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走向世界的三篇反帝檄文
——評伍修權、喬冠華、鄧小平在聯合國的發言與反思
張亦民
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可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恰恰是在落后挨打中站立起來，中國外交也是處于弱國受辱中昂首挺胸走向世界的。至于怎樣在落后中崛起、又如何在受辱中走向世界？這是關系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整體戰略與內政外交路線方針政策的系統工程，是難以在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可以說清的問題。這里，僅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外交斗爭開始，將毛澤東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三次派出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聯合國的發言而撼動世界、影響世界的三篇反帝檄文，作一回顧。
第一篇 伍修權在聯合國“大鬧天宮”，讓世界看到新生中國的存在
美國在挑起朝鮮戰爭的同時侵犯中國的臺灣、轟炸東北邊境城市，因而發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向聯合國控訴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實屬維護正義行動。而美國則攻擊中國政府發動抗美援朝運動是“侵略”行為。于是聯系美、英等六國向自己操縱的聯合國提出所謂中國“侵略案”，實屬霸道荒誕。然而，就是這樣的正義與荒誕之事，對質在聯合國大會上，這是在霸道世界里，絕無僅有的一次。
眾所周知，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活動的195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一段時間，正是朝鮮戰場上打第二次戰役的時候。美國之所以不聽中國政府發出的一再警告，令“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邊進軍，是基于新中國不會、不能、不敢出兵的判斷下作出的決策，只是未曾料到他們集世界最現代化裝備的“聯合國軍”，卻被武器裝備落后的中國軍隊打得暈頭轉向，不斷后撤。美國統治集團面對節節敗退的不利局面，讓聯合國允許一個還是他們排斥在外的非成員國來討論朝鮮問題，目的有三：1，試看新中國是否施行有求于國際的叩頭外交？2，利用國際會議的接觸，看看是否有妥協停戰的可能？3，運用其當時有控制力的強勢，通過對朝鮮問題的辯論，在政治上施壓中國，實現“招安”。
毛澤東、周恩來深知：軍事上的優勢，永遠是談判桌上的最好籌碼；而我方作為弱軍一方在稍勝之際，由強軍叫“停”，決非真“停”，莫非是對方為穩住陣腳作出緩兵之計，不能上套。因此，中國代表團去聯合國決不是去乞求和平，而是去“大鬧天宮”，控訴美國侵略我國和朝鮮，破壞亞洲和平；向世界表明中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性；代表團不僅對美國所列舉的事被駁得體無完膚（拙作《伍修權在聯合國“大鬧天宮” 》一文已有介紹，不再贅述），更向世界闡明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喚醒世界人民為維護正義的事業與世界和平而奮斗。這是美國對中國代表團始料不及的強硬態度而失望又忌恨。中國代表團除了在大會上公開斥責美國的侵略行徑外，不作任何妥協的表示，也不同美國當局的官員發生任何往來。盡管中國的國力無法同美國相比、是弱者，但革命的中國在政治上永遠是強者。這使得他們在戰場上或會場上，都沒有撈到什么好處。
在存在霸權主義的世界里，中國并沒有幻想通過代表團控訴能獲得公正解決，但通過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斗爭，收獲不淺：1，當時的中國是在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拒之門外的國家之一，通過代表團在聯合國會內外的活動，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的獨立存在及其影響作用；2，揭露了美國的侵略野心，捍衛了抗美援朝斗爭的正義性，樹立了新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的形象；3，使炎黃子孫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樹立起振興中華的信心與決心，海外華僑華人從代表團的發言中看到新中國的希望，激發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回國作貢獻的愿望；4，這是新中國走向世界樹立起來的一面外交旗幟，是現代中國外交史上的奠基禮。
從伍修權在聯合國“大鬧天宮”到喬冠華去聯合國“伸張正義”，前后21年。這是中美關系嚴重敵對的21年。美國以其實力霸權，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采取軍事包圍、經濟制裁、海上封鎖，陸地破壞等種種辦法，企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可想而知。按當今的崇美、迷美派來講，當時的中國就不該倒向蘇聯，而應該投向美國懷抱。故而顛倒黑白地誣稱這個時期的毛澤東外交路線是“閉關自守”的政策。殊不知，就在此“閉關自守”的環境里使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道，在極其困難條件下，鍛造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取得了縱向歷史、橫向世界，均無與倫比的偉大成就。其成就集中表現在成功地實現了“三大革命”：一是政治革命。即中國共產黨領導從事政治革命取得政權后，又圍繞社會矛盾，開展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斗爭，保護無產階級政權。特別是通過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戰爭、中蘇珍寶島之戰等，增強了對一切反動勢力的威懾力，大大鞏固了社會主義政權，創造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國地位；二是經濟革命。