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XX先生的《晚年周恩來》問世一年了。一年間，這本書被炒得沸沸揚揚。我出于獵奇，買了一本，邊看邊檢閱史料，越看破綻越多，讀罷忍不住提筆寫這篇文章。篇幅所限，只能擇其若干，略加考辨，讀者可以窺見一斑。
《晚年周恩來》在引子里講了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周恩來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澤東在中南海寓所讓人放了一大陣鞭炮，據說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車。于是，“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后放鞭炮”的傳聞不脛而走。書中稱這個故事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為剖析毛澤東與周恩來關系的切入點。
書中把“鞭炮事件”稱作“傳聞”，但從上下文看，它對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為毛周關系的典型案例。
毛澤東放鞭炮時有誰在場呢？書中沒有交代。書中曾經多處引用過張玉鳳的一篇文章，題為《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見該書第602及603頁）。張玉鳳是當事人，她的回憶當是可靠的。于是，筆者在大陸出版的《炎黃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檢到了張玉鳳的這篇回憶。她果然在現場，還詳細憶述了全過程。摘錄如下：
毛主席這里沒有客人，也沒有自己家的親人，只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他生命的最后一個春節。
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偉大領袖的最后一次年飯。
飯后，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后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里。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幾個工作人員。遠處的鞭炮聲，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炮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主席聽著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心里都明白，主席的這一絲笑容，是在寬慰我們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員。
讀至此處，我恍然大悟，所謂“鞭炮事件”不過如此，和周恩來去世毫無關系。
順便多說兩句。其一，書中說，按照規定，中南海禁地絕對不準燃放鞭炮。而據張玉鳳所談，毛澤東往年也放鞭炮。這兩種說法，我更相信后者。過年放鞭炮是人之常情，毛澤東不單是血肉之軀，還是不受規約之人。何況張玉鳳的文章發表在十多年前的1989年，應當更客觀些，更無功利心。其二，書中說，按照中國的習俗，只有辦喜事才放鞭炮，若要辦喪事時放鞭炮是對死者的大不敬。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紅白喜事之說，遇到喪事，敲敲打打放鞭炮，也是常有之事，表示一種趨利避害的祝愿，和“大不敬”風馬牛不相及。
故事畢竟是故事。“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種種議論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讀者一看自明。
孩提時代看戲、看電影，每每要先辨出個黑白好壞、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間哪有這等簡單明白之事。這時，再碰到有人硬要給你個“臉譜相”的時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問幾個為什么？讀了《晚年周恩來》的頭一章“毛、周關系的歷史回顧”，就給人這樣的感覺。
《晚年周恩來》的頭一章，給人以直挖周氏“祖墳”的架勢，從紅四軍爭論到寧都會議，從遵義讓權再到延安整風，似乎是在講一直被中共“諱莫如深”的一段歷史。對這段歷史，“大陸的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桎梏，多有顧慮，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則又給人以捕風捉影，隔靴搔癢之感”，唯有該書作者 “寓居美國，與大陸學術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寫作上的自由。”言談中，頗有舍我其誰的意氣。不過，盡管書中繞來繞去，無非是要證明一點：周恩來是以封建君臣之道來侍奉毛澤東，他的作為“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即使在國家民族陷入災難之時，也“總是引忍退讓，委曲求全，從不出一句惡聲”。而真正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來，而是帶有高氏印記的、臉譜化了的周恩來。
其實，書中描述的這段歷史，近些年大陸上早已有不少號稱“揭秘”性質的書刊給以繪聲繪色的描寫。其真實性如何姑且不論，這段往事并非該書作者所稱的“諱莫如深”則是不爭的事實。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來》一書注腳上的資料來源，其中引自大陸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陸央視播放的電視連續劇《長征》、《延安頌》，更是披露了不少歷史細節，并得到官方稱贊，展示了中國大陸尊重歷史原貌的趨向。
然而，就是號稱“還人們一個真實的周恩來”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在回顧毛周的歷史關系時，卻回避了一些明顯不利于其結論的歷史事實。這里僅舉幾例。
其一，寧都會議召開的原因。照書中的說法，會議召開是由周恩來在會議前夕的一封電報引起的。對這封電報的拍發時間，該書作者一會兒說是1932年7月29日，一會兒說是同年9月24 日，莫衷一是。據該書作者說，這封電報大陸學者往往避而不談或一筆帶過，“但舍此就無法對寧都會議的前因后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解釋”。
筆者翻閱了大陸出版的《周恩來年譜》，電報的日期應當是1932年9月24日。據《年譜》記載：“信中針對前方在作戰指揮中存在議而不決的問題，提出應改變目前的作戰指揮方式。”以下引用了幾段電報內容。
當時，前方軍事領導人和蘇區中央局在作戰行動方向上發生意見分歧。周恩來希望到后方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王稼祥、毛澤東等主張會議到前方來開。因此，周恩來在電報中一邊表示可以到后方開會，一邊又希望中央局全體會議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但是，蘇區中央局在9月26日的復電中，堅持“向西進軍永豐”的意見，表示中央局全體會議不能開。
就在9月26日這天，朱德、毛澤東發布了關于部隊向北工作一段時期的訓令，明確不執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這一訓令惹怒了蘇區中央局。9月29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以斷然的語氣表示：“九月治（二十六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其二，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后的領導地位。關于這方面的情況，書中說了許多，然后筆鋒一轉，賣起了關子：“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出版的各種著作多把軍事三人小組說成是以毛澤東為首，并據此推斷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來的地位，成為中共黨內主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因此似乎為毛找到了確立起全黨領導地位的組織決定上的依據。然而，歷史事實并非如此。”該書作者想讓讀者相信，只有該書說的才是真話，大陸學者講的你們都不要信。
其實，書中引用的陳云關于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早在20世紀80年代大陸官方就已公布，其中關于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的情況，早已被大陸出版的各種書所引用，可謂屢見不鮮。
至于該書作者所說的軍事三人小組，筆者隨手翻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和《周恩來傳》，其中是這樣記載的。（一）《毛澤東傳（1893-1949）》：“經他（按：指毛澤東）提議，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二）《周恩來傳》：“毛澤東在1967年一次談話中講到：后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從注釋來判斷，這兩個記載的根據應當是一樣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上面隨手撿得的幾本大陸出版的書，都遠早于《晚年周恩來》出版之時，讀者們應當信誰的呢？
其三，所謂抗戰初期王明、周恩來聯盟。書中對此頗有繪聲繪色的描述，一會兒說“毛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讓王明起草十二月會議的決議，以化解史達林的疑慮”；一會兒又說“毛澤東開始著手拆散王明與周恩來的聯盟，以便分而治之”。對于后者，還說：“他先是將周氏派駐武漢，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并負責與國民黨談判，而準備將王明留在延安。但當喜歡出風頭，不愿困守在延安窮山溝里的王明提出蔣介石要他‘在漢相助‘后，毛又順水推舟，趁機調虎離山，同意他留駐武漢”。讀到這里，讀者不禁要問，書中前面不是說毛“不免在與王明的爭斗中陷于孤立，暫時居于下風”了嗎？這里的描述，卻似乎一切又都要聽從毛澤東的調遣。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閱有關的記載，經過是這樣的。1937年8月下旬洛川會議后，曾準備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去南京同國民黨繼續談判，并籌建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擔任書記。行至西安，接到毛澤東的急電，要他去山西安排八路軍入晉事宜。以后便滯留山西，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延安。這時，王明尚未回國。
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回國的。接著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在報告中批評中共對國民黨的統戰政策，并打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發表了系統的意見。在場的許多人認為王明代表共產國際的意見，便紛紛按照王明的意見檢討自己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檢討了山西統戰工作中過分看重獨立自主的問題（按：這不等于是“批評了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的主張”）。這次會議作出了兩項決定（按：不是毛澤東一手安排的）：一是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局，二是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
十二月會議結束后，王明應蔣介石的邀請親赴武漢，周恩來、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蔣氏會談后，因蔣介石答應成立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應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參加，王明感覺良好，便向張聞天、毛澤東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漢。23日，王明召開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聯席會議，將兩機構合并，白己擔任書記，周恩來擔任副書記。王明同周恩來的這種主持與協助的工作關系，一直維系到翌年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盡管王明的右傾錯誤，周恩來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他同王明僅限于工作關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關系一樣，從不會超越這種關系而有聯盟之說。
