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對六十年代中國青年問題的社會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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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何新1998年《孤獨與挑戰》第一卷<洗禮暴風雨·生命黎明>
【轉帖者按：
且摘讀一段何新文中的自述——“我發明了一些高級的惡作劇，令與我同院的壞孩子們大開其心，也讓院里一些正人君子們恨之入骨。例如，有一次我帶領幾個孩子在垃圾站埋伏捕捉了幾只野貓，我們把自制的火藥包塞到貓屁股里，點著引線，讓貓飛跑起來炸響。我還設計了一個電子面罩，上面定時點亮紅、綠、藍三個小燈泡，夜晚戴起來躲藏在樹叢后面嚇唬過路人。諸如此類的一些不軌行為，把我所住的大院里攪得烏煙瘴氣。這些惡作劇雖然惱人，但卻使我從中體會到一種近乎邪惡的成就感和滿足，甚至事情發作后帶來的懲罰也不能抵消它。”——這簡直就是何新后來的人生劇本。
我喜歡這樣的何新，寧做一個桀驁不馴的“壞孩子”，也絕不低眉屈從于任何“主義”下自居真理、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君子，不論是左的還是右的——而這，才是毛澤東以驚世駭俗之身而賦予他的偉大時代的真精神，遠遠傲視于今天一部分自驕正統、偏執狹隘、滿口馬列主義三從四德的“偽左派” 所欲編織的意識形態新禮教、新道學！】
上 篇 正統性的危機
一
1963年9月，我考入了北京第二十四男子中學。雖然在志愿表上，這學校是我的第二志愿，但它當時是一所重點中學。在東城區的中學中，當時它還是一所處于中上游的學校。
60年代的北京中學實行所謂“雙軌制教育”（一軌實施普及教育，培養體力勞動者；一軌實行英才教育，培養腦力勞動者）。當時的中學劃分為四個檔次。
第一流的中學，最好的如男四中、女一中、師大附中，選拔的都是小學男女畢業生中的尖子，或者叫精英。其中尤其得天獨厚的應當算男四中，由于位置靠近中南海，一大批家住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子弟都在這個學校就讀，這個學校的師資、設備、教學都是全北京頂尖的。對中南海子弟，進入這個中學有特殊照顧。這學校也在其他小學中公開招生，但畢業成績就都必須特別優秀才行。能在這個學校就讀，當時是非常令孩子們羨慕的。其他如男二中、男八中、女十二中、男二十五中等，雖然也是一流學校，但相形之下就難免略顯遜色。
再其次就是二流的學校，也屬于全日制重點中學，但其聲望不如前者，二十四中即屬于這一類。但是，一二流學校使用的課本相同，每周都開設6節外語課，都設有高中部，而且多數實行男女分校的制度。
此外還有三四流的中學。這兩類學校招收的學生考分級數逐次降低，各方面條件均較差，往往本校不設高中部，能考上大學的概率也甚低。此外，在教學內容上與前兩類中學也有所不同，特別是英語和數學教材比重點中學簡易，每周只開設3節外語課（顯然是認為畢業生不必有使用外語的機會）。此類中學當時多數是男女合校的。學生于初中畢業后一般都立即就業或轉入半工半讀的職業學校，能考進高中或大學的人甚少。正因為如此，當孩子考進這類中學后，父母和孩子本人都會產生明顯的挫折感和失望心理。除非少數意志頑強者，很少有人還有興趣認真讀書，準備作進一步深造了。
60年代北京的這種教育體制，實際上是西方近代的英才教育制度與中國傳統的社會分層身份制度的結合。
一方面，通過確定的考試程序，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這個金字塔上，層層選拔“英才”（？）和淘汰“平庸”（？）。在這里，我們可以注意到文革前社會意識形態與教育政策的一個明顯矛盾：名義上，工人、體力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卻只把教育梯級上的被淘汰者輸送到工農的隊伍中。
另一方面，孩子們的家庭出身背景、父母的社會職業身份、政治派別，在某種程序上超越于家庭經濟條件而強烈地影響到他們子女所能享受的受教育機會。在這里，我們可以注意到又一個矛盾：從理論上，國家實行優先照顧工農子女的教育政策，正是為了提高工農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國家對教育實行大規模的補貼政策，學費甚低，大學免費；但從實際經濟條件和文化環境看，卻是不利于工農子女發展的。愈接近教育制度的上層，工農子女進入的比例愈少。在大學生中，干部子女、知識分子和其它中產階級子女，占據比例遠大于工農子女。耐人尋味的是，教育中這些矛盾情況，潛在地正是后來致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理由。
從中學起，在各類學校之間的等級界限已經是頗為分明的。學生在不同檔次的學校之間流動、轉學，如無特殊關系，基本是不可能的。這實際意味著，一個人在未來社會中可能占據的位置，特別是將來作為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的分野，從這里，從初中時代所進入的學校級別中，已經基本劃定了。這就難怪當時為人父母者和孩子們對于初中能升進什么中學，普遍戰戰兢兢，表示著莫大的關注了。
二
六十年代，中國青年要躍入中國社會的精英（白領）階層，通常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政治化的道路，可以稱作“紅”道；另一條是專業化的道路，用當時的術語可以稱作“白”道（“白專道路”）。由于國家實行歧視家庭出身背景不好者的不平等政策——所謂出身“不好”，首先是指60年代的所謂“黑五類”：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右派的家庭——他們及其家屬、子女，在政治身份上以血緣原因而受到社會的強烈敵意和歧視，因而在政治上很難有發展進取的可能。此外，非黨員知識分子（職員）和城市一般中產階級的子女也受排斥。當時根據國家政策規定，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的子女不能參軍，難以入黨，需要做出特殊表現才有機會入團。而根據五六十年代的干部制度，入黨、入團是攀入核心精英地位的首要條件。這些政治限制實際是一種政治身份制度，它否定了人與人在政治和社會參與機會上平等的原則。
出身好壞作為一種先天標志，為當時每個人——特別是青年人打上了濃重的烙印。有幸出身好的人，意味著在政治參與機會、就業機會和物質分配方面獲得較多優遇的可能性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出身不良而才智優異的孩子要試圖進入白領階層，唯一的道路就是通過個人努力完成高等教育，爭取成為專家，這幾乎是超越出身限制攀入較高社會地位的唯一出路。
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的這種出身的孩子們，普遍采取了回避政治（以此超越政治上的自卑感）、刻苦學習（走個人奮斗道路）的方向。也因為如此，出身不好的孩子從社會歧視中獲得了遠比出身好的子女更強烈的學習動力。從我上學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一些出身不好的孩子不管天資如何，在學業上普遍格外勤奮而努力。而另一方面，我還注意到，出身不好的孩子，如果由于聽話、機智而有機會得到老師或學校的青睞，被提拔為學生干部或優秀生時，他們就會加倍地努力，他們對其他出身不好的孩子會更嚴峻，現身說法教育他們如何“背叛”家庭（這種背叛當時被社會崇尚為美德）。
正是由于出身不好者具有比出身好者更強的學習奮斗動力，在考上名牌大學的人數中，他們占據了相當數量的一個比例。但這一點，又恰恰引起出身好的孩子們的強烈敵意和嫉妒。這一點，后來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出身好的孩子）組織紅衛兵造舊教育制度反的“革命”狂熱的重要心理因素。他們攻擊當時的教育制度背叛階級路線，攻擊孔子的“有教無類”，攻擊學校陣地被資產階級子女占領了，等等。①
①我后來的研究表明，對“有教無類”的攻擊建立在一個語詞誤解上。“類”在孔子時代是國族、種族、種類的意義，它與教育的階級涵意并沒有直接關系。
