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文章是甄巖同志研究中共黨史論著《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中的一章。現(xiàn)在重新發(fā)表，對于我們結合現(xiàn)實認識和理解毛主席的外交路線，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反對走資派們投降賣國，拜倒在美帝國主義等的石榴裙下，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卒，有極大的教育意義！

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第一次訪蘇

甄巖

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帝國主義封鎖和可能的武裝干涉，又面臨著恢復國內經濟的艱巨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如何處理好同世界各國的關系？

（一）新中國的對外政策。

任何國家必須參與國際政治，處理對外關系；也必須有自己的指導原則。一個國家在外交活動中堅持什么樣的指導原則，是由該國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決定了它只能實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這是由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十月革命勝利后，在世界上出現(xiàn)了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并存的局面，社會主義的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問題提到了實踐日程。列寧向全世界宣告了社會主義蘇維埃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當時不與蘇聯(lián)和平共處，它們一心想把蘇維埃社會主義新型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并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武裝進攻。只是在武裝進攻失敗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國際關系中形成了力量對比的相對均勢狀態(tài)，資本主義國家才被迫接受列寧提出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列寧的和平共處思想奠定了社會主義國家處理對外關系（特別是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用和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列寧的和平外交思想和政策。

早在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zhàn)、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毛澤東選集》P1084-1085）1949年4月，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fā)言人起草的聲明中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指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毛澤東選集》,P1461）同年6月，毛澤東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表示：“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定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tài)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毛澤東選集》,P1466）毛澤東的上述思想為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確定了基本原則，指明了方向。

在毛澤東外交原則指導下，1953年12月，周恩來在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公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正確處理國家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并以此為基礎制定了十項原則。1956年毛澤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尋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建立和發(fā)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并且對所有鄰國執(zhí)行睦鄰政策。”（1956年6月14日《人民日報》）1957年他又一次重申：“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報》）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承認和贊揚。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關系的演變表明：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倡導和執(zhí)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符合現(xiàn)代國際關系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要求，是用以處理國家之間關系的唯一正確的原則，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當代國際關系史上已經產生了并將繼續(xù)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第一次訪蘇。

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帝國主義封鎖和可能的武裝干涉，又面臨著恢復國內經濟的艱巨任務。在這種情況下，首要的是，同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建立友好與合作關系，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澤東在建國后兩個月即出訪蘇聯(lián)，就發(fā)展和加強兩國關系，解決兩國關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同斯大林直接會商。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后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是蘇聯(lián)。1949年10月1日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向各國政府發(fā)送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蘇聯(lián)政府就發(fā)來照會，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中蘇建交帶動了一批新民主國家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10月2日，當毛澤東從機要秘書手里接過蘇聯(lián)照會看過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機要秘書握了握手。對于這個突如其來的、不同尋常的舉動，機要秘書感到有些茫然，一時不知所措。他給毛主席作了多年機要秘書，送過無數(shù)次文件，這樣的握手還是第一次。

蘇聯(lián)承認新中國的問題，斯大林早已做過口頭承諾。現(xiàn)在，口頭的承諾已成為現(xiàn)實，并且昭告全世界，這對于新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國際支持。毛澤東自然十分高興。他在1949年11月8日致斯大林的電報里表達了這樣的心情。他說：“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獲得蘇聯(lián)的無條件承認，并很快即獲得各新民主國家的同樣的承認，這件事給了我們以有利的地位，使許多經常搖擺的人們穩(wěn)定下來，覺得人民政府勢力大了，不怕帝國主義了。又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拋入被動地位。”（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抄件，1949年11月8日）

曾任蘇聯(lián)駐國民黨政府北平領事館總領事的齊赫文斯基，親歷了中蘇建交這一歷史時刻。他回憶說：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盛大閱兵儀式結束后，人們仍然不肯離去，在廣場上載歌載舞。周恩來的秘書過來告訴我，周總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給我。過了一會兒周總理的秘書交給我一封信，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我閱完信，立即譯成俄文，讓領事館工作人員發(fā)回莫斯科。由于時差關系，收到我的電報時，斯大林還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蘇聯(lián)所有報刊發(fā)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并決定蘇聯(lián)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10月2日，蘇聯(lián)政府把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并任命我為蘇聯(lián)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的文件正式交給中方。這樣，蘇聯(lián)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王憲舉《著名漢學家齊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蘇建交經過詳情》，見1999年9月8日《光明日報》）

出訪蘇聯(lián)，可以說是毛澤東近年來的一個夙愿。只是由于國內軍事、政治形勢發(fā)生急劇變化，訪蘇行程幾經改變，一再推遲，直到這時才得以實現(xiàn)。

