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真 整編 2012、1、13、
走入社會、邁入江湖、青春、迷茫與幻想、欲望、社會現實、陽光與陰暗、白道黑道、強者與弱者、生存與發展、大學夢、就業夢、打工、工人農民貧民妓女、童工黑窯奴、人情與政治、官僚與政客、老板與奸商、官商勾結、官匪勾結、關系網與潛規則、現實、現狀、前途、剝削與壓迫、狡詐、狼性、殘酷、堅韌、屢敗屢戰、成功與失敗、兵法、親情與友情、情、愛、義、仇、恨、反擊——這就是一般人成長過程所涉及到的關鍵詞。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不懂得江湖，更不懂得黑道白道和黑社會！因為那時沒有黑社會，他們也沒看過黑社會。在現在這個市場與市儈林立的時代，生在一個富裕和諧正直本分家庭的人，從小一家其樂融融，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考研、工作、買房、成家，一直都是順利走來，一路都得到萬千關照與寵愛，一生不懂得江湖人心險惡，一生不懂政客的無恥、商人的奸詐，一生都天真直白，那么他（她 ）的后半生就要碰壁，被欺詐，甚至付出血的代價。例如，項羽。有些年輕父母常陷入這樣的困惑：遇到孩子糾紛，究竟應該教以孔孟之道的禮讓，還是以牙還牙？假若挨同學揍，應該更狠地回揍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軟弱躲避？是教育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實，老實人吃虧哦”，“誠實厚道是無用的別名”，還是“學習雷鋒，做一個正直、關心別人”的人？
“社會上的東西，書本里學不到；書本上的東西，社會上沒有用”。
從小聽到這句話，就對身陷其中的中國社會產生了神秘莫測的幽深感，仿佛某種玄機深鎖其中。“玄機”仿佛永遠只是書呆子的“玄機”，它對另一種人卻是開放透明的。這種人生來就具有超凡能力，并磨練出精深老道的眼力與手段，置身于復雜社會而如魚得水，游刃有余。他們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長袖善舞，有計謀有手段。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深入社會、當過農民、當過兵、當過小學教員。深入農村、體驗社會、搞調查研究，寫出湖南農運考察報告。毛澤東安排毛岸英去農民中種地生活，習近平響應毛澤東知情上山下鄉的號召到農村一干十幾年，軍委副主席張震讓兒子張海洋從列兵干起，他說，沒有當好兵的將軍不是真正的將軍。不能像趙括那樣紙上談兵。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生在上海著名的工商業大亨的家中，但是，他父親給他的第一份工作職務、是公司底層最小的職員，讓他從底層逐級地做起。告訴他，紈绔子弟不能承擔家業。
人生活在江湖，身不由己！為了生存和發展，人常常要改變自己，磨練自己。孟子說：“天欲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要讀懂社會，弄懂江湖，想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校正好自己的人生航線！不能因一時沖動而失去理智失去未來。
江湖，就是天下地上的人間、市井、社會的別稱。主要是指社會的下層、中層人員，工農商學兵藝人基層小吏、三教九流、五花八門，是指引車打工小販屠牛殺驢乞丐小偷騙子強盜賣淫嫖娼黃賭毒貪污行賄在江湖上的出沒和活動。他們游離于政府體制之外，為了生存，他們結朋交友，自己組織起來，有自己的組織和地盤，例如山寨、幫會、街區、公司，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和潛規則，有自己生活和娛樂方式，有自己的人脈、社會關系、生活圈子，“哥們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是他們凝聚人氣和隊伍的手段。黑白兩道，忽為利而來，忽避險而去，時聚時散。或燈紅酒綠聲色犬馬，或打打殺殺聚眾鬧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使人難料。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得意有人愁，有人成名，有人身敗名裂。江湖，是政府體制外的一種民間組織和力量。
特別是劇烈動蕩的社會和劇烈的社會變革，往往造成了許多體制外的流民，而弱勢政府又無能力去解決流民的民生問題，于是百姓就自己結社抱團求生存自己管理自己，因而形成了國家一些地區的“江湖化”或“幫會化”。回顧歷史，只見江湖烽煙四起，這些游民匯聚成群，組黨結社，或以利益捆綁，或以鄉黨勾連，或以信仰相隨，游民階層廝混，結成幫伙，患難與共，斂財分用。于是，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醫卜，那些謀求不正當生活來源的盜匪和家業衰敗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類，互援互助。什么丐幫、洪幫、青幫、斧頭幫、鄉團、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紅燈教、天地會、哥老會、袍哥會、上帝會、紅燈會、大刀會、小刀會、紅槍會、義和拳、梅花拳、迷蹤拳、三合會、法輪功、像雨后春筍興起。在中國除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組織，以工商業行業為紐帶的工商會組織以外又形成第三股勢力，山寨和幫會、以及他們的武裝力量。
一、從中國的封建社會開始，這種江湖現象就已經出現。
姜子牙（姜尚）家道中落，至姜尚時已淪為貧民踏入江湖。為維持生計，姜尚年輕時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宰牛賣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做過買面粉賣酒生意。他雖貧寒，但胸懷大志，勤苦學習，始終不倦地研究、探討治國興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夠大展宏圖，為國效力。有名的傳說“姜子牙直鉤釣魚等文王”。直到八十歲，終于遇到了施展才華之機，幫周朝打下400年江山。
春秋戰國時期的孟嘗君在封地薛邑，招攬各諸侯國的賓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江湖上很多人歸附了孟嘗君。他的食客有幾千人，不分貴賤一律與自己吃的相同。正是他收留的叫狗盜、雞鳴的兩個賤民食客，才使孟嘗君從秦國死里逃生。
呂不韋衛國（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是江湖上有名的巨商，曾投資巨金于政治搞權錢交易成功，官至秦國宰相。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江湖賓客。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在這方面也要爭個高低上下。所以他也從江湖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江湖來的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呂不韋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將所見所聞記下，綜合在一起成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言。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號稱《呂氏春秋》。
跟隨當人質父母歷盡苦難的秦王嬴政，深知江湖人才對他的重要。他讓楚人李斯從韓國請來法家韓非子，認真貫徹韓非子法家的治國方略。魏國人尉繚曾經給嬴政提了一個建議，讓嬴政出巨資收買六國的要臣，從內部瓦解敵人，這種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費巨大，但卻能夠獲得滅掉六國的巨大利益，嬴政立即實施了這一建議，并且對尉繚禮遇有加，賞賜尉繚使用的東西常常和自己使用的一樣。秦王嬴政知道流落在江湖的高漸離是荊軻的知己好友，但是高漸離的音樂才華與社會號召力實在太大了。為了收容人心，他將高漸離收容到了身邊，并且一再容忍了他的刺殺，直到實在無法挽回為止。秦始皇抓到間諜鄭國以后，知道鄭國是水利專家，并沒有采取常規做法，凌遲處死，而是仍叫鄭國負責整過去的農田水利建設，把韓國的“疲秦策略”變成了“富秦政策”。十幾年間，秦國農業大發展，為平定六國打下經濟基礎。
秦國滅韓后，張良散盡家財而求得一大力士相助，“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伏擊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中，卻擊中副車而未獲成功。為躲政府追殺，浪跡江湖。巧遇隱士高人黃石公，因“圯橋三敬履”與“孺子可教”而得到黃石公傳送的姜太公呂尚所著的《太公兵法》，從而助劉邦登上皇位。
楚國被秦滅后，韓信家破人亡，流落江湖。曾受胯下之辱。不會謀生，“釣于城下”，但所獲不能果腹。一漂母見韓信饑餓，便把自己帶來的飯分給他吃，一連數十日。韓信十分感激日：“吾必有以重報母”。漂母聽了非常生氣，“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聞之，深感慚愧。巧遇秦國太尉尉繚子，拜其為師，學得指揮千軍萬馬百戰百勝的本領。尊師囑，滅秦扶漢。
再看劉邦，用他爸爸的話說，從小不務正業，混跡江湖。吃喝嫖賭無一不精，學了一套“心黑皮厚”的手段，長期混雜流竄于市井之間。因為他自己無家無業，30好幾還娶不上媳婦。可是，偏偏縣里的老呂頭相中了他，要他做呂家女婿。原來呂老頭的大女兒，從小就不安心在家里學女紅，瘋了似地在外面亂跑。提了幾次親，人家都認為不是安生過日子的女人，而宛然拒絕了。真沒想到，自打老呂頭把劉邦領到自己家里，與大女兒一見面，一個人就是非劉邦不嫁，一個人就是非呂雉不娶。兩家老人一看，真是“冤家不聚不對頭”，既然如此，就趕快把婚事給辦了。既然成了家就該謀個職業想法過日子啦，在朋友沛縣縣宰蕭何的幫助下，在秦始皇的基層政府里混個“鄉里長”小吏的干干、混口飯吃。如果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下去，劉邦和呂雉也會和許多市井中的平庸百姓一樣，默默無聞而老死。可是，上天竟然不讓他們平平凡凡終了一生，秦朝的天下不久大亂。自劉邦斬白蛇起義之后，雖然他屢敗屢戰，竟然也拉起一支可觀的軍隊，竟然還能先于項羽攻占秦朝首都咸陽。在鴻門宴上，深知當時危險態勢的劉邦，對項羽真是卑躬屈漆盡力討好之能事。那時，只要項羽沒有 不想以小欺大的貴族作風，沒有婦人之仁，而是按照范增的計劃，只要拿刀在劉邦的脖子上輕輕一抹，天下就立姓項！中國的歷史不是漢，而是楚。但是，具有正統理念的貴族項羽最后還是把劉邦放走了，總想正大光明地與劉邦爭個高低，君子不使小人的下三爛伎倆。就是這個“正大光明”的君子執念，讓項羽成了悲劇性的英雄！一舉使豎子劉邦成名。正像陳勝吳廣所說：將相此有種乎？
《清秘閣集》等多種書跡存世。倪瓚視元代之高官厚祿于無形，隱居山林，縱情山水，收藏古代名人書畫及自己與詩朋畫友唱和之作，一并置于書閣之中，并將此閣命名為：清秘閣。倪瓚潔身守志，淡泊名利，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據史載：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向倪瓚求畫不得，遂懷恨在心，有一天在湖上見到了倪瓚，就命人抓著倪瓚要殺他。
在現代，歌星李娜，著名演員陳曉旭落發出家當尼姑。17年前，當靳耀華下決心隱居山林時，他是大款、畫家 、名人，幾乎所有朋友都被他的決定驚呆了。到后來，只好和他的狗說說話。那真是一種煎熬，還好，他還算能耐得住寂寞。北大教師的王青松、張梅夫婦，上世紀90年代初拋下一切，遁入深山，尋找他們心中的“桃花源”。但在消失了十幾年之后，因為孩子的教育如今要“回世”了。這個故事在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微博上傳開后，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在接受中國之聲記者電話采訪時，王青松夫婦透露，他們所生活的山區村民對他們的排擠，讓他們不得不尋求外界的幫助。而目前，自己的兒子也要回城考大學了。大學畢業生王周建，羅容夫婦二人放棄成都某公司中層以上管理職位，回到簡陽養馬鎮一不通公路的荒山隱居，他們把20余畝荒山變成梯田，種滿菊花和芙蓉。自家房子周圍鳥語花香，打造一個生態農莊。他們說，這里沒有城市的喧嘩噪聲污染和職場的內斗，怎么樣都是一輩子，簡單清靜悠閑快樂是我們的人生。在英國，有一名男子也告別了都市喧囂，來到樹林中蓋起樹屋，過起自力更生的日子。
3）江湖也被近代武俠小說的作家們，引為豪杰俠客所闖蕩的社會。戲說類型的電視劇，居然讓皇帝也踏進了江湖。因為武俠小說里的那種刀光劍影的生活并非正常的生活秩序，現今社會也唯有以暴力沖突為常態的黑道生態貼近所謂的江湖，也因此，江湖一詞已演變成較為負面或特定的用語，如“混江湖”，意指混黑道；“老江湖”，喻見多識廣之負面人物；“江湖險惡”，指是非紛擾之地等。而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此話語出古龍）意指人身處在特定環境中，因顧及周遭人事的壓力，常做出非出于己愿的事。
4）近代歷史中，哥老會與太平天國、哥老會與辛亥革命、青幫與北伐……每一次政局的動蕩和重大變革無不隱藏著會黨的身影。
5）那些具有野心頭腦靈活詭計多端的人，便乘勢而出，做了江湖領袖。
例如，福建云霄高塘村鄭氏宗族里一直流傳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廟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開始時把自己的身體緊靠著通天柱，將嘴緊貼著柱子念念有詞，然后又把耳朵緊貼著柱子，像是在凝神細聽，說是在聽天地公復降給他諭旨，批準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難救百姓”。極有可能，洪二和尚為了增強在徒眾中的威信，偽托身有異術。看來，他不但熟悉民間文化中結拜聚義等江湖義氣，也深諳如何用迷信營聚吸納下層民眾之術。
在明清兩朝的表面的盛世之下，是一個被人口過度增長、貧富兩極分化、官員貪腐和道德墮落的社會。生存、安全這樣的基本問題，政府已經無能管理，而且百姓個人也無法通過正常勞動和正常渠道得到解決，既然體制內無法提供公平，人們便在體制外自己搞出公平機制。“忠義堂前無大小，不貪富貴不欺貧”，天地會的信念，吸引著那些生存無著流離失所之人，吸引著那些無權無勢備受不公之人，也吸引著那些四方浪蕩打劫偷盜之人。身處十八世紀中葉的洪二和尚無從想象，他正處于中華農業帝國的艱難轉型之際。許多人和他一樣，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游蕩于封建帝國的浮華城鎮，遠及荒僻鄉野。于是，在流民五方雜處的市鎮，在商品和交通發達的地域，一個游民幫會社會誕生了。這個秘密社會分解著傳統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經濟。