因此在60年代的中國，我們看到青年中精英分子的兩大分流：一種流向是“紅”，成為政治精英——在這條道路上，家庭出身好幾乎是必要條件；另一種流向是“白”，成為專業精英——在這條道路上，艱難而擁擠地走著的是那些出身不“紅”（職員和其他中產階級）和“不好”（黑五類）的孩子。
但是，正因為階級身份制度給予某些孩子——特別是權貴子女以成功的先天保證，因此反而使他們容易怠惰，有先天的優越感。這一點，當時已被毛澤東深刻覺察。他在文革前一次談話中曾經對人說：我們的干部子女很令人擔心，他們有很強的優越感，但是沒有社會經驗和政治經驗，應當讓他們參加階級斗爭，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大意）。事實上，這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階段，一群少不更事的高級干部子女成為政治運動的先鋒，直到文化大革命嚴重損害他們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后，才醒悟而反叛。但隨之，他們就被運動拋棄了。這一歷史因緣不是偶然的）。
“紅”與“白”這一分野，在當時人們看來，似乎認為是中國特有的，其實這不對。我后來讀斯湯達的《紅與黑》，注意到出身木匠家庭的孩子于連，在19世紀之初的法國貴族社會中也受到歧視，按照當時法國社會的不成文法，盡管于連很有才能，但是他由于沒有貴族出身的背景，因此社會絕不允許他成為穿紅袍的政治權貴，卻至多只允許他這種人成為穿黑袍的教士，以此才能跳出他所屬的下層社會。我頓時意識到：于連的選擇也正是我們那個時代中國許多平民子女所面臨的選擇——當時在中國社會中若成為專家，也就相當于于連在法國成為教士。
文革以前的中國社會，實際上正是一個具有古典貴族政治特點的社會，雖然它身上打著當時中國意識形態的特殊印跡。如果不理解這層意義，事實上也就根本無法理解后來首先由“教育革命”發端，并且首先由中學紅衛兵擔任急先鋒的“文化大革命”。這一點，我們且說到這里，待寫到文化大革命時，我們再來作更深刻的反省和分析吧。
【何新按：中國近10年的改革，方向有重大偏誤。回顧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雖然有諸多錯誤，但有一點卻是重要而偉大的——毛澤東摧毀了文官干部的官僚體制。直到80——90的鄧小平年代，中國社會仍然相對比較平等。而最近10年，通過引進培育所謂的文官制度，竟然催生出一個等級森嚴、壁壘分明的新門閥、準世襲的特權官僚制度。這是對于100多年來歷史政治進步潮流的嚴重倒退！】
三
雖然我初中所在的第二十四中學在北京處于二流學校的地位，但它的校史卻頗為悠久，建國前即已建校，稱作“大同中學”。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這所學校題過詞。
在教材、師資、設備、教學水平、校舍、環境，以及最終的升大學率等方面，一二流學校雖有差異，但差距尚不算太大。然而數量最多的三四流學校則與一二類學校有很大差別，小學升學考試實際成為一次激烈競爭和淘汰的機會。然而，這種淘汰又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
我小學畢業的那次升學考試，結果就很出人意料。不少平時很驕傲、平時成績也不錯的孩子，考上的學校卻平平，甚至大失所望。許多好學生由于未考上好學校而感到自卑，結果自暴自棄。其中最令我震驚的是一個小學時外號叫“小丫”的女孩子。那原是一個很秀氣的女孩，人也不錯，上小學時她一直是班干部、三好學生，是最得校方和教師寵愛的幾個女孩之一。但升學考試不知怎么搞的，竟非常失敗，結果作為差等生被分配到當時東城有名的“流氓學校”——第×××中學。不到一年，聽說她就變成了“圈子”，經常和男人胡混，后來聽說又打了胎。更慘的是，在文革中，由于出身不好，又是“女流氓”（？），結果在“8.18”紅色風暴中被他們學校的紅衛兵活活打死了。
我考入二十四中這樣一所學校，雖然只達到我填表時寫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男四中），但也應當算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為之沾沾自喜，父親也感到很高興，母親和同院的其他人卻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因為許多人當時都覺得，我最可能的前途就是進少年管教所。
實際上，現在回顧起來，對這個中學我應該感到特別的滿意。正是在這里，我送別了憂郁、苦悶、多災多難的少年時代，迎來了我生命中的第一道青春曙光。我的班級，學校的環境，還有教過我的幾位老師，至今歷歷在目，許多同學 和 老師令我懷念而難忘。
四
很幸運，在我剛入學那一年，二十四中調來了一位頗有事業心也十分強干的新校長，名叫黃自強。他一心想把我們學校由一個二流學校推入北京最好的第一流中學的行列，從而振興和恢復其歷史的光榮。記得入學后第一次期末考試之前做總復習動員，黃校長在廣播中給全校同學訓話，他就贈給學生們一副石達開詠剃頭匠的對聯：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有幾？
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
這副對聯用來形容考試，十分貼切。
那一年，我們學校的學生不負所望考出了東城區名列前茅的成績。黃校長到任后，刻意改進師生素質，提高升學率，擺出一副與男二中、二十五中在東城區居一流的優秀學校一爭高下的架勢。他治校有方，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為此，他在后來的文革中卻由于“反革命修正主義辦學方向”而被學生們批斗得很慘。聽說文革結束恢復工作后，他任東城區教育局長，又一次試圖勵精圖治，可惜人非故人，而局面、世道人心皆已大變，所以成效甚微。我至今對這位富有事業心的校長充滿敬意。
入中學后，我編在初一五班，班主任姓尚，是一位富有教學經驗、性格痛快利索的中年女教師，她教我們代數課。
進入初中以后，首先使我耳目一新具有強烈新鮮感的，是在教學中設置有與小學時代不同的許多新課程。然而，其中令我得益最深的是中學時代的數學課。
在初中里，教過我數學的一共是兩位老師。除了 尚 老師以外，后來上初三時，換了一位姓李的男教師。他們都是我中學時代所遇到的良師——由于我實際上只具有初中學歷（后來雖然考上大學，但卻基本上是一天課也沒有上過），所以這兩位也應當算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教師。 那位李 先生樣子長得很怪，確切地說應該說是很丑，特別是他后脖子上長有一塊很大的疤痕——同學們暗中議論說那是一種名叫“砍頭瘡”的毒癤的后遺癥。他剛來教我們班時，我們對他情不自禁地都有點討厭和莫名其妙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以嚴格、求實、博學而深刻的教學風格和水平征服了我們。
做到這一點應當說并不容易。要知道，我后面就會談到，我們那個班，從初一到初三，一直是以紀律和班風最差聞名全校的班之一。但是在數學課上，我們卻從不記得這位老師曾經停止講課來維持課堂紀律。直到文革動亂發生，學校停課而大亂為止，這位 尚 先生 和李 先生一直是學校中最令我尊敬的教員。
五
我們初中時所學習的主要數學內容，一是初等代數，一是歐幾里得幾何。對于中國人來說，這兩門學科都不是傳統所固有，而是起源于希臘和西方的兩種古典學術（順便說一下，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學校的教材呈現出文化色彩參差不齊的混雜：理科教育主要是模擬西方傳統的，但在教學實際中卻未必人人理解其精神，文科則是近代中國人自己的作品，理路蕪雜，充滿概念和思維的混亂）。
