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慕蘭（Kenneth Pomeranz）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頗具影響力的“加州學派”代表人物，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曾經出版過《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從中心到邊緣：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與經濟》等關于中國的重要著作。《美國哲學學會會刊》2008年3月號刊登了彭慕蘭題為《從長時段的觀點看中國發展》的文章，該文從比較研究的視角，以西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作為對照背景，分析了數個世紀以來，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作者認為，這一發展模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提供了高于世界平均值的生活水平，而且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遠小于西方富裕國家，因此，不能將這一模式看作一個偏差，而要用其自身的方式來評估其重要價值。
在那些涉足歷史的發展經濟學家（而不是那些像我這樣涉足發展經濟學的歷史學家）中，近來有相當多關于什么是所謂“財富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s）的爭論。一方認為，世界上許多曾經相對富裕的地區已變得貧窮，這是因為某些方面的成功導致了后來變成了重大不利因素的某些結果和制度形態。相反的立場認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往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起來的；如果人們認識到根除某種行為方式是符合其利益的，那么幾乎不存在哪種行為方式根深蒂固到不能根除；并且，盡管存在某些暫時的異常現象，但那些目前相對富裕的地方往往會在一個長的時間內一直成為相對富裕的地方。中國的發展最后會符合其中哪一種立場，取決于你如何定義你的時間和空間單位——這可能意味著構造這場辯論的方式出了問題。
直到工業革命時，從上海往南的中國沿海地區很可能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在1770年人口達到3100萬）的生活水準大概與18世紀中期的英國和荷蘭相當。其農業尤其多產——不僅每英畝的產量高，還有每個勞動日的產量也高；其廣大的手工業（尤其是紡織業）所獲得的收益可與其他任何地方的紡織工人的收益相媲美，并且至少它的某些市場整合得特別好。
這種相對繁榮是與大規模的跨區域貿易密切相關的。長三角地區用工業制成品換取產自中國北方、長江中上游或者其他一些內陸地區的原棉、大米、木材和其他一些初級產品。這里幾乎沒有重工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缺乏能源資源：木材、煤泥炭、甚至于水力（因為地勢平坦）。這里也缺乏大多數的金屬礦產。大多數的工業是鄉村工業，這在1800年之前非常常見。
但在另一方面，無論如何，亞歐大陸兩端的兩個地區的差異在增大。自16世紀以來，歐洲在農業和工業中的農村勞動力的比例在不斷增長，他們都是無產者——即沒有財產而依靠出賣勞動賺取工資的自由民。根據一項計算，到1800年，他們構成了歐洲的三分之二的勞動力；雖然根據更加嚴格的定義來計算的話，會得到相對較低的數據（尤其是在東歐，作為義務勞動的回報，很多人仍然擁有一些土地的使用權），但他們在先進的英格蘭和荷蘭的確占據主導地位。而且，這些國家的大多數無產者從事農業或者其他行業，但是不是兩個行業都從事；在英格蘭和荷蘭，農業勞動、非技術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勞動在市場上已經分離開來，雖然當時它們在空間上也會有重疊。
然而，在18世紀的中國（以及在日本，其原因不同），無產者在農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10%。在比較貧窮的地區，大多數的農民是小佃農；在比較富裕的地區，租賃是廣泛存在的情況，但是大多數的租戶都擁有很大的耕種自主權，這本身也是某種所有權。在獲得了使用權后，這些租戶，而不是真正的土地擁有者，做了很多提升地力的投資。他們還在如下方面與那些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的人類似，即他們的所得更加接近于他們的平均產出，而不是邊際產出（marginal product）：初步估計顯示，在18世紀中期和20世紀早期，長江下游獲得穩定土地使用權的租戶的收入是沒有土地的勞動者的2.5—3倍。
