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生涯
細細翻閱一下何叔衡的人生履歷，你會驚奇地發現，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中，竟然有27年的教書生涯，在鄉村學校他教了10年書，在新式學校里他教了11年書，在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里，他一邊學習一邊教書，又教了6年，如果何叔衡生活在和平時期的話，他極有可能成為一代教育家。
1876年5月27日，這天正是中國農歷的五月初五端午節，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寧鄉縣黃涓鄉杓子沖（今寧鄉縣沙田鄉長沖村）一個農民家庭。他排行老五，按寧鄉農村的迷信說法：“男子要午（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其父親對此十分重視，于是節衣縮食省出錢來只供他一人讀書。何叔衡在私塾里讀書十分刻苦勤奮，還充分利用課余時間讀書、寫字。在眾多的塾師中，姜方谷對他的影響最大，常常用歷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跡來啟發學生的愛國愛民思想。在姜方谷的指引下，何叔衡耳聞目睹了甲午戰爭的失敗，看到了清王朝的腐敗，看到了官吏橫行和人民生活的艱辛。1902年，26歲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同年11月，縣衙請何叔衡去擔任管理錢糧的職務。何叔衡感到“世局之洶洶，人情之憒憒”，于是拒絕到任，回到鄉間一邊種地，一邊教書，開始了他10年的鄉村私塾的教育生涯。
在鄉村私塾教書期間，何叔衡做了許多以前私塾從未有過的改革。他在教課時，雖然也教《四書》、《五經》，但教的更多的是《楚辭》、唐詩、宋詞，還講岳飛、文天祥和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八國聯軍的故事，時常講得流淚。在1905年科舉制沒有廢除之前，課堂教學一切為了科舉的需要，何叔衡能在課堂上占用時間傳授愛國主義思想實屬罕見。
做私塾老師時，何叔衡常常幫助窮苦人家的孩子。當年何叔衡教過的學生劉華陔回憶說：“他教私塾收費比別人低。那時中了秀才的教私塾至少得八九十擔谷一年，他得四五十擔谷一年就滿足了。我在別的先生那里讀書，要出七八塊光洋一年，在他那里讀書，我拿出五塊光洋，他還說不必交那么多。家里窮一點的學生，他只收一塊到兩塊一年，也有個別的沒有收過學費。”私塾學堂開學后不久，有一個十多歲的男孩手執割草刀天天站在窗外聽課，何叔衡就主動走過去詢問。原來這個男孩姓李，因交不起學費就利用割草的閑余時間來窗外聽課，何叔衡被這個男孩的行為所打動，就讓男孩進教室免費聽課。
劉華陔還回憶說：“何叔衡和學生很合得來，總是鼓勵我們努力讀書。他喜歡到學生家里串門，也常邀學生到他家里做客。學生和家長都很喜歡他。但他對學習要求很嚴，書背不得，他就發脾氣。”在以嚴厲著稱的私塾教育中，何叔衡能與學生平等相待，而且常常家訪，與學生及學生家長打成一片，這在當時也算是件新鮮事。
在私塾教書的同時，何叔衡還利用課余時間刻苦自學，學習的范圍涉及經、史、子、集，特別注重歷史、地理知識的研究，而且在學習中記了大量的讀書筆記。
1909年春，何叔衡被云山高等小學堂聘為教員。
云山高等小學堂是當時以進步著稱的新式學校，學堂的堂長是同盟會成員文經酉。文經酉在學堂里積極宣傳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的革命綱領。何叔衡也深受影響，加上何叔衡的一個堂弟在福建軍隊中也加入了同盟會，經常給何叔衡來信，還寄來不少宣傳革命思想的報刊，告訴何叔衡關于同盟會組織起義推翻清政府的信息。過去信奉康有為、梁啟超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何叔衡慢慢被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所感染。他在歷史課教學時，總是聯系實際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統治階級欺壓中國人民的種種罪行，培養學生對帝國 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抗精神。學校購置的新書報，他總是先睹為快，同時將內容迅速在學生中傳播，指導學生閱讀。學生耳濡目染，受了這些熏陶，思想認識逐漸提高，畢業后參加革命的不在少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后湖南宣布獨立，何叔衡率先剪掉了盤在自己頭上象征清帝國順民的辮子，他還積極動員學生也剪掉辮子，11月4日，興奮的何叔衡專程回家，動員自己的父親、兄弟及親朋好友也都剪掉辮子。
1912年，云山高等小學堂改名為寧鄉縣第二高等小學校，思想守舊的封建世家子弟黃英灝出任學校校長，他在學校極力主張復古，課堂教學內容以誦讀儒家經典為主，還認為剪掉辮子是“無君、無父無母”，不讀孔子的經典文章就是“無禮義”，攻擊何叔衡是“三無黨”（即無君、無父、無禮義）的首領，何叔衡與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此后，何叔衡不得不辭去寧鄉縣第二高等小學校的職務，奔赴長沙投考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
1913年春，已37歲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成為該校年紀最大的學生。第二年，第四師范學校并入第一師范學校，在那里，他與比自己小17歲的毛澤東結為摯友。 1914年夏，何叔衡從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受聘于長沙楚怡學校任教，后來他又到長沙市內的中學任教，還擔任省通俗教育館館長。
從鄉村學校來到湖南最大的城市長沙，何叔衡接受了最新式的師范教育，加上近10年鄉村教學經驗，在楚怡學校任教的何叔衡顯得更加成熟、穩重。在楚怡學校，何叔衡教任小學高年級的國文和歷史課，他把學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如果學生犯了錯誤，他不再像以前那樣進行嚴厲的訓斥，而是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一次，他的好友蕭三去學校看他，正巧遇見他在與一個犯了錯誤的學生談心，只見38歲的何叔衡說著說著竟然哭了起來。蕭三后來說：“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事后才知道他容易激動，和學生談話不止一次地哭過。”
