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達到某種目的而掩蓋事實，以避免內幕暴露，除掉當事人或洞悉內情之相關人員的所謂殺人滅口，是古往今來許多斗爭中，屢見不鮮的兇殘手段。清朝亦不例外。凡此類殺人滅口令人無從對證之情形，清史之中多有記載[1]，不足為奇。然而在清朝開國史之上還有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即殺人滅跡。
所謂殺人滅跡，即將其人殺掉后，于官修史書中不留記載。如同蒸發一般，死不見尸，史不見事，將有關其人其事在官方史書上盡量抹去，不留痕跡，甚至被消除得干干凈凈，成為令后世難得知曉的絕密。這是清朝的一大發明，清史上的一大特色。清朝開國時期曾經叱咤風云的一些人物，諸如龔正陸（六）、阿敦、李延庚等，當其因故一朝被殺后，竟嘎然而滅，在歷史上消逝得無影無蹤[2]，人們已無從知曉其身世，留下了歷史的疑案，至今仍疑團莫解。遭到如此處理之諸人，乃何許人也，他們究竟做了些什么竟使清朝統治者如此諱莫如深，而清朝統治者又何以如此處理，其用意何在，值得探討。
由于被滅跡者之在清史之消痕，確實給后人了解他們遺留了諸多困難。盡管如此，歷史上的蛛絲馬跡，仍向人們提供了追蹤的線索。這就是盡管滅跡者處心積慮地大做滅跡之處理，然而仍有疏漏之時，而官書之外滅跡者卻絕難顧及。因而人們盡可在清朝官書中細微末節之字縫里，特別是在官書之外的群籍中，包括明人及朝鮮典籍以及清代檔案的零星記載中，爬梳剔抉，搜尋歸納，以求再現原貌。此項工作進行有年，頗有成效[3]。然多為個案之發覆，迄未連貫考究、通盤比較，作規律性之探索。人們如在既往研究成就之基礎上進行深入之鉤稽與審視，便可發現，原來清統治者在誅殺此三人后所以再做徹底的滅跡處理，實有不可告人之隱衷在。謹探析如下。
思想謀略，來源有自
——關于龔正陸
龔正陸之在歷史上的意義，乃是在促進努爾哈赤及其核心層觀念體系之形成及思想眼界開闊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之作用。
在清朝的官書、實錄中，人們往往會讀到努爾哈赤及皇太極的許多有關歷史上成敗興亡、治國安民，乃至倫理道德等方面極富哲理的說教。如努爾哈赤于稱汗建元之初，即向群臣大講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告誡其要同心共濟，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天降禎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忠誠，勵精圖治，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為協應。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誠而去其私也。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則庶事咸理，而底于成。撫有大國者能以公誠存心，建立綱紀，教養兼施，則天地神祗必交相感應，而群方亦莫不愛戴。以之均平邦國，臻于帝王之道無難矣。且修身與齊家、治國，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則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齊家，則九族親睦；一其心以治國，則黎庶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4]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四月，努爾哈赤諭諸貝勒曰：“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孫當世守孝弟之道，不可違也。其為長上者，居恒當和睦其子弟，為子弟者亦宜承順關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則卑幼者必無得所之期。雖些許飲食，亦當聚宴，以示親好。然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負朕言可也。”[5] 而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當后金攻下遼陽，被俘的明監察御史張銓寧死不屈，努爾哈赤百般勸降無效，正要下令開斬之時，時為四貝勒的皇太極深有所感，“憐之而不忍殺”，立即進前加以勸說道：“昔宋徽、欽二帝，為先金天會皇帝所擒，尚爾屈膝扣見，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醒耳，何執迷而不屈乎。”[6]而皇太極當崇德改元稱帝后在致朝鮮國王書中說：“古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由此觀之，匹夫有大德，可為天子；天子若無德，可為獨夫。是故，大遼乃東北夷而為天子，大金以東夷滅遼舉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覺寺僧而有元之天下。”[7]顯見這些言論已經過了史臣的加工修潤，但其基本思想還應是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可見他們是熟諳經史，洞悉掌故，并有深邃的思想與理論。然而他們本為僻處遼東一隅，而從未受到過系統的文化教育的少數民族，竟何以有如此簡直難以令人置信的高度的文化素養？當然這絕不是天生與俱，定是直接受到文化人的啟迪所致。但此文化人為誰，他如何發揮了這種作用？這是了解這段歷史應該弄清的問題。考察清朝創業初期之歷史可以發現，此時唯一能起到此作用的正是努爾哈赤的軍師龔正陸。