中國政府需要一個無需借助地方巨頭就可以對其進行收稅和征用的小農階級，所以它支持這些制度安排。這些安排因為無產者中的低出生率進一步穩定下來。（與之相對照，歐洲無產者的出生率特別高。）因為一些家庭（不只是窮人）實行性別選擇性殺嬰行為，而一少部分男性既有妻子也有妾，所以，最貧窮的男人很少能結婚。因此在每一代人當中，一些不幸的小佃農和租戶落入無產階級行列——就像人們在競爭性經濟中會預期到的那樣——但是無產者的人數并沒有增加。（在這樣一個高度商業化的農村，相對而言又沒有多少人完全與生產資料分離，這使人回想到德川時期日本的某些方面，盡管在這兩個國家產生這些結果的制度非常不同。）
由于不生育小孩，無產者只有一張嘴需要養活，且能依靠他們掙得的佃戶收入的一小部分勉強過活。在某種意義上，無產階級人數的不增長有助于復制和穩定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在另一種意義上，這些“光棍”—— 一個既讓人想起他們沒有后代（“支脈”）也讓人想起其可能的性挫折（sexual frustration）的昵稱——本身是不穩定的一個深刻根源：他們沒有什么可失去，常常沒有穩定的家和群體可聯系，被認為是危險的，在土匪、叛亂分子和參與犯罪活動的那些人那里被極度地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了（或者成為替罪羊）。
在某種程度上，佃戶的有利地位（尤其在中國的南方）以及雇傭勞動的邊緣性可能反映了水稻耕種的特性。因為精耕細作對產量有著巨大影響，使耕種者與產量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比那些沒有這種利益關系的體制（包括強制勞動或自由雇傭勞動）更可取。但是僅水稻耕種不足以決定這些制度效果。孟加拉擁有相對富足的土地，其各條河流比長江拐的彎更多，發的洪水也更多，孟加拉的富裕階層常常需要在不同年份吸引耕種者到不同的土地上去勞作。因此，他們只給予一年期租金以優惠利率，而不是長期的租金；此外，這導致佃戶對于任何特定的小塊土地的權利更加薄弱，也導致較大的流動性、較低水平的固定投資。
中國城市的非技術工人的收入并不比農業工人高多少，而遠遠低于固定佃戶和小農的收入。因此，大多數人沒有理由涌入城市，除非有比非技術勞動更好的工作在等待他們。因為大多數的人沒有這樣的期盼，城市化水平還是很低。大量的剩余農產品養活了那些深深扎根在農村家庭中的農村工業的生產者。個體勞動者不斷專業化（從理論上講，是男耕女織），但是家庭會整合不同的收入來源以緩沖市場波動的風險。政府也支持這一點：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會減少拖欠稅款的情況，以家庭為基礎的商業化手工業使婦女在不會折損女人的名聲的條件下有了收入，而那些擁有某些土地使用權的農戶與社會秩序休戚相關。官員們經常會努力幫助那些較貧困的地區效仿以長江三角洲為典型的農業和農村工業（特別是紡織業）相聯合的模式。
中國研究
同樣一系列的因素會導致人口遷移。盡管中國各地區之間的人均收入差異非常大——在1750年前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均收入可能超出整個帝國人均收入大約50%，但是實際工資卻不是這樣。所以，除非你能夠支付起在你長期定居地獲得穩定的土地租賃所需的大筆租金（甚至是購買土地所需的更大數目的金錢），否則你涌入長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地區將會所獲甚少——絕大多數來自較貧困地區的窮人也不會這樣做。對他們而言，邊遠地區提供了更好的機會：雖然人均收入相對較低，但艱苦的勞作會使你得到任何一塊你清整過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強勢的耕作權。這就解釋了另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整個帝國后期，凈移民（net migration）大大地遠離中國最富有的地區。這種格局反過來維持而不是消弱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
富裕地區上繳更高的稅收。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上繳的稅收遠遠超過其他地區，但是地方精英（他們受到松散的監督）提供了大多數的公共產品。從長江三角洲地區獲取的剩余收益流向其他地區，幫助支撐那些生態環境更脆弱的地區的家庭農業（以及儒家道德）得以存在下來的條件。這些措施包括為半干旱的北方和西北地區的打井提供補助，為治理中國北方的主要江河提供資金（并期望南方的各社團自行處理這一問題），在貧困地區建立應急儲備糧倉，推廣適應貧瘠土壤的新作物，等等。這些所涉及的成本按18世紀的標準來說是非常大的，并且都由南方和東部的富裕地區承擔。因此，跨區域轉移支付將中國的部分剩余收入導向了維持外圍地區的穩定，而不是核心地區的資本累積和可能的轉型——這一趨勢因前面所討論的其他特點（如核心地區缺少能源資源）而增強。
