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918戰爭
——揭穿日本軍國主義稱“戰爭”為“事變”的陰謀
作者：九一八戰爭研究會 張一波教授 王建學教授 石恒利研究員 劉慶懷
關鍵字：“918事變” 918戰爭 東京大審判 14年抗戰 14年“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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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研究活動的逐步深入，有關918戰爭的史料、線索、證據越來越多，研究的內容更加廣泛，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增強。今年，是918戰爭74周年，三個60周年紀念；14年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1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818日本無條件投降60周年。在紀念這樣難忘的國難、國恥和紀念三個60年的日子里，日本右翼勢力卻更加甚囂塵上，十分猖獗，不僅念念不忘妄圖翻這段歷史的案，還加緊了鼓噪再戰輿論的險惡步伐。因此，我們加強918戰爭的研究，明確918戰爭的性質，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是尊重史實，正視歷史，真實反映歷史本來面貌的需要；是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防止歷史悲劇重演，維護亞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需要；是妥善處理一系列戰爭遺留問題的需要；是總結歷史教訓，以史為鑒，開辟未來，發展世世代代中日友好關系的需要。
第一章 “918事變”必須改稱918戰爭
第1節 事情的真相。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駐中國的關東軍自炸沈陽柳條湖附近的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突然炮轟北大營，襲擊中國東北軍，并同時向沈陽市中心和機場進攻。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日本駐國際聯盟的代表芳澤謙吉，故意輕描淡寫地發表聲明說：請國聯不必重視此“地方事件［1］”。“918事變”的用語從此出籠。
自此，日本歷代內閣違反國際戰爭法規規定的稱謂，堅持把這一事件叫做“事變”，這是日本人有意歪曲歷史事件的性質，編造的錯誤概念，從此一直被國內外錯誤地沿用了74個年頭。
第2節 日本稱“事變”的用心。眾所周知，“事變”和“戰爭”是兩個概念，其性質是有很大差別的。《辭海》是這樣解釋的：所謂“事變”，即突然發生的重大的非常事件；有的解釋為非常變異的事。以上兩種解釋的要點是“非常”和“變異”，但都沒有表明事情的性質。顯然，用“事變”這個模糊的詞語，遠遠不能表達中日兩國軍隊交火的血腥事實，更不能表達此后的14年中，日本軍隊大規模進攻整個中國的罪惡事實了。我們再看看什么叫“戰爭”？
所謂“戰爭”，即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進行的武裝斗爭。有的解釋為國家或集團之間的武裝斗爭。大家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是解決政治矛盾最高的斗爭形式。日本軍國主義懷著妄圖滅亡中國繼而稱霸亞洲，變中國和亞洲各國為日本殖民地的政治野心，入侵別國國土，把大炮和刺刀強加在別國人民頭上，實施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暴行，這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不僅如此，繼918戰爭之后，日本每侵占一個地方統統都叫做“事變”，諸如“上海128事變”、“華北事變”、“77事變”、“813事變”等，甚至把歷時14年的侵華戰爭至今仍叫做“支那事變”。不難看出，日本當局之所以叫“事變”，其用心只不過是耍弄掩耳盜鈴的政治流氓手段，借以達到掩蓋、否認、逃避其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罷了。
第3節 歷史的宣判。早在1907年10月18日，包括日本在內的26國出席的第二屆和平會議在荷蘭簽署的《關于戰爭開始的公約》中規定：“除非有預先的和明確無誤的警告，彼此間不應開始有敵對行為，警告的形式應是說明理由的宣戰或是有條件宣戰的最后通牒；戰爭狀態的存在必須毫不遲疑地通知各中立國，并且只有在中立國接到通知之后，對他們才發生效力。［2］”日本軍隊在中國的腹地乘中國軍隊之不備，無端地肆無忌憚地突然向中國軍隊開炮，是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的地地道道的侵略戰爭行為。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戰犯，在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謊稱：“日本歷代內閣都不承認在中國敵對行為是戰爭。［3］”，“日本和中國之間沒有存在著戰爭的狀態；紛爭只是‘事變’，所以不能適用戰爭法規；抵抗日軍的中國軍隊不是合法的戰斗員，僅僅是‘土匪’。為了消滅在滿洲的‘土匪’，所以開始了無情的作戰”，“所以陸軍拒絕給戰斗中被俘虜的人以俘虜的資格和待遇”。［4］盡管從1931年9月18日至今的74年中，日本歷代內閣仍然頑固地堅持稱它為“事變”。然而歷史是最公正無情的。1948年11月4日，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即反人類罪），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歷史的宣判，并認定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襲擊沈陽東北軍北大營是中日戰爭的始發點。918是戰爭不是“事變”，日本內閣堅持叫“事變”的做法是違反國際戰爭法規的犯罪行為。