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秘密訪蘇，為毛澤東的訪蘇作了重要準備。劉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紹中國國內的情況、今后的任務，以及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方針；陳述中國對1945年國民黨政府與蘇聯(lián)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的處理意見；爭取蘇聯(lián)對新中國的支持和幫助；聽取斯大林對當前國際形勢、戰(zhàn)爭危險以及蘇聯(lián)與英、美關系等問題的估計和分析。劉少奇轉達了毛澤東準備訪蘇的意向，對蘇聯(lián)給予3億美元貸款和派專家?guī)椭袊ぷ鳎硎靖兄x。斯大林說，中國政府成立、兩國建交以后，毛澤東即可來莫斯科。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中國共產黨在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方面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斯大林還對于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妥協(xié)的錯誤，主動地作了自我批評，說：“勝利者是不能被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

中蘇一建交，毛澤東就著手進行訪蘇的具體準備工作。

首先，11月9日，他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我們已請柯瓦略夫（當時是在中國的蘇聯(lián)經濟專家組組長）通知斯大林同志請他決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時間。我們認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動身去莫斯科。至于恩來同志是否應隨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來是否去及何時去，此點亦請斯大林酌定。”（毛澤東手稿，1949年11月9日）

接到斯大林的邀請電，毛澤東立即復電：“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同志：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我準備于十二月初旬動身。同時請你允許柯瓦略夫同志與我一道同去。”（毛澤東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這樣，毛澤東訪蘇，就最后定下來。

其次，作好訪蘇前的一切必要準備。11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毛澤東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蘇，在毛澤東同志出國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主席由周恩來同志代理。”

毛澤東踏上訪蘇征途。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北上的專列，前往莫斯科。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國故土，出國訪問。毛澤東的隨行人員有陳伯達（以教授身份）、師哲（翻譯）、葉子龍、汪東興等。蘇聯(lián)方面由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在中國的蘇聯(lián)經濟專家組組長柯瓦廖夫陪同。

毛澤東這次訪蘇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蘇兩國間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商談，重點是處理1945年國民黨政府同蘇聯(lián)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是雅爾塔協(xié)定的產物，而雅爾塔協(xié)定是蘇、英、美三國背著中國簽訂的，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為了適應中國革命勝利后國際形勢的新情況和中蘇關系的新變化，把中蘇關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礎上，及時地解決中蘇友好條約問題，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此外，毛澤東還要參加斯大林70壽辰的慶祝活動，并對蘇聯(lián)進行參觀訪問。

毛澤東十分清楚：此次蘇聯(lián)之行重任在身，而在中蘇兩黨兩國的友好關系上又還有一些隔膜和障礙。這首先來自蘇聯(lián)領導人過去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給予過熱心指導和支持，但“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zhàn)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zhàn)，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P741）在一定意義說，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是違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這些情況，不能不在中蘇關系和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蒙上一層陰影。不僅如此，障礙還來自蘇聯(lián)在對華政策上存在著一些不平等情況。當時，蘇聯(lián)占有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益，旅順口軍港也由蘇軍占用。這些當然都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蘇聯(lián)是否能放棄在華的一切特殊權益，前景依然難以預料。更重要的是，蘇聯(lián)政府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還沒有宣布廢除。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期間，斯大林曾表示：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澤東來莫斯科后再解決這個問題。

專列駛過東北滿洲里，頂著凜冽的寒風，沿著漫長的西伯利亞鐵路向莫斯科駛去。途中，毛澤東時而走出車廂，在月臺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勞。專列行至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車站，毛澤東照例下車散步，忽然頭暈目眩，滿頭大汗。隨行人員連忙扶他回到車廂。此后，他再也不到月臺上散步了。

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雅羅斯拉夫車站的大鐘剛敲過12響，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徐徐進站。因天氣特別寒冷，蘇聯(lián)政府在車站只舉行簡短的歡迎儀式。毛澤東發(fā)表書面演說。隨后，毛澤東前往斯大林在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下榻。

拜會斯大林。當晚，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拜會斯大林。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同斯大林見面。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人物，又各自領導著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的首次會面，為世界所矚目。會見是安排在斯大林辦公室的小會客廳里。二人見面后，熱烈握手，互相問候致意。斯大林說毛澤東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輕，更健壯，他對中國革命取得的偉大勝利表示祝賀。據(jù)師哲回憶，當時的氣氛十分熱烈、動人。

1.毛澤東與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談。

參加會談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維辛斯基。師哲和費德林擔任翻譯。

毛澤東說：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用來把經濟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和穩(wěn)定國內局勢。斯大林回答說：中國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戰(zhàn)爭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穩(wěn)腳跟，它對戰(zhàn)爭沒有準備好；美國盡管叫喊戰(zhàn)爭，但它最怕戰(zhàn)爭；歐洲各國被戰(zhàn)爭嚇怕了。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和平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xié)力，不僅能夠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看來：斯大林對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的根源，理解還不深。似乎還存在幻想！僅僅過了半年，美帝國主義就發(fā)動了侵略朝鮮的戰(zhàn)爭，我國不得不進行抗美援朝戰(zhàn)爭。

