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民：從日內瓦會議看美國“三齒耙捕龍”戰略的末路

從日內瓦會議看美國“三齒耙捕龍”戰略的末路

——朝鮮戰爭的中美外交戰之三

張亦民

一、為什么要召開日內瓦會議？

1953年7月27日，參戰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停戰談判已告結束。但朝鮮問題并沒有解決，即再爆發內戰因素依然存在，只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實現和平統一，才是朝鮮問題的最后解決。為此目的，從1951年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的第一天開始，我方就提出包括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在內的談判議程，但遭到美方拒絕。為了早日實現朝鮮停戰，免遭更多戰爭損失，我方作了讓步。將它放到停戰實施以后。因此，停戰協定規定，要在停戰協定簽字生效后的三個月內，召開高一級的政治會議，協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解決朝鮮等問題。但在美國阻撓下，沒有如期召開。

是誰在阻撓朝鮮問題的最后和平統一、固化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是誰在支持蔣介石集團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使中國至今沒有實現最后統一？是誰在支持法國挑起和擴大侵越戰爭、在南面威脅中國？誰是亞洲緊張局勢的制造者？都是美國。美國是“戰爭之源”、“一切危機之母”。

盡管如此，但美國也不能不看到，他挑起朝鮮戰爭之后，把一些盟國也拖累了，連英、法、比利時等也表示不能再無保留地支持美國了。1954年1月，蘇聯在蘇、美、英、法四國柏林外長會議上提出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以緩和亞洲局勢時，美國被迫放棄了反對的態度。2月18日發表公報，公報上盡管美國堅持要寫上中國的參加并不含有外交承認的意思，但實際上已表明了中國的五大國身份，承認了解決亞洲問題離不開中國的作用。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會議，也是“二戰”以后兩大陣營之間的一次外交戰。我國組成了以周總理兼外長為首席代表，三個副外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王炳南為秘書長，以及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專家在內，共180余人的龐大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成員的“著裝基本一致，手提包也差不多，隊伍整齊”，引起西方媒體格外注目，說“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周恩來更成了媒體關注的中心人物，說“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來到了日內瓦。

周恩來當年56歲，年輕是相比較而論的。參加這次會議的許多代表是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知名外交家。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法國外長皮杜爾、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以及許多參會的代表，都是老資格的外交家。其中莫洛托是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斯大林時代著名領袖人物之一，那些大國領導人都稱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一天，一個美國人沖著莫洛托夫說：你是個“很難對付、毫不妥協的談判者”。莫指著他的鼻子自豪地說：“如果你認為我很難對付，那么你等著周恩來吧，那時你才會懂得什么叫難對付。”

日內瓦會議于1954年4月26日在國聯大廈（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組成“國聯”的所在地）開幕，到7月21日結束。會議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4.26-6.15）。參會的除中、蘇、美、英、法外，有南北朝鮮的代表和“聯合國軍”參與國代表。會議由泰、蘇、英三國首席代表逐日輪流任會議主席；后一階段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限制性會議；參加的除五大國外，有印支三國四方的代表，印支問題的預備會（軍事代表談判）從5月8日開始，到朝鮮問題結束后的6月16日轉為政治會議。7月21日結束。會議主席由蘇聯和英國代表輪流擔任。

日內瓦會議兩個階段，兩個中心議題，兩個對立的代表團。討論朝鮮問題，是中、朝、蘇對“聯合國軍”方面的17國代表，我方團結配合，隨時交換意見，立場觀點基本一致。討論印支問題時是中、蘇、越對法、英、美。老、柬二個王室代表，在意識形態上屬法方，在爭取獨立方面屬越方，談判屬中立。因印支問題比朝鮮問題復雜，中蘇越之間統一認識化費時間也多，但解決問題卻比較順利。朝鮮問題因美國破壞，未達成任何協議而告結束，其后果影響至今。印支問題，美國雖玩兩面派，但未影響協定簽字，卻在法國撤軍以后挑起越戰，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后由尼克松叩門求毛澤東解決結束越戰。

