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便于搞清楚“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活動，有必要首先對機關成立和解散的具體時間做一番考證。
關于“武昌花園山機關”成立的時間，歷來眾說紛紜。解放前出版的有關書籍一般認為是1901年或1902年；建國后出版的著作則認為是1903年或1904。這些著作對該機關成立的具體日期亦沒有作詳細的考證。
據現已查到的資料看來，“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成立時間應該是在1903年5月中、下旬。其根據有二：
（1）“武昌花園山機關”是吳祿貞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在武昌花園山天主堂附近孫森茂花園設立的一個秘密機關。孫森茂花園是留日歸國學生李步青租賃的住所。因此，搞清吳、李二人歸國日期便可知道“花園山機關”成立時間的上限。
據《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錄》記載，吳祿貞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年月”是“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即1902年4、5月間；而李步青畢業歸國的時間則是在1903年3月。在1903年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四期“留學記錄”一欄中，曾載有李步青、萬聲揚、金華祝等速成師范畢業生“前于二月二十五日（公歷三月二十三日），已同航回國”的報道。按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東京坐船到漢口，一般約需十幾天。由此推算，李步青大約是在四月上旬抵達武昌的。因此，“花園山機關”的成立不會早于1903年4月上旬。
（2）據曾參加過“花園山機關”活動的朱和中回憶：“花園山機關”是武昌學生在曾公祠舉行拒俄集會之后成立的。他說：“中俄密約之消息傳來，不期而集會于曾公祠者數百人。本人之演說最激烈，氣勢亦壯，猶記講至最激烈之處，手中折扇拍成碎片。……吳祿貞拊我背曰：‘請到我家一談。’于是晚即偕同志呂大森等往水陸街十二號吳祿貞處聚談”。“予等三人談至天明而止。予等當時所籌議者三事”，其中之一就是決定“在武漢應設秘密機關”，地點“則在花園山”。 看來，“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正式成立當在此后不久。那么，曾公祠拒俄集會又舉行于何時呢？1903年5月19日《蘇報》記載：“昨紀湖北學生議阻俄謀各情，至后各學生意見不一，曾在曾公祠公議一次。”由此可知，“花園山機關”成立時間應在1903年5月中、下旬。
關于“花園山機關”解散時間，馮自由認為，“此機關于甲辰（民前八年）春（即1904年春——自注）祿貞北上時始無形解散”。 我們認為，馮的說法比較妥當。因為：（1）“花園山機關”沒有遭受突然性的破壞，它的解散與這個團體的領袖人物吳祿貞的離開關系重大；（2）吳祿貞在離開武昌之前，曾與“花園山機關”余下的同志作出過解散機關的決議。 所以，應該以吳祿貞離鄂作為機關解散的標志。那么，吳祿貞離開湖北是在何時呢？湖廣總督張之洞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1904年5月12日）給練兵處的咨文明確寫道：“茲特遣令文華、沈尚濂、哈漢章、吳祖蔭、吳祿貞五名刻日附輪北上，……先于本月二十三日文華等五名赍咨投到。” 吳祿貞于1904年5月初啟程北上當無疑義。由此可以推定，“花園山機關”的解散時間應是1904年5月前后。
二
“武昌花園山機關”主要是由湖北的一批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的。
自張之洞督鄂以來，大力興辦實業，使湖北的工商業居全國第二位。同時，他還不遺余力地倡辦新式學堂，從1898年到1903年， 僅數年間，武昌的各類學堂次第興辦，總數約在七、八十所以上。 “其所設立文武學堂多且優良，冠乎各省。” 此外，張之洞還派遣大批學生東渡日本留學。這樣就在湖北形成了一支規模較大的受過新式教育的學生隊伍。然而，與張之洞的“育才”愿望相反，這批“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于政治感覺” 的新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外患之日蒸而內部腐敗之情形有不堪設想” 的社會現實刺激下，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花園山機關”的成員，現在有姓名可考者51名。 按其個人成份和社會職業分為下列幾部分，即：留日學生20人，武昌各學堂學生21人，教育界知名人士1人，新軍士兵1人，天主教神甫1人，未查明成份者7人。在這些人當中，有功名者24人（舉貢5人，秀才19人）；其中留日11人，新式學堂學生11人，新軍士兵1人，社會職業不詳者1人。
按上述統計數字來看，“花園山機關”成員有這樣幾個特點：（1）絕大部分成員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功名者占相當比例；（2）留日學生多，占“花園山機關”成員總數的五分之二；（3）年輕。從現在可查到的36名成員的年齡來看，年齡在40歲以上者只有時象晉一人，而最年輕的成員賀之才則剛滿16歲。他們的平均年齡約23.8歲。由于多是青年知識分子，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敏感，接受新思想快，有革命的闖勁。
“花園山機關”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是吳祿貞。吳祿貞（1880-1911），字綬卿，湖北云夢人。1897年入湖北武備學堂。次年，由張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陸軍，為中國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吳祿貞來到日本不久，正值孫中山在“日本運動革命”，吳祿貞便很快“受了革命的洗禮”。此時，康有為、梁啟超因變法失敗亦居住日本，極力鼓吹君主立憲說，在興中會會員與留日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文中說：興中會會員“亦受他們（指康、梁）迷惑，變節的不少。”然而吳祿貞等人“目睹清室政治的窳敗，滿人當道的昏聵，深深感覺國勢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傾覆清室，不能反危為安，轉弱為強。” 因此他毅然加入興中會，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0年，吳祿貞與湖北留日學生傅慈祥、戢翼翚等人奉孫中山之命與維新黨人唐才常等合作，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事敗后，潛回日本繼續求學。
