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不在險——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上）

第二章  四角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山河四塞，百二秦關：關中　　

一、關中的歷史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注：《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司馬遷的觀點是對他之前歷史趨勢的總結；在司馬遷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歷史的演變仍在證明著這個觀點的有效。　　

周興自關中，會盟天下諸侯以滅商，代商而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東遷后，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秦居關中形勝之地，與東方大國爭霸，秦穆公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戰國兼并戰爭興起，秦列名“戰國七雄”，東逼六國。蘇秦在組織合縱之前，先持連橫之策到秦國游說秦王：“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注：《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秦以剛誅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蘇秦之策，蘇秦才東走六國，策劃合縱。到秦昭襄王時，范雎入秦，游說秦王說：“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注：《史記》卷七十九《范雎列傳》】秦用范雎，采其遠交近攻之策，東侵六國，依次消滅六國，統一天下。自秦以關中為基礎，憑武力兼并天下，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關中的地位為經營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統治不久即為農民起義所推翻。項羽以西楚霸王的名義號令天下，分封諸侯。有韓生建議項羽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項羽未從，還都彭城（今江蘇徐州），而將關中封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降將，號為三秦。劉邦自漢中還定三秦，據有關中，遂以關中為基礎，東向以爭天下。歷時五年，卒滅項羽。劉邦統一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婁敬的建議得到了張良的支持。張良分析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劉邦遂定都長安。劉邦計擒韓信后，田肯對劉邦慶賀說：“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屆高屋之上建領水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兩漢之際的混亂使關中破壞較大，故東漢、曹魏、西晉都洛陽而未都長安。但東漢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長安為西京，西晉晉武帝則作石函之制，規定非宗室不得鎮關中，亦可見對關中的重視。在兩晉末年，匈奴劉漢大將劉曜入攻關中，俘晉愍帝，西晉滅亡。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徙移關中，定都長安。前、后趙在北方對峙。后趙統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關，建立前秦，定都長安。前秦在苻堅的時候統一北方。肥水之戰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萇略定關中，建立后秦，定都長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關中又為赫連夏所據。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河陰之變”后，北魏陷入動蕩，高歡繼爾朱榮崛起，欲召關西大行臺賀拔岳？關中。賀拔岳部下薛孝通勸岳不赴召，說：“今關中豪俊皆屬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五《梁紀十一》】賀拔岳從其計，遂與宇文泰撫定關隴。后來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關中，建立西魏，定都長安，與高歡建立的東魏對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長安。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長安。隋滅陳，統一天下。隋末楊玄感起兵，問計于李密，李密以隋煬帝遠在遼東，主張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長安，他說：“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升，不足為意。個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杰，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二《隋紀六》】楊玄感未從，兵敗被殺。后來李密、翟讓在中原起兵，卻遲遲未打開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議說：“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后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李密因顧慮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議李淵說：“關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李淵從其計，西行入關，建立唐朝，平定關隴，剪除東方群雄，統一天下，定都長安，開創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趙匡胤西巡洛陽，隱然有遷都洛陽之意，群臣不同意。趙匡胤嘆息道：“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注：《續資治通鑒·宋太祖開寶九年》】看重的仍是關中優越的山河形勢。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擄徽、欽二帝北去。趙構重建宋室社稷，在選擇巡幸之所時，李綱建議道：“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說：“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李綱輔政》】后來，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汪若海對張浚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張波經略關陜》】經營關中藉以恢復中原成為當時主戰派的一種共識，亦可見自唐以后，政治重心雖已不在關中，但中原紛亂之際，關中對于中原局勢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興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直到明情之際，言天下大勢者，亦無不極言關中形勝。清代華湛恩曾言：“雍州勢居黃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稱天府，亦天下之大都會也。”【注：清·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關中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緣于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自西向東分為三個階梯。關中位于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背靠第一級階梯的高原山地，下臨第三級階梯的平原地帶。關中南有秦嶺橫亙，四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關”來形容關中險要的說法，意思是以百萬之眾攻關中，二萬人足以拒之。以兩萬之師擋百萬之眾，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勢之險。關中對中原，在地勢上呈高屋建瓴之勢，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見圖2—1—1）關中山河形勢圖（圖2—1—1）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周人首營關中，對于八百里秦川開發較早。關中為古雍州之地。《禹貢》中稱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縱橫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漢又都曾著力經營關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鄭國渠、白渠、六輔渠的開鑿即是其表現。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業發達。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圍，畜牧業比較發達，《漢書》中稱其“畜牧為天下饒。”【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關中物產豐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關中周圍的山中富藏銅、鐵、金、銀等礦產資源。豐富的物產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在古代社會，銅鐵、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屬重要戰略物資。歷代建都關中之時，出于強干弱枝的考慮，又常遷徙人口以充實關中，故關中之地人口殷實。司馬遷描述當時關中的富裕，稱“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制，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周人營關中，關中道路暢通無阻。《詩經》中稱揚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注：《詩經·小雅·大東》】秦統一后，還大治馳道，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四方。秦漢時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唐代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于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暢通的交通對于關中經濟又能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　　

關中地區開發較早，人煙稠密。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商鞅變法后，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范雎游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并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范雎則將“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戰”的泰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注：《后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漢書》中有類似說法“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后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這是關中歷史地位的社會基礎。　　

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自唐以后，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關中地位的衰落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蕩之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禹貢》中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楊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與之相對應的是，北方經濟因戰亂頻仍而有所倒退。　　

兩漢之際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次動蕩對關中經濟破壞很大。隋唐統治基礎擴大后，作為政治重心的長安物資需求也急劇擴大，僅靠關中地區早已不能保障供給，必須靠東部地區轉輸以保障供給。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這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唐代，漕運在其經濟牛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從東部地區轉輸關中，飛芻挽粟，逆黃河西上，經砥柱天險（潼關附近黃河拐彎處），冉逆渭水而上，殊為不易。《新唐書》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自高宗以后，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注：《新唐書》卷五十三《食貨志三》】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區又很不穩定，這條轉輸線屢被阻斷，一旦轉輸線被阻斷，關中的供給便很成問題。　　

其次，關中地位的衰落跟關隴集團的衰落也有很大的關系。隋、唐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曾致力于打擊門閥士族，特別是唐代，關隴集團受到沉重打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關東地區一種新的勢力的崛起。安祿山戍范陽，士馬精強為天下最。安祿山的叛亂雖被平息，其歸降的部將卻搖身而為河北藩鎮，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面中，河北藩鎮最為囂張。史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歷代州域形勢六》】唐中后期重用蕃將，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面中，這些蕃將擁兵自重，驕悍難制。繼唐之后的五代政權的興衰都與這種勢力有關。　　

第三，隋唐以后，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唐以后入據中原的少數民族大多自河北而來。河北一帶國防壓力增大，軍事重心不得不東移。經濟和軍事重心都已東移，政治重心仍集于關中，自有不相適應的地方。　　

基于以上諸方面的因素，中國政治重心遂漸漸東移，以適應變化了的歷史條件。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的相對衰落。　　

二、關中四塞 　　

關中本是一個極富戰略色彩的說法，意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關中周圍大小關塞甚多，歷代亦時有損益。但地位重要者，則確為函谷關、武關、散關和蕭關四座關口。這四座關口控制著關中地區幾個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　　

函谷關，即后來的潼關，在今陜西潼關附近，經歷代多次營建，具體地點亦時有變遷，至東漢末始稱潼關。黃河自上游而來，納渭水后折而向東，南北兩岸有華山、崤山與中條山夾河而立。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穿越華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綿數百里，極盡險阻。函谷關即當道依險而立，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函谷關的險要一點也不過分。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趙、韓、魏、燕五國聯軍攻秦，攻函谷關不下。秦兵出關反擊，聯軍大敗。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趙、魏、韓、衛合兵攻秦，進至函谷關，再次大敗而還。合五國之力，精兵、猛將、謀臣云集，面對函谷關天險，卻無可奈何。秦末，劉邦率軍西伐關中，不從正面攻函谷關，而繞道入武關，不能不說是出于對函谷關天險的顧慮。東漢初，天水的隗囂謀割據隴西，部將王芫獻策：“請以一泥丸，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注：《后漢書》卷十三《隗囂公孫達列傳》】欲恃函谷之險，割據關隴。東漢末，涼州諸將稱雄關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討漢中張魯，涼州諸將以疑懼而反。馬超率眾十萬扼守潼關，曹操頓兵關前，久攻不克。后來曹軍北渡黃河，從上游南渡出馬超軍后，歷盡艱險，才擊破馬超，略定關中。　　

東晉末，劉裕北伐后秦，取潼關、武關、蒲坂三路攻勢，后秦以重兵阻潼關。晉軍經過苦戰，才攻下關中，滅掉后秦。其后，劉裕留其子義真鎮守關中，自回南方謀代晉。赫連勃勃欲趁此機會奪取關中，其謀士王買德建議說：“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后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晉紀四十》】赫連勃勃依計而行，遂得關中。東、西魏對峙初期，東魏采取戰略攻勢，西魏只得閉關守險。東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以猛將竇泰攻潼關，另以軍攻武關，自率主力從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銳擊破攻潼關的竇泰軍。攻潼關之軍敗，高歡只得全線退兵。　　

李淵自太原起兵，入關中后，當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關以備東方之兵，自己從容經營關隴，開創大唐基業。“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率鐵騎自范陽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唐洛陽守將封常清敗走陜城（今河南陜縣），對守陜城的唐將高仙芝說：“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陜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唐紀三十二》】高仙芝從其計，合兵守潼關。叛軍進至潼關，久攻不克。叛軍對關中的攻勢暫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關，也一再挫敗叛軍的進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詔令哥舒翰主動出關尋戰。哥舒翰被迫出關與叛軍作戰，大敗，潼關亦隨之失守，叛軍遂得以侵入關中，玄宗被迫幸蜀。　　

縱觀戰史，東、西方爭戰，無不以潼關為爭奪的急所。潼關作為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咽喉，扼之可以斷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潼關為關中所守，足以保障關中東部門戶，失之則關中必危。故歷代經營關中者，無不重視潼關的守備。　　

武關在今陜西省商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漢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東南穿越秦嶺東段山地，穿切開一條狹長的低谷地帶，成為秦嶺東段南北往來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嶺分水嶺后，可徑至陜西藍田，下臨長安；向東南下行，即至南陽盆地。武關則在其東南出口依險而立，扼守這條通道，為關中東南門戶。　　

春秋時期，陜東一帶均屬晉國。秦穆公之世，秦向東擴展，將晉逐出陜東，并與楚爭奪商洛一帶。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遷，武關遂為秦有。此后，武關便成了泰國脅楚、攻楚的前進基地。蘇秦在策劃其合縱計劃時游說楚威王說：“秦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注：《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指出了秦據武關對楚國構成的軍事壓力。戰國之世，秦以武關為前進基地，不斷打擊、削弱楚國，先后攻取楚漢中、南陽及漢北之地。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誘楚懷王至 武關，懷王到后，秦閉武關，劫懷王至咸陽，脅懷王割地。次年，秦軍出武關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陽地區）。秦亡后，楚漢相爭，雙方相持于滎陽、成皋之間。項羽以重兵攻劉邦，劉邦壓力很大，有轅生建議劉邦由出武關，屯軍宛、葉，以分楚軍之勢。劉邦采其議，南出武關，項羽南北弄走，漸至衰困。　　

