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在紅軍長征上曾舉棋不定

      說起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人們都知道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偉大歷史壯舉，也是中共黨史上最為苦難輝煌的篇章，紅軍指戰員憑著堅定信念，歷經艱辛萬苦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然而長期以來關于紅軍長征的歷史背景至今在史學界沒有明確定論，在社會上也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長征是怎樣決定的，尤其是它與當時指導各國革命運動的共產國際究竟有著什么特殊的關聯？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揭開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背景關系。

左傾錯誤導致戰略轉移

　　1933年5月，頑固堅持“剿共”政策的蔣介石在連續發動四次“圍剿”失敗后，一腳踢開了屢戰屢敗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自任總司令的“剿匪行營”，從各地調集了100多萬大軍于同年秋季對中共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大“圍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蘇區的就有33 個師又3個旅和1個稅警總團，幾乎將能機動的部隊都調來參戰，總兵力達50多萬人，并有1000多門大炮和5個飛行大隊200架飛機支援作戰。親自坐鎮指揮的蔣介石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采取“堡壘主義”新戰術，廣筑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據地推進壓縮，企圖達到最后與紅軍主力決戰，徹底摧毀中央根據地的目的。

　　在強敵進攻面前，自認為在列寧故鄉啃過洋面包的黨的左傾路線領導人，此時卻極力推行所謂“進攻路線”（實質是消極防御路線）。他們在敵人“圍剿”開始前，反對做必要的反“圍剿”準備；在強大敵軍開始“圍剿”時，又要求紅軍“不讓敵人侵占寸土”，反對熟悉敵我實情的毛澤東等人提出的誘敵深入作戰方針；在被迫進行防御時，又實行只講防御不講進攻的軍事保守主義；在兵力使用和作戰指揮上，大搞分兵把口同敵人拼消耗，實行消極防御的陣地戰和所謂“短促突擊”。而被當時黨的負責人博古請來充當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掌握實際指揮權的李德，利用毫無軍事斗爭經驗的博古對他的依賴，更是獨斷專行，用軍事教條命令紅軍在各守備地區大修碉堡和防御工事，與強大敵軍對壘血戰。這位在蘇俄內戰中因打防御戰被稱為“紅色街壘斗士”的欽差大臣，整天坐在房子里紙上談兵，甚至連一門火炮和一挺機槍擺在什么位置都在地圖上作出了硬性規定。面對敵人的進攻，他不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而是和左傾領導人將紅軍主力組成東、西方面軍，以所謂 “兩個拳頭打人”去進攻敵人的堡壘陣地，與優勢裝備的敵軍拼消耗，其瞎指揮的后果必然導致紅軍無謂的重大犧牲和反“圍剿”的連連失利。

　　1934年1月初，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黨內左傾領導人卻荒唐地臆斷他們是“中間派別”和“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結果導致紅軍未能給予有力支援，坐視反蔣力量的失敗，使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全力向中央蘇區進攻。在左傾路線指揮下，紅軍依靠簡陋的武器和粗劣的調堡工事與優勢敵軍進行激烈的堡壘戰，無益的拼消耗使紅軍損失慘重，僅在3月的三溪圩、三坑戰斗中就傷亡2200多人。4月，敵軍又集中11個師向蘇區要點廣昌發起進攻，李德、博古不顧敵我力量懸殊，匆忙調集紅軍9個主力師與敵進行“決戰”，提出“勝利或者死亡”的拼命主義口號，紅軍雖然給敵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也達參戰總兵力的1/5。7月，蔣介石在德國顧問指導下調整部署，以31個師分六路向中央蘇區腹地發動猛攻，盡管紅軍在高虎腦、萬年亭防御戰中給敵精銳的 89師以沉重打擊，使其完全喪失戰斗力退出戰場，但紅軍自身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并失去了蘇區防御縱深地帶。李德采取的六路分兵全線防御戰術，又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非但沒有擋住任何一路敵軍的進攻，反而使各路紅軍由節節抵抗變成節節敗退。到8月間，整個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于都、長汀、寧都、會昌5個縣城和部分鄉鎮，陷入極度被動局面。

