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原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下）

轉載者按：下文行文立場網友可以自己辨析，但文中披露的76年后胡耀邦與郭玉峰之間的矛盾值得一讀，可以從另一面來認識胡耀邦其人。

一直對郭玉峰這個人很有興趣。最近新看到了郭玉峰回憶錄。加上我之前收集的他的資料，一起匯總給大家看看。

我個人的觀點是，郭玉峰在文革中基本上是執行中央指示，文革后給弄的蠻慘。從現在看似乎是處理重了。但是，郭本人是軍人出身，不那么懂得政治。而且他是被康生選中，贊揚為最好的軍政委。從軍政委一步越到中組部部長。康生為人陰險毒辣，思想一向在黨內是極左。所以，郭玉峰的思想估計和康生是相近的--所以才會被康老選中。應該說，郭雖然是執行中央指示。但是因為10年文革，中央是錯的。所以，郭本人也跟著倒霉，做了替罪羊。但是郭自身也有問題。也許是軍人不是那么懂政治的緣故吧。文革中倒霉的老同志恨他的太多。

郭玉峰是河北省海興縣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參加八路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第3軍分區連副指導員、營副政委、組織股長、支隊副政委、軍分區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團政治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野戰軍4縱10旅28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29團政委、64軍炮兵團政委、191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1年，郭玉峰入朝作戰，任64軍干部部副部長、191師副政委。獲朝鮮二級國旗勛章、二級自由獨立勛章。回國后任64軍191師政委、64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1962年畢業于高等軍事學院。1964年，45歲的郭玉峰晉升少將。曾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業務組組長，文革中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文革開始后不久，康生把郭玉峰帶到中央組織部，對中組部的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干部。”康生還說，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委。“文革”結束后，他拒絕對冤假錯案進行審查、平反，遭到強烈反對。1977年被免職。后來，康生的問題被揭發出來，他也隨之被開除黨籍。
1968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查閱中央管理干部的檔案的規定》，規定凡查閱原中央機關正、副部長，省（市）、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正副省（市）長及相當職務的干部檔案時，須由中央機關各部（委）、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軍管會報經中央組織部郭玉峰同志審查，再呈恩來、伯達、康生、江青、永勝同志批準后方可查閱。郭玉峰開始只是中組部的業務組負責人，后來成為中組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和中組部部長，這與康生的賞識分不開。郭玉峰是開國將帥中第一位擔任中組部部長的將軍。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載：1968年1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圖表，寫報告，誣陷1937年以后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聞天、陳云、彭真、鄧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務”、“叁反分子”，誣陷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22人是“叛徒”、“特務”、“叁反分子”、“里通外國分子”，誣陷中組部有個“反革命集團”，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組部。1968年8月23日，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編造《關于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60名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中，有37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編造《關于叁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115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有60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有嚴重問題”，包括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李井泉、林楓、劉寧一、張治中。同日郭玉峰還編造《關于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159名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有74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里通外國”，包括副主席彭真、劉瀾濤、宋任窮、徐冰、高崇民。
“九大”郭玉峰當選候補中央委員，他到中組部干校傳達“九大”精神，說朱德一貫老右，一貫反對毛主席，從沒打過勝仗，連一份檢查都寫不好。“十大”郭玉峰當選中央委員，到中組部干校傳達“十大”精神，郭玉峰再次攻擊朱德。粉碎“四人幫”后，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紛紛到中組部上訪，往往被郭玉峰拒之門外，甚至連中組部的招待所也不讓住。郭玉峰對中組部內文革中遭迫害的老干部也不寬容，繼續用極“左”的方式處理老干部問題。中組部和中監委的一直受歧視、刁難、壓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行為，圍繞中組部推選“十一大”代表工作，紛紛寫大字報向郭玉峰開展斗爭，老干部說：“郭玉峰不下臺，老干部出不來！”
郭玉峰在“十一大”當選中央委員。在胡耀邦同志的策劃下，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郭玉峰從廣播里聽了文章摘要后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是右派言論！”當天《人民日報》來后，郭玉峰看都不看，把《人民日報》揉成一團扔進了廢紙簍，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這時，中組部反郭玉峰的聲勢越來越大，《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副總編輯安崗叫人以報社黨委的名義寫了一篇《情況匯編》，題目是《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送給了葉劍英元帥。不久，同樣是少將出身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接見中組部幾位老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汪東興問郭玉峰：“你對在座的這些老同志怎么樣？”郭玉峰回答：“很好啊！”汪東興把《情況匯編》遞給郭玉峰：“對老同志的住房、用車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為難老同志。”郭玉峰連聲答應。但是，不論汪東興還是郭玉峰，對審干結案、安排工作的大事遲遲不見行動。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代表“認為還有一些跟著四人幫干了不少壞事、民憤很大的人，如中央機關的謝富治、吳德、吳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許多事實。”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屆叁中全會，作為中央委員的郭玉峰沒有被通知到會。1977年12月，郭玉峰被免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取而代之。胡耀邦后來說：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么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另一位擔任過中組部部長的宋任窮上將說得更直接了當：粉碎“四人幫”之后，郭玉峰繼續堅持錯誤路線，給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和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造成極大困難。