集中表現在所有制的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現了工業大躍進，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使一個千年的農業國，在短短二十幾年里實現了初具規模的工業國，與此同時，建立起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保障制度，人民生活獲得逐步改善。三是文化革命。是指與無產階級政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也是思想革命、靈魂革命。即建國后為適應形勢任務的需要而開展的政治運動。它提高廣大群眾的覺悟，配合了各項中心任務的完成。三大革命是互為聯系的因果關系，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必不可缺的內容。盡管三大革命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和錯誤，需要后人去改進、完善，但歷史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不經過三大革命是不徹底的，即使取得政權也仍然避不開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歷史“周期律”的政權更迭。正是“三大革命”的不斷勝利，確保了無產階級政權的不斷鞏固，防止了走上“蘇修”的道路，使中國在反帝反修斗爭中崛起。
第二篇：喬冠華在聯合國“伸張正義”，讓世界看到美帝國堵中國的失敗
1971年10月25日，是新中國走向世界值得記憶的日子。這一天，聯合國26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著名的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這是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經過21年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敵視孤立政策的破產。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影響下，世界人民覺醒的表現。是“窮朋友”“小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說明美國的指揮棒也開始失靈了。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意大利，都當了“紅衛兵”造了美國的反，投我們的票。葡萄芽也當了“紅衛兵”。歐洲國家中，只有馬耳他投反對票，希臘、盧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棄權票。除了這四國，統統投贊成票。投贊成票的，亞洲國家19個，非洲國家26個，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們建交。這次居然有七個國家投我們的票。美國的“后院”起火，這可是一件大事。131個會員國，76票贊成、17票棄權、反對票只有35。表決結果一宣布，會場上一片歡叫，跳呀、唱呀，還有拍著桌子呼叫以示慶祝，后來有人稱這一天是“聯合國的狂歡節”。
這次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來得意料之外，太突然了。我國領導人也缺少思想準備，聯合國通知我們了，怎么辦？毛主席說，那么多國家歡迎我們，再不派代表團，那就沒有道理了。并當即和周總理商定由外交部長喬冠華率團前往。10月26日晚，毛主席接見代表團成員時興奮地笑著說：“這次你們去，不是去告狀，是去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志氣，滅超級大國的威風。給反對外來干涉、侵略、控制的國家吶喊聲援。”
毛主席還為代表團去聯合國的發言，定了這樣的基調：第一要算賬，這么多年不讓我們進聯合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氣，主要是美國，其次是日本，要點他們的名，不點不行，對提案國要一一列舉；第二要講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形勢的變化，要講點世界歷史，要講講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不是吹牛，是事實。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走它的武裝力量，不論是誰，要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都是癡心妄想；第三要講講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態度。還要講些什么，請總理考慮。總而言之，要旗幟鮮明、高屋建瓴、勢如破階。
11月15日上午，我代表團就座后，57個國家的代表致詞歡迎。科威特代表說：沒有中國的參加，聯合國就是徒有虛名。恢復中國席位，特使新時代的人類前途變得燦爛。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語朗誦了毛澤東詩詞：“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歡迎詞后，喬冠華在熱烈掌聲中上臺發言，首先是向主持正義的許多友好國家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對“美國政府伙同日本佐滕政府妄圖在聯合國制定‘兩個中國’的計劃”表示譴責。他的發言，激起與會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似乎都講到他們的心里。當喬冠華講到新中國20多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時，紛紛表示出贊揚、愛慕與鼓舞。特別在表述中國的外交方針時的一段話：“我們一貫主張，國家無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準則。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任何國家都無權對另一個國家進行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我們反對大國優越于小國、小國依附于大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理論，反對大國欺侮小國、強國欺侮弱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我們主張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喬冠華的這一段發言，完全出于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感，向世界發出一個中肯的呼吁，切中了要害，充分反映了各國所要求的心聲，博得代表們持續好幾分鐘的熱烈掌聲。
