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播火：知識分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

革命播火：知識分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
——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
黃文治
【內容提要】大別山區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識分子引入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多來自大別山區的地主、富農家庭，最初他們在城市開展活動，因觸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黨團組織，而其串聯模式卻極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傳統的同鄉關系、師徒關系、同學關系、同宗關系等由復雜歷史積淀而成的傳統社會資本構件來推展的。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主導下，他們主動或被動性地由城市轉回鄉村推展鄉村農民運動。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由于各方面條件限制，他們抱持的還是先前那一套動員模式，走精英主義路線來推展鄉村串黨、串團事業，雖然組織和發動群眾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細枝末流。總體來說，國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聯絡地方精英，之后才專注聯絡農民。轉型的態勢極為明顯。國共分裂后，動員最廣大農民群眾奪取政權并建立蘇維埃政府，作為中共鄉村革命首要目標已被提上征程。

【關鍵詞】大別山區　中共革命　知識分子　革命下鄉　動員

　　大別山區①是中共革命的發源地之一。蘇維埃革命年代這里曾孕育了中共革命的第二大蘇區——鄂豫皖蘇區。就革命烽火的燎原而言，它最早卻是由來自該地區的革命知識分子回鄉點燃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如何抱團、傳導與走向革命的？他們是如何從城市運動轉入鄉村運動的？他們最初真的是在從事鄉村農民運動？轉向過程中，他們又面臨何種困境及其解決困境狀況如何？本文擬作進一步探討。

一、引　子

　　辛亥革命以降，中國的王朝體制已徹底被民族國家體制所取代，但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體制在這個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國并未落地生根，它深陷多重困境與危機之中。當國人面對民族、國家危機時，他們對危機的看法、估計、認識、了解迥異：有的認為某個領域有嚴重危機；有的認為另一領域危機更多；有些人認為這些危機并不迫切，可以漸進去解決；而多數人認為中國面臨一個全面危機，各個領域危機犬牙交錯構成一個整體聯盟，這個危機必須全面解決、盡快解決，沒有遲緩的時間與空間了，要解決的方法只有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這倒是印證了鄒讜的說法，即“社會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機的方案，全能主義政治則是應付社會危機的一種對策和推進社會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②

　　但徹底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不可能自發產生，一般來說，只有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分離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才能承擔起這一艱巨使命。“五四”年代的革命知識分子，懷抱道德理想主義追求，在民族危機面前逐漸左傾激進化，普遍寄希望于西方文明之外尋求一種自強道路，這不但能夠躍進與質變，而且還能夠超越與飛躍，于是，他們中間頗多已突破歷史決定論而成為革命意志決定論者，最后都絕對性地選擇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中共政黨組織。

　　如此，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即開始把激進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革命的制度化——政黨制度——勾連起來，并且依托馬列主義價值系統提供的救世啟示，強化政黨組織提升階級群眾的覺悟，循著蘇俄革命的先驗路徑，在一個眾民合力演進的政治過程中，進行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看似要用理性一勞永逸地進行反歷史傾向的社會改造，但對急功近利的他們而言，卻是實現徹底社會變革的唯一可行方案，他們中頗多人也正是因為追索此“應然”目的而步入中共革命道路的。

　　不過，涉及實踐層面，這些革命知識分子進行城市運動及鄉村革命播火時，并未一蹴而就，這正如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所說，縱然革命的情況存在，也并不意味著烽火會自動地點燃。③ 至于革命烽火點燃與否，一方面，取決于傳統社會結構中知識分子的分裂、背叛及革命知識分子的形成、團結與極化；另一方面取決于革命知識分子與階級群眾建立聯系的程度。