6）在洪二和尚身后，歷經嘉慶、道光兩朝，天地會組織激增，披上了“反清復明”政治訴求的外衣，兩百年來，雖是秘密組織，卻擁有廣闊天地。以此為開端，哥老會、袍哥、青紅幫等秘密會黨和白蓮教、天理教、拜上帝會等秘密教門最終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天地會（洪門）更是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7）然而，會黨能破舊，卻不能立新，此時西方早已風行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政黨，中國這一股無所不在的社會勢力卻始終只能停留在農民級的幫會和山寨水平上，被人利用、被人消滅。
8）江湖一開始是遠離朝廷的民間社會。初始的“江湖”不欺壓百姓，和政府只有對立沒有來往。而以后的江湖則多沾染政治色彩，盛行“黑白兩道”，勾通官方合伙欺壓百姓。
江湖有黑白兩道. 白道是正當的民間團體與人員。比如,少林寺,名門正派,“慈善共濟會”，“殺富濟貧”“懲辦惡霸地主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替天行道”的俠客好漢，一些文人墨客、名人明星、士大夫階層人員、失意官僚軍官、律師……雖然也屬江湖,但不能說是黑道。現在，也常常把政府和官員稱作白道。黑道，是一個同百姓相對抗的非法惡勢力組織。欺壓魚肉百姓，有組織地犯罪。原來的“江湖”在體制以外不接受政府的領導，而現在是白道、黑道互相交織，則多沾染政治色彩，他們與政府官員有聯系，或合作，甚至，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員，或有著政府賦予的代表身份。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譬如，重慶原公安副局長文強與黑道奸商王紫綺、謝才萍、岳寧、王小軍、陳明亮、馬當、王天倫的關系。搖滾歌手臧天朔是娛樂圈里“面子最廣的人”，不是因為他的《朋友》歌曲唱得好，而是在他的明星頭上，還罩著政協委員的光環。他開酒吧時雇用的一批以東北人為主的勢力團伙，參與多起聚眾斗毆事件。而沈陽劉涌與楊樹寬這樣的“黑老大”，早就罩著省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政府身份了，他們的背后也都存在各種各樣的行政、司法保護傘。廣西玉林博白強拆黑社會化，視國家新出的拆遷條例于無物，一句話，就是強拆你，怎么了？腐朽的法官，為利益翻臉的朋友，貪婪的律師，律師變訟棍。江湖往往是社會底層勞苦民眾掙扎生存的一副血淚圖。
9）主流社會和江湖因此有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比如宋江只是個小吏在官場上默默無聞，但在江湖上名望很高。所以江湖人大都有兩副面孔，一副是主流社會上的，一副是江湖的。不同場合他們的行為語言也是不一樣的。即便主流社會的某些顯貴，也可能會腳踩兩只船，刻意培養江湖資本，一旦有變則可為我所用。
在江湖的底層百姓為了生存，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北宋晁蓋是個半拉子讀書人，他從孔丘先生那里學習了儒家主義，再與中國江湖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晁蓋的思想和路線。打起了聚義旗號，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水泊梁山根據地。于是行俠仗義、殺富濟貧，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搞表面的平均主義。他們的革命手段，就是暴力。用革命的暴力，攻打官府和官軍，打祝家莊，打曾頭市，打惡霸地主土豪劣紳，殺作惡多端民憤極大的貪官污吏，把他們的不義之財與土地分給窮苦的的百姓。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主流社會是尊崇中庸之道的孔孟儒家思想的， 但在體制外的江湖底層百姓的骨子里，卻不講中庸和諧而崇拜主持正義為民請命的好漢的。譬如陳勝吳廣，黃巢、李闖王、洪秀全、張作霖、……才是底層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是江湖美談，成為江湖人思想和做事的樣板。
水滸傳-寫得是一部“中國江湖文化和行為標準”。
晁蓋、宋江、柴進、等都屬于江湖的精英階層。“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最愛刺槍使棒”，江湖好漢一般不事生產，居無定所，四處流離，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所以“仗義疏財”是在江湖上樹立名望，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仗義”，“疏財”分別來看，一個強調精神，一個是指物質上的。想做江湖領袖，必須兩手都要硬。兩者也是聯系密切，互為表里的。好漢投奔過來，除了關愛有加，大把大把的金銀也是不能吝惜的。宋江晁蓋等人能名滿江湖，就是因為特別講義氣，肯施財。江湖人流動性很大，沒有互相之間的幫助是很難生存的，義氣與疏財實際上是作為群體自發形成的互助機制。所以他們喜歡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江湖人見面，互相提到江湖中的身份，“江湖上多聞大名”，無形中就親近了不少，有時還可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有名望的江湖好漢，在江湖中更是如魚得水，宋江每每遇險，一提自己的名號，就立刻化險為夷了。反過來，如違反這個規則，因為私利而火并。這些，就是江湖的潛規則。江湖人的成分復雜，流民居多，身份幾乎遍及各種職業行當。打虎將李忠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劉唐投奔晁蓋時說“小人自幼飄蕩江湖，…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菜園子張青向武松介紹有三種人不害。使槍棒賣藥的，妓女，做私商的，這些職業流動性都很大，從事這些行當的都可以稱為江湖人。水滸中的江湖人物，涉及到的階層和行當非常廣泛，還包括各種流動商販及手工藝人等。梁山泊好漢中，出身商販的有十三人，手工藝者有六人，比例不算小。另外許多相對穩定的階層也藏龍臥虎，他們也屬于江湖人物。比如阮氏三雄是漁民，柴進是官僚貴族，李應、盧俊義、西門慶等是富商大戶，宋江是小吏，魯達、林沖是軍官，公孫勝是道家。這些人物多是喜歡和江湖好漢結交，與江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官僚、富商地主在主流社會也有比較高的地位，這樣的社會背景對他們在江湖的名望上也很有幫助。不過水滸中的江湖還只是主流社會的附庸，并不被統治階層承認，有天然的自卑心理。一般人從穩定的社會身份淪落為流民，是不情愿的，落草為寇，更是視為有辱清白的事情。所以，才有“逼上梁山”一說。江湖作為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存在，具有很強的反社會的色彩。 對于主流社會來說，江湖是社會不穩定因素。
明清以后的數百年，不少的中國人頂禮膜拜“江湖俠客”“成功的江湖混混”。
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岳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反倒是、魏忠賢、高俅、和珅、黃三太、黃天霸、竇爾敦、韋小寶、令狐沖、燕子李三，黃金榮、杜月笙、張大帥、許大馬棒、座山雕……他們都是在體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俠、流氓土匪、江湖混混。這些人大多身處體制之外，也有少數來自體制之內，卻依然按體制外的江湖規矩行事。他們好勇斗狠，手段毒辣，從不創造一分錢財富，卻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贓、搶奪財富為榮。你種田，他搶糧；你開店，他收保護費；你上路，他剪徑；你辦事，他揩油；你認真工作，他整人；你為官清廉，他背后捅刀……老實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紀守法不如舞槍揮拳，慢慢演變成一種凌駕政府和法律秩序之上的江湖規則，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業維艱，好人自甘墮落，良民被逼上梁山，為生存紛紛轉而欺負他人，最終演變成近代以來的社會畸形格局。正如一幅楹聯悲涼陳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水”。
現在一些地方 ，鄉民集體參與詐騙，拐賣婦女兒童，人數之多令人驚駭。當地工業基礎薄弱，許多閑散農民參加手機短信和網絡購物詐騙。駕車走一圈，放眼望去 ，鎮里百業凋敝，街道冷清，唯獨洋樓林立，建筑業一枝獨秀，磚瓦建材遍地堆積。這蓋房子的錢，從何而來？答曰：騙來的。欺詐可以形成一個產業，而且居然養活一方人，成為地方上的支柱產業，可說是空前絕后。
類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門是個利益集團，假使所有司機駕駛都循規蹈矩，道路上便太平無事，沒人違章，沒人求情，于是他們的油水就少。這誰干啊？于是漸漸地，這行業里產生一種默契，執法半緊半松，老到而恰到好處，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謂松，就是縱容司機違規；所謂緊，就是揩油。一緊一松，如風箱一樣來回搗鼓。車民就像風箱里的老鼠，頭回被揩油，心理驚慌，下回還得繼續巴結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惡性循環，價碼越來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處了一批專門在年檢時刁難車主的交警“害群之馬”，他們沒事找碴兒，腳壓著油門說你排氣超標，必須到定點廠維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機被路檢刁難，空車被判罰超載。無可奈何之下，司機們權衡利弊，結論還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財去災吧。所以結交交警成了司機的業余必修課。
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說：交易費用決定了人們對一種制度的選擇。“害群之馬”深諳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辦事的費用，讓你走正道無門，只好求助于關系網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契約和法律規范沒有明顯約束力。簽訂的合同，承諾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決，后面執行都很難，要千叮嚀萬囑咐，催了又催，擠牙膏似的一回一點，還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認真，一旦遇到做事認真的人，反倒十分驚訝，仿佛老古董：“哇，這年頭，還有這樣認真的人。出土文物啊？”“這年頭”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國人口頭禪，后面必跟定價值消解的話語——混、糊弄、馬虎眼、敷衍塞責、反理想主義、不誠信……“這年頭，誰跟誰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認真呢。中國本是君子之國，信守契約之國，古人斬金截鐵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尚在耳邊回蕩，不肖子孫的誠信卻墮落至此。
中、日、韓同系東亞儒教國家，中國還是東亞文化發源地，為什么今天中國比日韓落后一大截？
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說法，是“吃人的禮教”導致中國落后于西方。然而，說到所謂“吃人的禮教”，日本和韓國也不遜色。韓國擁其“箕子學說”和“李退溪學派”，甚至要與中國爭執儒教發源地位。若中國不要儒教，他們當然要去；至于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奉朱熹理學——朱子學為國學，自稱“朱熹過化之境”，與朱熹家鄉福建省如出一轍。這是說遠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日韓兩國的禮教遺風當今中國望塵莫及，中國年輕的“新人類”早已不敢自己妄稱“禮儀之邦”。在公共場合，一群普通中國人與一群普通日本人或一群韓國人坐在一起，不消開口，行為舉止立分出國籍，反映出從小傳統熏陶不同。縱覽儒教國家現代化，盡管儒教積習對現代化有阻力，卻未必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未必是唯一原因。什么原因？社會江湖化！
宗教與社會進化的關系，甚為復雜。禮教未必能阻擋現代化，也未必與現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簡單地判斷難免流于武斷。日本的企業還將家庭忠孝觀念引入企業文化，推助了日本戰后經濟起飛。
關系、人情、死黨、面子、混。這五個關鍵詞勾勒了江湖的話語空間，代表了“書本學不到”、“老實人吃虧”、“壞人發達”等規則的內涵。調查顯示，這些概念與江湖社會陋習和潛規則有關。
10）近五百年來中國“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國社會逐漸腐敗的重要原因， 是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國禮教落后日、韓的主要原因。
若將這個新觀點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觀點合并，那就是：禮教崩潰和社會江湖化，是近代中國衰落的二重旋律。單旋律、單思路解釋近代中國的路徑，不能解決問題。如果簡單地認為禮教制度面對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勢，是近代中國災難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書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內部的一個深層問題。實際上，早在明朝，表現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產關系承載力已經突破人口極限，古典性開始終結，現代性訴求已經發端。江湖化，只不過是尋求現代性的一個歧路，走錯了方向。
