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回憶井岡山

我在井岡山和中央根據地時期，是我從一個基層干部成長起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路途上邁開重要一步的時期。這里，我主要談談自己在軍事斗爭中的親身經歷和體會。

從國民革命軍到中國工農革命軍

我首先想談的是建軍問題。那時，人民軍隊新創建，成分復雜，戰斗又頻繁，建立一支什么樣的人民軍隊，正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我們黨在大革命時期，就派出一些干部在國民革命軍里開展工作。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后，使我黨更深刻地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接著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

南昌起義，打的還是國民革命軍的旗號。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正式打起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旗幟。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南昌起義失敗后的余部轉戰湘南舉行起義，也正式打超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旗幟。這兩支革命軍隊的番號不約而同。

然而，打起工農革命軍的旗幟，遠不是建軍問題的主要內容，更談不到建軍任務的完成。關于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是經過探索實踐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會議，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才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正確地解決的。朱德、陳毅同志對人民軍隊的建設也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時我是一名基層干部，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講出來。

我在《激流歸大海》－文中，曾經寫過朱德、陳毅同志領導我們轉戰粵閩湘贛途中對部隊的幾次整頓。那幾次整頓，主要是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加強基層工作，整頓紀律，整頓黨、團組織，整編部隊，是對我們那支部隊進行改造的重要開端，但還不是全面的改造。我們上井岡山會師之后，全面建設和改造開始了，在我軍單肅清舊軍隊習氣的殘余，與舊軍隊的舊制度、舊思想、舊作風、舊習慣徹底決裂，把貧苦農民、知識青年、舊軍人改造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軍人，按照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設一支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新型的人民軍隊。

會師后，毛澤東、朱德同志在礱市的龍江書院文星閣召開了連以上干部會議，四月末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一次代表大會。這兩次會議我都參加了。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就一些重要的建軍原則作了闡述，還宣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不久又召開了一次連以上黨代表會議，討論建軍問題，并請大家發表意見。我在武漢參加的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二十四師教導隊，上政治課講馬列主義的道理，但軍事教育基本上用舊式軍隊的教育方式，講的是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此時這種民主的作法，本身就體現著一種嶄新的精神，給我上了建軍教育的重要一課。

這時為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同志重申了支部建設在連上這一項強有力的政治和組織措施。前面我曾提到，我黨早就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工作，但那時黨的工作主要在上層。朱德、陳毅同志領導的信豐、大庚整編，派黨員擔任連隊的領導干部，以加強黨對基層的領導，但支部還是建在團上。現在明確規定支部建在連上，這就使黨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層。這一重大措施，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考驗，證明具有無限的生命力，保證了我軍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連隊都發揮著戰斗堡壘的作用。

從教育戰士到改造自己

為了加強黨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優秀的共產黨員被調到連隊擔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岡山時，工作多次調整，時而任連黨代表，時而任連長，都是為了加強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連隊里新戰士和解放過來的戰士多了，需要加強政治工作，就調我去任連黨代表；某個連長軍閥習氣太重了，要調動他的工作，又讓我去任連長。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團，在黨的領導下屢建戰功，但輕視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軍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認為政工干部只是擺樣子，賣嘴皮子的，賣狗皮膏藥的。紅軍的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來以后，他們仍抱成見，稱政工干部為“五皮主義”、“賣狗皮膏藥的”。“五皮”（皮靴、皮帶、皮鞭、皮包、皮手套）本是北伐軍軍官的新型象征，區別于北洋軍閥的長統大袖，蹣跚褲腳的裝束的，早在北伐時期“五皮”就成為行伍出身的同志戲謔政工干部的稱謂。這時“五皮”裝束在紅軍中已沒有了，但他們仍然這樣戲弄政工干部。我擔任黨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軍人見到我就說：“來賣膏藥了嗎？多少錢一張？”我剛作政治工作，沒有經驗，只有在實踐中慢慢地摸索。

那時部隊打人風氣比較嚴重，雖然已經有明令廢止肉刑，但還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團有一個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鐵匠”，意思是他打人像鐵匠打鐵一樣狠。有個舊軍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癮，打得軍需、上士、傳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還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實上越是打人，紀律越渙散松垮。如果哪個單位戰士逃跑多，幾乎不用調查，就可以斷言那個單位打人成風。

