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之亡，實亡于上海”

——談報刊輿論對辛亥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關于報刊輿論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孫中山曾說過：“此次民國成立，輿論之勢力與軍隊之勢力相輔而行，故曾不數(shù)月，遂竟成功”。也就是說，辛亥革命成功，一靠“槍桿子”，一靠“筆桿子”。所謂“槍桿子”，即以新軍為主的軍隊，所謂“筆桿子”，即革命報刊的宣傳鼓動。武昌起義之后，馮國璋等人在給袁世凱的呈文中說道，此次起義的發(fā)生“首恃報紙鼓吹之力”。民國時期，清朝遺老惲毓鼎總結清亡之教訓時也認為，上海報館是導致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況宣統(tǒng)之季，構亂之奸徒，煽亂之報館，議和遜位之奸謀，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實亡于上海?！比绻f辛亥革命中軍隊之勢力的中心是武昌，那么，輿論之勢力的中心當然是在上海。

《蘇報》及“蘇報案”：反清革命先聲

清末10年，上海一直是革命黨在國內的重要宣傳基地。眾所周知，反清革命思想醞釀于海外，但是推動革命思想在國內的傳播，《蘇報》功不可沒。

《蘇報》1896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起初是一份以外商名義辦的報紙，內容以市井瑣事、社會新聞為主，后由一清朝落職官員陳范接辦。1903年前后，一批來自海內外的革命志士相繼落腳上海，并組織革命團體中國教育會和上海愛國學社。此時的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匯集了一批激進人士，除了原在上海的蔡元培、章太炎外，還有率領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罷學來滬的章士釗，“成城入學”事件后由日本回滬的吳稚暉以及因剪留日學生監(jiān)督姚文甫發(fā)辮被日本驅逐出境的鄒容、張繼。他們定期在張園演說，更希望能有一“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fā)”。恰逢陳范正苦于《蘇報》稿源匱乏，于是他與愛國學社訂約，每日由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輪流為《蘇報》撰寫論說一篇，報館每月資助學社一百元作為報酬。這樣，《蘇報》有了更多的稿源，愛國學社師生也有了發(fā)表言論的園地。不僅如此，1903年5月，陳范又聘請章士釗為主筆，這樣，《蘇報》與革命黨的關系更為密切，實際上成為愛國學社的機關報。

章士釗任主筆后，《蘇報》煥然一新，不斷發(fā)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此前革命黨在張園演說已經引起朝廷的注意，并下旨追查，恰逢此時，章太炎著《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著《革命軍》在上海出版，《蘇報》又大力宣傳，先后發(fā)表章太炎為鄒容《革命軍》作的序以及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摘錄。清政府由追查張園演說進而追查《蘇報》。于是上海道臺與上海租界工部局交涉，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鄒容投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但是，清政府的鎮(zhèn)壓措施并未有效遏制革命思想的傳播，蘇報案發(fā)生后不到一個月，章士釗、陳獨秀等人又在上海創(chuàng)辦《國民日日報》，繼續(xù)激烈抨擊清政府的專制統(tǒng)治，人稱“《蘇報》第二”。

“豎三民”：革命黨的新聞發(fā)布機關

武昌起義爆發(fā)前的一段時間里，革命黨在上海辦革命報刊未中斷過，特別是被稱為“豎三民”的《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異?；钴S，實際上是革命黨的喉舌。

《民呼日報》創(chuàng)辦于1909年5月。取名“民呼”，意思是“大聲疾呼，為民請命”，批評時政，揭露官員昏庸顢頇。清政府官員羅織罪名，以侵吞賑款罪起訴于右任，迫使《民呼日報》?？?。未及一個月，《民吁日報》創(chuàng)刊。為何取名《民吁日報》？于右任解釋說“民呼報被?？扔谌嗣竦膬芍谎劬Ρ煌冢覀冞€有嘴巴，我們還要吁，還要奮斗”。《民吁日報》的宣傳風格與《民呼日報》一脈相承，創(chuàng)刊僅四十幾天就被查封。1910年10月，于右任又創(chuàng)辦《民立報》。《民立報》是同盟會在國內的言論機關，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民立報社成為革命黨人的聯(lián)絡機關。《民立報》首先報道了武昌起義，以頭號字體刊出有關起義的專電，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風暴”專欄，報道起義進展情況，發(fā)表社論，歌頌革命，嘲諷清政府腐敗無能，即將崩潰，號召“同指北廷，撻彼元兇”，建立民主共和國家。辛亥上海起義發(fā)生，滬軍都督府成立，民立報又鼓吹攻打南京，進行北伐。

除了《蘇報》和“豎三民”，清末在上海宣傳革命的報刊還有很多，如《俄事警聞》、《警鐘日報》、《覺民》、《中國白話報》、《女子世界》等。

上海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宣傳中心

可以說，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是辛亥革命最堅實的宣傳基地，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上海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上海是當時中國的報業(yè)中心。晚清至民國，上海一直是中國的報業(yè)的中心。報刊數(shù)量多，據(jù)統(tǒng)計，1911年以前，全國共出版中文報刊1753種，其中有460種在上海出版，占26.24%；辦報主體多元，種類豐富，有純商業(yè)性的，如《申報》、《新聞報》；有政治性的，如《時務報》；有社團辦報刊，如《農學報》、《新學報》；有傳教士辦報刊，如《萬國公報》、《益聞錄》。不僅如此，依托其商業(yè)中心和交通便利的條件，上海的許多報紙發(fā)行覆蓋全國，像《申報》、《新聞報》等均為當時最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正是依托其報業(yè)中心的地位，上海擁有了信息集散地和輿論中心的地位，其時望平街號稱“報館街”，是名副其實的新聞發(fā)布中心。

其二，上海租界的存在。上海在1843年開埠后，供外僑居住的租界設立，1854年小刀會起義后，華人亦可以居住。租界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自治區(qū)域，并且設立了管理機構工部局。工部局按照西方的理念管理租界，言論自由是租界居民不言而喻地享有的權利。據(jù)此，這里成為革命報刊的避風港。這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對于設在租界的革命報刊，只要未超過言論自由的限度，工部局一般并不干預。對于超過言論自由限度的報刊，如公開鼓吹推翻現(xiàn)政府、殺人等，通常的處罰方式是罰款、?？?，封閉報館、嚴懲報人的事件極少發(fā)生，晚清因發(fā)表革命言論受到嚴懲的只有章太炎和鄒容。二是革命黨報刊可以掛洋旗。在當時的上海租界，只要有外國人愿意出面，報館即可以外商的名義在領事館注冊，這樣可以規(guī)避清政府的管轄。

從當時革命報刊在國內的宣傳效果來看，上海的革命報刊比革命黨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區(qū)的影響更大、更直接。原因在于上海是國際性的商埠、中國的商貿中心，交通四通八達。革命黨往往把這里作為國內的落腳點和中轉站，革命書刊也從這里印刷、出版，銷往沿江沿海和內地，即使是革命黨在國外辦報刊，也往往先寄到上海，再由上海銷往內地。因此，上海是當之無愧的辛亥革命的宣傳基地。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