本書所說“江湖化”不限于狹義江湖——幫會或秘密社會，更涵蓋認同和實踐江湖規則的一般百姓和官僚，即被江湖同化的整個社會。這是一個可被觀察但不可回避的事實。若回避，便是諱疾忌醫。整個社會被江湖顛覆，意味著正式規則被非正式規則顛覆，這是人類社會史的奇跡，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
江湖一詞享有多義性，從狹義到廣義擁有三重含義：
第1，民間組織
最狹義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異教秘密結社，可追溯至東漢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蓮教”，但大規模的秘密社會群體的崛起，主要發生在明中葉至清中葉這300年間， 其代表如羅教、黃天教、聞香教、弘陽教、圓頓教、天地會、哥老會……也是今日武俠小說的主要選材對象，與今日江湖精神淵源較深。
第2，黑社會。
19世紀后半葉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戰爭諸戰亂后，游民人數激增，超過天下半數，饑餓流民涌入秘密幫會，使幫會失去嚴格的組織控制，膨脹之下蛻變成打家劫舍的黑幫，其代表如江浙青幫和川中哥老會。今人一說起幫會，幾乎意同黑社會，其實二者略有不同，產生這一觀念與此一時期惡名有關，也僅限于此一語境。這是狹義江湖之外的第二層意思，即黑社會。
第3，私人關系網操縱的民間社會。
民國以后，傳統制度訇然倒塌，現代政治施展不開，權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弱勢政府無能為力，于是，江湖幫會和私人關系組織乘虛而入，掌握本土社會的主導控制權。軍閥主導政府，黑道壟斷經濟，江湖老大成為民眾偶像，群起效尤，民眾習俗日益江湖化，導致整個中國社會運作逐漸奉行江湖規范，國家逐漸江湖化，黑白道和關系社會成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廣義，即由幫會（早已公開化的秘密社會）和關系社會，及其人情習俗和江湖規矩控制的大眾社會。更準確說法，是社會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側面，不是公眾的全部，不是現代意義的公共空間。
以下五種傳統社會群體可稱江湖：
（1）黑社會；
（2）官場、生意場、軍閥圈；
（3）商業流動人口；
（4）關系圈；
（5）以關系圈為核心的公眾社會。譬如，“闖蕩江湖”、“重出江湖”、“再戰江湖”。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江湖
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曾或多或少擁有一些江湖因素，諸如俠客、黑幫、邪教之類，某些群體也熱衷黑手黨“教父”，不能說江湖唯中國獨有。應該說，秘密社會和私人關系屬人類共性，只不過這些共性在不同時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揚。縱覽全球，僅中國江湖曾于民國在最高權力上顛覆過整個社會，而且至今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普通公眾，干預商業文化和政治運作。唯有在中國，或海外華人社會，方可出現全社會江湖化，江湖慣例壓倒正式制度影響社會。這是中國江湖的顯著特征，因此中國江湖可稱人類江湖世界的巨無霸。
江湖創造了一些特殊組織結構和制度。擇要言之，在組織上，江湖創造了一種網絡結構——私人關系網，即關系社會。它既不同于現代團體，也不同于傳統宗族組織。現代團體，或稱法人團體基于社會角色設計（職務），在此基礎上施以正式規則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組織（如結拜兄弟團伙）基于“輩分”、“名分”，施以禮教規則管理，二者只與角色或名分相關，而與真實的個人無關。恰恰相反，江湖私人關系網，完全基于人際關系好壞，甚至取決于某一時空內的私交好壞，而與角色名分系統無關。
此外，江湖還創造了幫會組織模式，既在結構上與現代團體相似，又在等級和稱謂系統上與家族宗族組織接近，幫內稱“師父、師母、師兄、師弟、師姐、師妹”，是團體與家族兩種結構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還創造了許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門的習俗慣例，也就是非正式規則，即江湖規矩。規矩隨不同幫會而不同，甚至隨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門，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經典，有些取自傳統主流社會小傳統，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幾百年來，不管中國社會上層機構如何變動，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終是凝聚民間社會——即所謂“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過階層流動——下層人物躋身上層社會，慢慢對上層軍事、政治和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官場和商海的“應酬”延綿不絕，茫茫一片一望無際，實質上就是江湖運作。燈紅酒綠、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腳，非關中國人好吃懶做，而出于江湖運作的實際需要。江湖需要應酬，就像團體需要開會，官僚政府需要公文旅行。雖然江湖慣例是近代以來中國腐敗現象的主要技術機制，但不能否認它也是晚清以來儒教崩潰之后，維系這個國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來，曾經安居樂業的定耕家族體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流民需要一定之規來管理，江湖臨時擔當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第4、會黨們利用國家控制力日漸衰微的空檔，合縱連橫，翻云覆雨，成為改寫清中葉以來中國歷史的隱形推手。及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青幫、洪幫、哥老會、紅槍會、袍哥、一貫道……形形色色的會門和道門，在國、共、日等諸多勢力間馳騁博弈。就在這國家力量完全失控，群雄并起之時，寄居于地下社會的會黨們卻迎來了各自的黃金時代。
三、中國近代江湖幫會簡介： 幫會 動亂 革命
近代中國幫會種類之多、分布之廣、成員之眾、活動之烈、影響之大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秦寶琦教授的《江湖三百年》忠實記錄了從幫會到黑社會蛻變的興衰全景，形象再現了江湖社會的歷史特寫，是透視三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獨特窗口。
秦寶琦教授走出書齋，走進電視、廣播的講壇，以三百年為尺度，為大眾講述了中國幫會到黑社會的演化歷程、組織起源、歷史流變、成員結構和社會功能與影響。撲朔迷離的江湖社會；從地下走向公開，從民間走向官場，從極盛走向沒落，從互助抗暴到禍害民眾；清代三大幫會天地會、哥老會、青幫的組織起源、人員結構、聯絡方式、幫規戒律；幫會的主要活動及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中國工人運動中的作用；民國三大幫會蛻變成黑社會的全景再現；上海青幫三大亨從崛起到覆滅的神奇故事；四川袍哥淪落成軍閥爭斗工具的復雜過程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以江湖史為鑒，可以正天下。在當下構建和諧社會的條件下，本書無疑是一部重要的警世之作。
（1）、天地會又稱“洪幫”，名稱據稱來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洪武，由此可見天地會“反清復明”的政治宗旨。青幫之得名，有與天地會對著干的意思在內，天地會要反清復明，青幫就要扶助清朝，所以他們又稱“安清幫”。兩家的政治宗旨完全不同，在一起打殺之類的沖突是少不了的。早年洪幫中人直呼青幫為叛徒，有江湖諺語“由清轉洪，披紅掛彩；由洪轉清，剝皮抽筋”，可見兩家仇恨之深。青洪幫也有相同之處。一是成員結構，兩個幫會的主要成員都是來自社會邊緣的游民，洪幫較雜，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而青幫主要集中在漕運這塊兒，靠運河吃飯的江湖人都喜歡入青幫之門。二是幫會的內外關系。會眾之間講究江湖義氣，對外則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像洪幫對內，“洪家兄弟闖出事來，須當搭救兄弟出關”；對外“聽知幫內兄弟與外人打架，亦要勇力向前相幫”，其行徑與流氓團伙沒什么區別。也正因為如此，
民國建立之后，天地會失去了政治目標，逐漸淪落到流氓幫會的地步，有所謂“青洪幫合流”之說，外人統稱為青洪幫。這一時期，由于政治壓力減輕，兩個幫會發展迅速，觸角涉及都市的各個角落，出現了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叱咤上海灘的大流氓。
江湖幫派中，還需值得提上一筆的是哥老會，哥老會橫行于湖南湖北一代，最初是天地會的一個分支。而隨著西方勢力侵入中國內地，哥老會轉變成為有著強烈排外情緒的江湖幫會，頻繁進行反洋教的運動，幾成幫會中的“義和團”了。
四川的哥老會，又稱漢留，俗稱袍哥，相傳是清初鄭成功領導的反清復明組織“洪門”的一個分支。約在康、雍、乾（1662-1795）年間，隨湖廣、閩、粵、贛移民傳入四川 。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具有地方特點的、帶有社會互助性質、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袍哥”之名，相傳得于《詩經》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之句，意指入會者皆是異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漢留”，得名于《三國演義》中關羽在曹營留舊袍之故事。間指入會者誓不事清，奉漢反滿之心。據估算，至民國中期，四川城鄉成年男子參加袍哥者比例高達70％-80％左 右。國民政府認為袍哥組織發展危及社會安定，先后于民國25年（1936）、27年（1938）兩次下令解散哥老會，四川省政府亦發出《懲治哥老會締盟結社條例》、《懲治哥老會實施規章》 ，地方長官僅照轉而已，未敢認真執行。據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在抗戰后期統計，四川的城市鄉鎮，無地不有袍哥組織。四川解放后，隨著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運動的開展，袍哥組織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曾在西南民間流傳數百年的袍哥組織最終解體。四川袍哥頭子、匪首、特務暴亂，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東南的龍潭寺、石板灘開始的。解放軍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等執行任務，途經石板灘被匪特殘害后犧牲。這次暴亂是由“挺進軍東山縱隊司令”李干材，伙同“反共救國軍金簡華總隊”巫杰發動的。匪首李干材原是重慶袍哥“三六協進社”社長，重慶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軍統大特務、稽查處長周迅予收為己用，當上情報大隊長，成都和平解放后，潛伏在石板灘策劃暴動。巫杰（烏杰）是龍潭寺的流氓“濫滾龍”，被李干材收買后率領土匪埋伏院山寺險要地帶，偷襲途經解放軍工作人員。暴亂發動后，巫杰率領土匪幾百人占領院山寺，斷絕交通，砍斷電線，隔絕龍潭寺到成都的通訊，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碼頭仁義兩堂走字樣：“只要是袍哥，都請為‘反共’出血”，更以武力強迫青年群眾從匪，不肯從匪的被巫杰殺死了三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中央規定的“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眾三結合”的方針，組織部分兵力，進行了一系列的重點圍剿。解放軍鎮壓了龍潭寺、石板灘地區匪特兩次暴亂，并在邛崍、大邑、總崗山地區進剿。同時也在灌縣東北、安縣、彰明、江油之間，新津、雙流、仁壽之間以及雙流以西地區，組織了多次圍剿和進剿。1951年2月，新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礎上，又鎮壓了一批首惡分子。廣大袍哥在認清了袍哥組織，紛紛向軍管會和公安局登記。在農村通過組織農會、特別是土地改革，使廣大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農村中的袍哥游民問題也隨之解決。解放后，袍哥組織作為封建社團，向人民政府登記后，隨即解散。
（2）、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的，義和團的興起19世紀末華北地區遭受自然災害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蓋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學者惟有訓詁考據，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轉而逃此。下之則為天理教、八卦教、白蓮教、紅燈教、上帝會之此仆彼起，上之則有朝廷親貴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釀成庚子之禍。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自甲午戰爭后，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各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侵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使廣大的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義和團，又稱義和拳，或貶稱為“拳匪”。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或被貶稱為“拳亂”、“庚子拳亂”等，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包括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所進行大規模群眾暴力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難以統計（單北京死于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義和團拳民、義和團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國人也不計其數，數量未有統計。義和團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1、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紅燈教、上帝會說。2、大刀會說，大刀會是清代華北由貧苦農民為主的一個團體，成員演練“金鐘罩”，認為可以刀槍不入，也被認為是義和團的起源之一。3、拳會說，在清代有許多傳播武術的民間團體，如義和拳、梅花拳等，特別是義和拳在長期發展中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被認為是義和團的前身。4、鄉團說，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起源于民間的鄉團組織。