龔正陸，一作龔正六，朝鮮文獻上又稱之為歪乃[8]，明嘉靖萬歷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是經常活動在遼東一帶，出入馬市的商人。他有子姓群妾，豐厚家產。后被羈留女真地區不返。大概在努爾哈赤初起時，到達建州城（佛阿拉城），因“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盡管他文化不多，文理亦不甚通順，但在無人識字、無人理解文義的建州地區，已算是出類拔萃的大學問家，深得努爾哈赤的賞識與敬佩而被尊為“師傅”，令其教子弟讀書，而“極其厚待”[9]。就這樣，龔正陸開始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向建州武裝集團灌輸其有限的文化及其所奉行的思想與理念，啟沃、影響受教育者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當然受其講論影響的不只是努爾哈赤之子弟，努爾哈赤本人及其兄弟與近臣，也定當多受其益。作為商人來說，龔正陸的文化底蘊不外當年社會上啟蒙教育中所貫穿的儒家思想的說教，以及當年市井上最為流行的各個朝代的歷史故事及傳說演義，特別是三國、水滸等評書講段里所塑造的忠義形象與思想。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廣泛而深刻的。當年，努爾哈赤之胞弟建州的第二號首領舒爾哈齊之居所貼有“跡處青山”、“身居綠林”[10]之對聯，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情狀。而在多年以后，從在努爾哈赤及皇太極講經論史的言論中人們更不難看到受龔正陸影響的影子。這時，龔正陸更獲得努爾哈赤的極大信任，被命“掌文書”[11]，成為謀士，進而居于為建州統治者出謀劃策的“謀主”[12]之地位。凡努爾哈赤對外的一切往來文書之撰稿，“皆出于此人之手”[13]，顯見他已成為最了解建州統治集團核心機密的人物。而且，他對建州越來越發揮其特殊的作用。當年明人說，龔正陸雖在“虜中”，身不由己，但其“不忘宗國”，時刻心系鄉邦與朝廷。盡管努爾哈赤、舒爾哈齊兩位建州首領占據著邊外富饒之地，到處兼并，“陽為輸款，陰蓄逆謀”，但由于有龔正陸的存在與影響，他們還算安分而“未敢遽發”[14]。然而備受尊寵的龔正陸卻有遠離家鄉的難言隱痛，對努爾哈赤亦抱有極大的戒心，他居建州愈久其故國之思與家鄉之戀，特別是骨肉離散之苦愈加強烈。甚至想方設法背棄建州而回返家園，朝鮮文獻中反映了這一情況。
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十二月，龔正陸曾對赴建州的朝鮮使者說：“俺有一子尚在浙江，爾若率來，則欲以此金帛給遺。”朝鮮使者乃作書答道：“爾若盡告賊情而無誤大事，則我當招爾子使得相見。”[15]然未見下文，其后來之詳情不得而知。第二年三月，龔正陸將努爾哈赤的建州“今年不動之奇，及大小之事”，“乘閑說與”代表朝鮮來到建州談判的明朝官員余希元。又說：“凡干機密，有胡人在旁，不可盡說，四五月間小的親到滿浦，明白稟上老爺。”[16]這分明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迫不及待地泄露建州之機密，完全成了建州的異己力量。然而龔正陸以后之舉動究竟若何，限于史料，人們難得知曉。但有一點則十分清楚，即萬歷二十五年（朝鮮李朝宣祖三十年，公元1597年）以后，中外史書上再也見不到有關龔正陸活動的記載。“龔正陸于這年前后在建州政治舞臺上的消失反映了他已不在人世。從幾方面的情況看，他并非老病而死。這時雖然他大概已60開外，是個老人，會有老病而死的可能。但他子侄妻妾眾多。考察努爾哈赤的一貫做法，凡對建州開創事業建有功勛者都將得到獎賞。如本人亡故，將澤及子孫。努爾哈赤對功勛卓著者的賞賜封贈極為優厚，此種事例不勝枚舉并赫然載入史冊。可是龔正陸卻毫無獲得賞賜的任何跡象，不論是他本人還是其子孫。而且更令人疑惑的是不僅龔正陸本人在清朝的所有官書上沒有留名，其眾多的子侄后代也未留下任何記載。這些事實只能反映一個問題：龔正陸因重大政治問題諸如叛逆之事，被努爾哈赤斷然除掉了。”“被努爾哈赤極為尊寵、對滿洲勃興建立過大貢獻的龔正陸，最后卻被努爾哈赤誅殺滅跡，株連所及家屬或被誅殺或淪為奴隸，家產被籍沒，就這樣史無蹤跡，萬劫不復。”[17]
龔正陸之死與其同努爾哈赤的貌合神離，乃至離心離德，終致“里通外國”，走上危害建州的道路，大有關系。但如果此事只是個案，只是龔正陸個人之孤立事件，也就無關宏旨。然而問題恰恰并不如此簡單，它所牽涉的問題令努爾哈赤甚為難堪。因為龔正陸畢竟曾深得努爾哈赤的信任，起過“師傅”應起的作用，在建州教育啟迪了一代人，使其思路擴展、眼界大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努爾哈赤當然亦是切身受益者，在與龔正陸的朝夕接觸中，耳濡目染，受到了深刻的啟示而豐富了頭腦，他的許多歷史知識，乃至經世濟民之等等理論與說教，不能不說是來源于龔正陸。然而更使努爾哈赤所始料不及的卻是，龔正陸竟還培養了與自己思路完全不同、政見相左者，即在自己的身邊出現了為忠義思想所激發的異化者、出現了公然不愿背叛明朝之人。盡管龔正陸已死，然而他的忠于明朝的思想，卻深刻地發揮著作用，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卻愈加嚴重。這就是努爾哈赤艱苦創業中的最親密的戰友、曾舍生忘死同他一起戰取攻伐的他的同母胞弟舒爾哈齊對明朝竟“無不聽命”[18]；他曾立為接班人、勇略異常的長子禇英，竟“諫其毋背明”[19]。從中不能不看出龔正陸忠誠于國家（即明朝）的影子。但這完全不同于努爾哈赤對明朝的明順暗違之行徑，背離了他終將叛明自立的奮斗目標。努爾哈赤對此當然絕不允許，而終于采取斷然舉措加以誅殺。雖然這為他的叛明道路掃除了障礙，為建州鏟除了后患，但此舉畢竟深深刺痛了他的內心。
