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刊登了深圳大學教授姜安的《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政治考量與時代價值》一文，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如何重新認識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文化格局，不僅對我國的外交政策提出新的挑戰，也為學術界提出了新的理論課題。本期《中國社會科學報》特意約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宮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李捷以及深圳大學姜安教授，再次就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進行深入探討。

李捷：正確理解“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歷史內涵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在這個理論提出之前，指導中國外交的理論是基于社會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劃分理論，即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三種力量：社會主義力量、資本主義力量、民族主義力量。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理論反映了當時兩極格局下的國際政治分野。但到7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諸多新情況的出現，用這種理論便難以解釋清楚了。這是因為：

　　首先，中國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原子彈、氫彈爆炸和人造衛星的試制成功，標志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交惡之后，中國調整對民族主義國家的認識，在國際斗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邊，贏得了國際信任，于1971年10月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呼聲在聯合國講壇上得到了充分表達，令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刮目相看。其次，資本主義陣營結構失衡。由于越南戰爭的拖累，美國在國際戰略態勢上由攻勢轉入守勢。與此同時，西歐國家經濟一體化運動進一步發展，并在政治、防務等各方面加強合作。日本成長為經濟巨人，積極擴大在東南亞等地的政治經濟影響。美國不得不開始調整其歐洲政策和亞洲政策，有必要加緊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最后，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化。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蘇聯經過一系列的國內國際政策調整，終于在70年代取得了蘇美競爭中暫時的主動地位，但卻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軍備競賽的拖累之中。而經過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中國從社會主義陣營分化出去。進入70年代，東歐各國開始走改革的道路，試圖改變對蘇聯的依賴。“布拉格之春”的出現和蘇聯侵捷事件的發生，強烈顯示了東歐各國的不滿和挑戰。

　　此外，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政治獨立，自70年代起，反帝反殖斗爭逐漸由政治方面轉向經濟方面，相繼開展了爭取石油定價權和維護200海里領海權的斗爭。這表明，發展權益問題正在取代政治獨立問題，成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要求。于是，以中國為旗幟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20世紀70年代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軍。特別是在中蘇交惡之后，中蘇邊境的陳兵百萬已成為對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正在逐步采取實際步驟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成為中國外交可以借用的力量。這種國際政治分野，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國際戰略理論來解釋。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有其客觀基礎和現實需要。實際上，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就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又根據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將這一理論進一步完善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

　　面對激烈變化、迅速改組的世界，毛澤東在“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的基礎上，于1974年2月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他鄭重聲明，“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從“中間地帶”理論到“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再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顯示出毛澤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力圖在急劇變動的世界格局中，為中國爭取有利于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環境的不懈努力。作為分析由美蘇兩極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發展演變中的國際戰略理論，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盡管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和歷史發展的局限性，但是為中國外交順利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鋪平了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指導中國外交實現了兩個轉變。一是改變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結論；二是改變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 “一條線”戰略，奉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真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中國這些重大變化，來自于辯證地揚棄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全方位開放的新時期。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已有38年了。隨著國際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由少數大國主宰世界各國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反映世界多極化趨勢和弱國、窮國及中小國家利益的國際關系理論方興未艾。作為反映這一歷史趨勢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展示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所揭示的時代規律和時代精神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方法論意義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具有鮮明的東方文化特征和氣質，它是植根于東方地緣文化的本土意識與民族歷史記憶的結合，又蘊涵在中國特色的歷史邏輯之中。

　　圍繞如何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體系和秩序中，獲得、維護以及實現民族國家主權和利益，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體現了獨特的國際理解力，這成為 “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生成的邏輯原點。“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基于近代以來世界的變遷運動以及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的客觀反映。如果說，中國近代社會恥辱和悲慘的歷史命運為毛澤東國際觀中的“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思想制造了邏輯前提的話，那么，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和大國政治博弈的經驗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崛起，構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國際歷史觀前提，從而升華為三個認知維度：一是進行前提批判，以馬克思主義革命哲學為思想武裝，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舊世界，實現新中國的制度安排和設計；二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國際力量，維護國家主權完整，避免重蹈近代命運的覆轍；三是確定新的國際定位，針對舊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在大國博弈中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為目標，實施全新的安全戰略選擇。

　　毛澤東對國際社會矛盾沖突的解構方程，蘊涵著獨特的哲學思維方式。在理論淵源和理論形態上，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分析工具，以矛盾對立統一為邏輯出發點，針對國際政治的本質及其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秩序，科學分析國際社會各種矛盾共同體之間的利害關系，將外交戰略中的敵友關系這個首要問題置于復雜的國際社會結構與體系中，并與中國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緊密結合，提出了系統的分析國際社會的理論范式，從而構成“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堅實的哲學基礎，形成了在既有的國際體系中民族獨立國家的新政治博弈理論。