（3）、晚清的中國，各省幾乎都有洋教教民。為何當時會有那么多的平民加入洋人教會呢？當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勢力大，清政府怕洋人，中國平民一加入洋教會，就有了許多切身的好處。譬如，地方上有任何費用攤派征繳的話，“教民皆不出公費，則平民出費益重”。有了教會的庇護，就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亂收費。再譬如，在市場上買同樣一件東西，別人不能還價，而教民就能還價；同樣是借債，欠教民的錢，不得不還，但是，教民欠別人的錢，別人就不能索取。同樣做了違法的事，平民自當受罰，而教民可以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在官府看來，教民已經是教會的人了，得罪不起。晚清，西方人在中國有普遍的治外法權。西方傳教士被準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不單單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入會的中國信徒也常得到教會庇護，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洋教民在打官司上就有特權，平民加入教會就有了洋勢力依靠。有一些流氓無賴假裝信奉基督而加入了教會，傳教士不了解底細，欣然接受他們并為之施洗。這些人入了教會，更加有恃無恐，打架、滋事不斷。祁門縣一個廖姓犯人，逃出牢房后，受人指點，立即加入教會，衙門的差役就不敢抓他了。一旦教民與普通平民對簿公堂，教會就會對官府施加影響，甚至利用治外法權來向官府施加壓力。這從辛丑年(1901年)后英國駐華公使專門行文各處領事，再由領事轉發各教士的文告中可以一窺端倪。于是就產生在平民社會里，就產生了新的分化與對立。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當時天津民眾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 迷拐犯。經天津府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但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確信其真，群情激昂， 鄉紳集會于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教民與普通民眾不僅口角相爭，而且拋磚毆打。喧鬧驚動了離教堂不遠的 法國領事館。向來態度傲慢、不把中國民眾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領事豐大業（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帶領法國領事館的武裝人員和眾多洋教民闖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在天津靜海劉知縣與之辯論時，豐大業開槍向劉射擊，射死擋在前面的劉杰跟 丁。豐大業的開槍殺人行為自然激起天津民變。數百名憤怒的圍觀百姓當即豐大業及其隨從打了起來。互相斗毆中，雙方都有傷亡。激憤的中國民眾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天津教案是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采取的自衛行動，是一次群眾自發性的反帝斗爭。
天津作為當時清朝京師門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也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北方的侵略基地。他們在這里劃定租界，設立領事館、教會，租地造屋，一味逞強，早為中國人民深惡痛絕。中國民眾屢受欺壓，清政府卻一味忍讓，使民眾無處申訴，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怨毒積中，幾有‘與爾偕亡’之憤”。因此，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民眾多次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曾國藩聞知天津教案后，十分驚恐。自從與洋人打交道以來，深知中國遠非外人對手，因此對外一直主張讓步，避免同洋人開仗，通過維護洋人在華利益，換取中外所謂“和好”局面。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參加反洋教的群眾，在法國面前屈膝媾和，與法國商議，決定最后處死為首殺人的18中國百姓（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并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并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立即遭到全國人民對其聲討，罵他是賣國賊。就連湖南曾國藩家鄉的人民，也以其為恥！曾國藩被痛罵，“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
1911年，湖北武漢爆發辛亥革命。
（4）天地會與太平天國革命
清初，康雍乾三世歷經百年，史稱盛世，民生康寧，人口繁衍，驟增三倍。忽然間“康乾盛世”急轉直下，世道直接毀于人口膨脹。盛極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嚴峻，災難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長，全國人口飽和的臨界點終于全面來臨，神州各處人滿為患，食不果腹的饑民紛紛離開家鄉四處逃難。一個經典時代終于崩潰了。
清代游民在遠離家鄉的逃難生涯中，二百年餓殍死鬼不計其數，不幸成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緒二年“丁丑奇旱”，糧食連續三年歉收，僅山西一省餓死數百萬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慘烈悲劇。
大難后有少數幸存者艱難存活，形成一個漂泊群體——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后得逞燎原。這些人組織了一個社會“江湖”。這個怪物，深刻地影響了19世紀后中國社會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領地：一個秘密社會，一個關系網絡。上世紀初，江湖勢力進入政壇，黑白兩道漸行融會，秘密會黨和關系網兩種江湖從流民“道上”擴散至主流社會——商界、官場和文化圈，從而產生無以數計奸商、軍閥、政棍、文痞和混混，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體制被江湖滲透了，成了江湖地盤。前后歷時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讀上述五個困惑的鑰匙。江湖觀點是思考的鑰匙。離開江湖，僅以“儒教吃人論”便無從考量真實的近代中國。
1851－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滿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而在此之前，各種秘密會黨此起彼伏的發難就已在不斷地騷擾著中央朝廷與地方官府的統治。天地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世紀中葉，正是天地會的起義，客觀上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與迅速發展北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首先，當日廣西的天地會起事，無論聲勢與力量都比太平軍搶眼，分散了清軍的注意力，客觀上掩護了太平天國的活動。不僅如此，原“三合會”首領羅大綱還將所率領的2000多人直接加入太平軍，與之并肩作戰，是對早期太平軍隊伍的一次壯大。在廣西各縣就地堅持反清斗爭的會黨也為太平軍的勝利進軍做出了貢獻，一些奉命從外省趕來廣西鎮壓太平軍的清軍，未及與太平軍交手，就已受到天地會堂會武裝的截擊。太平軍金田起義后經蓑衣渡之戰進入湖南，湖南會黨的反清潮流乘勢而起，“動輒糾集滋事”，與洪秀全的隊伍遙相呼應，或者直接加入太平軍。據羅爾綱估計，太平軍僅在湖南便吸引天地會五萬多人，相當于之前的10倍。洪秀全豎起反清旗幟之后，由于有著共同的敵人，各地會黨在軍事上協同太平軍作戰乃至直接加入太平軍，成了此后屢見不鮮的事情。邵雍在《論太平天國時期會黨運動的特點》一文中寫道：此時，各地會黨看到太平天國的強大聲威，紛紛主動與太平軍取得聯系乃至接受其領導。除了在組織上力爭與太平軍取得聯絡外，各地會黨還紛紛打起了太平天國的旗號。與此同時，在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天地會也紛紛假借洪楊名義發出布告，他們的文告中一再出現“太平國”、“大明太平天國”等年號，這種強大的政治宣傳不僅擴大了會黨起義的影響，也對太平天國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864年，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天京的火光與血泊中歸于沉寂，朝廷在這次曠日持久的鏖戰中看似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然而，清廷的另一些敵人——秘密生存的幫會組織，卻也在此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場戰爭后，清朝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逐漸喪失，傳統的保甲制度名存實亡，這都為秩序化之外生存提供了空間。長期的戰爭造就了運河、長江沿岸大量失業的水手、纖夫、搬運工、灶丁等破產者。所有這些，加上原有混跡于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的流氓無產者，即構成了清末不斷壯大的流民隊伍，他們再不斷地邁入秘密幫會組織的行列。毫無意外，客民與散兵游勇帶來了哥老會的蔓延，而運河、長江沿岸的失業者則構成了后來青幫的主要來源。
（5）洪幫與辛亥革命
孫中山青年時代曾一度為改良派，拜訪、上書過張之洞，李鴻章等人，提出了一個年輕人對這個國家各項的改革建議，然而遭到他們的拒絕。甲午戰敗后對清廷愈發失望， 28歲的孫中山決意革命，并在該年秋天遠赴檀香山。 11月24日 ，在當地華僑的協助下，孫中山召集華僑革命志士25人，成立興中會，大會上全體與會者同舉右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這一年，被視為國父煊赫的革命生涯的開始。不可否認的是，國父的革命事業自一開始，就在尋求著會黨力量的襄助。最先與孫中山結識的革命同志鄭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為會黨人物。正是這些會黨朋友們的聯系幫助，使得他的組織迅速建立并發展起來。而興中會成立之時，參與者多數也是有會黨身份的。1895年2月，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會黨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的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前輩之支持。”當時，盡管人們對滿清的統治已是日益不滿，但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四處倡言革命的時候，各類的反清活動，大多還僅僅是會黨組織的作為。1909年，孫中山在美演說，聽者無不感動，當時有一洪門青年上前叩頭說：“我要追隨先生”。孫中山說：“革命是要殺頭的，你有這個膽量？”青年答曰：“殺頭！我不怕！”這個青年就是現代國術家、技擊家馬湘先生。后來馬湘成為孫中山的衛隊長，直至孫中山逝世。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凱及其殘余勢力曾兩次組織暗殺孫中山，都靠馬湘率衛隊嚴加保衛，使刺殺不成。1922年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黃湘與馬湘保衛孫中山在槍林彈雨中奮勇沖出重圍，安抵“永豐艦”，負傷多處，鮮血流淌。孫中山親筆題書“南方勇士”錦旗贈他。后來他回鄉省親，與鄉親談起革命戰斗時，撩衣卷褲，露出斑斑彈痕，笑指傷痕說：“壯士臨陣，非死即傷，大丈夫為國犧牲，幸也，何所懼哉”。 大名鼎鼎的洪門大俠霍元甲，也曾受托創辦精武體育會，“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 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孫中山曾題寫“尚武精神”的匾額給他的精武會。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建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宗旨，最早的會員鄧蔭南、楊文納也是洪門弟子。1895年興中會在香港與謝纘泰（著名的《時局圖》的作者）、楊衢云的輔仁文社聯合，謝纘泰也是三合會成員。是年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即以三合會會眾為主力。各路起義隊伍相繼潛入廣州，以孫中山的童年好友陸皓東制作的青天白日旗為軍旗。不料消息泄露，起義失敗。清兵四處搜查，搗毀了興中會在廣州的機構，陸皓東為保護同志名冊未能逃走，被捕殺害，后來被孫中山稱為“近代史上為革命獻身之第一人”。
