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有份資料，是國民黨在八年抗戰期間的彈藥總消耗量：[1]
品名 抗戰期間總消耗量 每年平均消耗量
槍彈 １７０９９２００００?！ 。玻保常罚矗埃埃埃傲?BR>迫擊炮彈 ?。叮埃矗罚罚叮邦w ?。罚担担梗罚邦w
山野榴炮彈 ?。常担担福福埃邦w ?。矗矗矗福担邦w
手槍擲榴彈 ２３５９８８００顆 ?。玻梗矗梗福担邦w
（注：手槍擲榴彈指手榴彈、槍榴彈、擲彈筒彈）
那么，國民黨消耗了如此多的子彈、炮彈，又消滅了多少日軍呢？
根據我軍公布的殲敵數，共產黨軍隊共消滅日軍52萬，國民黨共消滅85萬，也就是說，國民黨部隊大約要2000發子彈才消滅一個敵人。
當然，有些人恐怕會不相信共產黨消滅了52萬日軍。不過，就算把共產黨消滅的日軍數量壓縮一半，國民黨消滅的日軍也不過在100萬左右，大約是1710發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為避免爭論我們可以用每1850發消滅一個敵人估算國民黨的子彈使用效率。
至于共產黨，八年抗戰期間的總子彈消耗量不詳。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一些資料來觀察共產黨部隊的子彈消耗情況。
首先讓我們看看著名的百團大戰的情況：
百團大戰共斃傷敵軍20636人（注：共產黨絕大多數抗戰資料中的敵軍均指日軍），偽軍5153人，俘虜日軍281人，共斃傷日偽25799人。共消耗子彈701370發，各種炮彈19130發，手榴彈126602發。[2]
需要注意的是，八路軍每射5.540發子彈就仍一個手榴彈，而國民黨要每打72.46發子彈才扔出一個手榴彈＋擲彈筒彈＋槍榴彈，如果扣除擲彈筒彈等，其比例估計要更高，也就是說，共產黨部隊的手榴彈使用幾率是國民黨的十倍以上，因此日軍、美軍不約而同地形容我軍進攻時手榴彈如雨并非夸張，這是我軍近戰特點的反映。
方軍《我所認識的鬼子兵》中，老鬼子山田是這么說的：“中國政府軍打仗是槍炮齊鳴，他們往往拉開很大的架勢。八路軍是不到150米不開槍，在這突發的槍聲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應，那么幾分鐘以后，八路軍就已經端著刺刀沖到你眼前?！保瑘猿纸鼞鹗俏臆娨回灥奶攸c。
由于我軍堅持近戰，因此子彈命中率頗高，在百團大戰中，我軍每27.19發子彈斃傷一個日偽軍，遠遠低于國民黨部隊的每1850發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比例，和八路軍、新四軍相比較，國民黨部隊的子彈簡直等于朝天打，浪費驚人！
可能有人會說，百團大戰只是一個個例，說明不了問題。但是，百團大戰是個規模很大的戰役，由一千八百多個大小戰斗組成，從統計學上講，樣本的數量相當大了，誤差不會很大。當然，我們確實可以多看看其他資料。
這里有一份車橋戰役詳報[3]，讓我們看看戰斗詳報中的戰果和子彈消耗部分：
2．俘虜：
活捉鬼子二十四名，偽公安局長、連長、三區區長、別動大隊長等31名，偽兵137名．
3．敵傷亡：
擊斃敵三澤大隊長以下官兵383名，傷敵官兵58名，斃偽官29名，偽兵183名，傷偽官7名，偽兵96名。
5．我消耗：
機槍彈4589發，步槍彈5356發，駁殼槍彈48發，擲彈筒彈5發，槍榴彈40發，迫擊炮彈33發，山炮彈14發，小炮彈38發，手榴彈2144個，煙幕彈3個．洋油26斤，地雷40枚。
(據解放軍南京軍區檔案館所存檔案)
該戰役中，我軍消耗子彈共9993發，手榴彈2144發。每打4.66發子彈扔出一個手榴彈，和百團大戰時的統計差不多，近戰的特點并無二致。
車橋戰役中，我軍斃傷俘日軍465人，偽軍483人，總計為948人，其中斃傷的日偽軍總計756人。根據上面的我軍消耗子彈共9993發，可計算出我軍每13.2發子彈斃傷一個敵人，就算是光算日本鬼子，也是每21.5發子彈消滅一個鬼子。光論殺傷敵人/消耗子彈比的話，比百團大戰更為漂亮。當然，這并不是說新四軍的戰斗力如何的強，而是車橋戰役除了對車橋據點的攻擊外，其他的主要戰斗都是伏擊戰的特點造成的，戰役部署相當不錯。
車橋戰役雖然也算相當出名了，但其戰斗總數并不太多，戰斗過程打得又相當漂亮，因此其子彈消耗少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我們再看看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抗戰七周年大會上的報告有關內容：[4]
“七年來的史實說明了邊區的戰斗是極其頻繁的，從1937年11月至本年五月終，單就邊區子弟兵的作戰來說，已達22554次之多，斃傷敵偽軍214027名，俘虜敵軍560名，俘虜偽軍40147名，反正的偽軍18294名”
“七年來的作戰我們也付出了相當大的損失、消耗和傷亡的代價，統計起來，我們消耗的炮彈6549發，擲彈21265發，手榴彈322691發，子彈7501750發”
可以算出，晉察冀根據地軍民七年來每斃傷一名敵偽軍耗彈35發，每斃傷俘一名敵偽軍耗彈27.48發。這是兩萬多次戰斗下來的總平均數，可見，每數十發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絕非個案，而是有大量統計作為根據的。