毛澤東緊接著就提出中蘇條約問題。他說，劉少奇回國后，中共中央討論了中蘇友好同盟和互助條約問題。

一觸及這個敏感問題，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澤東的話，講述他的意見。他說：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并作出決定。需要講清楚，是應當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締結的蘇中友好同盟條約，還是應當聲明將對它進行修改，或者現(xiàn)在就對它作相應的修改。他又說：大家知道，這個條約是根據(jù)雅爾塔協(xié)定締結的，這個協(xié)定規(guī)定了條約的主要內容。這就意味著，這個條約的簽訂，可以說是取得了美國和英國的同意的。考慮到這個情況，我們在自己的小范圍內已決定，對這個條約暫不作任何修改，因為即使對某一條款的修改，也會在法律上給美國和英國以口實，他們會提出也要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條款的問題。因此認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修改這個條約，也就是說，蘇聯(lián)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順口駐軍的權利，但根據(jù)中國政府的建議撤退駐在那里的蘇聯(lián)軍隊。至于中長鐵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根據(jù)中國方面的愿望修改協(xié)定的有關條款。

毛澤東說：中長鐵路和旅順口的目前狀況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單獨一個中國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

斯大林說：撤軍并不意味著蘇聯(lián)不再援助中國。如果蘇聯(lián)軍隊根據(jù)雙方同意自旅順口撤退，那么我們在國際關系中將是贏家，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相互關系中的資本。

在雅爾塔協(xié)定中規(guī)定，千島群島交給蘇聯(lián)，南庫頁島及其鄰近島嶼交還蘇聯(lián)，大連成為自由港，蘇聯(lián)恢復租用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中國的長春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共同管理。斯大林擔心，修改中蘇條約，會牽動雅爾塔協(xié)定，從而影響到改變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歸屬問題。

對于斯大林的上述說明，毛澤東婉轉地表示了自己的態(tài)度。他說：我們在國內討論條約的時候，沒有考慮到美、英在雅爾塔協(xié)定問題上的立場。我們所采取的行動，必須符合公眾最大的利益。這個問題需要好好考慮一下。現(xiàn)在已經很清楚，目前不應當修改條約，正像不應急于從旅順口撤軍那樣。他用試探的口氣問斯大林：為了解決條約問題，是否需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

斯大林說：這個問題應有你們自己決定。或許其他事情需要周恩來。

這樣，條約問題就無法繼續(xù)討論下去。毛澤東把話題轉到貸款問題，他希望就蘇聯(lián)向中國貸款三億美元問題達成協(xié)議。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這可以做到。如果你們想現(xiàn)在想完成協(xié)定手續(xù)，我們也同意。

關于貸款三億美元這個數(shù)字并不大，這是根據(jù)毛澤東關于在目前數(shù)年內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見確定的（毛澤東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電報）。

毛澤東又從建立中國海軍談到解放臺灣。他說，中國缺少海軍和空軍，希望在解放臺灣時得到蘇聯(lián)的援助。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說：提供援助是不成問題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須考慮。這里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提供進行干涉的口實。

會談接近結束的時候，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我們想得到您的著作目錄，可以把您的著作譯成俄文。毛澤東說：我正在審閱我的著作。我計劃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審閱工作。我想得到蘇聯(lián)同志的幫助：第一，同俄文翻譯一起搞好譯文；第二，在編輯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幫助。斯大林答應了。（毛澤東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內容，根據(jù)俄羅斯總統(tǒng)檔案館保存的《斯大林同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

關于毛澤東與斯大林第一次會晤和會談情況，毛澤東在會談后的第三天，致電劉少奇，作了詳細介紹（《毛澤東傳》1949-1976<上>P37、38）。

毛澤東與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情況，以及中蘇雙方所持立場，概如以上所述。這次會談，已經涉及若干實質性內容，雙方對于對方的觀點有了初步了解。但在最主要的問題上，即要不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廢除舊的中蘇條約的問題上，會談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2.毛澤東與斯大林舉行第二次會談。

12月21日，毛澤東應邀出席莫斯科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大會氣氛十分熱烈。蘇聯(lián)方面特意安排中國代表團在13個外國代表團中首先致詞。毛澤東的祝詞受到熱烈歡迎，三次全場起立，長時間鼓掌。毛澤東在形式上受到高規(guī)格的接待，但對實質問題蘇方卻避而不談。毛澤東有些著急，祝壽大會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來住處談話，并要他把這次談話的記錄轉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舉行預定的會見；打算下一步談判解決以下問題：中蘇條約、貸款協(xié)定、貿易協(xié)定、航空協(xié)定等；擬請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完成協(xié)定簽字手續(xù)。