何叔衡在長沙楚怡學校任教期間依然沒有忘記家鄉教育的發展，他在假期總要抽出時間到他曾經教書的云山高等小學堂探訪。當時，該校已經改名寧鄉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校，校長換成了何叔衡少年的好朋友姜夢周、王凌波。他們聚在一起，共同為學校的未來出謀劃策。何叔衡提出學校的改革要從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教育與政治相結合、反對封建教育入手。也就是推行白話文，反對尊孔讀經，增設自然科學課程，加強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此外，學校還采取降低收費標準、禁止學生留辮子、禁止富家子弟乘坐轎子上學、組織學生自己動手綠化校園、開辟體育場地等新措施，在很短的時間里，學校的面貌煥然一新。
1921年8月，參加完中共一大回到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開始創建湖南自修大學。他們最后將校址確定在長沙小吳門正街的船山學社內。當時船山學社的社長正是何叔衡的好友賀民范。經毛澤東、何叔衡、賀民范分頭找相關人員做工作，1921年8月16日，湖南自修大學在長沙《大公報》刊登湖南自修大學的《創社宣言》、《組織大綱》，毛澤東為學校題寫了校名。學校聘請蔡元培作為名譽董事，何叔衡也曾經擔任過校董事。
1922年9月，自修大學又創辦了附設的補習學校，公開對外招生，招生最多時多達200余人，學生分別來自于湖南33個縣，還有外省的4個縣。學校與別的學校在課程開設上沒有什么差別，唯一不同的是在教學內容上注重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后來自修大學、補習學校先后被查封后，何叔衡、毛澤東等又每人出資 50元創辦了湘江學校，從1924年冬至1927年3月停辦為止，何叔衡一直擔任校長，負責學校的諸多事務。
身帶“三件寶”的紅色大法官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何叔衡還對中共早期法制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1年秋，何叔衡奉中央之命離開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同年11月2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何叔衡被選為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后來經毛澤東提議擔任工農檢察部部長一職，也就是“肅貪部長”。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舉行第七次常委會，決定組織臨時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為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也因此成為紅色政權的首任“大法官”。同年6月13日，何叔衡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一職，年已56歲的他集檢察、內務、司法大權于一身，開創了中央蘇區法制建設的新局面。
擔任工農檢察部部長一職后，何叔衡先為自己準備了“三件寶”：布袋子、記事簿和手電筒。布袋子是何叔衡自己設計請人縫制的，袋子中又有幾個小袋子叫做“袋中袋”，每個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場；何叔衡年紀大了，自認為記憶力不行了，所以記事簿上幾乎無所不記；何叔衡視力不好，特別是晚上，手電筒是為了夜晚走路方便。
到職后，何叔衡召集工農檢察部全體工作人員開會，發動大家分頭下去摸底，自己則背上“三件寶”出發了。他白天和群眾在田間地頭邊干邊談，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眾座談，沒幾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馬返回檢察部，通過匯總整理，發現在中央蘇區有相當一部分縣、區政府工作人員存在著吞沒公款、多吃多占、貪污腐化現象。何叔衡隨即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項英等作了匯報，后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府要立即對那些執行上級命令和國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現象，對一切貪污腐化分子給予嚴厲打擊。為此，人民委員會發布了第五號命令。命令發出后，何叔衡立即率領人馬深入各省、縣、區進行檢查、督促、落實。對那些初犯或情節不甚嚴重的，何叔衡盡力對其進行教育；對那些不稱職的干部，他堅決撤銷他們的職務；對貪污犯罪分子，他予以嚴厲打擊，從而使蘇維埃政權的威望更加提高。
何叔衡明確肅貪工作的重點，就是從各級領導干部做起，要從上層領導做起。為擴大監督檢查工作，鞏固其取得的成果，何叔衡還決定把檢察工作與輿論監督結合起來，把一些在群眾中影響極壞的典型事例，刊登在紅色中華報“突擊隊”欄目中給以曝光，以告誡他人，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作用。