論山川形勢，武關之險不及潼關，自東南一入武關。便可徑至藍田，下臨長安。且武關距長安道遠，有緊急情況，救援不及。所以關東勢力攻關中，也多取道武關。劉邦西伐關中，為避潼關之險，繞道南陽攻占武關，進抵藍田，在藍田擊敗秦軍，進軍灞上，秦王子嬰出降，秦遂亡。劉邦自武關入秦開辟了入攻關中的一條路子。“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部將田祿伯獻計：“愿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注：《資治通鑒》卷十六《漢紀八》】惜劉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亞夫則為避叛軍刺客在函谷關一帶狙擊，率軍自武關而出。兩漢末，關中形勢混亂，武關常為各路軍閥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西晉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劉漢攻陷洛陽，西晉大臣閻鼎即奉秦王司馬鄴自武關入關中，重建西晉行臺。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恒溫北伐前秦，自武關進至灞上，兵壓長安。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黃河西進作正面攻擊外，另遣大將沈田子、付弘之趨武關作側翼進攻，當晉軍主力還在潼關之外苦戰時，沈田子早已攻入武關，進至青泥（今陜西藍田），牽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東、西魏對峙，高歡以三路攻關中，除潼關、蒲坂兩路外，另遣大將高敖曹自武關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關的高敖曹取得一定勝利。　　

唐后期，藩鎮割據，東南粟帛轉輸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荊襄，由武關入關中，成為唐王朝延喘的一條命脈。散關，又稱大散關，在今陜西寶雞市西南五十里。秦嶺西端與隴山分界處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帶，這是秦嶺西部南北往來的一條重要通道。散關即在此通道的北端當道依險而立。散關是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咽喉，為南北必爭之地。北不得散關，無以圖漢中、巴蜀；南不得散關，則無以圖關中。　　

漢王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還定三秦，即出散關出陳倉，擊敗章邯，迫降司馬欣、董翳，據有關中。東漢初，蜀中公孫述欲圖關中，遣將李育出散關，被東漢大將馮異擊破。東漢末，曹操討漢中張魯，大軍由散關南出。蜀漢建興六年（228 年），諸葛亮北伐， 率軍出散關，進圍陳倉。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與劉宋爭仇池（今甘肅成縣西北洛谷鎮），北魏遣占弼督隴右諸軍自祁山南進、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出散關西進，會攻仇池。宋軍不敵，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隴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蕭繹、蕭紀兄弟內訌，蕭紀從益州攻蕭繹，蕭繹請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認為“取蜀制梁，在茲一舉。”【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梁紀二十一》】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出散關攻梁之益州，益州遂為西魏所占。　　

“安史之亂”時，叛軍攻入關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關。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韜伐蜀，率軍由寶雞入散關。郭崇韜見散關周圍地勢險要，指著山峰對大軍說：“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注：《舊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韜傳》】以兵入絕地激勵將士。后唐軍入蜀后，蜀軍望風潰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張浚在關陜以五路兵攻金失敗后，集重兵扼守散關，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寶雞，以防南宋再出散關圖關中。后來，大散關成為金與南宋的分界線。蒙古攻金時，為避開金人重兵把守的潼關，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騎兵三萬，入大散關，經漢中、安康東出，趨金汴京。宋蒙對峙時，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軍每自散關進軍。明初，徐達略定關中后，分軍取蜀，亦自鳳翔出散關。　　

漢中與關中的通道還有子午谷、褒斜谷、儻駱谷（詳見漢中部分）。但三條通道都極盡深險，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通行。如曹操在與劉備爭漢中不利后多次感嘆“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歷代兵家輕易不敢出此。這樣，作為關中與漢中之間的必經之地，散關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蕭關，又稱隴山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隴山山脈橫亙于關中西北，為其西北屏障。自隴上進入關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涇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勢較險峻，而涇河方向相對較為平易。蕭關即在隴山山口依險而立，扼守自涇河方向進入關中的通道。蕭關是關中西北方向的重要關口，屏護關中西北的安全。蕭關一失，則西北勢力取道涇州（今甘肅涇川），下趨長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關中西北方向的威脅主要來自隴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漢時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時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時主要是西夏黨項。蕭關為關中抗擊西北游牧民族進犯的前哨。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蕭關，襲擾北地等郡，致使關中震動。漢武帝時，國力增強，重視北邊國防。漢武帝曾兩次出蕭關，巡視西北邊境，耀兵塞上，威懾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稱雄塞外，中原政權頻受其擾。唐武則天時，曾任魏元忠為蕭關大總管，統重兵鎮守蕭關，以備突厥。北宋時，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稱雄西北。在宋夏之間近百年的對抗中，蕭關一帶為雙方對峙前沿。　　

除了四塞，還有一處渡口，亦為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鎮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臨黃河。這里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跳板，也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橋頭堡。通常蒲坂為關中所守時，退可以阻擋山西方向的入侵，進可以窺取臨汾、上黨；如蒲坂不守，則關中險塞不可謂穩固。　　

戰國初期，魏國占有山西西南及陜西東部部分地區，成為泰國向東發展的一大阻礙。商鞅便曾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指出了魏對秦霸業的阻礙，他建議秦孝公伐魏，迫魏東徙，然后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注：《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經過長朗的戰爭，秦國終于迫魏國東遷大梁，盡占晉西南之地，為秦向中原的擴張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西晉末，匈奴劉漢據平陽（今山西臨汾），不斷南下攻略中原。開始時蒲坂為西晉所守，劉漢勢力尚不能侵入關中。后來，蒲坂守將趙染以蒲坂降劉漢，劉漢大將劉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關中。晉建興四年（316年），劉耀攻破長安，晉愍帝降，西晉滅亡。　　

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么，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于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坂這個側門找到機會以打開局面。　　

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擊馬超、韓遂，雙方在潼關陷入僵局。后來曹軍北渡黃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關軍后，才大破涼州諸軍。北魏長孫稚討關中蕭寶寅時，又將曹操的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蕭寶寅據關中稱帝，引兵圍馮翊。魏主遣長孫稚率軍討之。長孫稚率軍至恒農（今河南靈寶），部下楊侃建議說：“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御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漳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二《梁紀八》】長孫稚從其議，遂克蒲坂、潼關，平定關中。　　

上述兩個戰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蒲坂與潼關的關系。從蒲坂渡河，已出潼關之西，可以徑趨長安，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在于潼關，然必東南有宛、洛，東北有晉、絳，而后可以為固。無宛、洛則武關、崤函之險可入；無晉、絳則臨晉之阻可入。”【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陜西二·西安府》】臨晉之阻即蒲津關，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所以潼關雖號稱天險，但若無對蒲坂這個“側門”的控制，則天險也說不上保險。　　

關中四塞，可謂險固。但縱觀歷代興起于關中的政治勢力，凡政治上發奮有為者，都不以四塞為限，而采取更積極的態勢。相反，政治上無所作為，胸無大志，閉關自守，則雖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繭自縛。　　

若采取更積極的態勢，則武關方向當進取南陽盆地，蒲坂方向當進取晉西南之地，散關方向當進取漢中，蕭關方向當控制隴西，潼關方向，當進取河南三川河谷，盡控崤函之險。這是以關中而爭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態勢。這種態勢猶如關中面向中原拉開的一張巨弓，其勢能之大，無以言喻。這種態勢，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緩沖地帶；以攻而言，則是在后方穩固的前提下可以積極進取。秦和西漢都是在這種有利態勢下統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時代取得晉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時代，占領宜陽，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時代，取得南陽、荊襄。到秦發動統一戰爭前夕，秦已據有極有利的戰略態勢，當時已有人談到秦對東方的這種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注：《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西漢的統一也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楚漢相爭時，劉邦本人出函谷關在滎陽、成皋一帶與項羽相持，另遣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東下井陘，自己還不時由武關出南陽，以分楚軍之勢。后來這種態勢更發展成為：北面，韓信破趙、降燕、下齊；南面，促英布背楚歸漢，令漢之勢力延伸到淮南，從而形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三、關中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一統局面中，有兩次是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統一的。秦漢和隋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從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到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關中地形、地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關系為基礎的。我們可分析這種模式，以便進一步認識關中地理形勢及其戰略意義。　　

秦的統一開了關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統一進程而言，這種模式也以秦的統一為最典型；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則以西漢的經營比較典型。這里，我們便以秦的統一天下的進程和西漢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為例，來看看關中模式的具體內涵。　　

秦孝公時期，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關中內部的建設外，主要是向晉西南方向擴展，排除了秦向東方擴張的主要障礙。當時形勢，魏國為中原霸主，又據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商鞅變法后不久，即向東方擴展。作為東進的一個步驟，周顯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遷都咸陽。秦國與東方的齊國一起對魏的霸業發起挑戰。齊、魏馬陵之戰的次年，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議秦孝公也趁機攻魏，他說：“秦之與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圣，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徒，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注：《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秦孝公從之，使商鞅將兵伐魏，商鞅設伏襲虜魏軍上將公子卯？，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獻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盡獻上郡十五縣。秦的左側翼局面打開，東進的門戶亦為之打開。數年后（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蘇秦開始組織合縱。　　

繼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來稱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時，秦主要是在其右側翼取得突破性進展。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兩國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顧慮蜀道險狹難至，又擔心韓國乘機來侵，以此猶豫未決。大臣中，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則主張先攻韓。二人當面進行了一場辯論。司馬錯說：“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愿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注：《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秦惠王最終采用了司馬錯的意見，起兵伐蜀，擊滅蜀國而并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注：《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時楚據漢中，對秦的右側翼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敗楚軍，奪取楚國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從此無力再爭漢中，這樣秦的右側翼的威脅解除了。　　

張儀在秦，一直有向正東方的三川河谷擴張的主張。早在與司馬錯辯論時，他就說過：“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注：《資治通鑒》卷三《周紀三》】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對秦武王說：“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注：《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雖然張儀此議懷有自存之計，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這一觀念深深地影響了秦武王。秦武王后來對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注：《史記》卷五《秦本紀》】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占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39年），秦國名將白起在伊闕（今河南洛陽南龍門附近）之戰中大破韓、魏聯軍二十四萬，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此時，秦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實力和有利的態勢。我們從張儀組織連橫時有恃無恐地威脅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可看到這種態勢，從蘇秦、蘇代策劃合縱時對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亦可印證張儀的話并非空口訛詐。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國已經有人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這種戰略態勢，他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當時之秦猶如一只巨鷹，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擊三晉在山西的戰略要地，右翼席卷漢中、巴蜀，擊楚之重心，正對中原，蓄勢待發。這的確是一種很利的態勢。秦昭襄王將利用這種態勢，在兼并六國的道路上邁出在決定性的步伐。　　

這時，范雎入秦，進獻遠交近攻之策，選擇中原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議昭襄王說：“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怯矣。齊怯，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注：《史記》卷七十九《范雎列傳》】昭襄王乃拜范雎為客卿，主謀兵事，對范雎言聽計從。范雎又進一步建議昭襄王說：“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綃。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并說：“王下兵而攻宜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則霸事因可慮也。”【注：《史記》卷七十九《范雎列傳》】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議，將東進重點轉向中原的韓、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東伐韓，拔少曲（今河南濟源東北少水彎曲處）、高平（今濟源南）；次年，筑城于廣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陽（今河南修武），截斷太行道；次年，伐韓之野王（今河南沁陽），野王降秦，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通道被斷絕；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是后，白起分軍略定太原、上黨等地，盡占山西全境。　　