然而，從總體上看，這一經濟是充滿活力的，但是并沒有轉向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長江三角洲的手工業與西方的手工業相比，在技術革新上并沒有取得優勢地位，這是有充分理由的。西方的主體工業日益集中在專門的區域，并且其雇員逐漸由很大程度上已經從農業中分化出來的全職工人組成，人們預料到這兩方面的條件能比中國所擁有的條件更能促進技術創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所處的位置對于轉向能源密集型生產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當地的能源供應是有限的，引入更大數量的能源所面臨的障礙是很大的，我在別處已論證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沿海的能源的相對價格就突出的高，使得人們不可能主要通過更多使用能源來發現更具效率的生產方式。例如，在18世紀早期的廣州，淀粉中含有的基本卡路里成本相當于倫敦的19%，物價消費指數總量是倫敦水平的29%，工資則是倫敦水平的27%。但木炭成本卻是倫敦價格的528%。此外，在近代化學發展之前，跟農業相比，任何類型的工業都更容易提高生產力（尤其是在很容易獲得廉價能源的情況下）。每一塊土地都有其獨特性，采納那些在其他土地上奏效的技術是一件反復試驗的事情。而且，由于雜草、臭蟲還有其他害蟲不斷地變種，農業必須與因為缺乏技術創新而生產率下降這一不間斷的趨勢進行斗爭，這一趨勢在工業中并不存在相似的情形。因此，英國在19世紀的快速發展并不只是因為特定產業生產力的提高，而是因為能夠較少把重點放到生產力提高極其困難的產業，如農業、林業。但是這種轉變需要能夠（通過清整更多的土地）輕松地擴大其農業生產的貿易伙伴，或者是擁有以煤取代木材的能力。長江三角洲地區缺乏這后一種機會，而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到18世紀中國進口農產品的機會是萎縮而不是增長了。
到了18世紀末，上面所勾畫的這一體系停滯不前，在整個19世紀，這一體系被拆散。內地人口的增長降低了糧食、木材和其他物資的供給數量，這些地區正是為沿海地區供應這些物資的；這些地區也發展了它們自己的手工業，同時也減少了它們對制造品的進口。這擊中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要害，到1840年，平均買一塊布的價錢所買到的米是 1750年的一半，而且貿易量還可能在萎縮。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確發現了某些正在增長的市場，大部分在滿洲和東南亞，并更加集中關注一些其他地區還沒有形成強競爭力的高端市場。而且，長江三角洲的人口在1750年到1850年間已經停止增長，而中國的總人口卻增長了一倍。因此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們的生活水平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可能并沒有大幅下降，卻也停滯不前。
這使得資助其他地區的負擔日益變得沉重。同時，那些較貧窮地區的人口增長使生態的穩定日益面臨挑戰：治理黃河的費用（從1820年到1850年，它已經占清朝總開支的10%到20%）突飛猛漲就是突出例子，但也還有其他的例子。到19世紀中期，內陸未開發的邊緣地區越來越少（除了滿洲，清朝試圖保持其封閉狀態，以便它可以保留半游牧的“傳統”滿族生活方式），所以那些尋找新土地的人往往會沿著山坡進一步向上開發，開墾湖泊邊緣的土地，以及在其他地方插上占用的標簽，這增加了發生環境災害的風險。這些問題加上西方入侵以及其他不幸使得這一體制超過了其能承受的限度，較貧窮地區（尤其是資源競爭加劇了民族沖突的邊遠地區）的環境、政治、社會危機都在自我加劇。其所導致的動亂也最終吞噬了一些富裕的地區——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國運動從廣西山區向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推進，隨后該地區在十多年時間里變成了一座戰場——帶給了中國一個災難深重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
但是，盡管遭受了劇痛，同世界經濟的更強勁聯系也給中國沿海帶來新的機遇。來自東南亞的水稻、來自滿洲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木材和其他原材料替代了中國內陸枯竭的資源；布匹、煙草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產品的新的市場發展起來（主要是在東南亞）。東南亞為移民開辟了新的出路，主要是廣東和福建受益。另一處邊遠地區滿洲開放了（主要是河北和山東的沿海地區受益），由于清朝在這一地區受到俄羅斯和日本帝國主義越來越大的壓力，于是決定鼓勵漢人在滿洲定居是避免完全失去該地區的唯一選擇。新的技術和較便宜的交通有利于貿易流動、人口遷移和移民向家中匯款。盡管政府很大程度上不能夠像日本那樣提供那種現代化的服務（例如，大眾教育），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集中促進和保護了沿海地區的發展，同時日益讓內陸地區自己照料自己。政府在黃河和大運河上面的花費——無疑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1850年到1911年間從總開支中的20%下降到3%。按照黃金價值計算，即使在1937年，此項費用也不到1850年費用的三分之一，盡管總的政府開支增長了將近900%（也是按照黃金價值計算的）。長江下游地區的GDP和一個小樣本中的男性的身高所顯示出來的增長速度幾乎和20世紀早期的日本一樣快。其他一些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也相對較好——盡管，或許除了滿洲可能沒有長江下游地區那樣好。無論這些沿海地區是受西方、中國還是日本統治，情況都是如此。但是在內陸，就像我們將很快看到的，發展差很多。