其四，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的檢討。書中用了不少筆墨，把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期間作檢討，說成是毛澤東既為了報當年的一箭之仇，也為了整服所謂“以周氏為首的經驗宗派”，而采取的 “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周恩來則“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并從此 “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來處理與毛澤東的關系”。由于過去對這類問題披露較少，許多讀者看到書中的描述，往往會聯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聞或表象，把書中所說誤認為是真的。
綜合筆者看到的材料，周恩來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參加整風的。這時，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早已確定，高級干部對歷史問題的檢討工作早已開始，博古、洛甫等犯有路線錯誤的領導人均已作過檢討。
在檢討路線錯誤的時候，毛澤東多次點名批評，始終認為內戰時期的路線錯誤，第一個是王明，第二個是博古，并沒有把帳集中算到周恩來身上，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多次講到，這次整風一是要整教條宗派，二是要整經驗宗派，但始終強調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在六屆七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第六點是：“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里所說的“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都是對事不對人的一種說法，重點在教條宗派。毛澤東也說過：教條宗派是經驗宗派的靈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任何一場政治運動，總會帶有后遺癥。關鍵是時過境遷以后，怎樣客觀地來看這些問題。
在延安整風前后，有兩次中央政治局9月會議。一次是在1941年，周恩來沒有參加，博古、洛甫作了檢討。另一次是在1943年，周恩來參加了。據當事人楊尚昆（他曾被作為教條宗派的所謂“二十八個半”遭到整肅）回憶：“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一方面，從大家揭發的事實來看，‘左’傾教條主義對革命的危害確實十分嚴重，而玉明的態度又令人十分氣憤。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會上也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說王明是特務，讓他講怎樣出賣黨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同志，要公開批判周恩來。這個時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說：周恩來同志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第一槍。”
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期間的發言情況和所寫材料的情況，《晚年周恩來》只提到了一個，就是1943年11月1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提綱。而搞清楚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發言和寫材料的總體情況，是一個關鍵的情節。根據已公布的材料綜合起來看，筆者列了一個時間表：
1943年8月30日、9月1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匯報南方局三年來的工作情況，對工作中的錯誤作了初步檢討。
同年9月16日至29日，周恩來寫了四篇學習筆記，共五萬多字。包括：《關于共產國際指示及反立三路線的研究》、《關于新立三路線的研究》、《關于四中全會決議和1931年8月共產國際主席團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的研究》、《閱讀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后的筆記》。第一篇和第三篇學習筆記，著重分析了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指導；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著重說明王明教條主義者能在中央占統治地位，同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受其迷惑有關。可見，周恩來不僅僅是在“懺侮”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根據親身經歷來清理和清算王明統治時期的錯誤。
同年11月 15日起，周恩來準備整風檢查的發言提綱，寫出了一個2萬多字的長篇提綱。接著，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整風檢查。發言分“白我反省”和“歷史檢討”兩部分，并以“歷史檢討”為主線，從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大講起，一直講到抗戰中期。此前，博古在11月13日，李維漢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繼作了整風檢查。可見，1943年的9月政治局會議，不獨是對著周恩來的，在會上作整風檢查的也不僅是周恩來。誠然，周恩來“在檢查中，曾說了一些過分譴責自己的話。”但更重要的是，他對白己的主流方面也實事求是地作了肯定，說“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同時，我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他坦然地承認，對王明在抗戰中的機會主義和統戰中的投降主義有容忍退讓的地方；他也自責地肯定，他始終尊重中央，特別是從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這四年中，他實行的路線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當然，這次會議總體上成功，并不是沒有問題。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記載：“在會上，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有的說：王、博、洛、稼已在黨內沒有多大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再加上康生這樣的人不斷地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斗爭過火的傾向。”這一記載，和楊尚昆的回憶是一致的。為了糾正這些偏向，毛澤東代表政治局提出了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在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天的全體會議上表決通過。
順便提一句，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來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在中央黨校作《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的報告。第二天，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在討論中有少數同志企圖否定六大，有人說六大基本上是錯誤的。我認為六大基本上是正確的。這既是對六大的肯定，也是對作為六大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的周恩來的功績肯定。至于在七大期間和七大以后，周恩來繼續在中央擔負核心領導職務，是和他對統一戰線工作、軍事工作乃至籌劃建立新中國政權做出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晚年周恩來》把毛周關系僅僅歸結為兩類，一類是“無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另一類是“在毛陷入狂想，將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之時”，大事渲染夸張，卻對自遵義會議以來、特別是延安整風以后直到解放戰爭、建國以后，周恩來在毛氏的領導下，為國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貢獻“諱莫如深”，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說，第一章通過回顧毛周關系的歷史而道出令讀者先入為主的若干定見，成為籠罩全書的總樞紐、總關節，那末，從第二章起作者便言歸正傳，由“毛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說起，引出毛劉矛盾，再描寫周是如何在“文革”初期毛劉矛盾之間周旋的。
不料，從一開頭就是張冠李戴。書中稱，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出于內心恐懼感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采取的先發制人之舉。還稱：“對于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確出自毛澤東之口，但不是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而是蘇共二十大召開后的1956年，真實的含義也不是像書中所言。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喜的是揭開了對斯大林神化的蓋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講真話，敢想問題；憂的是對斯大林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他還對出席中共八大的南共聯盟代表團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以上毛澤東所言，均是指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期間的“秘密報告”。今天來看，這種評價還是比較公允的。
目前，前蘇聯的檔案已經公布不少。種種證據表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鬧翻，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起因主要是“長波電臺”、“聯合核潛艇艦隊”事件，以及中國炮擊金門和發動“大躍進”遭到蘇方批評。不過，查過當年的檔案，也找不到書中所說“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坦言勸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以當年赫氏在毛澤東面前的種種表現推測，量他也不會斗膽面向毛氏進言。如今真正有案可查的，是他1959年7月18日在波蘭的一次演說中，借談蘇聯曾經有過的公社制度，來影射中國的人民公社，而且講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書中作者“潛心研究過這段歷史”，“看過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對上述情況恐怕不會不知情。
毛澤東擔心中國出了赫魯曉夫，那是1964年前后的事情。他在同年6月16日關于接班人問題的著名談話中，明確提出要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此前還向省委書記們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的問題。這以后，關于培養接班人問題、出修正主義問題、出赫魯曉夫問題，不但毛澤東談，劉少奇也談，成為當時中央和省一級高層領導干部普遍議論的話題。這就是中蘇論戰給中國國內政治帶來的負面效應。在這個背景下，爆發了“四清”指導方針上毛劉沖突，爆發了“文革”初期在“二月提綱”和派工作組問題上的毛劉沖突，使得毛澤東越看劉少奇越像中國的赫魯曉夫。