　　面對嚴峻的不利戰局，李德早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就提出要撤離中央蘇區，黨的臨時中央也意識到在當時的情況下從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無可能。為了應對反“圍剿”形勢的惡化，中共中央書記處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開會議，專題研究紅軍下一步行動和轉移問題，并原則上同意做戰略轉移準備。由于中共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重大問題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才能生效，為此，中央書記處決定將紅軍轉移的戰略部署電告共產國際，以取得共產國際的指示。當年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央蘇區“軍事顧問”、中革軍委指揮機構“三人團”成員的李德，后來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突圍的準備工作從1934年5月開始，此后一直是按計劃進行的。5月底6月初，這個計劃在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并形成決議我們通過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向國際執行委員會匯報了這個計劃。”據史料記載，這次召開的書記處會議的時間是紅軍長征出發前5個月，它和李德的回憶在時間上大致是相同的。

共產國際指示模棱兩可

　　共產國際成立于1919年，作為指導各國革命運動的全球性政治組織，它對各國共產黨的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對于中共的請示，共產國際于同年6月 25日給予了答復，原則上不反對紅軍主力轉移陣地。對于共產國際此次答復，后來的不少歷史學家曾持否定看法，認為當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設在上海的大功率電臺遭到敵人破壞，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已完全中斷，因而不可能得到共產國際的回電。后來的史料證明，這一情況只是紅軍長征前夕發生的事，與共產國際的回電在時間上并不矛盾。共產國際代表羅邁后來也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共產國際曾回電給予了指示，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這一點，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也證實了共產國際的6月回電。

然而，共產國際的回電卻是矛盾的。遵義會議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決議曾具體引用了共產國際來電的內容：“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中央蘇區的簡稱）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后方環境等，亦未促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決議案時，關于斗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從電文中不難看出，共產國際雖然批準了這個計劃，但并未明確同意紅軍立即進行戰略大轉移，而是強調在中央蘇區內“仍能動員新的武裝力量，紅軍的抵抗力仍足恃”等。電文雖然也提到“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但這并不具有戰略轉移性質，而只是為了保存紅軍“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對中共擬定的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態度也是曖昧和模棱兩可的。既認為中央蘇區仍能堅守，又擔心紅軍主力株守蘇區會在強敵圍攻下遭受重大損失。

　　共產國際的回電所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模棱兩可的工作作風，明顯暴露出其遠離中國實際，對復雜激烈的中國革命斗爭無法給以正確指導的嚴重弊病。共產國際的態度對中革軍委“三人團”（即以李德為軍事指揮、博古為政治決策、周恩來負責軍事計劃督促執行的“三人團”）的決策不能不產生重大影響。李德在廣昌戰役失敗后雖然提出要撤出中央蘇區，并通過中共政治局請示過共產國際，也派出了紅7軍團、紅6軍團先行出征進行戰略探路，但對紅軍整體轉移并未做認真的各項撤離準備。由他受中革軍委委托制定的8、9、10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也沒明確規定紅軍主力轉移的時間表，卻仍然堅持他的六路分兵，全線防御的作戰方針，繼續將紅軍主力集中于蘇區內線作戰，與敵軍主力死打硬拼，企圖僥幸獲勝，結果致使紅軍有生力量繼續遭受嚴重損失。在共產國際模棱兩可的指導下，李德和中共臨時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蘇區，另一方面又決心“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這種矛盾的戰略指導使中革軍委根本無法進行認真的戰略轉移準備。正如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那樣，“關于為什么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和方向問題，始終密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士的熱情與積極性，這不能不是嚴重的錯誤”。