中國人學文化講求實效。所謂“學術”二字，學指學問，而術則指方法、手段。因之，學術的目的并不在于自身，而只是達到某種目標的工具。所以中國學術中，少有西方那種考究一個針尖上能存在多少天使的形而上學（佛學除外。樸學雖有人以為瑣碎，實際別具實證精神，本質不同于西方經院哲學）。但問題在于，實效可以劃分為近期效果、遠期效果，表面效果、深層效果等時空意義上不同的層面。如果認為實效僅僅就是眼前有用的事物，那就未免過于淺見。而就中學數學來說，從算術到代數，實際是一個意義巨大的躍進。算術主要是計量，實用性很強；而代數和幾何的日用實效卻并不顯著。那些關于實數、虛數、有理數、無理數的抽象概念定義和辨析，對于初學者既枯燥，又會感到無用。我們最初很難理解，在小學早已會做數字四則運算的基礎上，為什么又要花那么大力氣來學習、領悟一門與數學運算關聯越來越少的“代數學”？——事實上，代數中的多數演算，已愈來愈強地變為一種以字母為工具的概念兌換。我們也無法理解，為什么在平面幾何中，我們要花那樣大力氣，去細膩、而且還必須合于規范地證明一個看起來具有經驗中的自明性的命題，例如：為什么三角形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不是可以用尺子測量一下來證明嗎）？為什么不能用在直觀上看起來既簡單也很有效的辦法，例如用度量的方法證明三角形的三內角之和為180度，或者用測角度劃線的辦法，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類看起來似乎是繞過常識、缺乏自明的實用性的教學內容，都被造反派認為是虛假、無用、脫離實際而浪費學生精力的東西，在大中學的教材中被廢除了。這種做法與中國學術注重實用的傳統精神在某種意義上是切合的。數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既是知識，又是工具。在前一意義上，它是目的；在后一意義上，它是手段。人們容易持有的一個偏見是，目的似乎比手段重要（所以莊子說：得魚可以忘筌），計算似乎高于概念，實用似乎高于方法。但在西方學術的傳統中，對問題的看法則恰為相反。希臘的哲人認為：工具的價值要高于目的。因為目的是隨機的、多變的，而工具卻反映著學術進步的水準，并且積累著各個時代的智慧。目的是暫時性的，而工具是常在性的。科學的主要特征是知識系統的工具化，只有當知識能夠專業性地工具化時，它才真正成為科學。一門知識體系價值的高低，是與它最終能夠在何等程度上成為這一知識領域中的有效工具成正比例的。
我后來在自身的研究中，愈來愈深刻地體驗到，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要方法是語言方法，卻缺少希臘那種做嚴密概念定義和辨析的邏輯方法。從事這種辨析，在中國容易被看作乃是無用的煩瑣哲學。但是實際上，一切嚴密的理性精神，必須以初等代數和幾何中開始訓練的形式邏輯方法作為奠基的基石。
在我后來的人生中和治學事業中，我一直深為得力和受益于初中時代的數學訓練。其原因，是與曾經教過我的兩位老師在課堂上給予我們的嚴格概念辨析和方法訓練分不開的。成年后，我讀斯賓諾莎《倫理學》，注意到他試圖以幾何學方法建立本體論和知識論。在這部對于近代西方哲學影響甚深遠的著作中，我再一次意識到西方人的理性主義精神。而這種精神對于在治學旨趣上似乎更崇尚“大而無當”風格的中國知識界，卻至今還少為人們所真正理解和實踐。
六
進入中學后，我也強烈地感受到，教育部、學校為我們設置的多數課程實際上乃是毫無價值和用處的。而另一方面，通過紙面道德與實際生活的分離，孩子們被培養成具有雙重人格和佩戴面具的偽善的人。
我們上中學時，學校開設了語文、代數、幾何、外語、政治、體育、美術、音樂、生物、物理、化學、歷史等10多種課程。起初，這些課程每一種都是必須考試的科目，并有匯入總成績。但令人感謝毛澤東，他老人家在1961年前后開始提出教育改革的問題，后來又寫了著名的“三七批示”。他認為：“學生負擔太重，學校課程太多，學了也無用。”結果從1964年起，多數課程由考試改為考查，從而大幅度地減免了我們的考試項目。當我們知道這個決定后，真是歡呼雀躍，欣喜若狂。當時所仍保留下來而必須考試的課程，只剩下幾門主課，即：代數、語文、幾何、政治、外語(在非重點學校，外語也變為免考項目)。
中學時代最令人討厭的課程有兩種，一種是語文，一種是思想品德。這兩種課程之所以令孩子們討厭，首先是由于教材的拙劣，但是我們不得不忍受它們。說來好笑——那首先是由于它們特別必要和重要。然而那兩種教材和教學大綱的設計，都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低能作品。這里發生的一個悖論是：沒有人會認為語文和思想品德不需要學習。但結果，那種極其低能的教材和教學傳統就因之一直保持下來——據說直到今天的中學中，還基本上是在教那老一套陳腐的篇章和教條。
初中時教我們語文的是一位中年男教員，他的兄弟是一位知名的相聲演員。此人以出語刻薄、善于挖苦人而聞名學校，但是實際上他的教學水平卻不高明。當然，如果平心而論，我想任何人如果只根據教育部的官定課本來教授語文，他也絕不可能會是很高明的。我自己后來在中學和大學中也擔任過語文教學工作，對此深有感觸。
在少年時代，我曾經長期懷抱過一種夢想，就是希望長大成為一個文學家或者詩人。所以按道理講，我本來應該喜歡語文才對。然而上中學后，我才知道語文課事實上是多么地令人厭倦和失望。語文課之所以令人失望，有三個原因。
第一，編教材的人把孩子們看作低能兒，他們選擇的示范課文內容往往是非常乏味的。許多通俗流行小說的內容，孩子們以前早已讀過，甚至耳熟能詳，但卻仍被掐頭去尾地選編作教材。例如《水滸》中拳打鎮關西的故事，極其簡單而淺顯的一篇故事，教師硬要分析出若干叫作者聽了也會大吃一驚的復雜意義，乏味而可笑之極。還有那些煩瑣而根本沒有用處的語法知識：什么主、謂、賓、定、狀、補，什么動賓結構、主謂前后置之類的術語等等。這些都是從西方語法中模擬來而套用在漢語分析上的，也許對于專家搞語言分析和比較研究會有用處，但對我們這些學語言主要是為了今后讀、寫、講的中學生而言，卻極端枯燥而乏味。
第二，是由于課堂教學的機械和公式化，老師講語文的主要方法是課文分析。把一篇文章機械地割裂成若干段落，而且只允許按照唯一的方式，即老師所設計的那種方式去分段，然后又要按照老師規定的解釋去理解和制作段落大意。如果哪個學生試圖對課文提出、闡發自己獨特的理解，就被認為不僅是錯誤而且是大逆不道。但是事實上，老師對課文文義的解釋常常是非常主觀和可疑的，并且常加上某些當時需要的政治色彩。因此學生們雖然沉默和無奈地、不得不吞下這種正統化解釋的酸果，但內心中卻不免深埋下疑問。
第三，語文考試缺乏合理規范，其結果是：一個語文水平甚高的人卻可能根本通不過語文考試；而一個語文考試成績很好的人卻可能根本寫不通文章（毛澤東曾經針對當時大學的中文系教育，尖銳嘲笑那些中文系畢業的人不會寫文章）。事實上，我們上學時都特別討厭語文和作文。因為我們知道語文的評分無法把握，作文的成績往往與評卷者的個人好惡和任性有莫大關系，還不如舊時代的八股考試可靠（相反，理科考試就規范的多，因為其結果是理性和可預測的——理性的標志就是可預測性）。記得我上中學時，作文成績往往不及格，因為語 文 老師不喜歡我，更不喜歡我的獨立不羈的文風。
除語文外，令我們大失所望的還有歷史課。本來，歷史是一種很有趣也很有用的學問。但在我們學是課本中，歷史卻完全變成一種公式化而乏味的教條，全部歷史變成了講述農民造反起義的歷史，歷史上那些我們通過歷代文學和小學作品中早已熟悉的人物，在課本中卻都是貼著階級標簽的木乃伊。歷史教科書的面目死板、語言干巴，重大的事件似乎只有戰爭，然后即是所謂令人自豪的幾大發明。薄薄的一本歷史書，我們只需要兩個小時就可以讀完，然而卻規定了每周3節課，必須整整聽上兩個學期。
七
學生們對付這種壞教材和壞教學的辦法，就是大亂課堂。我念初中的那個班級是當時學校中課堂紀律最壞的班級。但是，這并不能都怪學生。事實上，數學課的紀律就一直很好。反省當年上課亂的情況，我發現這也是有規律的。課堂亂的原因有幾種情況：
一是老師素質差，缺乏魅力和威力。所謂魅力是講課的吸引力，所謂威力是教師依靠自身的優良素質在學生心目中獲得的威信和鎮懾力。有這種力量的教師，一個注目的眼色、一個微小的示意性動作就足以糾正課堂上個別學生精神和行為的偶然偏離，根本不需要聽下課來糾正紀律——訓人、罵人、罰學生。我上學時有幸遇到過幾位這樣的老師。而我自己后來在中學和大學擔任教師時，也親身獲得過這樣的經驗。二是那種內容對學生來說，被認為是無用或無意義的課。例如外語課，當時中國還沒有出國熱，所以多數孩子認為自己沒有必要浪費精力學一門將來根本用不上的課。
另一方面，老師再好，也無法把一本愚蠢的教材變成有興味和吸引人的，例如語文、政治那一類東西。這種情況下，聰明教員的唯一辦法只能是設法組接和引進一些題外話——與課程多少有些關系的新鮮而有興味的內容。如果你是一名中學生，而你必須在每一個星期中用6節課的時間去反復聽人向你嘮叨、細膩地分析一篇你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完全無困難地閱讀和理解其意義的課文，那么聽這種課程當然只能變成受煎熬和活受罪。
所以毛澤東說過，他贊成學生對不喜歡的課打瞌睡。這話雖有玩世不恭的意味，但也很有幾分道理。 許多 老師以為，他們的課堂上秩序亂，都是由于學生不好。因此，他們煞費苦心地恫嚇、威脅、懲罰學生。多數老師把學生看作可怕的職業敵人，而不是伙伴和可能的合作者，他們往往極其可笑地試圖在學生面前扮演一個警察的作用，卻不看看自己手中掌握的威脅手段事實上是多么少而無力。其實充其量，他們對學生所能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老而又老的幾套花樣：
