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

資料來源：　1844年2月16日　樸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致阿伯丁(Earl of Aberdeen)第34號發文，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F．O．228／32。　　

注：此為羅伯聃（R．Thom)1843年所作之估計，內容指江寧條約前夕外國船只所經營之對華貿易全體。羅伯聃為英國代表團的人員，當時正參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商淡．他獲有向外商調查中外貿易情況的便利。　　

三 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策劃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活動　　

[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廢止，從此，任何英商皆得至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工自由貿易是意味著英國對內對外的全部財政和貿易政策之改革，以適應于工業資本家底利益，即現在以民族名義出現的階級底利益．這個階級嚴肅地從事于事業。每一個對工業生產的障礙都毫不容情地被鏟除了。關稅率和整個稅收制度都進行了徹底的改革．一切都服從于唯一的一個目的，而這個目的對工業資本家是極其重要的：減低各種原料的價格，特別是減低工人全部生活資料的價格；生產原料[應譯作減低原料成本工，并保持一一如果不更加降低一一工資在低下的水平上。英國　　

應當成為“世界主人”；其他一切國家對于英國必須成為像愛爾蘭一樣，即英國工業品底銷售市場、原料與糧食底供給地。英國是農業世界底偉大工業中心、即工業底太陽，圍繞它經常旋轉著數量日益增加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行星。英國有多么偉大的前途啊!(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鮑和、岷英譯，《新建設》，1952年1月號)　　

[183s年][　6月2日　格拉斯哥印度協會致外交大臣巴麥尊(Viscount Palmerston)函工正中國行商壟斷貿易，壓迫英商，且常常發生破產事件，而廣州英商又無生命財產的保障，]凡此，都妨礙英國對華貿易不得相應于中國的龐大市場與英國開放貿易自由的機會作迅速而廣泛的擴張，[因而我會不得不促請陛下政府采取步驟，和中國]簽訂友好通商條約，掃除障礙；如果可能的話，并恢復從前我們享有的對廈門和其他北部VI岸通商的特權，……我們認為直接向北京朝廷去接洽，遠比通過地方當局進行交涉更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則我們認為陛下政府尚在中國沿海取得一個或幾個島嶼，作為進行貿易的基地，藉以避免中國政府的勒索、控制與煩擾，則必將對于我們的對華貿易大有好處。(馬地臣：《不列顛對華貿易現狀及其前景》James Ma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together with some Leading Occurrancesinits Past History，London，1836．]，第128頁寸　　

[　7月17日　財政部巴林(Baring)轉交格拉斯哥工商聯合會理事會(Director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and Manufactures of Glasgow)上首相邁爾本子爵(Viscount Melbourne)備忘錄]開放對華貿易的立法所期望獲得的利益，勢將因中國政府堅持[要外商]遵守的那些交易條件而受到根本的損害。在現行限制交易條件之下，要使貿易超出有限的范圍是不可能的。根據中國政府所規定的章則，不列顛商人的貨物要放在行商手里去出賣，而貨主對于行商賣貨收款卻又無所控馭，對于他們的交易手續，也不能作任何監督。中國對外貿易背負許許多多的稅餉和沉重的勒索，稅率和征稅方法是隨意決定的，絕大部分由政府責令行商負責繳納，這樣英入財產就有被行商用來歸還對政府欠債的危險，而大家知道行商多數都是在破產狀態中的。只要我們對中國的商務處在這樣受限制的不穩固的狀態中，所望于對這樣一個入門眾多、物產富饒的帝國進行貿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損害。但是對我們這樣商業國家的利益而言，目標是太重要了，備忘錄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會采取各式各樣的辦法來掃除妨害達到目標的障礙的。(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12)　　

[　7月27日　外交部復格拉斯哥工商聯合會函]格拉斯哥商人備忘錄所說的問題是極端重要的，他們所申訴的不方便情況是真實的。只是解除的辦法還不很明確．但是陛下政府一定嚴重注意這個問題，不會不加以慎重考慮的。(英國外交部檔案，F。O．工7／12)　　

[　7月24日　胡夏米(H.H．Lindsay)致外交大臣巴麥尊的私人信件]我們[的對華關系]不能讓現在這樣的反常狀態繼續下去了。……我不否認律勞卑(LordNapier)在某些方面是做得不對的，但我認為中國人是預先決定侮辱他的。……中國人對律勞卑的陰狠行為如果不是他致死的原因，也加速了他的死．　　

[經過深思熟慮，我認為有兩條路可走：第一，這是我要建議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來對過去的損害取得補償，對將來取得保障；第二，取消一切政治關系，撤回一切代表，[只派一個人去登記船只，辦理各項船貨證件。中國人是急于要我們國家對于我們的商人加以管束的。而我們國家對我們商人則]全然不加干涉，一直等到出現了情況，使我們有權利采取另一種態度來規定[貿易]條件的時候為止。　　

誠然，我承認一個人到另外一個國家去應該服從那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但是，另一方面，這永遠假定你是和一個文明國家相交往為前提的，永遠假定你所服從的法律規章有明白固定的條文，可以對你的生命財產作合理的保護為前提的。如今中國卻不然，特別是他們所堅持執行的關于殺人犯的野蠻規章與法律和人道原則與理性都是不相容的。　　

假定政府已經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索取補償，事情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已經在那么多的場合使用恐嚇手段而又中途退縮了，因而中國人勢將在單純談判中拒絕一切讓步，是毫無疑問的，這就使得動用武力成為必要手段了。　　

照我的意見，采取恰當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動，只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萬事皆足了。我樂于看到從英國派出一位大使，去和印度艦隊的海軍司令聯合行動，對于我們所受的損害索取補償，并商訂一份以自由原則為基礎的通商條約。迫使[滿清政府]屈服的武裝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艦、兩艘大型巡洋艦、六艘三等軍艦、三四艘武裝輪船，船艦載運陸上部隊約600人，以炮兵隊為主，以便進行必要的陸上動作，這就滿夠了。這支武力的絕大部分，印度已經有了，花不了多少錢就可以行動起來，例如[印度]皇家海軍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項：　　

74尊炮主力艦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艦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艦兩艘  320人　　

印度海軍則提供：三等軍艦兩艘  300人　　

武裝輪船兩艘200人　　

加爾各答提供：武裝輪船一艘100人　　

需要從國內派遣的：大型巡洋艦一艘．300人　　

小型巡洋艦兩艘320人　　

陸上部隊600人　　

共計2940人　　

這支武裝之滿夠達到我們所想望的一切目標，是毫無疑義的。盡管卑怯如中國人，但是如果我們激起他們民族的反抗精神，他們就可能，并且必然會證明出他們乃是出乎我們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們的政策就應該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場合下不對他們懷抱任何敵對的情緒。[著重點是史料編者加的]敵對行動開始時，單純地只對沿海進行封鎖，在廣州、廈門、上海、天津4個主要港口附近各駐以小型艦隊。　　

英國人一般很少認識沿海貿易對于中國人有巨大的意義，更不知道中國某些地區的人的生活必需品整個兒是仰仗沿海貿易供應的。例如，福建省就是從富庶的臺灣(臺灣不愧為所謂中國的谷倉之一)吸收大米以滿足其大部分消費需要的。當我們1832年4月泊在廈門港的時候，我每天看見有一二十艘300至500噸的帆船進港，裝載大米和糖。我又令人計算船數，在7天內進口100至300噸不等的帆船共不下400艘，其中大部分是從滿洲來的沿海商船，裝載各種谷物，也有不少是從[麻六甲]海峽來的，裝有很值錢的貨物。　　

[天津的商務不及福建的繁盛，但天津距北京不足50英里，我們在天津所造成的驚恐大可逼迫滿清政府早日結束戰爭。]　　

這些行動的結果，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沿海中國海軍的全部威信一掃而光，并把數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們的掌握之下。[中國沿海比世界任何別國的沿海都更宜于進行這類行動，無數島嶼和岸邊狹道的深水灣，可容納任何大艦隊，只要一艘兵艦就夠防守的。現在中國已有幾個印刷所，旗艦上應該再設一個，以便印刷告示，聲明不傷害民船，提出我們的要求，他們人民就會請求政府答應我們要求的。一切供應品都嚴格地照價收買，如此，中國人就會有信心拿各種供應物品紛紛而來。工我甚至于可以這樣說，而我也深深地這樣相信，就在整個作戰期間，只要發給中國商船通行證，還可以做很大的生意。　　

[最有利于行動的時間是，2月在麻六甲海峽集中艦隊，季風一到，就北上中國海，4月中就可以開始行動了。這樣是不致妨礙上一季度的貿易的。依我看，3個多月就可以解決了。美、法兩國是樂于我們這樣干的。](外交部檔案，F．O。17／12)　　