第4節 “事變”必須改稱戰爭。“事變”和“戰爭”的稱謂之爭，不是使用詞語之誤，也并非僅僅是史學和法學范疇的學術之爭，而是要不要尊重史實，要不要堅持歷史定位，要害是侵略與反侵略、邪惡與正義之間的斗爭問題。其一，“事變”的稱謂模糊了戰爭的性質，掩蓋了日本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亞洲的罪惡陰謀。其二，事實是日本軍隊嚴重違反國際戰爭法規，無端地向中國軍隊開炮，進行長達14年的武裝侵占，血腥殘害中國民眾，瘋狂掠奪中國財富。其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早在1948年11月4日就批駁了“918事變”的提法，對日本戰犯的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我們認定對華戰爭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戰爭［5］”。其四，74年來，日本一方面對侵華暴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謝罪、不賠償民間受害損失，大傷中華民族乃至亞太人民的尊嚴和感情，激起了亞太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強烈憤慨；另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還大張旗鼓地歌頌戰犯，公然為其慘絕人寰的侵華暴行歌功頌德，再三地修改歷史教科書達105處之多，說什么侵華是為了“大東亞共榮”才“進出”中國，是“自衛戰爭”，瘋狂叫囂“國土是用刺刀來劃分的”，“蒙滿是日本的生命線”，公然翻國際軍事法庭的案，鼓噪再戰輿論。總之，從1945年日本投降至今的60年，是日本法西斯歪曲篡改歷史的60年，是日本否定侵華罪行的60年，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亡我中華民族賊心不死的60年，現在又想“入常”。因此，我們要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堅決地與日本極右勢力進行針鋒相對地斗爭，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其五，改“事變”為戰爭，可以徹底消除這一殖民文化的烙印。日本歷代內閣頑固地堅持叫“事變”，把中國軍隊稱作“土匪”，是有其罪惡陰謀的。不能日本叫“事變”，我們也叫“事變”。但，如果我們仍堅持叫“事變”，本質上就等于日本說是“地方性事件”，我們也說是“地方性事件”；日本說“不必重視”，我們也就不去重視了；更不能對日本把抗日軍隊叫做“土匪”聽而不聞。我們必須鄭重地、嚴肅地、堅決地進行撥亂反正，為“918”正名，把“918事變”的稱謂改為918戰爭。
第二章 918戰爭打響了14年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第一槍
以前，每當談起抗日戰爭，許多人習慣稱之為“8年抗戰”。但在20多年前我們就提出了14年抗戰的主張，而且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中國的抗日戰爭是14年（抗戰第二階段，從77戰爭劃分歷戰史階段是8年），即于1931年9月18日開始。這一天日本軍國主義打響了第二次侵略中國的第一炮，中國東北軍許多愛國官兵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奮起自衛抗擊，違令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不抵抗的抵抗”，在王鐵漢中將率領下打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第一槍。我們不妨著重回顧以往被忽視的1931年至1937年，這6年抗戰爭第一階段中華民族全國抗日戰爭的情況。
第1節 自918開始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中華民族富有團結戰斗寧死不屈抵御外來侵略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是個民族凝聚力很強的民族，任何侵略者在中華民族面前都將注定以失敗而告終，不愧是屹立世界之林的偉大的民族。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極大地凝聚了中華民族團結御敵的勇氣，激發了全國人民尤其是東北廣大人民的奮起抗擊。1931年9月18日夜，駐沈陽北大營中國東北軍王鐵漢等部隊，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置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于不顧，不屈不撓，冒死突圍，奮勇抵抗，打響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第一槍——史稱撤退戰役。
據最新發現的日本方面的資料證明，當晚作戰日軍傷亡25人。隨后的14年，廣大東北人民從來沒有放下抵抗日寇的武器，展開了廣泛而長久的抗日斗爭。凡是有愛國之心，不甘心當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少和工農商學兵，以多種形式紛紛投入到保衛國土、保衛家園的抗敵斗爭中去。他們自發地組成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等抗日武裝隊伍，原來的一些綠林隊伍如紅槍會、大刀會等也積極投入到抗日斗爭中來，形成了浩浩蕩蕩的100路抗日義勇軍。一年之后，這支隊伍達到40萬人，活動范圍達102個縣，開辟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東北戰場，其輝煌戰績被光榮地載入史冊。除了遼寧最早的義勇軍高鵬振、黃顯聲、唐黎伍、郭景珊、鄧鐵梅、苗可秀外，在北滿值得一提的是原國民黨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馬占山，在1931年10月日軍進攻黑龍江的時候，馬占山率部奮起抗戰，于11月4日晨，在黑龍江省南部的中東鐵路嫩江橋畔，馬占山率領約500名騎兵，迅猛沖入對岸的日本關東軍多門二郎師團屬下的村井旅團駐地，該旅團的日軍大部被殲，旅團長村井少將切腹自殺。這是抗日初期，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918戰爭的爆發，激起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無比憤怒，紛紛以多種形式聲援和支援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全國各族人民，在高昂的《義勇軍進行曲》中，自覺地紛紛投入到抗日斗爭的洪流中去。