一、把就事論事的批評變成對學生的一種人身侮辱，惡語毒舌，或者厲聲厲氣地威脅恫嚇。
二、體罰或變相體罰，常用的如：揪耳朵、抽嘴巴、踢人、長時間罰站，等等。
三、請家長（美其名曰請家長配合教育，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向家長告狀），讓家長回家揍犯過錯的學生一頓。
四、威脅把學生的錯誤記錄在案，裝進檔案，“背一輩子”之類。
五、訓練告密者。例如老師不在時，暗中指派一些同學秘密記錄某些學生的言行，然后匯報……
大體就是這幾套。一旦都無效，教師就將束手無策，只好哀嘆學生太壞、“管不了”，以至放棄教育責任，聽任學生自流。這些做法，無論在我上學時還是今天的小學、中學中，都是常見的。這表明，數十年來中國初等教育水平提高甚小。當今天人們注意到中國教育制度的落后和意識到必須改革時，我認為，從童年教育起，根本反省中國人的教育目標、教育理論（事實上中國至今還沒有自己成熟的教育理論體系）和教育手段，而不是僅僅皮毛或技術性地作點引進、抄襲、小修小補。這是甚為必要的！
事實上，學校方面和教師似乎不知道：當他們對學生采取那些卑劣的“教育”方法時，他們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多么無能而丑惡的地位上，他們在學生的心目和良知中會變得多么渺小而虛偽。他們讓孩子們在心目中暗暗恨他們而不是愛他們。
他們也在同學之間暗暗制造分裂和仇恨。我至今記得一件事：有一次體育課，在排隊時我和一個同學打鬧，老師命令我出列，我不服從，他竟讓所有是孩子排隊從我面前走過，每個人踢我一腳。平時與我不和的孩子就狠狠踢，但與我要好的孩子也不敢違背命令，雖然他們只是象征性地踢一腳。
八
我們那一代人在生活的許多方面是不幸的，我們從小面臨的人生就相當嚴酷。中國人自少年起學習的做人方法就是恨而不是愛。這就難怪我們周圍的成人社會一直是那樣緊張，那樣爭奪——你死我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那樣冷漠而兇殘！那種言傳身教的直接實踐，要比教師平時在正式場合灌輸給學生的一切正面道德說教（包括運動式地學雷鋒），更能促使學生下決心做一個說謊的人、偽善的人、告密的人。
有一些天真的老年人認為，今日中國社會風氣的敗壞主要是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結果，因此他們主張不斷加強、強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這種思想政治教育說到底無非就是宣傳和說教，而宣傳和說教的實質無非又只是瞞和騙。中國舊式政治家有一些是相當主觀而迷信的人，他們缺乏理性思維的基本能力，卻總是迷信兩種事物：一是行政權力，二是語言說教。
對行政權力的迷信，也就是對政治力量的崇拜。這種迷信來自中國落后的社會結構和民眾的低劣政治素質，這一點我們反省文化大革命時再做分析。
至于對語言說教的迷信，那真堪稱現代中國文化中的一大奇觀。我們常常認為，事物的本質似乎可以由于解釋的不同而發生根本的改變。因此，人們不愿意把力氣花在改變事物上，因為那要困難得多，而寧愿花在改變語言名稱和解釋上。盡管從表面看，百年來中國社會轟轟烈烈，發生了一系列巨大的社會變革，但從社會的深層結構看，特別在微觀方面上，本體性的變化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大。變化真正巨大的多是在外部和表層的政治象征上，以及人們所使用的政治語匯上。如果有心做一下比較、統計的話，我們可能很快發現，中國的政治語匯以10年左右為一周期，幾乎完整地更換一代，以至10年后的年輕人已經無法讀懂和破譯他的父兄輩曾每日頌經般地瑯瑯掛在嘴頭的那些具有特異時代性的政治語匯了。明代大文豪、大幽默家馮夢龍所著《廣笑府》序言說：古往今來，莫非一話也。話，莫非一笑也。這真是深通中國人生三昧的至妙之論。
今日中國人在道德情操上普遍是渺小的。究其原因，我以為與中國人的青少年教育制度的弊病與失敗有根本性的關系。如果不面對這一現實作深刻反省和改良，那么再如何提倡雷鋒精神也是無用的。我對此感受極為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上中學時，正是一個社會公認的壞學生。而之所以變“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自覺，是故意的。我愛幾位教師，但我對許多教師持有敵意，在他們的課堂，我故意要搗亂——因為我自卑，因為我被歧視，因為我沒有機會，因為我被他們凌辱！
但是，盡管如此，在內心中我自己卻并不看輕我自己。相反，早在少年時代，我就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內心中有一種神秘的精神的力量在引導著我、激勵著我、鼓舞著我——我深信那是來自上帝的聲音。這種精神力量在我迄今已經度過的生活中始終伴隨著我，使我永遠不怯于面對孤獨、面對失敗。因此，無論周圍的人是怎樣蔑視我、鼓勵我，我卻一天比一天更深信我是非凡的！同時，我蔑視周圍那些蔑視我、踐踏我的成年人，不管他們是我的鄰居、親人還是教師。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一種人格分裂現象：教師心目中的好孩子正是那種阿諛、告密的人；倒是在“壞孩子”的人格中，比較富于勇氣、直率和真實。而孩子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為人師表者，其實也往往只是一些虛偽、濫用權力、投機取巧、說謊的人。這些教師為學生們在塑造一個多么糟糕的社會形象！
而另一方面，我，正是在學校中，首先是從多數教師的愚蠢、欺騙、蠻橫或無能，從他們對丑惡現象的無力以及他們自身的邪惡中，深刻地體驗到什么是虛偽和邪惡！我當時正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巴爾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我為他們所揭露的那些人世陰謀、冷酷與罪惡而震撼。但最重要的是，我感覺他們寫的許多人物和事物并沒有死。那也決非如書籍出版者試圖讓人相信的——只是屬于資產階級社會的邪惡。我正在我身邊就看到許多邪惡，許多小說中描寫的邪惡仍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因此，我當時變得憤世嫉俗起來。
下 篇 正統性的蛻變
九
也許有人認為我這樣刻薄地批評中國的初等教育方式未免過于偏激。但是我以為，我們必須有勇氣面對的真正事實，恐怕比這還要刻薄。讓我們進一步深入地觀察和反省一下。
在今日的初等教育中，有思想品德教育一門課，它是由我們當年學習過的政治課演變而來的。
我們中學時代的政治課，向我們講授的都是激進革命的內容，當局試圖向我們系統灌輸：
一、關于階級斗爭和反修教育；
二、被階級斗爭論支配下扭曲解釋的相當公式化的社會發展史；
三、一切為公的道德倫理。
但是總起來看，前兩種教育醞釀了青年一代后來在文化革命中掃蕩一切、所向披靡的政治狂熱；而后一種教育卻在事實上培養了一代具有心態異化傾向和道德虛偽特征的雙重人格。
問題在于，熱衷于探討和建設道德說教的倫理學家常常忽略一個明顯而重要的事實，這就是，一個社會常常具有兩種道德：實踐中的道德與口頭中的道德。這兩種道德在一個良好的社會中應該是合而為一的，但在社會風尚普遍墮落的時期它卻必然日漸分離，官方正式倡導的道德將日趨虛偽而不切實際。同時人們不得不通過自身的實踐，去重新摸索能夠在現實中行得通的行為規范，由于缺少強大的精神支柱和理性論證，這種規范必然具有任意的和急功近利的特征。
所謂道德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制約、約束人類行為的規則體系。當這種規則被社會統治制度所確認，因而具有強制性時，那種規則是法制；但當這種規則系之于人心，依賴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非外在的強制時，這種規則就是道德系統。道德的基礎應該植根于人的良知，植根于人類求善的根性。法制與道德之所以必須，正是由于它們就其概念來說應當具有普同性，亦即為社會全體人（包括違反法制和道德者）的公共利益而設立的含意。這是法制和道德應當具有的無私性特征。我們說法制和道德的本質是善，就是由于有為全民利益服務的這一特征。也只有法制和道德具有這一特征時，人人服從它們才是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反之，人民就有權不服從）。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極為奇怪的現象：在文革及文革前的長時期里，現代中國法制和道德理論卻一直否認自身具有全民性的特征。這種理論認為法制和道德是階級性的，是只應該保護社會中一部分人的（無產階級）——這就把另一部分人先天地排除在法制、道德之外。當時的意識形態認為，法制和道德都是階級性的存在物：法律有權只為社會中的一部分人謀利益——這意味著某種社會特權的存在被認為是合理的；道德及倫理規范也是具有階級性的，因此不是對一切人都是適用的。