努爾哈赤對龔正陸由極為崇敬到極為疑恨歷程中所獲得之啟示應是刻骨銘心的。當其進入遼沈后，對漢人特別是漢人文士的不可解結的仇視政策之制定，與同龔正陸之交往經歷中所獲得的負面反饋不無關系。龔正陸對于努爾哈赤及其繼承人來說，是感激與憎惡、崇敬與仇恨交織的一個極其復雜，難以理清，難以面對，而其恩恩怨怨的內幕又難以向外界透露，令人困惑而又傷痛的人物。
諸子紛爭，困于立儲
——關于阿敦
阿敦本是清朝開國史上最獲信任的重要人物，然而他的死卻深刻展示了后金統治集團內汗位繼承斗爭的白熱化，及努爾哈赤為此焦慮困惑的內幕。
阿敦的名字在清官修的《太祖實錄》上凡兩見，即一是努爾哈赤稱汗建元的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日，舉行隆重的上尊號儀式，努爾哈赤升殿，眾貝勒大臣跪呈勸進表章時，阿敦以近侍侍衛身份同巴克什額爾德尼，分別立于汗之一右一左接表。二是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率后金兵首次攻明，詐取撫順城，明將李永芳臨陣恐懼出城投降，是阿敦以固山額真之身份出面受降，并引領其進謁努爾哈赤。顯見這是位后金統治層中非同一般的人物。然而除此之外再無蹤影，而清官修史書之傳記中亦無其傳。所以探尋他之事跡同龔正陸一樣，得另從細檢檔案、群籍中鉤稽。
阿敦，又作阿登、阿都、阿堵、阿凍、阿斗、佟阿斗。大約死于天命七年（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前后，但生年、身世不詳。如《滿文老檔》所記載名為“阿敦”身世的一條史料可信（即彼阿敦確為此阿敦），則他應生于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為海西女真和博衛都指揮使托克托之孫[20]。如據諸多朝鮮文獻所載，他乃努爾哈赤之“從弟”[21]，即努爾哈赤之伯叔兄弟，如此，他當為愛新覺羅家族成員，屬覺羅。驗之以《滿文老檔》之所載，他多被稱以“阿哥”，這一多半只有汗之兄弟子侄方能具有的稱呼[22]，他為愛新覺羅氏之可能性甚大。但究系何支，為努爾哈赤的那位伯叔之子，因清史之無痕，已無從探查[23]。盡管如此，他乃努爾哈赤艱苦創業時之積極追隨者則是千真萬確的。他在建州統治集團內，以“勇而多智，超出諸將之右，前后戰勝皆其功也”[24]之杰出表現，而成為努爾哈赤最為倚重的得力助手，其親密程度非同一般。
阿敦以自己智勇兼具的非凡努力很早就位居顯要，成為建州統治集團里的重要一員。萬歷二十三年末（公元1596年初），朝鮮人申忠一奉命前往建州修好，回國后在呈給國王的報告中，記載了建州包括奴酋（努爾哈赤）、小酋（舒爾哈齊）在內的六處農幕（即托克索）之名稱，其中在喬老（今遼寧新賓東南）的一處就是阿敦的農幕。該農幕周圍還有女真五十余戶[25]。這一現象表明此時阿敦在建州已居相當重要之政治地位。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爾哈赤為向明朝表示忠心，特“遣子入質”，即將第七子阿巴泰送至廣寧，承擔護送重任的首要人物便是阿敦[26]。當八旗制創立初期，努爾哈赤所親統的兩黃旗，由阿敦與額亦都“總其兵，如中軍之制”[27]。而阿敦受命統領的則是所謂“黃旗無畫”[28]的正黃旗。可見努爾哈赤對其倚重之深。所以，努爾哈赤舉行稱汗建元大典儀式及首次攻明受降等把握大場面之重要任務，均授命阿敦承擔。努爾哈赤對阿敦的信任與日俱增，不斷委以重任。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后金取得薩爾滸戰役的勝利，率兵援明的朝鮮統帥姜弘立被迫投降，阿敦受命多次與其交涉[29]。據《滿文老檔》所載，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閏二月八旗所屬的230個牛錄中，阿敦主管的牛錄就有45個[30]，將近總數的五分之一。同年四月，他以“都堂”，即遼東地方軍政長官的身份，受命與副將李永芳及漢人游擊等一道，主持“將明國所定諸項章典，俱繕文陳奏，以便去其不適，取其相宜”。“另將遼東地方之兵員幾何、城堡幾何、百姓幾何，以及木匠、畫匠、匠役數目，亦皆具文奏報”[31]。旋又受命攜同撫西額駙李永芳等官，“往沿邊各堡，置官教民，設臺放哨”[32]。這是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地區后為鞏固統治以求長治久安，而進行的重大的戰略部署。即準備效仿明朝，從明朝的典章制度的治國大法中尋求適合后金的內容，以確定后金的治國方略。努爾哈赤把這一重任以及詳細調查以便掌握社會情況，并有效控制局面，以安定社會之任務交給阿敦。阿敦真可謂是身膺后金軍國之重任。然而阿敦尚未及施展長才，為后金做出新的貢獻，便大禍臨頭。
這年的九月十八日，阿敦被逮捕。《滿文老檔》稱其獲罪之由是“因挑唆大貝勒、莽古爾泰貝勒與四貝勒不和，詆毀國政，并用讒挑唆其他小貝勒”。經諸貝勒商議，乃將其事奏聞于努爾哈赤。努爾哈赤“面訊擬罪”，諸貝勒及眾執法大臣主張將其“交八旗杖斃”。努爾哈赤說：“爾等所斷甚當，我非憐惜此人，昔在薩爾滸時曾有言，凡有惡罪之人等，不得由我等親殺之，當囚于木柵高墻之內。今若違前言而殺之，何以取信于國人？宜囚留之。”于是，“縛以鐵索，囚禁于牢中”[33]。但這只是官樣文章。僅過后一年多的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初三日，即巴克什額爾德尼被殺的當天，努爾哈赤召諸貝勒說：“若犯似噶蓋、阿敦等敗壞政道之罪，則殺其身。”[34]顯而易見，努爾哈赤的后金還是用自己的手，親自殺掉了為它建立殊勛的功臣。所謂挑唆諸貝勒不和及詆毀國政、敗壞政道，實可謂大逆不道，當然這是極其嚴重的罪行，但究竟何指？清朝文獻中只字未載。還是東鄰朝鮮的史書透露了細情。