最后，再看看冀魯豫根據地的一份軍事報告[5]，其中相當明確講到了子彈消耗的問題。該報告指出：在1941年時，由于各種原因，野戰軍每51.76發、地方軍每48.92發子彈才殺一個敵人，經過改進，到了1942年，野戰軍每21.43發、地方軍每21.02發子彈殺一個敵人，子彈消耗、部隊傷亡都有了明顯下降。這份報告特別之處在于把子彈等的消耗問題提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我軍能夠以數十發子彈就殺一個敵人并不是上天掉下來，而是踏踏實實地研究改進戰略戰術后的成果，換句話說，這一戰爭奇跡得來不易。
因此，總的來看，盡管我們還無法把八路軍、新四軍的所有部隊都找出一份戰斗詳報、軍事報告之類的來精確計算出共產黨部隊的子彈使用效率，但是從這些資料中已經可以看出，在敵后的共產黨部隊每數十發（不超過50發）子彈殺傷一個敵人是可信的，他們大多都是一些時間跨度較大的報告、統計，并非一兩個單獨的戰斗，而是上千、上萬個戰斗的總結（比如百團大戰總計1800多個戰斗，冀魯豫的軍事報告是1648個戰斗的綜合、晉察冀的報告更是2萬多個戰斗的總計），當然，還有更多的資料本文沒有給出，比如三垛伏擊戰、皖江抗日根據地1942年工作總結等等，這些資料不僅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的結論，還可以看出純粹的日軍部隊、日偽混和部隊、純粹的偽軍部隊的戰斗力的明顯差異，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多找些戰斗詳報來研究敵后抗戰中的作戰問題，本文就不展開了?？偟膩碚f，我軍每20～50發子彈殺傷一個敵人的結論是站得住腳的。
以這個標準評判一些戰果也可以得出相當滿意的結果。比如，新四軍后期每年消耗子彈大約100～200萬發（注），而戰績表上第八周年共斃傷日偽軍44327人，也就是說大約每22.6～45.2發子彈殺一個敵人，這一戰績顯然還是較為可信的，至少是合乎邏輯的。
共產黨八年抗戰共斃傷日偽軍1010593，其中日軍520463，大約要消耗2000萬發到5000萬發子彈，每年消耗250萬發到625萬發之間，而我們從各方面的估計來看，至少后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子彈總消耗量應該多于這一范圍，考慮到國共摩擦中消耗的子彈（雖然國共摩擦中我軍往往繳獲多于消耗），這也是合理的。
另外，順便提一點，我軍子彈消耗少的原因其實很多，近戰導致我軍的命中率大大增加是一個原因，但我軍陣地戰少、常拼刺刀、多用手榴彈、地雷等等都有效地降低了我軍的子彈消耗量，總之，戰略戰術對頭是我軍作戰效率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我軍個個都是特等射手（雖然我軍對射擊的準確性比國民黨要重視得多）。
最終結論有兩點：
1． 國民黨部隊的作戰效率遠低于共產黨部隊，如果國民黨更慷慨地提供共產黨彈藥的話，抗日戰爭的勝利會來得更大。
2． 共產黨每20～50發子彈斃傷一個敵人的結論是可信的。共產黨給出的抗日戰爭的戰績僅從其子彈使用效率和其總的子彈消耗量來分析的話，還是有較大的可信度的，符合戰場上的實際情況（雖然懷疑共產黨的戰果似乎并沒有什么根據）。
注：關于新四軍后期的子彈消耗量其實也只能估計。從賴傳珠在1944年8月22日給葉劍英的電報[6]來看，扣除新四軍1師部分，新四軍平均每月制造機步槍彈38713發，駁殼槍彈7000發，總計45713發，因此全軍（1師除外）每年造彈548556發。按賴傳珠在該電報中的說法，如果在保證彈殼的情況下，步槍子彈可自給40％，雖然其中的意思為機槍子彈的自給率更少，而且彈殼的保證還是一個問題，但從這40％換算上去，已經可以算出每年至少需要子彈1371390發，如果加上1師部分再考慮到上述各種低估因素，新四軍在1944年期間大約每年耗彈200萬發左右。
[1] 抗戰時期重慶的兵器工業，陸大鉞，唐潤明編著
[2] 百團大戰歷史文獻資料選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百團大戰歷史文獻資料選編》編審組
[3] 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
[4]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謝忠厚，肖銀成著
[5] 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二），張文杰，孫建嶺主編
[6] 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四）
蔣介石及其黨羽巨額財產之謎 （佚名）