二、誰是“固化南北朝鮮分裂狀態”的罪魁禍首？

朝鮮問題主要是在軍事停戰線已經固定下來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外國軍隊撤軍和統一的問題。為此，我方朝鮮外務相南日按預先商定的方案，在4月27日提出包括三項內容的解決朝鮮問題的全面建議：一，六個月撤退外國軍隊；二，全國舉行自由選舉；三，恢復朝鮮的和平統一。

28日，美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卿杜勒斯發言。他作為世界首富的美國代表，能左右西方世界同社會主義陣營對壘的強國，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中等個子，戴一副近視眼鏡，表情嚴峻而冷酷，外貌并不起眼，“他沉默寡言，陰沉沉地走路，陰沉沉地坐到會議室中，他一下汽車便低著頭往會議室走，一散會便低著頭往汽車里鉆，不理睬記者，也不向任何觀眾招呼或講演。他是個‘思考型’的人物，不善演說，發言講話不流暢，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緊板著面孔讀他精心推敲過的發言稿，表明完觀點態度，便登上他那輛大型福特車，命令司機回去。”杜勒斯就是這么一個陰陽怪氣的人。卻是決定政策的幕后操縱者，因他身患癌癥，在日內瓦活動一星期，發表他的演說后就離開會場回國了，由他的副國務卿史密斯任代理團長。誰都知道，杜勒斯是一個徹底反共的死硬派，也是“和平演變”的創導者，他28日的發言，就是一篇出言不遜、始終以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用誣蔑的語言，對朝、中、蘇三國在朝鮮問題上反共立場的自我畫像。通篇發言的實質是美國企圖無限制的占領南朝鮮，并提出要由聯合國統一朝鮮的決議。

棋逢對手。一個徹底的反共老手，遇上了一位徹底的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周聽了杜勒斯的發言后，即席在原講話稿中增加了一大段義正辭嚴、氣勢磅礴的話，批駁了杜勒斯的發言，鄭重表示支持朝鮮為實現國家統一的三項建議，譴責美國對朝鮮的侵略行為；呼吁亞洲國家彼此之間進行協商，共同努力維護亞洲的和平；呼吁所有歐洲國家在集體努力的基礎上保證歐洲的安全；停止擴軍，普遍裁軍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還對印度、印尼、緬甸等國未能參加這次會議表示遺憾。

周恩來的講話很成功，表明了中國的鮮明立場以及尋求解決問題的誠懇態度立即獲得許多國家的稱贊與好評。但由于美國對朝鮮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的誠意，它的頑固態度使會議斗爭十分尖銳、復雜，朝鮮問題的討論歷時51天，也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6月15日，是解決朝鮮問題的最后一次會議。原來兩個星期前，美國代表就接到國內一定要使會議破裂，不許達成任何協議的指示。美國代表團接到指令后，急忙幕后活動，采用說服與壓制手段，終于使“聯軍”16國同意執行這一指示，并起草了一個所謂“十六國宣言”，由比利時外長斯巴克在15日的會議上宣讀。

當時，中、蘇、朝三國不知其內情，自然抱著善良的和平愿望，爭取在最后一天會議上為達成某種協議作最后努力。隨后，南日為打開會議僵局，提出六條建議。周恩來表態支持。莫洛托夫則提議由所有與會者發表一項共同宣言，并宣讀了簡短的宣言草案。由于南日的建議和莫洛托夫對與會者的真誠建議確實客觀、公正、合理，使與會者出現了騷動和議論。美國代表團慌了，忙召集“十六國”和南朝鮮代表，利用會議休息時間開了四十分鐘秘密會議，統一思想，協調行動。休息后第一個發言的就是美國代表史密斯，明確拒絕莫洛托夫所提的“關于共同宣言的建議，因為朝鮮停戰協定早有規定，沒必要再搞”。

周恩來眼看會議已到了面臨破裂的關鍵時刻，還是作最后一次爭取。他認為，即使爭取不到協議，至少可以爭取人心。他充滿了真誠的感情說：“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長關于與會各國發表共同宣言的建議。很遺憾的是，就連這樣一個表示愿望的建議也被美國代表毫無道理地斷然拒絕了。情況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接著，他提出一個兩句話的協議草案。兩句話的協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會場陡然靜下來，不眨眼地望著周恩來一字一板地口述出來，第一句：“日內瓦與會國家成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第二句：“關于恢復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