　　到了1934年9月，反“圍剿”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共臨時中央被迫決定準備戰略轉移。此時，周恩來利用統戰關系與廣東國民黨軍陳濟棠部達成秘密停戰協議，為紅軍撤離蘇區讓開道路。博古為此特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而共產國際仍回電詢問，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讓紅軍主力繼續留在蘇區內線作戰？這也表明，共產國際直到此時仍希望中央紅軍能夠在中央蘇區堅持住，不做退出中央蘇區的轉移。共產國際的回電對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時機選擇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也是導致中央紅軍轉移過遲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另有戰略圖謀

　　歷史研究資料表明，共產國際事實上是不愿意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進行充滿危險的遠距離戰略轉移，而是希望紅軍在原有的根據地繼續發展壯大，成為一支“強大令人生畏的并可以進行戰略行動的武裝力量”。這里面有著深刻的國際原因和共產國際實際領袖斯大林的潛在考量。

　　上世紀30年代初期，國際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歐洲的德意法西斯在奪得國家政權后迅速整軍備戰、磨刀霍霍，尤其是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在沖破凡爾賽和約束縛后更是高速運轉，對蘇聯的潛在威脅日益增加。而亞洲鄰近蘇聯的日本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后，在不斷擴大侵華戰爭的同時，對蘇聯的挑釁和戰爭準備也一刻沒消停，給蘇聯的遠東地區造成極大威脅，牽制了蘇軍大量兵力不能他顧。為此，1934年夏，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開始轉變其世界戰略，準備著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根據這一戰略，共產國際和蘇聯急需在遠東地區特別是在中國有一支強大的抗日力量，以牽制侵略氣焰十分囂張的日本，減輕蘇聯在遠東地區壓力，以利于把戰略重點順利放在歐洲，重點對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的擴張，避免在東、西兩條戰線同時作戰。

　　為了實現把戰略重點順利放在歐洲，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曾一度把在亞洲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國民黨身上，畢竟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蘇俄與國民黨有過積極合作。但共產國際通過對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上海和長城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日屈膝軟弱以及其消極抵抗、積極剿共政策的分析，絲毫看不出國民黨政府有轉向努力抗日的跡象，特別是蔣介石對張學良請求抗日大加訓斥的政策解讀：“赤禍是最大的禍患。”“這種敵人不打，還要什么抗日？”更讓斯大林失望到極點。這一情報使斯大林進一步看到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剿共政策的頑固性，于是便把抗日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國紅軍的發展壯大上。而此時的中國工農紅軍已渡過艱難的初創時期，經過幾年的浴血奮戰，尤其是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壯大，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也使共產國際倍受鼓舞。當時共產國際所了解的中國紅軍數量已達30多萬人，是當時亞洲和遠東地區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裝，也是一支不可小視的軍事力量，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希望看到中國紅軍不斷壯大，在時機成熟時承擔起抗日的重任。在這種大前提下，他們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國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在強敵壓迫下進行前景不明的戰略大轉移（到后來抗戰期間，斯大林看到中共軍事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也曾多次不切實際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紅軍”主力向東北進軍，以牽制日軍的北進企圖，減輕日本對蘇聯的軍事壓力）。

　　與此同時，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實際缺乏客觀正確的了解，對革命形勢的分析評判過于樂觀，加之博古、李德將第五次反“圍剿”斷定為“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錯誤評估，甚至對實際戰況報喜不報憂，從而導致在共產國際內部也彌漫著輕視蔣介石反動力量的強大、不切實際地夸大中國革命力量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下，共產國際難于證實和承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酷現實。如果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則意味著中共在國內革命戰爭中的重大失敗，從而也給共產國際和蘇聯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當然，共產國際此時也吸取了以往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造成慘痛損失的教訓，害怕繼續強迫紅軍留在原根據地堅持會造成無法預料的損失，因而在原則上沒有明確反對紅軍主力為保存有生力量而退出中央蘇區。

