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第一章第四節(jié)

物價研究與結構分析　　

《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第一章第四節(jié)　　

岸本美緒　　

明清史論/清代通論/市場……/《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　　

第四節(jié)  物價研究與結構分析　　

以上就清代物價史研究的現狀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最后，或許該對清代物價史研究的“今后課題”做些闡述總結。但是，對物價史研究來說，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若對“今后課題”特加指定，未免有點專橫。在這里，我想對作為日本戰(zhàn)后明清社會經濟史．學主流的以生產關系為中心的結構分析方法，與物價史研究之間能有如何交流的可能這一點，闡述一些概括性的個人見解，以代替對今后的展望。　　

毫無疑問，明清時代社會經濟中各種各樣的變化一一土地集中、商品生產及農村手工業(yè)的展開等，與發(fā)展階段論、經濟結構論直接相關，成了戰(zhàn)后日本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課題。然而，對當時各個土地所有者和生產者來說，是怎樣的具體條件使得那樣的變化成為可能，是有利可圖，或是不可避免呢?關于這一點，不同否認我們還只是零散地提及，而未予正面解答。無論是土地集中，還是商品生產、農村手工業(yè)的開展，這些都不是呈一貫的直線形發(fā)展的，有時也會出現倒退或者遲緩。被總稱為經濟發(fā)展的各種各樣的經濟行為，有時被人們采取、有時則又不被采取，這種情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第二節(jié)第二目有關經濟波動的研究史概觀中，從宏觀上看，其中似乎有兩種差異較大的說明方法。其一是以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發(fā)性、自生性為前提，即把經濟發(fā)展看做像植物生長一樣，在本質上是一貫的不可逆的過程，而將阻礙其發(fā)展的局面以政治上的混亂、外部壓力及帝國主義侵略等外在的干擾來加以說明的方法。彭澤益、陳支平和鄒大凡等人的研究，應該說有這樣的傾向。其二，即重視明清中國經濟從一開始就是對應外部條件發(fā)展而來的側面，將經濟的發(fā)展與停滯雙方，看做是對變動不居的外部條件所采取的某種合理對應的見解。Atwell及岸本的研究即屬于這一范疇。當物價成為問題時，前者將異常的上漲或下跌看做是經濟混亂的結果，與之相對，后者則將其上漲或下跌的趨勢看做局面轉換的指標。    前者直接關心的是結構發(fā)展，后者直接注意的是經濟波動。從這一意義上，將前者稱作結構分析的觀點，將后者視為波動分析的觀點，未嘗不可。當然，后者的方法也不是對“結構”不感興趣。當我們希望整合地理解當時人們應對各種波動局面的經濟行為時，可以說，無論時人明示與否，他們面對各種局面而進行不同的選擇，其根底都有某種一貫的選擇準則存在。其準則一定離不開貫穿當時經濟諸局面而持續(xù)存在的中國經濟獨特的結構。此“結構”到底具有怎樣的性質呢?關乎此，Atwell的諸論文及岸本(1982b)的論文都只是零星地談及，可以說迄今為止還只是處于初始考察階段。這里將以從宏觀所看到的市場問題及從微觀所看到的價格形成問題為對象，來稍作探討。　　

  一  市場的性質　　

Atwell(1977)曾指出銀流人對17世紀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其論述如下：“在17世紀初期的東亞，這一(貨幣金屬一一引用者)流通并非總是順暢的，中國的商人和生產者所體驗到的，是其后在18世紀困擾了印度人，甚至在當今的發(fā)展中國家也并不少見的狀況。在交易高峰期所得到的豐厚利潤的誘惑下，他們太過于依靠擴大的貨幣經濟，尤其是為了增加貨幣金屬的存儲量，而依賴于極不穩(wěn)定的出口市場。當出口市場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縮小時，輸人中國的銀就減少，作為其后果的流動性和信用危機，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悲慘的。”(第8頁)Atwell的論述，可以說不僅僅對其直接分析對象的17世紀，對19世紀銀外流期的中國狀況也是非常適用的。　　

不過，Atwell關于明末以來中國經濟中貨幣問題重要性的觀點，又引出了“為什么貨幣問題如此重要”的問題。貨幣問題的重要性，通過整個清代曾經出現過的幾次銀流人減少或流出時期的“無意中的實驗”，可以說在經驗上基本上得到了認同，但其理論上的意義絕非不言自明的。Atwell論述的意義，在與有關明清經濟發(fā)展與海外貿易相關聯的如下說明方法加以比較時，就會顯得更加明顯。　　