會場靜了幾分鐘，跟著泛起騷動和私議，幾乎所有與會者緊盯住周恩來，那目光有驚訝、感動、贊賞，也有惶恐、不安與窘迫。

周恩來聳動一下濃眉，橫掃一下會場，然后提高聲音莊嚴激昂地說：“如果這樣一個建議都被‘聯合國’有關國家所拒絕，那么，這種拒絕協商和解的態度將為國際會議留下一個極不良的影響。”

此時此刻，記者筆下說：“會場一陣嗡嗡聲，與會者無一例外地動容動情了。南日外務相首先大聲表態支持。這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大出美國代表團意料的事隨即發生了。那些曾經緊跟美國，亦步亦趨的國家忽然‘叛變’了，或者說‘嘩變’更確切。嘈雜聲中，比利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代表居然都表示贊同周恩來的建議。發展到后來，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也‘造反’了。擔任會議主席的英國外相艾登，開始是頻頻點頭，最后居然宣布：‘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應當受到最認真的考慮，如果沒有不同意見，我將宣布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成為會議雙方的一致意見。”

南朝鮮代表急眼了，他竟忘了幾十分鐘前，正是比利時外長代表他們發表“十六國宣言”，傾刻間氣急敗壞地尖著嗓門喊：“比利時不能代表‘聯合國軍’16個國家，也不能代表大韓民國……。”喊聲一落，立刻眼巴巴望著美國代表史密斯，象溺水人要抓住一根稻草那樣。各國代表的目光也從周恩來身上轉移到史密斯身上，會場出現了短時間的寂靜。

史密斯早已似針扎屁股坐不住了。他從沒遇到如此進退兩難的處境。表示同意，違反了政府的指令；表示反對，美國將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時間拖太久了，越拖壓力越大。史密斯干咳一聲，終于硬著頭皮表態說：“在未經請示我國政府的情況下，我只能拒絕這項建議。”

會議又是一陣騷動。美國自“二戰”來，在國際政治會議上，從未陷入如此孤立狼狽的境地。而新中國的聲譽，在那一刻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周恩來的魅力征服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所有外交官們。這一天，擔任會議主席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更是贊嘆不已，他在向英國政府報告中說：“聯合國不能指望在沒有得到中國周恩來和兩個朝鮮代表同意的情況下來解決朝鮮問題。”

兩天后的6月17日，中英兩國政府達成互相派遣外交代辦的協議。朝鮮問題在美國破壞下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美國與盟國也開始裂痕了。

回顧歷史，聯系現實，值得警示的是：近十多年來，我們國內，也許就是共產黨人，竟有人指責中國的抗美援朝“固化了南北朝鮮的分裂狀態”。這就是他們從美蘇日等“解密”“揭秘”材料中得來的結論。試問，這些美國幫腔的中國人，是否還有炎黃子孫的基因？

三、取代法國發動侵越戰爭的又是誰？

印度支那問題不僅僅是越南問題，還有老撾、柬埔寨的問題。印度支那這個名稱是法國殖民主義者留下的一個名詞，早在1858年法國入侵越南開始，到1882年淪為法國殖民地，再推及印支三國。以我個人看法，印支的內涵是指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一塊地方，也是西方人對東方印度和中華文明向往的一種別稱。印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淪為日本之手。日本投降后，法國殖民勢力卷土重來，在越南南方扶植了吳庭艷政權，再次發動了殖民入侵。先后占領了這三個國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方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組織越南獨立同盟領導越南人民（也有寮國<老撾>和高棉<柬埔寨>抗法民主力量），展開了艱苦的抗法斗爭，到日內瓦會議時已進行了八年抗戰，老、柬仍未從印支聯軍中分離出來。所以，歷史本身造就了印支問題的復雜性。