在這期間，秦在南翼對楚的戰爭中也取得重大進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發隴西兵，從蜀地攻拔楚黔中，楚盡獻漢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鄧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為南郡。楚被迫東遷于陳（今河南淮陽）。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到昭襄王末年，秦國已經取得了統一天下的有利態勢。從地理形勢來看，秦已控制了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幾乎全部地域。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于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六國之亡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秦始皇滅六國之戰只是這種態勢展開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見圖 2—1—2）　　

秦滅六國統一戰爭示意圖（圖 2—1—2）

秦在取得統一天下有利形勢的過程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分別是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秦孝公時主要是在左側翼山西方向打開局面，秦惠王時主要是在右側翼漢中、巴、蜀方向打開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則在中原方向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取得突破性進展。　　

關中的山河形勢不光是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戰略意義重大，在統一完成之后，作為政治重心統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秦統治的時間很短，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難以窺其全貌，也難以見其全效。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們可從西漢初婁敬、張良、田肯等人的言論中來看他們對于當時形勢的判斷和關中地位的認識。劉邦初定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入都關中：“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張良支持婁敬的意見，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田肯說：“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他們的分析在劉邦定都關中的決策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們在考慮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戰略上的考慮是主要的，將東方潛在的反叛視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后來西漢的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漢文帝時，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注：《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大水，成帝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注：《漢書》卷十《成帝紀》】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平時還起著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作用。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對于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尚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政策傾向顯示出秦、漢的統一中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機會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秦、西漢的統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歷史更深刻的整合，則是在后世的歷史中不斷完成的。那么，在這種整合最終完成之前，對于天下的統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憑借關中的地理條件。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即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這一線即用來“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軍事防御線，用以控制東部地區；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這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轉輸東部財賦以供給關中。　　

在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時代，在戰略上居樞紐地位的是一個以關中為重心、向兩翼展開的彎月形地帶。這個彎月的內側，北起燕山山脈與渤海的交匯處，向南循燕山山脈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別山，接長江，直至東南的京口（今鎮江）；彎月的外側，循燕山山脈北麓、沿山西北部、接關中西北外圍高地、隴山、岷山、經四川盆地、轉過巫山、再沿長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都位于這個彎月的內外兩側的邊線上。如燕山山脈的山海關、居庸關，太行山一線的，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廣成、轘轅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內側邊緣線上；隴山北端的蕭關、南端的陰平關，四川盆地北部的陽平關、劍門關，巫山叢中的江關等，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外側邊緣線上。（見圖2—l—3）　　

這個彎月形地帶內側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控制東部平原地區方面；外側的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防御少數民族入侵方面。在這個彎月型地帶的內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為交通通道，確保內部聯系。這片彎月形地帶戰略樞紐地位的形成，卻是以關中為基礎的，可以說是經營好關中地理形勢所輻射出的一種勢能。這片地域無論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進程中，還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樞紐性地位。　　

四、關中與西北 　　

關中在中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將眼光向西北延伸；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片更廣闊的天地，這片天地對于關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著很大的影響。中國地理梯級地勢的特征非常明顯。自東往西，地勢漸高。關中往西，又可分為幾個層次，地勢更是一級比一級高。關中西面是隴山高地，隴山以西，有隴西地區，歷史上或稱隴右，自隴西由渭水河谷下關中、由西漢水河谷下漢中，由白龍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勢。　　

隴西再往西，祁連山以北、黃河以西，有河西地區，大體包括今河西走廊；祁連山以南，還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勢都高于隴西；在河西走廊玉門關以西，還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關中西北的這種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也給歷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制隴西；欲控制隴西，必須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須撫定西域。　　

關中西北高地與關隴軍事局勢在關中與中原群雄逐鹿之時，其軍事要點在于幾處關隘所控制著的山川險要。可是，當關隴地區內部形勢混亂之時，關隴局勢的控制卻取決于對關中西北外圍高地的控制。關中西北高地為關隴地區的軍事重心，對于關中腹地局勢的底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中西北外圍高地，以隴山為主體，延及黃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肅天水、平涼、慶陽至陜西延安一線。這片地域地勢較高，足以俯瞰關中。自這里徑趨關中腹地較易，而自關中腹地仰攻則較難。　　

這一帶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關中腹地的幾條主要河流如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這里，而呈向心狀匯流至關中平原腹地。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區與關中腹地之間的通道。經歷代經營，形成一些軍事重鎮，比較重要的有慶陽、平涼、固原、涇州（今涇川）、隴西、天水、隴州（今隴縣）。這些軍事重鎮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數民族對關中的壓力上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對于關中局勢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響。　　

慶陽、平涼、固原地處涇水流域上游黃土高原，從這里經涇水河谷下趨關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漢至宋、明，這里一直是抵御關中西北少數民族進犯的重地。西漢時，這里俱屬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關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讀史方輿紀要》稱慶陽“南衛關輔，北御羌戎。夫慶陽有警，而邠寧以南，禍切剝膚矣，形援可或緩哉！”【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七《陜西六》】稱平涼“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屹為要會。”【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陜西七》】稱涇州“山川環帶，水陸流通。嶺北有事，州實為孔道。”【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陜西七》】在群雄爭奪關中的過程中，這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隴州和天水夾隴山東、西兩側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隴山之路。隴山本是關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種勢力自隴西東逼關中，則關中形勢不利，所以隴州和天水對于隴山形勢的控制意義重大。《讀史方輿紀要》稱隴州“扼隴底之險，控秦、鳳之沖，為關中重鎮。”【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陜西四》】稱天水“當關隴之會，介雍、梁之間，屹為重鎮。虞允文曰：關中，大下之上游；隴右，關中之上游。而秦州其關隴之喉舌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陜西八》】隴山以西，隴西（今隴西市）為一大重心。隴西在秦漢時為隴西郡，明代為鞏昌府。《讀史方輿紀要》稱其“翼蔽秦隴，控扼羌戎。蓋其地山谷糾紛，川原回繞，其俗尚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國也。誠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今武都）、成（成縣），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蘭州）、會（今會寧），而河、湟之要領舉。鞏昌非無事之地也。夫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固隴右，鞏昌豈非都會之所哉！”【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陜西八》】　　

關中的正北方向，其防護的屏障有兩重，自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西接寧夏，東界黃河而接山西，此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區而阻黃河，此為第二重。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即秦漢時的上郡地區。秦、漢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韃靼，這里都是防衛重地。　　

上面是關中西北外圍地理形勢的大致情況。這一帶均為高原山地地形，地勢高峻，為關隴軍事重心，對于關中的安全、關隴軍事局勢的控制意義重大。　　

兩漢之際，關中地區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亂。王莽敗亡后，先是綠林軍擁更始帝入長安。劉秀在河北建立政權后，正值赤眉軍西行入關，劉秀派鄧禹分麾下精兵，西爭關中。　　

鄧禹進入關中后，未采諸將“徑攻長安”的建議，而是引兵轉略長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說：“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后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谷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注：《后漢書》卷十六《鄧寇列傳》】鄧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長安外圍，利用關中西北高地“土廣人稀，饒谷多畜”，屯糧養兵，蓄精養銳，且暫避赤眉軍新勝之鋒銳，觀其后弊，待時機成熟，再乘勢取長安，略定關中。鄧禹以此一度占領長安。后來，赤眉軍無糧，欲西犯隴上時，被隗囂在隴坻（今隴縣）擊還。赤眉軍無法在關中立足，出關后在宜陽被劉秀擊降，東漢遂定關中。　　

漢建武六年（30年），劉秀初步掃平東方群雄，興兵西討，以圖隴、蜀。這時隴西的隗囂己背漢自立，其部將王元東據隴坻（今陜西隴縣），伐木塞道，扼守隴山險要，以拒漢軍。東漢諸將仰攻隴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隴分守關中各重鎮，改取守勢。次年，東漢將領來歙潛師襲據隴西戰略要點略陽（今甘肅莊浪縣西南）。隗囂隨即率軍全力反撲，來爭略陽，攻打數月，未能成功；漢軍這才透入隴上。不久，漢軍又攻克隴上重鎮高平第一城（今寧夏固原），并與河西竇融的軍隊會師，隗囂軍潰敗，關隴局勢遂定。從這場戰事的前后兩個階段看，隴山險要的控制實為關鍵。（見圖2—1—4）　　

東漢劉秀平隴之戰經過示意圖（圖 2—1—4）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關隴地區也不例外。前秦統一北方的時候，曾將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數民族遷徙至關中。淝水之戰后，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堅自立，被遷關中的十余萬鮮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領導下起兵反前秦，屯駐華陰。苻堅派其子苻叡領兵征討，以羌人姚萇為其司馬。時慕容泓聞秦兵來攻，已作計出奔關東，恃勇輕敵的苻叡卻決心攔截打擊。姚萇勸阻道：“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五《晉紀二十七》】苻叡不聽，結果兵敗被殺。鮮卑人反過來圍攻長安。姚萇因受苻堅之責，逃往渭北，被當地羌人豪族推為大單于、萬年秦王，建立后秦。　　

姚萇建立政權后，部下們都建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姚萇卻說：“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園，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注：《晉書》卷一百一十六《姚萇載記》】嶺北即今慶陽、平涼地區。姚萇對關中的局勢和取長安的時機作了準確的判斷。他所面臨的形勢和采取的策略與當年的鄧禹頗有些類似。秦、燕相爭，如同兩虎爭斗，自己避實就虛，移兵嶺北，屯糧養兵，蓄精養銳，坐待秦人困弊、燕人東歸的局面出現，冉輕輕松松地取下長安。局勢變化果如姚萇所料，燕人東歸，苻堅也被姚萇擒殺，姚萇坐取長安，略定關中。　　

前秦的殘余勢力在苻堅孫子苻登的領導下，仍在隴西活動。對此，姚萇以長安、安定（今甘肅鎮原東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構成一個三角形戰略支撐體系：以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讓勇猛善戰的姚碩德前出上邽，根據形勢變化以窺進取；以安定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以此撐開全局，控制隴上形勢。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后秦軍頻遭失利，大局卻絲毫未受影響，正是得力于這種戰略布局。幾年的時間內，姚萇及其子姚興逐次消滅了苻登、西秦和后涼，平定了關隴。　　

前秦瓦解后，從前秦控制下脫穎而出的還有匈奴人。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連勃勃建國大夏，攻掠關中西北地區，占領高平（今固原）。部下們建議他建都高平，守險自固。赫連勃勃不從，他說：“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云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后，救后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后，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注：《晉書》卷一百三十《赫連勃勃載記》】此后，赫連勃勃不斷興兵擾掠后秦安定、平涼、卜邽等地。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消滅后秦。隨后，留兵鎮守關中，自己回南方謀代晉。劉裕剛剛東歸，一直雄據隴上、虎視關中的赫連勃勃采用謀士王買德之謀，攻取長安，占有關中。　　

赫連勃勃占領關中之后，群臣們建議他建都長安，勃勃又不從，他說：“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東晉）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東面的北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統萬，在今陜西橫山）才數百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注：《晉書》卷一百三十《赫連勃勃載記》】赫連勃勃仍都統萬，固筑城墻。他將統萬城的南門名為“朝宋門”，東門名為“招魏門”，西門名為“服涼門”，北門名為“平朔門”，大有坐制形勝之地雄視四方之意。赫連勃勃認識到，在他那個時代，關中頻經戰亂，長安殘破，關中之重已不在長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連勃勃始終以統萬為都城，而以安定、平涼、上邽為重鎮。后來北魏伐夏時，取長安。未能動搖夏的基業；破統萬，夏猶有安定、上邽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涼等重鎮，夏人才被迫西走，為吐谷渾所滅。北魏控制整個關隴地區。　　