[編者按：胡夏米是廣州鴉片販子對華航線船舶投資人兼英國國內貨物經銷商人，1832年乘阿美斯德號(Amherst)自福建至盛京全部沿海進行偵察活動，滿清政府的文獻稱這艘船為胡夏米。實在胡夏米是Hugh Hamilton Lindsay的化名。阿美斯特號此行偵察結果，對于今后英國的侵略行動有極重要的意義。就根據這次偵察結果，在中國的鴉片販子們便形成一個公認的作戰方案。上述胡夏米信中所說種種，到1839年又成為倫敦印度中國協會的方案提交巴麥尊(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卷l，第644—657頁)實際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的作戰計劃，有許多就是根據這里所說原則擬訂的。這封信是胡夏米為回答巴麥尊向他征求對華問題意見而寫的，1836年曾公開印行過，題為與巴麥尊子爵論英華關系書(Letter to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London)，今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12原文摘譯如上。][1836年][2月曼徹斯特商會上首相邁爾本與外交大臣巴麥尊備忘錄]對華貿易維持英國航船十萬噸，而這又是可能大為擴張的。中國為英國制造業提供一個銷量龐大而又迅速擴張的市場；同時又為印度的出產提供銷路，眾信其數達300萬鎊，而這又使得我們的印度人民藉以能夠大量消費我們的制造品。L為了換取英印進口貨物刁中國輸出茶葉和生絲，生絲價值在100萬鎊以上，沒有生絲，我們這一門極重要的迅速增長著的制造業便將大大地癱瘓了。然而自律勞卑失敗以后，對華貿易已陷入不穩定的無保護的狀態，橫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與禁阻。于是，不列顛財產每日都處于危險狀態之中：我們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們的君主已經在她所派的代表律勞卑身上受到侮辱；我們的產業可能被癱瘓；我們的稅收可能每年遭受400至500萬鎊的損失。E因此，備忘錄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請不列顛政府施展保護[英商的]威力，[我們認為]如果直接和中國最高政府接觸，將會比通過廣州那批低級官吏之迂回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馬地臣：前引書，第123頁)　　

[2月利物浦印度協會上首相邁爾本備忘錄][對華貿易有兩件大災難：一是地方官吏任意勒收稅餉；一是行商壟斷貿易。其他種種，都是由這兩項派生出來的。如果陛下政府對于律勞卑之死與停止貿易所造成的損失忍受下去，我們認為不獨災難勢將加深，且將經常地發生沖突，停止貿易。這對商人固然不利，政府的稅收也受損失。須知對華貿易，事關600萬鎊資本，9萬噸航運，400萬到500萬鎊的稅收。因此，我們特向陛下政府請求保護。](馬地臣：前引書，第125頁)　　

[1836年][　4月1日　和怡和洋行有密切聯系的奧斯瓦爾特．史密斯(Oswald Smith)致書外交部，送交格拉斯哥印度協會與工商聯合會分別向巴麥尊所提備忘錄，要求保護對華貿易。](外交部檔案，F.0．17／16)　　

[1836年][　7月1日　格拉斯哥印度協會第三次向巴麥尊提備忘錄，要求保護對華貿易。](外交部檔案，F.0．17／17)　　

[1837年][倫敦印度中國協會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去年本會曾經注意到并敦促陛下政府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對在華英商的利益給以更大保護的重要性問題。不僅從現在所進行的貿易方面去看，這是重要的；而且從擴張對華商務觀點去看，也是重要的。本會獲悉陛下政府對于這個問題深為憂慮，受命提供意見，并已向外交大臣呈述過本會的看法。本會主張派遣商務代表或領事駐在廣州，不賦以任何政治權力，藉以避免與中國法律相抵觸。同時，本會并向陛下政府請求為英商在華獲取下列各點：]1。允許英商及其眷屬在廣州居留；2．允許英商有權占有或建造倉庫，藉以存儲貨物，保障他們貨物的安全；3。允許英商和一般中國人與行商同樣做生意；4．遇有地方性不平事件影響英商商務時，允許英商和廣東當局直接接觸；5。給予英商在廈門、寧波及北部接近北京的另一口岸進行貿易的特權；6．必要時占據或交涉占有或收買北部海岸的某一島嶼，在那上面和平地維持一個英商商館，受英國本國法律統治，藉以避免和中國人民及中國當局發生沖突與爭執。本會　　

已經獲得保證，陛下政府在考慮中國問題時將對這些建議作恰當的注意。(同前第一次報告書，1837年，第9一l0頁，The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Presen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Held Jan．3，1837．)　　

[　1月23日　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義律(Capt．Elliot)上外交大臣巴麥尊函][我已經收到格拉斯哥印度協會上外交大臣備忘錄，我認為用什么方法使貿易不致遭受一點點阻礙而又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的讓步，乃是當前陛下政府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關于派代表和北京政府進行交涉的問題，]我認為靠和平的外交代表去進行交涉，肯定地說，是沒有得到一點好處的希望的，正相反，大有制造嚴重困難之虞。就我所知，絕不對我們求取寬待的要求作任何正式讓步，乃是中國政府既定的政策，而我也必須承認，這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則。用另一種方式來進行交涉，即以陛下武裝力量的出現來支持某種條件的要求，我認為，在中國政府覺悟到武裝力量除去用作恐嚇手段，也還有別的用處以前，也是什么都得不著的，甚至連已經到手的，全都保持不住。……我忠誠地促請[陛下政府]立刻在小笠原群島建立小型海軍基地，常常地、每隔短短的時間，就把艦隊開到該群島附近的或其他部分的中國沿海去，用和協的態度把我們所受到的一切損害都提出來，但以頑強的態度堅持下去，凡是經我們沉著堅定的努力幸而獲得的一切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權利，最后，決定不以陛下政府的名義提出請求讓步的形式而樣樣都以索取公正補償的形式提出來。……(外交部檔案，F。O。17／19)　　

[1838年][倫敦傳聞中國方面侮辱英國國旗，義律在廣州交涉失敗，退駐澳門。　3月21日　倫敦東印度中國協會主席拉本德(G．G。dcH．Larpent)、副主席哈斯第(Archibald Hastie)、秘書斯第克門(M.I．Stickman)及理事巴爾麥(J．H．Palmer)至外交部面見巴麥尊，呈述對華問題意見。](外交部檔案，F．0．17／28)　　

[1839年][　3月10日　，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　　

[　3月18日　，林則徐發布文告，責令外商呈繳鴉片。]　　

[　3月27日　，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遵令通告“英商”呈繳鴉片。]　　

[　8月5日　，義律　3月22日　自澳門發致巴麥尊的報告到達外交部；同日林則徐禁煙的消息也經私人方面傳到倫敦。](外交部檔案，F．O。17／31)　　

[　8月6日　，倫敦印度中國協會主席拉本德等致函外交部，要求謁見外交大臣巴麥尊，巴麥尊批示次日接見。]　　

[　8月7日　，倫敦侵華集團為討論如何掀起侵華戰爭問題，有一次緊急會議。會議是由曼徹斯特紡織資本家、對華棉貨出13商、曼徹斯特商會主席莫克．維卡(John Mac Vicar)召集的，與會的有倫敦印度中國協會主席、下院議員拉本德，銀行家、下院議員、巴麥尊的親密伙伴、對華航運投資人約翰。阿拜。斯密斯(JohnAbel Smith)，斯密斯的兩個兄弟、怡和洋行關系人奧斯瓦爾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湯瑪斯。斯密斯(了homas Smith)，下院議員、對華貿易商人威廉。克勞復(William Crawford)，倫敦大銀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對華利益關系公司的拜茲(Bates)，寶順洋行(Dent & Co。)老板、大鴉片販子顛地(Dent)，怡和洋行鴉片走私船船長格蘭特(Grant)等9人。會后，莫克。維卡、拉本德等8人(拜茲不在內)都依約在巴麥尊私人住宅與巴麥尊會談約一小時。據威廉。克勞復表示，巴麥尊向莫克。維卡等]查問了許許多多的事情，這就把他的企圖在我們心上造成深刻的印象。我們預計政府要采取強硬行動，派出足量的海軍，讓中國感覺得到海軍的威脅。譬如封鎖珠江口以及珠江到東北一線的沿海，或者還要占領廈門，以便截斷臺灣米糧的供應一一這種供應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　1839年8月8日　威廉．克勞復致羅伯特。克勞復(Robert Crawford)的信，見怡和洋行檔案。)[按：　8月7日　至　11月4日　，英國資產階級紡織集團和鴉片集團完全合流，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呈獻對策、列舉要求條款、積極策動戰爭，進行了3個月緊　　

張的幕后活動，代表資產階級侵華利益的英國政府基本上就是根據這批人的獻議進行對中國的武裝侵略的。關于這3個月活動情況的文獻，因限于篇幅，難以全錄，以下只挑選綱要。]　　

[　8月18日　，斯密斯致函巴麥尊，送交廣州英商寄給斯密斯的情報。](外交部檔案，F．O。17／35)　　

[　8月23日　，莫克。維卡致函巴麥尊，敦促政府早日決策行動。](外交部檔案，F．O．17／35)　　

[　8月29日　，巴麥尊收到義律　4月3日　自廣州發來的報告。](外交部檔案，F．O．17／31)　　

[　9月16日　，利物浦印度協會致函巴麥尊，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動，保護在華英人生命財產，并為將來對華貿易之永久性安全基礎而籌劃對策；又要求巴麥尊接見該會代表，面呈意見。](外交部檔案，F。O。17／35)　　

[　9月18日　，斯密斯致函巴麥尊，敦促政府早日決策行動。](外交部檔案，F。O．17／35)　　

[　9月18日　，拉本德致函巴麥尊，送交他所收到的全部廣州方面的報紙資料。](外交部檔案，F．O．17／35)　　

[　9月19日　，倫敦侵華集團開會討論策動對華戰爭問題，決定由拉本德、查甸(William Jardine)等9人組成委員會，負責進行。](怡和檔案)　　

[　9月21日　，巴麥尊收到義律自澳門發來的報告，敘事截至　5月29日　為止。](外交部檔案，F．O．17／31)　　

[　9月22日　，斯密斯謁見巴麥尊商談侵華問題；巴麥尊通過斯密斯囑查甸留倫敦以備咨詢。工(怡和檔案)　　

[　9月23日　，巴麥尊致首相邁爾本(Lord Melbourne)私人信件，提出“實際問題”六點：]　　

1．政府對于卡爾斯。義律用政府名義承擔下來的兩萬箱鴉片的責任是承認呢，還是否認?　　