出席討論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的國家，除了中、蘇、美、英、法五大國之外，還有印支本身的三國四方；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幫的三個國家——南越、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九方代表。印支戰爭雖然只在法國和越盟之間進行，但參加會議的動機目的各不相同。如法國是經不起國內政治、經濟的壓力，想通過談判獲得體面的擺脫困境；越南開始時想通過談判有利于三國統一的方向創造條件；南越想排斥反政府力量；老、柬兩個王國想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更有美國既不同意印支在承認胡志明政府的情況下停戰，也不愿意看到有新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取得任何成果。所以，美國成了印支和平談判的麻煩制造者和最大障礙。

復雜性就是矛盾性。周恩來看到了這種矛盾。首先是在中蘇越三方統一思想，解決自身矛盾。須知，越南的抗法斗爭是打得很艱苦的，直到1950年中國應胡志明要求先派陳賡為團長的顧問團，協助人民軍成功地進行了邊界戰役，打通了中國援助的通道，才扭轉劣勢轉入主動。到日內瓦會議預備會議開始討論印支問題的前一天（1954年5月7日），又在韋國清團長協助下取得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奠邊府戰役的勝利，又開創了新的局面，并為停戰談判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必須看到，敵方仍然控制著主要城市、交通、海港和重要經濟區域，而且雙方控制區犬牙交錯。

印支談判的主要問題是停火、劃區、監督和國際保證。而當時的中心點是越、法臨時軍事線的劃分問題。越南代表范文同當時對奠邊政府戰役勝利的作用估計太高，有望一下子能統一越南，因而提出“就地停戰”，不想劃線而捆住自己，同時想把老、柬問題與越南問題一并解決。后經中、蘇、越一起討論，認為從當時雙方力量對比和發展角度看，還是南北劃線，爭取16度以北的一塊完整的根據地，鞏固北方，以利將來統一。至于怎樣處理越南與老、柬的關系問題，法國方面是只講越南問題而不談老、柬問題的。后經中、蘇、越三方商量認為，既要爭取將印支三國統一解決，又要將越南與老、柬加以區別，而不是“印度支那聯邦”。關鍵問題是越盟聯軍中的老、柬抗法力量的處理。法方曾指控越共侵略老、柬，并抓有事實依據，實際上也是公開的秘密。后來周恩來說服了法方，不論有沒有越侵老、柬的事，最后以達成的協議辦理。

誠然，越南代表團開始的思想也是越共領導的思想，周恩來還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利用會議休會期間訪問了印度與緬甸，征求了他們對印支問題的意見，并確定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作為解決印支問題的指導思想。7月2日至5日，又專赴柳州，和在那里休假的胡志明與武元甲等舉行了全面、詳細的討論，達成了“7月5日協議”。在越南爭取17（16）度為停火線，在老撾爭取把靠近中國和越南的桑怒和豐沙里兩省劃為抗戰力量的集結區；在柬埔寨只能靠政治解決。越共中央還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發給了在日內瓦的范文同。當時，范文同下不了決心放棄16度線以南控制區換取紅河三角洲敵方控制區，而法方主戰派正在挑戰主和的新總理孟戴斯——弗朗斯。談判可能逆轉。7月12日，周恩來回到日內瓦后，決定以越、中、蘇三黨中央共同的意見來與范文同交談。當晚，他與范徹夜長談，以朝鮮戰爭為例說明美國干涉的嚴重性，結合中國抗戰時期“皖南事變”的教訓和重慶談判中撤退南方新四軍的歷史教訓，說明了進與退的辯證關系。在印支三國關系處理上，闡明了革命思想的傳播與輸出革命的關系，既堅持國際主義精神，又嚴守革命不能輸出的原則，維護革命的嚴肅性與神圣性。經過工作，范文同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新建議。而周恩來又先于范文同會見了孟戴斯——弗朗斯，說明讓步是雙方的，只要法國放棄以18度線為界，也可讓越南放棄16度線為界。7月20日，越南最后在會議上接受了以北緯17度線為軍事分界線，并規定在“兩年內通過普選統一越南的條款。”與會國還達成有關保障停戰實施的辦法，規定了印支三國的獨立、領土完整和統一的原則，停戰后將不參加任何同盟，也不容許任何外國在它們土地上建立軍事基地。