北魏收拾十六國的混亂局面，統一北方。北魏后期，六鎮流民起義；關隴地區也爆發起義。爾朱榮擊滅葛榮后，派爾朱天光、賀拔岳、宇文泰等前往關隴鎮壓。爾朱天光奇襲安定，擊破平涼，擊敗起義軍主力，大體控制關隴局勢。　　

爾朱榮死后，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留其弟爾朱顯壽及賀拔岳守關中。宇文泰見天下將亂，建議賀拔岳說：“今靈夏、河西，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策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梁紀十二》】賀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議，引軍上隴，西屯平涼。果然，隴上各州郡紛紛來附，受賀拔岳節度。不久，賀拔岳在高平被侯莫陳悅刺死，部眾散還平涼。候莫陳悅沒有乘勢進兵平涼，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肅莊浪附近）。賀拔岳手下共推宇文泰繼統賀拔岳軍。時宇文泰在夏州（今橫山），僚屬們建議宇文泰“留以觀變”。宇文泰說：“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還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梁紀十二》】遂星夜馳赴平涼，安集部眾，進兵擊滅侯莫陳悅。然后，入據上邽，遣諸將分鎮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隴西）、秦州（天水），征諸州之粟以給軍用，遂得以安集秦、隴，撫定關中。　　

宇文泰先是建議賀拔岳西屯平涼，扼守要害，招附隴上各州郡；賀拔岳死后，他又急據平涼，分遣諸將鎮守隴上各重鎮，遂得以控制關隴，成就大業。故而史稱“宇文霸業，集于平涼”【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陜西七》】北宋時期，西夏割據寧夏，不斷侵擾北宋關隴地區。宋夏之間時戰時和，交兵近百年。　　

宋廷曾分陜西為四路以拒西夏，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縣一帶）、環慶路（今環縣—慶陽一帶）、涇原路（今涇川—鎮原一帶）、秦鳳路（今天水—扶風一帶），置為重鎮，圍堵西夏。　　

這四路基本上是關中西北黃土高原及隴山一線的戰略要點，足以扼守西夏下沖關中之路。慶歷初年，朝廷以韓琦、范仲淹為陜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總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書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以韓琦兼領秦鳳路，自己兼領環慶路。涇原有警，則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經原之師為援。韓、范二人在涇州選將練兵，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邊。當時邊地之民傳誦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韓、范二人經營四路的時期，是北宋對西夏戰爭中形勢比較好的一段時期。　　

隴西、河西與關中 如果說關中對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勢，那么隴西對關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勢。實際上，隴西不僅僅是據關中之上游，它對漢中、四川也擁有上游之勢。渭水、白龍江、西漢水等河流均發源于隴西。渭水東流，經過關中；白龍江南流，經過四川；西漢水東流漢中。它們穿切高原地帶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隴西與關中、漢中、四川之間的往來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于關中、漢中和四川，自關中、漢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卻較易。　　

因此，對于關中、漢中和四川來說，無論哪一方，如能取得隴西，便取得了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三國時蜀魏在隴西的角逐、南北朝時劉宋與北魏對仇池氐人的爭取，都是出于上述思路。（詳見漢中部分）　　

隴西在關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隴西之西。如果說隴西對關中擁有地理上的優勢的話，那么河西對隴西同樣擁有地理上的優勢。隴西足以制關中，河西則足以制隴西。以關中而欲圖隴西，可以聯結河西，利用河西對隴西的地理優勢，制隴西之后，夾擊隴西。劉秀之結好竇融、李淵之結好李軌，就是出于這種策略。　　

東漢初，兩方主要有三支勢力：隴西的隗囂、河西的竇融和益州的公孫述。隗囂表面事漢，實謀割據一方。其部將王元曾建議他說：“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里河山。元請以一泥丸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竇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風俗人情。更始初立，竇融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因，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注：《后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傳》】遂求出涼州。竇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過是自保之計，但他在河西“撫結雄杰，懷輯羌虜”，很得人心，東方流民避難者，歸之不絕，遂為河西諸郡所推，而據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孫述則恃益州地勢之險，在益州帝制自為。　　

劉秀專心對付關東群雄之時，對于西方的處理策略是以隴制蜀。當他洞察隗囂的真實意圖后，轉而結好河西的竇融。與此同時，隗囂也在試圖拉攏竇融。隗囂派辯士張玄去竇融處游說，宣揚其保境割據之謀：“方今豪杰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注：《后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傳》】竇融與其部下傾向于劉秀，遣使至洛陽試探。劉秀禮遇來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氣概，賜書竇融，指明形勢：“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注：《后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傳》】竇融等為劉秀的氣度、明見和誠意所感動，遂專心事漢。劉秀授竇融為涼州牧，專制河西。　　

劉秀略定中原后，興兵西討。竇融則率河西五郡太守，厲兵秣馬，耀兵河上，給隗囂很大壓力；后又親率步騎數萬，與劉秀會師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囂。隗囂窮蹙無計，投靠公孫述，不久敗亡。　　

在劉秀取隴定蜀的過程中，河西的竇融的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東漢諸將初攻隴西之時，隗囂部將王元據隴坻（今陜西隴縣），伐木塞道。諸將仰攻隴坻，大敗而還，不得已改取守勢。足見隴西在地理上對關中所據有的優勢。這也正是劉秀傾心結好竇融的原因所在。竇融擁河西歸漢，遂改變了東漢面對隴西的戰略態勢。　　

東漢時期，利用河西與關中、隴西的這種地理關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實還有東漢中期平定羌亂過程中虞詡關于涼州的戰略策劃。　　

東漢中期，隴西的羌人爆發起義。漢軍鎮壓不利，羌族豪右乘勝深入關中、益州，進擊河東、河內，漢廷震恐。當時主持朝政的大將軍鄧騭打算“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注：《后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放棄涼州。郎中虞詡聽說放棄涼州之議后，力反此議。他對太尉張禹說：“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后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后故也。涼州士兵所以推鋒執銳、蒙石矢于行陣、父死于前、子戰于后、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日：‘中國棄我于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同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擋御；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者三也。”【注：《后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　　

虞詡反對放棄涼州，戰略上的考慮是：若放棄涼州，則必以關中為西部前沿，以關中御隴西，形勢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棄涼州很可能引起涼州的反叛，以“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的涼州，起而反漢，利用羌、胡鼓行而東，則關中亦必非東漢所有。以虞詡之意，不但不能放棄涼州，相反，還可利用涼州，以制隴西。他進一步建議：“收羅涼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注：《后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在張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詡之議，安撫涼州。經過苦戰，東漢王朝終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國家西部邊陲的完整。　　

西晉未，張軌統制下的河西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張軌在晉末“以時方多難”，懷著與竇融一樣的動機，“陰圖據河西”，于永寧初出任涼州刺史。張軌到河西后，討平了鮮卑的反叛勢力和各地的寇盜，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亂”時，北方紛亂。東羌校尉韓稚襲殺秦州（治天水）刺史張輔，欲以割據隴西。張軌自河西遣軍討之，韓稚被迫歸降。事后，張軌遣使報鎮守關中的南陽王司馬模，司馬模甚悅，以晉帝所賜之劍贈張軌，并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注：《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　　

洛陽陷沒后，秦王司馬鄴入關，重建西晉行臺，張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至長安護駕。這時，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輿又據險斷使，欲割據隴西。張軌再命宋配率軍討破之。在西晉末年北方紛亂的局面中，關隴一帶稍稍安定，河西涼州更是流民避亂的一個樂土，其中，張軌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紛亂時，關隴局勢又與東漢初年略略相似。李淵初入關中時，隴西有薛舉建立的西秦政權，河西有李軌建立的涼政權。李淵剛克長安，薛舉亦急謀東進以爭關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舉親率大軍在高墌城（今陜西長武縣北）擊敗李世民所率唐軍主力。唐軍與戰不利，被迫改取守勢。　　

李淵為挽救頹勢以圖強敵，也采取了跟劉秀一樣的策略，以河西制隴西。他遣使潛赴涼州，謀與李軌共圖秦隴。唐、涼聯袂，對西秦形成夾擊之勢。不久，西秦的臨洮（今甘肅臨潭）、枹罕（今甘肅臨夏）、饒河（今甘肅臨夏西）、西平（今青海樂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對隴西的包圍態勢。唐軍反攻，在淺水原大破西秦軍，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滅亡，關隴遂定。　　

河西對關中西北安全的鞏固意義重大。但從軍事地理上講，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國西部的天然極限。沒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來保障這個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權可以利用這片地域來屏護關隴，西北游牧民族也可從這個走廊涌入，透入關隴，給關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壓力。從關中往西層層遞推的經營邏輯的西端應該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脈才是中國西部邊疆的天然的相對極限。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稱為西域。只有經營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說過，關中西北的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給歷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制隴西；欲控制隴西，必須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須撫定西域。這種層層遞推的邏輯在秦漢時期表現得最為典型。　　

秦在其東進的過程中，仍未忘拓邊西北，鞏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 秦西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盡并義渠之地為二十五縣，置為北地和隴西二郡。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又加筑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將關中西北的防御推進到隴西。　　

秦末天下紛亂，著名的冒頓單于領導下的匈奴首次統一，稱雄塞北。西漢初年，國力尚弱，只得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以換取邊郡的暫時安寧和休養生息的時間。但和親政策只是緩和而未消除邊患。匈奴仍不時攻掠西漢邊地。　　

到武帝之世，西漢已歷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國力達到鼎盛，遂對匈奴采取大規模的出擊。漢武帝前期的幾次大的戰役，除尋機直搗匈奴單于本部外，均以廓清關中西北外圍為重點。衛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軍予匈奴以殲滅性打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余部降漢。這年，漢武帝在河西設置武威、酒泉二郡，后來又設置了張掖、敦煌二郡，史稱河西四郡。后之籌邊者，均以漢置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注：《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四郡的設置加強了西漢對河西走廊的控制，使關中西北安全得到進一步鞏固。（見圖2—1—5）　　

漢擊匈奴河西戰役示意圖（圖 2—1—5）　　

漢武帝后期，西漢對西北的用兵又推進至西域。還是在大舉擊匈奴之前，漢武帝便派張騫出使西域，欲以聯絡月氏，夾擊匈奴。其后，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西域諸國震怯，紛紛遣使來朝。“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注：《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到漢宣帝時，漢廷派遣官員，監護鄯善以西數國。起初，西漢還只監護西域南道，未能盡并北道，匈奴形勢已處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單于降漢，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降，漢廷“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護治烏壘城，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注：《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這便是西域都護的源起。西域都護的職責是“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注：《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　　

西漢西域都護的設置，開經營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東漢恢復設置西域都護、唐代設立安西都護府、明代設立哈密衛、清前期平定葛爾丹叛亂、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設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這種目的，以保障西北邊疆的永久安全。　　

第二節  上游之勢，臨馭六合：河北　　

　　　　　　一、山川形勢 　　

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的整體趨勢是自西往東移動，其中也經歷過一段搖擺。秦、西漢定都關中，西漢末年的動蕩致使關中殘破，于是，東漢、曹魏和西晉定都洛陽。十六國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間較長的北魏后來也遷都洛陽。隋唐再度統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關中。唐末的動蕩又使關中破壞很大，于是，五代、北宋定都開封（惟后唐定都洛陽）。直到元朝重新統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續下來。長安、洛陽、開封、北京遂成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論建都之所時，比喻建都長安為建瓴之勢，建都洛陽、開封為宅中圖大之勢，建都北京則為挈裘之勢。【注：華湛恩《天下形勢考》】關中山河四塞，地勢高峻，居高臨下，故稱建瓴之勢；洛陽、開封處中原四通八達之地，可向四面擴展，故稱宅中圖大之勢；挈裘為提衣挈領之意。建都北京，是顧祖禹所說的：“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故稱挈裘之勢。《讀史方輿紀要》中稱燕京“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衛襟帶于南，居庸鎖鑰于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直隸一》】北京地處河北，位于中國地勢的第三級階梯，之所以也稱“據上游之勢”，不緣于它本身的地勢，而緣于它跟周圍地區的關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個中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東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延綿千里，環繞其西、北兩面。河北境內的幾條主要的河流均發源于這兩條山脈，切穿山嶺，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險要關隘。（見圖2—2—1）　　