2。要是否認這份責任，政府就讓受害人聽天由命嗎?　　

3．要是承認這份責任，政府是簡單地向國會提議付出那筆錢呢?還是把義律以政府名義承擔下來的義務當做強迫中國政府賠補受害人所受損失的義務，而以林欽差辦事的暴虐性做為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據?　　

4。財產是如此其用暴力奪去的，政府替他們提出賠償要求，同時，為了將來把不列顛人民和中國人的關系放在安全的基礎之上，政府是否更進一步提出締結一個條約的要求?并且對于這種行動的整個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員的絕大失敬(grossindignity)也要求某種道歉或賠償呢?　　

5。如果政府這樣決定，那么壓迫中國人順從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強制手段是什么呢?　　

6．截至現在為止，已經建議出來的辦法是強有力地截斷中國的沿海貿易。　　

捕捉并扣押他們一切的沿海船只，據說沿海船只是極多極多的。　　

占領沿海幾個島嶼，此中包括一個小島上的廈門鎮。　　

為此，需要很大的海軍力，兩艘主力艦，再加幾艘較小的艦只可以夠了，印度不難派出足夠的陸軍去。　　

已有一艘主力艦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艦和一艘大型巡洋艦正整裝待發，途中還可以停靠阿里斯(Buenos Ayres)，幫助那邊進行中的談判交涉。(桑德斯編：《邁爾本勛爵的文書》[Lloyd C．Sanders，Lord Melbourne’S Papers，London，1839]，第457--458頁)　　

[　9月24日　，拉本德等9人委員會集會討論侵華問題，決定以拉本德、斯密斯和查甸三人組成核心小組，付以行動權力，以便隨時和政府保持聯系。](怡和檔案)　　

[　9月27日　，拉本德等三人核心小組謁見巴麥尊；同日，并與利物浦印度協會代表會晤。](怡和檔案)　　

[　9月27日　，利物浦印度協會代表謁見巴麥尊](外交部檔案，　　

F．0。17／35)　　

[　9月30日　，利物浦印度協會致函巴麥尊，送交利物浦對華貿易資料如下：](外交部檔案，F。0．17／35)　　

不列顛制造品自利物浦港輸華情況表　　

[　9月30日　，曼徹斯特與對華貿易有關的制造家與商人39家致函巴麥尊，要求政府對中國采取強有力的對策，利用機會，為對華貿易獲致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2冊)　　

[10月l日，倫敦與對華貿易有關的商人98家致函巴麥尊，要求政府表明意圖。](《鴉片戰爭》，第2冊)　　

[lo月1日，內閣會議決定發動對華戰爭。據印度事務大臣霍布浩斯爵士(Sir了．C。Hobhouse)所記開會情況如下：]　　

我們開了一次很早的內閣會議討論中國問題。巴麥尊把廣州事件的詳細情況都擺在我們面前。他說明怎樣用一艘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兩三只輪船和幾只小型武裝船只就可以把從北京到廣州的整個海岸封鎖起來。我告訴他說，律勞卑死后，胡夏米(H．H。Lindsay)早在1836年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了。　　

[軍政大臣]麥考萊(Ma Caulay)特別口若懸河地反對中國人，堅決主張采取敵對行動，他和往常一樣，火辣辣地滔滔不絕，可是我看他說得太多了。[貿易大臣]拉保契爾(Labouchere)湊近我的耳朵說，假如他總是用這么大力氣說話，什么事兒都干不成了。[財　　

政大臣]巴林(Baring)問到商人為了保全義律和其他英國人的生命而繳出鴉片，以致損失兩百萬鎊，事情應該怎么辦?[首相]邁爾本勛爵堅持英國政府不應該付這筆錢。拉保契爾以為東印度公司應該付。麥考萊則主張掠奪中國人的財產[來付]，巴麥尊持同樣主張。　　

我對于封鎖約及一千或一千多英里海岸線的結果，表示某種懷疑，邁爾本支持我的意見，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后，終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并訓令印度總督對于我們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動予以合作。　　

散會前，我和麥考萊耳語說，責備我們無所事事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第一次內閣會議我們就決定對于以法國作后盾的敘利亞和埃及的主人作戰，同時我們又決定對工／3的人類的主人作戰。他笑笑說，他對于我們的中國政策沒有疑慮，對于埃及政策則感覺保不定。(道切斯特夫人[Lady Dorchester]編：《一個長壽人，布勞頓勛爵回憶錄》[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Lord Broughton，London，l9兒]卷5，第227—229頁)　　

[　10月4日　，李滋市銀行家、商人與制造業者72家致函巴麥尊，謂李滋毛織品銷華數量不小，現在已陷于停頓，要求政府采取有效辦法，保護現在利益，并為將來建立較為鞏固的、較為永久的通商關系。](《鴉片戰爭》，第2冊)　　

[-　10月4日　，利物浦印度中國協會54家致函巴麥尊，謂已經推舉拉本德、威廉。克勞復與約翰．阿拜．斯密斯三人為代表與政府交換意見，請早日告知政府政策。](《鴉片戰爭》，第2冊)[　10月7日　，莫克．維卡面見巴麥尊](怡和檔案)　　

[　10月8日　，卜賴克b恩(Blackburne)制造家與商人34家致函巴麥尊，要求政府采取斷然的處置，強有力的手段，索取賠償，并將今后對華關系置于較以前更穩固的基礎之上。](《鴉片戰爭》，第2冊)　　

[l0月10日，拉本德等三人核心小組謁見巴麥尊，巴麥尊表　　

示將采取武力行動，要求各人提供情報，拉本德等已將對華貿易應該堅持的各點意見，提交巴麥尊。會后，拉本德即向各方收集情報，準備向巴麥尊提備忘錄。](怡和檔案)　　

[　10月12日　，口口市毛紡織業代表桑復德(Sanford)致函巴麥尊，要求調整對華關系。巴麥尊批令回信向桑復德]保證陛下政府完全認識對華貿易的重要性及其龐大數量。(外交部檔案，F。O。17／35)　　

[　10月14日　，拉本德致函巴麥尊敦促早日發出準備武力行動的訓令。](外交部檔案，F．O。17／35)　　

[-　10月16日　，拉本德致函巴麥尊敦促發出訓令，稱斯密斯的快船慕爾號(Mor)專候公文出發，羈留日久，即將受到損失；又謂查甸與格蘭特正留在倫敦，等候咨訊。工(外交部檔案，F．O。17／35)[　10月18日　，巴麥尊寫成致義律第15號秘密訓令，謂政府將采取武力行動，令其早作準備。](外交部檔案，F。O。17／29)　　

[　10月22日　，慕爾號攜巴麥尊致義律第l5號訓令出發東來。工(外交部檔案，F．0．17／37)　　

[　11月2日　，倫敦侵華集團核心小組拉本德、斯密斯、克勞復3人聯名上書巴麥尊，詳論過去中英關系，提出作戰方案與要求條款。](《鴉片戰爭》，第2冊)　　

[　11月4日　，巴麥尊向義律發出第l6號秘密訓令，告以作戰方針；同日，并函海軍部要求派出遠征軍。](外交部檔案，F．O。17／40)　　

[1840年][　2月20日　，巴麥尊向義律發出第1號秘密訓令，提出與滿清政府談判交涉的條約草案。](外交部檔案，F。O．17／37)[參看摩斯：《中華帝國國際關系史》，卷1，第626—631頁。]　　

[　3月18日　，莫克．維卡致巴麥尊私人函件工自從1834年開放對華貿易以來，我在經營不列顛制造品的對華輸出上做得比任何別人都廣泛得多。因此，當目前這個時機，我愿就我們對華商務　　

上關系更加直接得多的這一特殊部門[指制造業一一編者]一一略呈鄙見，我相信，這可能是勛爵閣下所未曾注意得到，并可恕其冒昧的。　　

今有一處市場，它將大量消費我們制造工業的出產品，它也擁有豐富資源足以用我們所必需的物產來交換我們這種出產品。誰要是促請閣下去注意這樣市場的重要性及其價值(特別是從現在世界許多地區的外國政府阻礙我們輸出的那些限制條件方面去考慮)，那就是多余的。　　