這種法制與道德的理論，醞釀著文化革命時代違法及不道德行為出現的必然性（所以文革時代那些造反派窮兇極惡的行為，并不被國家認為“違反法制”——它的合理性前提已經蘊涵在前文革時代法制和道德階級性的概念之中了）。在另一方面，這種概念也必然會催化出偽善。
十
在中學時代，我不僅開始獲得自我意識，而且開始日益關注和試圖理解當時的時代所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種關注，在我們那個時代的中學生中是并不罕見的。在不過10多歲的孩子中，之所以能誘發出對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的濃厚興趣，是來自社會和教育當局的全力動員和灌輸。
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們，一定不會忘記6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政治性多么強的社會。政治，作為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也作為一種無孔不入的社會控制手段，又作為一種神圣化的迷信，滲透和影響于當時中國七億人民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
記得在60年代的中國，所有中小學校大門的迎墻上都寫著仿毛澤東手書的八個大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但我窺度，毛澤東于1949年給孩子們寫這八個字的時候，恐怕主要出自作為一個老人的良好心愿：“好好學習”，包含著廣泛求知的意義；而“天天向上”，則包含著多方面不斷謀求進步的意義。在這一善良而寬泛的祝詞中，就其初心，恐怕未必包含有特別多特別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寓意。
但是，在我們上學的年代中，這八個極其明白易曉的字眼，就具有了特殊的微言大義：學習，首先是，后來更變成唯一地是——學毛澤東思想；向上，也就明確無誤地意味著“反修防修”，做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接班人。一句普通的倫理性箴言，“革命”式地神化為信條、戒律和有魔力的咒語。
我記得在那些年代中，許多孩子在自己的作文習作中都寫過這樣一種充滿真情然而異常虛假的語句：“（當我如何如何時）……我腦中忽然浮現出毛主席的諄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于是，我頓時渾身充滿了為‘××’奮斗獻身的無限力量……。”這是60年代中國有代表性的一種文體和風格，既真實而又虛假。就感情來說，當時人之所以這樣講絕對是真實的，但另一方面這又絕對是虛假的。因為每一種特定的行為之后都自有其特定的動機，只是被包裝在那些美好修辭的殼子里而已。
這種文體在我的中學時代開始形成并且泛濫開來，它的流行預示著一個迷狂信仰的時代、一個虛偽而做戲的時代，正在悄悄地到來。我當時雖然還小，但是我明顯地感受到時代精神的轉換和變化。我的政治神經開始萌生，從中學時代起，我每天讀報，日益關注國內外和周圍正在發生的各種政治性事件。
十一
六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醞釀巨大暴風雨的前夜時代。我們從今天的歷史視野回顧過去，已經可以使當時面貌尚不清晰的種種事件，逐漸顯示出當時身在其中的人們所不能明了的歷史意義。
似乎可以這樣說，在經歷了1840—1949年長達百年之久的歷史暴風雨之后，由于1949年革命的勝利，五六十年代的中華民族取得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但是，這一革命具有先天的發育不足，隱涵著一系列致命的弱點。其結果是，這一聲勢浩大、震撼世界、席卷了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革命，在其后繼的歷程中卻未能像英國革命（1649年）、法國革命（1789年）、美國革命那樣結出國家經濟現代化的果實。可悲的是，五六十年代短暫的安定與復興，竟成為通向新的巨大政治危機的準備和前導階段。
當我在中學的時候，心靈已不斷地受到時代風云的這種震蕩。記得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的報紙社論中時常引用這樣兩句唐詩：“黑云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但在當時似乎誰也不會想到，這正是對即將摧毀當時全部制度的一場轉折起伏、曲折不斷、余波逶迤延續至今的巨大歷史風暴的神秘預言。
從表面上看，我上初中的時代，即1963—1966年的四年，是共和國早期歷史的黃金時代之一。在剛剛經歷了可怕的饑饉、匱乏、動蕩不安的三年災害時期后，由于若干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國民經濟開始復蘇，市場上可以購買到的商品逐漸多起來，一些前所未見的現代工業產品，例如各種化纖制品、塑料制品大量進入生活（當時人們流行的時裝是尼龍襪、的確良裝和塑料鞋），人們日常生活明顯好了起來。
當時社會人心渴求安寧，渴求能夠平平靜靜地過日子。但許多政治感覺敏銳的人，卻已經可以隱隱預感到在他們頭頂天空的深處，烏云在聚集，風暴的前奏在暗暗呼嘯。飽經憂患的人們試圖躲避、回旋、繞過這一新的劫波，人們在政治上表現得更積極、更踴躍地響應任何號召，隨時準備赴湯蹈火。但實際上這種政治積極性的深層心理卻是來自恐懼，而這種恐懼，又是在經歷了一次次靈魂洗滌式的政治運動后所磨練就的自我保全機制。因此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在進入一種非常可憐而可悲的境遇。他們外表上是強悍的，而靈魂是虛弱的，感情的麻木的。他們自稱幸福，實際卻極其不幸——這種不幸以至深刻到這樣一種令后人也許難以置信的程度——60年代中國人不敢大聲和公開的宣稱我需要追求和享受人生的幸福。因為第一，宣傳機器告訴每一個中國人，他們已經生活在幸福之中，甚至是當時地球上生活得最幸福的人。第二，宣傳機器還告訴人們，這種幸福是無所不在的，它也包括了階級斗爭，包括對每一個人本身都可能進行的這種斗爭。第三，如果有人認為自己是不幸的，從而試圖尋求另一種其他類型的幸福生活，這在邏輯上必然意味著反革命。當然，很少有人敢于承擔這種政治風險。
足以象征這一點的是1963年前后演出的兩部曾經引起當時社會轟動的話劇，一部劇名《千萬不要忘記》，另一部劇名是《霓虹燈下的哨兵》。在第一部劇中，描寫一個革命干部的孩子由于有一位小市民社會背景的丈母娘，在她影響下，在假日去野外打了兩只野鴨子，又用148元錢買了一條料子褲，而遭到“忘記階級斗爭”和“背叛革命”的譴責。在另一部劇中，霓虹燈是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征，而哨兵則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象征。戲劇主題和沖突圍繞抵制“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糖衣炮彈”的斗爭發生。必須要在這種精神和感情狀態的邏輯發展中，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后來的文化大革命。
十二
回顧60年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幾項內容：
正面取向：
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
全民學雷鋒、憶苦思甜、共產主義教育