由此觀之，毛澤東每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思考重點，他的心路歷程有著比較明顯的時空界限和發展軌跡，只要客觀公正，并不難把握。《晚年周恩來》卻含混時間界限，以偏概全，來誤導對這段歷史并不熟悉和了解的讀者。
“保持晚節”，這本是中華文明傳統中教勉人們越到晚年越要潔身自好、保持一個好名節的名言，相傳至今，仍然被人們廣為使用。特別是針對大陸某些官員的“五十九歲現象”，如能真正做到保持晚節，就可以免去許多人間悲劇。盡管這句話聽起來有些消極，消極在那個“保”字上，但真正實行起來，積極意義并不小。
“保持晚節”一詞。在“文革”期間可謂風靡一時。為什么呢？因為在“文革”期間，許多老干部、老革命，今天還在臺上，明天就被打倒，前途未卜。于是，“保持晚節”在當時就成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同義詞。在當時。希望自己能夠善始善終、保持晚節
者，并不奇怪，是一種正常思維。不但周恩來希望保持晚節，劉少奇何嘗不希望保持晚節？劉少奇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說出“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句話，不就是想保持晚節嗎？《晚年周恩來》拋開當時當地的特定歷史環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節”上做文章，硬把 “保持晚節”的心態說成 “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明顯帶有愚忠的味道”，“對毛的獨斷專行總是逆來順受，不管后來的是非對錯如何，首先總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這已成為周氏心自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評價一個人。客觀的標準是要在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下，在能與不能之間作評判，而不能強人所難，強人所不能。在《晚年周恩來》的敘述中，看到的強人所不能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許多事情不問青紅皂白，都往一個特定的框框里面扯，用框框套史實，用框框裁減史實。這個框框就是毛同周的所謂現代君臣關系，就是周對毛的所謂現代愚忠。
其實，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在毛澤東具有事實上的絕對權威的歷史條件下，不要說周恩來，即使是劉少奇、鄧小平。也無力從根本上扭轉這場悲劇，更不要說去否定它。“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乎也在緊跟毛的“文革”部署，只是想把它規范到黨委領導下的一般意義上的群眾政治運動的范圍之內。在他們看來，他們同毛的分歧是具體方法之爭，而不是“文革”之爭。歷史的悲劇在于，毛澤東卻不這么看。在毛看來，劉鄧的做法是在轉移斗爭大方向，是在“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在破壞正在發動之中的“文化大革命”。即使到了“文革”后期，鄧小乎搞“整頓”，也是要以毛澤東的 “三項指示”為綱，而不能把鋒芒直指“文革”。即使如此，最終也還是被扣上了 “右傾翻案風”的帽子。這就是當時歷史的基本氛圍，也是周恩來所處的基本舞合，誰也跳不出這個圈子來干事、想問題。
聯想到這樣的背景，這樣的局面，這樣的局限，再看周恩來的所作所為，讀者們就會多出一份同情之心、體諒之心與欽佩之心。眼看自己的戰友一個個被打倒，眼看自己得力的助手一個個靠邊站，周恩來仍然在耐心地等待時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力圖挽回或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力圖保護或解放一批批老干部、專家、民主人士。毛澤東說要保護一批干部，他馬上去落實；毛澤東說要抓革命、促生產，他立即部署制止串聯、不誤農時、抓緊生產；毛澤東說王（力）“八七”講話是大毒草，他立即把這些極左的小爬蟲繩之以法；毛澤東說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他設法調解矛盾，消除派性，把一批老干部給合到“革委會”中，以恢復正常的國家秩序。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提出批極左思潮的口號，恢復文革前的一些做法，進一步解放老干部，迫使江青集團不得不有所收斂。不幸的是，后來毛澤東不贊成批極左，整個國家局勢發生逆轉，在批極右的口號下使得極左勢力更加得勢。周恩來在“文革”中的這些作用，是無人替代的，也是難能可貴的。否則，國家的正常秩序無以維系，極左勢力會更加囂張，老干部和知識份子的命運會更加悲慘。
對周恩來文革中的歷史性作用，鄧小平后來有過公正的評價。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紀者法拉奇提問時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一方面，“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事”；另一方面，“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這才是真實的文革時期的周恩來。這種評價出自像鄧小平這樣在文革中曾經復出又再度被打倒的人物口中，自然包含了他本人的深切體會在里頭。
歷史像個多棱鏡，具有多個方面。《晚年周恩來》卻把多方面的歷史變成了單線條的歷史，把一個在“文革”期間復雜的周恩來變成了一個“助紂為虐”的、被妖魔化了的周恩來。在第二章的敘述里面，在“還一個真實的周恩來”的幌子下，已然給本來沒有多少成見的讀者戴上了一副濾色眼鏡，這副濾色眼鏡上寫了三行大字：“保持晚節”、“現代愚忠”、“順守哲學”。戴了這副眼鏡，再看以下各章，便不怕讀者不接受了。脫去這副濾色眼鏡的最好辦法，就是多翻幾本同類的書，想一想歷史還有沒有其他方面。
需要補充的是，書中在談到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參加萬人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時，作者依據的竟然是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兩本書，早已有學者和當事人指證其存在許多謬誤，且當時的現場記錄對于像書中作者這樣的“史家”來說并不難找，而作者卻偏偏拿這兩本書作信史引證，道理何在呢？
《晚年周恩來》的第三章，題目叫做“天下大亂中的雙重角色”。所謂“雙重角色”在這本書里，并不是一個客觀的中性詞匯，其含義既是“引子”末尾所說的“是有意扮演雙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綱線的演技大師，還是個內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兩面人？”作者還給所謂“雙重角色”或“兩面人”貼上了一個標簽，叫做“執兩用中的應亂之道”。因為作者心理很清楚，周恩來在文革動亂中作了不少保護人的事情，這些事情已經紀錄在案，想抹也抹不掉，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于是換一個角度看，借用那副濾色眼鏡，把許多廣為人知的事，按照作者的需要重新解說一番。
這里，筆者僅舉幾例，看一看書中是怎樣用障眼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關于保護民主人士。書中以此作為“執兩用中”的案例。事實是怎樣的呢？
1966年8月29日，北京大學經濟系的紅衛兵擅自抄了章士釗的家，章士釗當即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情況。8月30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當天擬定了一份應當予以保護的名單，包括幾百名保護對象。隨后，他又親自部署保護措施，使紅衛兵對民主人士等的沖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通過紅衛兵擅自抄家、大串聯來到北京的紅衛兵逐日遞增等情況，周恩來考慮到需要對紅衛兵運動做出規范，在8月底9月初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共十條），提交9月3日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討論。由于中央文革小組的反對，這個意見稿最終夭折了。但它體現了周恩來設法維護國家正常秩序的努力。
以上這些情況都是事實，《晚年周恩來》當然不敢回避，都講到了，但卻筆鋒一轉，歸結到周恩來“畢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鋼絲的老手，懂得如何見機而作，因勢乘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其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分得清楚，周恩來對民主人士的保護，究竟是在“走鋼絲”，還是帶有很強的傾向性。如果是前者，他完全可以拖一拖，觀望一下，再決定是否去辦。周恩來的行動十分果決迅速，這固然有得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的因素，但更有機會難得、不可錯過的考慮在起作用。當時，正值毛澤東“八一八”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后不久，紅衛兵運動和大串聯正如火如荼，周恩來能夠草擬提出規范紅衛兵運動的十條意見，也是需要一定的膽略的。可見，面對同一件事情，由于研究者的立場不同，目的不同，會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遇到這種情況，讀者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輕信誤導。
曾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有過一段回憶：“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幾乎天天開，會議內容也幾乎全是研究解決中央文革在社會上和各個單位里挑起的各種事端。當時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江青、張春橋、康生在釣魚臺‘放火’，周恩來等常委在人民大會堂‘滅火’。這個碰頭會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總理主持，每次會都開得非常艱苦。”江青在背后多次惡狠狠地譏諷周恩來是“滅火隊長”。1967年2月問，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發作，放肆地當面指著總理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還威脅周總理說：“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維系國家正常運轉、保護干部工作的艱難和風險，可以想見。
其二，關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口號的由來。這件事本來很清楚，但《晚年周恩來》偏要說，“目前大陸官方和學術界為了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早已搖搖欲墜的偶像，而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曾在文革中搞亂全國的提法，不是歸咎于林彪，就是歸咎于陳伯達等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其實，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奪的正是毛本人。”
抱著疑問，筆者翻閱了大陸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傳》，特將有關記載抄錄如下：
“據當時周恩來派往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劉西堯回憶：總理起初不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曾對劉西堯說，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開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贊成的，陳伯達沒有經過討論就拋出了這篇社論。”
為此，周恩來向毛澤東當面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歷來黨內路線問題，都說“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種提法。毛澤東當即用英文作了解釋，說：原來用的是“反革命路線”，后來改成“反對革命路線”，最后還是用“反動路線”好。無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是經過毛澤東認可的。