經過這次失敗的教訓，他得出結論：“決不能取便一時，以容納異黨”， 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1902年初，在清國留學生會館成立會上，吳祿貞登臺演說，“喻該會館為美國費城之獨立廳”。 是年春，吳祿貞畢業歸國，任武昌武普通中學堂教習、營務處幫辦、將弁學堂護軍全軍總教習等職，暗中向學生宣傳革命思想，威望極高。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之前，吳祿貞在思想、政治等方面都已經比較成熟了。
“花園山機關”的其他成員也大體上經歷了這樣一個從愛國轉向革命的過程。機關成員的來源，大致可分為留日與國內兩個部分：
湖北學生留日最早，人數也較多，吳祿貞、劉伯剛等人是湖北第一批留日學生，他們與1898年秋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次年，藍天蔚、屈德澤等人來到日本，分別入陸軍士官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等學校學習。他們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其中有些人還加入了興中會。1902年，湖北留日學生激增。萬聲揚、李步青、李書城等人即在此時赴日留學，他們當中除一人入日本同文書院外，其余都是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班的學生。
這批青年在國內目睹了庚子、辛丑（1900-1901）年間的一系列事件，到日本后“觀海外之文化，念故國之淪胥”， 救亡圖存的思想更為明確。他們在留日老同學劉成禺等人的主動幫助和指導下，閱讀了《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等書籍。同時他們還閱讀了大量宣傳資產階級革命和政治學說的書籍，進一步激發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李書城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弘文學院同學每晚都在自習室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最初頗多爭論，以后主張排滿革命的占了多數”；“我們覺得清廷是中國復興的障礙，愛國志士要救亡圖存，必須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認為孫中山先生主張排滿革命是對的。” 1902年秋，經鄂籍老同學、興中會會員劉成禺介紹，李書城、程明超等人在東京竹枝園與孫中山會見，親聆孫中山先生排滿革命的主張。
思想的提高促進了湖北留日先進青年的結合。就在李書城等人與孫中山先生見面后不久，湖北留日學生中的先進青年便在東京組織了湖北學生界社，于1903年1月創辦《湖北學生界》。該雜志創刊之時，革命的目標還不十分明確，但從第二期起，編著者便將矛頭愈來愈明確的指向了帝國主義和賣國的清政府。他們指出：帝國主義“不顧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強權競爭為獨一無二之目的”；號召楚鄉人民“同心協力，矢沉舟破釜之忱”，“決心以爭自存”。 并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人岳飛傳》、《黃梨洲》、《中國民族論》等文章來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他們揭露清政府“治內專務壓制，對外只知唯諾，任列強弄之股掌之上”，“甘心為外人之傀儡而不辭”。 宣告要與清政府“喋血苦戰”，“以光復祖國而振大漢之聲。” 這些犀利的言辭，在當時曾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因此，《湖北學生界》被譽為“留日各省志士創辦革命雜志之先河。” 《湖北學生界》社的成立，標志著具有革命思想的鄂籍留日學生開始結合起來從事革命活動。該社社員除劉成禺、尹援一、但燾等人外，其他社員以后幾乎都成為“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成員。
湖北留日革命青年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十分重視在國內開展革命活動。為了使《湖北學生界》雜志輸入國內，《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集資在上海創辦了以銷售革命書報為主的昌明公司，由萬聲揚擔任總經理。昌明公司成立后，迅速在國內打開了局面，在內地設立了32個發行所。《湖北學生界》雜志一版再版，有的一期印數超過七千份。它深受湖北及各地愛國志士的歡迎。
在《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除了編輯出版《湖北學生界》雜志，宣傳革命思想，他們還在社內與黃興等“密結排滿盟約”，“每月集會一次”， 商討回國進行革命的方法。是時，大部分社員已意識到在湖北建立革命組織的重要性，認為要達到反清革命的目的，“不可不結一永久之團體，嚴其組織，百折不回。” 因此，在1903年5月下旬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5期上，便出現了“大湖南北同盟會”這樣醒目的署名。反清革命思想的確立和建立革命團體思想的萌發，為這些留日青年回國參加“花園山機關”活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花園山機關”的國內成員大部分是武昌各學堂的學生。湖北教育的改革和新學的興起，使這些學生接觸到了一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進步書報的傳播，使他們的思想更趨活躍。1900年8月“庚子漢口之大流血”，曾給予湖北學界以很大震動。他們從庚子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的恥辱中，從自立軍烈士的鮮血中，看到了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真面目，“始漸知清廷之無能”。 秀才孔庚“遂放棄鄉試，考入湖北經心書院”。 當時由秀才考入學堂的還有胡秉柯、魏宸組、吳炳樅、呂大森、朱和中等人。更為可貴的是，這批青年在自立軍起事之后，已“開始研究”“革命之說”， 尋找救國的真理。
1901年春，吳祿貞、劉伯剛等人畢業回國，執教于武昌，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當時各軍隊各學校受其感應者，翕然從風”；“學生志士，爭愿一親豐采，而領取其新知識。” 不久，沈翔云的《復張之洞書》，張繼煦、李熙、李書城三人分別撰印的“致同學書”寄至國內，這些文章“語多激昂”，使“鄂學界大為振奮。” 留日學生通過各種途徑寄來的《湖北學生界》，在湖北學生中更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新思潮的不斷沖擊下，湖北各學堂學生不再為張之洞的忠君之意所囿，改革與革命的思想日趨明確。
1903春，“拒俄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運動加速了湖北留日學生與湖北學堂學生思想的轉變，并且促成了這兩部分人在國內的匯合。“拒俄運動”爆發后，《湖北學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員都積極投入。他們與各省留日學生一道發起和組織了“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當他們聽說國內的湖北學生也行動起來之后，便紛紛回國，直接參加國內的斗爭。