原來努爾哈赤在誅殺長子禇英之后，以一直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釋于懷。一日，出于對阿敦的極大信任，乃密問道：“諸子中誰可以代我者？”阿敦說：“知子莫如父，誰敢有言。”努爾哈赤一定要他說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道：“智勇俱全，人皆稱道者可。”努爾哈赤道：“吾知汝意之所在也。”朝鮮史書說這是指皇太極。不久代善聽到了此事，乃深恨之。然而，阿敦又同情起代善來，遂秘密對其說道：“洪太主（皇太極）與亡可退（莽古爾泰）、阿之拒（阿濟格）將欲圖汝，事機在迫，須備之。”代善乃見其父而泣，努爾哈赤怪而問之，代善遂將阿敦之言如實以告。努爾哈赤乃立即召三子追問，三子均一口咬定絕無此事。努爾哈赤遂“責問阿斗，以為交抅兩間，鎖扭而囚之密室，籍沒家貲”。朝鮮人認為努爾哈赤此舉“是自壞其長城”[35]。自壞長城也是無奈的掩人耳目之舉，為保持內部之團結（盡管是表面的），不得不“棄卒保車”。這對后金統治集團來說，實在不是件光彩之事。因為它恰恰暴露了努爾哈赤已陷入諸子紛爭，困于立儲之窘境。英明一世的阿敦只偶因一次行為不檢，立遭殺身之禍，竟成為努爾哈赤諸子紛爭的替罪羊，永鑄身死跡滅之悲涼。
仇漢傷痛，經久難消
——關于李延庚
李延庚的一生經歷深刻揭示和見證了清開國時期，所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特別是敵視漢人政策所造成問題之尖銳性與嚴重性。
李延庚無疑曾是清統治者最為得意與放心的人物，然而他的行為卻令清統治者始料不及而頗為難堪，他的人生選擇及身后遭遇更發人深省。
李延庚，生年不詳，死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文獻上又作洋阿[36]、英格（yengge）[37]。遼東撫順人，第一個投降后金的明朝降將，被后金招為額駙，稱為撫西（撫順）額駙的李永芳之長子。隸正藍旗漢軍。他備受后金統治者青睞，歷任后金游擊、參將，一直官至吏部漢承政。但實際上他并沒為后金-清賣命，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崇德改元后不久的十月十一日，便水落石出，因“通敵”罪被殺。
《清太宗實錄》記載說：“先是劉興祚逃時，牛錄章京李延耿曾與同謀；及征大凌河，又令心腹家人往作奸細；隨睿親王、豫親王征寧遠時，延庚又從前屯衛遣一人通敵。至是事發，下法司鞫訊，三事皆實。誅延庚，籍家產給其弟。”[38]而《滿文老檔》在“及征大凌河”之前，記述為“先是，愛塔逃時，正藍旗英格曾與同謀；達格（大哥）逃時，英格又與同謀。”[39]通敵罪比實錄多一條。這些罪案中對他人生軌跡的勾畫是較為符合實際的。因為他的所有“通敵”背叛之事跡，在明清史料中斑斑可考。而且，在上述“罪狀”之外，他還有叛金之“前科”疑案。
早在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李延庚就被任命為游擊，在遼南地區任職，成為后金建國初期漢人中屈指可數的頭面人物之一。然而第二年，他便積極參與了劉興祚的叛金歸明之活動。深得后金信任的副將劉興祚又名愛塔，雖然身膺管轄全遼膏腴之地的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即南四衛之重任，但卻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精神。他對遼沈地區廣大漢人遭受的悲慘命運，深表同情，對后金所推行的兇殘暴虐的民族奴役與壓迫政策，已忍無可忍。乃秘密組織民眾準備叛離后金，進行集體大逃亡。而李延庚便是劉興祚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與共謀者。這年年初，劉興祚與明朝將領取得聯系，約定于七月，明軍“從海上渡師”，而己為“內應”[40]，以從后金手中奪回遼南四衛。不料因叛徒告密，努爾哈赤立即派遣大貝勒代善等率兵火速前往鎮壓。實行“屠城”[41]，“盡戮金、復等處遼民，逃者甚眾”[42]。并“將愛塔及李永芳長子械去”[43]。李延庚就這樣被捕了。李延庚、劉興祚等被拘禁審訊時，矢口否認所謂謀叛之事，且由于只是叛徒一人之供詞，沒有獲得其他證據，努爾哈赤只好指示代善：“勿綁縛撫順額駙之子及愛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來，彼等之罪，尚未詢明，不知本末，實屬妄為。”[44]旋因查無實據，只得釋放。但李延庚游擊之職及受到牽連的其父李永芳總兵之職，均被解除。雖然不久李永芳總兵之職又被恢復，但失去了信任，終天命一朝，無所作為。李延庚的游擊之職，卻再也未能恢復，完全失去了努爾哈赤的信任。
李延庚再次在后金政治舞臺上的出現，是皇太極繼汗位之后。天聰二年（公元1628年）皇太極對李延庚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訓諭：“李延庚，因汝父無兄弟，特選授汝以游擊之職。要不忘養育之恩，竭誠報效。”[45]皇太極為扭轉局面，解決因其父努爾哈赤厲行的對漢人仇視、高壓及屠戮儒生的政策，所造成的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安定人心，對漢人、漢官采取了較為寬容和開明的政策，加以爭取。李延庚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復出的。復出的李延庚之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后金設立六部，他被任命為吏部漢承政，相當于后來的吏部漢尚書。這之后在皇太極賞賜群臣時，他多次獲賞，其名字甚至排在石廷柱、范文程之前[46]。八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他由三等甲喇章京升為二等甲喇章京，即由游擊升為參將。洵可謂官運亨通，這充分反映了清統治者對他的信任與重視。然而這一切均改變不了他反清歸明的決心，當此之時，他的反叛活動也從未停止，并不加劇和升級。前引清廷判他死罪所列的四條罪狀之有關事件，皆為此時發生。
