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益耀，前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編者按：本文原發表于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第三八一期（二○○八年十二月號）。蒙該刊惠允準以轉載，謹此致謝。該文亦可視為郭教授對其刊于《新亞生活》月刊第三十六卷第三期（二○○八年十一月號）、題為《香港人對「中國經濟變化」的一些看法 — 談談有關的成見、偏見、傲見、偏差、失誤 》一文中的某些主要觀點的進一步演繹。
新亞生活36 ：5 （2009 年 1 月）
最近寫了本書，重點討論鄧小平所開拓的中國新工業化策略（注一）。副標題頗為刺耳，直譯應為「毛主席（的存在）是否是多余的（或真有其必要的）？」比較學術性或中立的翻譯應該是「兼論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其實，更加刺耳的、也是更為切入我立論基礎的一個副標題應該是「毛主席果真是多余的嗎？」至此，我的「反正」的結論取向幾乎是呼之欲出了。本文可視為是新書的英文短序的延伸闡釋，可構成一獨立篇章。
「何必當初」？
對國內外許許多多的學者、專家、媒體，或普通的觀察家而言，毛在建國后的業績是「敗事有余，成事不足」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提起毛所主導的農業集體化、反右傾、公社化、總路線、大躍進（含三年大饑荒）、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幾乎無人不對他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何況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帶來的歷史轉折，使國內經濟加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以及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更令人不期然而然地反思，「何必當初」？記得兩三年前，我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做一個有關類似主題的演講，聽眾主要來自國內不同省分的學者（大多數是來借用中心豐富的資料以研究大陸問題的經濟或政治學者）；當我剛要入題時，語音未落，幾乎一片嘩然。其中一位聽者，當談到有名的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產量）指標，以及當年超英趕美的口號時，竟然拔地而起，大聲說，「您看今日，搞兩億噸鋼材輕而易舉！」。這當然是「匹夫」之見，犯不著與他糾纏。
毛的「要害」，除所謂經濟問題外，當然更在于政治方面。文革的浩劫，紅衛兵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令多少人家破人亡，確實是人神共憤的事。我前年十月，偕友人旅游湖南長沙，時適秋風送爽，初想領略橘子洲頭「層林盡染，萬山紅遍」的壯觀，以及「大地蒼茫，誰主浮沉」的氣魄。后來又到了韶山的毛主席故居及近在咫尺（僅二十八公里之遙）的花明樓的劉少奇故居；不由悲從中來，深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政治現實的殘酷確實是令人心寒的。
政治與經濟難分難解？
在點到正題之前，還需要加上一兩句題外話，以防誤解。首先，我只想從簡單的經濟學觀點，來探討毛時代留下的「經濟遺產」如何影響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這種分析，本身并不需要套上任何道德準繩。當然，政治與經濟互為作用，難分難解；但論其因果關系，則時常還是涇渭分明的。比如說，計劃經濟與大規模的勞力動員，顯然需要一定的政治配套工程。這包括集權式的政治控制，以便強制執行某些必要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措施，如統購統銷，糧油配給，以及「貪早摸黑」的所謂「奴役」方式。同樣的，在當年「一窮二白」，沒有財力雇用「自由勞工」從事經濟基本建設的前提之下，毛提倡「政治掛帥」，壟斷媒體，「統一思想」，以求集中之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許多宣傳口號，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或文革時期的「抓革命，促生產」和「斗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等，實際上已脫離了「形而上」的范疇，完全淪為「工具性的意識形態」（instrumental ideology）了。計劃經濟及中央集權的短期或長期的經濟效果是好是壞，暫且不論。但是，如果僅僅從政治的層面，直指毛或共產黨的那一套違背民主、自由、人權的「絕對價值」和新聞與言論自由的「至高原則」，則恐怕只攻其一，不及其余。中國應不應該，或何時進行全面的西方式的「自由化」，另當別論；但可別忘記，改革開放初期，還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精神污染的問題，也有姓資姓社的爭議。后來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程度也相應逐漸提高。臺灣、南韓，也許新加坡除外，早已經有類似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的函數關系。