5月13日，湖北學堂學生接到京師大學堂所來要求一致拒俄的函電后，“均停課會議”。隨后，呂大森、朱和中、孔庚、曹亞伯、時功玖等數百名學生在武昌曾公祠集會，呂、朱等人發表激烈演說，痛斥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喪權辱國。他們的愛國舉動遭到清政府的阻禁，武昌知府梁鼎芬斥責他們是“無理取鬧”，“就使以東三省送給俄國人，以廣西送給法人，爾等亦不必干預。”學生們報國無路，莫不義憤填膺。于是，學堂學生以“聯絡感情，互換消息”為名，開始與留日歸國的革命青年“密相結合”， 并在吳祿貞倡導下，成立了湖北地區第一個初級形態的民主革命團體—“武昌花園山機關”。
在“花園山機關”的兩部分成員中，留日成員由于較早地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排滿革命的思想，較系統地接觸過資產階級革命學說，并在國外受到一定程度的從事革命活動的鍛煉，所以他們較之國內成員水平要高一些，他們在機關內部起著領導或中堅的作用。
“花園山機關”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由湖北先進青年經過幾年的思想準備，尤其是通過庚子自立軍起事和拒俄運動的鍛煉，在思想逐漸成熟，觀點趨向統一的前提下產生的。因此，它的誕生不僅是對湖北早期革命運動的一個總結，而且也是一個新的起點，它標志著湖北民族民主革命從此進入了有組織地進行實際活動的階段。
三
“花園山機關”成立后，立即形成了機關領導核心，制訂了行動方略，開展了各項活動。當時的“湖北唯一革命領袖”吳祿貞是“花園山機關”的實際領導人。在機關內部，除吳祿貞負責全面領導外，其他工作也有一些具體的分工，如李步青、耿覲文、萬聲揚常住機關，負責日常事務與對外聯絡； 李書城負責秘密聯絡軍隊；孔庚主管革命書報的發行； 李步青、朱和中、張榮楣曾先后負責籌集機關的經費。這些人在機關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職務，但他們實際上是“花園山機關”的核心人物。機關經費的來源主要是由朱和中等人向學生募捐；朱和中在去德國留學前，把自己每月可領二十兩安家銀子的銀折交給張榮楣，由張領收作為機關經費。
“花園山機關”成員經常在一起聚談，共同分析國內外、省內外形勢，總結以往革命的經驗，特別是庚子自立軍起事的教訓，認真“商討革命進行事宜”。 他們認為：利用會黨搞暴動，“發難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撓”；而搞暗殺純屬“個人舉動，不足以搖撼全局”；同時也不能指望清軍個別軍官發動起義，因為，“掣肘多則不易舉。” 因此，他們提出：要想取得反清革命的勝利，必須運動新軍。其辦法是“以最好之同志，投入軍中當兵，漸次輸入兵士對滿清之惡感情緒”，“更換新軍之腦筋”，以便造成革命勢力，最后“由營中起義”。 同時，應該把會黨作為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而加以聯絡。此外，機關成員還商討了如何向湖北軍學界進行革命宣傳以及聯絡各地革命黨人等問題。他們根據湖北地區的特點，經過認真討論，逐步統一了思想，最后形成了三點革命主張：（1）必須把“開通士子知識” 作為機關首要工作；（2）“應將革命之同志介紹入軍界”；（3）與“各地之同志聯絡”，“尋孫逸仙，期與一致”。 此后，“花園山機關”便把上述三點主張變為該機關的行動方針和策略，并以此為依據展開了革命活動。
1、大力宣傳反清革命的思想。“花園山機關”把輸入和散發革命書報視為向湖北知識界宣傳革命思想的“唯一之要著”。 1903-1904年間，各地革命書報的出版發行如雨后春筍，盛極一時。為了能使這些革命書刊及早地輸入湖北，“花園山機關”采取種種辦法，并派孔庚專門負責。機關除了通過“專售東京學界譯著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將革命書刊源源寄往湖北外，有時為了搶時間，還排專人前去購買。如1903年5月，鄒容的《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后，“花園山機關”立即派賀之才專程赴滬，“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 同年夏末，王璟芳回鄂，亦從日本帶回大批《湖北學生界》。然而，通過上述辦法輸入湖北的這些書刊仍遠不敷發售，于是，朱和中、呂大森等人用募捐來的錢辦了一個“樂群印刷社”，專取書報中“激烈者”，如《猛回頭》、《革命軍》、《黃帝魂》等小冊子大量翻印，暗中“散布于軍學各界”， 并在書的封面上印上《原富》、《群學肆言》等書名，以迷惑當局。
除了大量翻印、輸入革命書刊，“花園山機關”還借用幻燈來進行宣傳。幾位留日歸國的成員，用他們在日本編寫四冊《師范講義》所獲的部分稿酬，購買了一部幻燈機和若干套幻燈片。幻燈片的內容有不少“涉及世界民族運動與被壓迫情事”。幻燈機片由時功壁負責保管，耿覲文擔任解說。他們“借閱馬廠演武廳，布設戲場”。 同時還在“武漢各處放演”，“觀者甚眾”。每片開演前，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等人，“必加說明”，“講演國內外形勢，宣傳世界各民族反抗壓迫、進行革命的情形，”并“藉電影（指幻燈）為題，指陳革命之必要。” 這種生動活潑的宣傳形式，對于激發群眾的愛國熱忱，“收效不少”。
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之前，輸入湖北的革命書刊極為有限，反清革命的思想還不為廣大知識界所認識。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及其他革命志士的宣傳之后，從1903年5月到1904年春，不到一年的功夫，各種革命書報已在武漢廣為流傳，以至“吾鄂各學堂，對于《湖北學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冊，遞相傳播，皆欲奮起，……為漢族爭自由復國權矣。” 不少愛國青年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僅17歲的青年朱峙山，在1903年12月9日的日記上寫道：他去武昌東門一位朋友家玩，“借回新書十余種，皆革命雜志也”；閱后“終夜未寢，則知反清革命為吾輩天職。” 在這期間，像朱峙山這樣的青年何止一人，像后來成為著名革命家的劉靜庵、宋教仁、田桐、季雨霖等人同樣是在這一時期直接、間接地受到“花園山機關”宣傳的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花園山機關”的革命宣傳，喚醒了湖北眾多的愛國青年，使他們“對革命排滿的理論深信不疑”， 在以后的革命斗爭中，許多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培養青年，發展組織。“花園山機關”十分注意“交結有志青年，灌輸以革命思想”；并通過各種途徑“分途接洽運動”，向他們曉以革命的道理，吸引青年參加革命活動。“蓋是時愛國青年，多集花園山李步青寓，暢談革命。” 同時“花園山機關”又十分注意對這些青年進行審查，在機關開會時，“各人報告所約新同志若干，其人品行如何，能否擔負革命某種任務”；然后由李步青、耿覲文、萬聲揚初步商定后，向吳祿貞匯報，由吳作出最后決定。 由于“花園山機關”堅持“組織要嚴密”的原則，從而保證了機關正常、健康的發展。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一段時間的努力，“陸續加入花園山組織的人，非常踴躍。”