以援越為中心，支援世界革命
全民學軍，全民皆兵
否定取向：
搞階級斗爭、反修防修
自我思想改造、破私立公
反美帝國主義，以及一切帝、修、反
準備打仗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每一項內容都包含著兩個方面：建設、肯定的意義和批判、否定的意義。這2大項8個方面的內容，幾乎可以概括60年代中國大陸全部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內容。從今天的角度回顧過去，我們可以體會這一時代政治的偏執取向以及精神文化的驚人貧乏。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都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來調教青少年一代，并通過各式各樣的以階級斗爭為內容的運動來進行“強化訓練”，以此來培養他們從事階級斗爭的技能。青少年對政治變得越來越敏感，隨時都準備出擊、戰斗。為了“革命”，他們渴望在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中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因此，也總是巴不得有什么階級斗爭出現，以施展這一方面的才華，獲得光輝的前程。
60年代初，在中國的各個高等學府中悄悄地流傳著毛澤東與他的侄兒侄女們的談話內容：
“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1964年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紀要》）
“現在學校是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1964年3月毛澤東的批示》）
“學校就應當允許學生造反。”（《1965年毛澤東與王海蓉的談話》）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政治的演變有時也像自然界發生的現象一樣，會給人帶來一種不可名狀的信息，使人躁動、不安、激動而難以壓抑。那時，中國學生們最愛讀的文學作品便是俄國文學家高爾基的《海燕》。因此，我們最愛朗誦的詩句就是：“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這些內容，當時充斥了我們所有的報紙、廣播、各種出版物。而正處在中學時代的青少年，則被作為進行這種教育的重點對象。因此，我們一進入中學時代，就面臨政治精神生活的高度緊張，我們人人關心政治、階級和國際反帝反修斗爭。在這種時代氣氛和教育取向的催化下，幾年以后，正是北京一群政治心理早熟而實際社會經驗和政治經驗卻極度幼稚的中學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突擊隊，乃是毫不奇怪的。
十三
1963—1966年文革前夜的那一段時期，中國在外交上不斷取得成功，國家形象蒸蒸日上。當時的一件大事是毛澤東發動與蘇聯的理論大論戰——圍繞著關于國際共運理論的純潔性和領導權的正統性，在內容上既具有煩瑣哲學的內容，又具有錯綜復雜性的政治意義。
但是，這場大辯論在當時震撼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央為此而動員組織了一個強大的寫作班子，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社論的形式，發表了9篇，后來稱“九評”（即九評蘇共公開信）的大文章。每當社論一發表，都由報紙、電臺提前通告，然后在電臺上由極其富于渲染力的第一流播音員作長篇演播，于是學校、工廠、機關都集體組織收聽。這種發表聯合社論的形式，后來在文化革命的時代成為黨-毛澤東越過正式的行政官僚組織及其內部文體，直接呼吁和動員人民的主要工具。
九評的發表，意味著中國與蘇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公開決裂。這場斗爭，對于后來中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它與隨之推出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開發大慶油田、12000噸水壓機試制成功等等當時轟動中華、震蕩世界的新聞事件相組合，極其有效地振奮了民氣，并且鼓舞了一種發憤圖強的昂揚民族精神。有趣的是，這場大論戰，把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中學生也卷入了對于世界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在我們的教室中，黑板上方就貼著8個醒目的大字：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從中學時代起，我開始每天讀《人民日報》，記日記。特別是毛澤東 1965年3月7日 發表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更成為令我們這一代青年當時讀來無比親切且為之蕩氣回腸熱淚縱橫的圣典：
“今后的幾十年，對于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么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將來還要親身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下決心一輩子艱苦奮斗，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奮斗終生！”
手邊缺書，難以查對，只得憑記憶寫出。
但時隔三十年于斯，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當年豪氣，于今安在？撫今思昔，不禁愴然！然而我并不認為這些話單純只是一種政治宣傳（像某些激進人士所說的）。這番直接面向青年的語句，當時曾經鼓舞我們一代人！記得當時我和班里的許多同學，都特別關心越南戰場的戰況。從初三年級開始，我迷戀于航空動力學和無線電知識。而為了支援越南人，我利用淺近的三角幾何知識，設計了一個可以裝備在步槍上，通過調整視角度，估測提前量射飛機的瞄準器。我把這架東西寄給了越南駐華大使館，后來接到他們一封印有國徽的回信，表示感謝，并表示將把這東西轉給抗美前線。與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對話而得到回應，使我為之激動了好久。
今日人們說起60年代的中國，往往輕蔑而冷漠，甚至敵視多于敬意，為當時的清貧，為當時的政治壓抑，為當時的狂熱與極左路線。的確，60年代中國確有其沉重而慘痛的一面。但是我認為，1949—1966年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和體現了我們民族百年來的許多理想，當時中國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在社會面貌和風氣上，一度頗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氣象；民心昂揚、團結而振奮。我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總體形象曠傲而崇高，民風雖愚魯卻醇厚，思想雖幼稚卻赤誠，國家雖貧困卻有恥有格——自有其莊嚴、神圣、偉大的氣象！如果不發生后來的一系列巨大失誤，中華民族本來很可能就此而走向昌盛、復興的。孰料中途蹉跌，懸崖失手，竟令神州從此墜入深淵。然而盡管如此，當今的時髦風氣，輕薄而數典忘祖，卻實在也是不足為訓的。
十四
