下五胡亂華的根苗。不僅如此，地方政權和豪族的興起也就是部曲私兵的開端，這一現象，往魏、晉、南北朝更為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余年間，半征兵式的府兵制度雖曾發生過一些積極作用，但在沉重賦役擔負和將弁剝削之下，府兵制內的士兵，至晚從武后時起，已經大批逃亡。使得玄宗的不得不廢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豐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慘力求避役的寫實。
安史亂后，藩鎮割據，各養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將領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們畢生戴上社會賤民的烙印。明初衛所制度略仿府兵余意，寓兵于農。二百余萬平民一被列入軍籍，法律上子孫永無脫籍機會。自十五世紀二十年代起，清查軍籍的法令雖多，兵士逃籍的也越來越多。中葉北疆海防吃緊，正規軍嚴重缺額，幾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將領自行組織的多種“民兵”。此后兵驕將悍，弊端從生，清代八旗兵士，入關未兩三世，已習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濟。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士類皆各地土著，以當兵為世業，自始即操練與應役不分，號衣之外，另有應差衣帽。至晚從乾隆末年起，綠營兵士的地位比近代的勤務兵還不如，無異將弁的僮仆。“好男不當兵”一諺，實是傳統中國兵士品質低劣、身份卑賤積累史實的結晶。
國民政府軍隊的品質，抗戰以前稍有提高，抗戰后期日趨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淪陷區返昆明，五月初過貴州，在盤縣歇夜。山頂上只有一家小飯鋪，內中只有兩張圓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飯。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夾沙米飯之后，去搶盛第二碗時，被班長拳打腳踢，幾分鐘后才勉強爬起。當時國民政府規定士兵每人每日領生米二十二兩半，何以晚飯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為軍官層層扣糧中飽。抗戰最后兩年，在西南各處不時見到腳戴鐵鏈長串踉蹌的活骷髏——國民政府拉去補充兵源的“壯丁”！這些都是眾目共睹鐵的事實。
兩千年來，中國屢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異族征服，近百余年來飽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凌，都是“武德”淪喪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臨曠古未有的生死斗爭期間，久已淪喪的“武德”開始復興了——孕育于江西的紅軍和陜北的八路軍，成熟于中國人民解放軍。
解放軍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除了保衛國家、駐扎國防重地、維持治安以外，解放軍經常與人民并肩從事經濟建設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軍的宣傳部組對政治教育、民眾娛樂的貢獻，不亞于其他黨政機構和學校。解放軍往往領先擔起建國過程中最艱巨的工作，首先響應醫藥衛生深入農村的號召，就是一例。沈陽解放軍醫療隊成員，不避生命危險成功地試驗了以針灸治療聾啞的技術，然后再推廣到全國。廣州聾啞學校學生朗誦的歌：“解放軍、親又親，軍民團結魚水情，為了治療聾啞病，不畏風險來練針”，句句都是寫實。
不止如此，新中國社會里，青年男女幾乎無一不以入解放軍為極大的光榮、極可貴的資產。解放軍人數在三百萬以下，請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現和高度政治覺醒的，很難入選。入選之后，當地整個的居住或工作單位認為是集體的光榮，往往舉行慶祝。這種彌遍全國地對軍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從南到北親自考察訪談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國還有千萬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經常操練，以保衛國家促進生產為已任。近年間民兵的組織已推廣到邊疆地區的少數兄弟民族。（比較起來，蘇聯何以不敢使烏克蘭人組織民兵，臺灣雙十和元旦的軍事檢閱何以不敢發給兵士實彈，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誠然，林彪事件發生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國通”曾揣測今后解放軍將領陰謀政變的可能性。這類揣測是極膚淺而錯誤的。一，他們不了解制度上解放軍自上到下與黨、政、群眾層層地密切結合、相互制衡，將領中即使有陰謀家，陰謀也無法實現。二，解放軍自始即嚴格遵守黨的控制，黨對軍的控制，今后只有更為周密。三，軍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個現任和退伍軍人的高度政治覺醒。長期思想教育的結果，使得每個軍人都公忠體國，能辯是非。最高領導，自解放軍草創伊始之際，即深刻了解歷代軍政的積弊，因此有關的組織與教育，無一不為了根本防止軍人的跋扈。解放軍絕對不許有勤務兵，就是當初建軍籌劃極富遠見的實例之一。（相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國至今日才發覺勤務兵是軍制中積重難改的主要弊端！）
綜合古今，楚壯王所謳歌的“武德”，在兩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實現過，但大體不過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國，這崇高的“武德”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一個“武德”長期淪喪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產生的幾種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茍且、膽小、推諉、欺詐、經營、只保身家、不顧公益、欺軟怕硬、懼外媚洋等等惡習。新中國崇高“武德”的出現，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強烈清泄劑。魯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會推開《阿Ｑ正傳》對著這朝氣勃勃、頂天立地、勤樸武健的新社會拈須稱許了！