這是毛澤東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談判中蘇條約問題。

柯瓦廖夫很快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交給斯大林。12月24日，毛澤東與斯大林舉行第二次會談。關于這次會談情況，毛澤東在12月2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作了比較詳細的通報。其中寫道：“昨（24）日晚上11時半第二次會見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別墅（我們住的是他的另一個別墅），長談5小時半，到今晨5時才畢。一面吃飯，一面談話，極為酣暢。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米高揚、陳伯達、王稼祥、師哲等七位同志參加，談了很多問題。”這次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關問題，包括越南問題、日本問題、印度問題、西歐問題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蘇條約。當毛澤東問起周恩來是否應來莫斯科時，斯大林卻用了一個不成為理由的借口，說“政府主席現(xiàn)已來此，內閣總理又來，在對外觀感上可能有不利影響”，“研究結果還是認為周恩來以不來莫斯科為宜”。（毛澤東致中共中央電，手稿，1949年12月25日）

毛澤東來到莫斯科已經十多天了。其他代表團紛紛回國，斯大林唯獨把毛澤東留在他的別墅里。每天讓人打電話詢問毛澤東生活是否安適，卻始終不提簽約之事，也不再會見毛澤東。斯大林采取了拖的辦法，同時想進一步摸清毛澤東的底究竟是什么。

3.簽訂新約。這恰恰是毛澤東此次訪蘇的主要目的。毛澤東這次訪蘇，本是興沖沖來，寄予很大希望。但來到莫斯科受此冷遇，大失所望。作為一個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澤東這時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蘇方聯(lián)絡員柯瓦廖夫和翻譯費德林來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對他們發(fā)了火，說：我到莫斯科來，不是單為斯大林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xiàn)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這明白無誤地是說給斯大林聽的，表達了對斯大林不準備簽訂新約的不滿。

恰巧此時，一些國家紛紛承認中國，并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緬甸政府，繼之印度政府，亞洲兩個具有重要影響的民族主義國家先后承認了新中國；之后，英國也想承認新中國，英國則是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新的國際動向，促使斯大林認真對待毛澤東和中國政府的要求。

事有湊巧，正值此時，英國通訊社放風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消息一傳出，蘇聯(lián)方面有些緊張。為了戳穿謠言，經雙方同意，毛澤東在1950年1月2日發(fā)表了一個答塔斯社記者問。其中說：“我逗留蘇聯(lián)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于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xiàn)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lián)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據(jù)毛澤東后來說，這個答記者問是由蘇方起草的。他說，他為斯大林始終不肯簽約而向柯瓦廖夫和費德林發(fā)了一次火。“個把禮拜后，斯大林同志改變觀點了。他起草了一個談話稿。記者問，中國國內軍事情況怎么樣？我答，進行得很順利，蔣介石殘余沒有多少了。然后記者又問，你在這里打算還呆多久？這是他寫的。我說：還等候一個時期再走，等著簽訂中蘇條約。他給我看，我說好，可以發(fā)表。”（毛澤東同契爾年科談話記錄，1963年2月23日）

這個答記者問在報紙上一發(fā)表，謠言不攻自破。西方國家制造的意在挑撥中蘇關系的謠言，反而促使斯大林下決心簽訂中蘇新約。斯大林終于同意周恩來來莫斯科，同意簽訂新約、廢除舊約。從此，中蘇談判進入一個新階段。

1月2日晚11時，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這一新的情況，并提出周恩來來莫斯科及簽訂條約的時間。電報寫道：

“（一）最近兩日這里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fā)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并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xié)定。昨一月一日決定發(fā)表我和塔斯社記者談話，已見今日（二日）各報，你們諒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時，莫洛托夫、米高揚二同志到我處談話，問我對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我即詳述三種辦法：（甲）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樣做有極大利益。中蘇關系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乙）由兩國通訊社發(fā)一簡單公報，僅說到兩國當局對于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取得了在重要問題上的一致意見，而不涉及詳細內容，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幾年再說。這樣做，中國外長當然不要來。當我詳細分析上述三項辦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說，（甲）項辦法好，周可以來。我仍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同志說，是的。隨即計算周來及簽訂條約的時間。我說，我的電報一月三日到北京，恩來準備五天，一月九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約十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同時又談到我出外游覽的問題，商定晉謁列寧墓，去列寧格勒、高爾基城等處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廠、地下電車（這二項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體農場等處。又談到和蘇聯(lián)各負責同志談話的問題（到現(xiàn)在我還沒有出門去單獨看過他們任何一人）。（二）你們收到此電后，請于五天內準備完畢。希望恩來偕同貿易部長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不是坐飛機）來莫斯科，由董必武代理政務院總理。”（《毛澤東文集》第6卷，P38、39）

電報還提到：“有無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來協(xié)助之必要”。

1月3日晨4時，毛澤東又致電中央，進一步說明簽訂新約的意義：“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范圍，有利于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毛澤東文集》第6卷，P40）