第2節 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抗日斗爭的政治領導核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和全民族的徹底解放。中國共產黨從來都認為，廣大人民群眾才是抗日斗爭的最偉大的力量。黨對義勇軍的抗日武裝斗爭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引導，并多次發表宣言，提出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主張。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指出“只有工農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6］”，提出了武裝抗日的策略，把工人、農民、士兵作為武裝抗日的中堅和根本力量。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要求滿洲省委“加緊在滿洲軍隊中的工作，組織它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7］”。10月21日，周恩來以伍豪的名義撰寫題為《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與我們黨當前任務》，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是要動員廣泛的群眾來參加，而且要長期支持這一運動，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現在救國義勇軍的組織已成為工農勞苦群眾普遍的要求，我們要領導與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8］。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遣大批黨、團員和骨干分子到義勇軍中去工作。如1932年春，中共北平市委共產黨員馮乃革、鄧昶等和共青團員李兆麟、林郁青到遼陽活動，組建了第22路義勇軍等。1932年，中國共產黨在磐石、海龍、延吉、汪清、安圖、琿春、巴彥等地建立了抗日游擊隊。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收編和改造了東北各地的抗日部隊，建立了黨對這些軍隊的領導。1934年春，在蒙江成立了江南抗日聯軍總指揮部，楊靖宇為總指揮，同時在珠河成立了哈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趙尚志為總司令。1936年，根據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在楊松直接發動、組織、統帥下，正式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從1937年春開始，抗日聯軍所屬各軍合編為第一、二、三路軍，共4萬5千多人（號稱10大聯軍10萬人）。楊靖宇領導的第一路軍戰斗在遼寧省東部山區；周保中領導的第二路軍戰斗在吉林省東部地區；先是趙尚志領導，后來是李兆麟領導的第三路軍戰斗在黑龍江省的山地和平原上。共產黨領導的三路大軍在東北戰場，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粉碎了敵人多次“大討伐”，有效地打擊和牽制日軍大量兵力。僅1937年，抗日聯軍就牽制日軍兵力4個師團和4個獨立旅團、5個獨立守備隊、5個飛行聯隊，約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25%，東北戰場對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場，起到了戰略上的積極配合作用、牽制作用。據記載，自1931年，日本關東軍在與中國東北抗日聯軍作戰中共傷亡72000多人，牽制了100萬關東軍。
第3節 抗日烈火燒向全國。918戰爭爆發后，日本以中國東北作為軍事基地開始實施霸占整個中國的罪惡陰謀，急不可待地向中國內地大舉進攻，抗日戰爭的烈火燒向全國，而且越燒越旺。
1932年1月20日，喬裝成僧人的5名日本間諜，在上海縱火焚燒中國三友實業社總廠，并殺傷數名華人。當天下午，日本人又搗毀中國商店10余家，上海市民忍無可忍被迫奮起反抗。駐上海日本總領事對上海市政府提出無理要求：①市長正式道歉；②立即逮捕擊斃日僧之兇犯；③償付撫恤金及醫療費；④適當處置抗日運動；⑤立即解散所有敵視日本及抗日之各團體。同時，日本借口開始向上海增兵。1月28日，日本突然向上海閘北發起進攻。由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國民黨19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槍口一致對外”的號召下奮起抗擊，展開了著名的“128淞滬抗戰”，也就是日本詭稱的“128上海事變”。
上海各界人士組織了反日救國會，紛紛參加抗日義勇軍、運輸隊、救護隊等，積極支援抗日前線。在上海軍民的英勇斗爭下，淞滬抗戰堅持了1個多月，使日本侵略者遭到沉重打擊，四度更換司令，死傷1萬余人。