結束本節之前，我們必須要了解“武德”與黷武主義的迥然不同。從歷史的觀點看，近代中國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無可忍的階段，愛國運動、民族主義才發軔；共產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國內普遍出現。“武德”是民族長期救亡圖存斗爭中的副產品，其性質與納粹德國和二次大戰結束以前的日本的黷武主義恰恰相反。中華民族和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與對歷史教訓的深刻認識，決不允許新中國走向變相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的道路。新中國建設所需技術物資雖遠不能完全自給自足，但對很多國際盟友都盡力予以經濟和技術的援助。新中國是否真尊重新國際平等的原則，是否是黷武的國家，現任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可汗(Sultan Mohammad Khan)先生的談話，就是最好的答復。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應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請，晚宴后講巴國的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講完討論之中，好幾位芝大同事反復探問美國援巴是否有秘密條件。我最后問他中國援巴的問題。可汗大使的答復很長。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駐華大使，對中巴關系很熟悉。如以國家全國經濟能力作分母，中國多年來給予巴國的經濟援肋比例上遠較美援為多。他繼續誠懇地說，巴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援巴始終毫無條件。他還記得曾經當面問過周恩來總理，巴國應該怎樣處理中國的經濟援助，周總理毫不遲疑地回答：“這是貴國自己的事，中國完全不過問。”我的美國同事和校外來賓，聽了之后，為之動容，似乎還相當慚愧。
最后分析起來，“武德”的出現與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關系。“武德”不僅是新中國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對于中華民族的性格已經起了革命性的滌清作用。
四、經濟建設成就舉要
近三年來。中外訪華人士和團體對新中國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報道。這些報道大體上對新中國的社會改革、福利措施、婦女保健、兒童教養、醫藥衛生等方面的進步，都有比較一致的意見；但是對經濟建設的成就與展望，意見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節所論新中國的成就，以經濟方面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當客觀的樂觀看法。這是因為我深信今日的中國具有曠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資、技術、精神總動員的能力。讓我們先列舉近年一系列經濟的成就——二萬萬市畝以上的新耕地的開辟；各地區極廣義的水利建設（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區破碎山谷地的改成梯田；內蒙等草原地區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業的較速發展；全國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規模的植林綠化運動；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區鹽堿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種糧食及草棉種籽的科學培育；糧食和工業作物搶地矛盾的逐漸解決；復種、間種系數的不斷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農、林、牧、茶、絲、竹、藥材、鮮干各果、各種“山貨”的全盤綜合利用和生產；真正科學農業的開端；兩條腿走路政策之下，舉國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業的迅速發展；輕工業消費品種類、質地、供應的不斷提高；新興各種人造纖維及塑料工業堅固基礎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辯萬萬千千輕工業企業向國家所繳的利潤的驚人加速地增加；近兩年來國家對礦冶設備工業異常巨額投資以為鋼鐵工業加速“起飛”的準備；煤、鐵、鋼、大型復雜機器、大小農業機械等工業的品質、種類與數量的進步；特別是石油生產和各種石油化學工業的突飛猛進，等等——基本上無一不靠全國各民族人力、物資——技術和精神的總動員。以上所舉的各項進步，有些在遼遠的邊疆地帶，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開始出現了。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統計數字有些紊亂了以外，中國政府多年來對統計數字都非常謹慎，很少發表全面性的數字。這給予海外關懷祖國的炎黃子孫很大不便。據我個人粗淺的揣測，一九七三年的糧食總產量應在二萬萬六千萬噸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這估計不太錯誤，中國無疑義地達到了食糧自給和各地合理的儲糧備荒（八億人，食糧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麥和少量大豆的入口，僅抵全國糧食總生產的百分之二，但同時中國還要輸出大體相抵數量的稻米供應和接濟亞非的盟邦。我國薯類，尤以甜薯，產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飼料。除稻米外，我國他種糧食作物每畝產量仍遠不及美國水準。所以糧食生產的潛力還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應時，才能發揮。農業的前景是決不悲觀的。
最使我們欣慰的，是一窮二白的中國由事實證明確有積累建國資金的能力。理論和事實上，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都不斷地替國家積累資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來，輕工業在比例上替國家積累的資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輕工業創建時所需成本較少，建廠需時較短，出貨快，所出的貨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所以在市場上無不暢銷，利潤多而且快。利潤一部分上繳國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資，擴充設備，甚至改變企業原來的性質與范圍。中央大型輕工業企業也起同樣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曾有概括性的報告：“由于生產發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國輕工業系統上繳國家的積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這筆資金用于建設，可以開發十幾個大慶油田或建設七十座南京長江大橋。”僅就上海一市而言，“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輕工業企業給國家上繳的利潤，等于同時期國家給上海輕工業企業投資的四十六倍。”從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國六大都市城鄉若干工廠的訪問視察的經驗，我覺得《人民日報》這種綜述決不是夸張的，而是真確的。