中學時代，我開始自覺地為自己尋覓和建樹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必然只能是毛澤東思想。我虔誠地下了決心，要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當時的意識形態，在理論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形象，這意味著：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是一個一心為公的無私者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信念堅定、靈魂純潔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隨時準備舍己為人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克制私人感情，必須是一個樸素寡欲的清教主義者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身為大眾表率，必須為大多數人謀利益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是一個愛國（民族）主義者，也必須是一個不畏任何困難與犧牲的英雄主義者
——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富有斗爭精神，隨時準備與天、地、人做斗爭
……
這些，基本就是60年代觀念中關于一個共產主義者、共產黨人的理想形象。這種共產主義英雄的觀念，通過雷鋒、王杰、歐陽海以及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等60年代時在中國膾炙人口的英雄名字而具體化了。這些觀念，在今天已經在社會的意識中全然淡漠、冷卻和被遺忘了，許多更新代的青年朋友甚至把這種形象看作一種政治神話、一種過時的意識形態，投以蔑視和譏嘲。但是平心而論，對于60年代由毛澤東意識形態所塑造的這種政治倫理人格，如果完全從批判和否定的立場看，那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六十年代中國的這種人格理想，有其虛假和虛幻的一面，其中最為有害的就是貶抑人的個性價值；但另一方面，如果深刻地加以透視，我們又可以注意到這種人格理想中的內在矛盾。它具有倫理上的三重涵義：第一、這種共產主義人格倡導個人對人類社會的義務和獻身時，是一種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倫理；第二、在倡導嚴格的革命化禁欲主義時，這種倫理也像17世紀的新教倫理一樣，是符合前工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創業精神的倫理——這兩方面的意義是積極的；但第三，在這種倫理中，我們也的確可以注意到其對個性價值的漠視和偏重政治性的偏執。
但是我認為，無論何種社會制度，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須塑造理想主義的倫理人格。每個社會和文化中，都有他們自身所崇拜的英雄主義和英雄人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人格，常常普遍具有宗教和殉道的色彩，例如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甚至近代文明的起源，也同樣需要塑造它所崇尚的英雄精神，例如布魯諾、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哈姆雷特、浮士德、唐璜，以及魯濱孫、亞科卡等等。但是我們注意到，古代文明中的中國傳統的此類英雄，或是以武力而霸世（中國傳統中此類英雄最多），或是以道德而崇高；而近代文明中的英雄，卻以知識分子和創業者為最多，以理性、發現、個性價值和創業精神而名世。所以反英雄并不是現代文明的特征。中國在文化革命以后所經歷的英雄主義的失落，一方面表明了當代人道義感的薄弱，另一方面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構造性原因，值得深刻思索。而其所造成的社會后果，我認為怎樣估計也不會過分：一個沒有人格理想和英雄精神的民族，一個舉國上下只知道崇奉金錢、物欲和人欲橫流的拜物教民族，其前景是必定可悲的。
十五
在初中時代，我開始立志，下決心在自己的一生中成就一番大事業。我開始自覺地尋求和接受正統意識形態所賦予當時青年的一切。從初中二年級起，我開始閱讀毛澤東的著作，也閱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雖然我既非黨員，也不是共青團員。實際上，我平生不考慮加入任何政治組織，因為我認為組織的存在是壓抑我個性的自由發展。我也日益關注國內外的政治問題，當時我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于今反省往事，我之所以懷抱這樣一種至今我并不為之羞愧和懊悔的虔誠志向，一是由于我天性中具有對人類的熱愛和對受苦難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出自對于自我成就感的追求和出人頭地的愿望。記得還在上小學時，正是那年災害時期，我有一次去糧店排隊買糧，隊列中有個老太太由于挨餓而暈倒。我隨著人們圍觀，心中卻不禁波瀾起伏，充滿悲憤。當時我非常想寫封信給毛主席，告訴他人民正在餓肚子。當時在我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制度與人的饑餓是不能相容的。還有一次，我在街頭遇到幾名鄉下來的乞丐，形狀極為可憐（那時中國還不可能有什么乞丐萬元戶），他們沿街一路乞討卻幾乎一無所獲——當時城里人也在挨餓。我試圖幫助他們，但我一無所有，我就把他們引到我家院門，試圖讓家人幫助。結果這些乞丐被院內“家屬委員會”的人轟走了，我也為此受到母親和鄰里的責罵。但我內心中卻委屈而不平，我由此事印證了人世的冷酷，使我對我們社會的性質發生了最初的疑問。
但是，我政治精神的第一次幻滅，卻也是發生在初中時期。我逐步發現了一個事實，就是一批批被發展加入共青團的并不是最優秀分子，卻多是善于曲意迎合教師——特別是政治教師，又喜歡弄虛作假的孩子。還有一些被學校主動發展入團——用當時的術語就是“積極創造條件發展的對象”，往往是所謂“根紅苗壯”特別是出身于高級官員家庭的孩子。這些孩子經常在其他同學被通知放學后，留在學校內開特殊的小型會議，包括“聽團課”（當時只有被團組織優選認為已經初步具備入團資格的青年，才獲得準聽團課）。根據共青團章程，每個青年都具有加入共青團的平等資格，但實際上我卻觀察到一系列歧視現象。記得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提早到校，打掃教室，清掃校園，以體現“學雷鋒”，做好事。我努力遵守課堂紀律，力求取得好成績，試圖改變教師和同學認為我是壞學生的印象。但是堅持一段時間后，我發現我的努力完全不成功。教師和同學不是漠視我的努力，就是暗中報之以冷嘲——評論我是“假積極”。我還發現，這種努力的結果不但沒有收益，還發生了副作用，因為原來和我屬于同一個圈子而人數居多的“壞同學”，不是對我表示疏遠，就是公然對我的背叛表示敵意。在這雙重壓力下，我不得不放棄那些“做好事”的行動，并且退回到我原來的“壞學生”圈子中。當我后來在《毛主席語錄》中讀到“一個人做一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生做好事”時，不禁頗有感慨。
但是，外部的失敗卻強化了我內心意志的追求。為了反抗我在政治上努力“追求進步”的失敗所帶來的挫折和自卑，我向同學們宣布自己從此將不問班里的政治（其實，誰說過需要你過問了呢？）。我還宣布，我就是要走“白專”道路，我要成為一個科學家。我將我的全部力量投入到文化知識的學習中，并且明確地以班級中那頗有優越感的“好學生”、“團員”為對手。每當在數學或英語課上獲得優異的好成績，我就炫耀給他們看，并且嘲笑他們的失敗。結果，“好學生”們恨透了我，而“壞學生”們卻崇拜我，視我為英雄。我這時酷愛數學，并且開始自學遠超過初中的進一步知識。我還參加了北海少年宮的航空模型小組，同時在課余玩無線電——為此節衣縮食，幾乎花費了我是全部積蓄。我在學習科學知識方面的努力，獲得了父親明確的支持。我記得1965年前后，他為此專門和我談過幾次話。當時他暗示我不要介入復雜險惡的政治生活——當時中國上空已經濃云密布，山雨欲來。他鼓勵我鉆研自然科學，告訴我這是一條于社會、于自己都最有利的道路。
十六
由此，我們可以深刻理解作為當代中國最大問題之一的青年問題。
眾所周知，今天中國的青年一代，被一些人稱作“苦悶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失落的一代，缺乏斗志和動力的一代”，也被看作是現代史上精神面貌似乎最“灰”色的一代。但是為什么會如此？為什么這一代會墮落于這種狀態？這個問題極為值得深思。