歷史人物必須從歷史看問題。最重要的是必須盡力嚴格區分學術分析與價值判斷，或曰不可以個人的價值準繩左右客觀現實的分析。更具體的說，絕對不可以單純的個人的政治和社會倫理取向或判斷，有意無意地操縱有關經濟效率的檢驗結果；進而否定整套存在的政治社會制度。俗語所說的「冷眼看世界」，還是有很大的好處的。然而，話說回頭，在壟斷媒體，「統一認識」的政策之下，國內許多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成為政府的「應聲蟲」。尤其是在毛時代，很多公開發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為官方政策下注解的，談不上有獨立分析與判斷的存在。特別是文革時期，連自然與工程科學的著作也要生搬硬套上唯物辯證的那一套。毛以后情況當然好得多，但改革開放初期，因為「矯枉」而「過正」，也確實令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無必要地完全否定毛時代的政策。其效果至今仍隱然或現。上面提到的「今日搞二億噸鋼材輕而易舉」（意謂如果「政策對頭」，當年也可做到）的幼稚看法，便是明證。這完全無視簡單的經濟發展與數量累積的時序規律。
實際上不但是鄧，連毛自己也很了解到過度「統一思想」的弊病。因此毛鄧兩人也都前后不時鼓吹「解放思想」，「廣開言路」。當然，在馬列主義的絕對主導意識之下，這種「言論自由」，難免局限于「工具性」的開發層面。意識形態的堅持，和對科技、管理人才，以及人民群眾「獻策獻言」（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訴求，這兩種不同的政策層面，難免互為滲透，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一個問題。后鄧時代的情況，顯然是松動多了，成績也斐然；可是外界仍然不斷有各式各樣的聲音。用毛當年批評江青對某出電影吹毛求疵的話，這也是「責備求全，不利于（文藝）政策的調整」的。
經濟崛起，毛無「陰德」可言？
言歸正傳，毛的經濟遺產在改革開放，以至于中國的和平崛起中，究竟發揮了甚么作用？這里只能提綱挈領，談其大要者。首先是毛時代經年累月地優先集中投資于重工業，尤其是鋼鐵與機裓工業的建設。有了這兩門基礎工業，以及其他如化工等配套部門，也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輕工業。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時，中國已基本上如同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間周恩來與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所落實提出的目標，建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也是到了當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 D P）已經將近一半是由工業部門所創造的（相對于一九五二年草創之初的五分之一）；這徹底地改變了歷史上向來以農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結構。這一極為高速的工業化過程，前后不到三十年，是西方工業強國花了一兩百年以上，以輕工業為出發點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其次，毛時代留下來的工業化基礎，顯然為鄧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條件。當初，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經濟調整」，比如大幅度提高向農民收購農產品的價格，從而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及改善他們的生活（這是第一輪的「工業回饋農業」），實際上便應該視為是重工業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飽和階段（相對于長期被壓制的農民生活水平而言），從而可以相應轉而逐步增加輕工業的消費品的生產與供應，以滿足人民期待已久的物質需求。同理，工人的工資，也接二連三的提升了好幾次。這種政策性的調整可說是歷史的必然，不論毛在或不在，遲早會發生的。然而，中國大陸的媒體，當年卻鋪天蓋地地向應政府的宣傳，將此一「轉折性」的政策調整，簡單化地視為是對毛時代的計劃經濟之下「過度」偏重重工業發展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否定或「撥亂反正」的做法。這是本末倒置的看法，而且觀念上也是混淆不清的。輕重工業之間應如何取舍或協調，這牽連到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是主觀的長期政策取向問題。這不一定會客觀上造成計劃經濟下各部門之間的投入與產出技術性的不協調問題，或所謂違背以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所指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問題。充其量或只能說，作為新的開山皇帝，鄧小平確實感覺到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終于是時候應該與人民「休養生息」了。