他在1975年正式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根據198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所載，郭玉峰于文革時期，協助康生，誣陷了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聞天、陳云、安子文等人為叛徒、特務，并協助參與了數起冤案。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郭玉峰堅持不平反冤假錯案，1977年被撤銷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后被審查，并被開除黨籍。2000年1月20日逝世，享年81歲。郭玉峰也做過一些好事。64軍一位營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率部獲得“道峰山營”稱號，文革遭批斗，郭玉峰為他寫了證明信，被解放了出來。郭玉峰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位軍政委。“文革”風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帶到了中央組織部，并對中組部的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干部。”康生還說，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治委員。開始，郭玉峰只是中組部的業務組負責人，后來先后成了中組部的核心領導小組長和中組部部長。許多人都知道，這是康生對郭玉峰的賞識與恩典，因為康生當時就是黨中央組織宣傳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康生的妻子——“康辦”主任曹軼歐的辦公室就設在中組部的大樓上。
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后，郭玉峰帶著中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縣雙崗中組部五七干校召開大會傳達“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會上提到朱總司令時說：朱德一貫老右，一貫反對毛主席，從沒打過勝仗，連一份檢查都寫不好……1973年8月，黨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郭玉峰又帶著中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長葛縣中組部五七干校傳達“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總司令。粉碎了“四人幫”，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紛紛到中組部上訪，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組部大門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原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妻子鐘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夫婦等人。
一天，先后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共陜西省委書記的舒同，也到西單商場北鄰的中組部大院上訪，想訴說訴說林彪、“四人幫”對他的誣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陜西省委對他的審查報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雖然派人與他談了話，但當他想住進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時，招待所的人卻將他的手提包扔出門外，要他“從哪兒來回到哪兒去”。就這樣，這位建國前后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有時騎在馬背上也不忘練字的著名書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頭，茫然無去處。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機關，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繼續掛著。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志，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人敢用，只得在家待著。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許多老干部紛紛給中組部寫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憤怒地責問郭玉峰：“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再這樣拖個沒完沒了，難道把我們拖到下棺材嗎?!”那么，對原來就是中組部和中監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遠、陳野蘋、張策、楊士杰這樣的老革命，這位“全國最強的軍級干部”是不是稍作寬讓、給條出路呢?不，也一樣，也一直不給他們“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幫”，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連中組部辦公大樓都不能邁進一步。“文革”前的中組部老部長安子文的秘書陸沅，一位纖柔瘦弱的女同志，從五七干校回來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勞動，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幫”已達六個月，郭玉峰還讓人叫她在留黨察看兩年的結論上簽字，否則立即開除黨籍。在此之前，還想把陸沅趕往農村，理由是“黑幫”的秘書不能留在北京。并讓北京市吊銷陸沅丈夫的戶口——因為陸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們一道趕出北京。這時北京市的有關人員出面答復說：“你們解決你們的問題，我們解決我們的問題”，加之陸沅奮起抗爭，“趕出北京”的計謀才未得逞。
中組部和中監委的一直被歧視、刁難、壓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為，再也不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圍繞著中組部推選黨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動，再加以原巡視員張志杰的緊張聯系，中組部老干部黨支部遂以袁任遠、張策、楊士杰等同志為核心，紛紛用大字報向郭玉峰展開了斗爭——“郭玉峰不下臺，老干部出不來!”然而上面似乎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他繼續穩坐釣魚臺。《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聽到了中央臺廣播的文章摘要，就狠聲狠氣地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人民日報》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進了廢紙簍，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
中組部靠邊站的老同志們更加明白：這場斗爭如果不是黨的正義一方取得勝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頭落地(已有人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而慘遭殺害)，而是整個國家整個黨仍將被“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陰影籠罩著!為了黨的命運，也為個人的尊嚴，他們又一次紛紛奮起抗爭。一霎時，西單商場北鄰的這個大院就糊滿了大字報。許多大字報認為，這些年中央組織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個閻王殿的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完全背離了黨的優良傳統。