3、實施到新軍中進行活動的革命策略。“花園山機關”所提出的到新軍中進行活動的思想源于吳祿貞。庚子自立軍起事后，吳祿貞深刻總結了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認為應“絕對從士兵、學生痛下功夫”，“不能專靠會黨作主力”，“不與文武官吏為緣”。 它的這一思想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的充實提高，最后形成了一套運動新軍的策略和辦法。
“花園山機關”向新軍輸送同志的方法是：先由機關成員向愛國青年進行宣傳，然后將色好的青年推薦給吳祿貞，再由吳祿貞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關系把他們安插到軍隊中。此時，吳已取得地方當局的信任，故由他寫條子介紹入伍的人，軍官們不敢不收。這就為有志青年加入新軍提供了便利條件。一批優秀青年正是通過這種途徑加入新軍的。如在湖北革命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劉靜庵，就是在此時由李書城從原籍潛江帶到武昌，再由吳祿貞“薦他到黎元洪馬隊當司書”的。 在這一時期由李書城、朱和中、張榮楣、李步青等人推薦，然后由吳祿貞介紹入新軍的青年還有熊子貞（十力）、張難先、胡瑛等人。 1903年夏，湖北各地來報考學堂的青年云集于武昌。“花園山機關”抓住這一時機，讓機關成員分頭向報考學堂的同鄉進行活動，勸說他們棄學從軍。經過一番活動之后，“竟有不考學堂而投營者，或雖考取竟舍之而入營者。至于未經考取者之入營，如水之就下，數月之間，護軍愷字各營，有我輩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這些青年入新軍后，“花園山機關”及時加強了對他們的領導。他們“每星期前來報告運動經過，及其發展之狀況”。吳祿貞等人不斷指導和“幫助”他們“在新軍中運動革命”。這些青年與早先入伍的朱元成、范騰霄及“花園山機關”成員曹進等人結合在一起，在士兵中秘密散發各種革命小冊子，“大受兵士之歡迎”。經這批革命志士的積極活動，到1904年春，在軍隊中散發的各種革命書報“殆過三萬份”。像《猛回頭》、《革命軍》這樣的小冊子，在“兵士中間，有能背誦者。” 端方督鄂時，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營中同志的活動受到了很大限制。“當時花園山決議，營中同志，應力求暗斂，不稍著形跡，語言尤應謹慎。” 由于“花園山機關”指示及時，從而避免了軍隊中革命力量的無謂損失。
不久，軍隊中的一些同志得到黃公征的捐助，在水陸街秘密設立了一個叫做“武庫”的會所。該會所形式上類似閱報室，室內擺有各種革命書報和其他書籍。劉靜庵、范騰霄、李亞東等人常在這里秘密集會，“花園山機關”成員馮特民也經常與會。這個以軍隊同志為主體的小組織，到“科學補習所”成立后隨即解散。在“花園山機關”有意識的活動下，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從此由學界“寖及于軍界矣”。 并在軍界造成了第一股革命的力量。
4、積極眹絡各地同志。“花園山機關”成員十分清楚：革命非一日可以成功，只有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全國重要地方”“準備完善”，“同時暴動，使清兵首尾不相顧”，革命才可成功。同時，他們還認識到：“如此偉大革命”,我輩不能“群龍無首”。因此,他們打破狹隘的地域觀念，“刻刻統籌全局，期與孫逸仙接洽”，并積極聯絡“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動。”
《湖北學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員回國參加革命活動之后，留在日本的劉成禺、但燾等人將《湖北學生界》改名為《漢聲》繼續出版。劉成禺是與“花園山機關”“通聲氣者”。他原是兩湖書院的學生， 庚子自立軍起事失敗后逃往香港，在那里由陳少白介紹入興中會，不久，受孫中山之命到日本與馮自由共同負責留日學生的工作。 因他與孫中山先生關系密切，“花園山機關”同志便利用這一關系與在日本的革命志士保持聯系，及時了解革命志士在海外活動的情況，并渴望得到孫中山先生的指導。
由《湖北學生界》社社員集資籌辦設在上海的昌明公司，除了向國內輸送革命書報外，還擔負著“接待湖北出洋學生，……傳遞海內外消息”的任務。總經理萬聲揚，經常往返于上海、武昌之間，利用工作便利與各地同志相聯絡。當時外省遠來的志士，“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園山接洽。” 1903年6月，黃興由日本回國由滬返湘，路經武昌，曾居孫森茂花園李廉方寓，此處“已成為秘密的革命機關部”，黃“日久宣傳革命”。黃興回到湖南后，仍與“花園山機關”保持聯系，并于是年冬邀請吳祿貞、李書城、耿覲文赴湘參加籌備華興會及在湘起義。“兩湖革命之互通聲氣，即始于此。” 此外，“花園山機關”還派張榮楣、周維楨赴四川活動，后因無結果而歸。
由于“花園山機關”時時注意與各地革命同志相聯系、相配合,一時間，與“花園山機關”有聯系的團體和個人“近則滬杭，遠則日京,一律互通聲氣。”總之，經過“花園山機關”成員的共同努力，湖北“排滿風潮，異常濃厚，潛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
從“花園山機關”從事運動新軍等項革命工作的全過程來看， 其活動是有組織、有目標、有領導、有策略地迸行的，已經超出了一個聚談場所的范圍，展示出它已具備了一個革命團體的特征。當然，“花園山機關”也存在著自身的弱點。比如，它沒有成文的政治綱領，沒有完備的組織手續，沒有明確的分工，而且有的成員的政治傾向還比較模糊。不過，這些缺陷并不妨礙我們承認它是一個初具雛形的革命團體。它的一些弱點，其他早期民主革命團體也具有，并且一些問題在以后較成熟的一些革命團體中，也依然存在。
四
“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活動在湖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吏不久便知道“花園山實有秘密機關”。 他們急欲掐滅這一革命火種，但礙于教堂的關系，不敢公然拘捕機關人員。“后來偵知參加的人，大半為軍、學兩界的人”，老謀深算的張之洞、端方考慮到將這批人治罪，不僅會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而且還會招致清廷的責難，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的辦法，把“花園山機關”成員派往東西洋留學，以“借此釜底抽薪，不讓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留在國內。”于是，賀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組等人于1903年底被派往比利時留學；朱和中、周澤春等人被派往德國留學； 時功玖、吳炳樅、匡一、張軫等人相繼被派往日本留學。緊接著，又一批“花園山機關”成員被迫離開了武昌：萬聲揚去上海繼續主持昌明公司事務；李步青赴天津教學；曹亞伯、金華祝去湖南教學；呂大森因病回老家休養。留在武昌的“花園山機關”成員所剩不多。