盡管上海現代化的部門在萌芽發展，但是長江下游和中國東部其他地區經濟增長的支柱卻是鄉村工業。絲綢出口發展迅猛，刺繡、草墊、藤椅等等也開拓了海外市場。當然，生產大部分仍然是小規模的、靈活的、資源節約型的，開發的是低成本的（但是常常是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瞄準機會的市場（niche market），通常是海外華人的市場。甚至一些比較現代的產品，比如火柴，也是在鄉村完成生產的。中國最發達地區中的這些發展，特別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是對日本某些更早和更強大的趨勢的輕微模仿。
這不僅是一個局部情況的反映，同時也是全球情況的反應；后者在凱恩和霍普金斯關于“紳士資本主義”與大英帝國主義的討論中得到了較好的總結。金融家對英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決定作用遠超過了工業資本家，所以只要大阪和上海集中發展輕工業和使用西方的商業服務，那么它們就會面對相對開放的市場。與此同時，西方人主導著具有戰略性的和高附加值的重工業，維持著對世界上資源豐富而人口稀疏地區的不均衡的控制。這種勞動分工并沒有使帝國主義對東亞地區仁慈，即使“打開”東亞地區的最初的暴行已經結束，但是鴉片、戰爭賠款等等給其帶來了持續的損失，同時，當日本為了在戰略性的重工業領域展開競爭而尋求資源時，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接踵而至。但是，比起那些淪為完全邊緣化的初級產品出口國來，大部分的東亞沿海地區在世界體系范圍內發展得更好。
然而，當中國內地日益被隔絕開來時，它的發展就進一步落后于沿海地區。災難也急劇增加，非沿海地區的許多福利指標停滯或下降。關于身高的研究顯示，長江下游地區有穩定增加，但中國其他地區并沒有增加；一些有限的但卻是重要的數據顯示，特別是西部和北部一些地區的實際收入也停滯不前或者下降。
然而，最糟糕的并且最明顯的趨勢并不是生活標準上微妙的和逐漸的變化（無論是好的變化還是壞的變化），而是災難性事件爆發的頻率和規模大幅增加。由于脆弱的環境因素以及政府專注于沿海地區的防務和現代化，因此災難在沿海以外地區成倍增加。前面已經引證的黃河方面開支下降的數字在比以前多得多的黃河洪災中得到了證明；這種現象同樣真實地發生在北方的一些江河流域。旱情也更加頻繁發生——人口的增長降低了華北地區的地下水位，而有些地方在盛清時期所能得到的打井補助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了——政府救濟也變得更加偶然。根據拼湊起來的關于這一個世紀的饑荒的零散數據，夏明方得出了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結論：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數在1644—1795年間是120萬人，而在1796—1911年間是1730萬。清王朝最后40年里的因災死亡人數超過了這一總數的60%，因為1876—1879年間僅僅是大饑荒就可能奪去了至少1000萬人的生命。在別處，夏明方關于因自然災害死亡的人數的計算稍稍不同，死亡人數在1840—1911年間超過了1700萬人，這一數字中的90%多是在1875年后的災害中產生的。在清朝滅亡以后，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進一步加速增加，在民國時期估計達到 2100萬人，其中的80%是在黃河流域。
因而毫不奇怪，毛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讓人回憶起了某些盛清時期的方式，盡管它是革命的。所有的農民得到保證都能按照允許他們進行生育的速度（大致是基于平均的勞動生產水平的速度）進行勞動。努力實現鄉村的工業化，而目的不是迅速的城市化。（然而，這些努力是零星的，而且有時是反生產性的；大多數成功來自地方而不是中央的積極性。）事實上，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1960年后就停止了。資金再次從比較富裕的地區流向比較貧窮的地區，并且除了大躍進時期的災難性例外，重點放在了貧困人口和貧窮地區的基本保障上。一些毛主義所取得的最大成功——黃河和淮河流域的治理是一部分，以及華北地區灌溉設施的大量增加——效仿了清朝時期的創舉，雖然使用了新的技術。盡管人均收入的增長要低于1978年以后的水平，但平均壽命在1950—1976年間增加了一倍，并且識字率迅猛提高。同時，納妾以及虐嬰現象的消失——加上允許多子女家庭憑借其子女長大成人后可以掙得的多余工分進行借貸的計劃——解決了“光棍”問題，這使得每個男性都可以 結婚和生育。通過這些和其他方式，經濟激進主義經常和社會文化目標聯系在一起，這也原本是清朝應該受到盛贊的地方。