“對頭腦正常的人說來，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動；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報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這段話，而且還注明這段話出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的多少頁；接著這位老同志自己說：“我們雖然備受摧殘，但幸運的是頭腦還都正常，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個什么人!”還有一張大字報在歷數郭玉峰許多亂黨綱常的事實之后，引用了《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話：“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偽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許多老同志的大字報幾乎同聲厲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繼續糟蹋坑害黨的干部，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他們強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給他們妥善安排工作，他們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郭玉峰聽說院子里貼了為數甚多的大字報，不免大吃一驚。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轉了轉，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認為他對全國五七干校幾十萬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過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責難，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東興也曾打電話責問過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銷啦?!”如果郭玉峰的這種委屈確有某種根據，那么“全國最強的”也僅僅是康生們眼中的“強”，在解放全國受苦受難的廣大干部方面，也還是碰到“硬胡桃”就軟了下來的。
接著，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為郭玉峰解圍的人，以整潔院落為借口，用水龍頭洗刷墻上的大字報。可是，老干部們又在后面跟著貼……
中組部大院里的大字報斗爭持續了三個月。極盼結案分配工作的楊士杰——老干部黨支部書記——把人家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了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另外還有人把一些大字報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翻閱了這些大字報，急得在室內來回疾步走，并連連輕聲自語：“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誰下油鍋!”
他讓人打了幾個電話，請來了《人民日報》和中央黨校的幾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沖破落實干部政策層層阻力的下一步。他說：看來第一篇文章是打響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歡欣鼓舞。但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仍然關山險阻。這就需要我們下決心，一關一關地闖過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下一步，我們既要選登各地干部群眾強烈要求落實政策的來信，還要組織文章譴責郭玉峰們的極左行為，同時發表由點到面地落實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動打開平反冤假錯案的局面。他與大家幾經研究，確定這第二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落實》。文章應著重挑明，許多干部群眾熱烈贊揚第一篇文章的同時，也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殘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組織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組織部門，對落實干部政策猶豫不決、患得患失，能拖則拖、能推則推；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黨委沒有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揭批“四人幫”，沒有徹底摧毀“四人幫”及其余黨的幫派體系，以致這幫派體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還在暗中活動，欺上壓下，抵制和破壞干部政策的落實。
耀邦回憶說：革命戰爭年代，干部到了黨的組織部門，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樣，感到十分親切溫暖。但是這許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破壞，一些組織部門在“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壞事，把黨的組織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完全破壞了!我們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徹底批判這種反常狀況，使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重新發揚光大，把黨的組織部門建設成真正的“黨員之家”和“干部之家”……磋商后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樣就出現在中央黨校耀邦的辦公桌上。這時天色已暗，不巧中央黨校那一片又停電，耀邦就點起兩枝蠟燭，與楊逢春逐字逐句地細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擱筆。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這篇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在這個總標題下，發表了從眾多來信中精選出來的五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既贊揚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寫信者本人所在地區或所在系統的組織部門抗拒或拖延落實干部政策的行為。《人民日報》編者為這些來信所加的標題分別是：《不能無動于衷》、《這種說法不對》、《肅清“四人幫”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組織人事部門》、《應當多發表這樣的文章》。接著，《人民日報》又刊發了一些地方已經落實干部政策的報道。首先在山東，一個大隊支部書記被摘去了“走資派”的帽子，《人民日報》不但發了消息，還鄭重其事地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新華社記者顧建鵬、曲忠誠報道了中共寧夏自治區委員會大力重申黨的干部政策，認真處理過去審干中的遺留問題，長達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報》全文采用，并配以三行通欄大標題。其眉題是：“堅決推倒林彪、‘四人幫’的誣蔑不實之詞，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采取各種措施”；主標題是：“寧夏區黨委大力落實黨的干部政策”；下面的副題是：“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推動了揭批‘四人幫’斗爭的深入發展”。
這時，中組部的同志對郭玉峰的斗爭，聲勢越來越大。《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副總編輯安崗，把中組部老同志們的又一批大字報交給國內政治宣傳部主任王澤民，以報社黨委的名義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況匯編》，題目叫《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王澤民寫了一萬多字。胡績偉、安崗過目斟酌后，再請袁任遠、楊士杰、張策等同志傳看，然后送給了葉老帥和當時負責中央宣傳部的耿飚。看來，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發生重大轉折。
一天夜晚，黨的副主席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組部的老干部袁任遠、楊士杰、張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時，中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東興問郭玉峰：你對在座的這些老同志怎么樣?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汪東興掏出了《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讓郭玉峰細細地看看，然后說：“對老同志的住房、用車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為難老同志。”郭玉峰連聲答應：“好好好。”
可是，不論汪東興還是郭玉峰，對審干結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卻都只字未表。即便對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須予以照顧的這種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談不上開會傳達。老干部們又一次掀起了張貼大字報的高潮，憤怒聲討郭玉峰欺上瞞下的兩面派勾當，要求黨中央盡快撤換他。否則，所謂全面落實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只能是又一場白日夢!