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廢除以后，我們對中國的關系盡管混亂，然而我們棉制品的輸出卻有非常顯著的增加。在這個時期以前，棉紗的輸出價值非常之小，1838年卻超過了20萬鎊。棉織品方面，1838年的輸出高達50萬鎊。僅僅幾年以內，這兩種貨物的輸出，約莫增加了十倍。當前局勢，可能提供機會，完成兩國關系的改善。隨著關系的改善，我們輸出的擴張程度將是不可估量的。中國每年約從印度輸入棉花25萬包，并出產大量棉花以供自己消費。所有這些棉花都經婦女紡成棉紗，不用任何機械去幫助體力勞動，紗布品質惡劣；盡管中國人勤勞耐苦，勞動價格低廉，其成本總遠在我們所能用以供應他們的成本之上，因為我們是用機械技巧幫助勞動的。如果我們說，不多年后，現在從印度輸出到中國去的25萬包棉花就會運到我們國家來，變成棉紗棉布再輸出到中國去，從而大大擴張我們的航運業，增加千千萬萬的制造業勞動人手，這并不是過奢的希望呀。　　

在這次對華交涉中，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很自然地使我迫切地懇求你，不僅注意到現在我們對華貿易的重要性，而且注意到將來可能擴張的程度。中國那么龐大的人口，并且一般也都是穿得很好的人民，是能夠成為我們制造品之最最重要的大量消費者的。中國輸出的茶葉、生絲、絲織品和若干次要商品的總價值，就整數估計，每年約達600萬鎊，當前交換情況如下：　　

英國制造品約   1100000鎊　　

印度的棉花  1300000鎊　　

印度及東方某些島嶼的雜貨  200000鎊　　

共計2600000鎊　　

余下的350萬鎊，如果不交換鴉片，就要換取白銀，或者是制造品。．　　

在我看，最能促進我們制造品貿易的是一份良好的通商條約，用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安全。　　

要有對廣州以外其他口岸進行通商的特權，要享受比我們一向所享受到的更加不受限制的和中國人來往的自由。　　

可能的話，根據下述原則把加在我們進口貨和出口貨上的海關稅則調整到一個適中的水平上，那原則是：這適中的稅則既不至阻止或妨礙貨物的自由進口，又不至減低帝國政府的正當稅收。中國海關要有一部明文條例的海關法規，庶幾一方面使中國官吏無權榨取非法的關稅，另一方面也使外國商人不至欺騙中國人。

特別要反對限制外人只和一個小團體(行商)交易的制度。所有的行商都是破產的，我相信，只有兩家例外。公行所提供的保證是很不夠的，這已由過去五六年中那幾家行商因欠了英商大批款項而倒團的事情證實無疑了。那批債款，盡管由公行負責償還，但分期攤還達5年至10年之久，并且有幾筆還沒有利息。　　

行商每有新的倒閉，公行所承擔下來的債務一般都相應地加到進出口關稅上去，而這種負擔卻又并沒有按照它的加稅目的去開支，而是浪費到賄賂上去，亦即是被總督和他的下級人員榨取去了。　　

不幾年前興泰行倒閉的時候增加了新的關稅。廣州的英籍商人對此未加反對，因為他們看到這是他們找回債務的惟一辦法。但是我認為這乃是一種經由帝國海關監督的安排而造成的政府關稅，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阻礙將來商務的負擔，特別是就中國法律規定，利用已經集成的資金來還債這一點上去看，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不是因為行商和地方政府分配不當，那筆資金是足夠償還那筆債務的。　　

目前破產行商積欠英商大量債務，其數可能達75萬鎊之多，中國政府是承認這筆債務的，在這樣一次交涉中，陛下政府自然不會忽略了這筆債。當此陛下政府為自己代表所繳出去的鴉片而提出更直接的要求之時，我只想提出，政府不可允許中國人用損害我們將來對華商務的辦法去籌還這筆債務，以免失策。如果相信適中的海關稅則大大有助于商務的擴張，而又十分順應中國人的老辦法，允許他們對我們的商務課加新稅，藉以籌款還債，那我是強烈反對的。　　

我不以為我們有任何權利去獨斷中國人和我們做生意的條件。不過，是他們自己陷入了錯誤的處境，逼得我們不得不走上為國家所受的侮辱，為個人所受的委曲要求補償的地位。如果曲解自由與正義的觀念，現在我們不去為我們和他們之間商務關系上的合理利益而采取被迫采取的態度，這種想法就太過吉訶德化了。我堅決相信，我們這樣做法，對于他們文明與道德的進步，會比可能產生直接效果的任何其他做法都要好得多。　　

帝國政府是確定過進出口貨的海關稅則的，他們也滿意于這種稅則，只是廣東地方政府及其僚屬的腐化行為才把這種稅則一天一天地加重起來的。　　

這里應該提起制定任何新的管理法規，或通商稅則的基本原則是要反對實際負擔的任何增加，使變動合理化，對那些并不是我們商務范圍內的貨物，規定適中的稅則。　　

過去我們寄居在廣州，最好的情況也還是一種囚禁，這方面必須有很重大的改變。　　

禁止外國人攜帶妻室家屬的野蠻法令應該更改。　　

應該有足夠的地皮好建造貨棧。現在外國人的財產存放在各別行商的貨棧里，分散在人煙稠密的廣州城廂，并不在外國人自己的掌握之下，隨時有遭受火災之虞，危險性很大，幾乎無從予以保險。　　

依我看來，超乎一切的一樁緊要的事情是占有一處居留地，在那里，我們可以生活在不列顛法律的保護之下，免得遭受那些半開化的漢人子孫的侵害，要是我們有權選擇地點的話，我喜歡廈門、福州或舟山。因為如我所知，這些地方擁有安全的港灣，其地位臨近中國最為富庶繁華的省區。(按原件本段以下9行字跡不清)　　

我相信必須派出一位高級人員做特使，到中國去進行必要的安排。　　

廣州是進行談判的最壞的地點，這不僅是因為廣州距離最高政府所在地太遠，而且是因為在廣州，地方政府是會做出各種各樣的阻撓與欺騙行為來的。　　

中國法律和歐洲法律全然異趣，不列顛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統治。一命抵一命的法律規定只是一個例子。(外交部檔案，F。O。17／41)　　

仁　4月25日　巴麥尊致全權代表懿律(Rear Admfral Elliot)和義律的第11號訓令]附送格拉斯哥印度協會給我的備忘錄抄件一份。這份備忘錄談到中國省際之間貨物通過稅太高，因而實際上幾乎只有帝國沿海省份的人才消費英國的以及其他國家進口貨物；所以備忘錄要求和中華帝國進行交涉時，應該盡力使該國這方面的財政規章放松。　　

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我必須訓令你們，在你們和中國政府締結的條約上，要努力做到有這樣一條規定，就是英國貨物一經按照我2月2013發給你們的第l號訓令條約草案第4條(關于商務的)的規定繳納進口稅以后，這些貨物自中國此省運赴彼省時，中國皇帝的官員就不得再征任何的稅。　　

如果得不到這樣的規定條款，那么你們就要求對于這類的運轉貨物，確定另加某種固定的稅率，這種稅率總計起來不超過貨物價值的某種不高的百分比，或者相當于進1：3稅的某種確定的比率。后一辦法比較好，因為這可以防止貨價上可能發生的爭執。不過，陛下政府并不堅持上面所說兩種中的任何一種方式，只要你們能夠獲致一條規定，把稅率固定下來，這種稅率，在你們看來是公允適當的，在確定稅額和征收貨稅時是不致發生爭執的，從而不致使英國貨物在中國內地的消費受到不應有的阻礙就行。我附送關于這個問題一條條款的草案，這一條應插在已經發給你們的草案第4第5(關于商務的)兩條中間，你們可以向中國代表提出。　　

你們要知道，陛下政府無意以這一點當作先決條件來堅持；不過我必須訓令你們用一切適當的辦法和中國政府定下有關這個問題的某種有利條款。　　

第11號訓令附件1：　1840年3月20日　格拉斯哥上巴麥尊備忘錄。和中國人交涉時所應該放在心上的目標，大部分已經本會以及其他極其同意本會建議的有關團體提出過了；據了解，這些建議已經政府全面地加以接受，因此備忘錄提呈人就不再重復。不過，備忘錄提呈人認為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茲特提請勛爵閣下注意。　　

大家都知道，中國省際貨物通過稅的稅率過份沉重，以致消費英國和其他國家進口貨的，實際上就只限于沿海的人，而沿海人民卻只是那個龐大帝國人口中的極小部分。　　

備忘錄提呈人絲毫不懷疑，在任何情況之下，不管是和平還是戰爭，不管和中國人有無協議，也不管英國貨進口是合法的，還是永久禁止的，這些貨物仍舊會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某種辦法，找到進入中國沿海省份的道路的；但是，要是貨物的消費者，僅僅局限于沿海省份的有限人口，貨物受阻于各省的苛捐雜稅，達不到內地廣大人民手里去，那么，就是給以最有利的條件允予進13，這進口就絕對不會有多大的重要意義。　　