從1978年以來雖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也有其延續性。雖然上海和深圳熠熠生輝，但繁榮的中心是鄉村的工業化，它帶來了13億個新的就業崗位，將健康的、遵守紀律的、技術相對熟練的工人實現了資本化。盡管出現了快速的工業化和最近的城市化，中國今天仍然保留著比1840年的英國還多的農村地區，而且直到最近農村地區的人口仍維持著絕對數量的增長。超過三分之二的農村收入現在都來源于非農業生產，就像上個世紀80年代的臺灣地區；與之相比，韓國的這個數字是20%。“離土不離鄉”仍然是政府的口號；許多農村地區家庭還是將務農和其他的收入來源結合起來。地方的工業利潤經常通過被征稅來為農業提供資金或者為農民提供補充收入。
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它的城市化速度，這一模式會給基礎設施建設帶來巨大儲蓄，也吸收了農閑時期的本來會被浪費掉的廉價農村勞動力。（相應地，它還在不造成農忙時侯勞動力緊缺的情況下，使得工業化的進程得以進行。）這些勞動力的一部分也被調動起來發展當地工業和基礎設施。盡管這個過程包含著諸多盡人皆知的失敗——特別是大躍進時期——但它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強調農村的工業化而放緩城市化也從諸多方面促進了社會穩定。這些工人不必像其他國家的工人那樣在尋找好的工作與同親人在一起之間作出激烈的選擇；在當地工業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鄉鎮政府和干部既獲得了利益，又獲得了被任命某個職位的可能性，這使他們從毛主義最盛行的時候所經歷過的那種直接的強制性控制中脫身出來的過程變得輕松。
地區發展趨勢也暗示著所采用的這種舊的發展模式可能產生新的極端情況。鄉村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現在向北延伸到天津）：不久前，某三個省的鄉村工業附加值之和已經占到全國鄉村工業附加值總和的一半以上。這些沿海地區更多地是面向更廣闊的外部世界，而不是中國其他地區；對外貿易在日本（常常被引用作為貿易拉動型增長的例子）很少超過GDP的20%，在中國的最富裕省份卻超過了GDP的80%。不管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在對外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中國的沿海地區也進口了大量的石油、金屬、原棉、木材等，就像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那樣。（還有，像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樣，中國沿海地區也能夠在制造每美元的產出時比內陸省份使用少得多的資源。）
但是中國——其人口是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人口總和的6倍——進口的人均初級產品不可能像這些國家和地區那樣那么多。從內部來講，農業收入遠遠低于其他收入，以至于得到保障的獲得土地的機會不再足以將人們留在缺少工業工作崗位的農村地區，中國西部和中部地區的情況大多如此。于是，跟過去的情況相比，現在的中國沿海地區已經成為最大的移民接收站：既有暫時的也有永久的；既有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有從農村到農村的移民。從農村到城市的凈移民現在每年超過1400萬，而且還在高速增長中。中國沒有形成那些像馬尼拉、墨西哥城和其他“第三世界”城市的環城市巨大貧民窟，并且，政府通常在保證新興城市居民使用水電方面做得很好，從而避免了那種許多“第三世界”政府所遭遇過的、和只有通過非法手段才能獲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貧民窟居民之間爆發的長期沖突。但是維持這些成就將越來越困難。
進行一種不同的比較的話，中國近期和預期的城市化速度大約落后日本50年的時間——在這兩個國家，鄉村工業發揮作用的時間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要長（并且在工業化進程中其農村人口持續增長的時期也更長）。但是，當日本開始迅速的城市化時——中國目前看起來開始進入這一階段——它的失業率只有2%，因此即使城市在擴大，所有的移民還是能找到工作。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大概有12%，還有巨大的農村人口就業不足。同時，在20世紀70年代采取的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旨在阻止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但重新導致了性別比例的失衡——這樣，每個成年男人不管有多窮都可以成為一家之長并生育后代的革命承諾也不能兌現了。