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曾對新中國的印象作一演講。講后第一個發言人是前任社會科學院院長約翰孫教授 (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并對蘇聯及東歐經濟很有研究。他說新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價制度合理，適合國情。二，計劃執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系，所以消費品的品質為消費者所歡迎，因此暢銷，國家得到合理巨額的利潤。這是與我所講大體相符的。他進一步幽默地把蘇聯和東歐的經濟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蘇聯等國的計劃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鴻溝，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實際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費品質地較好較合用時，人民搶購一空。但大部消費品都不合用，所以賣不掉，遲早也非從架子上取下不可。總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幾年前，蘇聯百貨公司里確有若干百萬雙皮鞋很少人買的真事笑話。英國劍橋大學著名前輩經濟學家魯濱孫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幾度訪華，也強調指出過中國經濟制度的主要優點之一，是消費者有權參加生產計劃的討論與擬定。可見這類獨立、深刻的經濟分析和本文第一節中所討論中國人民在基層中當家一點，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啟程返美時，已開始體會到中國的經濟已經有了向上的螺旋運動。因為農業達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給輕工業所需多種原料便會刺激輕工業的加速發展；輕工業就會加速替國家積累資金；國家就可以大量投資在重工業的某些部門；重工業若干部門進一步發展之后，不但也積累資金，而且還能刺激輕工業和農業更高的發展。這不是平面的周而復始，而是向上的螺旋運動。經過兩年將半的考慮，我更相信我原來的看法大致不錯。但是，這不是說農業和輕、重工業三大部門之間，每大部門本身之內的無數小部門，在同一時期發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門之內，三大部門之間，發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較長時期看來，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總趨勢是隨著螺旋繼續向上轉動的。
在重要經濟部門之中，數量上發展較慢的是鋼鐵工業。一九七二年產量達二千三百萬噸，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資本，部分是由于此種重工業性質程序的復雜。中國煤藏之富，僅亞于美、蘇，而且極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國所謂的“干凈煤”。近年證明煤藏絕不限于華北，華南西南都有。鐵礦之大者在鞍山一帶，首都西北、包頭附近，大冶的礦藏遠較數十年前所估為多，而且是含鐵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質礦。此外，甘肅、貴州、廣東等處都有相當的鐵礦藏，海南島的是高質礦。一九五八年曾有報導，因航空測量，在江西新喻一帶無意中發現七十億噸的鐵礦，在河南新安、澠池一帶發現了十五億噸的大鐵藏，氧化鐵百分之五十以上。②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礦尚待進一步證實，即使現知中國較大鐵礦是低質礦石，藏量至少已是幾十億噸。美國的鐵，大多是“貧鐵”礦，集中在大湖區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 Range)，其總藏量約十五億噸，但已使美國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鋼鐵產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從礦源講，中國鋼鐵工業的遠景是很好的。
至于鋼鐵工業發展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復雜，而且各種鋼的合金和最后的鋼材都需要特種技術和設備，因此整個鋼鐵工業需要很大量的投資，中國資金積累的能力很強，但很多工業都需要資金，投資就必須有緩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國際情勢使得中國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線不可。欲增鋼產，首先必須投資在開礦的種種機器設備，不僅要增加鐵礦石的生產，同時還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產量，煤必須煉成焦炭。低質鐵礦又須先煉成較高的質鋼石，冶成鐵之后要再煉成鋼塊，最后才造成種種鋼合金和多種專門鋼材。一九七二年開礦機器設備猛增百分之六十八點二，即反映政府對鋼鐵的政策是從根本入手，與日本近十五年來只重鋼材制造迥然不同。從長期建設的觀點看，中國的鋼鐵政策是正確的、治本的、極富遠見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肅、四川、哈爾濱西北重要的大慶油田之外，《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開承認“我國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歷近十年的勘探，全國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區發現了儲藏豐富的油氣田，有些油氣田已投入開發。我國海域的大陸架也有遠大的前景”。同時，第一次正式報告繼大慶之后第二個成功的勝利大油田。翻檢美國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國地圖，這油田在山東境內，距黃河口不遠的利津、蒲臺、博興一帶。此外，《人民日報》首次報告：“另一個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緊張地進行勘探，一面加快開采。經過幾年的工作，現已證明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區，油田分布廣，面積大，油層厚，滲透性能好，油井產量高；原油質量也比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紐約時報》，根據西方曾經訪問大港油區的人的報告，大港在天津之東，陸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陸處為多。此同條新聞里，有由日本外相傳出的消息，年初周總理與他談話中提到去年的原油產量是五千萬噸（據我粗計，已相當一九七一年美國原油產量的十分之一；美國至今是世界產油最多的國家，因為中東區所產雖多，但國家單位也多）。