最早提出鄭成功創立天地會的說法，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歐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這是革命黨人出于革命目的所造的“英雄譜系”，藉此激發民族大義。
洪門起于明末，據說其名來自于明朝朱元璋的年號洪武，對外稱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后來清廷勢大，逐漸轉入地下組織，并流傳至海外。太平天國起義時，有很多洪門弟子參加，起義失敗后很多人遠走海外，在美國促成了致公堂的建立。清末洪門力量極盛，三合會、小刀會、致公堂等均為洪門分會，統稱為會黨。孫中山曾說，清末廣東人民，十之八九加入洪門各會。海外洪門勢力則更加強大，據稱僅英國華僑，掛名致公堂者即逾十萬人。
孫中山除利用洪門的力量進行革命外，也致力于改造洪門會眾的組織和思想。
孫中山加入致公堂后，進行了致公堂體制和理念上的改造，為致公堂重訂新章規程八十條，使致公堂從以往的反清復明的原始幫會向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組織轉變，此舉也促成了1925年致公黨的誕生，致公黨1947年在香港進行改組，后來成為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之一。
1899年10月，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會見，決定組織興漢會，公推孫文為總會長。孫中山還讓馮自由在日本組織三合會，秋瑾即從屬于三合會，職位為“白扇”，入會儀式一如洪門，有刀架脖，喝雞血，跨火盆等，這大概也反映了孫中山對傳統洪門不得已的遷就。從此孫中山調動洪門弟子更加得力，之后又陸續發動了八次起義，均以洪門弟子為主干，歷史上著名的秋瑾、徐錫麟的犧牲，汪精衛回國刺攝政王等事件，都是這八次起義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但最終八次起義均告失敗。直至1911年武昌以擁護革命的新軍力量為主起義，各省獨立，清廷始知大勢已去，于數月后宣布退位。武昌起義在新軍的中洪門力量同樣起了很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成功，會黨多有功焉。但身為洪門中人的孫中山大總統，卻斷然拒絕了洪門立案“改堂為黨”的要求。所謂“革命元祖”反而成為新政府打擊的“會匪”。甚至在歷史記錄中，其曾有的貢獻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孫中山剛就任臨時大總統，就接連不斷地收到海外華僑熱情的賀電，紛紛表達了對新政權建立的支持與喜悅。其中表現最為積極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門組織了。當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電函中，就首先表達了他們對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犧牲公產為軍民國用，求大總統早日北伐，直搗幽燕。”而這份信函最核心的目的，卻是他們提出的請求：為洪門立案，回國合法參政。信中說：“故特命謝君秋、梁翼漢君回國見大總統，辦理政黨事宜。”這也是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那段時間內的第二次向大總統提出“洪門立案”的請求了。他們不無殷切地談道：“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況且大總統是洪門總領，正宜成政黨以慰陳近南、鄭成功之靈，慰同仁仰望之心。”當然，洪門立案也是此時美國致公堂首領黃三德最為迫切的愿望。據其自述，在剛剛過去的幾個月內，他“連日籌劃發電報，用各埠致公堂名義，各華僑團體名義，一日而發三數十封，電報之費逾千”，為孫中山張大聲勢，可謂慘淡經營。“果然南京諸代表皆震驚孫文之虛聲，謂臨時總統非孫君莫屬。”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后不久，黃三德也回到國內，準備商討洪門立案的事宜。在他看來，孫中山之能夠被選為臨時總統，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門人士合力造就的結果。他曾說：“若使當日不發此數百十封電報公舉之，其聲勢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視之。”這雖不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白而言，洪門及其他會黨力量對于革命確實卓有貢獻。正如莊政所說：“若謂洪門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飾之詞，至少這種推論可用于革命發軔時期。”
回想革命之初，孫中山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內地主流社會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底層社會的會黨中人耳”。
他說：至于中流社會以上的人物，“應而和之者”，“實為寥寥”。當時，士大夫們還依然醉心于功名利祿，孫中山所堅持的革命主義，只不過親友數人理解而已。因而，他便首先從聯合會黨入手，開始他的革命活動。莊政說：“國父創始國民革命，即以運動會黨作為起點的，審度當時的環境，可以說除此之外，別無它途。”為“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孫中山曾三次赴美，向華僑宣傳革命。1896年，當孫中山首次赴美時，雖“勸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終究無功而返。但這次失意的美國之行，卻讓他發現，華僑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門，故欲收革命宣傳之實效，必須借洪門之幫助。1904年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職。接著便前往美國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領黃三德的熱情接待。在黃三德的陪同下，孫中山前往各城市對洪門會眾進行革命宣傳。同時還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從而將美國的洪門組織，也納入革命的旗幟之下。
1911年5月，當孫中山第三次赴美時，作出了將致公堂與同盟會合并的決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參加同盟會的成員，一律加入同盟會，而所有同盟會成員也一律加入洪門致公堂。隨即孫中山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內武裝起義籌集軍餉。經過致公堂與洪門籌餉局的努力，僅僅數月之間，便在華僑中集款144130元。而與此同時，海外其他地方，“捐資者異常踴躍”，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產，借款籌餉，而消息傳出，各地紛紛效仿……而國內會黨組織，同樣也是孫中山積極聯絡的對象。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系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絡的機關，建議將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設立興漢會，統一三省會黨，并決議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此后，黃興聯絡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絡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有人稱，“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也復為革命黨，于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為革命黨焉”。 孫中山在海外聯絡的會黨，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餉”；他在國內聯絡的會黨，則在武裝起義時“沖鋒破敵”。他們“各盡所能”，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勛。
與黃三德一樣，國內會黨也普遍期望著革命勝利后，自己能作為建國的功臣而受到優遇。
那段時期里，在長沙，起義成功后，會黨兄弟們過著優游快樂、隨心所欲的生活。“進出都督府的人，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他們一起“吃大鍋飯”，紛紛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達峰忙于接應，都無暇辦理公事。而衡陽以南各屬會黨也是意氣風發、“得意洋洋”，一些會黨兄弟們無比喜悅地認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家的天下了”。 不僅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會黨還明目張膽地占領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設立山堂，有的干脆在軍政府公署門前掛起“大漢公”、“大陸公”、“光漢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貴州，公口開進了軍政府各部門，“上自都督，下至微職，以及軍隊大小職官”，無一不是會黨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動的哥老會，突然光明正大起來，他們將公口向社會完全公開出來，而市民也爭相“參加袍哥”。仿佛歷史依然要沿襲著過往的傳統，會黨作為開國的元勛，而理所當然要在此后備受尊崇優待，這是一次獲得合法身份的契機么？
1912年3月，黃三德與孫中山約在廣州相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批準，因為孫中山已卸任臨時總統職務，而當日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負責接收。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 黃三德也許還不清楚，孫中山這位1904年加入洪門，并曾說“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非同利用”的領袖，剛剛回國兩月之后，便改變了之前的態度。 1912年1月29日 ，他在致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近聞省垣有呼群聚嘯，擾亂地方之事，倘不嚴申禁令，殊與本總統建立共和國宗旨有違，即各界保民起義，初心亦當不愿有此。建設之事較諸破壞之事尤難，所有朋比異同，易于誤會之舉，尤宜痛行戒絕，民國前途實有賴焉。”一時間，鎮壓會黨成為全國的潮流。在江西，軍政府首先發布了《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云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定：“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而廣東、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對會黨活動通行禁止。與此同時，全國的報紙也無一例外地表達著對會黨的蔑視與敵意，批駁并譴責他們對于社會的危害。當時，不論是全國知名的大報，如《申報》、《神州日報》、《時報》、《民立報》等等，還是那些街頭描繪街頭巷談、茶余瑣事的小報都充斥著控訴“會匪”鬧事，或是各軍政府鎮壓會黨及幫會頭目被正法等這類大快人心的消息。于是，好多會黨兄弟，在改朝換代后，對于新的生活還未來得及憧憬，他們卻突然發現，在他們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稱作“會匪”而遭到排斥。
革命黨認為，洪門向來以恢復漢族統治為宗旨，如今目的已達，歷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沒有在國內立案活動的必要。
1912年5月，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洪門所以設會之故，系復國仇，……惟先下漢族已復，則當改其立會之方針。”已掌政權的革命者，對于曾經并肩作戰過的會黨兄弟，無一例外地采取了這樣的立場：“滿清已踣，即為目的已達，亦應立時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鈞說：“各會起源，雖因對待滿清而設，茲既復我漢家疆土，還我漢人主權，備會目的已達，自應取消會名……”云南都督蔡鍔則聲明會黨“失去了原來的宗旨，不能算為良民。”其實，幫會的存在，并非因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無法融進新的社會體制，說明幫會的存在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根源。從源頭上看，會黨參加者多數為在外謀生的底層民眾，有的為人傭工耕作，有的是經營小本生意，還有游鄉的小手工業者、江湖醫生或無業游民等。他們結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幫助，“免受別人欺辱”，正是因為幫會滿足了這類長期漂泊在外、艱難謀生的窮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傳播。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惡性膨脹和土地兼并的加劇，排擠出大批無地可耕的游民，始終都是清朝政府一直無法根治的，也是導致秘密會黨興起的最初源頭。而外洋侵入以來，這種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鄉一集，游惰無業者不過數人，今則數百之聚，游惰即至數十”，他們迫于生計，集結流入會黨。正因此，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合法秩序的挑戰者與破壞者。比如太平天國時期，南方的天地會組織或是直接加入太平軍，或是借著太平軍的聲勢，不斷起事，與之遙相呼應，對抗滿清朝廷。但我們也發現，與此同時，曾國藩招納湘軍時，也有大量的哥老會弟兄紛紛涌入軍營，似乎并未顧及“反清”的“大義”。 因此，一直以來，幫會便游離于政府秩序之外，會員以兄弟相交，以江湖義氣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較少政治上的自覺。