備忘錄提呈人充分知道，像中國這樣的帝國里，修改國內財政規章的困難是很大的；不過照最近土耳其的事情看來，這種困難之可以克服，也是很明白的；當前我們這個目標，意義重大，殊值得一試。　　

因此，備忘錄提呈人以迫切的心情促請陛下政府經常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并明確訓令[陛下代表]在和中國當局交涉中緊緊地要求這一點。　　

第11號訓令附件2：條款草案　　

茲同意并宣布，凡英國臣民運人中國皇帝領土之貨物，一經在輸入口岸按照上款所列名目繳納稅金之后，“在中華帝國由一省轉運另一省時，中國皇帝所屬官員即不得對之再征任何其他稅捐”。　　

如果不能達成上述條款，那么就以下文代替上段引號內的文字：　　

……中國皇帝所屬官員對此項貨物自一省轉運另一省時所另行加征之稅捐總共不得超過此等貨物價值的百分之口，或相當于此等貨物進口時所已繳納之稅之l／2或1／3。　　

茲并同意，此項加征之稅只在該項貨物售于或轉售于消費者時所在之帝國省份內加征，并不在貨物首次進入之省份加征。(“內閣專用機密印件，有關中國事件的文書”EPrivateand Confidential，C0rresponden Ce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China，1839一1840—l841，Printed Solely for the rise of the Cabinet]，第24—26頁)　　

[　6月28日　，英國侵略者遠征軍在海軍上將懿律統率之下宣布封鎖珠江，鴉片戰爭正式揭幕。]　　

[1842年][　8月29日　，滿清政府與英國侵略者簽訂江寧和約。丁　　

[1843年][　6月28日　，中英雙方在香港議定進出口海關稅則，按照此項稅則，則外商主要進出13貨物關稅負擔的變動如下。]　　

表9鴉片戰爭后外商關稅負擔變動示例　　

資料來源：羅伯聃：《中國對外貿易表》(R．Thom，Foreign Trade of China，1844)，見　1844年2月16日　樸鼎查致阿伯丁(Sir Henry Pottinger to Earl of Aberdeen)第34號發文，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F．O．228／32。　　

編者注：每兩合1．39元，新舊從價稅率是編者根據羅伯聃資料計算的。　　

按此時進口棉紡織品，包括手帕在內，只有8種，總值2090000元，表中所列5種系進口量較多者，共值1975000元，此5種可以代表棉紡織品進13稅率的一般情況。又毛織品進口凡8種，值1047000元，今送取其中6種，值1037500元。　　

四五口通商時期英國棉制品的銷華情況和英國資產階級紡織集團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要求　　

表10英國輸華貨物價值統計單位：英鎊　　

續表10　　

資料來源：輸華貨物總值據英國國會藍皮書，1864年，卷42，第23頁；1840--1846年棉紗布輸華值據英國國會藍皮書，1847年，卷60，第12—13頁；1849—1860年據密切爾報告書(Mitchell Report)，外交部檔案，F．O．17／287．　　

英國對中國和印度的貿易情況　　

表11(1833—1891)價值單位：鎊　　

資料來源：英國國會藍皮書，1894年，卷60，《皇家鴉片問題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第712頁。　　

編者注：，此二數與表10數字微有出入，原因待查。　　

表12世界各國消費英國棉紗布情況(1853)　　

資料來源：曼徹斯特工商聯合會理事會第34次年報，1854年。　　

[1843--1860年英國棉紡織業發展的一般情況]1843年，大窮苦；1844年，復興；1845年，大繁榮；1846年，當初還是繼續高漲，然后有反動的象征，谷物條例撤廢。1847年，危機，在“大面包”　　

的名義下，工資一般降低l0％以上；1848年，還是不景氣，曼徹斯特要由軍隊保護。1849年復興。1850年繁榮；1851年物價下降，工資低，罷工頻仍；1852年，開始好轉，罷工繼續，工廠主以輸入外國工人來恐嚇；1853年，輸出增加，蒲勒斯登市罷工8個月，大窮乏；1854年，繁榮，市場過充；1855年，美國，加拿大，東亞各處市場上破產的消息頻頻傳來。1856年，大繁榮；1857年危機。1858年，恢復。1859年，大繁榮，工廠增加；1860年，英國棉工業繁榮的極點。印度、澳大利亞，及其他各處的市場都過充，直到1863年，還是不能全部售出。(馬克思：《資本論》卷1，第554—555頁)　　

[1845年工[曼徹斯特商會]理事會對于現行加在進口中國茶葉上的過重的海關稅率，久已予以嚴重的注意，理事會認為這種稅率極其嚴重地阻礙我{I]x,t該國貿易的發展，一一因而決議向財政大臣提出備忘錄，說明茶葉幾乎是中國人能夠用來交換我們制造品的唯一支付手段；并且說明，除非對于茶葉的進口稅率大事削減，從而誘導我國對于茶葉的消費大大地擴張起來，那么，中國對于本地生產事業如市布、棉紗等等的需求的利益便會從我們紡業家和織造家手里消失，縱然不是全部地消失，也幾乎是全部地消失。這份備忘錄已經送出去。(曼徹斯特商會理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1845年報告書，第l1頁)[按這個商會是曼徹斯特的制造家、商人、銀行家，以及其他工商界人物組織的團體。曼徹斯特是英國棉紡織工業的中心，這個團體代表和棉紡織業有關的資本家集團的利益。商會活動減低茶稅的另一個目的在于減低茶價，從而降低英國工人階級的早餐開支，以便削減工資。]　　

[1846年][　2月7日　、　12月5日　，曼徹斯特商會兩次聯合利物浦及其他城市商業團體推派代表謁見首相皮爾(Sir Robert Peel)與外交大臣羅素(Lord John Russell)呈述過分沉重的茶葉進口稅對于對華輸出的惡劣影響，要求政府減稅，以便擴張對華輸出。』(所商會理事會1846年報告書，第7頁)　　

[1846年]　1月1日　香港英商中國郵報(China Mail)社論：我們和中國人的關系仍舊是最最友好的。……迄今為止，上海是新開各口中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唯一港口，但上海的貿易量已經達到許多人所預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總和。其他各口的潛在力量還沒有發揮出來，但這不是中國人民厭惡貿易的原故，也不是他們的統治者設置障礙的原故，而是由于我們自己方面的努力不夠和時間可以補救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1847年]英國的工商業大恐慌；這次恐慌促進了[1848年法國]革命的勃發。在1845年秋季，鐵路股票投機的整批失敗，就已表露恐慌的先兆。在1846年中，有許多偶然的事項，如迫近目前的谷物入口稅的廢除等等，把恐慌延緩，但在1847年秋天，恐慌終于爆發，最初是倫敦的殖民地貨物商人的破產，接踵而起的是土地銀行的破產，英國工業區域的工廠關門。(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柯柏年譯本，第12頁)　　

[英國下院小組委員會研究結果，認為滿清政府已“忠實履行五口通商條約”，只是廣州的貿易，尚有困難。]但耆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一切情況下，他都表現出他是一位和平交往的朋友，其情并不遜于他之成為他的國家利益之開明的維護者。過去的困難多半來自廣東人民之動亂的性格與敵對態度，以及遠在北京的那個政府的軟弱性，而不在當權人那方面抱有任何惡意或缺乏信義。……關于內地加稅問題，至今尚無可資非議的根據。[1845至1846年英商對華貿易，大多數都受虧損，英國制造品輸華約虧損35％至40％。此種失敗，既非因為中國對英國貨物沒有需求，亦非因為有其他國家與英國競爭，惟一原因在于中國可以動用的現銀，被鴉片所吸收，從而對于自英國進口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駐廣州英領莫克格里格(McGregor)估計1846年進口鴉片所吸收的白銀值200萬鎊。委員會認為擴張英國制品輸華的有效辦法，在于提高英國茶葉進口量，藉以增加中國購買英國制造品的支付手段。現行英國茶葉進口稅，在中等品質合200％，在劣等品質合　　

350％。減低茶進口稅，可以提高英國茶葉消費量，亦即可以擴張英國制造品的輸華量。](英國下院藍皮書，1847年，《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卷l，第8—9、3、6—7頁)　　

江寧條約后，人們紛紛談論我們這次可是一舉而要為全世界1／3人口的需要效勞了，這個消費我們貨物的新市場的美景被人們在公共集會上和新聞報道上，廣泛而動聽地宣傳開來一一人們告訴公眾說，只消中國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頂棉織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經供給不上了；人們完全沒有想到，遠在英格蘭人知道有棉織物的許多世紀以前，這三萬萬居民的祖先從來就決不稀罕這種東西，而如今人們都以為這是他們“野蠻人的奢侈品”。　　

不幸的是，錯誤的不僅止于公眾發言人和報紙上的作家，商人和制造家正是根據英國棉毛織品一經進口，這三萬萬人就愿意并且必然要買這樣的假設進行冒險的，他們忘記了，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中國人不獨是棉、麻、絲各種紡織品的偉大制造家，而且還是各種原料的生產者；這些紡織品產量龐大，足以供給消費者的需要，而恰恰惟有這些消費者才可能消用我們的貨品。　　