燕山山脈將河北與內蒙古草原聯系起來。內蒙古草原歷來為北方游牧民族馳騁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強盛之時，常南下擾掠中原。河北為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據河北，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自遼河流域而來，一是自蒙古草原而來。遼河流域與河北之間的往來通道是遼西走廊，山海關扼其咽喉，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為重鎮。蒙古草原進入河北的一條便捷的路線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進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進入河北，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荊關（紫荊關在今河北易縣西北四十里）等關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懷來、張家口等地為重鎮。北京作為河北北部的一個重心，可以同時應接這兩個方向。在北京外圍環燕山山脈，還有松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其它幾條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秦漢經營漁陽（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懷來南）、右北平（今遼寧凌源西南），隋唐經營范陽（今北京）、平盧（今河北盧龍），明代經營宣府（今河北宣化）、薊鎮（今天津薊縣），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喪失北方國防險要，到北宋時，朝廷念念不忘收復失地。呂中說：“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三《契丹和戰》】道出了這片地域對于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意義。　　

太行山脈則將河北與山西高原聯系起來。北方的爭衡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衡。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當河北與關中爭衡之時，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勢，常關系到河北勢力的成敗興衰。　　

在太行山山脈一線，有紫荊關、倒馬關（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陘、滏口（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等關隘扼其往來通道。其中，紫荊關和倒馬關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經桑干河谷而來的通道，此二關與居庸關共同屏護北京西、北二面，明代號為“內三關”；井陘關和滏口則扼守山西與河北中部、南部之間的往來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臺、邯鄲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險要，又控上述關隘通道，遂得以成為一方重鎮。經營好太行山諸關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關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勢。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從河北南部橫流而過，經山東北部注入大海，護衛河北南面門戶。這樣，河北的南面門戶實際上是夾在山西高原與山東低山丘陵之間。如果說河北在東、西之間的戰爭中必須重視山西的話，那么，在南北之間的戰爭中，則必須重視山東。中國的政治重心東移后，南北關系重要起來，山東處南北之間，地位也隨著重要起來。特別是京杭大運河開通后，山東處在監控大運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這是河北對于中原政權而言顯示出的戰略地位，但要討論河北的戰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漢人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的關系問題。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數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國時期的后趙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為鮮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時期的東魏、北齊則是胡漢合流的產物，遼為契丹族所建，金為女真族所建，元為蒙古族所建，清為滿族所建。對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于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游牧經濟的塞外聯系起來。蒙古入主中原，擇定都之所時，木華黎建議說：“幽燕之地，龍蹯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駐蹕？之所，非燕不可。”【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直隸一》】　　

塞外少數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義，正是因為它“南控江淮，北連朔漠”的地理位置將中原與塞外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退回塞外。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諸因素中，經濟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關。河北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游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重要銜接地帶，農耕經濟的漢族與游牧經濟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差異很大，從事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支持也不同。當河北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時，其戰爭策源地在塞外；而當河北為漢人政權所控制時，經濟上則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供給。當然，無論是漢族還是塞外游牧民族，當他們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時，其經濟上的供給則都須倚仗東南地區。元代重開大運河，還經營海運，就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明、清兩代亦因循此例。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的確不如現在，而且，河北東南部在歷史上頻遭黃河潰口之患。　　

古代河北的經濟卻自有特色。司馬遷曾描述過西漢時的四大經濟區，其中，河北南部處于他所概括的山東經濟區內，河北北部則處于司馬遷所概括的“龍門、碣石以北”。“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并稱河北南部重心邯鄲“亦漳（漳水）、河（黃河）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當時巨富郭縱即邯鄲人，“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輩也是原趙國人，“用鐵冶富”。“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經濟為主；燕薊“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這實際上是在中原與塞外、在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進行交互貿易的一種比較便利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與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據四角之地而興起的政權各有其獨特的社會基礎。立足河北的政權，其社會基礎也跟河北與塞外游牧民族的關系有關。　　

前面說過，建立于河北的政權，有相當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這些生長、生活于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騎射，個個都是天生的戰士。平時游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產活動方式都宜于征戰。那些能夠入據塞內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學習、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游牧民族慣于征戰的天性和對于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至少在軍事上是中原漢人所難與爭鋒的。　　

他們建立的政權入據中原之后，往往又會面臨著如何適應中原農耕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何處理民族關系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是否成功，常常決定著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是否穩固、是否長久。　　

河北與塞外游牧民族的這種密切關系對于河北地區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自戰國時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頻繁的地帶，是中原政權抗擊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西漢初，陳豨將赴河北，韓信欲結陳豨以反漢，遂向陳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注：《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自立，耿渰（無水旁？）、吳漢發漁陽、上谷鐵騎以佐劉秀，漁陽、上谷鐵騎乃漢軍精銳。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風，據班固記載，趙、中山一帶“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燕、薊一帶“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遺風也。”【注：《漢書》卷十八《地理志下》】據《隋書》地理志所載，河北南部諸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于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北部諸郡“人性勁悍，習于戎馬。”并稱：“自古自勇俠者，皆推幽、并。”【注：《隋書》卷三十《地理志中》】　　

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勢。擁此地理形勢，妥善經營，足可爭衡天下。戰國七雄中，趙為東方軍事強國。秦在兼并六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當數趙國。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為基礎，掃平群雄，統一天下。東漢末，袁紹割據河北，成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勁敵。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地區先后建立過六個割據政權，他們是：后趙、魏（冉閔）、前燕、后燕、東魏、北齊。楊堅謀伐北周，尉遲迥據河北起兵反對。“安史之亂”起自河北，歷時八年，成為唐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唐末藩鎮割據，河北藩鎮稱雄天下，最為囂張，  故前代史家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歷代州域形勢六》】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飲馬黃河，震動中原。也就是從那時起，遼、金、元先后入據河北，定都北京（或作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強藩，坐鎮北平（今北京），抵御蒙古殘余勢力。“靖難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遷都北京，外御蒙古，內制中原。滿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北京。北京作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續到當今。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經中原而移至河北。遼、金、元、明、清幾代均以北京為都（或陪都），元、明、清為全國性政權，并且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動，自有歷史自身演變的邏輯。若單就地理形勢上來說，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確切地說，自唐以后，經濟重心在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區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開發，經濟上逐漸繁榮起來。自隋唐時起，江南的富裕已為天下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元代重開大運河，并為明、清兩代所因循，都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北方。大運河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縱貫于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于以前“飛芻挽粟”、逆行西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大運河還算是一條比較容易的轉輸線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國所面臨的軍事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以河北為急。自隋唐以后，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一帶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河北方面國防壓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數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圍山脈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權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對河北的經營不由其不重視。　　

這樣，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種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格局。這種格局以明代為最典型。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這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御線的“九邊”長城一線，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于河北北部。“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陜，東西橫亙，屏護北方；京杭運河線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于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連通南北，從而形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對于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來說，他們作為全國性的政權，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入主中原，對中原漢人始終懷著防范戒備之心，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游牧經濟的塞外連系起來，這種連系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殘余勢力即退回遼東，建立北燕；遼和金受到的則是塞外新興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時，大臣中猶有重返遼東故地之議；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余勢力退回塞北；清宣統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可說是滿人某種心態的流露。 　　

二、河北的三個層次及其與太行山的關系　　

河北山河形勢，足為英雄憑資。天下紛亂之際，河北極易卷入爭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個主要方向。發生在河北地區的戰事不外兩種類型：一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是內地政權與塞北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戰爭類型不同，角逐的重點可能會不一樣，但角逐方向卻都是南北向的。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狀及其與其它地域的位置關系所決定的。　　

河北地區南北狹長，東、西山海夾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與其它地域產生重大利害關系的地帶。河北的這種地域形狀及其與太行山的關系，遂使得河北地區呈現出這么三個層次來：以北京為重心的北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的中部地區，以邯鄲（或邢臺、或鄴城）為重心的南部地區。　　

河北地區之所以呈現出這么三個層次，與太行山兩側的地理形勢有很大關系。太行山與河北平行列峙，西側有大同、太原和長治等戰略要地與河北的三個層次之間平行對應，幾條交通孔道將他們聯系起來，幾處重要的關隘又扼守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區在上古為幽州，后或稱燕郡，或稱薊州。《讀史方輿紀要》稱這里“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巨勢強形，號稱天府。”【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直隸二》】這片地域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河北與塞外的關系上。燕山山脈和太行山東北支脈構成其外圍屏障。對于中原政權而言，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擾的前沿。對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們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關鍵；而當他們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權，這里又是聯系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銜接地帶。　　

與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東，即進入河北，抵達宣化、懷來一帶，這一帶是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交匯之處。這是一條比較平易的進軍路線。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達這一帶，便已繞過了燕山山脈的主體，只相隔著太行山東北支脈而與燕京一帶相望。　　

幾處重要關隘扼守著它們之間的往來通道。沿桑干河正東方向有著名的居庸關，南側則有飛狐口（在今河北蔚縣南）、紫荊關、倒馬關。居庸關一帶山勢較險，且地近燕京，歷代經營有素，防衛較重，不易突破；而紫荊關、倒馬關一帶山勢較緩，且隘口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為都城時，出這里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居庸關），襲后燕幽州。五代初，河東大將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劉守光，兵出飛狐口。北宋攻遼幽州，自山西進軍之一部曾試圖循周德威舊路，出大同出飛狐以趨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勁卒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圍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后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代以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為“內三關”，與雁門、寧武、偏頭“外三關”乎應，內、外夾峙，屏護京師西北。　　

中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正定在漢魏南北朝稱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稱真定。《讀史方輿紀要》稱真定“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范陽震懾。若夫歷清河、下平原、逾白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騁駟馬于中達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直隸五》】稱河間“北拱京師，南臨青濟，水陸 沖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北不得河間，青、冀之禍未烈，南不得河間，幽平之患未深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三《直隸四》】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間居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里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前燕攻后趙，中山（今定州）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宋先后與遼、金對峙，真定、河間、中山號為河北三鎮。金人南下，要求割讓三鎮之地。李綱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陳東則沉痛呼吁：“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北宋在失燕云險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鎮，北守三關，西連太原而阻雁門，尚可勉強維持其國防線；舍棄三鎮，則北騎疾驅，可以直抵黃河而臨汴梁。與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太原。太原不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陘將太原盆地與河北中部地區連通起來。控制井陘對于太行山兩側的任何一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哪一方，只要順利穿越井陘，便可進入對方腹地，而收執其中樞之效。相對而言，井陘對于河北的重要性有過于對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卻較易。　　

秦攻趙都邯鄲，王翦便率秦軍由井陘東下。楚漢戰爭時，韓信入山西后，滅魏、平代，然后由井陘東出，破趙、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后燕，以一軍出居庸關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晉陽（太原）東出井陘，擊降常山。“安史之亂”時，唐將郭子儀、李光弼多次向井陘東出，打擊叛軍后路。朱溫與李克用相爭，井陘是雙方進出的一個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陘進攻山西，歷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均曾由井陘作輔助性進攻，配合由滏口進兵的主力部隊。　　