這樣，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傳達了汪東興的那點兒指示。但傳達歸傳達，行動還是不見影，正像一張大字報引用的《馬太福音》中的那段話所說，他眼中的梁木還沒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諦!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點好他那只公文包，永遠離開了那個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厭畏的大院。葉劍英、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竭力舉薦胡耀邦接任中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組織部重新煥發出昔日之光彩。對郭玉峰來說，這種結局也許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眾心目中，這種結局是理所應當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華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之后的一些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問題上，講了這樣一些話：
……我贊成這么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么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么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么東西，今天晚上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那個方法……
雖然這是后話，但從中不難看出，從“文革”伊始到離開中央組織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樣角色是明明白白的。另，在宋任窮交給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窮回憶錄(續集)》中，談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嚴重干擾和破壞的一個單位。粉碎“四人幫”之后，郭玉峰繼續堅持錯誤路線，給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和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造成極大困難。這樣，郭玉峰在中組部期間的作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郭玉峰同志《我的聲明》遺篇放在我的桌子上，不禁的想起我父親劉福經同志向我述說的他的疑惑。他作為郭的老戰友，為從東北依蘭五七干校回京無工作一事，1973年曾找到郭，只收到郭的辦公室秘書用毛筆回復的意見：領導因工作繁忙暫時無法見你，工作問題組織上會考慮的。我爸爸覺得郭太無情，連同戰壕的戰友都不給見面的機會。直至我父親去世時，我父親也是留有遺憾的。后來有一個我見到郭玉峰的機會，向他訴說了這件事。郭說：“作為老戰友幫助你爸爸義不容辭，但是作為周總理手下的一個干部是不能拘私情的。”聽到了郭這樣的回答，我作為一個老人事干部，不禁對郭產生了崇敬之心。當今社會，要都是像郭玉峰這樣的組織干部，腐敗的干部就沒有市場了。
當一個人認識一段歷史時，不客觀地看問題，而用私情代替真實并丑化歷史發生過的事情。猶如赫魯曉夫為自己兒子的過錯因受到斯大林的處理，而產生的私仇。到1956年蘇共20大，用不正當的手段報了這個私仇。是他導致蘇聯解體的發生。李rui為了報自己因做右派而被撤職的私仇，到晚年時，極力丑化毛澤東時代。他不就是正在用編造的謊言，來毀掉我們的民族和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嗎？李rui一類人的歷史虛無主義已造成了社會上的貪污腐化、迷于女色、剝削有理、欺壓無恐等眾多丑惡現象。大家想一想，郭玉峰同志的這篇遺作字里行間死不瞑目的控訴。在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放縱和培植下，李rui一類人把持的報刊沒有給他申辯的機會。可謂是社會的悲哀。
聯系今年中央電視臺6月7日報道江西高考一事，也編播了一個用舊畫面充作新聞，實乃令人對真實報道的擔憂。如此下去，真實反映已發生過的事情，還有嗎？郭玉峰同志，一個堅定忠于黨和自己領袖的人。當社會上用非正常手段變更了權力之后，郭玉峰同志受到了當時掌權者的錯誤處理。而后，掌權者為了達到復辟個人既得利益的目的，對郭玉峰進行無中生有的誹謗直至開除黨籍。這種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把一個本屬于政黨應負的責任轉嫁給個人即郭玉峰的身上。這讓一個忠于我黨的優秀共產黨員，承擔被復私仇的惡果。這難道不令共產黨員可笑嗎？
我可以告慰郭玉峰老前輩了。你對我父親的態度，正是毛澤東干部政策之光輝之處。你出于公心的干部政策，是我黨的榮耀。當今社會干部的使用，以“我”為意志，以錢為交易，以利為標準，這不正是腐敗的根源嗎？
我要告訴郭玉峰老前輩：你不用過多的表白，細致地申訴。其實，文革的干部路線是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是無可挑剔的。錯的是那些死不改悔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要走保護既得利益的道路，就不會讓你的優秀品質發揚于世的，安息吧！郭玉峰同志，正直的人們在覺悟，共產主義的光芒是遮蓋不住的，歷史會承認你是一個優秀的革命軍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四軍為有您這樣的好戰士而自豪！
真正的共產黨員。關心共產主義的同志們看聽一聽郭玉峰同志的呼聲，重新審視文革的真正意義所在吧，歷史不容歪曲，毛澤東的思想永放光芒！
我的聲明
南方周末報社負責同志：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看到貴報1996年2月2日15版登載一位叫戴煌的，所寫的題目為《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與事實不符，聲明如下：