| 關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情況，一向眾說紛紜，論者多謂其有，而且估計其數量較為龐大，并已形成了憑借其資產控制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說法的由來非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會各界及民間輿論對于國民黨政府官僚的私人財產情況即多有揭露，并有嚴厲的批評。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 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 3500萬元，孔祥熙 1800萬元，孫科 4000萬元，張靜江 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 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云。 但實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難得知真相。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時，在該校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 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于下： 蔣介石 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 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 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 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 宋子良 550萬元（67萬美元）， 張靜江 3750萬元（457萬美元）， 孫科 2832萬元（345萬美元）， 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 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 何鍵 2000萬元（244萬美元）， 陳濟棠 6550萬元（798萬美元）… 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列入上項名單的人員，有些是位居國民黨政府最上層的統治人物，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有些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如何應欽、張群、孫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何鍵、陳濟棠等；有些是以裙帶關系而享有特權之上層人物，如宋美齡、宋靄齡、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視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不過因該調查報告尚無其他材料可為佐證，我們一時還無法判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該報告調查數字真實可靠，我們則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確有大量私人財產，僅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就有相當數量。 以調查當年的1939年為例，中國國內銀行存款總額為605900萬元（不包括淪陷區），政府預算收入為 74000萬元，外匯儲備為25000萬美元（1937 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總額為56785萬元（6918萬美元），約相當于國內存款總額的9%，相當于政府預算收入的77%，相當于外匯儲備的28%。用“富可敵國”形容恐不為過。 這還僅僅是他們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數，在其他城市和中國以外的外國銀行和華資各銀行中，他們有無存款？如果有，想來也不會是小數目。 第二，過去一般認為，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財產，而蔣與陳氏兄弟的私人財產則未必很多。 但據該調查，不僅陳立夫有不少存款，蔣介石的存款數更是位居榜首。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的存款總數為9733萬元（118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1.6%，政府預算收入的13%。 外匯儲備的4.7%，高居于上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私人存款額之首。蔣、宋、孔、陳四家合計存款總數為 23777萬元（289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 3.9%，政府預算收入的32%，外匯儲備的12%。