河北南部的重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變遷。大體上講，戰國秦漢時期在邯鄲，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鄴城（今河北臨漳），唐、宋時期在邢臺、大名。《讀史方輿紀要》稱邯鄲“西出漳鄴，則關天下之形勝，東扼清衛，則絕天下之轉輸。邯鄲之地，實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直隸六》】稱鄴城：“山川雄險，原隰平曠，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彰德府》】稱邢臺：“西帶上黨、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東之藩蔽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直隸六》】稱大名“西峙太行，東連河濟，形強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直隸七》】重心雖因時代不同而不同，憑藉的地利卻大體相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脈，南阻衛、漳等大河，是為河北面向中原的門戶。　　

與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長治盆地。長治盆地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要據點。從長治東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關隘有滏口。滏口為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山嶺高深，為太行山南端險隘。　　

當河北政權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控制對河北的意義尤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斷太行道，切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系，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長平之戰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占山西全境，為日后東下太行兩路夾擊趙都邯鄲創造了有利條件。十六國時，前燕立都鄴城，西恃太行山為其屏障，壺關是其在太行山西側的重鎮。面對前泰的壓力，前燕大臣們提醒燕主加強壺關方面的守備，燕主未從；王猛伐前燕，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又在潞川擊破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北魏末，葛榮合并河北多支義軍，圍攻北魏相州（即鄴城）。爾朱榮率軍自晉陽前往鎮壓，他迅速東出滏口，下太行山，葛榮猝不及防，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滅北齊，也是先擊破北齊在山西的軍事據點，然后自滏口東下，攻破齊都鄴城。這幾起戰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來敵消滅河北南部的政權（或勢力）而告終，尤其是象趙、前燕、北齊這樣的政權，立都于河北南部，長治盆地正俯臨其地，因此，發生在長治地區的戰役都產生了決定性效果。　　

河北地區在其角逐過程中呈現出上述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這三個層次在攻守之勢中顯示出的意義也不一樣。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于從邯鄲、邢臺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的局勢取決于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　　

概要地講，主要還是從門戶到中樞之間的爭奪。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這樣，邯鄲、邢臺一帶是其門戶；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這樣，幽、薊一帶所控燕山險阻是其門戶。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南而不對北；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北而不對南。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間一線都居樞紐性地位。這種地位一方面緣于它適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緣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對應關系。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陘東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的。　　

從內地入爭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門戶，又控河北中樞，則北部幽、薊雖險，也只是邊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薊北面門戶，又控中樞之地，則南部一馬平川，難擋其鐵騎沖貫。　　

對于這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顯示出的意義，我們可從歷代戰爭中去具體地探尋。　　

三、河北戰事的兩種類型及其攻守形勢 　　

發生在河北的戰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種是塞外游牧民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戰爭。戰爭的類型不同，攻守形勢會有所不同，河北的三個層次所顯示出的意義自然也不一樣。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不外自兩個方向而來：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來者重在爭門戶，自山西方向而來者重在爭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來敵之患為劇，因太行屏障一失，則門戶、中樞盡失。　　

邯鄲、邢臺一帶為河北的南面門戶，前臨黃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來之敵，即使越過黃河、漳水等險阻，但若不攻克這些重要據點，也不敢繼續深入；不過，一旦攻克這些據點，便可漸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間一帶為河北中樞，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間具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里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太行山既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幾處通道對于河北的安危至關重要。要確保太行屏障的穩固，重點在于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制；而要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制，卻有賴于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制，如上黨、太原等地。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于從邯鄲、邢臺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控制了邯鄲、邢臺一帶，即控制著河北門戶；控制了真定、河間一線，則控制了河北中樞；而對太行山形勢的控制對于上述兩個層次中無論哪個層次的爭奪又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秦和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于對山西太行山形勢的控制。秦在發起統一戰爭前即已奪占魏之安邑、趙之太原、韓之上黨，盡控山西全境；南翼則已占領河內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區。在秦滅趙之戰中，秦發兩軍以攻趙，一軍下井陘，攻邯鄲之北；一軍出河內，攻邯鄲之南。滅趙之后，秦軍北上，兵臨易水。易水一戰，大破燕代聯軍。燕殘余勢力退至遼東。整個河北地區納入了秦的版圖。西漢略定河北則賴韓信率軍北上入山西滅魏、平代，并在井陘擊破陳馀所率趙軍主力，遂得以東下太行，平定趙國，迫降燕國。　　

劉邦統一天下后，采取措施消除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也多以疑懼而反。漢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陳豨在河北起兵反漢。劉邦自將樊噲、灌嬰等將擊陳豨、大兵未集，劉邦即率諸將馳至邯鄲，見陳豨不守邯鄲、阻漳水以扼河北門戶，大喜道：“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注：《資治通鑒》卷十二《漢紀四》】遂在邯鄲征趙民從軍，并以重金招降陳豨部將，然后進擊。陳豨敗走代北，被樊噲追斬，河北遂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對手是割據河北的袁紹。官渡一戰，曹操擊破袁紹主力。后又利用袁紹死后諸子相殘的時機，再攻河北，擊破鄴城，河北門戶遂開。此后，曹操更逐漸深入幽薊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國時期，后趙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劉漢，在劉漢攻西晉諸戰役中，一再率軍東下太行，攻略河北，為劉漢滅晉立下很大功勞，他自身的勢力也壯大起來。　　

晉室既亂，各地群雄各謀保境割據，屯兵淮南的石勒面臨著發展方向上的抉擇。謀士張賓建議石勒：“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晉紀十》】石勒采納張賓的建議，率軍北上，長驅至鄴。　　

當時，河北鄴城為西晉并州刺史劉琨之弟劉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則暗懷稱帝的野心。石勒諸將皆欲徑攻鄴城。張賓見鄴城險固，不易猝拔，建議石勒先建立一個根據地。他說：“（劉）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撥，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劉越石（劉琨），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劉）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游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晉紀十》】石勒從之，遂領兵先占據襄國（今邢臺），作為根據地，建立后趙。（見圖2—2—2）　　

石勒據襄國攻占幽冀并青四州示意圖（圖 2—2—2）　　

石勒剛在襄國站穩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鮮卑的人馬來攻。石勒采用“突門”之計，大破鮮卑兵，生擒鮮卑猛將段末柸。但為瓦解王浚與鮮卑的聯盟，孤立王浚，石勒義釋段末柸。其后，石勒又用張賓之謀，卑辭厚禮，騙得王浚信任，然后輕騎北上，襲擒王浚，占領幽州。在隨后的幾年里，石勒以襄國為根據地，先后擊破并州的劉琨、薊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盡占幽、冀、并、青之地，統一北方。　　

后趙分崩后，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關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對峙。前秦在苻堅、王猛的領導下，國勢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壞。面對前秦的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后，猶愈于戍孤城 守無用之地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燕主未從；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勢更趨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強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備。王猛統兵伐燕，先于東晉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率大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面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王猛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今山西潞城西），再戰而破晉陽（今太原），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后，出潞川（今濁漳水）東下太行，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苻堅也親自率軍經河內從南翼直趨鄴城，與王猛合力攻破鄴城。前燕滅亡。前秦統一北方。（見圖2—2—3）　　

前秦統一北方示意圖（圖 2—2—2）　　

淝水之戰后，前秦帝國面臨瓦解。當時河北有苻堅之子苻邳鎮守鄴城，信都、常山、中山亦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撫河北為名回到鄴城。丁零人翟斌圍攻洛陽時，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陽，慕容垂遂正式脫離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馬，在榮陽稱燕王，建立后燕。他考慮到“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注：《晉書》卷一百二十三《慕客垂載記》】乃欲取鄴城而據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馳鄴城。苻邳堅守鄴城，甚至不惜向東晉請求援兵。慕容垂想盡辦法幾度強攻鄴城，但都未能破城。鄴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區亦不能定。苻邳堅守鄴城近兩年，一直到苻堅死后，苻邳謀歸關中，率眾西走晉陽，鄴城才為后燕有。鄴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關隴爆發各族人民大起義。葛榮所率河北起義軍圍攻鄴城，聲勢浩大。爾朱榮率軍前往鎮壓。爾朱榮自晉陽率精騎七千，信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直逼鄴城。葛榮準備不足，倉促應戰。爾朱榮大破葛榮部，生擒葛榮，檻送洛陽。爾朱榮部將侯淵又擊敗在幽州一帶活動的起義軍余部，河北起義遂被鎮壓。　　

爾朱榮死后，高歡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以就食為名屯駐壺關。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自滏口進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開舉起反爾朱氏的大旗，率軍攻占鄴城，又在鄴城外的韓陵大敗爾朱集團主力，并乘勝進兵洛陽，消滅了爾朱殘余勢力。其后，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高歡擁立東魏，定都鄴城。　　

東、西魏分別被北齊、北周所代，北齊與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經過苦戰，北周攻克北齊在山西的重鎮平陽（今臨汾），又進克晉陽，然后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鄴城。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　　

北周末，楊堅謀代周自立。相州（治鄴城）總管尉遲迥在鄴城起兵反楊堅，河北地區也紛紛響應。楊堅派大將韋孝寬率軍討尉遲迥。韋孝寬自河內進軍，逼近鄴城，在鄴城外擊破尉遲迥主力，乘勝攻破鄴城。尉遲迥兵敗自殺。韋孝寬遣兵分討，其它各地亦悉數平定。平定尉遲迥之后，楊堅為根除東方之患，下令夷毀鄴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勢，削弱鄴城的戰略地位。自漢末以來，數百年間，鄴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區的一方重鎮，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自范陽（今北京）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占領洛陽，欲西攻潼關，深入關中。這期間，發生在河北境內的兩場戰事對于打擊叛軍乃至最終平定叛亂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場戰事是顏杲卿據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祿山。安祿山南下時，顏杲卿假裝歸順。安祿山攻占洛陽，將趨關中。平原（今山東樂陵）太守顏真卿使人告顏杲卿說：“速起兵斷賊歸路，可以緩賊西進之謀。”【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唐紀三十三》】顏杲卿遂西連太原尹王承業，東連顏真卿，起兵反安祿山。一時，河北境內響應者凡十七郡，皆歸朝廷。附叛軍者僅范陽、盧龍、密云、漁陽、汲、鄴六郡。安祿山正欲西攻潼關，督率諸軍已至新安，聞常山有變，趕忙回洛陽，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顏杲卿起兵雖然很快就遭到失敗，但它的確起到了“緩賊西進之謀”的作用。顏杲卿起兵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響，一方面在于此舉屬仗義討逆，故能得到廣泛的響應；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處河北中樞，聯絡南、北，依傍太行，西接井陘而連通太原。據此地起兵，確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第二場戰事是李光弼、郭子儀東下井陘之戰。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壓服其它各郡，獨饒陽太守堅守不下。唐廷遂議派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以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東出井陘，逼近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叛軍守將以迎光弼。李光弼據常山，以逸待勞，伺機打擊叛軍，與史思明在常山一帶相持。后來，郭子儀率朔方精兵與李光弼合軍以攻史思明，大破叛軍。唐軍聲勢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殺賊將而歸朝廷。叛軍交通線又告斷絕，叛軍家在范陽者無不搖心。安祿山大怯，議棄洛陽而還范陽。不過，就在這時，哥舒翰兵敗潼關，叛軍攻入長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戰局突變，郭李二人乃放棄河北，引兵還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戰果雖因局勢突變而前功盡棄，但此舉的意義已為唐最高決策層所認識。李泌在向唐肅宗陳平賊之策時說：“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今陜西大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愿郭子儀勿取華陰（今華陰），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軍于扶鳳，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唐建寧王李倓）為范陽節度大使，并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可歸，留則不獲安，然后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唐紀三十五》】　　