《周恩來傳》注明，第二段內容是1983年7月 18日至 8月19日訪問王力的談話記錄。新近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引用了同年7月29日訪問王力記錄，一并摘錄如下，以資對照：
林彪講話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主席原來已同意定稿，后來陶鑄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門上也講了。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車看煙火時，張春橋向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從語法上講不通”，建議還要改回來。主席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后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紅旗》社論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毛主席在定這個口徑時，總理不在他身邊，不知道。
這兩段記載，有所不同，但都沒有回避毛澤東最后確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法這個事實。
接下來召開了為期二十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于各地負責人正處在和造反派頂牛的狀態，思想不通，會議前期情緒有些不正常。毛澤東得知情況，便在9月24日晚專門聽取匯報，25日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意在開導大家不必過分緊張，不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還特別講到：“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24日晚，當康生說到八大報告中有階級斗爭熄滅論時，毛說：“報告我們都看了的，大會通過的，不能單要他們兩人（按：指劉少奇、鄧小平）負責。”
這些內容，《晚年周恩來》大致都講到了。但它偏偏要說這是毛“故作姿態”，而在內心深處把這些人視為“日后劉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黨內基礎”。還說：“大約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暗中盤算尋找一條徹底的解決之道，把這批盤踞黨內要津的人統統踢出去”。當作者得出這些結論的時候，卻拿不出任何一個證據，舉出來的上述講話和書中的結論又風馬牛不相及。面對這種尷尬的情況，面對這樣一個號稱掌握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檔案資料、“決意不再違心說謊”的作者，面對這樣一個先入為主的所謂“結論”，讀者該作何感想呢？
其三，關于陶鑄、賀龍遭迫害。書中用了大量筆墨，詳細描寫陶鑄、賀龍被迫害的經過，但卻放過陷害者不論，反倒追究周恩來的責任，說他“讓陶鑄為白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在這件事上，充分暴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為人，是欠了陶鑄的帳的”；還說“周在賀龍后來被迫害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放過迫害者不去理論，卻纏住保護者，追究其何以沒有保護好的責任，這在法理上是絕對說不過去的，也是頗欠客觀公允的。對此，我們暫且不論，先來看一看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眾所周知，陶鑄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澤東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誣陷，也負有責任。至于說周恩來當時的處境，這里同樣引用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
大約二十六、七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面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曾志，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很嚴重。”這一天終于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很平靜，問道：“江青他們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鑄憤憤地答道：“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志說起。”……為了解脫任重的困境，（陶鑄）給主席寫了個報告，建議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應該讓他治病。主席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會議是由周總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中央文革將全體人馬都拉來了，甚至連一般工作人員，也在這樣一次黨的最高級別會議上占得一席之地，會場的氣氛是可想而知了。文革小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會兒意見后，突然矛頭一轉，對準陶鑄猛烈開火。
先由王力、關鋒、戚木禹打頭陣，然后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后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這樣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預謀好的。……“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見沒有呢？”我問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聽，沒有什么人發言，先念同志講了兩句，是工作方式和方法上的意見，沒有提路線錯誤；最後富春說了幾句：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
這段回憶告訴我們：一、會議原本不是專為批判陶鑄而開的，批判陶鑄，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加在會議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員并沒有落井下石，多數人以沉默對之。由此觀之，《晚年周恩來》所說“周恩來當然明白毛澤東讓他主持批陶會議的目的”云云，都是作者主觀的推測。
賀龍遭受迫害，經過比較曲折，但主謀無疑是林彪集團，這也成為鐵案。《晚年周恩來》想要證明周恩來為求自保而拿賀龍作犧牲品，便在保護賀龍問題上做文章，把周恩來主動地保說成是被動地、無奈地保，把沒有保護好說成是見風使舵、出賣賀龍，最后引出一個事先做好的結論：“周在賀龍后來被現害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晚年周恩來》說，賀龍住在周恩來家，并不是周主動去“接”的，而是賀龍“闖宮”的結果。又根據大陸官方出版的《賀龍傳》解釋了“闖宮”含義，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周報告一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后，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筆者找到了這本《賀龍傳》，不妨把有關內容抄錄如下：路經中南海，賀龍、薛明來到周恩來的住處，他要向周恩來報告準備搬回家去住。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沒有回來，秘書為他們在西花廳搭了床，對他們說：“總理讓你們先在這里休息，暫不要回家。”時間在1966年底，正是造反派到處抓“走資派”、“特務”、“內奸”的高峰期。看到這里，周恩來究竟是主動安排，還是被動接受，《晚年周恩來》引用時又作了哪些手腳，讀者一目了然。
《晚年周恩來》還引證大陸作家權延赤寫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來說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態度改變后，迫于林彪 “攤牌”的壓力，“權衡政治上的利害關系”，“把賀龍從家中交出來”。
筆者也找來這本書，按圖索驥，把有關內容抄錄如下，是繼續加以保護，還是“把賀龍從家中交出來”，請讀者自己判斷：
二十多年后，楊成武曾向筆者（按：指權延赤）回憶：真正保賀龍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澤東。他多次親口對我講，賀龍是二方面軍的一面旗幟，要保護。這個話我向葉、聶、陳、徐幾位老帥都報告了。可是林彪不答應，“四人幫”也不答應，勁頭特別大，非整倒賀龍不可。……賀龍被逼沒辦法，到總理家去住了好幾天。林彪追逼得厲害。直接跟總理談話，等于“攤牌”了。總理為顧大局，沒辦法了，找我說：“賀龍在我這里，長住問題多了，影響我不好辦。你想想辦法，找個什么地方安置他？”商量了一會兒，周恩來決定安置在國務院象鼻子溝。總理交待說，安全問題由楊成武負責，生活問題由楊德中負責。我就派了一個營區負責警衛。造反派曾兩次沖擊象鼻子溝，被我們趕走了。沒過幾個月，楊余傅事件發生，我全家人一個不剩地被關押起來，根本不可能再保護賀龍。我被關押的罪名之一是勾結余立金，私調飛機把賀龍送到莫斯科去了。出這種謠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賀龍后，“四人幫”和造反派找不到，總理有交待，不讓說。“四人幫”問，我始終說不知道……
至于楊余傅事件以后賀龍境遇的變化，據剛才引用的《賀龍傳》記載：1967年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1968年6月14日，由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為由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審查對象監護。同年10月 13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1969年6月9日賀龍含冤去世。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
周恩來出席賀龍追悼會的情節，賀龍的夫人薛明最有發言權。她回憶說：那是1975年6月9日，周總理帶病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事先，我不知道總理會來參加。突然，休息室門外，傳來了總理的聲音，他大聲叫我：“薛明，薛明啊！”門被推開了，周總理走進來，我連忙迎上去，撲在總理的懷里。總理撫著我的肩膀，聲音擅抖地說：“薛明，我沒有保護住他啊！”說著，眼淚涮涮地流了下來。我望著總理被疾病折磨消瘦的臉頰，感動得只說了一聲：“總理，感謝你對我們全家的關懷。……”就什么也說不出來了。這時，曉明走過來，說：“周伯伯，你要保重身體呀！”總理緩緩地說道：“我的時間也不長了！”頓時，整個休息室里的人都失聲痛哭起來。
只要留意一下《晚年周恩來》對于陶鑄、賀龍冤案的依據，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其中沒有一段檔案記載，全部依據的是大陸出版物。而作者卻口口聲聲稱大陸沒有寫作自由，擺出一副凡是大陸的說法都不可信的姿態。其實，并不是大陸沒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傾向和寫作目的的材料。即使遇到這樣的材料，也還需要像作者這樣的高手來加工訂制一番。
在“揭露”周恩來的所謂“雙重人格”之后，《晚年周恩來》陡然調轉筆鋒，集中指證毛澤東的所謂“老到權謀”。
書中談到發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實本來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圖誣指周恩來為“叛徒”。面對“伍豪事件”，周恩來力陳事實其相，并整理上送毛澤東。經毛澤東嚴辭制止，江青等人暫時作罷。可以說，如果過濾掉書中的作者旁白，所述情況也大體不錯。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周氏處境的險惡，時常自身難保，誠如魯迅所言，要橫著身子兩面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仍能起到“中和作用”者，恐怕唯有周氏一人矢。而周氏每每渡過難關、險關，也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系。發動“文革”，推動 “文革”，維系“文革”，毛澤東離不開江青等人，更離不開周恩來。這就是當時的歷史真實。