1933年1月3日，日軍攻占山海關，侵入中國華北地區。3月5日，日軍占領中國熱河省會承德，接著又進逼長城線上的喜峰口、冷口與古北口等地，發起長城之戰。3月9日，當日軍進犯喜峰口時，宋哲元、馮治安率領的29軍頑強抵抗，連夜派出500人組成敢死隊，手持大刀，登山與日軍進行白刃格斗，砍死日軍1000余人。與此同時，商震、關麟征所部分3路抄敵側后，奪回冷口。日軍在侵占中國長城以北地區后，于1935年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華北統治權的要求，并從中國東北三省調動大軍向中國華北地區大舉進犯。接著，又進軍冀東、山東等中國的中部地區，日軍每到一地，都遭到中國人民的奮勇抗擊。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在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的時候，無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的利害的不同，都應當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共產黨的這一主張，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普遍贊成，國民黨東北軍領導人張學良和第17路軍領導人楊虎城接受共產黨的主張，要求聯共抗日，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立即抗日。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利益出發，主張在有利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決這一事件，迫使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這一事件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兩黨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作用。
總之，以上眾多筆墨，僅借以說明，自1931年9月18日打響14年中國抗日戰爭第一槍開始，到1937年7月7日這6年間，在抗戰史的第一階段，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步伐一天也沒有停止，中華民族抗日的烈火一天也未平熄。其間，涌現出一大批抗日民族英雄。這戰火紛飛的6年，是中國14年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6年的抗日戰爭同樣都是全面的，并非局部的。因此，我們不贊成把14年抗日戰爭分為局部抗戰、全面抗戰，應當視為整個中國14年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
第4節 應當尊重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定結論。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侵華戰犯的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我們認定對華戰爭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戰爭。”在“中日戰爭及其階段”一節中指出：“日本指導者虛偽地稱為‘中國事變’或‘中國事件’的對華戰爭，由1931年9月18日夜間開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投降時告終。這個戰爭的第一階段，包括侵略、占領并統一被稱為滿洲及熱河省的中國領土。這個戰爭的第二階段，由1937年7月7日，日軍繼‘蘆溝橋事件’后向北京附近的宛平發動攻擊時開始，并包括以后的不斷進攻。每次進攻后，就暫行鞏固地方，以便準備更深入的進攻中國領土”。［9］關于中國抗日戰爭是否應從1931年算起，抗日戰爭到底是14年還是8年的問題，在這一國際公認的法定結論面前本來是不應當有何爭議的。眾所周知，把918說成是“事變”，本是鬼子話、協和語，是殖民文化的烙印。甚至，日本內閣為了避嫌戰爭，把中國軍隊說成是“土匪”，這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陰謀。因此，我們鄭重建議，無論是國史和黨史都應當尊重史實，堅持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觀點和14年抗日戰爭的觀點，對過去不恰當的表述重新進行修正。
第三章 918戰爭打響了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槍
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問題，國內外史學界的爭論中有4種說法：①有人說始于1937年7月7日蘆溝橋戰爭，共8年；②有人認為，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共6年；③還有人說始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共4年；④眾多國內外專家、學者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國，共14年。
關于918戰爭是“二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起點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分析：
第1節 日本發動 918戰爭戰略總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上并未出現真正的和平局面。作為戰勝國之一的日本，兼收了戰勝國和中立國的利益，在幾乎沒有擔負戰爭開支的情況下，卻從一戰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但好景不長，隨之而來的卻是全國性的經濟危機。為了擺脫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從侵略中尋找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作為第一個發動918侵略戰爭的日本，其基本戰略總目標是：首先侵占中國，繼而侵占東南亞，然后征服世界。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了旨在征服全世界的“田中奏折”。該“奏折”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如果我們征服了中國，其他一切亞洲國家和南洋各國將會懼怕我們而投降。那時，世界上將會理解東亞是我們的，并且不敢侵犯我們的權利。