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絡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成功后，他們態度急轉直下，對幫會活動也一味鎮壓，但這并不能解決問題。
當然，也有個別和會黨關系很深的革命黨人，認真思考過處理會黨問題的方法。比如譚人鳳就草擬過一些會黨改造的方案——《社團改進意見書》、《章程》、《社員守則》等。他說：辛亥革命后會黨所表現出的種種令人不滿的行為，除了會黨自身缺陷外，也與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憤懣不無關系。他說：“夫大功克奏，事外虛弱之輩反握重權，對于紳商學界優禮寵遇與滿運相始終，堅忍痛苦，百折不撓之洪門兄弟，則無人齒及，而且加以嫉視，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他雖然也認為會黨在民國已無存在理由，但是主張成立“社團改進會”，對會黨“施以改進之教育，滌其舊染，咸與維新”，使之轉化成現代民主國家新型的政黨組織。譚人鳳還制定出一系列教育會員、職業培訓，興辦社會生計事業以安置無業的會黨成員的具體辦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實行。民國初年，時代巨變。舊式的會黨為了自身的發展，更適應新的社會，避免被歷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會黨為融入現代新型的社會，采取了用近代政黨模式來改組幫會內部組織的辦法，企圖使會黨轉變為政黨，以期在社會中獲得生存。這種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紅幫、青幫和哥老會公口三家幫會聯合成立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由應夔丞任會長。成立大會上，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說，“今既三家合而為一，成一大團體”，“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 然而，事實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四下的會眾依然沒有停止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因而輿論聲討、譴責的聲音從未中斷。上海總部已沒有能力來阻止各地會黨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各地共進會分子依舊我行我素，初具政黨性質的共進會只是徒有其表，在政黨的幌子下依舊做著會黨的不法勾當。不久，二次革命爆發，又迅速失敗，歷史進入了軍閥統治的時代，所謂的會黨改良也無從談起。當時二次革命失敗后，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孫中山逃亡日本，準備組建中華革命黨，動員洪門人士一律加入，將致公堂改為中華革命黨，印出傳單，遍寄加美，隨即準備開始向洪門的第三次革命籌款。當時有洪門人士在給孫中山的復函中寫到：“先生衰時則倚庇于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洪門對孫中山已憤恨如此，第三次籌餉，終未成功。此后的幫會，漸漸從一個民間封建性的，游民為主的秘密結社，逐步演變為職業犯罪集團和黑社會組織，日益墮入下流。隨著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變，幫會在這病態的社會里迅速墮落為江湖流氓勢力。其突出的表現便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益，諸如販運鴉片、拐賣人口、開賭場、設妓院、占地為霸，綁架勒索、包辦殺人……早期那種“取之有道，行之有義”的人生信條，已蕩然無存。更甚者，民國后許多軍閥、官僚、洋人，甚至執政當局開始把利用幫會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的手段，從此，幫會的命運日益與軍閥、權力糾纏在一起，這些之前屢遭取締鎮壓的幫會組織，就成了公開的、合法的黑社會勢力，對正常的社會秩序施加了極大的威脅。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蔣介石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憑借早年與幫會的淵源關系，開始長期利用上海幫會為其反動政權服務。
1927年，在“四·一二”事變中，上海幫會充當了蔣介石的急先鋒，幫助蔣介石順利實現了“清黨”、反共的目的。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蔣介石對幫會頭目“論功行賞”，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分別被任命為“總司令部”顧問、“軍委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等職銜。南京政府成立后，龐大的財政開支，特別是軍費開支始終是最為緊要的問題。在此，上海的幫會多有協助，他們強迫江浙財閥們紛紛捐款。由于上海有“租界”，他駕馭不了上海資本家，就依靠幫會對上海資本家施加壓力，“運用強硬手段促使上海銀行家和商人認購新的國庫券”，甚至不惜“綁架富戶”，進行勒索。而依靠幫會人物，進行各種走私、販毒活動，從中謀取暴利也是蔣介石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在鎮壓工人運動、破壞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對付反蔣的地方實力派人物上，幫會也會不時大顯身手。國民黨的基層政權，與地方勢力緊緊聯系。例如，四川三江的徐姓、朱姓、周姓是大族。歷任鄉長都姓徐。舵把子（袍哥頭子）則為朱氏歷任。地方上一切實權，實際是舵把子說了算，鄉政府也只是出面蓋章辦手續而已。
而由于得到了蔣介石的扶植、縱容與利用，上海幫會在南京國民黨政府所在的十年間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它已不再是民間下層社會的秘密結社，而是依附于國民黨政權的一支具有政治性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黑社會勢力。這樣“政幫合一”的結果，非但使近代上海幫會公開化、社會化、合法化，而且使幫會勢力如虎添翼，走向惡性膨脹。
近代上海幫會是從鴉片戰爭以后逐步興起的，而進入20世紀后，青幫已逐步成為近代上海幫會中的主流勢力。成員上，它不僅大量吸收城市游民和流氓無產者，而且接納了近代產業工人、知識分子、以及中小民族資本家等階層。它的組織膨脹到了幾乎無孔不入的程度：以普通勞動群眾為主的幫會群眾層來看，30年代上海紗廠中男工70-80%加入了青紅幫，拜有老頭子。上海人力車夫90%加入了青幫。上海碼頭工人加入幫會的比例也高達70-80%。在郵電系統中，加入幫會的也高達20%左右。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幫會分子至少有50-60萬之眾。而30年代上海市人口不過300萬。
清末，漕運沒落，海運興起，各地失業船工漸漸流向上海，上海遂成為青幫活動的中心，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幫就已是民國勢力最大的幫會。從成員組成看，此時青幫已不再單純是底層社會互助互濟的秘密結社團體，而是一個包容了幾乎所有階級、階層的人鬼混雜的社會亞文化群體。它內部很明顯地形成了三個層面，即“主要由官僚政客和流氓惡霸頭子組成的幫會頭領和骨干分子層，普通勞動群眾為主組成的幫會群眾層，以及介于幫會首領和普通群眾之間的流氓無產者階層。”（胡訓珉、賀建著《上海幫會簡史》）不久，青幫迎來了一系列分化。為適應社會變化，幫會首領打破青幫幫規舊律，創立起一批新型的幫會團體。有鄭子良的俠誼社、楊虎的興中社、朱學范的毅社、張克昌的暢社、劉文藻的監社、朱景芳的景社、黃振世的振社、周一星、彭柏威的嵩社、金九齡的春社等。其中杜月笙的恒社、張嘯林的仁社和黃金榮的忠信社最有勢力，被稱為三大社團。
20世紀20年代初，陳獨秀曾撰文寫道：“上海社會是哪一種人最有勢力？從表面上看開，政治的、經濟的大權不用說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會底下卻不盡然。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他們的組織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他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效力強過工部局。他們所作的罪惡實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寧可以說操在他們的手里”。
6）對毛澤東而言，幫會其實并不陌生。早在建黨之初，他就發現了幫會這個特殊的社會力量。他認為，這些幫會組織是“他們(游民無產者)的政治和經濟斗爭的互助團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中共在革命中利用與改造幫會的策略。例如，1922年9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李立三打入洪幫內部，利用洪幫的威信和力量，成功地發動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3年2月包惠僧、陳潭秋又借勢利用洪幫里的鐵路工人，實現了二七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京漢鐵路縱貫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交通命脈，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京漢鐵路的運營收入是反動軍閥吳佩孚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 ，黨領導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和各鐵路工會代表、漢冶萍總工會代表、武漢30多個工會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漢等地的學生代表近300人齊聚鄭州。中共中央對這次大會非常重視，派出了張國燾、陳潭秋、羅章龍、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會。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在漢口， 2月7日 當夜，天降大雪，反動軍警把京漢鐵路總工會江漢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綁在江岸車站站臺的木樁上，讓他下令復工，遭到斷然拒絕。林祥謙英勇就義。在武昌，共產黨員、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被殺害。大罷工中，工人52人犧牲，300余人受傷。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它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罷工雖然失敗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必須與之斗爭到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在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打入青幫，利用青幫里的工人、市民、學生，爆發了五卅運動，身為上海總工會主席的李立三，擔任“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指揮部的總指揮。五三運動不僅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國際上的相應。在莫斯科舉行了50萬人的示威游行，聲援中國人民的五卅運動，并為中國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舉行集會和發起募捐，聲援五卅運動。 6月7日 ，日本30多個工人團體舉行盛大演講會，決議聲援中國工人團體，同時向日本政府和資本家提出抗議。英國工人階級積極行動，阻止船、艦、車輛運輸軍火到中國。五卅運動成為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三罷”斗爭給帝國主義和上海反動軍閥勢力以沉重打擊。五卅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反帝革命運動,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為國共兩黨領導的北伐戰爭奠定了群眾基礎，在斗爭中培養鍛煉了一大批革命骨干，為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到來揭開序幕。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在撤退途中李立三被土匪抓住，土匪說，“你說句痛快話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李立三說：“和你們一樣，是個受苦人，在家里種過地，后來被財主們逼得活不下去了，才逃了出來，投了這共產黨的隊伍。”那幾個聽后，問到：“敢情你是到了共產黨的隊伍里，才發了財呀?”李立三說：“共產黨的隊伍，是窮人的隊伍，專打土豪劣紳，殺富濟貧，為窮人撐腰出氣。”大個子考慮一下說：“共產黨的隊伍，能要我們嗎?” 李立三懂得他們的意思，便說：“如果各位愿意參加共產黨的隊伍，我來引薦；如果各位要大洋，到了我軍總部汀州，別的不敢說，五千元可以奉送。聽李立三這么一說，幾個嘍啰動了心。那個大個子同其他幾個商議了一下后，說：“我們也都是窮人，是被逼到山上當土匪的，在這山中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頭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槍地干個事業，我們愿跟你到共產黨隊伍里干功名。”李立三說：“那沒說的，我一定引薦。”當下，幾個人給李立三解了繩索，隨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李立三沒想到眾人正為他開追悼會。李立三敘述這段危險經歷后，大家都為他慶幸。之后，李立三將那幾個隨他來的人編入了葉挺的部隊。