4.毛澤東為簽約作準備。到外地參觀等。

此時，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精神特別好。他一面思考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為主持下一輪的中蘇會談作準備；一面利用周恩來尚未到達的時間，到外地參觀，并同蘇聯(lián)領導人進行一些接觸。

1月11日，毛澤東在王稼祥大使陪同下，拜謁莫斯科紅場上的列寧墓，并獻花圈。花圈的緞帶上用中俄兩國文字寫著：“獻給列寧——革命的偉大導師。  毛澤東  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會了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

1月15日，毛澤東一行抵達列寧格勒訪問，參觀了藝術館、基洛夫機器制造廠、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列寧格勒戰(zhàn)線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時炮擊冬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還前往基洛夫歌舞劇院，觀看芭蕾舞劇《巴亞捷爾卡》。

毛澤東執(zhí)意要驅車前往波羅的海參觀。汽車在海面的冰層上疾馳，遙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瑯施達得要塞。毛澤東走下汽車，舉目眺望。蘇聯(lián)朋友告訴他，我們此刻正站在波羅的海的冰層上，冰層的厚度大約1-1.5M。毛澤東聽罷笑著說：我的愿望是要從海參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羅的海——大西洋的東岸，再從黑海邊走到北極圈。那時才可以說，我把蘇聯(lián)的東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員聽到這樣豪邁而又氣勢非凡的話，頓時活躍起來，歡跳、鼓掌。

5.批駁艾奇遜。

中蘇之間為簽訂新約問題二形成的僵局已經打開，事情正朝著順利的方向發(fā)展著。正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fā)表長篇講話，散布謠言說：“蘇聯(lián)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qū)實行合并，這種在外蒙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也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lián)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xiàn)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qū)和中國脫離與蘇聯(lián)合并。蘇聯(lián)占據(jù)中國北部的四個區(qū)域，對于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說是重要的事實，對于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引自毛澤東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向新華社記者發(fā)表的談話，手稿，1950年1月19日。見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報》）

1月17日，毛澤東從列寧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來看望，雙方就若干國際外交問題交換意見。隨后，莫洛托夫將艾奇遜的講話交給了毛澤東，并建議由中、蒙、蘇三國各發(fā)表一個聲明，對艾奇遜的造謠予以駁斥。毛澤東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澤東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名義，寫了一篇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稿。19日發(fā)回北京，20日由新華社播發(fā)，趕在21日見報。毛澤東以犀利的筆鋒和他特有的風格，尖銳潑辣地駁斥了艾奇遜。談話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掃蕩之下，除了造作這樣的謠言之外，已經沒有別的更好辦法了。所謂中國共產黨是蘇聯(lián)的走狗，蘇聯(lián)已經或正在或將要吞并中國這類低能的造謠誣蔑，只能激起中蘇兩國人民的憤慨，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此外不會有別的結果。”（毛澤東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向新華社記者發(fā)表的談話，手稿，1950年1月19日。見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報》）

1月21日，蘇、蒙兩國同時以外交部長名義發(fā)表聲明。蘇方對中國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認為中國沒有以外交部長名義發(fā)表聲明，減弱了力量。對于蘇方的不快，毛澤東認為沒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釋。在他看來，中國發(fā)表這份針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辟謠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長的名義，以新聞總署署長談話的形式就可以了，這是恰當?shù)摹?/p>

6.中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毛澤東回到莫斯科，就接到正在赴蘇途中的周恩來打來的電話。毛澤東詳細說明了會談和活動的情況，以及對于條約內容的考慮。確立了談判的指導思想。

周一行是1950年1月10日離開北京的。這是一個陣容不小的工作班子，其中有：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長葉季壯，外交部蘇聯(lián)東歐司司長伍修權，東北人民政府工業(yè)部副部長呂東，大連市委書記歐陽欽等。

周恩來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澤東主持下緊張地作會談準備工作。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舉行會談，這是毛澤東與斯大林舉行第三次會談。參加會談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陳伯達、師哲（翻譯）。蘇方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費德林（翻譯）。

這次會談，主要討論中蘇條約問題，中長鐵路問題，旅順口問題，大連問題。會談進行了兩個小時。

斯大林一開頭就提出：我們必須對涉及中蘇關系的現(xiàn)有的條約和協(xié)定進行修改，盡管我們曾經認為還是保留好。這些條約和協(xié)定之所以必須修改，是因為條約的基礎是反對日本的戰(zhàn)爭。既然戰(zhàn)爭已經結束，日本已被打敗，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因此這個條約就成為過時的東西了。