概括地說，李泌的平賊方案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讓李光粥出井陘，郭子儀出河東，分擊其首尾，使叛軍來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弱叛軍；第二階段，讓李光弼出井陘，建寧王李倓迂回塞北，合擊范陽，先覆其巢穴，然后，大軍四合，聚殲叛軍。在兩個階段中，李光弼出井陘這著棋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肅宗急于收復兩京，未能貫徹執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戰多拖了幾年，而且，最終也未徹底肅清反叛勢力，導致了以后藩鎮割據的局面。（見圖2—2—4）　　

李泌的戰略反攻方案示意圖（圖2—2—4）　　

上述諸戰中，決定性的爭奪都發生在邯鄲、邢臺至真定一帶的河北中、南部地區。其中自河南方向而來進取河北的有五起：劉邦據邯鄲而平陳豨，曹操克鄴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據襄國而圖王浚，慕容垂下鄴城而逐苻氏，韋孝寬破鄴城而滅尉遲迥。在這類戰爭中，邯鄲、鄴城、邢臺等地的確顯示出了它們的門戶地位。這些地方一經平定，河北其它地區均隨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東下太行進取河北的戰爭共有七起：王翦、韓信均以出井陘而定趙、燕，李光弼、郭子儀出井陘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滅前燕，爾朱榮出滏口而破葛榮，高歡出滏口而據信都，北周出滏口而滅北齊。在這類戰爭中，太行山關隘的得失是關鍵。這七起戰爭中，以關中政權而兼并河北政權的有四起：秦、西漢滅趙、燕，前秦滅前燕，北周滅北齊。對于這四次戰爭，差不多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河北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山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太行山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以臨河北，而戰事發展到此階段，河北便可謂大勢已去。　　

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塞外游牧民族一直給中國北疆以很大的軍事壓力。中原政權強盛之時，尚能主動出擊，如兩漢擊匈奴，隋唐擊突厥，明初討蒙古殘余勢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窮追猛討。一般情況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險要，阻擋游牧民族的鐵騎，基本上也能將游牧民族的鐵騎拒之于長城一線所扼山地險要之外，偶爾滲透進來，也無關大局。若是中原政權衰弱，局勢動蕩，塞外游牧民族的鐵騎便有機會透過這些山地險要，擾掠內地，甚至建立政權，入主中原。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脈一線遂成為中原 政權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帶。　　

前面講過，在燕山山脈的外圍，又有兩個最主要的來路：一個是遼西走廊，通遼河流域；一個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帶，通蒙古草原。幾處重要的關隘便是扼守這些來路。山海關扼遼西方向的來路，居庸關、紫荊關扼大同方向的來路。以這些關隘所扼險要為依托，在這些關隘的內外兩側，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作為縱深，如大同、宣化、懷來、萬全、張家口、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的戰爭中，中原政權憑借燕山山脈為險阻，扼守一些重要關隘，并以內側的重鎮作為縱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線。秦漢時期經營漁陽、上谷、右北平，隋唐經營范陽、盧龍，明代經營薊鎮、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要。若燕山山脈諸關隘被突破，則堅守北京猶可作第二階段的抵御；北京不下，則這些游牧民族即使進入河北，也難站穩腳跟。契丹曾突入塞內，擾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穩足跟；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北站穩足跟，并以此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兩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利退兵；金棄中都南遷，蒙古遂克中都，據有河北，進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軍、俘明帝，卻未能克明都，最終只得撤兵而去。后金（清）軍五度迂回入邊，但既未打通遼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穩足跟；待到吳三桂舉山海關降清，李自成棄北京而走，清才占據河北，南定中原。若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險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穩足跟，中原政權就只能在河間、真定一線作被動的防御；若是連這一線也守不住，則中原政權便可謂大勢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權與塞外游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局勢取決于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控制了幽、薊，即已控制了燕山險阻；控制真定、河間一線，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樞。這一點可一一驗諸戰史。　　

塞外游牧民族憑武力突破燕山險阻，入據河北，慕容鮮卑是其首例。慕容鮮卑在遼東崛起時，中原正值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面。慕容鮮卑統一遼東，建立前燕。后趙一度統一北方。后趙主石虎死后，諸子相殘，局勢很不穩定，前燕遂謀伐后趙。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后趙：慕容霸（即后之慕容垂）率兵由東道出徒河（今遼寧錦縣）；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關）；慕容俊親率主力自中道出盧龍塞（今河北遷安西北）。燕軍突破燕山險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領薊城，又南擊后趙軍至清梁（今河北蠡縣）一帶。前燕將都城遷至薊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舉攻占河北中部重鎮中山（今定州）。不久，后趙大將冉閔代后趙自立，建立魏國，率眾游食于常山、中山諸郡，前燕大將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臺用鐵索連馬為方陣，大破魏軍，擒執冉閔，并乘勝進圍鄴城。圍攻數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將都城遷至鄴城。是后，前燕又略取山東、山西之地，進圖河南，與關中的前秦、江南的東晉三足鼎立。（見圖2—2—5）　　

前燕入據河北示意圖（圖2—2—5）　　

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一戰而克薊城，據燕薊之地；再戰而克中山，執河北中樞；三戰而克鄴城，擁河北全境。南進層次非常清晰。　　

前燕后來亡于前秦。前秦瓦解后，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后燕滅掉山西的西燕后，與代北的北魏發生沖突。后燕攻北魏，大敗于參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親征北魏，卻病死于出征途中。北魏從此轉入反攻。這年，北魏拓跋珪大舉伐燕，兵分兩路：一路從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幽州；一路出馬邑、逾勾注山，以襲晉陽。東路軍攻占漁陽（今密云），南路軍攻占晉陽。十月，魏軍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直趨燕都中山。魏軍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北諸郡縣紛紛降魏，惟中山、鄴城、信都三城為后燕所守。經過近兩年的圍攻，北魏攻克此三城。后燕主慕容寶率殘余勢力逃往遼西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河北遂為魏有。　　

北魏滅后燕之戰，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樞，常山一占而其它郡縣紛紛降魏，后燕孤守三城，實是如魚在網，攻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休，政權更迭頻繁。此時，契丹已在遼東崛起，統一遼東，建立契丹國。契丹見中原衰亂，遂積極謀求南進，連年襲擾平州（今河北盧龍）、鎮州（正定）、定州（定州）、云州（大同）等地，但屢為后唐軍擊還。　　

后晉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后唐，以稱臣及許割幽云十六州之地為條件，乞援于契丹。契丹國主耶律德光親自率軍南下雁門，援助石敬塘，大敗后唐軍。后唐滅亡。石敬塘自立為晉帝，契丹則盡占幽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國號為遼，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云州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國北方國防屏障盡失。　　

契丹據幽云十六州之地，盡奪河北北部險要，占據有利的地理形勢，己能隨心所欲地興兵南下。后晉開運三年（946年），遼、晉交惡。遼發軍南下，攻陷汴梁，消滅后晉，并深入河南，縱兵肆掠。此后，遼一再地興兵大舉南侵。后周世宗時，遼主昏庸，周世宗遂謀恢復幽燕之地，但未獲成功。　　

北宋代后周后，亦積極謀求收復幽云十六州。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漢之后，揮師東下井陘，自鎮州（今正定）北上攻遼幽州城。遼將耶律沙率軍馳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一戰，宋軍潰敗。其后，遼人乘戰勝之勢，先后三次發兵分山西、河北兩路進攻北宋，前鋒抵雁門、雄州一帶。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舉攻遼，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趨幽州；田重進率軍出定州，趨飛狐口；潘美、楊業等率軍出雁門，攻云（今大同）、應（今應縣）諸州。大軍臨發，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說：“潘美之師，但令先趨云、應，卿等以十余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而要敵。敵聞大兵至，必萃勁兵于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于山后矣。”【注：《續資治通鑒·宋太宗雍熙三年》】　　

宋太宗的戰略意圖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牽制遼軍主力，以潘美之師從左翼實施 戰略迂回，攻取云、應諸州后，再自大同盆地東出，打擊幽州的側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戰，重兵雖集于幽州正面，作戰的重點卻在于自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帶諸戰略據點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山、燕山險要。執行此方略的要點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軍持重緩行，成功地牽制住遼軍主力。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曹彬違背了這一點。他貪功冒進，連太宗都“頗訝其進軍之速”。遼援軍到達后，在岐溝關（今啄州西南拒馬河北）大敗曹彬軍。正面之師慘敗，宋軍全線潰退。（見圖2—2—6）　　

北宋第二次征遼之戰示意圖（圖2—2—6）　　

北宋經此慘敗，從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復幽云之地，對遼轉取守勢。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帶自鎮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沽口）的漫長戰線上沿滹沱河一線建立河防體系，以緩沖遼人鐵騎的沖力；山西方向則阻雁門諸險，以御遼軍。而遼人自此以后，先后六次大舉南侵，有時，前鋒直達邢州（今邢臺）、德州、大名，逼近東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后，宋遼之間的戰事才暫告停息。　　

在宋、遼之戰中，宋一直處于被動境地，是有其軍事體制及將帥自身的問題，地理形勢無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遼據幽云十六州之地，已控制燕山及太行險要；幽州以南，為平原曠野。這樣，遼人在形勢不利時，扼險堅守，以待援軍；形勢有利時，鐵騎南侵，馳騁于曠野，宋人難于爭鋒。　　

后來，金人聯宋滅遼。滅遼后，金將燕京及所屬六州（順、涿、易、薊、景、檀）洗劫一空，把幾座空城交給宋朝，而河北的平、營、灤諸州及山西的云、應、朔、蔚等州則不交還。實際上，只有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險要的關鍵。這樣，北宋雖然得到了它多年來一直夢想收復的燕薊之地，但燕薊所憑恃的地理險要卻并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繼長期受制于遼之后，再次受制于金。　　

遼滅亡后，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對峙局面。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間、中山（宋徽宗時將定州升為中山府，瀛州升為河間府）為重鎮，以雄州（今雄縣）、霸州（今霸縣）、保州（今保定）為前沿據點，控守河北中部一線；在山兩以太原為重鎮，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靈丘）、代州（今代縣）、嵐州（今嵐縣）為據點，控守雁門險阻一線；以此建立起北部國防防線。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兩路南下侵宋：西路自云州下太原，東路自平州入燕薊。金兵長驅直入。很快，東路軍便已抵汴梁，西路軍已抵太原。金兵圍攻汴梁。李綱負責指揮抗戰。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談和，要求北宋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宋欽宗打算接受。李綱反對，他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宋欽宗及李邦彥為排除投降障礙，罷李綱之官，派使臣 往金營答應金人所提條件。太學生陳東上書痛陳割地之非：“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和談成后，楊時上疏：“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后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師。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后，尚可為也。”【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當時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認識到了河北三鎮對于北宋國防的意義。北宋雖失幽云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鎮，聯絡太原，猶可重建雁門、三關防御體系。割讓三鎮，則三鎮以南，一馬平川，金兵鐵騎可以長驅直入。茍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鎮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軟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兩路，分別自保州、云州大舉南下攻宋。在這次進攻下，北宋滅亡。（見圖2—2—7）　　