他們不僅控制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在財產上也不遑讓人，“四大家族”之說，實非捕風捉影 第三，按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薪俸標準，他們顯然不可能憑工資積聚如此巨額的財產。 根據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當時的銀元與幣制改革后的法幣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數，也相當于一個特任級官員573年的薪金；更遑論他人。從1927年國民黨上臺至1939年不過短短12年時間，其高級官員居然能夠有如此巨大數額的私人存款，只能是從非薪金收入渠道而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渠道無非兩條：合法與非法。 如果這些財產來源合法（如經營所得或繼承祖產），外人因無可置論，但即便如此，作為政府高級官員，在經營中有無特權，有無下級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對上“報效”，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何況，在當時民眾普遍收入水準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如此“富?！?，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十分正常的。如果這些財產來源非法，則必與貪污腐敗相聯系，更兼上行下效，貪污腐敗之風在國民黨內迅速蔓延，至抗戰勝利后更一發而不可收。 國民黨統治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由盛而衰，最終失敗，于此調查或已可窺見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從上述調查所列官員的存款數，可以推論國民黨其他官員的存款亦不在少數。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后，不少高級官員流亡海外當寓公，在沒有薪金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其生活，或從此調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調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繼續研究，但它至少給了研究者們若干具體數據，可以多少建立一種參照，以使我們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問題不至于完全憑印象或感覺行事。 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日漸深入，這個問題或終可找到答案。如諺語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歷史的暗角終會揭開，歷史之謎終會大白。 |
蔣介石在抗戰前武裝的80個德械師是準備來抗日的？ 作者：佚名
| 事實上，誰都知道，而且當時就知道， 不但當時國內外都知道，就算國民黨內當時也就知道， 德械師是根本不能用來抗戰的。 德械裝備，一切必須仰賴于德國的裝備和彈藥的供應。 而一方面，德國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雖然蔣介石的暴政和德國法西斯關系密切，但是一旦中日開戰，德國必然放棄中國而選擇日本，遲早會應日本要求中斷對中國的武器供應。 另外一方面，德國武器的供應必須依靠海運。當時穿越蘇聯，中國新疆的陸路路線的運輸能力十分有限。而當時滇緬公路根本沒有影子（那是開戰幾年后云南軍閥龍云為支援抗戰動員十萬民工修筑的）。因此即使德國愿意供應武器，也只能通過海運。 而日本海軍的優勢卻絕對不是中國短期內能夠追趕上的。 因此一旦開戰，中國必然遭到日本的海上封鎖而基本斷絕海外武器來源。 結果是德械裝備將在兩三個月后因為彈藥耗盡，缺乏零件無法修理而成為一堆廢鐵。 即使在當時，即使在國民黨內的高級將領，他們都是承認德械師根本不能用來抗戰的。 德械師恰恰證明了蔣介石根本無心抗戰，仍然在準備擴大內戰，仍然準備出賣國權媚日求降，以換取法西斯軸心的支持來鎮壓中國人民。 （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這種戰略一般來說似乎也頗得非共產黨的中國軍事領導人的普遍贊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輸入的空軍，固然有了一支雖然開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觀的對內進行鎮壓的力量，但大部分的專家，對于它在對外戰爭中的長期價值，卻并不存在怎樣的幻想?？