　　然而，有一種傾向認為，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邏輯與范式突出的是斗爭哲學。這是一種誤解。應當說，在國際關系層面，毛澤東對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具有兩個維度的理解力：一是實踐哲學中的斗爭理念。這種斗爭意識既淵源于近代中國與西方列強百年斗爭的歷史總結，也來自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悲慘而恥辱的國際記憶，還與戰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矛盾，特別是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猖獗存在密切關系。因此，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框架中，的確蘊涵著一個政治斗爭的邏輯，即“三個世界”之間的矛盾斗爭必然構成戰后世界政治的主旋律，而主要音符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斗爭。二是實踐哲學中的妥協與變通思想。“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重點在于，在尋求利益相關性和共同性上建立利益共同體，以建立更加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統一戰線。正是在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的不斷演進中，并在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差異中，毛澤東形成了外交妥協與變通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哲學意義上，“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實現了國際斗爭與國際妥協的會通，體現了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統一，這是毛澤東外交哲學境界的生動體現與活的靈魂。它的邏輯在于，妥協與變通是理解和處理國際社會走向和諧的前提理念，是真正能夠融入國際社會的必要的技術路徑，是構架國際關系保持穩定與和平、消解矛盾和防止沖突的紐帶，是降低外交成本和沖突風險的必要手段，也是實現國家間互信、互利和共贏的載體。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體系中還蘊涵著國際倫理的道德標準——正義原則。這一重要的國際政治倫理貢獻是深深嵌入在“三個世界劃分”的巨大戰略框架中的。如果無視這一原則的價值在場，就必然把“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誤解為毛澤東的個人政治價值偏好，導致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只是注重暴力革命與沖突對抗的剛性設計。這在邏輯上，也就必然得出隨著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將從頂層設計降為一種過渡性的戰略而結束歷史使命的結論。針對這種誤解，必須指出，作為剛剛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和秩序下獨立的新中國，尤其是在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空前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捍衛了新中國的國際正義與合法性。作為必要的理論爭辯和戰略設計，它打通了價值理想與價值規范之間的現實區隔，正是在維護民族國家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道德基點上，構建起了中國外交的基本倫理：追求國際正義。

　　毋庸諱言，毛澤東對國際正義的關注是建立在權力或國家利益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上的。在“三個世界劃分”框架設計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國際斗爭，始終是服務于維護民族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的。這決定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必然從兩個價值維度訴諸國際倫理的理解和闡釋：一是在國家利益的價值觀照上，強調對主權、人權、正義、自由、安全的尊重；二是在民族國家的生存道義上，突出對民主、獨立、平等、自決和解放理念的價值偏好。這就為制定和實施“三個世界”戰略奠定了必要的合法性依據。由此，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牛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那個時代，基本上奠定了或者說構成了自己作為一個強國的外交倫理，一整套的道德觀念。”這使得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獲得了充分的國際倫理和道德支持，進而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張力之間，提供了一個既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正義原則，又維護民族獨立與尊嚴、國際民主與平等的文化方案。因此，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用中國的話語方式，為第三世界國家建構了新的話語系統，是發展中國家關于全球治理的政治訴求和價值觀表達。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外交戰略的光榮傳統，作為新時期中國走向大國外交的不可忽視的重要思想資源，它的歷史影響不只是在具體策略和技術上，而將始終在思想原則領域中影響深遠。

　　（作者系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一條線”構想和劃分“三個世界”戰略

　任何重大理論建樹和戰略構想的形成，都是同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分不開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世界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態勢。毛澤東抓住時機，開始了中國外交新的戰略調整，先后形成了互為相關的“一條線”構想和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

　　這一時期，兩方面重要因素促使毛澤東認真思考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問題。其一是蘇聯威脅的增強，引起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切。20世紀60年代后期，中蘇兩黨關系中斷、國家關系惡化，蘇聯全球性進攻戰略態勢對中國形成越來越大的軍事壓力。1969年，蘇聯制造了珍寶島等一系列武裝沖突事件。其二是美國的戰略收縮，使中國有可能在“兩霸”中爭取“一霸”。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全球擴張戰略難以為繼，收縮過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為美國統治階層的共識。美國的這一戰略動向，成為毛澤東全盤考慮調整對外戰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上述中美蘇三方關系及其力量消長的變化，改變了中美蘇戰略關系的基礎。這樣，緩和中美關系，成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最佳戰略選擇。

　　1971年春，中國開啟乒乓外交的序幕，中美關系趨向緩和，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 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數目大大增加，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隨著中國對外關系新格局逐漸形成，毛澤東對如何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思考日漸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構想。他說：“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實際上提出了聯合抗蘇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進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構想，即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其目的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中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

　　從“一條線”到“一大片”的戰略擴展，決定了中國外交戰略將走向全球地理格局的整體化分布。在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劃分“三個世界”戰略的實質沒有變，同樣是結成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對蘇聯稱霸世界，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

　　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戰略對反對霸權主義威脅、維護國家安全具有明顯成效，而且對發展中國對外關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先，雖把美國劃在第一世界，但確認其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聯合的政治力量。這對中美關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中國對第二世界的積極評價，擴大了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聯系，增進了相互了解，為后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最后，毛澤東充實了第三世界的內涵，為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由此確定了中國外交的立足點，也提高了中國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不難發現，從“一條線”到“一大片”再到“三個世界”的戰略演進，凸顯了毛澤東寬廣的國際戰略視野與戰略調整的與時俱進。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明確把中國劃歸第三世界，強調永不稱霸，增強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凝聚力。中國既是第三世界的成員，但又不是普通的一員。作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國家，又是社會制度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決定了中國應當在第三世界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這一重大的戰略調整，成為體現毛澤東國際觀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最重要的典范。

　　盡管由于歷史的局限，特別是中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氛圍之下，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尚存在某些不足，但必須肯定的是，這種戰略調整扭轉了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國獲得了遠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形成了影響世界格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為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全面參與國際事務、展開全方位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開辟了道路，總體上影響深遠。特別是面對世界多極化前景逐漸明朗，深入研究毛澤東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對于指導21世紀中國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