一、戴煌文章說（以下簡稱文章）：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名軍政委，曾被康生贊為解放軍幾十名軍委中“最優秀的”。文革風氣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組織部“支左”，接著就肩負起全權掌管中組部的重任。九大時有人誣蔑朱總司令反對毛主席，這位“最優秀”的政委竟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朱老總瞪了他一眼：“那純屬胡說，我有什么錯？！”以上系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純屬戴煌造謠誣陷。請問戴煌你不在場怎么看見朱老總瞪了他一眼的？
1、我在部隊工作幾十年，我優秀、不優秀，當時沈陽軍區政治部、干部部和軍區首長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干部部和總政首長最了解我。他們給黨中央選送干部，首先要送干部的履歷和情況等資料。總政治部主任親自向中央首長匯報干部的德、才兼備情況，再由中央決定是否調來中央工作。我在師級工作都是周恩來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調來中組部工作的。來中組部工作前，我不認識康生，康生也不認識我。文章的作者特意把康生點出來，還把最優秀的加上引號，以示蔑視和貶低。從字面上看是貶郭玉峰。實際是蔑視和貶低部隊軍區和總政的干部部門和軍區首長及總政首長、周總理。
2、關于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純屬造謠、誣陷。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從來沒有動員過朱總司令做檢查。更談不上‘九大’時自高奮勇去動員了。朱總司令雖已過世，但參加‘九大’至今已過去多年了離“文革”也已10多年了。還再用造謠、誣陷、誹謗，攻擊別人則令人可笑、可悲！
二、文章說：“粉碎了‘四人幫’，‘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到北京中組部大院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這位‘最優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擋在大門外”。以上不是事實。事實是：
1、舒同當時來上訪，他不是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也不是“文革”時在山東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山西省委書記。“文革”時在陜西任省委書記時打到的。文章的作者：連舒同在哪個省里工作？任什么職務，在哪里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見文章的作者，捕風捉影、隨心所欲到何種程度。
2、舒同來到中組部上訪，我沒有叫人把他擋在大門外。而是把他請到中組部辦公樓上辦公室，由部里的幾位領導、我和王常柏、鄭屏年等集體聽他來訪問的目的和意見。
3、舒同來中組部的目的，并不是文章的作者所說的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而是，來看陜西省委對他的審查處分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的。當時省委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陜西省委。我們告訴他后，他大發脾氣。我們部里的幾個人和他交談，也批評了他的錯誤態度。對舒同的歷史問題的處理上，省委報告提出：給警告處分。我們不同意給他處分。我們向中央建議：一點歷史問題，講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給處分了。中組部同意了我們的建議：批示：可不給處分。我們為舒同說了好話，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說。他非要看報告和批示，當時文件確實不在中組部，已退回陜西省委。我們只有勸他回省委去。至于他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工作人員對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沒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門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帶沒帶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這些事。
三、文章說：“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干部被繼續‘掛’著。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志，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有人敢用，只有在家待著”。以上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說過。和中組部沒有任何關系。關于外事干部的使用等問題，康生管中組部時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干部任免，都請示周總理，按總理的指示辦。
文章還說：“原來就在中組部和中監委的陳野萍、袁任遠、張榮、楊士杰、張志杰等一批老同志，粉碎‘四人幫’后，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在掃院子，連辦公樓都不敢邁進一步。”關于安排干部工作問題：凡是安排干部，都得接受單位協調。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單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辦。楊士杰在文革前就再中組部已休息多年了，從來也沒有聽說他要求工作。張志杰是個造反派頭目。給他安排工作，有的單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志相提并論呢？關于張榮的工作安排問題，我是給他說了好話的，原在中組部工作的張榮同志的秘書是了解情況的。他們誰天天掃院子，我不知道。我沒有叫他們掃院子。他們每周要到機關看文件、看大字報、貼大字報。如果不準邁進一步，他們是怎樣做這些事的？