哲姾椭醒胲姷倪@種機械化，有許多人甚至視為是化費不貲的玩具，認為在戰爭初期時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輔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幾個星期后，就不能維持主動的作用，因為中國幾乎完全沒有基本軍事工業，足以維持和補充空軍或現代戰爭中任何其他高度技術化的部隊。 白崇禧、李宗仁、韓復榘、胡宗南、陳誠、張學良、馮玉祥和蔡廷鍇都似乎相信：中國戰勝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終必須依靠把大軍分成機動部隊，進行優勢的運動戰，并且在廣大的游擊區域中要有能力維持持久的防御，這樣先在經濟上，后在軍事上慢慢拖垮日本。這至少就是他們的理論。） ?。?BR> 摘自《西行漫記》 斯諾在潛入紅區采訪毛澤東的抗日主張之前，有采訪過各派主要軍閥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東北軍（張學良），西北系山東軍閥（韓復渠）等。也采訪過國民黨三大主力之二的胡宗南，陳誠。 不但各派軍閥對所謂德械師的內戰性質一清二楚，就連國民黨自己的主力將領胡宗南陳誠，也對德械師不抱希望。 很清楚，德械師是用來內戰的，而根本不是在準備抗戰。 |
國語：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叛賣行為與花園口事件
| 1938年4月，李宗仁（地方實力派，抗日名將，處處受蔣介石控制擠兌，后與蔣匪決裂，參加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指揮臺兒莊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處處退讓的蔣介石被一時的勝利沖昏頭腦，錯誤判斷形勢，從他著名的“抗戰三日即亡國”論一下變成了速勝論。他匆忙把他的20多萬中央軍調到了徐州戰場，企圖借李宗仁等勝利的余威，和日軍在徐州決戰。 中國軍隊在徐州地區的大量集結，日軍認為這正好是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好機會。5月初，日軍迅速集結10多個師團30多萬人向徐州地區夾擊。 5月15日，日軍在徐州的包圍圈馬上要形成時，蔣介石發現自己的主力部隊有被包圍在徐州的危險，就又匆忙決定放棄徐州。這樣，所謂的徐州會戰剛開始就失敗了。而且，從各處調來的機動部隊就這樣被拉來拉去，毫無作為，對全國各地的戰局造成不利影響。 正在這時，日軍土肥原14師團約二萬人卻強渡了黃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戰區的援軍增援徐州。這樣土肥原師團在隴海線附近就形成了孤軍深入之勢。 蔣介石匆匆飛往鄭州程潛第一戰區指揮部，決定親自指揮豫東戰役。此時豫東中國軍隊有6個軍，6個軍12萬人包圍土肥原1個師團2萬人，程潛（地方實力派，抗日名將，處處受蔣介石控制擠兌，后與蔣匪幫決裂，舉行起義，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積極進行作戰部署，認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開始突圍，并把進攻的重點放在了蘭封。但守蘭封的卻偏偏是蔣介石的愛將，卻又貪生怕死的桂永清。桂手下的蔣嫡系第二十七軍，裝備精良，甚至有一個德式戰車營的支援，這是連日軍的師團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蘭封就失守了。日軍步兵還沒有沖鋒，桂永清所部就開始全線潰退，邱清泉部下的裝甲戰車跑得更快，一溜煙地駛離戰場，往蘭封以西的地方逃去了。敗退的軍隊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著逃命去了。敗兵一直退到了開封附近，才陸陸續續被收容了一些。這與許多非蔣介石嫡系部隊，如第十九路軍在上海、第二十九軍在盧溝橋、張自忠部在臺兒莊的表現真是天淵之別。中國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為老蔣的嫡系無能而失。桂永清是何應欽的親戚，輕失蘭封使整個戰役失敗，桂永清卻沒受到蔣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處分，后來反而官運亨通升任海軍總司令。 土肥原跳出包圍圈后，程潛不得不再次調兵布陣，圍攻土肥原。 戰斗正激烈進行，據程潛預計，再有兩三天的時間，就有全殲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守商丘的第八軍黃杰所部又不戰而逃了。守軍還未與日軍先頭部隊交火，一槍未放就放棄了商丘，讓位于商丘和蘭封一帶的中國軍隊又處于被日軍東西夾擊的危險境地。黃杰是黃埔生，老蔣的愛將。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電臺被炸，無法與第一戰區聯系。一個軍就因這個可笑的“理由”而跑了，這個理由，甚至比韓復榘棄守濟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黃杰因這個“理由”放棄戰略重地，同樣未受蔣介石什么處分，這不知讓不惜耗盡元氣也拼死堅守臺兒莊的西北軍孫連仲部作何感想。 