第一次會談時，斯大林拒絕簽訂新約，理由是必須顧及雅爾塔協(xié)定。這一次改口了，舊的條約和協(xié)定必須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經投降，情況變了，舊的已經過時。雅爾塔協(xié)定可以不去管它，原來所說中國的政府主席和內閣總理都來莫斯科對外觀感有不利影響，也不是問題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毛澤東說：我們應當通過條約和協(xié)定鞏固我們兩國現(xiàn)有的友好關系。在同盟友好條約中，應當把保證我們兩國繁榮昌盛的東西固定下來，而且還應當規(guī)定必須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說：我提出的以上兩點，是我們的新條約同現(xiàn)有條約的根本區(qū)別。新的條約應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合作。毛澤東還提出，在新的條約中應當規(guī)定就國際問題兩國進行協(xié)商的內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說：當然要寫上這一條。

會談進行得相當順利。

接著，討論中長鐵路和旅順口問題。斯大林問，你們對中長鐵路問題有哪些建議。毛澤東用委婉的口氣回答：也許需要像旅順口協(xié)定那樣，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長鐵路協(xié)定效力的原則作為基礎，而實際上允許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說，你們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現(xiàn)有協(xié)定，但要作出相應的實際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說：我們認為，關于旅順口協(xié)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宣布旅順口協(xié)定在締結對日和約以前仍然有效，簽訂和約后，蘇軍撤出旅順港；另一種是宣布保留現(xiàn)有協(xié)定，而實際上蘇聯(lián)從旅順港撤軍。

中方考慮到，由于新中國剛剛建立，海軍尚未建立，蘇軍在旅順港再留駐一個時期比較有利，但又必須規(guī)定一個廢除協(xié)定和蘇聯(lián)撤軍的時限，否則即使現(xiàn)在就撤軍，它隨時可以進駐。所以，毛澤東贊成前一個方案。斯大林又復述了一遍這一方案的內容，毛澤東同意，雙方達成一致。在以后的具體會談中，根據(jù)中方的要求，這個過渡期規(guī)定為三年，即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lián)從旅順撤軍。

在討論大連問題的時候，毛澤東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大連將保持為自由港嗎？

大連為自由港，是舊的大連協(xié)定根據(jù)雅爾塔協(xié)定確定的，這涉及大連的地位問題，自然受到毛澤東的特別關注。斯大林說：羅斯福在世時，他堅持大連為一個自由港，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說：是否把大連變成一個自由港，由中國自己決定。

會談又討論中長鐵路問題。毛澤東同意中長鐵路繼續(xù)由兩國共管，但中國應起主要作用，還要縮短舊協(xié)議的期限，確定雙方的投資比例。周恩來提出，應取消原有的管理體制，鐵路局的主要負責人改由中方擔任；雙方投資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蘇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蘇方堅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變。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中方提出這個問題以后進一步研究。

關于貸款協(xié)議問題，談得很順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來。毛澤東表示，貸款協(xié)議總的來說對中國是很有利的年利率僅為百分之一。斯大林說，我們向人民民主國家貸款利率為百分之二，給中國以低的貸款利率，是因為中國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此外，還談了貿易問題。

這次會談，在主要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達成一致，取得重大進展。這為以后的會談奠定了基礎。

從1月23日起，在毛澤東指導下，由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羅申開始就條約和協(xié)定的內容，進行具體會談。

在協(xié)商新條約的時候，蘇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體內容寫了一個草案。中方認為有許多重要內容沒有寫進去，提出修改。周恩來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重新寫了一個草案，交給蘇方。蘇方對這個草案沒有提出原則性的修改，雙方沒有任何爭論，即成定案。為了在名稱上區(qū)別于舊的條約，中方提出新約可在舊約名稱的基礎上加“互助”二字。名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方也接受了。

關于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協(xié)定，會談時爭論最大的是中長鐵路的歸還問題。中方提出，中長鐵路已經過多次波折，照目前情況看，蘇聯(lián)可以不要了，這對兩國的團結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見是，這個問題應當在聯(lián)共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中長鐵路可以歸還中國，在締結對日和約后實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對日和約三年還不能締結，應當規(guī)定屆時即將旅順口和中長鐵路歸還中國。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還提出，大連現(xiàn)時為蘇聯(lián)代管或租用的產業(yè)，由中國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

中蘇會談順利地進行著，條約和各個協(xié)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雙方在加緊進行。涉及中國主權的三個重要問題：即中蘇條約、中長鐵路和旅順口問題，大體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見的比較圓滿的解決。

但是，談判并不都是順利的。在談判的后期，突然出現(xiàn)一個小的波折。2月6日，上海遭到蔣介石集團飛機的轟炸，中方要求蘇方提供空軍保護。斯大林同意給予支援，但提出蘇中要簽訂一個秘密協(xié)定，規(guī)定在蘇聯(lián)的遠東邊疆區(qū)和中亞地區(qū)、中國的東北和新疆，“將不向外國人提供租讓權，不許第三國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參與投資的工業(yè)、金融、商業(yè)和其他企業(yè)、機關、公司和組織從事活動。”這實際上是蘇方想在中國的東北和新疆搞兩個勢力范圍。毛澤東不肯簽訂這個文件，但考慮到當時美、英都是敵視中國的西方國家，為照顧中蘇團結這一大局，作了讓步，同意把它作為條約的《補充協(xié)定》。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東北的敵偽財產和北京的蘇聯(lián)財產由中方接收，蘇聯(lián)向中國提供空中保護。