在農村革命，就是用農會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在毛委員拉隊伍上井岡山之前，井岡山上已經有農民起義軍了——王佐和袁文才的隊伍。不管打不打紅旗，群眾都要自發的劫富濟貧。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后，聯合、團結、改造了王佐和袁文才的武裝，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才成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這部不朽的著作。
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從井岡山起步的，光輝燦爛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和軍事斗爭藝術，是從這醞釀誕生并發展起來的，并長期經受了國內外軍事斗爭的嚴峻考驗。
袁文才，1898年出生，江西寧岡縣（今井岡山市）人。王佐，1898年出生，江西遂川縣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長在井岡山地區，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相繼投身綠林，組織隊伍，“殺富濟貧、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遙相呼應，控制了整個井岡山。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后，積極團結改造袁文才、王佐，他們也愿意向共產黨靠攏，把毛澤東和起義部隊接上井岡山，并率部接受改編，參加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建立紅軍隊伍的艱苦斗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縣含冤犧牲，時年32歲。1950年，黨和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親切地會見了他們的家屬。
袁文才青少年時期，讀書人出身，歷經磨難，幾次輟學。后來，妻子又遭當地謝姓土豪霸占，繼而又為抗捐與豪紳結下深怨。正是困惑之際，活躍在半崗山的“馬刀隊”頭領胡亞春主動相邀“上山”，共反黑暗“朝廷”。袁文才知道“馬刀隊”的人員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但一時又放不下讀書人的臉面。可不上山又難報平日之仇怨，考慮再三，答應與“馬刀隊”暗中來往。豈知年余后，消息泄露。謝姓土豪以袁文才“通匪”之罪，請來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聞訊逃出魔掌，然而，惱羞成怒的官兵燒了他家的房子，抓走了他的哥哥，開槍打死了他年邁的母親。家破人亡加上以往的深仇大恨，終于把他“逼上梁山”。
王佐，號南斗，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他自幼喪父，隨著母親和哥哥姐姐漂泊流離，過著非人的苦難生活。由于家貧如洗，他無法求學讀書，十歲起便幫地主放牛打草，伐薪燒炭。為生計迫，他15歲后拜師學了裁縫，成了當地一名年輕的裁縫師傅。但出師后，仍然無法維持生活。他一怒之下，再次拜師學武，又學得了一門好武功。1921年后，烽火四起，連年的軍閥混戰。走投無路的農民和散兵游勇，聚伙結幫，揭竿而起。在一次給綠林頭目朱孔陽（外號朱聾子）縫衣的時候，朱孔陽見王佐有膽有識，便邀他充當“水客”（即搞偵探）。此后不久，王佐自己購買了一支毛瑟槍，秘密串聯自己的兄弟和一些窮苦朋友，另立門戶，與朱孔陽分道揚鑣，帶著反抗豪紳階級的夙怨開始了綠林生涯。
事實上，正是因為確定了團結、利用幫會的策略，中國共產黨才在短短幾年時間里，掀起了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高潮。工人運動離不開幫會，農民運動也不例外。
20年代初，彭湃通過爭取三點會首領黃星南，成功領導了海陸豐的農民運動。而毛澤東指導下的湖南農民運動，也充分利用了哥老會的力量。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雖然中共與幫會勢力一度有過矛盾與沖突，但共產黨聯合幫會共同對敵的政策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在抗日戰爭和后來的解放戰爭中，共產黨都曾得到了幫會勢力的擁護和幫助。
但是，也有教訓。通過向忠發和顧順章的叛變，說明江湖上的流氓無產者不能作為革命的領導階級。
1949年9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洪門領袖司徒美堂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并與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由于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聯合政府，就使得對付反革命的問題變得十分復雜。1949年初，毛澤東在對蘇聯人解釋他的想法時就明確講過這個問題，他說：如果建立一黨政府，這樣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聯合政府，那就“必將帶來麻煩”，因為共產黨必須要顧及其他政黨的態度，而不能簡單地依據自己的意愿來行事。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分清輕重緩急，“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因為中共與幫會有過長期合作的經歷，而解放軍進軍上海和四川等地時還一度得益于幫會勢力的中立或起義，若此時貿然宣布與幫會決裂，不僅給人“背信棄義”之嫌，還可能引發幫會勢力的強烈反抗，嚴重威脅尚不穩固的新政權。
盡管部分幫會出于種種原因，對中共革命與新政權建立有過幫助，但是幫會也幫助國民黨反動派打過共產黨，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社會基礎。但在解放之初，共產黨集中精力進行剿匪肅特運動，共產黨并沒有將幫會作為重點的鎮壓對象。
7） 1950年10月8日 ，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人民志愿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毛澤東就把羅瑞卿、彭真等人請進了中南海。指示說，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新政權基本穩定，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要利用這個時機，除鎮壓反革命外還要打擊反動會道門。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消滅敵人的社會基礎，教育和爭取廣大群眾與民主派力量站到我們這邊來。” 1950年10月16日 ，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說：“華北有的黨支部領導權已經落入會道門之手，民兵中亦有會道門……山西就有一百萬人”，反復說明秘密封建會門的組織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利用的工具……并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為了新中國政權，為了支持抗美援朝，國內就要搞好肅反和打擊反動會道門”。 1950年，公安部頒布《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文件，除繼續鎮壓反革命外，在這個指示中，曾經一度在鎮反之外的“會道門”組織也在打擊之列。由此掀起鎮壓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對地下黑社會展開雷霆之擊。政府責令參加過幫會等組織的人員向政府登記，強迫幫會頭子接受監督勞動。留在大陸的青幫，有的因血債，或與人民政府為敵，被鎮壓或判刑。不出兩年，上海青幫基本肅清。大多則服從政府法令，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經過三期鎮反，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被政府取締，而袍哥、青幫、洪門等幫會組織則“無形解體”。至此，延續數百年的幫會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了。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東亞最繁華的都市——上海的一條街道上，一位步履蹣跚、身穿長衫的老頭正在掃馬路，他的身后，是編號為3514的垃圾車。對新政權懷著無限希望的市民來來往往，沒幾個人能想到這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在兩、三年前還是上海灘叱咤風云的人物。這個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場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幫頭子黃金榮。兩年后，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為歷史。黃金榮的死，對于百廢待興的中國大陸來說，或許可視為一個標志性事件。這不但是一位作惡多端、名聲極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標志著在中國傳統社會里，長期存在于官府與家族、村落之間的江湖幫會，徹底地消失了。
中國的歷史有五千年，中國江湖的賭博和娼妓也有三千年。賭博和娼妓，是江湖幫會產生的孿生兄妹。蔣介石時代，中國上海是全世界妓院最多，從業人數最多的城市。有7000多人，人口比例高達1：1137。即使，在日本侵占上海、占領了“首都”南京，中國的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上海的賭博與娼妓產業反而更紅火。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何日君再來的靡靡之音腐蝕著人們的抗日斗志。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消滅江湖幫會組織的同時，也摧毀了他的社會基礎：賭博和娼妓，這些社會丑惡垃圾。
在1949年末50年代初……毛澤東老人家暗訪北平看到了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氣憤。 1949年11月21日 下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通過了封閉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1949年11月22日上午，羅瑞卿拿起電話，向周恩來詳細匯報了此次封閉妓院的行動戰果。新中國邁出消滅賭博和妓院制度的第一步。尤其在1964年，我國政府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已經消滅性病!！徹底根除了舊中國幾千年都除不掉的賣淫嫖娼黃賭毒的痼疾。甚至，就連英美法德意日等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也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
從此，真正的江湖一統與它的丑惡現象，從都市到鄉村，從機關、學校、廠礦到一個個家庭、到一個個人，全部鏟除！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如此全面地處在一個新政權的完全控制下。
8）令人想不到的是，自毛主席逝世30多年以后，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各種形式的黑社會組織居然沉渣泛起、賭博、吸毒和娼妓死灰復燃，大有卷土重來、越演越烈之勢。
后30年來的中國黑社會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以偷盜搶劫為主要形式；第二階段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隨著境外黑社會勢力的滲入，以走私、販毒、收保護費為主要手段；第三階段是九十年代末至今，開始出現黑幫經營合法企業或以之為洗錢工具，實施官黑勾結或政商兩棲，黑惡暴力殺人事件層出不窮，在農村黑惡勢力亦日趨蔓延。根據這次重慶打黑行動披露的資料，顯示我國的黑社會犯罪還出現了幾個需要警醒的新特征：黑社會勢力已滲透到文化教育、建筑、客運、物流、采礦、食品、娛樂、餐飲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對部分企業家、黨政干部實施行賄收買拉攏腐蝕，甚至威脅陷害敲詐勒索和殺人滅口；為了獲得城鄉稀缺地塊的開發權，經常采取“狼群戰術”同時對政府和企業下手；制造、操控各種社會群體性事件，欺騙、要挾政府部門，以實現其利益目標。各類犯罪團伙要生存發展，則必然向黑社會組織演變，亦必然挖空心思向各級黨政機關和執法部門進行滲透，編造“關系網”及尋求“保護傘”。由于執政黨的組織紀律松弛，以及社會大環境的惡質變化，各級黨政干部和政法干警極易蛻化變質、腐敗墮落，與各類黑惡分子一拍即合，在全國各地產生大量的官黑勾結現象。而各類黑惡團伙在“黑官”權力庇護下發展成危害一方的黑社會勢力，并利用所掌握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勢力，黑社會老大打入了政府內部，成了有權利的政府官員。根據公安部門最近的報告顯示，少數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各地縣市級政府內部，通過“代理人”參與安排人大與政協的領導人選。毫無疑問，黑社會組織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必然嚴重破壞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行，嚴重影響中共政權的執政能力。“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一語所蘊含的警醒意義也就呼之欲出了。換言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模式及社會環境決定其必然產生黑社會，也導致其難以根除這個社會惡瘤。鑒此，如果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資本主義的土壤，不管開展多少場“打黑除惡運動”都只會是白費功夫，重慶式的文強、黎強團伙還會出現，不怕“黑社會” 就怕“社會黑”。