建立和開展政治工作的過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過程。我是反對打罵的，但也因受舊傳統的影響，對于做壞事的人，還是覺得需用變相的體罰。我們連一個通信員好賭博，屢教不改。一次他賭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氣，就對他罰站，讓他腳跟并攏，兩腿半彎曲下蹲，雙手舉起，我們把這個稱作“兩腿半分彎”。身體再壯的人，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這個通訊員雖然吃了苦頭，惡習仍然不改。我覺得舊的管教辦法實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賭博，我也不罰他了，耐心地同他談話，啟發他的覺悟，對他進行說服教育。我同他談了一兩個小時，他流淚了，被說服了，發誓以后不再賭博。后來，他果然改了，并且發現別人賭博還來告訴我，幫助做工作。我感慨地想，對自己的同志，舌頭真是比拳頭還靈啊！就這樣，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從一付對聯到朱德的扁擔

說服教育勝過拳頭，而官兵平等的實際行動又勝過萬語千言。在人民軍隊里，掃除了幾千年軍隊內部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

本來井岡山的經濟基礎就差，加上敵人的封鎖，就更困難了，部隊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布很難買到，軍衣都是自己動手做。領到白布，用鍋灰煮成灰顏色，裁好后自己一針一線地縫。我第一次做褲子時，不會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條褲子拆開來照樣子裁，然后再縫起來，做一條褲子縫兩次。穿著自己做的褲子格外高興。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爛爛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不穿棉衣，讓給傷病員穿。所有干部、戰士都會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糧食外，油鹽菜金五個銅板。基本上餐餐吃紅米、南瓜。南瓜吃了漲肚子，不好受。戰士們風趣地編了一首歌謠：“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敵人的封鎖，最困難的是部隊吃不到鹽。不吃鹽，行軍、作戰沒得勁。后來自己熬硝鹽吃。硝鹽就是把房屋墻角下長的一種白毛刮下來，用水熬。那東西又苦又澀，但畢竟比沒有鹽好一些。后來，中央蘇區建立起來了，條件好一些了。籌款籌得多，有時還可以發點零用錢，多時每人一次可發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頭，買牙刷、買肥皂了。而且還找機會改善一下生活，在江南地區就買雞子吃，到福建地區時還可以買到罐頭吃。但更多的情況是連續幾個月不發錢。生活雖然苦，但從朱軍長、毛委員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樣，只有軍醫受優待，那時醫生很少，給他們每月十元津貼。大家都知道，舊軍隊常常有鬧餉的事，而我們的部隊，因為官兵一個樣，從來沒有鬧餉的，也不怨恨誰。部隊中流傳一付聯語：“紅軍中官兵夫薪餉穿吃一樣，軍閥里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

朱軍長、毛委員和大家一起從山下往山上挑糧，有一次朱軍長開會回來，正遇到挑糧的隊伍，就下了馬，把體弱同志的糧擔放到馬背上，自己又搶過一付扁擔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們想方設法不讓朱軍長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現了“朱德記”扁擔的佳話。我就親眼見過這根扁擔。

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制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制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著的人的尊嚴，激發著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望，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制度，是進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于紅軍最有力的宣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這簡單的語言，對勞苦農民和廣大士兵，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它是紅軍階級本質的具體體現。

拒絕改造、對抗改造的事例也是有的，我們為此付出過血的代價。二十八團二營營長袁崇全的叛變就是一例。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部隊在湖南郴州戰斗失利后，二十八團由桂東折回井岡山，讓二營營長袁崇全帶一個加強營（附屬團部炮兵連）擔任前衛。半路上他同副營長曹風飛，還有一個黨代表杜峰北叛變了，經井岡山南邊崇義縣思順圩跑了。團長王爾琢同志帶了一個連去追，半夜追上了并把該部包圍起來了。因是半夜，天很黑，他就對著隊伍喊話：“我是團長，你們不要打槍，袁崇全叛變了，我是來接你們的。”部隊聽到他的聲音才知道袁崇全叛變了。四連、六連、機關槍連都紛紛跑過來了。正當他集合隊伍講話時，叛徒袁崇全等五人，卻躲在暗處，他們拿著五條駁殼槍對著團長講話的方向就打并乘亂逃跑了。王爾琢同志當場犧牲。王爾琢同志原任紅四軍參謀長，后兼任二十八團團長，很受大家的愛戴。他的犧牲是一個大的損失。這次事件說明對于舊軍官的改造比對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復雜、艱巨。

此后，一直到古田會議，才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系統、正確地解決了人民軍隊的建設問題，我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的體會也日益加深。這一段建軍思想發展過程，已為大家所熟知，我就從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