1904年2月，吳祿貞接到清政府調他入京任練兵處騎兵監督的電報，遂與留下來的成員商討對策。周圍同志鼓勵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他利用清政府調他進京的機會，投身其中，待機而動。這時，留下來的成員已意識到：“花園山機關”已引起當局注意，不易維持下去，況且營校中的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于是他們決定：“將花園山機關撒銷，以免惹人注意。”吳祿貞“極力勸戒”留下來的成員，繼續“埋頭苦干，不可浮躁，必須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動”； 并鼓勵和幫助李書城、耿覲文、孔庚等人赴日學習軍事，以便將來掌握革命武裝。1904年5月，在吳祿貞和“花園山機關”的大部分骨干離開武昌后，“花園山機關”便隨之撤消。
“花園山機關”解散后，多數同志“自信革命運動終有成功的一天”， 并沒有因機關的解散而停止革命活動。從51名成員的去向來看，除9人因資料不足尚不明去向外，剩下的42人中，僅有2人投敵，而一直從事革命活動的有33人。在這33人當中，先后有10人參與發起或加入“科學補習所”；有8人參加了“日知會”；有9人加入或參與發起“華興會”；25人是同盟會會員。 這些成員在機關解散后，或留在湖北，或奔赴各地，象種子一樣撒向四面八方。呂大森、時功璧、張榮楣等人在湖北，吳祿貞、藍天蔚、匡一等人在東北、華北，胡秉柯、朱和中、賀之才等人在歐洲，李書城、耿覲文、時功玖等人在日本，金華祝等人在湖南，馮特民在新疆，均繼續努力從事革命活動。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武昌花園山機關”的歷史功績也正在于此。它在建立革命組織、運動新軍、進行革命宣傳上所作的幵拓性工作，對后來湖北地區的民族、民主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武昌首義成功的一條主要經驗是湖北革命黨人有一條比較正確的運動新軍的革命策略。新軍土兵“一發即舉大事，而清祚以終”， 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最先提出這條革命策略的，就是“花園山機關”。“花園山機關”不僅創造性地制定了這條策略， 而且還把它付諸實施，從而扭轉了以往革命黨人只注意會黨、華僑力量而忽視做新軍工作的局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湖北革命黨人闖出了一條新路。張難先在談及“花園山機關”的這一貢獻時曾強調指出：“湖北革命之基，實于此植之也”。
“武昌花園山機關”所提出的從新軍入手的革命策略，在當時來說，比其他革命團體髙出一籌。“興中會”自成立以來，依靠華僑的支持，利用會黨的力量，發動了多次起義，但都沒有成功。直到1905年舂，孫中山在比利時聽取賀之才、朱和中等人關于“花園山機關”活動的匯報時，仍認為“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 經過幾天激烈辯論，孫中山才改變了過去的看法，把注意力移向了知識分子和新軍。黃興在1904年組織“華興會”后，也曾經把主要力量放在聯絡會黨上，希望依靠會黨的力量一舉在湘省發難。而湖北革命黨人從“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到“文學社”、“共進會”，卻一直遵循“花園山機關”制定的革命策略，長期在新軍中扎扎實實地做士兵工作，“不數年間竟將政府之軍隊，于不知不覺中，盡變為吾黨之勢力”。 到辛亥首義前，湖北新軍中參加革命團體和同情革命的士兵已達半數以上，革命力量之雄厚，為各省所不及，為起義的成功創造了條件。
“花園山機關”實際上是湖北革命組織的源頭。“花園山機關”解散后，留在武昌的一部分成員將聚會地點移到多寶寺街時象晉家，繼續堅持活動。他們與軍隊同志一道，開始籌備成立“科學補習所”。吳祿貞在離開武昌前，也參與了這項活動，并“捐銀數十兩作該所的經費”。 “科學補習所”成立之初，所址就設在“花園山機關”成員時象晉家，原機關成員呂大森、曹亞伯、時功璧、馮特民、徐祝平、藍天嶎、周維禎、張榮楣等，以及由“花園山機關”成員介紹入新軍的劉靜庵、胡瑛、張難先等人均為“科學補習所”的發起人和骨干。由此可知，“科學補習所”實際上是在“花園山機關”的影響下，在“花園山機關”成員直接幫助和籌備下組成的，它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行動策略上都與“花園山機關”有著十分密切的承接關系。正因為如此，胡祖舜在《六十談往》一書中特別指出：“繼此（指“花園山機關”）而興者，則為科學補習所”。
“科學補習所”被破壞之后，原“花園山機關”成員藍天蔚、馮特民、曹亞伯、金華祝、余德元、時功璧、徐祝平等人又參加了“日知會”等革命團體的活動，并在這些組織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花園山機關”目光遠大，埋頭苦干的品質，發展組織慎重穩健的作風，也對后期革命團體產生了 一定的影晌。在宣傳方面，“武昌花園山機關”自成立起就把向湖北軍、學界宣傳革命思想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不僅如此，它還在宣傳方式上很有獨創之處，如將秘密輸入書報和自辦印刷所大量翻印結合起來；將放映幻燈與口頭宣傳結合起來。這種有組織的、廣泛深入的革命宣傳，在湖北歷史上是第一次。它不僅起到喚醒湖北一代青年的作用，而且宣傳形式上的多樣化也為湖北以后的革命團體所繼承和發展。湖北革命黨人在以后的宣傳活動中，采取講故事、舉行星期講演會、辦閱報室、辦圖書社，以及編制歌曲、吟詩聯句、做游戲等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宣傳形式上的多樣化是湖北各革命團體的一個突出的特點，這樣就使得反清革命的道理“幾乎家喻戶曉”， 為武昌首義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花園山機關”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團體，其積極意義不限于湖北一隅，它還是國內較早建立的革命團體之一。在“花園山機關”成立以前，就已經出現過一些愛國和革命的小團體，但這些團體多分布于海外和國內沿海城市。“花園山機關”雖然規模和活動范圍有限，但它畢竟是誕生在長江流域中部的湖北地區，這標志著革命知識分子的活動已開始由國外和國內沿海地區轉向內地；并在內地，尤其是兩湖地區深深地扎下了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原“花園山機關”部分成員對“歐洲同盟會”以及中國同盟會成立的貢獻。留歐的“花園山機關”同志胡秉柯、朱和中、史青、賀之才、魏宸組等人,“認為興中會的領導太不緊嚴，有重新改組的必要”，便主動邀請并資助孫中山來比利時“商量改組的事”。 他們在同孫中山討論革命進行方略等問題后，率先宣誓加人“歐洲同盟會”（當吋尚無此名稱），并為孫中山在德、法等國建立同樣的革命組織全力奔走。因此之故，朱和中在《歐洲同盟會紀實》一文中說：“歐洲同盟會起源于武昌花園山老同志”。“歐洲同盟會”成立不久，胡秉柯、賀之才等人便分別寫信給在日本的原“花園山機關”成員李書城、耿覲文等人，要他們為孫中山嗣后到東京組織革命團體預為“籌備歡迎”。與孫、黃早有深交的李書城等便與黃興等人為迎接孫中山共組革命團體“預為籌劃”。 這些留歐、留日的原“花園山機關”成員的積極行動促進了中國同盟會的誕生。