書中對“伍豪事件”的敘述，文章就做在作者旁白上。為了證明毛澤東是一個“深諳統御之術”、一貫要權謀的人，作者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腳，用這些所謂的心理剖析來勾連歷史過程，使讀者對這段熟悉的歷史產生誤判、誤讀，以為先前所聞都是假的，書中所述才是真的。其實，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書中的所謂心理剖析并不高明，讀罷總覺有點說書場上那些藝人們演繹歷史、嘩眾取寵的味道。
旁白之一，便是對周恩來得知造反派提出“伍豪事件”后的心理描寫。書中稱，周很明白，問題的關鍵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毛的態度。倘若毛決意要整自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便是劫數難逃。不過周相信這不是毛本人的意思，捫心自問，他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無異心，毛實在沒有這樣作的理由。遂決定直接向毛申述，討回清白。
以上這些話，倘若換了別人，讀者一定會追尋其史料依據。但出自作者之口，又自稱是“看過大量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許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很容易取得讀者的信任，甚至以為作者的這些議論推測就是那些“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呢！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作者是在故弄玄虛。
許多心理活動，都有一定規律可循，并且無論偉人或尋常人概莫能外。一個人受了誣陷，第一反應一定是要向上司辯白解釋，拿出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他所要費心的，無非是如何能向上司說得清楚，如何能使上司相信。如此而已。周恩來的上司，就是毛澤東。周恩來面對江青等人的誣陷，自然要向毛氏上書辯解。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而到了《晚年周恩來》那里，由于時時處處都要往周氏的“雙重人格”上扯，樁樁件件都要往毛氏的心機權謀上貼，帶了這樣一個主觀上的框子，問題就越搞越復雜，圈子也越兜越大，越扯越遠。往下，我們還會看到許多這樣的案例。筆者也不妨來個大膽的推測，試想作者該不會是長期在大陸高層機關生活，處處都要把自己裹得嚴嚴的，藏得深深的，久而久之，養成了“雙重人格”和“晦暗心理”，失去了像常人一樣想問題的習慣，一定要復雜化才算得上是正常呢？
旁白之二，毛澤東此刻無意整周恩來，但也不想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控制他的機會。對周在“文革”中的曖昧態度，毛雖說不高興，但需要依靠周應付亂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種容忍的態度。毛對“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態，使其“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與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是他對白已身后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
這一大番話，同樣沒有注明依據，同樣是作者的主觀推斷。這個推斷究竟如何，且看事實。
關于“伍豪事件”，毛澤東先后做過兩次批示。1967年5月，毛澤東對周恩來報送的材料批示：“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毛特意在“存”劃了兩道粗框。這個“存”字，在當時的含義很清楚，就是不聲張、不擴散、不追查的意思。這和社會上的糾周批周之風是個鮮明的對照。至于把周恩來送的材料批給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員看，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閱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圍，帶有澄清的意味。這怎么能說是“故意不明確表態”呢？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把這兩次批示聯系起來看，毛澤東的態度是明確的，對周恩來是信任的。第二個批示，早已公布于眾，《晚年周恩來》卻沒有提及。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嚴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劉少奇，毫無疑問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對此，毛澤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周恩來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問題在于，是屬于什么性質、什么程度的責任。
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劉少奇一案，是毛澤東為了證明“文革”的“豐碩成果”而前蓄意炮制出來的。“在整劉少奇的問題上，毛澤東是主謀，周恩來是跟著干的，更確切地說是被毛拖下水的。毛雖執意要在政治上置劉少奇于死地，卻不愿意背上公然殺他的罪名，這是他對待政敵的一貫作法”。
綜合各種材料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看法，有一個變化過程，并非一開始就想整成后來那樣的結果。
1966年10月23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毛澤東事先看過這個檢討，批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后半段更好。”
同年10月24日晚，毛氏聽取中央工作會議情況匯報，表態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
1967年 1月 13日，毛劉單獨會面。四天后，17日，毛澤東對外賓談到王明，說：“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
據大陸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毛澤東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是1967年3月。3月21日，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兩天后，23日，毛澤東批準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指稱劉少奇。自此，對劉少奇的批判迅速升級。
這以后，劉少奇專案控制在江青等人手中，突擊搞所謂“自首變節”問題。
總的說來，毛澤東是相信專案組搞出來的材料的，但對有些材料也明確表示懷疑。1968年5月 8日，他同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時曾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1946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并且要沈其震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跡。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是耍我們的。”周恩來也對抗戰前夕一件材料提出質疑：“說劉少奇當時去南京，見過孫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對上述過程怎么看？1980年10月25日，鄧小乎就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其中說：“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于后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完全有理由說，毛澤東在劉少奇“專案”等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和主要責任，是領導責任和決策責任，具體說是決策發動“文革”的責任，是用人嚴重失察的責任，是指導思想發生全局性錯誤的責任，而非書中所說的“迫害狂”、“權力欲”、“統治術”驅使的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更多檔案材料的公布，這一點會得到越來越多的印證。
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林彪并非搞陰謀的人，倒是毛澤東在搞陰謀。請看：“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選擇林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斗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毛遂開始用心機解決這個問題”。林的倉皇出逃，也被說成是“周恩來的臨機處置，打草驚蛇，把林彪逼上絕路”
只要稍有閱歷的人，并不難看出其中的破綻。其實，林彪在“文革”中的“輝煌”，并非一日之寒，除了他和毛的特殊歷史淵源之外，更是其長期經營的結果。
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就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紛紛檢討“大躍進”失誤之時，他又趁機大講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一貫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澤東發動“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瀾、趁火打劫的作用。羅瑞卿就是在他的鼓動和羅織罪名下被打倒的。陸定一的夫人揭發葉群的問題，陸也因此獲罪于林。“五一六”通知作出后的第三天，林彪發表關於政變問題的著名講話，有意制造一種人人自危的緊張空氣，以后又誣陷賀龍等人“搞政變”。
“文革”期間，一大批軍隊高級將領受到沖擊，當然也包括林的親信在內。林彪則在亂中取利，力保親信，排斥異己，并任用自己的人來填補動亂中造成的權力空間。林彪集團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脹起來，到中共九大以后達到頂點。古語云：盛極而衰。又有云：惡有惡報。林彪集團也不例外。
信用林彪，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大失誤。毛澤東對林彪有所警惕，是從設國家主席問題開始的。毛澤東多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他自己也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卻一反常態，多次表示堅持設國家主席。由此引發了1970年8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雙方攤牌。
對于林彪在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晚年周恩來》稱：這個講話“是經過毛澤東首肯后才講的”。還稱：“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是明了后來整個事態演變的緊要之處。”但從書中羅列的材料看，盡是一些后來的回憶，而且還常常白相矛盾。
在開會之前，毛澤東和林彪的確面談過，但談了些什么，沒有留下記載。據毛澤東后來在南巡期間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作者說這是“毛出爾反爾，對世人撒了一個彌天大謊”。那末，作者拿出了什么證據呢？
其一，是陳伯達的回憶材料。其中明明寫著，毛和林單獨在一個房間里談話，周恩來和陳伯達等都在另一個房間等候。也就是說，陳伯達并不在場，他回憶不出毛林倆人究竟談了些什么，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者卻偏要說“實際上，這是陳伯達故意使用的曲筆，有難言之隱罷了”。
其二，是吳法憲的回憶材料。作者自知心虛，便又拿出訪問吳法憲的記錄來作證。但是，吳法憲并不在場，據稱“是葉群事后親口告訴他的”。然而，葉群當時也不在場，就算同樣是林彪事后告訴她的，吳法憲所說的內容已經是“三傳手”的了，況且又是十多年后的回憶，其真實性要大打折扣。
凡事都不是孤立的。林彪講話以后，黃吳葉李邱以及陳伯達等幾員大將紛紛上陣，為設國家主席、請林彪當主席張目。這種有組織的配合，決不是“偶然”二字所能遮掩過去的。作者對此也只好承認：“林彪也絕非是安分守己之輩，在當面請示毛澤東的同時，又像在九大時那樣暗中做了手腳，在全會各組私下串聯，營造聲勢，企圖上下結合，一舉搞垮張春橋。”可見，林彪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作所為是一次有組織、有目的的行動。他們想利用其在組織上的優勢，借設國家主席的幌子，操縱整個中央委員會，達到“清君側”、逼毛澤東就范的目的。