蔣介石這兩支嫡系部隊有恃無恐，不聽指揮，臨陣脫逃，徹底打亂了程潛的戰略部署，殲滅土肥原的寶貴戰機就這樣被兩位逃跑將軍葬送了。 因蔣介石嫡系部隊將領貪生怕死，中國軍隊前后共投入15萬多人，沒能消滅土肥原的2萬人，連蔣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蘭封戰役是“戰爭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潛剛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領了蘭封，并立即向僅有５０公里的開封進攻，開封失守已成定局。 鄭州岌岌可危。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這是蔣介石根本沒料到的。蔣介石決定孤注一擲，扒開黃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開封，蔣介石怕開封失陷，再扒黃河就來不及了，就急忙打電話命令程潛掘堤，并告誡他“要打破一切顧慮，堅決去干，克競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猶豫。 決口的任務交給了守衛黃河的商震的部隊，地點首先選在了中牟縣境內大堤較薄的趙口，因趙口流沙太多，沒能扒開。蔣介石知道趙口無望扒開后，就指示再換地點重新決堤。經過緊急協商，駐守在黃河附近的新八師初步把地點選定在趙口以西的花園口附近。在此過程中，明知扒堤受損最大的是中原無數百姓，蔣介石擔心手下執行消極，一再通過口諭、電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婦人之仁”。 6月9日凌晨，經過兩天兩夜不停的挖掘，幾乎在距鄭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時，花園口也終于挖開了。 花園口決口后，黃河水順著賈魯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黃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場暴雨，黃河水量猛增，花園口決口處被沖大，同時被淤塞的趙口也被大水沖開。趙口和花園口兩股水流匯合后，賈魯河開始外溢，漫溢的河水沖斷了隴海鐵路，浩浩蕩蕩向豫東南流去。 日軍被黃水阻隔后，就放棄了從平漢線進攻武漢的計劃。他們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過淮河，再到合肥與日軍其他部隊會合，又開始從長江北岸進攻武漢。 黃河改道，雖然為蔣介石爭取了喘口氣的時間，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園口扒開后第4個月，武漢仍然失守?；▓@口決口終究沒有挽救武漢失陷的命運。 從軍事角度分析，事實上，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沒有起到阻止敵人多長時間的作用，更何況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不在于多一天、多一個月，在持久戰中，多這幾天少幾天，那是無關大局的。但是要堅持長期抗戰，則保存自己國家的實力，保存戰爭潛力，保存人民的力量，這是根本。 花園口決堤時，蔣介石以軍事機密為借口嚴密封鎖消息，沒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遷移，黃水下來后，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其實，蔣軍早有決堤設想，只不過最后決堤的決心是桂永清和黃杰兩支蔣介石嫡系部隊逃跑造成戰局更加不利時作出的。因此，如果蔣當局心中裝著中國人民，早就可以用其他理由將可能受到水淹的群眾事先撤走，以策安全。即使到了最后關頭，從軍事上看，這次封鎖消息不通知群眾的做法也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既已決定決堤，敵軍即使得到消息而后退，也同樣可以起到為國民黨軍爭取一些喘息時間的作用。 花園口決口，當時直接淹死和餓死的群眾多達八十九萬人，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所殺中國軍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戰中中國損失的3500萬人口的2.5%，而日軍傷亡只有1000多人，花園口決口造成了歷史上人為的一次大災難。 黃河水下泄后，西邊一路沿穎河下瀉淮河，東邊一路沿渦河到安徽懷遠流入淮河，黃、淮合流后涌入洪澤湖，淮河、洪澤湖沿岸立即變成了一片汪洋。這次洪災，河南、安徽、江蘇共計44縣市被淹，受災面積29000平方公里，受災人口1000萬以上，沖毀140萬民房、淹沒近2000萬畝耕地。黃水所到之處，房倒屋塌，饑民遍野。這次洪災，豫、皖、蘇三省共有390萬人背井離鄉，他們一路乞討，遠的一直逃到陜西甘肅等省，從中原到西北，迤儷著一幅長長的餓殍圖。因此而死的中國人民，還沒計入上述八十九萬人之內。 