田中正俊(1971)在分析18世紀中國生絲出口時，曾論述。道：“這一(西歐諸國及日本對中國生絲的一一引用者)貿易需求所發(fā)揮的作用，不是先進工業(yè)地通過其掠奪性的原料獲取，強行促使未開化地區(qū)進行原料生產。而且這些商品也不是國家或地主掠奪物的商品化，而是由于16、17世紀長江三角洲地區(qū)農村制絲、織絲業(yè)中單純商品生產(沒有達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商品生產一一引用者)的先進性，作為其余力的中、下等生絲出口到了海外的結果。并且，以生產力發(fā)展的這一成果為媒介，江蘇、浙江養(yǎng)蠶、制絲農民的生計已經與外國貿易保持著密切聯系的事實，經常被(皇帝或官僚一一引用者)指出，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當然，通過東印度公司貿易的生絲出口，并沒主導當時的英國與中國的通商關系。作為中國土特產品的生絲出口，在與日本生絲相互競爭的同時，因被賦予在世界市場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農產品或手工業(yè)品出口這一特殊性質而急劇增加，從而導致中國國內經濟體制受到新的世界性的制約，則是上海被開放為通商口岸、湖絲開始自由貿易的19世紀40年代以后的事。”(第119—120頁)在這里，田中正俊論述了以19世紀40年代為界線的中國經濟中生絲出口意義所發(fā)生的變化。并指出鴉片戰(zhàn)爭前的生絲貿易，就是作為長江三角洲發(fā)達的農村制絲、織絲業(yè)之“余力”的中下等生絲“溢出”到海外的產物。盡管表述簡略，但是另有深意。  “余力溢出”這一說法，容易使人想起大塚久雄關于內部成長型國民經濟的表述。比如，大塚通過與依靠轉口貿易的荷蘭型進行對比，將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所說的英國型經濟的特點歸納為：  “在(國內市場成立，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廢棄一一引用者)這一歷史性、社會性前提下成長起來的‘獨立工業(yè)，，通過內部的曰漸充實，結果以外國貿易的形式自然外流。”  (1965，第58頁)田中并不認為在清代的中國存在著這樣的“歷史性、社會性前提”。然而，關于盡管受到地主、傳統(tǒng)商人等封建勢力直接的或通過市場支配等的剝奪，還能成長起來的農民商品生產本身，田中認為它既不是“原料掠奪型”，也不是“出口依賴型”，而是具有以均衡的國內分工為前提的內部成長的性質，這應該就是田中所要表述的吧。　　

將這一認識與前述Atwell把16世紀以后的中國經濟看做原本就是對海外市場波動特別脆弱的出口依賴型經濟一一與“今天的發(fā)展中國家”擁有相同問題一一的論述相比較，其對比就非常鮮明了。相對于田中所認為以生產力發(fā)展的成果為媒介的農民經營與外國貿易的結合，Atwell則主張來自外部的需求拉動(貨幣流人)是導致商品生產發(fā)展的原因。從Atwell這一見解出發(fā)，必然導出的是把16世紀以后的中國社會經濟動向放在世界性商業(yè)發(fā)展的波動中加以把握的主張。可以看到，在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之世界體系論的影響下，魏斐德(Wakeman)等社會　　

由研究者也被卷入的歐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股新潮流正在形成(Wakeman，1986)。雖然作為世界體系論最重要理論家的沃勒斯坦本人，將18世紀以前的東亞經濟看做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外的存在，但在一些中國史專家看來，當時的中國經濟即使是間接性的，也已經與大西洋經濟的諸局面產生了相互的影響。明清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關聯這一命題，在把清代中國物價上升看做世界性物價革命的一環(huán)的全漢昇(1957)，就已經提出了。不過，最近新潮流的特色在于認為明清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不僅僅是停留在受物價上升的波及這種量的方面上。就像Atwell(1986)和Wakeman(1986)有關“17世紀的危機與明清鼎革”的問題意識中所能看到的那樣，這一關聯是作為關系到社會結構和政治變化、全體性的質的沖擊來把握的。這里我們能夠看到在世界性視野下，對明清史進行再詮釋這一非常有抱負的展望。　　