《晚年周恩來》卻不顧自己在書中敘述過的事實，借林彪之口硬說：“在林彪看來，這是毛預設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講話上的問題上欲擒故縱，誘騙自己上鉤，然后又翻臉不認賬，大興問罪之師”。這與其說是在史實基礎上的分析，毋寧說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為其預設的揚林貶毛的創作意圖服務。
有關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一事，《晚年周恩來》說了許多，極盡詳細之能事，但卻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自從林氏父子決心用武裝政變方式向毛攤牌起，問題的性質就根本改變了，再也不是黨內意見分歧，而是一場粉碎陰謀集團的殘酷斗爭。由此觀之，毛澤東的應對，不但機智果斷，而且寬容大度。
毛澤東先是采取南巡談話的方式，把問題攤開，又留有日后同林談話的余地，表示“是要保護林副主席”。毛的談話內容被林氏家族獲知，決心乘毛氏南返途中暗殺行刺。9月8日，林彪寫下了手令，要有關人員聽從林立果調遣。毛澤東繼而果斷決定，改變行程，從上海直達北京。此時，已是9月12日中午。林彪一家得知暗殺未遂，急忙籌劃組織南下，企圖另立中央。但事實上，已經沒有時間實施這一計劃。在覺察到周恩來正在追查秘密調往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座機之后，9月12日深夜，林彪夫婦及其長子緊急登機出逃。隨后，周恩來下達了禁空令。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卻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罷。”可見對林氏尚有惻隱之心，并未除之而后快。有趣的是，林彪座機卻意外地在溫都爾汗墜毀，可謂惡有惡報。
本來，盡管這件事過程很清楚。多年來，境外一些人卻始終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而寧愿相信某些沒有根據的推測傳言，把這件事搞得貌似撲朔迷離。其實，他們無非是想要證明，“九一三”事件是毛一手導演的，是毛“要殺人滅口”。《晚年周恩來》的作者當然知道，這些說法只是無端的推測，“此說是站不住腳的，缺少事實根據”。但又不肯放棄毛澤東“陰謀說”，于是提出了“林彪的專機升空后對飛行的終點一直舉棋不定”的假說。然而，假說畢竟是假說。
就在林彪座機強行升空三個小時后，周宇馳指揮一架軍用直升機也向北飛去。這決不是巧合。周宇馳是林立果的死黨，也是深得林彪信任的一員干將。否則，林彪就不會在手令上寫明“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周宇馳的起飛及其飛行方向，清楚地表明，林彪一行人的出逃目的地是預定的。
《晚年周恩來》是在敘述事實，但它所敘述的事實都是為了既定的結論服務的。林彪事件就是一例，讀者不可不察。
讀了《晚年周恩來》關于周恩來被確診為癌癥后治病的一大段描寫，筆者感到的并不是“毛隨后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倒是該書的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暗藏玄機”。
作者一向是在拷問所謂周恩來的“良知”，以及所謂“順守哲學”，寫到這里，卻筆鋒一轉，先是描寫所謂毛對“病中交權”的悔恨，對周氏歷史問題的所謂“手腳”，然后落到追究毛對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無非是想令讀者在對周生出一分憐憫之心的同時，對所謂毛的“陰險毒辣”更為僧惡。讀到這里，作者貶周為著倒毛的意圖彰顯無遺。
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總理的病經專家確診之后，醫療組即寫報告給毛主席。當主席展開醫生的報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時，他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一樣嚴肅的緊皺著眉頭的臉上。”“主席每次審閱有關總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特別是在患眼疾不能親自看病情報告時，我每次讀醫生的報告，他都聽得格外認真、細致。當我讀過之后，他居然能記住總理每天失血的數位以及施行第幾次手術等。“
我們再看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的回憶：1972年5月12日，在一次常規檢查中，在周恩來的尿液里發現了四個紅細胞。在請教了吳階平教授后，張佐良決定為周恩來作第二次檢查。為了說服周同意作檢查，又不引起他的察覺，張佐良編了許多理由。沒等說完，周便直截了當地說：“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話就直截了當說出來。我看，你們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長腫瘤吧？”張佐良聽罷，只好如實匯報。周很痛快就答應了。檢查的結果，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晚年周恩來》稱毛氏借病殺人，言之鑿鑿。但仔細推敲，所謂毛澤東對周恩治病的“四條指示”，并沒有檔案作證，而是根據一些人士的事后回憶。當然，我們既看不到當時的文字記載，又無緣得見作者所說的“座談會記錄”，也就不好妄評這些回憶的真實性。不過，即使這四條指示確有其事，也未見得像作者所稱的那樣“暗含殺機”。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作者所說的這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直到現在，遇到初次確診為癌癥的病人，人們的第一反應仍然是先不要告訴其本人，讓他慢慢有了思想準備，再把實情告訴他。“第二、不要檢查”。此語不得其解。“第三、不要開刀”。這句話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不允許治療的意思。作者指責的“失去了早期發現后及時治療的先機”，“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看來是“鐵證如山”了。但按照常理推想，此事其實很尋常。治療癌癥，本來就有開刀或保守療法兩種選擇，不開刀，也就是主張保守治療的意思。近讀大陸出版的《毛澤東傳》，據吳階平回憶：“他（按：指毛澤東）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
另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還說過：“你們外科書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查閱當時的報紙，陳毅元帥1972年1月 6日去世，謝富治同年3月 26日去世，均死于癌癥。可見，“不要開刀”一說，事出有因。至于“第四、要加強議護理和營養”，倒是印證了剛才所說毛主張保守治療的推測。據張佐良醫生回憶，1973年3月，在吳階平教授的主持下，醫療組提出了電灼術治療的方案，并且獲得成功。可見當時的技術條件是允許“不要開刀”的。
寫到這里，忍不住發一點議論。大凡史料（偽造者除外），客觀性和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對史料的摘引、排列、連結、解讀等等環節，卻每每滲透著作者的主觀意向。同一個材料，會有不同的解讀，導致不同的結論。一般讀者，要想分辨訓練有素的作者們哪些為真，哪些作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但有一個簡便的辦法，那就是按照常理來推論，而不要輕信故作玄虛之辭。凡是故作玄虛之事，聽起來近似官廷秘史一類，往往需要當心，把它還原成常理常態再來反觀一下，看個究竟。這一招，不敢說靈驗，但也解決些問題。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曾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說了錯話。江青等人乘機把矛頭指向周，企圖在政治上把周徹底扳倒。幸而毛澤東出面解圍，為周講了公道話，使江青一伙的陰謀未能得逞。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本來很清楚，《晚年周恩來》卻要把倒周的禍根栽到毛澤東頭上，稱周是“功高蓋主”，毛則“醋意大發”，于是毛一手導演了批周的一幕，“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
其實，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過程，也是中國領導人對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做大調整的過程。對整個國際斗爭的總趨勢怎么看，中美關系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對這些問題毛、周在認識上并不是馬上就取得了一致。何況當時黨內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之間，在決策環節中存在著不少中斷點，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鉆空子。不考慮到當時的體制因素，就不能比較客觀地看待和理解“周恩來外交風波”這一幕。
毛澤東在外交問題上對周的不滿，起因于1973年6、7月間的《新情況》事件。
當時，周正在主持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6月16日，毛澤東向周提出，政治報告中要指出時代的特點。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寫了《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一文，刊登在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這次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毛澤東看了這期《新情況》以后，認為這篇文章是反對他的意見的。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那里得知毛澤東的批評，立即寫信給外交部有關人員，要他們撤回這一期《新情況》，并承擔了責任。
7月4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等談話時，再次批評《新情況》第153期：我常吹大動蕩、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甚么大欺騙、大主宰。“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次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傳達了毛的批評。同日，毛看到周恩來寫給外交部有關人員的那封信，當即批示：“此種頑癥，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
這以后，周恩來迅速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起草批評《新情況》第153期的文章。7月 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評文章送毛澤東審閱，并附信表示：“關于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澤東當天看到了這篇文章，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中的“嚴厲”兩字刪去，還批示“檢討不要寫了。”
毛對周恩來的這次批評是嚴厲的，但并沒有動搖對周的信任。8月20日，毛澤東原則同意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稿，確定由周恩來代表中央作這次政治報告。周有生以來第一次享此殊榮，并意味著周在十大以后將繼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年11月 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訪華。11月11日至14日，周恩來同基辛格連續舉行會談。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述。在最后一次會談中，“針對美方提出的需要繼續商議的有關雙方合作的幾個具體建議，周恩來沒有給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11月17日，毛澤東約見周恩來等。批評周在同基辛格會談中態度軟了，犯了錯誤，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周在中美會談中的錯誤。次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會上，江青、姚文元等窮追不捨，扣上“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帽子，稱周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會后，江青還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這就是“周恩來外交風波”。