有人認為，問題出在思想，出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工作系統的解體。這種看法是膚淺的。當代青年頹廢，直接原因是人生目標的失落、價值觀念的崩解、精神支柱的喪失。但是我以為。從根本上說，這種情況的發生是來自用人選才制度的不良。
所謂制度的不良，是由于封閉森嚴、缺乏上下流動機制的等級身份制度：一方面造成社會活動空間的狹小——特定的等級身份先驗地決定了每個人特定的角色歸屬，使得人的主動奮斗變為無意義；另一方面，等級身份制度的內在封閉性，造成個人成就評價的無效和不公平，似乎一切只能依靠“組織”自上而下的恩賜，而無法來自人自身的積極奮斗、努力。事實上，人似乎無權索取，索取也不可能得到。然而沒有希望就沒有動力，這自然挫消了個人奮斗、競爭的積極性。
不僅如此，在這種制度中，由于缺乏開放競爭的因素，偶然機遇、與權勢者的個人關系等，對個人命運起很大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使人獲得對于成功的有規則和合理的預期。因之：在成功者的一極上，容易生成對權勢者的逢迎、謅媚、欺詐和虛偽，即政治道德的墮落；在失意者的另一極，則必須生成冷淡、厭倦、玩世與頹廢，即世俗道德的淪落。
我們可以理解這一代人為什么缺乏為社會獻身的精神，為什么自私、內向，傾向于縮回到個人私生活的小天地之中。
于是有人懷戀五六十年代，似乎五六十年代青年的理想、境界和情操要較為崇高。但是他們忘記了，這種“崇高”一方面正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另一方面，通過比較深刻的社會行為分析，我們會發現什么才是當時青年積極性的真正動力，即|——并不僅是一種被意識形態所激發、喚起的神圣激情和狂熱，在這種熱情之后也同樣具有相當現實而世俗化的利害動機。
在五六十年代的社會結構中，嚴密而封閉的等級身份制度，決定了對于人的成就和成功機會、榮譽和社會地位統統由“組織”，即社會——但事實上只能由其代表即掌權官員，做指令性的指和分配。在這一制度中，無論人是否具有才能，是否有可能對社會做出特殊的服務和貢獻，都沒有意義——人首先必須取得能夠為社會效力的身份資格。事實上，社會為人的身份變更僅僅開放了一條非常狹小的縫隙，這就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審查的合格。例如，一個普通人要想擠入社會精英階層的行列，一個農民要想獲得機會轉變而提升到較高的社會身份，首先要通過政治審查一關。這一關的關鍵是出身背景，而出身不好者的進取，又只有一條“出路”（這是當時的一個標準術語）：這就是必須入黨和成為先進。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出身不好的人就必須無休止地進行自我譴責和懺悔（“自我改造”和“背叛家庭”），同時以實際行動來自贖（顯示自己“接受考驗”，“轉變立場”），這通常意味著要比出身好者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和代價。社會對于出身好者，雖然給予了先天的優勢，但是也同樣需要在意識形態和社會行為上做出已被社會在模式上有所規定的一系列表現。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超越其原來所屬社會階層和身份的機會，才有可能晉升進入精英位置（這一位置不僅意味著榮譽，而且意味著一系列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雖然表面上，當時的社會不崇尚爭名爭利，但實際上卻恰恰是寓競爭于不爭之中。當時社會給每個人建立了這樣一個模式：爭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只有不爭才會有所得；愈不爭者，獲得愈多。由是發生道德上極大的虛偽性，并且為那一時代所特有。
由于這條道路如此狹窄，因此競爭者極為密集，而機會卻有限。其結果是，每個想成為社會精英者，不得不表現得比其他人更加積極、更加真誠、更加純潔、更加無私、更加革命化。
今天，社會似乎為青年提供了遠比五六十年代豐富的機會。他們有多得多的手段致富，獲得較好的物質生活。他們可以打破社會等級身份制度的嚴密限制，獲得自我提升的機會——例如從事文學藝術創作成名，就是一條比較便捷的途徑。這也解釋了1979年以來中國青年中突然激發的文學熱情。
意識形態在正統性上發生的深刻危機，使今天的社會已無法把青年驅趕回原來的軌道上——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效忠作為鑒別善惡好壞美丑的價值和唯一評價標準。同時，商品市場制度和市場行為對舊政治權力結構的腐蝕滲透，使得舊的官僚至上觀念被打破，物質的現實利益愈來愈成為主導行為的力量。
既不能有效地解釋現實、又不能在現實中帶來實效和利益的意識形態體系，被背棄了。但另一方面，其結果卻是今天的社會崇拜物質而失去靈魂，更重要的是社會競爭有機會而無規則。人在各種領域中的成功，在今天有極大的偶然僥幸性，卻沒有必然和規范，這不能不使當代青年們希圖幸運而不相信奮斗。一方面，面對依然是森嚴懸隔的封閉等級身份制度，他們找不到自我的尊嚴、自我的位置，他們甚至不能指望像昨天的時代那樣，依靠意識形態的觀念和純潔性，依靠對“組織”的政治效忠，取得實際利益（在今天，與其對抽象的組織，例如對黨和國家忠誠，不如對具體的權力者個人盡忠更有實際利益，這就是人身依附關系，即關系網在今日盛行的原因）。另一方面，通過自我奮斗獲得成就的機會，由于競爭的無規則，由于目標價值的難以評價，使得許多青年的奮斗努力失去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新一代人理想的失落和斗志的瓦解，是必然的。而這些也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似乎顯得比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好”和“純潔”的原因之所在。
十七
在初中的最后一個學年，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努力，的確取得了一系列小小的但足以令我自負、令許多同學（包括一些所謂“好學生”）艷羨的成功。我制成了一批航空模型飛機，還裝配了好幾臺晶體管收音機，由微型的單管機直到8個晶體管的。我在家中屬于我的一角走廊內，開辟了一個小小的工作實驗室，里面有電烙鐵、萬能表、簡陋電工設備和一些機械工具。
在這個基礎上，我發明了一些高級的惡作劇，令與我同院的壞孩子們大開其心，也讓院里一些正人君子們恨之入骨。例如，有一次我帶領幾個孩子在垃圾站埋伏捕捉了幾只野貓，我們把自制的火藥包塞到貓屁股里，點著引線，讓貓飛跑起來炸響。我還設計了一個電子面罩，上面定時點亮紅、綠、藍三個小燈泡，夜晚戴起來躲藏在樹叢后面嚇唬過路人。諸如此類的一些不軌行為，把我所住的大院里攪得烏煙瘴氣。這些惡作劇雖然惱人，但卻使我從中體會到一種近乎邪惡的成就感和滿足，甚至事情發作后帶來的懲罰也不能抵消它。因此，盡管當 時我的 老師、同學和同院人幾乎一致公認何新是一個大壞蛋，但我卻以我的挑戰而自豪。
另一方面，隨著我對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知識愈來愈深的鉆研和迷戀，我相信：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我身家命運的突然轉折，我青年時代的這一方向，一定會把我引入成為一個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的道路。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降臨使一切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生命黎明·完〕
何新《孤獨與挑戰》總目錄：
<洗禮暴風雨·生命黎明>(1949-1965) <洗禮暴風雨·狂飆時代>(1965-1968)
<野性的荒原·煉獄人生>(1968-1974) <野性的荒原·笑傲江湖>(1974-1977)
<播種于未來·文化反思>(1977-1989) <播種與未來·面對新世紀>(198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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