第三，必須稍為談談有關農業與農民的問題。國內、尤其是國外的許多學者專家，向來都對農業集體化以及公社化給以極為負面的評價。說這是違背人性，破壞農民的積極性，因此生產效率低落，使農業生產長期不振；甚至有將之詆毀為「奴役之路」者。您看，鄧小平廢除人民公社，不就是推倒重來嗎？這種看法，有意或無意地避開了簡單但很重要的歷史事實：即耕地因為人口不斷增加，在住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需求不斷擠占用地的情況下，持續地遞減；但是全國糧食的產量卻由一九五二年的一百六十四（百萬）公噸增長到一九七八年的三百零五（百萬）公噸，增幅將近一倍。人均的產量也由勉強糊口的所謂「維生」底線的二百八十五公斤，上升到了稍有余裕的三百一十七公斤，即可將邊際余糧在此一直接或間接地轉化為飼料，以增加肉食，改善人民的營養。
第四，請問這一顯著的農業方面的成就其來何自？最基本的因素是毛時代通過不斷地搞大小規模的、近乎無償的勞力動員所慢慢建設起來的水利工程。有世界知名的某美籍華裔經濟學家視人民公社的操作及相應的動員方式為不符合「（個人）報酬應等于邊際產值」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因此說效率偏底等等。然而，別忘了，到毛臨終時，中國的「有效灌溉面積」卻因此增加到接近全國耕地的一半。旱可灌，澇可排，不但旱澇保收，也提高了復種指數，即擴充播種面積以抵消耕地面積的減少。同時，有了水也才能有效施肥，以提高每畝產量。這是建立「高產穩產田」的背景。所以毛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無道理。也更別忘了，農業的成就基本上是在國家絕少提供資金的情況下達到的，因為政府預算都投入到工業建設去了。
第五，毛以后為何又要「推倒重來」，搞分田、單干、包產，以致于包干的所謂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呢？其理也不難了解。簡單地說，當年的中國農業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基礎，可以開始由粗放式的、純粹以大力擴大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力的投入，以謀求發展的策略，「轉折」進入以個別農民家庭精耕細作、或集約式的經營方式，以促進進一步發展的要求。這非關乎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相信毛在的話，遲早也會走這條路的（注二）。
第六，一九七八年后工業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基本上也源出于類似的物質背景。當時，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國內的工業化程度已經漸趨成熟。工業的部門結構開始復雜化，產品種類多樣化；使中央計劃與管理控制的工具越來越捉襟見肘。這也是前蘇聯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工業化更高的前東德初期所面臨的難題。東歐各國及鄧所開始的經濟改革都同出一轍，即逐步下放投資與生產的決策權力，放松對價格的控制，引入市場競爭、利潤誘因，以及獎金制度，以提高效率。這也是由粗放式轉入集約式的經營。然而，我們卻不必因此而完全簡單地否定毛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訴諸「政治掛帥」與「勤儉辦廠」的那一套老粗的辦法。事實上毛自己也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物質刺激」。「政治掛帥」與「金錢掛帥」如何取得平衡也一直是一個問題。
第七，也必須提到所謂的「剪刀差」的問題。這指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偏低，而銷售工業品（包括消費品及農藥、農機工具等生產數據）給農民的價格則偏高的「不等價交換」問題；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工農業之間的「貿易條件」對農民不公平的問題。這一政策在列寧時代已曾造成農民的高度不滿，而一度形成經濟與政治的危機。很顯然，在毛時代基本上「以農立國」的情況下，國家舍此幾乎沒有其他可以大量累積資本的辦法。更重要的是此一十分苛刻的辦法必須借助農業的集體化才能強制實行。即通過集體，「強制」（以低價）征購、統購，或「榨取」農民賴以為生以外的「剩余」農產品，以轉化為輕工業的原料投入；或直接出口賺取外匯，以換取所需的機器設備進口，用以支持重工業的建設。在此一政策的框架下，當然城鎮工人的收入及消費也同樣遭到嚴苛的壓抑。其結果是代表國家資本積累的工業（尤其是輕工業）的利潤高度集中。毛時代的國家財政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來自這種國營企業的利潤上繳。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及工人的報酬當然不可能相等或接近于其邊際產值的所謂「均衡條件」。