這就是，天聰二年九月，副將劉興祚巧妙設計逃離后金成功[47]，共“帶同家眷男婦二百三十一名口”，到達明朝東江總兵所在地[48]。一個月后，劉興祚之五弟劉興治也成功地叛離后金而去[49]。次年二月，劉氏兄弟中之“大哥”即劉興沛，也叛離后金而去，至長山島（今遼寧長海）[50]。至此，劉氏兄弟全部順利逃離虎口，原來這其中有李延庚之智慧及協助之力。所謂征大凌河（今遼寧凌海）之役，是皇太極親自統兵的攻明之戰，開始于天聰五年七月，而所謂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的征寧遠，則是崇德元年八月間之事。這兩次戰役，皇太極均有不同的戰略部署。前者是吸取了以往攻堅戰失敗的教訓，采取“掘壕筑墻以困之”的圍城戰術，嚴令諸將率所部“各固守汛地，勿縱一人出城”[51]，以做長期圍困之計。后者向寧遠進發乃疑兵之計，為的是牽制明朝兵力，以策應率兵入關擄掠的阿濟格、阿巴泰軍，各攜帶所獲“庻得乘隙，從容出邊”[52]。當然，這均屬絕密。而李延庚兩次均遣人“往作奸細”和“通敵”，分明是向明朝泄露機密，破壞后金-清軍的戰略部署。對清來說是極其嚴重之事件，所以，當其一旦發覺，便立即施以極刑的斷然措施。
然而，備受信賴、地位顯赫的后金-清高官李延庚何以一而再、再而三，且絕不休止、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背叛，而心向明朝？何況其身世更非同一般，其父撫西額駙李永芳乃后金國里漢官中，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這一舉動不僅令清統治者極為震驚，也令眾多世人疑惑莫解。其實后金-清政權里的漢官中，與李延庚有相同表現，即堅持背叛之志而歸明心切，且不斷采取行動者，不乏其人。其中最為突出者要算前面已提到的以劉興祚為代表的劉氏兄弟。他們之所以如此，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究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后金政權所推行的以仇視漢人為中心內容的民族壓迫政策。這一政策對廣大漢人，包括漢官在內所造成的心靈上的傷害極其慘烈、深刻，經久難消。
當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后金統治者攻入遼沈地區之后，實行最野蠻最落后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對廣大漢人進行殘酷的民族奴役和壓迫，把遼沈地區本來比較發達的封建經濟弄成大倒退。為維護奴隸主的利益和鞏固它的統治，努爾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奪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對這種無法忍受的非人待遇，遼沈地區廣大漢人或武裝起義、或投毒、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爭。后金統治者則進行血腥鎮壓。”[53]做為直接同廣大漢民打交道的后金國中的漢官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這一切，無辜同胞的苦難和血淚不能不使他們當中天良未泯者的心靈受到觸動，進而轉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躪的同胞。本來身負重任直接管轄遼南漢民事務，為后金立有大功的劉興祚，終于走上叛金歸明之路，并策劃同復州軍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證。皇太極繼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爭取漢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來一貫推行的歧視漢人的政策，造成人們心靈上的創傷一時難以平復。正如貝勒岳託所說，“人懷疑懼，縱極力挽諭，人亦不信”[54]。這是大實話。皇太極也看到當時歧視、奴役、虐待漢人的現象在后金國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勝罪”。他認識到正是由于滿洲諸臣不斷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廣大漢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問題的嚴重性而警告滿洲將領說：“向者我國將士于遼民多所擾害，至今訴告不息。”“若仍前騷擾，實為亂首”[56]。但皇太極的警告與希望扭轉不了滿洲歧視漢人的習慣勢力，改變不了尖銳矛盾的現實。
而且，后金統治者對為它效命的漢官的猜忌、歧視與凌辱相當嚴重，所有漢官，包括那些身居顯要位置的漢官亦均不能幸免。漢官們雖然竭誠為后金效命，但在滿洲主子看來他們仍是低人一等的奴隸，而隨意欺凌、虐待、“陵轢作踐”是一種普遍現象，漢官被欺凌得往往“傷心落淚”[57]。致使有血性者之寒心，乃至離心。才干出眾、文武兼通的劉興祚，曾深得努爾哈赤及滿洲權貴的賞識與器重，被稱為“愛塔”，即“愛他”之意，而被授以重任,成為管理一方的長官。然而，其主子大貝勒代善對其“常常虐害”，“奪其乘馬，取其諸物”，竟“使其不能自存”。[58]終于在皇太極繼位后不久，便逃亡而去。而皇太極繼位后在政治舞臺上又重新活躍起來的李永芳，其境遇并不美妙。他在一次隨軍征戰時同滿洲諸貝勒一樣，向領兵統帥二貝勒阿敏提出誠懇的建議，卻獨遭阿敏的當眾痛罵：“漢奴！我欲殺爾，豈不能殺乎，何須爾多言！”[59]從此，李永芳“終無一言”[60]。劉、李之遭遇并非漢人中的個別現象。面對這種暴虐與屈辱，凡有血性有良知者絕難隱忍、承受！所以李延庚奮起反抗，其“叛志”已定，且歷久彌堅，義無反顧，也就情在理中。