金滅宋之戰示意圖（圖2—2—7）　　

金滅北宋后，與南宋在江淮間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后來，金建北京為中都，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開封為南京，大定（今內蒙古寧城）為北京，統治重心逐漸移向中原。此時，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不斷向外擴張。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后率軍東進，進逼宣德（今河北宣化），游騎入居庸關至金中都城下。兩年后，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關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關外，自率大軍出紫荊關，破涿、二州，再由南口反攻居庸關的背后。破關之后，會合關外蒙古兵，圍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堅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軍為三道，大掠河北、山西、山東，連破金國九十余郡。三路大軍會合后，又自大口進逼中都。金人納賂請和，蒙古軍才出居庸關退走。　　

經此掠擾，金主打算遷都汴梁。有人反對，認為一旦遷都汴梁，則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敵，亦非長遠之計；遼東乃金人故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要遷都也應遷回遼東。金主不從，執意南遷汴梁。　　

成吉思汗聞金主南遷，即派木華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軍圍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華黎經略太行以南。木華黎攻占東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經營山東，以逼金國。　　

金遷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關，戍守黃河，眾建城戍，專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經大散關、漢中，出南陽而趨汴京。金黃河防線遂被突破。金主又自汴京遷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聯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棄中都南遷，是其滅亡的開始。金主若能聽臣下之言，憑借燕山險要，“聚兵積粟，固守京師”，或許還能勉力與蒙古抗衡。燕京一棄，河北門戶大開，沿黃河守河南狹長一線，夾在蒙占與南宋之間，豈是長久立國之道！　　

蒙古滅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統治在農民起義的沖擊下風雨飄搖。朱元璋建立明朝，并舉行了成功的北伐，將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殘余勢力仍很強大，時常擾掠明朝北邊。　　

在朱元璋的時代，明朝北方國防采取的是塞前殲敵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長城一線，依托塞前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等據點，以逸待勞，聚殲來敵于塞外。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擊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親征，尋殲敵主力。明中期后，邊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長城一線的九座重鎮作消極的防御，號稱“九邊”。“九邊”中，在北京外圍扼燕山險要的重鎮是薊鎮、宣府和大同。（見圖2—2—8）　　

明朝“九邊”形勢示意圖（圖—2—8）　　

明初，燕山外圍本來還有大寧、開平、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等重鎮作為燕山防線外圍藩籬。“靖難之役”時，朱棣將大寧故地并給兀良哈，將大寧都司遷往保定。大寧內遷，東勝孤懸難守，不久也遷于內地。宣德年間，又將開平遷往獨石（今河北赤城北獨石）。這樣，燕山外圍藩籬盡失，北京外圍只有燕山長城一線單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縱深，一處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脅。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領也先率軍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一戰，擊潰明朝五十萬大軍，俘明英宗朱祁鎮，隨后又以送還英宗為名大舉進攻北京：一部經宣府趨居庸關，一部經古北口趨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荊關，三路大軍分進合擊，進逼北京。明軍在于謙的領導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瓦刺的這次入侵卻給了明廷以極大的震動，顯示出了明朝國防的脆弱。　　

明后期，韃靼興起。張居正秉政時，厲行改革，整頓國防。對韃靼“外示羈糜，內修戰備”，在西線以和議安撫韃靼，在東線則分別以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為薊鎮、遼東二鎮的總兵，重點防守。其中，在燕山內側的薊鎮以守為主，在燕山外側的遼東則以攻為守。明朝北疆形勢遂得稍緩。　　

不過，這期間塞外的形勢又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統治發起挑戰。經過撫順、薩爾滸兩戰，后金取得了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又經過沈陽、遼陽、廣寧諸戰役，盡奪明朝在遼東的軍事據點。明朝只能靠扼守山海關及寧遠（今遼寧興城）、錦州幾處據點控制遼西走廊。（見圖 2—2—9）　　

皇太極嗣位時戰略形勢及戰略企圖示意圖（圖2—2—9）　　

努爾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極繼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鮮，又征、撫兼施，消火察哈爾部，切斷了明朝的左右兩臂，保障了自身兩翼的安全。然后，皇太極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明朝。他避實擊虛，迂回入邊，四次透過燕山山脈險要，攻入明朝腹地。　　

從明崇禎二年、后金天聰三年（1629年）到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先后四次率軍攻明。他避開明朝以重兵堅守的遼西走廊，從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東北）。龍井關（遵化北）、獨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關、青山關（今河北遷西東北）、墻子嶺（今密云東）等處取得突破，毀墻入邊，大掠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但攻克北京和從山海關背后打通遼西走廊的企圖卻未能實現。　　

從這四次入邊作戰來看，明軍只要堅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與遼東之間的主要咽喉——山海關，清軍就算穿越燕山險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穩足跟。所以，這四次戰役之后，明、清雙方都加強了以錦州、山海關一帶的爭奪。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 明清兩軍主力在松山會戰，洪承疇所率明軍主力全軍覆沒。這年十一月，清軍再次迂回入邊，突入長城，大掠河北。這次入邊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戰爭潛力，動搖了明王朝的根本，為李自成進軍北京創造了條件。　　

當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傳來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急率大軍西進，爭奪北京。他打算避開仍由明軍堅守的山海關，由薊州、密云近京處入邊，直趨北京。這時，形勢急變。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請求與清軍聯合進擊李自成的大順軍。多爾袞立即改變進軍路線，星夜兼程向山海關趨進。在山海關，清軍與吳三桂部協同，以優勢兵力擊潰了李自成所率大順軍主力，并跟蹤追擊。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關中。清軍占領北京后，以進攻大順軍為重點，迫擊大順軍。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襲殺，大順政權覆滅。清軍又擊滅  南明政權及起義軍余部，統一了全國。　　

滿清入主中原，決定性的一步當數山海關的打開。清興自遼東，進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遼西走廊。雖然明朝在遼東的軍事行動頻頻敗北，但憑借山海關及寧遠、錦州等據點，始終控制著遼西走廊。清軍雖然數度自西北迂回入邊，但效果主要是擾掠性的。李自成進入北京后，沒有及時處理好對吳三桂的安撫和山海關的防御等問題，吳三桂舉關降清，使清軍爭奪了幾十年夢想打開的遼西走廊通道為之洞開，清軍遂得以長驅直入。農民軍無法抵擋清兵之鋒銳，一再敗退，中原遂落滿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卻單靠長城一線扼守燕山險要，這種防御體系實在是過于單薄。清軍一再地突破長城防線，大掠河北，即證明了這種國防體系的弱點。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顧祖禹等對明朝的這種國防體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對明廷放棄大寧、開平等燕山外圍藩籬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于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當法漢唐之成算，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譏，無乃與都燕之初意相刺謬乎！”【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這種批評相當中肯。燕山雖險，但實在過于單薄，一旦被突破，明統治重心即受到最直接的威脅。以顧祖禹之見，明朝定都北京，對于北京外圍的防御，應當象漢、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為關中外圍藩籬一樣，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體系。　　

在中原政權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關系上，河北和關中，猶如中原政權面向北方的兩臂。對于關中而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認識到了經營關中外圍對于關中安全的意義。秦漢、隋唐均曾致力于經營河套、隴西、河西乃至西域，以鞏固關中外圍藩籬，確保關中的安全。而河北則主要憑恃燕山山脈，扼險拒守，這種防御格局卻顯得有些單薄。歷史上，憑武力強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權的少數民族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先已入據河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又受到塞外新興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滅后趙、北魏之逐后燕、金之滅遼、蒙古之滅金、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契丹據幽燕之地，更是影響了五代、北宋幾代政權的興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權強盛的時期，由這里發起的擾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頻繁。所有這些，都與河北外圍屏障燕山防御體系的單薄有關。　　

第三節  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　　

一、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出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東南。這一局面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歷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性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射獵為業，男子皆精于騎射，平時游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性，人自為戰；生長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凈，利于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歷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岳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于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時節。春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于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于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只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面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凈，曠闊的原野宜于北方鐵騎驅馳，利于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春夏時節，江河水漲，利于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于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沖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筑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于北方，但北方的歷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后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嘆：“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贊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贊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 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注：《宋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史臣曰”》】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范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載東南風俗云“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于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志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并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后，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京口一帶“其人本并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斗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注：《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于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系。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后，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后，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里面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歷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二、江淮防御體系　　

整個東南的防御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御體系。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面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游；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鐘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于此，諸葛亮稱“金陵，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江南二》】晉室南遷，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歷“侯景之亂”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統一全國后，也定都于此，后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 2—3—l）　　

江淮防線示意圖（圖2—3—1）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系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沖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面對長江，不得不感嘆：“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涌，又感嘆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兩次親征，都只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于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里，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 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說長江的防御是純被動的，那么，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歷代保據江南者，對于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系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里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則中原可復。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御體系。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游。前人曾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長江防線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　　

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面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面是廣陵（今揚州），西面是歷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歷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于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后，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后，立國于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歷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后，有鑒于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列傳》】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斗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并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后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游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歷陽渡江討之。東晉咸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歷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趙石虎率軍南下，游騎至歷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歷陽，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并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過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較窄，京口一帶，江面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游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面由于泥沙沖積，瓜洲一帶江面稍稍變窄，另一方面，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里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系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涂，地處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歷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游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江南九》】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游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游東逼建康，恒溫、桓沖先后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擋建康上游陸路要沖。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游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注：《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陸兩路，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歷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歷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歷陽足以策應鐘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后，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只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于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并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系，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后，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后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后周顯德三年（956年），后周與南唐激戰于淮南，后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范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于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并入淮東，建閫于揚州，截擊元軍之后，以圖恢復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于東晉南朝，后雖遷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系、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歷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歷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沖；巢湖以西，地形復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于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歷陽當此沖要。顧祖禹言：“自昔國于東南，未嘗不以歷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呂祉亦言：“歷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歷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孫策據江東，由歷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歷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歷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后趙石虎掠淮南，游騎徑抵歷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并有歷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歷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歷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歷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春（今壽縣）和鐘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春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鐘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沖。南北對峙之際，鐘離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春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春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游而來之敵，必經壽春。顧祖禹稱壽春“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另外，壽春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后，東徙淮南，一度以壽春為都。西漢時，壽春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注：《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傳》】東漢末，袁術據壽春，帝制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春，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于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注：《三國志》卷二十八《鄧艾傳》】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后，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后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于江淮之間，壽春擋南北之沖，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注：《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復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春，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 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春，收復壽春。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春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注：《晉書》卷九十二《伏滔傳》】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復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注：《晉書》卷十四《地理志上》】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后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春當虜之沖，非卿無以制此虜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復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于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復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注：《陳書》卷九《吳明徹傳》】吳明徹兵敗后，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沖。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壽春失，則出合肥、據歷陽，建康不得安枕矣。”【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沖。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鐘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后，只得憑淮河而守，鐘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沖，北魏每次南下，鐘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鐘離與壽春俱入于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于中原，欲以華制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欲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于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于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紀三》】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后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愿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并運，丹陽不足平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晉紀一十六》】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后，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沖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注：《元史》卷 一百八十八《董博霄傳》】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制。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后，東晉才收復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沖要，乃繕城浚隍，積材谷，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后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御體系。次年，劉宋撒南兗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后秦之后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于雎？清口。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歷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操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漢紀五十五》】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晉紀三十三》】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于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后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宋紀七》】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后，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后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谷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余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蕓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于后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復淮南，并試圖進爭淮北，收復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 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余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于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沖。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谷，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后，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后，又欲“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精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復彭城，在下邳附近 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復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后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御體系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歷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鐘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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