蔣介石為逃避責任，發動宣傳機器，宣傳是日軍飛機炸毀了黃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國民黨軍隊自己扒開了黃河。雙方一時陷入了一場道義的論戰中。 隨著花園口口門越沖越大，下游故道逐漸干涸，黃河水全部從花園口下泄，黃河就徹底改道了。由于沒有固定的河道，新黃河滾來滾去，這樣在豫、蘇、皖三省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沼澤區，也就是黃泛區。黃泛區從花園口到淮河長約四百公里，寬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寬處可達80公里。又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因此死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于投降。而此時的花園口也被扒開了7年多的時間，決口處已經由最初的4米多沖寬到一公里多長，遠望已是茫茫一片?？箲饎傄唤Y束，蔣介石聲稱讓泛區人民早日回家，結果拖了一年多的時間，到1947年3月15日，花園口堵口工程才終于完成。不久之后，蔣介石集團為了進攻我中原野戰軍，又一次罪惡地妄圖決黃河之水淹沒我軍及解放區人民，稱“可當四十萬大軍”，幸而中原我軍堅決執行毛主席、中央軍委的命令，迅速挺進大別山，才使中原人民避免了一場新的沒頂之災。 歷時8年零9個月，橫沖直闖的黃河算是回歸了故道。但是黃泛區的生存環境仍然十分惡劣，耕植條件嚴重惡化，繼續給當地人民造成災難，直到解放后經過長期的治理，才得到好轉。 在大陸時，蔣介石從來不敢承認是自己下令扒開了花園口，后來臺灣編寫的“抗日戰爭史”承認了這件事，總算替蔣介石認領了這份歷史舊賬，但卻極力為蔣介石辯解，說成是抗戰的需要。不過，無論怎樣辯解，“花園口”都是中原人民無法擺脫的噩夢，“花園口”“ 黃泛區”這兩個詞也成了蔣介石的終生大忌，從來不愿提及。 蔣介石和他的嫡系勢力更不敢提及的是，正是因為以桂永清、黃杰為代表的蔣介石中央軍的叛賣行為，才使得蘭封戰役以至整個豫東戰局不可收拾，這是造成花園口決堤這一人間慘劇的直接誘因。 |
英帕爾戰役日軍總司令牟田口的“名言”錄
| 日軍在戰役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嚴重忽視后勤，彈藥，油料與干糧準備都不充分，另外日軍還忽視了1個千年不變的基本軍事常識，那就是能可靠的在戰爭中為軍隊運輸物資任務的動物只有騾馬，而日軍在這次戰役中把大量的猴子，山羊，水牛用于為部隊輸送物資，結果戰斗打響后，受到槍炮驚嚇的牛，羊，猴子背著日軍的彈藥四處亂竄，造成了大量物資流失，更加加大了后勤危機，戰場上如果跑了1頭牛那么日軍1個中隊1星期的口糧彈藥就沒了，這些牛羊猴子的逃跑給日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印帕爾作戰相關名言錄 印帕爾作戰發起之前，牟田口的發言如下： 說起大東亞戰爭，那是我的責任。在盧溝橋下令開第一槍的是我，因此（作為間接責任人），我必須設法盡早解決這場戰爭。 第15軍小畑參謀長以后勤為理由，反對發動此次作戰。牟田口的回答是： 沒有補給，就不能打仗？那怎么能行！日本軍隊能夠忍受任何艱難困苦。糧食可以從敵人那里奪取。 在進行作戰計劃討論時，牟田口說道： 關于此次作戰，我們已經詳細地討論過各個細節，并全部解決了。因此，成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部下相內禎助大佐（后來成為法務部長）諷刺道：軍司令官閣下討論的細節里，似乎沒有把敵人的抵抗計算在內。 在渡欽頓江之前，第31師團佐藤師團長的“饑餓訓示”： 諸位，今夜我們要開始橫渡欽頓江了。在此之前，我有話要對大家說明白，請好好聽著！ 只要不發生奇跡，諸位的性命將會在即將發起的此次作戰中喪失。但是，不是倒在槍彈之下，你們中的大部分人將會餓死在阿拉干山里。請做好心理準備！ 在日軍第15軍司令部，牟田口每天早晨集合司令部全體官兵，宣揚他的長篇大論。說得最多的就是： 如果此次印帕爾作戰不成功，無法晉升為陸軍大將，我（牟田口）決不會返回日本的。 （出自 高木俊朗「全滅」） 在收到前線日軍部隊的要求補充糧食的電報后，牟田口的回復如下： 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是草食民族。你們被那么茂密的叢林包圍，居然報告缺乏食物？這算怎么回事！ 第31師團佐藤師團長放棄了從15軍獲得補給的希望，直接給第5飛行師團的田副師團長發了一封SOS電報： 我們沒有得到一發子彈、一粒糧食的補給。只能依靠奪取敵人的彈藥糧草來繼續攻擊?，F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空中補給。敵人不要說是彈藥糧草了，他們的武裝兵員都在我眼前降落。只能是感慨！感慨！ 同樣地，第15師團的山內師團長也向田副師團長發送了類似的電文： 我軍已無可攻擊之彈，如今在暴雨和泥濘之中，飽受傷病饑餓折磨，戰斗力盡失。事情走到這個地步，完全是15軍和牟田口的無能所致！ 戰后，佐藤師團長在回憶印帕爾作戰時，這樣說道： 此次作戰冠以“解放印度”這樣的“大義名分”，那么如此大規模的作戰至少也應當由大本營立案，在南方軍的指導下，由緬甸方面軍來具體實行。