7.《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隆重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周恩來和維辛斯基代表本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xié)定》、《關于蘇聯(lián)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xié)定》上簽字。他們的身后并排站著毛澤東、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陳伯達、王稼祥、賽福鼎，蘇方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米高揚、赫魯曉夫等。儀式結束后，斯大林舉行招待宴會，慶祝兩國締約。毛澤東又邀請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國大使館舉行的答謝宴會。斯大林是從不到克里姆林宮以外出席宴會的，這一次破例接受邀請，表示對毛澤東的尊重。

毛澤東從1949年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與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談，到1950年2月14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差不多有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在訂不訂新約這個主要問題上，一開始，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發(fā)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個月。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從不讓步，不論對誰，即使對在國際共運中享有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澤東有一個強烈而鮮明的性格，凡是他認準要做的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誰也阻擋不了。在毛澤東的堅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終于改變了觀點，同意簽訂新約和其他新的協(xié)定。

毛澤東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協(xié)和讓步。在中長鐵路談判中，蘇方最初不愿交還，中方堅持，最后蘇方同意歸還中國。但在歸還前的過渡時期內共同經營的股額問題上，中方作了讓步，最后達成協(xié)議。上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在回顧中蘇會談這段歷史的時候，說過這樣一些話：

“斯大林這個人，看情形他是可以變的。簽訂中蘇條約，我們在那里呆了幾個星期。他開頭很不贊成，到后頭我們堅持兩次，最后他贊成了。可見一個人有缺點的時候，就是斯大林這樣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變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23日）

“斯大林還是可以跟人家妥協(xié)的。我們跟他就有不同意見，我們要訂中蘇條約，他不要訂。等到他答應訂了，我們要中長鐵路，他就不給。但是老虎口里的肉還是可以拿出來的。”（毛澤東在中共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1月27日）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談判中蘇條約問題，中長鐵路、合股公司、國境等問題時，我的態(tài)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0日）

8.毛澤東對第一次訪蘇取得的成果是很滿意的。

其一，這次訪蘇，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用條約的形式將中蘇友好合作的關系固定下來。這對于鞏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新中國迅速恢復國民經濟、迎接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的新時期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條件。同時，在國際上，也產生重大影響，引起了有利于社會主義與和平力量的變化。毋庸諱言，蘇聯(lián)領導人特別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國主義作風，也給毛澤東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毛澤東完成了一項歷史性的任務，于2月17日結束訪蘇之行，同周恩來等登上回國的專列。他在沿途參觀了一些蘇聯(lián)城市和工廠。進入中國境內。又在哈爾濱、長春、沈陽視察。3月4日回到北京。

其二，毛澤東在蘇聯(lián)參觀時，特別留意考察蘇聯(lián)經濟建設的經驗。據(jù)隨同毛澤東訪蘇的衛(wèi)士李家驥回憶，當年毛澤東在離開莫斯科回國途中，每下車訪問一個城市，就去參觀工廠，看得那么認真，那么仔細，那么興奮，不斷地向工廠負責人詢問工廠的情況。他一面詢問，一面思索著。

1950年3月3日，毛澤東回國到達沈陽時，在東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了他的訪蘇觀感：

“我們參觀了蘇聯(lián)一些地方，使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們的建設歷史。他們現(xiàn)在的工廠有很大規(guī)模，我們看到這些工廠，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樣，因為我們的工業(yè)水平很低。但是，他們的歷史鼓勵了我們。我們參觀了列寧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亞的幾個工廠，我們又看到了那些已經發(fā)展起來的農莊，問了這些工廠農莊發(fā)展起來的歷史。他們現(xiàn)有的許多大工廠在十月革命時很小或者還沒有。汽車工廠、飛機工廠在十月革命時只能搞修理，和我們現(xiàn)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車，不能造飛機。過了若干年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數(shù)目也很少。他們那時比歐洲小國丹麥造的還少，而現(xiàn)在一個工廠一年能造出幾萬臺汽車。這一歷史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這就是說，我們現(xiàn)在可以從極小的修理汽車、修理飛機的工廠，發(fā)展到制造汽車、制造飛機的大工廠。其他方面，將來我們的發(fā)展也是很大的。現(xiàn)在沒有的，將來我們可以制造出來。蘇聯(lián)同志告訴我們，我們會很快地發(fā)展起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的歷史，就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