應對那些正在迫近的危機的一個舉措就是“西部大開發”這一創舉：這是一個旨在啟動中國西部發展的龐大的政府運動，重點是開礦、水利建設以及其他為中國東部地區生產初級產品的資本密集型項目。漢人遷移到遙遠的西部（這長期受到限制以避免激發少數民族的不滿）現在是受到鼓勵的，盡管當地居民反對，以前被隔絕的地區現在正在開放。如果有人能繪制出中國大興水電建設的地圖，那么這種變化將是十分明顯的。長江在進入中原地區之前，其水流的落差已經下降了90%，而黃河的落差在流向最大彎曲前則下降了80%。所以中國大部分的水力潛能分布在西部，單單根據工程學指標來看，大部分的水電工程應該在那里建設。
一張關于1986年之前建成的電站的地圖清楚地顯示了其他指標在起作用：這些電站建設的地點可以為勞動密集型的建筑行業提供勞動力，另一個指標是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動蕩的擔心。但是，自1987年以來計劃的工程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就像直接的工程學指標所規定的那樣。
因此，“西部大開發”似乎標志著面向中亞少數民族的長期存在的、慢慢滲透的溫情主義的最后的終結。它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風險：高原地區被快速侵蝕，大量的水資源被導流等等。到1989年為止，1949年以來在西藏建成的40%的水壩已經被淤泥填塞，許多西部新修的水壩預計使用時間不超過20年。
從部分意義上講，這些是通過增強相互依存關系、減少經濟（并且也可能是民族）差異來整合國家的努力。無論這是否有效，它冒著可能突出或加重其他方面的差異的危險。國家目前在大多數沿海省份擁有的工業份額從12%到25%不等，新興的富裕階層在這一地區所發揮的領導作用的范圍正在穩步擴大。但是在西部地區，國家繼續主導著這一地區的發展，60%—80%的工業為國家所有。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化。這不僅僅只是沿海地區變得更加富裕的事情，雖然這的確是事實。假如上海及周邊的地區——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它的人類發展指數大致相當于葡萄牙，而貴州省大致只相當于納米比亞。沿海地區跟海外的聯系日益密切，或許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區有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于在不需要國家插手的情況下去做事情，而在內地這樣的人相對較少。用本文中的術語來說，中國沿海的發展道路看起來可以被歸類為“東亞”模式，而內地的發展則會讓人想起其他模式——被占領的殖民地經濟、蘇聯在中亞和西伯利亞的毀滅性的發展等等。
總之，中國可能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在此時期，中國的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的獨特的發展模式將達到它的極限。鄉村工業的重要性以及重視農村社區的多元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已經在走下坡路。因為農村經濟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大減少（并且仍然高度集中在東部地區），廣泛分配的土地使用權加上農村工業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使得大多數人留在農村有了合理的理由，現在這種提供工作機會的能力也在減弱，同時，與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非農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到目前為止，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區進口所需的初級產品以及為其制成品尋找市場的能力——數世紀以來我們已經見證了其盛衰變化——仍在持續，但也有一些令人擔憂的預測，而且這一次再也沒有更大的領土可以用來擴展貿易關系。中國政府主要依靠沿海地區的稅收來維持相對貧困和脆弱的地區的生態穩定，特別是北部和西部，這種能力現在也受到威脅。當中國朝西部進軍以緩減它的資源問題時，持續數個世紀的面向中亞地區的溫情主義（過去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現在顯然是被拋棄了。
但即使這些發展模式很快被淘汰，它們仍然極其重要。除了一個大約150年的間斷，這些模式為世界上最多人口中的大多數人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值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幾十年內，還有可能再次實現如下情況，即它們會為生活在沿海中心地區的重要的少數人提供某種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中國成功地讓7%的土地養活了20%的人口，而且對全球環境造成的影響也比北大西洋的富裕國家要小得多。不是將它看作一個巨大的偏差——一個資本主義沒有發生或者說沒有適當發生的案例——這條通向現代世界的發展道路需要用它自己的方式來評估。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