四、文章說：“紛紛用大字報，向忠實執行康生、林彪路線的郭玉峰展開斗爭。但是似乎上面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么康生、林彪路線。我也從未執行過什么康生、林彪路線，就更談不上“忠實”執行了。這是文章的作者制造出來的，無中生有的路線。
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組部工作。那時中央分管中組部工作的康生，給我交代了幾條任務：1管中組部機關的學習毛澤東著作；2管好檔案；3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管中組部機關的運動。當時的中組部處于癱瘓狀態，沒有開展業務工作。69年九大后，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組部的工作移交給了紀登奎同志，交辦任務要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70年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后，開始批陳（伯達）整風，接著批林批孔；整黨、建黨，恢復黨的各級組織。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康生、林彪路線。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得歷史，只會胡亂編造，誣陷人。
關于文章說：“似乎上面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這個作者根本是歪曲事實：把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講真理、講政策、講客觀事實，顛倒為“庇護”，這是非常錯誤的。當時黨中央華國鋒主席親自指示：中央黨校副校長馬文瑞同志（現全國政協副主席）說：“郭玉峰在中組部的事，你們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學習。他辦的事主要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這是我的班主任親自給我傳達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后插班進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第二期開學，班主任給我傳達說：“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繼續學習，但葉劍英主張叫你繼續學習，他說犯錯誤就不能學習嗎？學校是個大熔爐，通過學習可以改造嘛。”我黨校畢業后，中組部陳野萍卻以集中精力、集中時間，交待和揭發問題為由，宋任窮點名叫我揭發康生九大問題。以離開家換個地方，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我送進了秦城監獄關押，搞逼供信。直到審判“四人幫”結束，還不肯放我出監獄。當時中央領導陳云同志、鄧穎超大姐、黃克誠同志等不同意中組部的做法和意見。后來由胡耀邦同志給中組部領導做工作批示，中組部才派張志杰將我從秦城監獄送回家。
回來后沒有再找出新問題，還是在中央交辦的那些老問題的情況下，中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開除黨籍，發150元生活費“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志過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說起了我的處理，耀邦同志說：“看來對郭玉峰的處理太過分了，那時我也沒有辦法呀！我也曾批過兩句過頭的話。”
這以上都是文章作者所說的上邊對郭玉峰的庇護？
五、文章說：“中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常常把來訪的黨員、老干部拒之千里之外。”
1、什么叫“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是對黨中央機關的誣蔑！
2、關于“門難進”實際是門口有傳達室，部里設有來信來訪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經說明文章的作者造謠和誣陷。中組部有一位老副部長李步新同志專門分管這項工作。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辦不了的事，由部里領導集體研究解決。
六、文章說：“這些老同志為了黨的命運、為了個人的尊嚴紛紛奮起抗爭，被迫使用了那時通常使用，他們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報……”文革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報，不知文章的作者在這個問題拐彎抹角是何用意。
七、文章說：“郭玉峰聽說院子里貼了為數眾多的大字報，立刻叫一些還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趕快撕大字報’。楊士杰把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事實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報，部黨核心組都把每次大字報出現的內容印好呈報給黨中央。而楊士杰卻背離黨的組織，偷著將大字報撕下來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還說我叫人撕大字報。