毛主席在審閱發言稿時曾對喬冠華說：“看準了的，該說的就說，不必左顧右盼”，“要給安理會整風”。喬在發言中看到了與會者的高昂情緒，想到大國操縱安理會的行為，無法委婉地繞彎子，離開稿子，一針見血地說：“聯合國演變到今天的狀況，已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了”，“大國說了算，要聯合國干什么？”喬的這幾句話，令代表們的眼球直視著喬的臉孔，并發出嘖嘖叫好，點頭稱道。當他發言后回到自己的座位時，大批代表激動地離開座位來和喬冠華握手。
從喬冠華去聯合國“伸張正義”到鄧小平去宣講“三個世界”理論前，相隔三年。這個三年極不尋常，是“小球轉動大球”的三年，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1，粉碎了美國對中國22年的圍堵，打開了中國外交新局面。隨著26屆聯大的過去，出現了大批國家爭相與中國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國建交的國家由1965年底的49個增加到111個；二，隨著尼克松訪華，確立起中美蘇世界三角的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三是創造了有利于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從1972年制訂和實施的“四三方案”，向西方發達國家引進一大批先進設備技術。這是繼五十年代從蘇聯引進156項工程和六十年代“三線建設”之后，又一次工業建設高潮。這批工程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完成后，基本上結束了農業支援工業，而轉化為工業反哺農業的歷史轉折時期，為改革開放后改善人民群眾生活創造了條件。有的人誣稱“文革”結束時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純系別有用心人的造謠。“文革”期間工農業逐年上升，雖有過派性干擾影響，但社會安定，無信仰危機，物價穩定，無貨幣貶值，也無金融危機，是世界上唯獨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哪來的經濟崩潰。
第三篇：鄧小平在聯合國闡述“三個世界”的理論，吹響了世界革命的號角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副總理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在大會上全面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是代表中國人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和革命路線走向世界的又一篇檄文。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毛澤東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來的。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日本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月25日，毛澤東對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說：“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他強調第三世界應該團結起來，反對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
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有一個發展過程。早在1946年，他從“二戰”后形勢出發，提出遼闊地帶理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蘇戰爭的口號，在目前的實際意義，是壓迫美國人民和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它的侵略勢力。”“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和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1956年，毛澤東從這一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中暴露出來的諸多矛盾沖突，提出兩類矛盾和二種力量的理論。“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力量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場所是亞洲、非洲。”1963年9月，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蘇聯和東歐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系緊張得很。”次年1月，又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問題，同時提出“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
上述三個戰略構想，是毛澤東解決不同時期建立廣泛的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主要矛頭是對著美帝國主義的。只是兩個中間地帶理論開始，提出了蘇聯問題。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以后，毛澤東從當時世界政治斗爭的新格局和敵我關系的新變化，從過去分析世界形勢與戰略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三個世界理論，實際上就是新的世界戰略構劃。