從16世紀到18世紀，銀大量流人當時被稱作“貨幣之墳墓”的中國，這一情況是確切的。但是，相對于本身就擁有巨大規(guī)模的中國國內經濟，外國貿易能在何種程度上、通過何種途徑給中國國內經濟以影響呢?這一有關中國國內經濟特質的問題，是值得考察，的課題之一。Atwell與田中對貿易出口重要性的不同評價，似乎可以進一步導出對明清中國商品經濟發(fā)展過程的不同認識。那就是，到底應將它理解為盡管受到地主及傳統(tǒng)商業(yè)資本等妨礙，但還是以農業(yè)部門的剩余作為購買力，工業(yè)部門漸漸從農業(yè)部門分離、發(fā)展，形成了供求均衡的國內市場一一就像亞當。斯密所言的“自然的順序”得以展開一一的趨向呢，抑或是應看做因16世紀以來世界商業(yè)發(fā)展的外部強有力的需求拉動，而使得這一時期的中國商0．0經濟顯著發(fā)展，即具有外部指向性的特征呢?當然，這種二者必6其一的假設有些過于草率，或許就像北村敬直(1967)所指出的那樣，遠距離地區(qū)間的分工體系與局部地區(qū)內的分工關系是可以 Iq時并存的。然而，其中何者居主導地位一一是作為局部地區(qū)內分工體系發(fā)展的結果導致商品流向遠距離地區(qū)呢，還是遠距離貿易附帶地喚起了對局部地區(qū)內非特產的需求呢一一這一問題，可以說事關中國經濟的性質與歷史性展開的基本看法差異。　　

近年來，在中國，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關聯而被提出的市場論，是與上述諸觀點都不同的。比如吳承明(　1983a　，b)就將市場分為地方小市場、都市市場、區(qū)域市場和全國性市場四種類型，并認為其中前三者屬于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的的廣義的“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幾乎沒有關系。只有包括海外貿易在內的全國性遠距離交易，才可能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提供足夠廣闊的市場。周密地推算丫谷物、棉布等當時的主要商品的生產量、商品化量及投入遠距離的流通量，是該論文的最大特色。這顯示出近來中國學界對定量分析性經濟史研究的高度關心。吳承明的市場分析，其意圖是通過各級市場中交換量的比例，把清代前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程度作為問題來論述。與此相比，Atwell和田中盡管在結論上不同，但他們有共同的關心之處，即與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程度相比，他們更傾向于對明清時期農業(yè)經濟逐漸商品經濟化這一過程的機制加以說明。　　

二  價格形成　　

在考慮“清代的價格到底是什么”這一問題時，在當時的農民、地主或商人以某種價格出售物品的過程中，其價格為什么并且怎樣地被決定于該水準等問題，就會浮現出來。如果要“說明”價格的波動，就不得不對人們的經濟行為方式做一些前提性的假設。這不僅適合于物價史，一般經濟史都是如此。原洋之介(1974)在對華北的“看青”慣例用數理經濟學進行嘗試性說明時曾提到，“僅從制度存在形態(tài)的變化這樣的外在觀察所建構而來的發(fā)展階段論，就理解人類行動而言是不充分的”，  “只有對人類的行為動機作出現實、恰當的假說，借以說明某種具體的歷史制度如　　

何成立、展開的方法，才是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必要的”。并且，在經濟史中，物價史是與人們經濟行為的合理性問題最為密切相關的領域之一。在考慮物價史的意義時，需要弄清楚引導當時人們經濟行為的原理或規(guī)范意識是什么一一當然這是個不容易解決的難題。眼下各學者需要做的，是把各自的前提假說交代清楚。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人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近代經濟人的類型?如果不可以的話，那又應該如何加以理解把握呢?有關這一問題，柏祐賢(1947—1948)和村松祐次(1949)做了開創(chuàng)性的努力。近年來，黃宗智(P．C．C．Huang，1985)以清代至民國時期的華北社會為題材，以綜合形式主義分析(formalist analysis)、實體主義分析(substantivist analysis)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三種方式，進行了雄心勃勃的嘗試。　　

關于清代價格的形成，一直以來并沒有太多的討論，不過從現有的幾種觀點還是可以分辨出其分歧所在。足立啟二(1977)曾對明清時期商品生產和地主制度的先行研究進行過批判。作者對西嶋定生、古島和雄和小山正明等觀點的批評點之一，是他們不認同在明清時期商品生產中有價值規(guī)律和剩余的存在。也就是說，足立認為，明末以來的中國商品經濟“已經達到了小商品生產(以販賣為目的的小生產)階段，因此，從整體上看，已經貫徹了價值規(guī)律”。在小商品生產階段，價值規(guī)律一般性地一一不僅僅是生產者相互之間的交換，即使是遠距離交易一一也已貫徹其中，這一觀點還不是學界的共識，足立根據的是堀江英一的說法。他論述道，這一商品生產發(fā)展本應該促進資本主義的分化，然而由于技術上的問題(最適當的經營規(guī)模過小)，經營沒能擴大，結果轉變成了寄生地主、高利貸和商業(yè)資本。這里，價值規(guī)律是否得到貫徹的問題，無論對它是加以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不是實證的結果，其自身還只是體現在各種觀點理論框架中的假說。　　