掌握了中國的資源以后，我們就將轉向征服印度、小亞細亞、中亞細亞以至于歐洲。大和民族要想稱雄于亞洲大陸，第一步是掌握滿洲及蒙古的統治權。”［10］這個“奏折”，清清楚楚地道出了當時日本權力機構妄圖侵略中國，進而征服全世界的罪惡目的和陰謀，也恰恰是根據這個奏折，此后日本策劃了侵占中國東北的918戰爭，以及相繼發生在中國和東亞的侵略行動。正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指出的：“為實行侵略戰爭的這類廣泛計劃，對這類戰爭之長期的復雜的準備以及實行，……他們的共同目的是藉準備和實行侵略戰爭來確保日本的控制，這是一種犯罪的目的。實際上不可設想還有什么比陰謀發動侵略戰爭和實行侵略戰爭更嚴重的罪行。因為這種陰謀是威脅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全，而它的實行是破壞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全。”［11］
第2節 戰爭的延續。日本的近代歷史，是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戰爭和侵略是天皇制和帝國主義日本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主要手段。不僅一次戰爭與另一次戰爭間隔非常之短，而且以短暫的間隔時間處理前一次戰爭的善后和進行下一次戰爭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以朝鮮為跳板，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918戰爭之后，最多間隔幾個月就開始發動下一次侵略戰爭。開始，還虛偽地制造一些發動戰爭的“借口”，可到后來就更加明目張膽和肆無忌憚了。戰爭一次比一次擴大，一次比一次瘋狂，一次比一次殘暴。戰爭連綿不斷，一直延續了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嚴正審判的形式，對計劃、陰謀、準備、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戰犯進行判決。
我們不妨對日本侵華戰爭升級情況簡略列一個時間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借口“柳條湖附近鐵路被炸”，發動了918戰爭，進而侵占了中國的東北三省；
1931年12月22日，日本以“討伐遼西一帶土匪”為名，發動遼西戰役，于1932年1月3日占領中國的錦州；
1932年1月28日，日本以“傷害日本僧侶”為借口，發動了128上海戰爭；
1932年7月18日，日本侵犯中國熱河省；同年12月8日，日本侵占中國的山海關；
1933年3月10日，日本向中國的長城線展開總攻擊；
1935年10月，日本指使中國河北省的漢奸暴動，策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發動冀東戰爭；
1937年7月7日，日本對中國展開規模更大第二階段蘆溝橋77戰爭，并以中國為戰爭基地，向東亞各國進兵。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發動戰爭最早，而在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中投降最晚，也就是說，“二戰”中的中國戰場持續時間最長。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一直持續了14年，直到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因此，中華民族無愧于人類，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爭中，抗擊最早，時間最長，傷亡最多，損失最大。這14年中，中國人員傷亡超過4000萬人（按8年計算是3500人），經濟損失達1萬億美元（按8年計算是6000億美元），幾乎占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半。大量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第3節 戰爭規模。日本發動918戰爭侵占中國的東北三省不是最終目的，只是以此為基地，向四面擴張，把整個戰場擴大到整個“蒙滿”和整個中國，又逐步把戰火擴展到整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最早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遠東戰場中日戰場、東北戰場。無論是涉及的國家，還是投入的兵力、財力，以及戰爭的傷亡人數，整個遠東戰場絕不亞于在歐洲展開的西方戰場的規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爭中，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國家之一，遠東戰場之中國戰場是亞太地區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是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決定性力量。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階段，單獨承擔了抗擊日本在國外的全部軍事力量的任務，而且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極大地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僅1937年下半年，日本就在中國戰場投入了2/3的陸軍、1/2的空軍以及1/2的海軍。1943年，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戰略反攻，盡管日本的處境已經相當困難，但仍將60%的陸軍和45%的空軍部署在中國戰場上。因此，日本侵略軍絕大部分是在中國戰場上被消滅的。中國軍隊共斃、傷日軍255萬余人，占日軍“二戰”中傷亡人數的89%。