西方對此消息，目前疑信參半。我個人在一九七一年秋從中國官方得悉渤海灣大油田的發現的消息。次年夏天，臺籍和在臺受教育的十位釣魚臺運動愛國青年學人訪華兩月，返美之后，也帶回同樣消息，并且國內某相當高級的官員告訴他們，根據初步估計，中國內陸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當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這還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黃海、東海、南海以至國境最南端南沙群島沿岸大陸架可能很富的油藏。以上這些新聞，有的可以認為是有價值的啟示，有的尚待進一步的證實。
從純研究的立場，我曾向芝加哥大學充任美國某大石油公司總裁的一位校董，請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繪制的世界和中國的氫碳盆地的地圖。氫碳盆地是從地質觀點最可能蘊藏石油和天然氣的地區。反復細看之后，發現中國內陸及沿海的氫碳盆地的面積都較他洲他國同類盆地的面積大；其他最精細的地圖，又發現中國全部沿海的大陸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內的地區，面積也較他洲他國為大。中國至今還沒有大規模用最新技術勘探大陸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測，我個人深信中國氫碳資源開發的前景是非常遠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內，中國新油藏的發現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氣前景的光明，對我國長期經濟建設是極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國國際貿易的新傾向很值得注意。中國報章期刊雖仍舊只公布與亞非盟邦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貿易，甚至不大提與西方各國的商務關系。美國報紙和刊物卻偶有重要報道。美國《時代》雜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濟欄中有一醒目的標題“東西貿易的大躍進”，主要內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貿易額由七千萬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過八萬萬美元，這是美聯邦政府商務部夢想不及的。美國對華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噴氣式客機和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愷洛格 (Kellogg)公司所簽價值二萬萬美元、建造八個最新型的化肥廠。此外中國正在與美國數家大石油公司洽購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術與設備，同年之內，中國還向英國訂購大批開礦機器設備及其他工業品，向日本訂購了幾個肥料和熱電廠，還向法國訂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廠。與英、日、法三國的合同總值約達十萬萬美元之巨。《紐約時報》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中美化肥商約報告較詳。計劃中三四年內建成的八間化肥廠，每廠每日生產純氨的容量是一千噸（一年365,000噸），此外還有價值九千萬美元的合同，另建八個制造純尿素的工廠，每廠每日的尿素生產容量是1,620噸（每年581,330噸）。以上諸廠建成投產之后，每年共可供給氨和尿素約八百萬噸。（約折成純氮四百五十萬噸。）一般商業習慣，化肥必須滲入大量細砂等物填裝成袋，否則純化肥要燒死農作物。中國一九七二年所產裝袋的化肥大約超過二千萬噸，折合純氮約二百余萬噸，此外還有較少量磷、鉀化肥的生產。與美簽約諸廠三四年后建成，中國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兩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糞和綠肥，每畝必會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將來，農業對中國向上的經濟螺旋，必會發生積極的作用。近年國內特重礦冶設備和化肥，正是反映經濟計劃重根本，講步驟，有遠見，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濟成就，決不可能不歸功于“自力更生”和“兩條腿走路”的基本政策。這兩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覺悟，化剩余勞力為建國資本的集體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國際情勢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機，逼得中國的科技人員和廣大的群眾不得不從反復實踐之中解決工、農技術上極大部分的困難，使得今日的中國日益接近技術自給自足的地步。“兩條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鋼鐵、化肥、水泥等廠在全國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地孳乳生長起來。這不但減輕了對原來幾處大工業基地的要求，減少了國家運輸部門的擔負，減少了都市和鄉村經濟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經濟日趨平衡和自給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脅人類生存的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模式，實在是極富遠見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經過了六十年代的艱苦奮斗，中國人民確已建成了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經濟。
近代史上，工業化過程之中，沒有任何國家在資源、資本、技術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蘇聯而論，目前還極力設法吸引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以開發西伯利亞西部的油藏。中國如肯與美國相機合作，大規模勘探大陸架的油藏，以大量增產的原油的一部分換取國內鋼鐵等重工業的加速建成投產，應該對中美兩國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經濟合作，不但對“自力更生”有輔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還可以減少中國北顧之憂。