第八，也必須補充說明：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有「發展經濟學」學家（如Walter Rostow）測算的結果，認為落后（或低收入）國家要進入經濟起飛的階段，其儲蓄（或投資）率必須達到相等于 GDP 的百分之十二的臨界值。然而，中國大陸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至五七年）期間，在開始執行「強制儲蓄」時，其投資（或資本形成）比率已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文革時更經常每年保持在百分三十以上，使 G D P 的增長率在「十年動亂」期間，平均每年仍能維持在百分之六左右的驚人記錄（這些數據是鄧時代才整理出來的）。從舊時代的角度來看，這種儲蓄與投資都應包括地主的地租、工商金融界資本家的利潤與利息，以及「有閑階級」的收入。在毛時代，這顯然主要是「剪刀差」的有力效應。記得直至改革開放前夕，仍有世界知名的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在香港譏諷毛治下的中國農民如何窮窘，說「到現在還有三個人合穿一條褲子的！」。我看，如果對「剪刀差」的政策背景稍有了解的話，應該給予中國農民深切的同情心才對。
第九，再簡單談一談「工業回饋農業」的問題。一九七九年以后，國家也曾多次通過調高農產品（或降低工業品）的價格，來縮小「剪刀差」，但成效一直不甚理想。這除了有相同于世界性的所謂「北（工業化國家）南（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基本經濟決定因素外，在中國，到底毛時代的幾十年的政策后果，也是積壓難返的。胡溫掌政后，當然也看到此問題；所幸今日國力財力皆較強，所以提出了較為大規模及系統化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為策略框架，全面化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所有認識今日中國的欣欣向榮都包涵著過去半個世紀的廣大農民的辛酸血汗的所有中國人，都應該認同及舉雙手贊成的。
對外開放，「專利」非鄧莫屬？
第十，鄧的開放政策，一般都被看成是對毛的「閉關鎖國」及「自力更生」做法的絕對否定。但是別忘了，中國幾次轉折性的、高姿態地對西方展示友善的政策，實際上都是毛親自啟動的。其一是中蘇鬧翻、一九六○年蘇聯忽然撤退專家與技術援助以后，中國即刻轉向對西歐和日本大舉擴充貿易。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清楚顯示，這對當年對新貿易伙伴的進出口數量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其二是一九六九年黑龍江珍寶島血戰之后所帶動的乒乓外交、基辛格密訪，以及尼克松的駕臨。隨著而來的便是一九七三至七四年的大規模引進美國K e l l o g公司的尿素化肥工廠。更不用說，毛走后的一九七八年的中美建交，及其后快速的雙邊貿易的增長，都應視為是一九七一至七二年間毛的外交突破的延伸。
第十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向蘇聯的一面倒，以及采用史大林式的中央計劃經濟，很清楚有其歷史的必然。但是，美國自杜魯門／杜勒斯以下，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而形成的對中國大陸的長期圍堵（containment），也不得不逼使毛中國自我閉關。你要開放也沒人接受，人家只想一意推倒你的政權再說。實際上早自一九五六年他親自草擬《論十大關系》（此文定稿前有錢學森及其他知名人士參與討論）開始，毛便一直尋求擺脫蘇聯模式，采取自力更生，走自己經濟建設的道路。一九七一至七二年的乒乓外交的突破，實際上也因為美國需要「以華制蘇」，所以才一拍即合。
第十二，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外廣泛地流行著一種看法（也出自不少的專家學者），以為如果早就開放，如亞洲四小龍（韓臺港星）一般，則今日不致于「如此落后」。殊不知，四小龍、日本亦不例外，作為「自由世界」的前沿，一早便托美國之福，開放其廣大富有的市場，讓各小龍盡享其出口導向的優勢。用庫茲涅斯（Simon Kuznets）（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話，其繁榮昌盛，如臺灣者，基本上是「其它國家經濟發展的因變量」。這是淺顯易懂的「巧婦不能做無米之炊」的道理；但卻令許多經濟學家煞費心機地、提出對四小龍成功經驗的各式各樣、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釋。比如有的說是儒家的勤儉倫理提高了儲蓄與投資率（意為四小龍多多少少都受儒家文化的感染），因而帶動了經濟發展。有的卻說是市場制度與競爭（含自由價格訊號）促進了經濟效率；但又有的說是政府對市場的刻意干預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等等。還有的說，四小龍的經濟奇跡應歸功于其善用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或曰「比較利益」），以發展勞力集約的出口導向經濟云爾。這些雖然不完全是「迂儒之說」，但卻掩蓋了「仰人鼻息」的基本事實。