后來的跡象表明，江青的意見并不是毛的意思。12月9日，毛澤東先后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表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還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補常委，不要”。
1973年12月 12 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還說：“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里來。”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還提出要鄧小平參加軍委工作。
以上，我們簡要地回顧了“周恩來外交風波”的全過程。顯然，毛澤東對一段時間以來周恩來所為是不滿的，批評是嚴厲的，但也還是很有分寸的，是和江青等人有根本區別的。
深知毛為人處事風格的鄧小平后來說過：“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制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的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內，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么會爆發‘文化大革命’。”他還說：“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于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于說后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
毛澤東的確有家長制，一言堂的問題，的確有整錯人、用錯人的問題，的確有被林彪、江青兩個陰謀集團所利用的問題。但是，對于錯誤的性質達到什么程度，對一個人在整完以后能不能繼續委以重任，能不能給他機會做工作中改正，毛澤東有他的考慮和分寸。這是林彪、江青他們左右不了的。“周恩來外交風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有大量的事實在，《晚年周恩來》想把水攪渾，把毛描述成一個善于玩弄權術的封建君王，似乎是在背后精心駕馭周恩來，江青兩派力量，是無濟于事的。無論怎樣抓住一些蛛絲馬跡來捕風捉影，無論怎樣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象來顛倒黑白，事實終究是事實。鄧小平復出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把鄧小平的復出，描寫成一種罪惡，說他在批評周的政治局會議上“做了誅心之論”，“僅僅幾句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
翻看材料，筆者排了一個時間表，情況便一目了然了。
首先，毛澤東要鄧小平復出，是早有準備的事情，等待的只是時間問題。“文革”中，毛多次表示，鄧和劉要有區別。對于鄧，一直按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處理，實際上還適當加以保護。林彪事件后，鄧小平聽到傳達，兩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分配給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兩次表示同意。第二次批示，寫于1972年8月14日，還歷數鄧在歷史上的功績。
其次，毛澤東明確表態后，周恩來積極落實毛的批示，積極促成鄧的復出。毛8月14日的批示做出后，周多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但因江青等人作梗沒有取得進展。12月27日，在周恩來的催促下，分管干部審查的紀登奎、汪東興建議鄧小平回京后仍任國務院副總理。周看過立即報告毛，很快得到毛的批準。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當日即得到毛的批準。3月28日，周恩來、李先念在玉泉山會見了鄧小平。次日下午，又陪同鄧到中南海見毛。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商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第一次公開露面，成為當時國際上的一大新聞。12月12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政治局工作；補為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工作。12月22日，中央正式發布通知，鄧從即日起擔任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這一切，都是鄧復出以后順理成章之事，并非要在鄧發言后才能決定。
《晚年周恩來》指稱鄧“做了誅心之論”，對這樣關鍵的事情，理應拿出像樣的檔案材料作為確鑿的證據。而作者能夠拿得出來的，只有其所稱的“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如今，紀登奎早已作古，他當時如何說的，恐怕也成了問題。
作者還引用了鄧小平的女兒所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用來支持他的觀點。那末，我們看一下該書是怎樣記述的：
“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成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的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一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周恩來。但寥寥數語之后，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談怎樣看待國際戰略形勢的問題。”
讀到這里，讀者對于鄧小平究竟講了哪些內容，該會有自己的判斷，也會明白《晚年周恩來》的作者是如何作假。另外，既然作者引用了鄧小平女兒的記述，想必也贊同她在其后做出的分析：“毛澤東對周恩來，既離不開，又總不滿意，其實是覺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卻絕不會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機鬧事，結果也被毛澤東批了一下。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讓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團大失所望。”
談到“批林批孔”，《晚年周恩來》一開頭就定了個框框：“批林批孔”，“又是毛澤東和江青這對政治夫妻合作上演的雙簧戲”，“不過是把一個月前中央政治局搞大會批判周恩來的內容直接捅向了社會”。這里，作者劃了兩個等號：第一，毛澤東的意圖即是江青的意圖，反之亦然；第二，“批林批孔”即是“批周公”。
作者接著稱，毛發動“批林批孔”，是其內心深處兩大情結作祟的結果，“批周則把兩者融會貫通起來：毛把周恩來視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掛帥人物，同時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響在中共黨內的集大成者”。這就是作者筆下“批林批孔”的由來。
仔細翻檢史料，并嚴格按時間排序，就會發現，原來《晚年周恩來》一書在這里搞了一些倒果為因的手腳，以使讀者對他的兩個結論確信不疑。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澤東對“文革”當中“打倒一切”的做法有所悔悟，于是支持周恩來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期間，著重做了落實政策、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將“二月逆流”平反；標志著發動“文革”和落實政策雙勝利的，便是鄧小平復出。
為了減少落實政策、解放老干部的阻力，也為了在林彪事件問題上對全黨和全國人民有個交代，周恩來提出了批極左思潮的口號。通過確認林彪集團搞的是極左，來避免對“文革”本身的否定，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批極左思潮口號一提出，就遭到江青等人反對。1972年9月底，姚文元刪去“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稿中“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的字樣，這個社論稿正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10月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發表有關肅清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報道文章，江青等人則提出要警惕“右傾思潮抬頭”，還要追查批極左的“背景”。11月，中聯部、外交部提出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進一步肅清外事工作中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江青、張春橋明確反對。
周主張批極左思潮，江青等主張批右傾思潮，這一爭論1972年年底引起毛澤東關注。他在看了《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的來信后，表示不贊成批極左。12月17日，毛澤東在住處約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開會，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于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后來“批林批孔”事態的發展，事實很清楚，這里就不贅述了。總之，毛澤東支持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實際糾正“文革”中的部分失誤，但不贊成周提出的批極左的口號，支持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等人則不但反對批極左，而且對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懷恨在心，想利用毛對“批林批孔”的支持，把周從根本上打倒。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
“批林批孔”能夠在1974年初大規模發動起來，當然得力于毛的支持。但當江青等人越過毛的底線，要置周等于政治上的死地時，毛澤東果斷地加以制止，并開始嚴厲批評江青。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述：“毛澤東這些天正在發高燒，只吃流質，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雙眼在2月 15日給葉劍英復了一封不短的信：“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后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后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即謝靜宜。—引者注）、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封信印發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江青看到后，找周恩來責問：“為什么要印發？為什么（事先）不給我看呢？”周恩來平靜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發的”。說罷把毛澤東的批件交給江青。江看過批件，啞口無言。
隨后，江青要求見毛。1973年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么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順便說一句，毛澤東在1972年12月批評周時，用了“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的話。批評固然嚴厲，但仔細品味，毛不滿的是認為周見小不見大，埋頭于具體事物之中，但對周在政治上還是放心的，否則就不會只是“不議政”、“不議軍”一類批評了。由此可知，《晚年周恩來》稱，毛認為周是文革算賬派的一桿旗子，純屬子虛烏有之事。