而僅讓一個軍司令官來擔當如此重任，實在是。。。 更何況在最后的緊要關頭，方面軍也罷，南方軍也罷，沒有派出一名參謀前來助戰，反倒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躲得遠遠的。。。 結果，那些傻瓜招惹來的責任，反倒讓我們三個師團長來承擔。。。 （從前線返回的佐藤師團長離開15軍司令部次日）牟田口召集了司令部全體人員進行訓話： 諸位，佐藤師團長違背軍令，擅自拋棄了柯希瑪戰線。因為沒有食物無法戰斗，就擅自撤退。這樣的人還能稱之為“皇軍”么？“皇軍”即便沒有了食物，也必須繼續戰斗的。 沒有武器彈藥和食物就不能打仗？這決不能成為正當的理由！…… 沒有子彈的話，不是還有刺刀么？沒有刺刀的話，還有拳頭呢。沒有拳頭的話，可以用腳踢的。就算這些都沒了，不是還可以用牙齒咬么？…… 不要忘記日本男子應該有的大和魂！日本是神州，神靈必定會保佑我們的…… 由于牟田口的訓話時間長達1個多小時，部分營養失調的軍官因腦貧血而接連倒下。。。 出自－高木俊朗氏著「抗命」（文春文庫刊） 一支敗退下來的日軍部隊經過牟田口身邊時，騎著高頭大馬的牟田口吼道： 喂！你們是哪支部隊的？怎么不停下來向我敬禮？ 早已必備不堪的日軍士兵沒有一個人搭理他。這支部隊的帶頭軍官忍不住了，反問道：你怎么不先下馬來慰問一下士兵們？ 這時候，牟田口繼續吼道：你們以為我是誰？我可是你們的最高司令官！快給我敬禮！ （出自 高木俊朗「全滅」） 當時日軍前線士兵為牟田口起了「鬼畜牟田口」的外號，還編了一首歌諷刺他： 「牟田口閣下のお好きなものは、一に勲章、二に女、三に新聞ジャーナリスト」 （牟田口閣下喜歡的東西：一是勛章、二是女人、三是新聞記者） 當印帕爾作戰的失敗已經是顯而易見的時候，牟田口司令官來到了15軍司令部，當著我們眾多總部軍官的面，以微弱的聲音對藤原參謀說了這樣一段話： 藤原，這次作戰死傷了那么多部下，損失了那么多武器，作為司令官，我應該負起責任。如果我切腹自殺的話，是不是可以求得天皇和眾多陣亡將兵的原諒呢？我想聽聽你的意見，請毫無保留地說出來。 我們紛紛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傾聽著這段對話的下文。司令官真的從心底里感到自己的責任了么？真的會有人把自己的作惡向別人訴說么？剛才那些會不會只是形式上的套話？ 只見藤原參謀正在寫字的手絲毫沒有停下，看都沒有看司令官一眼，甚至面部表情都沒有變化，以激昂的語調說道： 自古以來，口頭上喊著要死要死的人從未有過真正想死的。如果司令官和我商量關于自盡的事情，作為下屬幕僚，在形式上我有責任不得不制止您。。。 只是，如果您真的感受到了作為司令官的責任，想要以死謝罪的話，那么請在沒人的地方悄悄地切腹，誰都不會阻攔您。請您毫無牽掛地自盡好了。 說完這番話，藤原參謀又繼續專注他的工作。 “啊，是么？我明白了。哈哈……”說完這些，表情尷尬的牟田口司令官帶著自嘲的笑聲，在我們面 前離去了。我們也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繼續自己的工作。。。 原來，司令官又上演了一出戲，只是他沒有想到對方沒有配合自己罷了。。。 出自“第15軍司令部の中井悟四郎中尉の手記 （高木俊朗『抗命』）” 牟田口之后接到調令準備離開緬甸，返回內地。在緬甸方面軍為其舉辦的歡送會上，牟田口做出如下發言： 我不認為印帕爾作戰是一次失敗的戰役。 正是因為攻打了印帕爾，才使得敵人沒有奪取整個緬甸。如果當時沒有攻打印帕爾的話，緬甸戰區現在可不得了呢。 戰后，參加了印帕爾作戰的日軍從軍記者 高木 俊朗 這樣評價牟田口： 東條下臺了，牟田口失敗了，二人的征服印度的野心破滅了。。。 在盧溝橋開了第一槍的牟田口中將，把“大東亞戰爭間接因我而起，我有責任盡早結束戰爭”這句話當成了口頭禪。事實上，他的確做到了。。。 只是，他不是用（日本的）勝利換來戰爭結束的，而是用（日本的）戰敗來提前結束的。。。 戰后，在一次印帕爾作戰的老兵聚會上，有這樣一段談話： 問：軍隊不是應該保護國Ｍ的生命安全么？可是印帕爾作戰卻讓日本白白損失了上萬國Ｍ（即士兵），這不是前后矛盾？ 答：你誤解了。當時的日本軍隊拼死守護的既不是日本國Ｍ，也不是天皇。他們只不過是想保住軍隊這個組織而已。。。 余談： 戰后，牟田口被盟軍以戰犯身份逮捕，不過沒有被起訴，后被釋放。 牟田口在東京開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為“ジンギスカンハウス（成吉思汗飯館）”。 在參加舊部下的葬禮時，牟田口為了強調自己沒有責任，在葬禮上大肆散發為自己的辯解小冊子。 一旦聽到有印帕爾作戰戰死者家屬來訪，牟田口要么托病不見，要么提前溜走。 在受到報紙、雜志、媒體采訪時，牟田口不放過任何為自己辯解的機會，并不忘把責任推到部下身上。甚至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在就盧溝橋事件請他做談話錄音時，牟田口強烈要求增加原本節目中沒有的關于印帕爾作戰的相關采訪錄音。 牟田口死前還不忘讓兒子在自己的葬禮上散發辯解傳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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