美國沒有在日內瓦協議和宣言上簽字，但它聲明將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妨礙上述協議。但后來正是由于美國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還是導致六十年代重新爆發了印支戰爭。正是美國破壞了日內瓦協議的順利執行。

整個日內瓦會議活動中看到，在多國談判中有關各方面都需要維護自己國家利益。誰要想取得較好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掌握客觀實際，包括對各自力量對比、利害關系、矛盾變化、實現目標的意志等各種因素的正確認識。簡言之，外交談判是綜合考驗參加各方是否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另一個戰場。周恩來正是這一戰場的最好的指揮員。他始終以冷靜的頭腦客觀分析印支戰爭的趨勢和談判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制訂和調整適中的方案，并統一己方的認識，將矛頭指向對方。周恩來深知，要使會談取得成功，就在于利用存在于美國同其他西方國家的矛盾之中，因而采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打擊并孤立美國及法國好戰勢力的統一戰線策略，利用英、法與美國之間及法國主和派與主戰派之間的矛盾，使美國利用法國拉尼埃內閣6月12日倒臺的政局混亂之機中斷會議的圖謀，由于周恩來6月16日及時提出建議，艾登立即提議休會一日后繼續討論，使美國破壞會議的企圖未能得逞，一度已很渺茫的“危機”得以挽回。

從西方國家矛盾中看到，美國雖然一再聲稱允諾支持法國的殖民戰爭，但正如美國駐法大使向法外交國務秘書舒曼在當年5月15日當面表述那樣，是有條件的，其中包括“法國政府必須重申印支三國獨立的完全性質”，這不僅使舒曼表示“法國政府不能接受”，其背后是為美國“必要時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戰爭”創造條件。這表明：美國支持法國的印支戰爭是從全球反共的角度著眼的，而法國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其殖民利益。法國勢力在印支存在是對美國滲入印支企圖的一種阻礙。因此，美國是在支持法國的同時排斥法國。英國在印支戰爭中雖然是“旁觀者”，但它的殖民勢力范圍與印度毗鄰，“印支”嘛，它得關心。它既怕共產主義浪潮沖擊它在亞洲的殖民體系，又怕美國勢力介入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還怕自己再度被卷入與中國的戰爭。因此，英國需要印支恢復和平。而毛澤東要周恩來利用休會訪問印度、緬甸，其實也是做印支問題的外圍工作。

周恩來對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日內瓦期間的活動，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在輿論上孤立美國，爭取英國，拉法國爭取停戰的思路開展工作，并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中的成功表現，周恩來的名字成了外交明星在國際政壇上被傳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在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與和平外交的活動走向世界。

四、從“拖朝進越”的預謀到“三齒耙捕龍”戰略的破產

美國當局剛令其代表團在日內瓦協議上拒絕簽字，又表示不會用武力威脅協議實施的表態之后，1954年9月，美國政府就破壞日內瓦協議，非法將越南南方劃入由美國實際操縱的東南亞國家集團“保護區”。1955年后，大批美軍顧問進駐南方，逐步取代法國人在南越的統治地位，并扶植由吳庭艷任總理的傀儡政權，開始了血腥的“訴共”“滅共”運動，17萬越南人慘遭殺害，40多萬人被囚禁。南越人民于1959年開始了反美愛國武裝斗爭。1961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將各地武裝統一為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擴展了全面的反美愛國斗爭。

1961年底，出任美國36任總統的肯尼迪，在指責艾森豪威爾將中國大陸拱手送給共產黨，嘲諷杜勒斯對“紅色潮流”放任不管的同時，對南越發起由美國出錢出槍、出顧問，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辦法，開展以“反游擊戰”為內容的所謂“特種戰爭”。但肯尼迪出師不利，一開始就遇到嚴重挫折。1963年11月，刺客的子彈卻要了他的命，并隨著他的命與“特種戰爭”同歸九泉。