鄧小平在聯合國特別會議的發言中，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斗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發言中特別指出：“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問題。這是當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自己的經濟，首要的前提是維護政治獨立。沒有政治獨立，就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而沒有經濟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就是不完全、不鞏固的。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改變目前極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并且提出了許多合理的改革建議，中國政府和人民熱烈贊同并堅決支持他們提出的一切正義主張。”發言中還闡述了包括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應當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在內的中國政府的六項主張，其中宣布：“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鄧小平發言的話音剛落，會場上即刻響起一陣持久的掌聲，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紛紛跑到鄧小平坐位上道賀，有的提出希望中國帶領第三世界人民開展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的正義斗爭。對此，從毛澤東逝世時世界各國的唁電中看到，在許多唁電悼詞中稱中國是第三世界的“旗手”，稱毛澤東是世界革命的“領袖”“美中蘇三國時代的英雄”（參《噩耗撼動全球的千年偉人——毛澤東》），足見中國革命和毛澤東對世界革命戰略的影響。事實也是如此，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和我國永不稱霸的思想，在急劇變動的世界格局中，為中國找到一個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合的戰略地位，使中國的外交格局出現了新局面，使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大大提高。
197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學習鄧小平在聯合國的講話，通知指出鄧小平的發言“是根據毛主席的歷次指示寫的，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過的，并報請毛主席審閱”，要求各單位“認真學習討論，領會精神，貫徹執行。”這份通知是在聯合國發言一個多月之后發出的，顯然是收集了國際上各種不同反映后作出的一個決定，其意義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這是在國際舞臺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次成功嘗試，也是毛澤東思想普世化的開端，“貫徹執行”的結果必然是迎來世界形勢的大變局。
結語：三篇檄文之后的反思
三篇檄文前后24年，是新中國在帝國主義封鎖制裁與包圍中成長的24年。三篇檄文就是中國外交從孤立走向世界的見證。新中國成立后，按照毛澤東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經過20多年的艱苦奮斗，終于迎來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大有從中國革命推向世界革命之勢，并使第三世界人民對中國寄以很大期待。
不幸的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黨、軍隊和國家創始人在鄧小平聯合國發言二年后去世。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領導人的更迭，風云突變，急轉直下。特別是鄧小平的再次被“打倒”和再次復出，很快改變了毛澤東、周恩來生前所定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建交談判中默許美國對臺售武開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中美建交后，鄧公的訪美和訪美后對越南的“教訓”（越在印支地區搞霸權，應以教訓，但如何教訓值得反思）實際上開始放棄“三個世界”理論。在國內，從過去“備戰、備荒、為人民”轉向“和平發展”為主題，搞截軍，把許多尖端軍事項目拉下馬，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搞“韜光養晦”的綏靖政策，讓老百姓不要關心國家大事，不要政治掛帥，埋頭去搞沒有靈魂的GDP這個“硬道理”。在國際上重新走上早就批判過的“三和一少”路線，投富棄窮，一邊倒向美國，不顧對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義務與責任。不顧原則，不加分析地跟著霸權主義去反對恐怖主義，甚至將革命武裝斗爭也列為反恐對象，助長了美帝國主義對中東、北非的武裝干涉，削弱了亞非拉人民的革命斗爭。“三個世界”理論丟失已盡。
好在帝國主義不會因你不稱帝國主義就不是帝國主義。“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可以拿原則交易，取得帝國主義一時一事的歡心，但他不會從根本上賣你的賬。你搞你的和平發展，正附合他搞他的和平演變，尋找他的代理人，培植他的勢力。毛澤東時代用血與火鍛造起來的國際對中國戰略威懾力與恐懼感失靈了。從查銀河、炸使館、撞飛機等向你試探摸底開始，再是藏獨、疆獨問題，釣魚島問題，直至今日南海問題，接踵而來。香港回歸了，英軍撤走了，美國軍艦又來了，周邊小國也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惹事來了。
事物總是在正反面的對比中獲得更加正確認識的。可喜的是中國人民正從建國六十多年來的內政外交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中覺醒了。“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世界理論再舉起，玉宇澄清萬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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