第十三，開放后，中國工業制品（包括機械）出口的加速增加，大有完全取代農產品出口的勢頭，其實這也是受惠于毛打下來的基礎。其最好的說明便是八十年代初期「經濟調整」期間，因為國家對重工業產品需求減少，很多國營企業必須自己「找米下鍋」（找訂單）；因此轉而（實際上也已經有能力）啟動其機械產品的對外出口。雖然產品的等級與質素都還比不上日本，但面對落后或其它發展中國家，也還是有一定的市場的。接著引進外資設產，也免不了國內的工業配套。對外資產品的「國產率」規定，基本上也反映了國內配套產品的相對成熟程度。大家也都知道，香港人在國內投資設廠的協作或合資的廠家，許多也都是在毛時代的社隊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力密集型的中小型工業企業。
今日國力昌盛， 有賴「毛道」和「鄧路」，一以貫之
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以及在東方大地上和平崛起，我相信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如何依靠毛留下的經濟物質基礎，并以大家所熟悉的「漸進式」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去進行經濟制度與政策的調整。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轉折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召開的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漸由強制性計劃轉軌為指導性計劃的長期藍圖，再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的「市場領導企業，國家調節市場」的更為具體的操作構想，最后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足足用了近十五年的時間。等到一九九七年鄧臨終前夕，中國已經基本上符合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市場經濟」的框架條件。這是中國人兩千多年來中庸哲學的體現；也令中國慶幸地避開了前蘇聯及某些東歐小國所采用的企圖「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所造成的經濟解體、連年負增長，失業加急，民不聊生的狼狽局面。
當然，就如同毛一樣，鄧也難免偶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躁。一九八八年初夏，他出人意表地、一反他自己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智能，提出，價格改革要一步到位，全面自由化，「與其長痛，不如短痛」。結果是銀行擠提、物價飛漲，搶購成風。更促成官商勾結、官爺猖獗，倒賣計劃物資，以謀暴利；終于觸動了年輕學生的良知，在國內外大小氣候的交織下，演變成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這些都已經成為歷史。但不妨回顧那之前一兩年的一些有關的「學術」活動，以見端倪。
記得也是一九八八年鄧語出驚人之后不久，某諾獎經濟學得主造訪北京后經香港返美。當時中大經濟系擬安排他做一公開演講，又因暑假苦無學生在校；只能讓他到我所主持的一個研究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專項（注三）討論會上與十幾位同事交流。談到價格改革時，他竟然說，就讓工資與物價輪番上漲，自求平衡吧。我當時頗感愕然；看來他真可能是鄧或趙紫陽的「事前孔明」。當然，大家都可以想象，在一九八七年底所提出的「市場領導企業」的長期的政策構想之下，價格是遲早都要自由化的；這不在話下。但鄧當年的疾風暴雨式的短痛戰術，確實令大家都跌了眼鏡。也就是在那段時期，中國正在苦求進一步改革的良策。趙紫陽「謙恭下士」，「一日三吐哺」，一時中南海門前若市，幾乎日日有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進進出出。立足于香港的某知名學者，更四出呼號，直要中國一夜之間，不但要讓價格完全放開，也要徹底廢除外匯管制，以及將國有財產全面私有化等等，不一而足。只記得一九八八年早春二月，北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應邀訪港。有一天在舍下吃晚飯后，一道在山頂纜車終站附近的小徑散步。我笑說，果真撤銷管制，恐怕一周之內，那么一點點外匯存底，必將蕩然無存；法國香水將取代鋼材與機械，大量涌進中國。