上述三人本是清朝開國時期頗受倚重而顯赫一時之人物，其人其事在當時來說乃廣為人知，然而其身死之后，竟如灰飛煙滅，消失得無影無蹤，令后人難詳其究竟。出現這種狀況，當然完全是清朝統治者有意而為，使之成為絕密之結果。因為對清統治者來說，這三人之所作所為都將足以見證和暴露其最不愿意外人得知的它的核心內幕，及因政策失誤造成嚴重惡果的極不光彩之局面，而此三人之其人其事如令外界獲悉，無異于自我暴露，實乃自毀自戕，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只有一抹了之。
清統治者為消除三人在歷史上之痕跡，頗為煞費苦心。當然其滅跡之辦法亦因人而異。一是盡管其人為重要人物，但因系多與核心層的私下交往，未曾代表過統治集團與外界交涉，而并未對外界發生重大政治影響者，隱匿之則無傷大局，遂將其人其事在清朝官書、實錄上完全抹去，不留任何痕跡，龔正陸即獲如此遭遇。人們也許要問，既然清朝史書上沒有關于其人其事之記載，這是否反映了歷史上本無其人的事實。非也。龔正陸并非歷史上不存在的虛幻人物。因為當年出使建州的朝鮮使者之回國報告中，多有與龔正陸接觸及有關龔正陸活動之記載，而明人的著作中亦有反映，可見龔正陸乃確有其人，而清朝官書上卻只字皆無。此清楚表明絕非疏忽所致，實故意而為。二是因其人其事多與重大事件關聯，難以完全抹去，則采取只留實難刪除之事，而將有關其人的所有背景材料一概隱匿之。使之成為身世不明、來去無蹤、孤立而不著邊際的人物。如有關阿敦，只在實錄上留下兩條記載，其他事跡則一概不見。其與有關人物相涉之事，如在立儲問題上雖然涉及到那么多人，然而在諸人之傳略中亦不見有關此問題的任何記載。當然所有官修史書中亦不為其立傳，所以有關阿敦身世之詳情已絕難確知。而對身居要職，涉及問題頗多的李延庚，則做“藏頭掩尾”之處理。這里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清太祖實錄》中沒有任何有關李延庚之記載，而《清太宗實錄》上盡管記錄了不少李延庚之活動，但卻自始至終不見其身世來歷；而《滿文老檔》之記載中，雖然約略可見其乃李永芳之長子，然有關其最后因反清獲罪被殺的一條記載，竟一改全書或稱“李延庚”，或稱“延庚”的慣例，獨用“英格(yengge)”一稱，以“正藍旗英格”字樣出現。不深入細究者很難辨識其身世，甚至難與李延庚畫上等號。這樣李永芳之長子，在《滿文老檔》中竟下落不明。官修《八旗通志》中李永芳之傳記里，備舉其諸子之名字，按理說其長子李延庚之名字將首當其沖而應赫然載錄，這樣人們便會從這里了解到李延庚之身世。然而本是漢文本的該書卻故意不用李延庚這個現成的漢字真實姓名，而以近似譯音的“洋阿”字樣出現。而洋阿除在這里出現外，該書中乃至其他各類典籍中，再也不見其蹤影。這樣，李永芳之長子竟是個生來與俱的不可知之人物。顯見清朝統治者是在故意割斷李延庚與李永芳的任何聯系，不讓人們了解李延庚之真正身世。也就是不讓外界知悉來降于己的第一位明朝官員的后代、被自己倚重之人竟堅決反對自己的事情。然而，紙里包不住火，馬腳終有暴露之時。《清太宗實錄》中雖云“誅延庚，籍家產給其弟”，卻絕不言其弟為誰，以避免橫向聯系，而暴露其真正身份。但私修的王氏《東華錄》卻沒有這些顧慮，它明確記載道：“籍家產給其弟率泰”[61]。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率泰者，乃李永芳之次子。這樣，李延庚之身世便昭然若揭。這大概是清朝統治者所始料未及。
綜上，人們已經可以看清，清朝統治者不論對龔正陸等三人處理方式如何之不同，但最后都達到一個使之成為絕密之目的。用以掩藏其不令人知之內幕，完全從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真可謂用心良苦。參考文獻：
[1] 如清太宗皇太極病逝后，經諸王貝勒一番激烈斗爭而議立新君福臨，在尚未舉行登極大典之際，突然出現主張擁立多爾袞并四處活動的郡王阿達禮及貝子碩托，禮親王代善立將此事通報多爾袞，且“言詞迫切”；以及有投匿名帖所謂陷害固山額真譚泰者，據稱投帖者乃宗室巴布海家之太監。當這些事情暴光后，輔政王多爾袞在未經有司審訊尚未弄清事實及其問明因由之時，便立即下令將阿達禮、碩托及巴布海夫婦縊殺之。譚泰乃鑲黃旗之固山額真，堅決主張擁立先皇（指皇太極）之子絕不許議及他人者。這里力主擁立多爾袞及攻擊譚泰，是兩個各不相同性質的孤立事件，還是一件復雜大案的兩個方面，其幕后策劃者究為何人？因當事之一干人犯均被急速殺掉，所謂殺人滅口，已無從稽查，成了永遠之謎。
[2] 除秘不示人的檔案、實錄如《滿文老檔》、《滿洲實錄》及清太祖、太宗朝《實錄》中，尚留有阿敦及李延庚之片段而難窺全豹的記錄外，清官修史書如《清史列傳》、《清國史》、《滿漢名臣傳》，以及《八旗通志》、《欽定八旗通志》中，皆無這些人之傳記，而龔正陸之事跡，不論檔案、實錄，乃至清官書之中則一概皆無。
[3] 關于龔正陸的論著有[日]和田清：《清太祖的顧問龔正陸》，載《東洋學報》35卷1期，1952年9月；[日]和田清：《龔正陸傳補遺》，載《東洋學報》40卷1期，1957年6月；張玉興：《努爾哈赤的早期謀士龔正陸》，載《中國東北》創刊號，1994年1月。關于阿敦的論著有佟錚：《關于阿敦》，載《學術研究叢刊》1985年第2期；張玉興：《阿敦》，載《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4卷，中華書局1987年4月版；趙維和：《論清太祖努爾哈赤與族弟阿敦》，載《滿族研究》2002年第4期。關于李延庚的論著有張玉興：《李延庚叛清考評》，載《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
[4] 《太祖高皇帝圣訓》卷二，《論治道》。
[5]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四。