《晚年周恩來》一書在周恩來病逝問題上濃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先是稱1974年3月起周恩來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毛澤東決定周住院治療要服從大局”，致使治療一拖再拖，直到葉劍英當面向毛反映情況，“毛這才批準治療”。又稱1975年3月起江青等人借批經驗主義批周，“是因為看準了毛澤東并沒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頭，只不過處于策略上的考慮而暫時按兵不動罷了”。直到周臥床不起，毛還提出評《水滸》，“對于已經罹患絕癥的周恩來來說，無異于在他背后捅了一刀。”
該書還做出種種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會，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認定周已經成為黨內外翻案復辟式里打出來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鄧的話，就一定要聯系批周。這才是毛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
關于所謂毛澤東拖延周住院治療的情況，我們先來看一下作者本人原先的解釋。這篇文章發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報》，題為《在最后的日子里》，其中寫道：“為了不讓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落入江青集團手中，為了遏止當時來勢兇猛的‘批林批孔’運動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動亂不堪的局面，他強支病體，靠輸血堅持工作，不分晝夜地抱病操勞。他經常是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體力實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閱檔，一看就是幾小時。直到1974年4、5月間連續四次發生缺氧癥狀后，才同意住院手術，但他仍堅持妥善辦完最后一件公務。這時，周恩來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于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就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正式會議。醫生為了防止發生意外，帶著醫療器材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搶救。其間，陪同會談的同志們幾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堅持談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后對送批文件的處理意見’后，才住進了醫院。”
我們再看一下從1974年1月到6月住院前周恩來的主要活動情況。1月5日，陪同毛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并同大平正芳會談。1月18日，會見馬爾加什政府代表團。2月 12日，會見泰國奧委會代表團。2月21日至24日，接待贊比亞總統卡翁達。2月 25日至3月2日，接待阿爾及利亞主席、總理布邁丁。3月24日至31日，接待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4月2日至4日，接待喬森潘率領的柬埔寨代表團。5月6日至9日，接待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5月11日，接待巴基斯坦總理布托。5月17日至18日，接待塞普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5月 24日，會見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5月 25日，接待英國前首相希思。5月 28日至31日，接待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并簽署建交公報。以上還只是從《人民日報》的公開報道中摘錄出來的外事活動。另據《周恩來傳》記載：1月25日，參加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大會；1月下旬至3月初，主持了十多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中的問題；3月中旬至4月初，就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一事同江青等人展開斗爭，具體部署民航專機飛往紐約的問題，4月6日親自到機場為鄧送行；這期間，還過問處理14個省市和4 個部級單位的“批林批孔”問題。
事實是最好的說明。看了以上周的活動日程，就不難明白為什么周的治療會一拖再拖。這些事情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只有周來處理，其結果才能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對此，只能有一個詞來開形容“鞠躬盡瘁，死而后矣”。至于同一位作者對同一件事做了判若兩人的描述，孰真孰偽，相信讀者自有明斷。
《晚年周恩來》稱：“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做主，一切要聽由毛澤東的擺布。”筆者在《周恩來傳》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個批注，就是對醫療組擬定的《檢查治療方案》寫的，其中說：“根據目前情況，病者傾向于這次不做手術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給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表示：“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在這次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采用通過膀胱鏡進行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采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后再議。”這次住院檢查治療，大體上就是照這個意見做的。
1974年末，毛澤東支持周恩來、鄧小平，挫敗了江青等人的組閣陰謀后，江青等人并不服氣，伺機再次發難。1975年2月，發表了毛澤東對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不久，姚文元發表題為《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的文章，把“學習理論”的矛頭對準了所謂“經驗主義”，影射批周。其實，這段時間毛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且并不在北京，正在浙江省會杭州養病。據《毛澤東傳》記述：“從2月底到4月中旬，現存檔案中沒有一件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或寫有批語的檔。這種狀況在以往是罕見的”。但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又從發表毛關于學理論的指示引發，給人一種得到毛支持的錯覺。
4月14日，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23日，對姚文元報送的《關于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政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寫了批語，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還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不點名地批評了江青一伙。
5月3日深夜，毛澤東采取了非常舉動，請政治局成員（包括周恩來）到他的住處見面。他開門見山，略帶自責之意說：“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按：實際指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么材料的。”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紀登奎談他的現場感受：“主席認為他們對批判劉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們打倒，但也沒想讓他們當頭。”
迫于毛的批評，在5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江青不得不作了自我批評。6月18日還向毛遞交了一份書面檢討。
說到毛澤東1975年8月14日關于《水滸》的一番談話，本來并無特殊的政治含義，而是表達了他對這部中國古典名著的一貫看法，談話對象只是北京大學的一位普通教員，完全是在一種放松狀態下的私人交談。當時，他剛做了白內障摘除手術，讀書看文件都還要人讀給他聽。但這些內容被江青等人獲得后，便開始向周恩來、鄧小平發難，再次給人一種得到毛支持的假象。
9月24日，毛從鄧小平那里得知江青的作為，當即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還說：江青講話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周恩來逝世，對毛澤東來說，經受的打擊相當大。他雖然在許多方面不滿意周，甚至認為周太軟，但對周的兢兢業業、忠心耿耿是毫不懷疑的，在維系黨和國家的日常運轉方面也離不開周。“文革”期間，每當周出現危機之際，毛總是出以援手；每當黨和國家需要恢復正常秩序的時候，需要落實有關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文藝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時候，毛又特別需要周的有力幫助。這是周屢經磨難而始終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來》借用他人之口說，毛澤東在審閱治喪委員會報告時，只是劃了一個圈，以此證明“毛澤東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為身體的緣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
筆者帶著疑問翻閱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上面明明有兩件毛澤東的批示。其一是對1976年1月8日鄧小平關于政治局討論周恩來喪事的報告，毛澤東親筆批示：“同意”。還注明寫于1月9日凌晨1時。1月12日，鄧小平將中共中央對周恩來的悼詞報送毛澤東，毛澤東在報告上鄭重寫了兩個字：“同意。”這本資料書對于一個訓練有素的史家來說，應當不會陌生。如果不是有意疏忽的話，又該作何解釋呢？
仔細品味，不難發現《晚年周恩來》是在給讀者灌輸一種圖解歷史、演繹歷史的觀念。循著這種觀念走，似乎當時的權力結構中有著左中右三派，毛始終是左右兩派的居中駕馭者。然而，就是這樣的演繹法，作者很難貫穿到底。時而周變成了“執兩用中”的高手，時而毛又成了極左實力的后臺老板；時而周和林彪被拉到了一條戰線，時而毛和江青又成了“文革”的“夫妻店”。這種自相矛盾、南轅北轍的尷尬，恰恰是照預先設定的框框來圖解歷史所致。
平心而論，與其說毛澤東是派系的營造者，毋寧說是理想社會的追求者。為了追求這種理想社會，他不惜打碎自己苦心經營起來的政治秩序。對事對人，他心里始終有一桿秤，這就是他的理想和理念。這一點足以說明，毛不是追逐權力的政客，而是追求理想的政治家。至于說他的理想是否脫離了現實，是否含有空想成分，那是另外一回事。
讀了這部書，總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種思想意向拉著讀者走。在這種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隱含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正是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作者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告別過去，完全拋棄了自己的過去，否定了自己的過去。然而，這種歷史情結，并不是一聲“再見！”就是揮之而去的，它化作潛意識深藏在作者心中，通過《晚年周恩來》這部書發洩出來。盡管作者看過不少檔案材料，書中引用的史料確也不少，但因為籠罩著這層厚重的潛意識，就使得該書成為一種主觀意圖主觀色彩濃厚、頗為情緒化的宣洩物，而違背了歷史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史德既不存，史識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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