本節小結：從以上的示例與分析，新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甚可觀。照目前國內外情勢推測，今后向上的經濟螺旋的轉動應該日益加快。與經濟發展緩速息息相關的基本問題是人口。我雖對中國人口史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從來無法知道新中國人口政策推行的實況。幸而韓素音大夫根據她多年來的研究和屢度的調查訪問，最近發表了一篇對于中國人口前景極深入的報道和分析。③今后中國人口每年的增長率如果能長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國的經濟建國必可加速完成。
五、結論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才能憑籍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資、新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內，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稱為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
中國社會改革的種種成就，西方凡無政治偏見的人士都已承認。只是有些囿于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人，對新中國的經濟前景，不無疑問。誠然，中國目前的經濟成就，如與人類史上最富盛的美國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稱的日本的“經濟的奇跡”相比，確實還有相當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進性的自然環境污染和最近證實的“能源危機”，已經引起西方較有遠見的人們開始懷疑西方經濟制度的優點，開始指出資本主義百余年來恣情浪費世界資源的禍害，并開始批評以無限制的商品消費來刺激“繁榮”的種種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聲急呼，西方專重物質享受的人生觀的不健全，應該恢復或追求比較健全的價值觀念。
治史者有時有他固執的地方，我雖在北美將近三十年，始終不為“經濟的奇跡”等說所動。相反地，我總不忘以研究法國舊制度及十九世紀前半美國民主制度聞名的法國史家陶克斐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長期預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經感覺到將來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國應該是美國、俄國和中國。那時美國人口還很少，國土大多沒有開發，俄國雖大，尚很落后，中國仍在傳統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預言決不是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而是歷史家對較遠的將來的一種直覺。但他的直覺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國家強大雖靠很多自然和人為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條件確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幾經戰爭和革命，今日世界三個最主要的國家就是美國、蘇聯和中國，都是廣土眾民資源豐富的“大陸”型的國家。
今日的中國，論軍事，論經濟，論國力，當然還趕不上美國與蘇聯。在本文第三節中，我已推測解釋何以即使新中國的國力趕上或超過美、蘇，也決不會主動地做“超級大國”。但綜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國廣義的建國，包括經濟建國，一定會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此點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說，此處不必重復。此外，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歷史的民族④，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試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學教育備嘗國恥之苦之時，怎敢相信今生今世會看得到一個“阿Ｑ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能造成這種奇跡的民族，一定會勝利地完成建國工作，并且可以長期防范歷史上一些制度、社會、經濟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據我對古今中外歷史的了解，我有勇氣無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宏遠的。我并相信我的論斷大體上能經得起未來歷史的考驗。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芝加哥
注：
①關于目前自由與平等的理論，我芝加哥大學同事、政治系鄒讜教授的“中國革命的價值”（中譯刊于七三年七月的《七十年代》），分析精辟，可供參考。本文比較注重理論的歷史及其實踐。
② 關于一九五八年江西及河南大鐵礦的發現，可參考"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1961), P.504;另見Keith Buchana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eh Chiense Earth" (London, 1966), P.52.
③Han Suy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Birth Control in China, "Eastern Hoizon", vol. XII, No.5, 1973.
④ 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已有四個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最早的是公元前4115±110，但折成更較準確的古松年代，即提早到公元前4865± 110。在半坡之前，還有李家村型的仰韶文化階段。半坡時不但已有農業、畜牧、村落、公共墓地，并且已有最早的數字和族徽。半坡仰韶時的人骨頭骨已與近代華南、北人的體質接近。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文化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已經誕生，至今已七千年了。詳細討論在我近作"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in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第一章。
（原載《七○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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