“武昌花園山機關”從成立到解散雖然僅存在了一年時間，但是它卻在二十世紀之初的湖北政治舞臺上演了一幕雄壯、生動的活劇，為湖北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初步基礎，也對全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播下的種子，在辛亥革命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武昌花園山機關”不愧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搖籃。
作者說明：
此文是我們1981年秋提交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國青年研討會的論文。該論文曾在研討會上獲獎，并被收入《辛亥革命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這次請人據影印本輸入電腦后，我們又做了一點修改。但因我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去查閱、核對當年使用過的資料和尋找新的資料，故未作大的改動。附后的成員簡表是根據當時有限的書刊、文件制成的，此次根據網上的有關資料稍作一點補充、修改。現在讀者使用網絡查找有關人員信息更為便捷，學者也可能會找到更多有關資料。
這篇寫于30年前的論文，現在讀來，感到仍有一定學術價值。不足和錯誤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劉建一、李丹陽
2011年10月
附錄：“武昌花園山機關”成員簡表
姓名（字)籍貫
出生年月參加機關前簡歷機關解散后至辛亥首義前的活動辛亥革命中及民國成立時的情況
吳祿貞
（綬卿）云夢
1880年湖北武備學堂學生。1898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習騎兵。組織勵志會，加人興中會。1900年曾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后返日。1902年春畢業歸國，在武昌執教，暗中宣傳革命思想。 籌劃、資助建立科學補習所，先后加入華興會、同盟會、日知會。1904年春入京，任練兵處騎兵監督等職，謀中央革命。在東北辦邊務時，—面保衛祖國疆土，—面從事革命活動。為同盟會遼東支部負責人。1910年任北洋第六鎮統制，整頓軍隊，聯絡革命黨人，策劃在北方舉義。武昌首義發生后，自請督師南下，期與民軍會合。被清廷拒絕，遂前往保定，擬率部響應武昌起義。先后與灤州、奉天等地駐軍聯絡，并親往娘子關組織燕晉眹軍， 準備直搗北京。屯兵石家莊，阻止清軍南下，并劫阻南運軍火，同時電奏清廷“停戰”。11月6日被袁世凱派人剌死。
劉賡云
（伯剛）沔陽
1881年秀才，湖北武備學堂學生。1898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習步兵。先后加入勵志會、興中會。1900年曾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1902年春畢業歸國。任武昌農務學堂監督。后至北京，在民政部任職。同盟會會員。赴石家莊，輔佐吳祿貞策劃響應武昌起義。1912年春，孫中山到湖北時，任同盟會湖北支部迎孫總代表。
屈德澤
(恩波）東湖
1876年1899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習農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曾在社內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參加拒俄運動， 加人軍國民教育會。1903年夏回國度暑假。繼續就讀于東京帝大，畢業歸國后接劉賡云職，任農務學堂監督。
任湖北都督府實業司司長。
范鴻泰
（吉六）鄂城
1876年秀才。1899年入日本髙等工業學校。《湖北學生界》社社員。曾在社內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參加拒俄運動，并為軍國民教育會捐款。1903 年夏回國渡暑假。繼續在日本髙等工業學校上學，畢業歸國后任黃州府中學監督，后考取舉人，在學部任職。在教育部任職。
藍天蔚
(秀豪)
注①黃陂
1876年1899年由湖北武備學堂派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炮兵。《湖北學生界》社社員，曾在社內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在拒俄運動中任學生軍隊長。1903年歸國。先后任鎮參謀、標統。參加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的活動。后去東北任奉天第二混成協協統。與吳祿貞一起在東北負責同盟會工作。與其他革命黨人策動關外獨立，失敗后赴滬。不久被南京臨時政府任命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關外都督兼北伐第二軍司令。率民軍進攻遼陽。
張鴻藻
（子漁）咸寧
1887年秀才，1899年入日本高等商業學校。《湖北學生界》社社員，曾在社內參與訂立排滿盟約。1903年夏回國度假。繼續在日本髙等商業學校學習，畢業歸國后考取舉人。入京，在郵傳部任職。
王璟芳
（小宋） 注②恩施
1878年秀才,兩湖書院學生。1899年入日本高等商業學校。《湖北學生界》雜志發行人，在《湖北學生界》社內曾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參加拒俄運動，任學生軍分隊長，軍國民教育會經理。曾向清吏密告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1903年秋歸國，被清廷賞為舉人。返日，繼續在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學習，畢業歸國后不久即入京，在度支部任職，后為資政院議員。在財政部任職。
易迺謙
（舉軒）漢陽
1877年1899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習炮兵。加入勵志會。參與訂立排滿盟約。1903年畢業歸國。入京，任陸軍部軍制司司長等職。任清軍攻打漢口部隊參謀長。
黃立猷（毅侯）沔陽
1883年秀才。1902年入日本同文書院。1903年在日本參加拒俄運動，為學生軍隊員。暑假期間回國。先后考人日本正則英語學校、盛岡農學校學習。加入同盟會。畢業歸國后考取舉人，在學部任職。
萬聲揚
（武定）江夏
1881年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參與訂立排滿盟約。1903 年3月底畢業。赴上海創辦昌明公司，任總經理，負責輸入革命書報。仍主持昌明公司事務，后該公司為華興會在滬聯絡機關。華興會會員。回鄂，任湖北理化科學堂堂長、數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加人同盟會，并與共進會關系密切。武昌首義時，任湖北軍政府顧問、編制部副部長、文書局局長。后任戰時司令部秘書，參加漢口、漢陽之役。民國成立后，在南京臨時政府任陸軍部秘書。
李歩青
(廉方）京山
1881年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在社內參與訂立排滿盟約。1903年3月底畢業。歸國后，租住武昌花園山孫森茂花園。赴天津教書，暗中宣傳革命。回鄂后在文華書院、武昌師范學校、安陸府師范學堂等校任教。華興會會員，后加入同盟會。武昌首義時任湖北軍政府首席秘書。安、襄、鄖、荊招討使季雨霖的軍事參謀兼襄陽衛戍司令。
金華祝
（封三）黃陂