足立所批評的各種觀點，都強調商業(yè)、高利貸資本對小規(guī)模經營的剝奪，是阻止小規(guī)模經營發(fā)展的主要原因。在對商業(yè)、高利貸資本的這一認識上，各種觀點之間在方向性上也存在著兩種有微妙差異的看法。那就是商業(yè)資本得以賤買貴賣或詐騙欺瞞的根源，是應該從封建性的經濟外強制中去尋求，還是從小農經營的分散、弱小的特性中去探尋這一點上的分歧。在前者看來，農民的商品生產本質上是朝著近代資本主義的方向發(fā)展的，因此與阻止其發(fā)展的封建勢力的對抗和階級斗爭才是問題所在。也即可稱之為發(fā)展論、動態(tài)論。與此相對，在后者看來，地主的土地所有及商業(yè)資本的剝奪這一問題本身，是由于農民經營的零散弱小而導致的現象，也即具有靜態(tài)論、類型論的方向性。比如，田中正俊(　1967a　)對西塢定生的批評之一，可以理解為是站在前者的立場對后者所進行的批判。西嶋強調，為了應付過重的田賦而發(fā)展起來的明代江南農村手工業(yè)，具有零散小農補充家計而為的性質，由于其分散性和對遠距離市場的依賴，因此不得不從屬于商業(yè)資本。田中批判地認為，西嶋否定明代江南農村手工業(yè)具有向近代資本制發(fā)展可能性的論點，是缺乏發(fā)展契機的理論。　　

然而，強調小農手工業(yè)生產具有補充家計性質的類型論觀點，反而能夠說明這種與資本主義經營有不同原理基礎的小農經營所具備的堅韌性和競爭力。比如，趙岡(1977)在對棉業(yè)的研究中，就農村副業(yè)性質的家庭手工業(yè)競爭力做了如下說明，即在家庭手工業(yè)中，勞動不是可變要素而是不變要素，其動機不是利潤的最大化，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作為不變要素的勞動力，盡量得到哪怕是一便士也好的更多的收入。因此，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即使低于生存成本，生產也能得以繼續(xù)。這就是作為家庭副業(yè)的產品為什么價格低廉，相對工場手工業(yè)和近代工業(yè)更具競爭力的秘密所在。趙岡所論述的，是有關副業(yè)性手工業(yè)生產的情況，將這一論說推廣到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小農商品生產等一般情況，也無不可。在這一論述中受到注目的，不是自給自足的經營必然向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經營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及其發(fā)展程度，而是小農經濟“本來就具有自給性生存和面向市場的雙向性”(Thorner，1962)這樣與發(fā)展論不同的、小農經濟本身具有的靜態(tài)特征。此外，想附帶說明的是，在中井英基的文章(1983)中，趙岡的這一論說是在與“原始工業(yè)化理論”一一近年來備受人們關注的基于18世紀佛蘭德(Flanders)事例的工業(yè)發(fā)展模式一一相對比的目的下被介紹的。談及家庭副業(yè)產品的低價格及其對近代工業(yè)的競爭力，很多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會想起圍繞“米歇爾報告”(Mitchell Report)的相關議論。在香港工作的英國人W．H．Mitchell在其報告里指出，鴉片戰(zhàn)爭后，英國棉布對中國出口進展不利，是因為中國的小農經營是農業(yè)與手工業(yè)的巧妙結合，其生產的手織棉布低價而有競爭力。這一論述在被馬克思所關注的同時，也受到其后不少中國史研究者的注目。對“米歇爾報告”進行了詳細分析的田中正俊(1967b)不僅指出，米歇爾所謂的“農業(yè)與手工業(yè)的結合”并非不具備購買力的原始性自給自足，而且還強調，中國的手織棉布是建立在明清時代棉布商品生產發(fā)展的基礎上，通過其經營的節(jié)約性即低價格性，成為在市場上能夠與英國棉布競爭的產品。田中(　1967a　)為從一國史角度所進行的明清經濟發(fā)展研究與重視世界性經濟結構的，近代反帝斗爭研究之間架起橋梁的問題意識，非常明顯。這一問題意識的重要意義，已經為眾多研究者所認同。但是，對于為什么中國的棉布可以低價格銷售這一關鍵問題，不可否定，田中只是抽象地說明是由于農民棉布生產的“節(jié)約性”。而這一“節(jié)約性”又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之上的呢?　　