早在外國制品開始輸入中國以前，利用土產原料織成的南京土布曾大量出口。為了要給外國制品找到主顧，那就必須要用低廉的售價去克服中國人喜愛土制品的偏好，而我們對他們的語言與需要，茫無所知，這就阻礙我們達到目的，一一并且還有另外的嚴重困難：五口的通商方法，直至現今為止，還是依靠少數經紀人作為外國人勾通消費者，或進而與本地制造家相競爭的惟一中介入。這些經紀人的主要目的是出賣而不是購買，他們之所以接受所交換的貨物，并不是因為這些貨物在內地有銷路，而是因為那是現存的貨物，并常常是惟一的交換品。究竟這些洋貨怎樣脫手，我們不大了然。不過有時必然無利可圖，因為小販零賣英國織品，其販來的成本比曼徹斯特的原來成本還要低。　　

假想市場的美景沖昏了商人的頭腦，使他們看不見障礙，……　　

很快地供給就太多了，其結果就產生停滯。……商人增多了，商業卻蕭條了。1844--1845年自英國來貨之多，乃販運太多所致，而非出于需要。……最后，形成了虧本生意，照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公平地說，虧本35—40％。”(香港《中國郵報》[ChinaMail]　1847年12月2日　社論)　　

[1848年]為了使我們的貿易能在健全、繁榮而永久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擴張，我不相信在現在情況下，我們從中國出口的任何提高可以成為有效的辦法。我已經表示過我的信念，為我們對華商務之大規模的充分的發展，還有別的根本條件，其中尤以進入初級市場，排除限制我們貨物自然流通的障礙，以及取消一切阻礙內地旅行的限制，最為重要，最有效力。如此，則有更多的資源可以開發，有別種物產找到出口，新的需要隨即創造出來；這一切，也就進而推動活潑有利的商務擴張。(　1848年4月14日　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FR．Aicock]上英國外交部的報告書，見史當登《中國雜記》([Sir George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es Relating to China。and our Commercis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倫敦，1850年增訂第2版，第42頁)　　

本年[1848年]秋季上海發來的建議使人對于[英貨輸華萎縮不振的造因]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那就是中國人在關稅問題上有了非公開性的不守信義的行為。樸鼎查條約批準后隨即議定，并予以公布的海關稅則，因其充滿自由主義精神而大受歡迎；我們的制造品也正由于進口關稅之低以及其他原因才被吸引到中國市場上去的。但是，人們疑心除去在H岸征收的關稅而外，在通到內地去的路上還強征一種內地稅，雖然由于外國人的活動嚴格地被限制在沿海幾個少數地點，事實還未能積極地予以證實，但大家已經知道，距海岸不遠的大城市里，錢莊和資本家的聯合組織確已控制口岸市場，其勢與進1：1商最為不利。對于所有這一切的解救之道，無疑地乃是進一步深入內地的權利。為此，本理事會在lO月12日便給巴麥尊子爵上了一道備忘錄，要求勛爵閣下和中國政府舉行　　

談判，為英國商人在適當限制下取得進入中國內地的權利．勛爵的答復說是，他將訓令我王陛下駐華全權代表，要他利用各種適當的機會，努力從中國當局方面取得這種更進一層的通商便利，以便英國國民毫無危險地享受這種便利，加速我們對中國商務之更進一步的發展。(1848年曼徹斯特商工協會理事會第28次年報[AnnualReportoftheBoardofDirectoroftheChamberofCornmcrceandManufacturers，Manchester]第l5至16頁。按商工協會是曼徹斯特工商業資本家的又一個團體，1858年和前引商會合并后成為英國資產階級最有力的團體之一，在策動英國對外侵略上非常活躍)　　

過去3年的對華貿易是虧本的，有許多情形簡直是破產性的買賣，這不是因為英國人沒有多喝幾杯茶，也不是因為中國人不便于多穿幾件我們的棉布料子，而是簡簡單單地因為人們沒有依照對于可能需求的精確估計謹慎地調節這個市場的供給的原故。不幸我們國內的商人正是受我所引證過的那樣的推論所引導，就是假定我們多買茶葉，中國人也會比例地多拿出錢來買我們的棉制品，這一項就是那一項的真確尺度。所以，條約簽訂以后，運來的貨物是這樣的和中國市場上的實際欲望或需求情況不相稱，以至于緊接上就是滯銷，繼之，便歸結為必然的跌價。不特此也，這龐大的超量供應的貨物是必須要帶回頭貨的，于是運回更多的茶葉，超出英國市場適當的需要以上，所以在鏈子的那一頭便也遭到了同樣的跌價與破產。……　　

在此次和以前的報告里，我已經提出我的堅強信念：除去單純的增加我們從中國的出口以外，還必須有其他條件。我已經努力指明，這其中基本的、最重要的條件是：進入初級市場，去除旨在限制我們貨物在內地的自由流通以及限制土產從內地流到海口的一切財政上的藉口，或是給以有效的監督，最后，廢除一切可恥的內地旅行上的限制，這種限制比任何事情都更其流于付給中國統治者以一種權力，讓他好對外國人繼續保持敵對的傲慢的態度，讓他用　　

最最有害的苛征暴斂和留難的手段鉗制我們的商務。(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LR．Alcock]上香港總督報告書，　1848年3月23日　，見米琪：《在中國的英國人》EA。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卷1，第206頁)　　

[1849年]像中國這樣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如能不需作戰就對首都作有力的封鎖與圍困，那好處是非同小可的，而這恰恰又是在我們掌握之中的事情：每當早春時節，北京仰賴漕船通過大運河供應當年的食糧，我們開一支小小的艦隊到運河口去就可以達到[封鎖首都的]目的了。這種要挾手段，比毀滅20個沿海或邊境上的城市還要有效。須知身在饑餓的宮廷和饑餓的人民之中，皇帝只有兩條路可資選擇：不逃走就得屈服。……　　

戰爭過去了，戰爭的時機又已到來。現在我們又再度在這樣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經擴張了的，但是還是有限度的利益作為最后的結果，或者是我們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變現狀的糾紛，制造那些糾紛，從而試圖獲得更多的利益。……　　

目前中國人所取于英國每年7000萬鎊生產總值中的份額遠在200萬鎊之下。他們所吸收的比例是如此其小，以致作為主顧來說，他們對我們的重要性，抵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諸島，或歐洲一個較大的國家。驅策我們前進的遠景是這樣的希望：眼看中國銷納我們的制造品和全歐洲一般多，不是200萬，而是創造2000萬以上的需求。我們具有茶葉和生絲的來路，鴉片和印度棉花的市場也是我們的。為了我們的制造品一一棉織品、麻織品、刀剪，這都是我們擁有無限生產能力的制造品，一一我們還需要同等廣大而有利的市場。工I849年1月i9日阿禮國上香港總督文翰[Borham]建議書，《論吾人目前在華地位與對華關系情況》，見米琪：《在中國的英國人》卷1，第416、　42l　一422頁)　　

我們對中國的商務遇到了反對，這種反對起源于人民的偏見，政府當局也秘密地從事掀動，特別是廣州附近如此。……本理事會已向巴麥尊子爵申述過意見，他回答說我王陛下政府必將經常地注意這個問題。本理事會深恐中國政府在自由主義進口稅則的外衣之下，努力用秘密的間接的方法鼓惑土人猜忌，庇護土人排外，藉以反對外國制造品的推銷。……嚴格而強制地限制在沿海5個地點通商，阻礙民族間個人好感的生長，也掩蓋了我們對華商務發展不健全的真正原因。在通過和平協商，以取得深入這個國家的更大自由以前，想往中的目標，一個也達不到。[又理事會另向巴麥尊提出備忘錄，要求改善英國對朝鮮與越南關系，因為自朝鮮可以將貨物銷往中國東北及北部各省，自越南可銷往南部各省云。](1849年同前商工協會理事會第29次年報，第l8—20頁)　　

~18S0年]我恐怕這么一種觀念，即所謂對英國貨的口味可望在中國腹地龐大人口中間大大廣泛地傳布開來，必然是靠不住的。中國人久已利用他們自己的資源，花費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絕大部分的奢侈品。中華帝國的領土和人口超過全歐洲，她的疆域內部，壤土氣候之多樣性，亦不亞于歐洲，她的幾省之間的國內貿易就已經使她幾乎能夠享受到小國家對外貿易上所能獲得的一切利益。雖則中國人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懂得科學，只有非常笨拙的機械，可是他們擁有多種多樣藝術上的工藝上的技術，而他們又以極其勤勞精勵的精神來運用這些技術。他們是一個特出的講究實際的民族。他們是不會接受我們任何新鮮而漂亮的貨物的，盡管貨物已極盡精美完善之能事，只要這些貨物成本極貴，或是不合乎他們現在文化情況與社會條件的需用，他們是不會接受的．然而，無論如何，我們能夠利用我們科學化的機器和制造技術，生產出和他們現在所用的東西有同樣用處的貨物，而同時又售價較廉或是售價相同而品質較好，那么我相信，人民的偏見也罷，政府的禁令也罷，全不能阻礙貨物的推銷，并且這銷路幾乎又是無限廣闊的。這情況已經由最近輸華棉紗的增加上明顯地證實了。我相信，許多其他貨物也會日益如此的。(史當登：《中國雜記》，1850年增訂第2版，第l0一l1頁)　　