[6]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
[7] 《清太宗實錄》卷二八，崇德元年四月己丑。
[8] [朝鮮]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
[9] [朝鮮]《李朝宣祖大王實錄》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0] 《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圖版九，申忠一所見殘聯，1939年偽滿建國大學影印本。
[11] [朝鮮]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
[12] 趙士楨：《神器譜》卷四，《防虜車銃議》。
[13]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14] 趙士楨：《神器譜》卷四，《防虜車銃議》。
[15]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6]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申。
[17] 張玉興：《努爾哈赤的早期謀士龔正陸》。
[18] 《為夷酋速爾哈赤病故吊祭事》（萬歷三十九年九月），遼寧省檔案館藏明屏風檔003號。
[19] 黃道周：《博物典匯》卷二十，《四夷附奴酋》。
[20] 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第三分冊，遼寧大學歷史系1979年版，第241頁。參見《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784頁。按，中華本于此處譯作“阿都”。
[21] [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五，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冊，第3145頁；[朝鮮]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二三，見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頁。
[22] 《清太宗實錄》卷二二，天聰九年正月丁丑，上諭曰：“宗室者，天潢之戚，不加表異無以昭國體。”“今復分別名號，遇太祖庶子俱稱阿格，六祖子孫俱稱覺羅。”蔣良騏：《東華錄》卷三，作：“崇德元年（按應作天聰十年，而實為天聰九年）正月，詔太祖庶母子稱‘阿哥’。”其實在此諭之前及之后，阿哥（阿格）一稱并非專為太祖庶母子所獨有，但為愛新覺羅氏之子孫所專有，則是毫無疑義的。
[23] 一說阿敦乃索長阿之孫，即其三子之子。斷言：“阿敦的祖父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的二伯祖索長阿，其父為索長阿三子綽奇塔。”“在宗族成員都以努爾哈赤為敵的歲月里，索長阿的長子李岱與三子綽奇塔都是敵視努爾哈赤的核心人物，成為這一時期努爾哈赤的勁敵。”“阿敦目睹了其父綽其塔的所為，深以為慮，多加勸阻。”阿敦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只身從祖居地河洛噶善城來到北砬背山城，投靠了族兄努爾哈赤”（見趙維和：《論清太祖努爾哈赤與族弟阿敦》）。但不知其所據。然查《愛新覺羅宗譜》可知，索長阿之第三子名綽奇阿注庫，卒于甲子年（公元1564年）。他只有一遺腹子（孟生），名阿度巴彥，卒于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如綽奇阿注庫即綽奇塔，阿度巴彥即阿敦。而問題卻是：綽奇阿注庫死后十九年方有努爾哈赤父祖被害，其起兵攻討尼康外郎，以及五祖子孫“欲殺太祖”之事發生。而阿度巴彥在其父死后六個月方降生，從未見過父面，何有勸阻之事？可見綽奇塔與綽奇阿注庫并非一人，阿敦亦非阿度巴彥。所謂阿敦之父即索長阿第三子參與敵視努爾哈赤之活動，阿敦勸阻無效而毅然投奔努爾哈赤之事與史料記載不符。又，本文寫畢，筆者近日得與持上述觀點的趙維和先生謀面，曾探詢此事之究竟，告云發現了阿敦一支的族譜，揭示了阿敦身世之謎，其言所據本此。并說《愛新覺羅宗譜》有關索長阿第三子及其子嗣之記載有誤，不足征信。筆者認為如這份族譜確屬真品，則是十分重大的發現，在清朝阿敦族譜存在的本身就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跡，因為按此族譜所載則阿敦確系愛新覺羅氏無疑，但因其觸犯了不赦之條成為重罪欽犯，不僅其本人身死跡滅且殃及子孫后代，統在玉牒中被改頭換面，而遠離真實。顯見清統治者為掩蓋殺人滅跡之事實，已在玉牒上公開作偽。但一般來說，愛新覺羅氏中獲極端重罪者，將被黜宗室或覺羅，即被做滅跡處理，不論本人還是子孫后代，都將從玉牒上除名。但這份族譜卻說明了還有進行作偽處理后，仍在玉諜上留下其人及其子孫后代名字（但關鍵人物已非真名）的先例。這分明又是從未聞見的怪事一樁，何以如此處理實在令人費解。但不論如何，阿敦之后人竟然不顧朝廷之禁令，冒險秉筆直書先人被努爾哈赤殘害的事實，恢復了被篡改的歷史之本來面貌，揭露了清朝兇殘統治的老底，如此內容的譜書竟能在清朝統治下一直流傳并續譜下來，而不被發現、未遭不測，簡直是個奇跡。該譜書之意義非同小可。筆者甚望了解該譜書之流傳經過及相關詳情，敦請趙先生盡快整理發表該族譜及其研究成果，以饗讀者。因尚未親眼目睹該族譜及研究論文，不便妄下斷語，謹陳說諸多待解之疑惑問題原委如此。
[24] [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五，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冊，第3145頁。