接任的新總統約翰遜，其擴張野心遠在肯尼迪之上，一上臺就考慮調整對越作戰方式了。1964年8月5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宣布：美國今天下午先后出動64架次飛機襲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鴻基、祿昭、福利、廣溪四個“魚雷艇基地”和“油庫”。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北部灣事件”。戰爭升級了。

8月6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的嚴正聲明。8月8日，北京近百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國人民準備再打一場朝鮮戰爭。

約翰遜無視中國發生的一切，于1965年的6月8日，公然宣布美軍直接參戰。戰爭再度升級，繼續增兵越南。美軍參戰兵力在1969年4月最高時期，地面部隊9個師、4個旅、2人團共54萬多人。空海軍飛機1510架，艦艇76艘，計兵力66.3萬人。到1975年撤軍為止，美國在越戰中派出250多萬人，死亡5.6萬人，傷30多萬，被擊落擊傷飛機7千余架，耗資2000多億美元，美國高層大呼“太糟糕了”。

中國的“援越抗美”與“抗美援朝”不同，是以隱蔽的方式派出高炮、地對空導彈、工程、鐵道、掃雷、后勤、船運等部隊分批參加援越抗美的戰斗，從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為止，參戰總兵力達32萬多人，傷亡5300余人，其中犧牲1442人，他們同犧牲在朝鮮戰場的烈士一樣，都是“最可愛的人”。中國對越南援助不僅在人力上，還有物力上，到1978年為止，援助總值達200億美元。令人遺憾的是，幾十年過去了，過去機密的事，都一一“揭密”“解密”了，而這起本屬于公開的“秘密”，卻迄今沒有看到官方正式公布的相關數據。如今的大學生們，對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中，有過二十幾年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斗爭的歷史，卻不知是怎么回事，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援越抗美實際上是抗美援朝的繼續，只是抗美援朝時還擺脫不了武器裝備方面對蘇聯的依賴，援越抗美則是建立在我們自己已有工業化建設和國防力量基礎上的國際主義援助。美國侵越戰爭同樣是侵朝戰爭的繼續。其目標都是在圍堵中國。當年朝鮮戰爭時杜勒斯就咬牙切齒地提出以朝鮮、臺灣、越南為跳板的所謂“三齒耙捕龍”戰略對付“中國”，只是沒有行得通，先后都失敗了。但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美國是一切危機之母”，今日還想用“四齒耙”“五齒耙”來圍堵中國呢？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戰爭及西沙之戰，構成毛澤東時代的五次衛國戰爭。在世界上造就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威懾力。既贏得了幾十年和平建設的條件，也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正是在援越抗美期間，我們既粉碎了先美后蘇曾對中國有過兩次核打擊的罪惡圖謀，又在反帝反修斗爭中擺脫了遭受美蘇兩霸夾擊的被動地位，形成了中美蘇之間并不等邊的大三角格局。如果說，尼克松訪華是為了打“中國牌”聯中反蘇的話，不如說尼克松有求于中國為他擺脫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深淵，給他以體面的結束越南戰爭。可以說，沒有中國援越抗美斗爭的偉大戰略決策，就不會有美國總統主動向北京叩門的行動。

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會見，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它打破了帝國主義對華的封鎖，迎來了新中國第三次工業化建設的高潮（筆者將五十年代以蘇聯援助156項工程建設為第一次工業化建設高潮，六十年代以戰備和工業部署調整為內容的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礎上的“三線建設”為第二次工業化建設高潮；從1973年開始向西方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并以改善民生為目的的“四三方案”為第三次工業化建設，希望有專家學者，寫出三次工業化高潮的全面文章。）。這三次工業化建設高潮，建成了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國防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中國第一代領導留下最為寶貴的物質遺產，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1976年逝世后建設與發展強大的中國，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力量。它既是中國經濟建設史上的一次歷史性轉折，也是中國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一次歷史轉折。

總而言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擁有人類文明不曾間斷的歷史，靠的是擁有世界最完善的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來維系，而近代中國能在帝國主義侵略中站立起來，靠的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從戰爭到建設，從內政到外交，無不證明了這一條。

201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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