現今社會各種幫派體系廣泛存在于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我國的各大中城市。他們雖然還不能于青紅幫相比，可對社會的危害卻是巨大的。許多中下層人們都曾深受其害。這些黑幫團伙為了自身利益視人民的生命如兒戲，他們拉幫結伙、欺行霸市、打架斗毆、報復行兇、欺男霸女、走私販私，販賣毒品，打砸搶燒，肆意滋事無惡不做，攪的社會不得安寧，給人民群眾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人民群眾既恨又怕，都寄希望于政府給以徹底鏟除。政府每年都要進行一次打黑除惡的專項運動，可這些黑幫團體就像人身上的腫瘤一樣很難清除干凈。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幾點：（一）、黑幫內部組織嚴密隱藏很深，他們不遇重大事務一般不集體行動，以散兵游勇的方式騷擾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老百姓一般都忍氣吞聲，回避忍讓了事。實在忍無可忍發生沖突出現流血事件時（無重傷和人命），公安部門也是以一般的流氓罪論處，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拘留十天八天，治安處罰而已。（二）、幫派頭目有一定的社會背景，關系復雜。頭上都有一圈耀眼的光環做掩護，即使手下的蝦兵蟹將失足落水，也動搖不了他的根基。（三）、利用拉攏腐蝕行賄送禮等手段找一些高官做靠山，有了達官貴人做保護傘，他們干起事來有持無恐。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得到消息，繼而奄氣息鼓，隱藏起來，等過了風頭再出來活動。（四）、地方保護主義給黑幫提供了生存環境。對于那些跨省跨地區做案的黑社會團體來說，他們做案后潛逃回原籍，利用當地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干擾案件發生地的公檢法人員執行公務，在地方保護主義的保護下，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黑社會幫派團伙屢屢打而不絕，當然還有許多主客觀因素存在。為了保一方平安，許多公安武警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這里我要向那些犧牲在打黑除惡戰線上的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黑社會幫派團伙是社會穩定的一顆最大的毒瘤，如果才能切除這顆毒瘤，不讓毒瘤細胞四處漫延，還需要我們的法學家和社會學家進行深入的研討，還需要中央高層領導痛下決心，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例如，全國食品安全整頓工作會議傳出消息稱:2009年以來，一些地方查處了上海熊貓煉乳、遼寧“五洲大冰棍”雪糕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標案件。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毀的問題奶粉作為原料，生產乳制品，性質非常惡劣。全國從 2月1日 起，開展為期10天的乳制品檢查整頓工作。時隔一年多，三聚氰胺死灰復燃，讓人著實憤怒！明知是2008年未銷毀的超標奶粉，卻拿來當原料，儼然就是制造毒奶粉，性質猶如故意投毒，可謂喪心病狂。對于這種只要鈔票不要臉、不管公眾死活的奸商行徑，人人可口誅之，筆伐之！如果說2008年那波“毒奶粉”讓公眾更多是錯愕的話，那么面對戳破結痂傷疤的二次刺痛，更多的是幾分悲涼。難道教訓還不足夠大？20多家奶企涉“胺”、近30萬結石患兒、高級別官員辭職、三鹿企業以死謝罪……我們曾天真地以為，中國奶企的膿包被戳破了，可以重新洗牌了。現在看來，美好期待只是一廂情愿！老百姓實在想不明白:當初被查獲的“問題奶粉”，怎么能不銷毀？怎么就能成了新原料？他們怎么就敢去做？毒奶粉重出江湖，是對公眾忍受底線的悍然挑戰。
毒奶粉屢屢重出江湖說明，我們要根除現在社會的弊端，首先要鏟除產生黑社會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土壤。私有化、市場化就是產生黑社會的根源！我們一定要鏟除黑社會，切斷黑社會和群眾的聯系。
政府要克服官僚主義作風，要以民為本，講政治，要控制好民間團體與民間力量。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從目前各個國家實際情況來看，“動亂和顏色革命”往往是從社會底層開始的。政府不能高高在上固執己見，要多聽基層民眾的呼聲，要接受代表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多為基層民眾解決實際問題，要多干實事，不能只拿漂亮話來忽悠民眾！雖然中國底層百姓比國外來說是很有忍耐力的，但是也有極限！正像艾思奇同志文章里指出的那樣：由很多問題和矛盾長期積累起來的社會，一個蝴蝶翅膀的輕微扇動，就會打破危危可及的平衡。一旦洪水越過大壩，就會像脫韁的野馬洶涌奔騰，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擋。深刻了解社會態勢與民眾心理的毛主席，只利用了北京中學紅衛兵的小小力量，就打破了這個平衡，打開了文化大革命的閘門。從湖南農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可知，一旦底層民眾起來，將沒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可以阻止與限制他們的行動。破壞性是極大的！利比亞和埃及的經濟將滯后50年。劉少奇主席主導的一線政府，從上到下，從中央到省市縣公社大隊，一下子就被沖垮了。毛主席老人家本想在六九年九大以后結束文革運動，但是直到七六年才結束。毛主席說，這不是能以我們自己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
四、對我們的啟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治革命的勝利，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啦！那時，百廢俱興，欣欣向榮，一片新氣象；官吏廉潔，百姓自律；社會誠信，治安良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靠誠實勞動生活，工作按勞取酬；生產資料、資源與資本歸國家所有，依法生產和經商，不法地主和資本家被改造；農民真正“耕者有其田”，工人不失業；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兩極分化，就連國家主席軍隊將軍和黨政軍大員們也考拿工資生活，其子女也要靠自己考試成績決定能否進大學，并無特權。那時，雖然日子不像現在這樣富裕，但大家都感到自由平等和諧幸福。尤其在1964年，我國政府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已經消滅性病!！徹底根除了舊中國幾千年都除不掉的賣淫嫖娼黃賭毒的痼疾。甚至，就連英美法德意日等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也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但是，現在又復辟了！緊接著中國政府又莊嚴向世界宣布：中國現在已是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這曾使多少炎黃子孫激動流淚，自豪振奮！目前，即使所謂的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美國現在還靠借債生活，靠中國和第三世界各國給其輸血才能挺起來 。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相當成績， 但是， 也要看到 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 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資產階級的精神文化， 正在一批一批地腐蝕我們干部和群眾。
為什么 貪腐官員打掉一批 又會生出來新的一批， 像割韭菜一樣， 就是因為 存在著生長貪官的資產階級土壤。 不解決這個問題， 再多得方法措施再多的立法也無用！為什么 毛澤東時代 沒有這樣問題？路線問題不解決， 資產階級土壤的問題就鏟除不了。馬列主義告訴我們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資產階級的土壤 只能產生資產階級的政治 和法律。只為 把經濟搞得好一些， 就付出這樣的代價 犧牲了這么多黨員干部和群眾值得嗎？難道 按照【文革】前十七年的做法就不能把經濟搞上去嗎？50年代有一部影片“白毛女”，里面有一句震動人心的話：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大家曾記憶很深。“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改造成好人，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腐蝕成壞人”。重慶 不打黑能行嗎？
無數事實證明， 不相信毛澤東思想， 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另搞一套 ，是行不通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使蘇聯解體， 臺灣國民黨 頂不住美國自由民主的壓力 搞大開放， 結果 政權丟掉，好不容易搞上去的經濟，也被民進黨掏空！美國又怎么樣呢？正在鬧 經濟危機！這說明 市場經濟 并不是萬能的！美國政府現在， 也采用社會主義的做法， 對銀行對企業搞引導 督導和規劃， 那、 我們還用市場 折騰什么呢？
只有身在資本主義社會里 才能真正認識到什么是資本主義 郎咸平就是這種人！我們的黨員干部 應當拿出一些時間讀讀他的有關文章！正像 馬克思 只有生活在 資本主義社會里 才能寫出【資本論】一樣。在改革開放中 該做什么 不該做什么 看看郎咸平的文章 頭腦就會清醒些。毛澤東說；共產黨人 要虛心向有真知卓見的人學習。 希望 人民網 把我們的建議 向中央 反映！【國家大事 匹夫有責】。再一次 謝謝 人民網 給大家 創造了 方便發表建議的空間和條件。
從現在的大量事實證明，哪些地方越是不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不堅持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根本原則，哪些地方的思潮就越混亂，哪些地方出現的問題就越多。為什么在這個歷史階段貪官污吏象割韭菜一樣，割掉一茬又冒出一茬？因為那些地方有產生貪官污吏的資產階級土壤，產生了新生的資產階級。他們打著是“改革開放”的旗幟，搞得卻是“原始資本主義復辟”。血汗工廠，多發重大礦難，“富士康13跳命案”、暴力拆遷，耕地被毀，飲水被污染，轉基因有毒的食品，工人下崗，農民工討薪，貧富兩極分化，老百姓集體上訪，一些地方官員與老板坐在一條凳子上，干群關系緊張，老板調動自己的黑社會力量，已經能與人民和政府對抗。下崗工人和市民說，“黃金榮”又回來啦，貧下中農說，“黃世仁”又回來啦！雖然，一些地方搞得真是萬人攢動熙熙嚷嚷燈紅酒綠聲色犬馬鼓樂震天，表面上鬧得轟轟烈烈。實質、繁華的表象后隱藏著巨大的隱患。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不管不顧還只埋頭于經濟，是要出大事的！
偉大領袖毛澤東生前曾反復叮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千萬不能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鄧小平指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總書記也強調“要講政治”。胡錦濤總書記也反復指示一定要“改變發展模式”。其實，政權丟了，經濟也要下去。蘇聯、東歐各國、臺灣、就是例子。
17大以前、有一段時間，只允許說“改革開放好”，不允許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好像誰一提出實際發生的問題，誰就是反對改革開放。就像在“文革”中，“四人幫”搞的一言堂一樣。不能聽真話實話，只愿意聽奉承的假、大、空話。許多網站，也根據這個標準對帖子進行刪除。
自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后，一掃這些政治陰霾。人民日報-人民網，一個署名“鄭青原”的文章橫空出世，人民日報-人民網連發了五篇他冠名文章，分別是《在大有作為的時代更加奮發有為》、《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贏得未來》、《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全黨同志務必牢記》，文章一篇比一篇有分量，內容一篇比一篇深入感人，尤其是指出我國今后政治體制改革和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大方向，告訴廣大黨員干部，要站穩群眾立場，接受群眾監督。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作決策、做工作，要深入基層聽取群眾呼聲，一切都要從群眾利益出發，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要堅持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尤其要敢于聽取人民群眾的嚴厲批評，讓人民說話，尊重群眾的意見，認真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我們要牢記毛主席倡導的“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開展“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人民群眾永遠是黨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隨著各級領導的工作的逐步深入，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形勢一片大好。一些曾在黨政軍內擔任重要職務的革命老先輩對人民網、中華網評價高！特點是民主空氣好，能夠敢于和注意發表社會各階層人的意見、看法、呼聲，尤其是尖銳的批評！與時俱進，緊貼實際，內容豐富、有聲有色、希望各個階層的領導和負責同志，能拿出時間上人民網、中華網瀏覽一下，對掌握民意，了解社會現實動態，對工作，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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