[25] [朝鮮]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
[26] 《明神宗實錄》卷五一二，萬歷四十一年九月丙辰。
[27] [朝鮮]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28] [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五，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冊，第3146頁。
[29] [朝鮮]李民寏：《柵中日錄》。
[30]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70-171頁。
[31]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89-190頁。
[32]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95-196頁。
[33]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241-242頁。
[34]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478頁。
[35] [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五，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冊，第3145-3146頁。
[36] 《八旗通志》卷一八二，《李永芳傳》。
[37]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614頁。按：洋阿、英格，均為延庚之音譯。清官書上如此，人們稍加留意，即可分辨清楚。但今天人們翻譯古籍，遇到這類專有名詞時，只能按歷史上固有的或約定俗成的處理，而不能以己意重新創造出新的名詞來。否則，必將出現甚至自己也弄不清的混亂。中華書局譯注本的《滿文老檔》1990年版（下簡稱“譯注本”），即存在此類問題。僅以李延庚為例，該書本來只有李延庚（或延庚）及英格兩種名稱，翻譯時當然應該如實直譯，而在編制人名索引時，加以注明，進行統一處理，以避免誤解即可。“譯注本”確也這樣做了，如在人名索引詞頭中已標明“李延庚（又稱延庚、英格）”之字樣，雖然“延庚”、“英格”并未單列詞頭（這是本應列出的），而且，本書中唯一載有“英格”的一頁（1614頁）索引中又漏掉，是個很大的缺憾，但總的說來，通過如此處理，還是方便了讀者。然而，最為嚴重的問題卻是，“譯注本”除這兩個名稱外，李延庚竟出現了另外兩個譯名。即將李延庚譯成了 “彥庚”（見該書第291、461、488、509、510頁）、“嚴庚”（見該書第921、1227頁），而在書后人名索引中它們各有與其他人名毫不相干的獨立之詞頭，并未交待這兩個譯名與李延庚，乃至延庚、英格有何關聯。這就等于告訴讀者這是與李延庚毫無瓜葛的另外之人。尤為奇妙地是竟于一條檔案內的一個李延庚，卻有兩個譯名（見1226-1227頁，天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條，李延庚與嚴庚并存，一人真的被譯成了二人）！翻譯、校對出現如此之錯亂，大概與李延庚的清史無跡，給人們造成了諸多認識上的困難有關吧。
[38] 《清太宗實錄》卷三一，崇德元年十月戊寅。
[39]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614頁。
[40] 周文郁：《邊事小記》卷四。
[41] 談遷：《國榷》卷八五，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225頁。
[42] 馬晉允：《通鑒紀要》。
[43] 談遷：《國榷》卷八五，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225頁。
[44]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491頁。
[45] 《滿文老檔》（太宗朝）卷一五。
[46] 見《清太宗實錄》卷一一，天聰六年正月癸亥、《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1308頁。
[47] 見《清太宗實錄》卷四，天聰二年九月庚申。
[48] 吳騫：《東江遺事》卷上，《援遼功績》。
[49] 見《清太宗實錄》卷四，天聰二年十月壬寅。
[50] 見孟森：《關于劉愛塔事跡之研究》，載《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3頁。
[51] 《清太宗實錄》卷九，天聰五年八月戊申。
[52] 《清太宗實錄》卷三十，崇德元年八月癸未。
[53] 見拙文：《李延庚叛清考評》。
[54] 《清太宗實錄》卷一一，天聰六年正月癸丑。
[55] 《清太宗實錄》卷五，天聰三年二月戊子。
[56] 《清太宗實錄》卷一四，天聰七年六月壬戌。
[57] 《清太宗實錄》卷十，天聰五年十二月壬辰。
[5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頁。
[59]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831頁。
[60] 《滿文老檔》，中華書局譯注本1990年版，第831頁；《清太宗實錄》卷二，天聰元年三月辛巳。
[61] 王先謙：《東華錄》卷二。
作者：張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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