抗日救國舉旗萬里遠征

　　在戰略轉移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后，中共臨時中央不得不倉促進行戰略轉移的必要準備。在當時東北淪陷、華北告急的形勢下，為了使紅軍的戰略轉移與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和國內抗日救國戰略任務有機統一起來，通過創建發展新的根據地建立抗日救國基地，為實現直接對日作戰創造條件，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共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便首先開始進行戰略轉移的政治輿論準備，將紅軍的戰略轉移行動宣傳定義為“北上抗日”，并以此進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動員。而抗日救國既是共產國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斗爭的需要，也是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客觀要求。早在九一八事變后，中共就發出了抗日救國宣言，號召組織抗日武裝進行游擊戰爭，直接打擊日寇的侵略，并派出了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等一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到東北組織創建紅軍游擊隊（后改稱“抗日聯軍”）與敵浴血奮戰。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又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使抗日救國的理念深深印在紅軍指戰員的腦海里。在此次倉促進行的戰略轉移準備中，黨的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又進一步在有關講話、指示和報刊文章中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進行紅軍北上抗日和對日作戰的輿論宣傳和思想動員，將戰略轉移與抗日救國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以鼓舞紅軍指戰員的斗志，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9月下旬，軍事形勢又發生新的變化。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在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策劃下制定了一個最后徹底剿滅紅軍的“鐵桶計劃”。準備調集150萬大軍、300多架飛機和250多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對紅都瑞金實行向心突擊，將紅軍主力壓迫到最小范圍進行決戰，在一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圍殲。由于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贛北第四行暑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蔣介石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力圖為抗日保存紅色力量，在會議結束當晚，他就將該計劃交給了在該部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等人。項與年拿到這份絕密計劃后，于當夜經過密寫復制緊急向中央蘇區進發，在經過艱苦跋涉到達蘇區邊緣后，又用石頭將自己的四顆牙齒敲掉，化裝成要飯的“臭瘋子”混過敵人層層關卡，于10月7 日將這一關系紅軍生死存亡的絕密情報送到了中共臨時中央手中。

       在嚴峻的敵我態勢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勢嚴重，實行戰略轉移已是唯一出路，否則危局無法收拾。就連沉著冷靜、足智多謀的周恩來也認為紅軍主力必須馬上脫身突圍，搶在國民黨軍包圍圈尚未合攏之前，迅速跳出敵人的“鐵桶”，尋找新的戰機粉碎敵人的圍剿。經過對敵人“鐵桶計劃”和當前敵我態勢的分析，臨時中央和“三人團”緊急作出決定，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布了（戰略大轉移）行動命令，并成立以項英、陳毅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數部隊堅持游擊戰爭。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8.6萬人奉命向興國、于都、瑞金地區集結，于10月16日至21日分別從4個渡口渡過于都河開始戰略突圍，踏上了長征之路。

　　由于國民黨在紅軍長征前夕破獲了中共上海局的電臺，使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被切斷，共產國際無法知道中國紅軍當時的實際戰略行動。據有關史料記載，斯大林后來在聽取共產國際負責人關于中央紅軍已經長征的匯報后，曾十分惋惜地說，他們（指中央紅軍）怎么說走就走了呢？可見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并不希望看到中國紅軍反“圍剿”的失敗和放棄中央根據地進行遠征，而是希望紅軍在原有的根據地發展壯大，在時機成熟或需要時擔負起對日作戰的重任，從而服務于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這也使得斯大林對“洋欽差”李德在中國蘇區所犯錯誤造成的嚴重損失十分惱怒，以致于李德長征后很長時間留在延安不敢回蘇聯，后來回到蘇聯也立即受到共產國際監委會的嚴厲審查，這個并非是共產國際正式所派、而是被博古“烏龍”捧出的軍事顧問，雖然因其是德共黨員僥幸保住了腦袋，但卻由此喪失了以前在共產國際的政治地位，被長期放置一邊坐冷板凳“歇菜”了。

（來源：《中華魂》2011年第9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