外人到內地去仍極危險，土人對外還保持野蠻的敵對態度。……有強有力的理由足以證明這種態度是由地方當局掀動起來的。最近已經征派新稅，廣州對于茶葉的國內外貿易采取了管理辦法，而這辦法本質上就是從前行商獨占制度復活，是間接和條約相抵觸的。(1850年同前商工協會理事會第30次年報，第15頁)[1851年][理事會于4月向外交部提備忘錄，要求注意中國官方的排外態度，設法改善。](1851年同前商工協會理事會第31次年報)　　

[1852年]1848年后的情況變遷，有利與不利的兩方面。道光不再坐在他的寶座上了。道光對于我們武力的優越性是有屈辱經驗的，在他在位期間深愿避免再起沖突，這是大家所公認，而他自己也承認的。他那年輕的繼位人不接受他父親的經驗教訓，已經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趨向不同政策的征象。另一方面，南方諸省嚴重而又曠日持久的[太平軍]叛亂，卻也耗空了他的國庫，削弱了他的權力，如今除非他找到用武力或是用賄賂去乎定叛亂的辦法，否則，在不久的將來，叛亂就會動搖他的皇位的。假如新皇帝年輕人的狂妄自大竟使他有意冒險組織對抗西方列強的十字軍，那么他在他自己[南方]諸省之危亟的處境就不得不使他謹慎行事，至少也得躊躇觀望，等待更適當的時機。因此，就我所能得知的一切而論，我毋寧以為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會互相抵消，咸豐盡管懷有敵意，但在目前，由于特殊的困難處境，若再加上威脅手段，那么，他是會和他的前任在上次戰爭結束的時候一樣地易于就范的。　　

從中國的政治局勢方面看，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要比以后任何時期都更宜使用威脅手段取得成功。至于一年中可以選擇的季節，從揚子江的航道和漕船的轉運兩方面考慮，則封鎖行動的開始應不得遲于4月。……　　

目前封鎖行動究竟能否獲得預期的效果，一一這是說，在5月以前實行封鎖一一我絲毫不覺得有任何疑問。自然，這多半要倚仗襲擊的突發性，從而也就要倚仗事先的秘密性；更多半要倚仗所用武力的行動性能。除去兩三艘大型船只而外，我堅決地相信至少還　　

應該有兩艘小型的淺水輪船，一兩艘兩桅方帆船，這些船只對抗中國人所能夠攻來的任何武力滿可以和大型船只同樣的有效，并遠比大型船只便于行動，便于服役，而又省經費。假如沒有即時獲得預期的結果，那么就必需再度占領鎮江府作為行動的基地，分遣兩三艘小型船只去看守運河或別的通入揚子江的支流的入口，；…”我自己的印象以為，要是不加警告，不給以事前準備的時間，那么封鎖開始后一個月以內，我們的要求就會得到承認的。(　1852年1月13日　阿禮國上文翰機密報告，見米琪前引書卷1，第429—430頁)　　

經過和這么一個大國家開放貿易lO年之久，并且雙方都已廢除了一切獨占制度，而擁有如此龐大人口的中國，其消費我們的制造品競不及荷蘭的一半，也不及我們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亞殖民地的一半，趕不上法國或巴西，趕不上我們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歐洲大陸上某些小王國如比利時、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點點，這好像是一個奇怪的結局。但是在充分熟悉這個特別的民族，注意到他們節儉習慣與不倦勞動的人看來，這個好像奇怪的結局卻是十分自然的。我們且從頭說起罷。　　

10年以前，當我們打開這個國家的沿海省份使其對英通商的時候，關于即將出現的對我們制造品的需求問題，形成若干最愚妄的想頭。我們曼徹斯特的朋友們，甚至就在中國現在的那些曼徹斯特朋友的同道們(這些人應該知道得清楚些)一想到和3億或4億人開放貿易，大家好像全都發了瘋似的。他們勇往直前地開始和想象中的“全人類1／3的人口”做起生意來，沒有人能使他們相信，新開放的市場也會到貨太多賣不出去的。樸鼎查告訴他們，說是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廣闊，“傾蘭開夏全部工廠的出產也不夠供給她一省的衣料的。”……　　

……在商務部統計表上，我們所看到的驚人的事實是，1850年末我們出口到中國來的制造品幾乎比1844年末減少75萬鎊。不錯，盡管我們對中國的出口嚴重地削減了，我們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和生絲則大為增加，不過，這個結果，完全是由我們的鴉片和金銀換來的，并不是由大量制造品換來的……　　

當1843年新貿易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頭一件事情是我們即將和世界上最大的從事制造的民族開始競爭了，遠在西方各國還披著羊皮的時代，這個民族已經自行織造布匹了；其次，我們制造品在這個國家的任何發展，如果可能的話，也必然是非常遲緩的，因為在一個古老而人口過剩的國家，每消費我們的棉布　40碼　，必然是我們的布正好代替了土制棉布　40碼　。……　　

我們惟一可能大量銷到這個國家來的貨物一一我們的棉制品，適應這個民族里大多數人的需要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說，適應勞動階級的日常耐穿到什么程度呢?還有，假定我們的貨物是適用了，和他們自己生產的比較起來，我們生產出來，運輸約　兩萬英里　的路程，并銷到他們的門口去，能否更便宜些呢?這顯然是從頭到尾決定成敗的兩項基本條件，是永遠決定我們制造品能否在這個國家推廣的兩項基本條件。換句話說，除非我們能為中國人生產出這樣的棉貨，其用途至少和他們自己的一樣，而要他們花更便宜的代價就可買到，否則，對于我們織品的需求是不可能如我們所預料的那么沒有限度的，再沒有比這個更清楚的道理了。過去將近10年的時間里，我曾在3個省份住過，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說，除去我們的家機布[手工織的布]而外，我還沒有見過一個靠勞作生活的中國人穿過一件用我們的布料做的衣服。如果這樣，那么我們預想中的主顧這一下子就去了9／10。而赤裸裸的事實正證明我們的貨物在品質上有其極不適于這個民族大多數人口消費的地方。沒有一個從事勞動的中國人愿意做一件經不起頂粗的粗工磨上3年的新衣服的。而像那樣一件衣服，和我們出口到中國來的最厚的貨物比較起來，其所織進去的棉花，至少要重上3倍，這就是說，那比我們運來的最重的斜紋布或家機布還要重3倍。……　　

福建具備一種美好而簡單的經濟體系，在對抗外國貨的競爭上，這是一種真正無從侵入的體系。一個福建農民，除去種植其他作物而外，還生產某種數量的蔗糖。到春天，他把糖運到最近的一個海口去賣給商人，商人則在東南季候風的季節，把糖運到天津或其他北部港口去，至于他欠農民的糖價，一部分用現金支付，一部分則用帶來的北方的棉花來歸還，后者大約是4個月到6個月期以內的事情，因為普通沿海這一趟航運就是需要這么多的日子。到了秋天，農民收回他的糖價的一部分一一棉花，秋收以后，農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部動手清棉、紡紗、織布，他們就廚這種自家織成的材料，一種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這種材料適于粗穿糙用達兩三年之久。至于自用而有余，便運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鋪則買下來以便城里人和水上船戶之需。這個國家9／10的人都穿這種自織的布匹，其品質從最粗的到最細的，通統都是農舍里生產出來的，其成本，真正地并不在原料價值以上，或者毋寧說不在農民用以換得棉花的自產糖的價值之上。就粗布而論，我們的制造品沒有一點點競爭的機會。　　

中國每個小康之家都有織布機，這或許要算是世界各國中獨一無二的特殊國家了。別的國家里，人們只是清棉、紡紗，而把紗送給職業職工那兒去織成布匹，中國則自清、自紡、自織，并且很少光是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產的，而是把這項生產當作季節活動的主要勞作，為供給鄰近城市與水上人口生產一定量的布匹。就這樣，福建的農夫不獨是一個農夫，而且還是園藝家、制造家合而為一的人物。在莊稼收割以后，在下雨天，在田里無工可做，或不能做戶外勞作的時候，總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閑時間里，這些農夫就動員自己的妻子兒女乃至雇工在家從事紡織。一位曼徹斯特的制造家看到農舍里那種原始的布機及其粗笨的零件是會發笑的，可是這種布機完成了工作，而這個民族之不息的勞動則代替了蒸汽動力，他們人數龐大，因而他們就勝過蒸汽動力。……　　

我們把我們的一切制造品推銷到印度去，如今每年達八九百萬鎊，并還在增加中，因此，我們蘭開夏熱心的朋友叫起來了，“中國的人口抵得上印度的3倍，為什么我們對中國的貿易每年達不到800萬鎊呢?”需知我們這里只談到福建一省，而據我們所知，同樣的制度實通行全國，交易的貨物，在此為糖與米，在彼為茶葉、染料與藥材，我們可以說整個帝國的南部與北部就這樣形成了鎖鏈，使各部分的勞動互相依存，而全中國的勞動，就好像有意是要把外國人及其新奇貨物關在大門以外似的。美麗的經濟呵!　　