在何叔衡的提議下，中央工農檢察部增設控告局，何叔衡還在各機關、街道路口設立一種特制的木頭箱：控告箱。在控告箱的四面密密麻麻的寫著由何叔衡親自擬定的說明文字，在控告箱正面上寫著“控告箱”三個大字，下落款為“XXX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制”，在箱蓋上寫著：“各位工農群眾們，一切什么事情都可來這里控告。所寫的控告意見書，必須要蓋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沒有蓋私章的概作廢紙，而且還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機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長收。”箱的右面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污、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任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側寫著：“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遞控告書，必須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寫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時要將被告人的事實敘述清楚。無名的控告書一概不作處理，倘發現挾嫌造謠誣控等，一經查出即送法庭受蘇維埃法律的嚴厲制裁。”這種控告箱在反貪污浪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何叔衡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時，當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下設市政、行政、衛生、交通、社會保證、郵電6個管理局。為保障上述6個管理局順利開展工作，何叔衡有的放矢地制定了有效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制度。為了擴大影響，他甚至把這些文件、條例刊登在《紅色中華》報上。在法律傳播貫徹方面，針對蘇區的交通、通郵的不便和群眾文化素質偏低狀況，何叔衡還采用順口溜的形式來有效傳播法律。
1932年，何叔衡成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已在蘇區開始逐步貫徹，在“左”傾肅反擴大化政策的影響下，一些省、縣司法機關的干部產生了寧“左”勿“右”的思想，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用簡單化、死刑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決，“固執”的何叔衡堅決反對這種做法。
1932年5月24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送來第20號判決書請何叔衡審批。何叔衡接過判決書一看，上面寫著：“被告人朱多伸，瑞金縣壬田鄉人，判決：朱多伸處以槍斃。”何叔衡不由愣住了，原來何叔衡到壬田鄉檢查工作時曾多次與朱多伸接觸，這位朱老頭早年參加過地方農民暴動，壬田鄉蘇維埃成立后，朱多伸十分關心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對那些貪污浪費、消極怠工的鄉干部進行過多次舉報，對王明的一些“左”的口號和政策也多次表示過不同的看法。為了弄清楚這個案子，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即趕到壬田鄉進行調查核實。結果發現朱多伸是有一些罪過，但主要還是由于他多次舉報惹惱了一些區鄉干部，鄉干部企圖借此報復他。經過仔細審查、反復推敲后，何叔衡嚴格按照量刑尺度，大筆一揮，將朱多伸由死刑改為監禁兩年。
1932年秋，何叔衡接到瑞金縣黃柏區干部群眾聯名告發信，信中揭發該縣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何叔衡遂親自組織人員進行調查，調查中發現陳景魁的祖父原是大柏地一個作惡多端的惡霸地主，到陳的父輩，雖然家庭開始衰敗，但仍以收租、放貸為主。1929年，陳景魁參加組織農民武裝斗爭，加之有一些文化知識，且善于鉆營，不久混進黨內并得到組織器重。1932年3月，陳被組織派到黃柏區指導生產，而黃柏區正好有幾戶佃農曾在陳家打過工，陳景魁為了隱瞞過去他家的罪惡歷史，便對這幾戶佃農進行威嚇并尋機殺人滅口。為此，陳景魁拉攏、結交了一伙賭徒、打手，對有私仇和知情人施行打擊，手段極其惡劣。問題查清了，這時卻有人拿出“某某主要領導講了不能殺陳”的話壓制何叔衡，何叔衡頂住壓力將陳景魁依法逮捕，經公審后予以槍決。
1932年2月26日，臨時最高法庭舉行第一次公審，審判3起AB團案件，由何叔衡擔任主審。在公審中，何叔衡以事實為依據，對罪犯給予或嚴懲或寬大的裁決，量刑得當，使罪犯無言可辯，這也是在“左”傾路線的控制下的一次難能可貴的有理有據的審判。最終，何叔衡激怒了王明 “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1933年9月3日，《紅色中華》報點名何叔衡是“拿法律觀念來代替殘酷的階級斗爭”，1933年11月，何叔衡所擔任的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務被錯誤撤銷。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之前，何叔衡再三請求隨軍長征，但當時“左”傾錯誤路線控制下的中央不同意，把他留在了即將淪陷的蘇區。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突圍中壯烈犧牲，但他并沒有被歷史所遺忘。2009年6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啟動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由群眾評選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何叔衡光榮入選“百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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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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