1875年兩湖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1903年3月底畢業歸國。應黃興邀請，任教于長沙明徳學堂，參加華興會的革命活動，為華興會會員。后為兩湖師范學堂教員，日知會會員。在黃陂縣運動學界響應起義。在南京臨時政府任陸軍部秘書。
李書城
（筱垣）潛江
1882年秀才，經心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雜志創辦人之一。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參加拒俄運動，為學生軍隊員和軍國民教育會會員。1903年初夏歸國。參與華興會籌備，謀在湘省起義。1904年再赴日，入振武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習步兵。參與發起中國同盟會，組織丈夫團。歸國后在廣西陸軍干部學堂、陸軍小學堂任監督，準備在桂起義。1910年到北京，任軍咨府科員，隨吳祿貞從事革命活動。武昌首義發生后，隨吳祿貞去保定，策動第六鎮響應起義。旋赴武漢，任戰時總司令黃興的參謀長，協助指揮漢口、漢陽之役。民國成立后，在臨時總統府秘書處任軍事組長兼陸軍部顧問官。
周維楨
（幹臣）麻城
1879年經心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參與訂立排滿盟約。參加拒俄運動，為學生軍隊員及軍國民教育會會員。1903年歸國。參與籌組科學補習所。華興會會員。后至北方，隨吳祿貞在內蒙、東北等地活動。參加同盟會。任吳祿貞的副官。曾親往山西與閻錫山聯系，商組燕晉聯軍事宜。11月6日，在石家莊與吳祿貞同時被刺。
程明超
（子端）黃岡
1880年舉人，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參與創辦《湖北學生界》雜志。1903年夏歸國。在黃岡縣創辦“光黃學社講習所”，向青年宣傳革命思想。不久赴日在西京大學法科學習。加入同盟會。回國后考取法政科進士，入京任翰林院編修。常在吳祿貞左右，為其起草文稿。與吳祿貞一起策劃響應武昌起義。民國成立后，在南京臨時政府任總統府秘書。
盧弼
（慎之）沔陽
1879年秀才，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社社員。1903年夏歸國。繼續留日，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回國后考取舉人。歷任黑龍江省撫署秘書、全省交涉局會辦、吏部司員等職。民國成立后，任銓敘局秘書。
余德元
（明卿）
房縣
1877年貢生，兩湖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編輯。參加拒俄運動，為學生軍隊隊員及軍國民教育會會員。與黃興同擔任軍國民教育會兩湖地區歸國運動員。1903年5月底啟程回國。兩湖師范學堂教員，日知會會員。湖北憲政籌委會書記。武昌首義時在房縣發動學界響應。
民國成立后任國會議員。
張繼煦
（儒俠）枝江
1877年舉人，兩湖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湖北學生界》編輯。1903年3月底畢業歸國。兩湖師范學堂教員，武昌師范傳習所教習，后在武昌私立法政專科學校任教。在湖北高等師范學校任教。
王式玉
（韻石）安陸
1882年附貢，經心書院學生。1902年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學習。《湖北學生界》社社員。參與訂立排滿盟約。1903 年3月底畢業歸國。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中等工業學堂任教。
李熙
（昌國）漢川
1872年廩生，經心、兩湖書院學生。1901年赴日本留學。《湖北學生界》社社員。1903年3月歸國，任學務處審定科幫辦。歷任任武昌中路高等小學堂堂長、學務公所職員、第二中學堂監督。民國元年，任湖北省立第一中學校長。
張春霆
（醉侯）天 門
1869年農務學堂、將弁學堂學生。任江西講武堂監督、南京督練公所提調、廣東新軍協統。后至吉林任新軍協統。與吳祿貞、藍天蔚等結合，從事革命活動。參與組織南京臨時政府。
耿覲文
（伯釗）安陸
1883年經心書院、將弁學堂學生。1903年考取舉人。參與華興會籌備，謀在湘省起義。1904年春赴日入陸軍士官學校。參與發起中國同盟會，丈夫團團員。歸國后任南京講武堂監督，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陸軍部軍學編輯等職。赴滬，協助陳其美光復上海。民國成立后，在南京臨時總統府任軍事秘書兼陸軍部顧問官。
孔庚
（雯軒）蘄水
1879年秀才，經心書院學生。在拒俄運動中參加曾公祠集會。赴日入振武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為中國同盟會早期會員，丈夫團團員。歸國后在廣西陸軍干部學堂任教，曾策劃在桂起義。后至北京，任陸軍部軍學司科員。
由北京前往漢口，因不能通過即到石家莊投吳祿貞，被委為行營參謀長。吳被刺后，率部分人赴山西，助閻錫山組織都督府，任革命軍朔方招討使兼北路軍總司令官，率軍抵抗清軍。
曹亞伯
原名茂瑞
（慶云）興國州
1875年秀才，農務學堂、兩湖書院學生。任科學補習所宣傳干事，在長沙教書，為湘鄂聯絡員、華興會會員，與黃興等謀在湘起事。后赴日，參與發起中國同盟會，任評議員。旋赴英留學，為《中國日報》駐英通信員。民國成立后歸國，在武昌都督府任職。被任命為南京臨時政府財務部次長，未就。
時功玖
(季友）枝江
1880年兩湖書院學生。赴日就讀于同文書院，參與發起中國同盟會，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主盟人。民國成立后，到南京任臨時參議員議員，后任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
匡一
（群觀）羅田
1883年經心書院學生。赴日就讀于東京法政大學，任留學生總會庶務、干事。參與籌備同盟會，負責內務。歸國后任同盟會黑龍江支部支部長，黑龍江地方審判廳推事。民國元年任直隸省監察廳廳長。
張軫
（亞伯)安陸
1885年秀才，自強學堂（后改為方言學堂）學生。赴日就讀于同文書院，為中國同盟會早期成員。民國成立后任司法局參事。
徐祝平
(竹坪）荊門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干事。任教文華書院，主編《湖廣新報》。曾在湖北襄河運動會黨，事泄后赴日留學，加入同盟會。歸國后赴東北編《長春日報》，隨吳祿貞從事革命活動。一度因熊成基案下獄。協助藍天蔚在關外獨立，事敗后回鄂，號召襄河舊部響應起義，并佐招討使季雨霖收復荊襄。民國成立后，在武漢辦報。
郭肇明
（炯堂）竹山
1871年秀才，兩湖書院學生。赴日入弘文學院普通科學習。歸國后任兩湖書院教習。省諮議局議員。任湖北省教育會會長，湖北省議會議員。
吳炳樅
（云麓）
注③房縣
1885年秀才赴日，先后入正則英語學校、東京法政大學法律科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后考取舉人，任職于吏部、郵傳部。民國成立后，任湖北司法司參事、漢口地方審判廳廳長。
胡秉柯
（質齋）潛江
1882年秀才，經心書院學生。赴比利時留學，與孫中山在布魯塞爾商組革命團體，加入歐洲同盟會。后轉法國巴黎大學學習法律，獲博士學位。為孫中山在法國組織革命團體奔走，并資助孫赴日。受孫中山委托訪問法國外交部，謀求法國中立。隨后經西伯利亞鐵路歸國，途中促黑龍江巡撫反正。至南京任總統府秘書，臨時參議員議員。
賀之才
（培之）蒲圻