坂野(1972)和西川(1975)對田中論文的批判點之一就在于此。即“(低價格秘密一一引用者)不是由于商品生產，而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縮減開支，并且工資幾乎忽略小計的結果。就是說，這一‘商品’化過程伴隨著對價值的漠視，基本上是由于存在‘浪費勞力的體制’才得以實現的”(坂野)；”使低價格成為可能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原料費的內容和性質，而是因為原料費以外再也無須花費任何其他費用，即中國農民織布勞動的無償性……顯然，低價格的實現并不是建立在高水平生產力的基礎之上，而是小農經營發(fā)展程度低的產物”(西川)。坂野、西川的上述觀點應該說是有力的。但是，將這一自給性看做“不成熟”、“發(fā)展程度低”的觀點，還是有問題的。至少就前近代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來看，坂野、西川和田中可以說都是將從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農民層分化的發(fā)展途徑作為共同前提，來對19世紀中葉中國農村經濟進行定位的。由此就存在是重視向商品化“發(fā)展”的側面，還是重視自給度高的“末成熟”的側面，這種二者對立的意見。不過，若以“本來就具有自給性生存和面向市場的雙向性”的小農經濟特征作為前提的話，那么，“發(fā)展”的側面與“不成熟”側面相互之間并不矛盾。這一自給性，與其說是從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必然發(fā)展階段中某階段偶爾殘存的自給部分，倒不如說是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希望回避風險的農民在計算利害得失后所作出的慎重選擇，即以柏祐賢的看似矛盾的說法來表述的話，就是“被交換經濟化了的自給經濟社會”的自給性。把當時農民經濟中的自給性單純地認為是“不成熟”的表現的論點，忽視了帶有中國小農經濟獨特發(fā)展特色的一一區(qū)別于沒有自覺化的自在自給性的一一有意識地進行選擇的側面。　　

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國內地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被視為問題的不僅是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本身，還有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及小農經濟體制長期存在的理由。即中國史的類型特征被高度關注。這樣，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把經受得起高度剝奪的小農經濟的“彈性”、幾乎不考慮“成本”的小農商品生產的競爭力，看做阻礙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成為支撐小農經濟體制延續(xù)主要原因的觀點(徐新吾，1981，等)，可以說是耐人尋味的。在可視為集30年來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成果之大成的由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大作(1985)中，作為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的主要原因，小農經營的　　

“經濟效益”問題也被提及。其論述大略如下，即農民的家庭手工7k。是利用所有的農閑時間和全家男女老少所有勞動力，實行最有被的分工協作的產物。在生產力水平(主要是生產工具)相同的條件下，雇工生產由于需要支付工資而導致生產成本提高，從而難以與此競爭。并且，家庭手工業(yè)由于糧食的自給，與雇工生產相比．對市場損失更具抵抗力。這里所指出的是農民的家庭手工業(yè)與一般被看做更為先進階段的雇工生產等相競爭并且取勝的機制。該書批判了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歸結為外因的看法，繼承了主張發(fā)展的內發(fā)性和必然性的既往萌芽論的主流見解。但是，從上述論述不但無法看出資本主義經營通過成本上的優(yōu)越性而驅逐小經營的必然性，反而顯示了小農經濟的競爭力所具有的阻礙分化機制的強度。圍繞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外因論、內因論之爭，與其說已經被該書所克服和解決，不如說是迎來了新的論戰(zhàn)階段。　　

結    語　　

以上，不無雜亂地對清代物價史的研究動態(tài)進行了梳理。作為．物價史研究的整理，本文與狹義物價史關系較少，而偏重一般經濟史方法部分的闡述。而且，在方法論的整理上，也是與已成為戰(zhàn)后歷史學主流的結構發(fā)展論相對立，有過分強調可稱得上是中國小農經濟靜態(tài)理論的立場之嫌。關于后者的立場，可能會被看做新的停滯論而遭到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批判也未可知。不過，發(fā)展論與靜態(tài)論的不同，與其說在于中國社會實際上是發(fā)展了還是停滯了這一結論的不同，不如說是關于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模型制作方法的不同。與事先設定了從let到新的模型路線，將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現象以新舊兩要素的矛盾對抗來加以說明的方法不同，這后者的立場和目的，是要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現象及其時期性變動，試圖在內在地理解為什么人們在這樣的場合采取這樣的行動，在那樣的場合又采取那樣的行動的基礎上，加以整合地說明。　　

    物價數值作為當時人們敏銳地感知并試圖采取對應措施的經濟環(huán)境變化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顯示人們多種多樣的經濟行為向量之集合性結果的集結點。物價史研究作為接近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經濟運行方式及其生動特質的重要途徑，在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應該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姑且在此聊作前瞻性預測。　　

(原載《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集，l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