蘇聯(lián)的建設歷史，引起毛澤東的濃厚興趣，不是偶然的。建立一個以大工業(yè)為基礎的新中國，這是毛澤東幾十年來為之奮斗的目標。“由農業(yè)基礎到工業(yè)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3卷，207）十月革命的時候，蘇聯(lián)的工業(yè)不是很弱小嗎？然而今天的蘇聯(lián)卻有了許許多多大規(guī)模的工廠。從蘇聯(lián)的建設歷史中，毛澤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國的將來，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國雖然還很落后，工業(yè)水平很低，但是中國會很快地發(fā)展起來，也會象蘇聯(lián)一樣，有自己的大工業(yè)。這對于正在領導恢復和發(fā)展中國經濟的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蘇聯(lián)經濟建設的經驗對毛澤東也產生了吸引力，這在以后的一段時間內，表現(xiàn)得非常清楚。

9.《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的重大意義。

首先，它是新中國成立后，與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條約。它同一百多年來舊中國在屈辱的條件下與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

其次，新的中蘇條約對舊的中蘇條約作了重大修改和補充。新條約第一條就規(guī)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這對于防止侵略戰(zhàn)爭，保障兩國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義。這一點，很快就被歷史所證明了。

再次，條約第五條規(guī)定：“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fā)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系，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并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這一條，對于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經濟處于十分困難情況下的中國來說，極為有利。

此外，新條約還特地增加了這一條：“締約國雙方根據(jù)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xié)商。”

最后，關于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xié)定，同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協(xié)定。它規(guī)定：第一，“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lián)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shù)匾平恢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立即實現(xiàn)，但不遲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締約國雙方同意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但不遲于一九五二年末，蘇聯(lián)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jù)地撤退，并將該地區(qū)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lián)自一九四五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第三，“締約國雙方同意在對日和約締結后，必須處理大連港問題。”“至于大連港的行政，則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現(xiàn)時大連所有財產凡為蘇聯(lián)方面臨時代管或蘇聯(lián)方面租用者，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收。”

雙方還發(fā)表了中蘇兩國關于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xié)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間所締結之相當?shù)臈l約與協(xié)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樣，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地位”。（《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P118-123）

（三）進一步確立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對外路線。

毛澤東這次訪蘇結果表明，盡管在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在雙方談判過程中間，出現(xiàn)過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這畢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它們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標上是一致的。從總體上說，這次談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諒解的氣氛中進行的，因而取得圓滿的結果。當時連西方國家的輿論也承認，中蘇條約的簽訂，成為戰(zhàn)爭結束后國際政治中的最為重要的事件；中蘇條約的簽訂，是蘇聯(lián)和中國的重大外交勝利。

1950年4月10日，毛澤東在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在講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說：“條約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不然人家干我們，給我們增加困難。現(xiàn)在把兩國的友誼在條約上固定下來，我們可以放手搞經濟建設。外交上也有利。為建設，也為外交，而外交也是為建設。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樣可以減少戰(zhàn)爭的可能性。”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又進一步地評價說：“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的中蘇條約，鞏固了兩國的友好關系，一方面使我們能夠放手地和較快地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動著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對戰(zhàn)爭和壓迫的偉大斗爭。”（《毛澤東文集》第6卷，P67）

其一，進一步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對他1949年6月提出的“一邊倒”方針的成功實踐。“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這一方針的提出，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從當時整個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主要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態(tài)度并實行包圍封鎖這個現(xiàn)實情況出發(fā)的。毛澤東把外交政策上的“一邊倒”和軍事上迅速占領全國、經濟上實行自力更生，稱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之道。并且認為，外交政策上的“一邊倒”，越早表現(xiàn)于行動對我越有利，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毛澤東把出訪蘇聯(lián)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付諸實踐。

“一邊倒”，是指國際戰(zhàn)略態(tài)勢上的“一邊倒”，決不意味著處處事事都依從別國，跟著別國的指揮棒轉，更不是去做附屬國。恰恰相反，它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為前提的。

其二，毛澤東在提出“一邊倒”方針之前，還提出“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

“另起爐灶”，是毛澤東1949年春提出來的。同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xù)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tǒng)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

對于這個方針，周恩來作過很好的說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毛澤東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國同外國的外交關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這一‘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周恩來選集》下卷，P85-87）

其三，“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是毛澤東在1949年1、2月間，同米高揚的談話中首先提出來的。隨后，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這個方針就正式確定下來了：“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xiàn)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毛澤東選集》P1435）

對于這一方針，周恩來也作過很好的說明：“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鉆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愿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他們活動的余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周恩來選集》下卷，P85-87）

毛澤東善于用形象、生動又通俗的語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戰(zhàn)略思想和理論觀點。用“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表述他的國際戰(zhàn)略方針和外交思想，就是一個生動范例。這三句話成為新中國建國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導作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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