1886年經心書院學生。赴比利時留學，與孫中山在布魯塞爾商組革命團體，加入歐洲同盟會。資助孫中山赴日，并通知湖北留日學生預為籌劃。歸國，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實業部工政司司長。
史青
（丹墀）安陸
1886年經心書院學生。赴比利時留學，與孫中山在布魯塞爾商組革命團體，加人歐洲同盟會。資助孫中山赴日，并通知湖北留日學生預為籌劃。歸國，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土木局局長、中華民國鐵道工會會長。
朱和中
（子英）建始
1881年秀才，武備學堂（后改為武高等學堂）學生。1903年聞中俄訂密約，鼓動學堂學生至曾公祠集會，發表演說痛斥沙俄侵略及清政府失策。赴德國留學，專程到比利時迎孫中山。加入歐洲同盟會，并為孫中山在德國留學生中建立革命團體奔走。武昌首義時適在德國兵工大學上學。主動與禮和、捷成二洋行交涉，將清政府向德國兵工廠所訂軍火交與民軍。辦妥后歸國，在南京臨時政府參謀部第二局任局長。
周澤春
（福介）
注④隨縣
1881年經心書院學生。赴德國留學，加入歐洲同盟會。1910年歸國，任職于外交部和會司。在天津辦《天民報》， 1912年初應孫中山之召到南京，被任命為山東交涉使兼山東招討副使。
呂大森
（槐庭）建始
1881年秀才，武備學堂（后改為武高等學堂）學生。1903年聞中俄訂立密約，鼓動學堂學生至曾公祠集會，發表演說斥責沙俄侵略罪行和清廷的腐敗無能。籌組科學補習所，起草章程，被舉為所長。與華興會聯絡，準備起事。科學補習所遭破壞后，晦跡數年。赴煙臺，幫助山東都督胡瑛辦理軍務。
馮超
原名馮一
(特民）江夏
1883年自強學堂（后改為方言學堂）學生。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成員。加入同盟會。在夏口辦高等小學堂。后去新疆任協統楊贊緒的書記。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主編《伊犁白話報》。任同盟會伊犁支部負責人。在伊犁策動軍隊響應武昌起義。新疆光復后，任軍政府顧問、外交司總長兼民政司總長。后被新任都督楊增新奉袁世凱密令剌死。
時功璧
(伯弼）枝江
1875年自強學堂（后改為方言學堂）學生。科學補習所干事，負責籌款。日知會、同盟會會員。創辦教育圖書社，輸入革命書報，曾在武昌城內散發宣傳品。后至爪哇從事革命活動。任武昌都督府參議，參與謀劃起義。歷任湖北軍政府財政司造幣廠協理、廠長。
時象晉
（樾皆）枝江
1854年附貢，醫生、教育家，時功璧、時功玖的父親。在武漢參加抗俄救亡活動。昌明公司武漢分公司創辦人之一，宣傳革命思想。科學補習所在其家成立。加入同盟會。先后任教于兩湖師范學堂、公立法政專科學校等。后為黃安縣教諭、省諮議局議員。武昌首義時任紅十字會會長，救護傷員。革命成功后任湖北臨時議會副議長、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參議、教育司副司長。
陳開淦天 門
閔毅
(季強）應山
陳同如
(蘭余）沔陽
張立侯咸寧經心書院學生
金梁園
(華林）黃陂秀才
吳森
王均韶
胡漢翹
本表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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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
實滕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
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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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革命人物志》（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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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
劉壽林編：《辛亥以后十七年職官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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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編委員編：《辛亥首義回憶錄》；
廣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在廣西》；
賀覺非：《辛亥革命湖北人物傳》；
佚名：《中山先生駐鄂記》；
張振鹍：《辛亥革命期間的孫中山與法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呂一燃:《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硏究》1980年第4期；
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
《湖北學生界》；
《建國月刊》；
《大漢報》；
《東方雜志》；
《傳記文學》（臺北）；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藏未刊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未刊稿；
賀覺非先生提供的若千材料。
注釋:
①藍天蔚為"花園山機關"成員是根據賀覺非提供的資料。據《清國留學生會涫第四次報告》記載，藍天蔚由日本陸軍聯隊畢業的時間是甲辰年正月，即1904年2、3月間。盧智泉、溫楚珩在《藍天蔚事跡概略》(藏于全國政協）一文寫道，端方曾于1903年電調藍回國，藍在武昌住月余后，端方命藍護送湖北選派留日生赴日。范騰霄在《辛亥革命前之社團運動及起義后軍事之一幕》一文中說，藍天蔚曾參與發起“科學補習所”。從以上材料分析，我們認為藍天蔚可能參加過"花園山機關"活動，至少參加了后期活動。
② 據耿伯釗回憶，王璟芳參加了“花園山機關”的活動。但朱和中在《辛亥光復成于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一文中認為王向清吏出賣了“花園山機關”；朱峙山在《辛亥武昌起義前后記》中也指出王璟芳回鄂后不久，“為端方、梁節庵所收買”。王是否參加了“花園山機關”及是否向清吏出賣機關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材料證明。
③《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載：吳炳縱癸卯年五月（1903 年6月）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可耿伯釗、朱和中、馮自由的文章都提到吳參加了“花園山機關”的活動。估計吳可能參加“花園山機關”早期活動或是中途回國參加“機關”活動的。
④周澤春參加“花園山機關”活動，系根據賀覺非:《辛亥革命湖北人物傳》中《周澤春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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