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階級穿用我們的洋布，在夏天，為的節省絲綢與縐紗，在冬天，則加上棉絮，節省皮衣和厚重的緞子。商行的帳　房　先生和店員穿我們洋布也相當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顯得光滑，可是對于要求新衣服頂頂耐穿的階級，不論他們的職業如何輕松不費力氣，誰也不穿我們的洋布。就在富裕階級，其所以穿，也不是因為洋布好，而是因為做起需要的衣服來，碰巧洋布比他們土布便宜罷了。你永久遇不上一個中國人會承認我們的料子是和他們的一樣好的。而就我對于衣料的知識而言，他這種偏見卻也是對的。　　

開關以后兩三年里，英商從中國運去的生絲是用洋布打包的，再沒有比這樣的事情更能證明中國人之賤視我們的布匹了。用我們的洋布打包，就表示當時中國北部[江浙一帶]最沒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我們的洋布。洋布之不適于穿著竟比他們所常用以打包的杭州粗布尤有過之!……　　

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貨物在內地被沉重的通過稅擋住了去路。另外的人說，我們領事監督的束縛是絕大的障礙，因而應該讓商務自尋出路，換句話說，應該放任我們的商人自由自在地走私進來，走私出去。……像這樣的國家，我們大可放心聽任我們的商人永遠按照他們自己所樂意的任何辦法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然而假定今后l0年內，允許我們的商人不付分文的稅，把布匹放到各省的心腹地帶去，其結果，仍舊不會使洋布的消費有任何令人滿意的增加。中國手工業之勝過我們動力織機者遠在5％以上[按進口稅約5％]。還有比前二類更聰敏的人告訴我們說，這是因為我們不能自由進出這個國家的原故，蘇州應該開放，福州關閉，寧波則換以杭州或天津，揚子江及其支流，乃至北部一切運河都應該自由通航，……這些議論中惟一有些分量的是內地通過稅問題。對我而言，我是不相信此地某些人廣為傳播的那種說法的。我以為下述情況是判斷問題的很好證據。在廈門與廣州或其附近并沒有這種稅，這是確定的。我曾經就在運輸我們貨物的船上從廈門溯江北上，這條江是通到人口眾多的頭等城市漳州去的，我這樣走過6趟，我能保證，事實是：那條路一個小錢的稅也沒有征過。在北方，我相信，事情也充分證實了，我們的貨物運到內地大城市如蘇州與杭州去，并無任何通過稅或別的負稅足以發生嚴重地影響。既然如此，那么以為我們貨物在內地的傳布是被禁止性的通過稅擋住了的說法，當然就不能成立。……只要就是上列那幾個人口眾多的大城市(我們知道我們的貨物運到這些城市去是不納稅的)靠我們供給衣料，那么我們出口到中國來的棉布也會lO倍于現在的數目。1844年樸鼎查所想往的燦爛的景色也就實現不少了。在內地外國貨運進去，中國貨運出來，無疑地，多多少少總要負擔某種稅。如果所有的內地各種征稅都無條件地用條約掃除干凈，哪怕因此而在進口口岸增加我們貨物的第一道征稅，也是極好的事情。可能的話，負稅應該一勞永逸，特別是當我們去不得內地的情況下應該如此。在我們明確控制之外的任何征稅，必然成為一個懷著猜忌的政府手中的現存的危險的工具。……(1852年3月密切爾報告書EMitchellReport]見　1858年3月31日　額爾金致克拉蘭敦發文，英國外交部檔案，編號F．O。17／287。)　　

[-1853年][4月香港總督咆呤(Sir John Bowring)收集寧波土布40種，并附各種土布市價表送交曼徹斯特商會。商會收到后，即在曼徹斯特舉行展覽會，以便制造家與商入研究此類土布對英制棉布的競爭力。刁(1853年曼徹斯特商工協理事會第33次年報，第20頁)　　

[-1854年][　1月26日　同前商工協會向外長克拉蘭敦提備忘錄，強調指明兩點]：一、不許進入內地，則我們對華商業必然是要長此受阻而不能健全發展的；二、英國制造品之向內地運銷是被不知名的，無限制的內地課稅陰險地阻擋住的。(同前商工協會　1854年1月26日　會議錄)　　

[1854年][咆呤命各通商口岸英國領事收集當地中國人民衣著樣品。結果于本年8月送交曼徹斯特商會樣品兩箱。“都是勞動人民服用的普通衣著”，各領事并有詳細報告書，說明各式衣服的用途、縫制成本等等。另，又有各色染料多種，但為量太少，不夠做化學分析之用。衣著樣品在曼徹斯特展覽，觀眾極多，預計在曼城展覽會后，將再送格拉斯哥展覽，然后送貿易部永久保存。工(據1855年同前商工協會理事會年報第35次，第10頁)　　

自從去年[1854年工9月以來，[英國]工商業危機已經開始了，其嚴酷性、普遍性與劇烈程度是不容歪曲的。谷物法廢除[-1846年]以后，自由貿易論者幾年來一直在喧嚷著不可能發生市場過充的說教，工商危機的嚴峻的鐵掌這一下子就把他們那張淺薄的嘴巴堵死了。市場過充就在眼前，過充的一切后果及其最尖銳的形象也就在眼前。正是只不過幾個月以前還告訴制造家們說是他們決不致生產得太多的經濟學家們，面對著市場過充，又責怪起制造家缺乏減產的遠見，責怪得比任何人都更熱烈些。我們很久就已讓人注意這種病癥是以慢性的形態存在的。這一次自然也是由美洲的困難促其加深的，是那兒的危機使得我們的貿易蕭條起來。印度和中國雖已過充，還是當做出路繼續銷去一一加里福尼亞和澳大利亞也是如此。當英吉利制造家在國內市場上不復能夠銷出他們的貨物，或者是，寧愿在國外去跌價也不愿在國內銷售時，他們就應用荒謬的辦法，把貨物委托經銷到國外去，特別是銷到印度、中國、澳大利亞和加里福尼亞去。這種辦法比起把貨物一下子拋在國內市場上來，短時期內尚能使生意在不大的困難中繼續下去；可是當貨物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困難立刻就造成了，大約在去年9月的末尾，英格蘭開始感覺到這種結果。　　

接著，危機就由慢性的形態變為尖銳的形態。頭一批感受危機的是花布印染廠；有許多印染廠，包括曼徹斯特及其附近的若干歷史很久的廠家在內，垮臺了。其后，跟著就輪到船舶所有人，澳大利亞和加里福尼亞商人；再就是中國商人，最后，則輪到印度商家。所有這些人物都輪流到的，其中絕大部分受到嚴重損失，有許多不得不關門停業；沒有一家得免于難。相反的，這情況還在擴大中。絲織業受到同樣的影響；他們的生意幾乎已經縮減等于零了，凡是還在經營的地方，也已經受到，并且還繼續在遭受著最大的蕭條。其次還有棉紡織廠，其中有些在我們上次發出警號時就倒臺了，更多的廠家必然也會如此。我們還得悉細支紗的紡紗廠已經開始每周只開三四天，粗紡廠家不久也必定會采取同樣做法。可是他們之中，又有多少能夠長期這樣維持下去呢?(馬克思：《英格蘭危機與不列顛憲法》，原載　1855年3月24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譯自《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莫斯科l953年英文版，第411—412頁)　　

[1856年][　10月8日　廣東滿清官兵至鴉片走私船“亞羅號”上逮捕水手l2名。該船一度在香港注冊，懸掛英國旗號。英國駐華艦隊司令海軍上將西馬糜各厘硬說滿清官兵侮辱英國國旗，于　10月24日　未經警告，突然炮轟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此揭幕。[-1857年][　1月19日　曼徹斯特商會年會主席特奈爾(了．A．Turner)致詞]我們同中國正在發生爭執。我以為，像炮轟廣州城，使那個國家流血這類事情之出現，我們可以說是大為遺憾的，然而盡管遺憾，我們還是必須這樣說，必須教訓中國人，要他們懂得條約必須履行的時候已經到了。(會員呼聲：“聽!聽!”)我相信，雖然引起最近沖突的事件本身殊不必小題大做，采取如此嚴厲的手段，然而情況是到了這樣地步，必須教訓中國人，要他們尊重條約的時候已經到了。(會員。“歡呼!”)因為他們沒有履行那個[江寧]條約上的許多重要規定。他們不許[外國人]進廣州城；他們強征為條約精神所不許可的稅；他們幾次無緣無故地以最粗暴的態度污辱不列顛國民。(聽2聽2)現在，他們必須受教訓，要教他們懂得什么是　　

對的，而除去用強硬手段以外，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教育他們必定尊重他們所已簽訂的條約。(《曼徹斯特商會1857年年會報告書》[-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Annual Mecting of the Manchest’s Commercial Association~，第4頁)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階段結束，中英簽訂天津和約。同年，中英雙方在上海會議修訂中國進口海關稅則，結果進口洋貨的關稅負擔再度減低，大大地便利了英國棉紡織品的對華傾銷。]　　

表131858年修訂稅則前后進口洋貨關稅負擔的比較　　

資料來源，《額爾金伯爵對華，對日特使有關文件，1857--1859》(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第418—4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