八、文章說：“‘這股12級強風’究竟起于何處？……最明顯的風源就是當時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組織部。”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和中組部其他領導同志對老干部安排沒有任何阻力，而且積極同一些單位協商甚至反復協商安排老干部。有的單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愿意去。我們中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風源。粉碎“四人幫”前后，我們中組部都有老干部分配方案，并呈報給黨中央分管中組部的領導。當時配備領導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結合、一碗水端平（當時各單位都有派性斗爭）。各省市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備班子的程序是各單位先提出人選名單，走群眾路線，交給群眾討論。同意后報中央。再由中組部派人到單位了解情況后，報中央審批。我個人沒有任何決定權，一切按中央批示辦事。往下面派干部，要和接收單位協商，征求意見。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們部里幾位領導，都是盡心盡力給單位安排協商老干部。所以說，安排老干部的阻力，不是中組部。說12級臺風、風源在中組部是不對的。事實是：
１、關于配備班子安排老干部問題：確實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幫”的干擾。如國家體委的班子配備時，他們提出的方案沒有老干部。我們建議老干部李夢華和對立面徐寅生二位同志進班子，當時國家體委的負責人堅決不同意。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指責我說：你們舉逸民，搞復辟。
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向政治局匯報老干部分配方案時，張春橋當即質問：你為什么安排這些老的？我說：（1）這些老同志對黨、對人民有貢獻，好久沒有工作了，他們有能力、有經驗，應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協工作。（3）這些老同志長期休息對黨的事業有損失，沒有好處。能安排個容易職務也好嘛。當我說到給王照華同志安排工作時，張春橋提高了嗓門說：你們為什么不給他處分？還要安排工作？我說：一點小事講清楚就行了。不該給處分。但張春橋仍不同意我的意見。在這是葉劍英元帥站起身來賦詩一首：“一匹又一匹，過河真費力，感謝拉騾人，驅馱赴前敵。”散會后，和我一塊參加會的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志說：“你講了老干部分配方案，張春橋一個勁兒的對你追問，我真為你捏把汗。”
３、康生病危時，紀登奎同志、我和醫療組的吳階平、劉湘蘋、黃宗漢等都集中在釣魚臺7號樓。王洪文來了后，就給張春橋打電話說：“康老快不行了，你們快來吧！”張春橋來了，進門后并沒有問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見到我，就氣勢洶洶地說：“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賬。你把年輕干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幾個人嗎？你把李昌等這些老干部都整上來了。他不就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嗎？還有以工代干問題……這是路線問題。這筆賬是要算的……”1976年批鄧也批我，說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三條指示為綱。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檢查。又派他秘書陶新誠，來中組部煽動某些人，貼大字報，批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批我不該在各省市的組織部長、統戰部長座談會上講：落實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意見，并說：你無權講這個問題。然而，王洪文并不滿足他的秘書在中組部的煽動。又親自打電話，批簡報：要我聯系組織工作實際進行檢查。在王洪文親自煽動下，中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幫才算停下來。這是中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文章說：“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干部被繼續‘掛’著。”其實何止中央機關有6，000多名干部被繼續“掛”著。而在全國各省、市還有幾十萬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對這樣大批待分配的干部，我們中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見。呈報當時主管中組部工作的中央領導紀登奎同志。經批準：由我和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志在國務院西直門招待所，召開了這次會議。組織到會的同志們深入討論，研究提出干部分配方案。雖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干部工作有困難的意見，但還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隨后，我們將會議紀要及干部分配方案和今后辦干校的方向和意見，呈報給紀登奎同志。由他呈報黨中央，待批準后執行。但遲遲沒有被批下來。經再次請示仍沒有結果。當時中央指示：要精簡機關，國務院不超過1萬人，中組部只準留下200人（原中組部有600多名干部）；中監委機構被撤銷了，也有300多名干部待分配。各省、市機關也在精簡，只準留下少數干部。干部分配問題，不能脫離當時的精簡機構，下方科室人員的方針和政策。不講客觀實際是錯誤的。責怪一個部門干部也是錯誤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親身經歷的。希望在法制社會的今天，應當講客觀真理，講實事求是，不要亂扣帽子、打棍子、誣蔑、誣陷、誹謗他人。應當按法律辦事。是我的錯誤我擔當。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請問落井下石的人的正義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1997年3月5日


胡耀邦與原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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