“二戰”導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4年中國人民的長期抗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是無可質疑的。正如日本歷史學家伊豆公夫在《日本小史》一書中指出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日本人也承認是14年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4節 戰爭結局。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長期抗戰的沉重打擊下，慘遭重大的損失。在亞太戰場上，日軍在盟軍的打擊下節節敗退，至使日本在軍事上、經濟上都陷入極其不利的境地，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于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內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歷時14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第5節 “東京審判”結論。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日本28名戰犯，對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判決絞刑。判決書的第一條罪狀是：“控告全體被告，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這一期間，以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或同謀者的資格，參與共同計劃或陰謀，欲為日本取得對東亞、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國或鄰近島嶼上之軍事、政治、經濟的控制地位。為達到此目的，使日本單獨或與其他國家合作，對任何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反對此項目的國家從事侵略戰爭［1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對德國納粹戰犯舉行了紐倫堡審判，對日本甲級戰犯舉行了東京審判。其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戰爭準備、對中國的侵略、對蘇聯的侵略、對發動太平洋戰爭、對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的犯罪等給予了歷史的判決。肯定了計劃、陰謀、準備、發動、實行侵略戰爭，即破壞和平是最大的犯罪。“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犯戈林等22名的審判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東條等28名的審判，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兩件國際大事，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日本法西斯這段罪惡的歷史，被永遠地牢牢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鐵案如山，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也翻不了此案。
注 釋：
[1]劉華庭：《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1931—1945》第28頁。
（海軍出版社，1988年版）
[2]王鐵崖等編《戰爭法文獻集》第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
[3]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451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4]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454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5]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533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6][7]初興佳等編《九一八研究》第234頁。（吉林市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8]初興佳等編《九一八研究》第235頁。（吉林市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9]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268頁。（吉林市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10]日本歷史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一卷第62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11]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529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12]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33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20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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