厲教授也笑謂，不必一周，三天內就會被搶掃一光了。厲教授一早便在國內以提倡「以股份制（逐步）理順所有制」著稱。到現在仍享有「厲股份」的美名。我當時也借機會請教，假定也要中國馬上全盤私有化，是否等于要北京「自我革命」，并不是為「改革」獻計獻策。他會心地一笑。我又謔謂，某人似乎頗受毛主席的感召，因此大力主張「由大亂到大治」，大家都笑了。較早前在晚飯時，厲夫人（何玉春女士，本身也是很有成就的工程師）看到我家燈火通明，頗為感慨地說，「您們真舒服，要安裝多少個燈泡都可隨心所欲；每個人也都有部小轎車」。我一時不知何以為答，只簡單地說，「您們搞的是事業，把能源與鋼材都讓給國家去搞經濟與國防建設，為子孫萬代著想。我們搞的是一份職業，或曰打份工，也弄點小資情調；兩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論」！
中國真比不上四小龍嗎？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學界某知名新秀，也不斷認為當今中國經濟奇跡的出現，乃得益于政府能一反毛時代的做法，正確掌握所謂「比較利益」的策略，發展勞力集約的生產與出口導向的經濟。而毛的那一套偏重于重工業的「躍進式」的發展策略，則被視為是造成中國「工業結構的失衡」、「價格的扭曲」、「資源（尤指資金）的浪費」、「人民所得與生活水平的長期不振」，以及「生產積極性的持續低落」，等等。又謂，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遠不能比美四小龍的戰后表現。對這種種看法，此處只需要簡單地說一兩句話，以后或另有機會作更詳細的分析。
首先，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比起「可模擬」的大國的歷史經驗，不但毫不遜色，實際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偏重于重工業的發展策略所造成的「失衡、扭曲、浪費、或低效率」，借用「產權學派」的口吻，或可說是中央計劃下所必然產生的「交易成本」。然而，權衡輕重，此套策略所帶動的工業化速度及其總體成就，似乎不能說是「得不償失」。其三，在中國當年所面對的國際形勢下，毛所采取的「自力更生」（單靠國內的儲蓄及技術開發）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次優選擇」。也許還有人堅持要說，避開美蘇霸權對壘的局面不說，假定當年不是鋼鐵先行，而是由輕工業入手搞工業化，不壓抑消費誘因，可能今天的成就會更為可觀。對此問題，我只能說，歷史不是化學或物理，不能反復實驗，以證其對錯。你說服不了我，我也不想駁倒你。但有一點幾乎是可以肯定地說，假定當年政府不能特意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的話，「兩彈一星」是不可能那么早便打上天上去的，今天的載人神舟也很可能還不見端倪。
結語
借用司馬遷在其《平準書》（史記）中批評漢武帝的話。他指劉徹窮兵黷武，忘了祖宗積陰，其意指文景二帝的長期與人民休養生息，所慢慢積累起來的國力。可別忘了，中國今日的版圖，基本上是漢武奠定下來的。而面對今日中國，能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內迅速屹立于國際舞臺，也似不應該試圖腰斬歷史，視鄧或后鄧時代如憑空而降，并對毛時代的艱苦經營過分喋喋不休。當然，毛的急風暴雨式的做法不能與文景的黃老治術相提并論，但在當代全球化的大勢之下，看來只能爭朝夕，否則差之毫厘，必失之千里也。毛顯然留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讓鄧可加速追趕西方列強。
注釋：
注一： 見Y.Y. K u e h , C h i n a ' s N e wI n d u s t r i a l i z a t i o n S t r a t e g y :Wa s C h a i r m a n Ma o R e a l l yNecessary? Cheltenham（UK）and Northampton（Ma., USA）：Edward Elgar, 008, pp. i-xii and1- 8 。
注二： 可參見拙著 Y.Y. Kueh, Agricultural nstability in China, 1931 - 1991:Weather, Technology, Institutions,Ox f o r d: Ox f o r d Un i v e r s i t y（Clarendon）Press, 199 , pp. i-xxv and 1- 8 。以對比神州變色前后中國農業制度與糧食生產方式的異同及其效果。
注三： 研究結果后來發表為，Y. Y. Kueh（郭益耀） , J o s e p h C.H. Ch a i（蔡俊華）, and Fan Gang（樊綱） （eds.）, Industrial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Clarendon）Press, 1999, pp. i-xand 1- .國力增強，人民幣升值，毛澤東貶值，可對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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