二、來自大別山區革命知識分子及其城市串黨、串團

　　中共革命，最初是城市知識分子運動，后來才轉移到鄉村成為一場鄉村革命，其中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分離、背叛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按照叢小平的考察，中共革命史脈絡里的知識分子一般包括兩代人：一代人是指那些出生在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初年的舊鄉紳家庭，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在大城市生活，接受新式教育。他們在吸收西方思想過程中，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激進主義反傳統思想的影響，并且很快皈依馬列主義社會理論，在實際行動中書寫、翻譯、呼吁與傳播；另一代人多指生活在20世紀10年代的鄉村，他們有的接受私塾教育，有的接受新式教育，很多則是國民黨掀起免費鄉村師范教育的受益者，他們一般在中小城市接受的是中等教育，他們是通過左翼刊物及社會學入門而了解馬列主義的，而且他們了解的馬列主義學說更多的是列寧式的，是經過第一代共產黨人選擇、消化、錘煉的理論。④總之，革命知識分子概念，有本土化特性，他們一般是指受過底層、中層、高等教育，甚至留過學，受馬克思主義學說傳播影響，有共產主義信仰，有很強的反叛及民族覺醒意識的知識人。在中共革命發生、轉型過程中，他們是中共城市秘密串黨、串團⑤的載體，同時亦是中共鄉村革命的播火者。

　　大別山區革命，毫無例外是由革命知識分子點燃的。⑥這些革命知識分子，絕大部分都是叢小平所言的第一代人，也有不少第二代人，他們多來自大別山區的地主、富農家庭。⑦因為只有有一定經濟能力家庭出身的后生，最初才有可能為改善自身及自家的處境而去外地求學。他們在外地城市讀書求學的過程中，即接觸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政黨組織，然后回鄉干革命。筆者仔細梳理資料時，發現這些革命知識分子，至少在1927年之前，活動重心都在城市，大多在武漢求學，其次是安慶、蕪湖、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另外一些小城市，比如六安等亦吸收不少這些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活動。他們多在城市以合法身份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工作，但是鄉村農民運動也并不是一無所獲。

　　那么這些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利用怎樣的因素推展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工作的？或者說，有了主義與政黨后，革命知識分子群體最初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把這種意識形態及政黨組織的復合體嵌入中國社會的？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明曉，至少在國共合作之前，中共極力主張“社會革命”，但恥于“爭權奪利”。⑧而國共合作之后，爭權奪利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明目張膽。因此，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最初在城市活動，至少在國共合作破裂前，基本未明確涉及蘇維埃政權的核心命題，他們從事的多是利用傳統“社會資本”⑨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等組織化工作。尤為遺憾的是，筆者在追索、勾勒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利用傳統社會資本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的系絡、鏈條時，也遇到了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所遇到的研究困境，即研究中共早期萌生、傳導等狀況，缺乏檔案資料的佐證。⑩因此筆者這里只能在口述回憶、地方志及相關地方文史資料基礎上進行甄別、再現及闡釋。

　　先以武漢為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秋在當時的中共起源地與理論宣傳的中心——上海方面——的推動下成立的。1920年8月，日本歸國并與陳獨秀結識后共同發起成立上海早期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李漢俊寫信給同鄉好友董必武、張國恩，商約在武漢地區組建中共組織，領導武漢地區的革命活動。11董必武與同在武漢的友人陳潭秋商量后亦表示贊同。隨后曾在廣東從事社會主義思想宣傳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劉伯垂，受陳獨秀委派來武漢組黨，即找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等友人商談，在征得他們同意后，大家集體宣誓加入共產黨，并以他們這幾個人為基礎成立了武漢支部。12此支部按照陳潭秋的話說，它是中共較早的“胚胎”。13而最早塑造這個胚胎的小組成員，“以知識分子較多，工農分子較少”。14其成員除鄭凱卿以外，其他五名成員，基本都可統屬于叢小平所言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其中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四位來自黃安、黃岡，同鄉好友關系密切。他們多利用私人影響及關系同氣相求、一拍即合，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但這種聚合最初其實與信仰無關。包惠僧后來的回憶文章說，當時這些知識分子因為“馬克思主義知識是太少了”，所以“多數同志幾乎是先當了共產黨才學習馬列主義”，而“一般同志的思想情況‘反對現狀，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會主義的前途，共產主義的遠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15這估計是當時革命知識分子的普遍性特點。20世紀70年代，張國燾在《龔楚將軍回憶錄》序言中總結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總體轉型特點時，關乎此點闡釋得非常到位。他說，“五四運動前后一部分激進的學者和青年，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義。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際上并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于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著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16可見，“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普遍左傾激進化，最初其實與馬列主義無關，他們中更多的是受“五四”以來難以忽視的激進民族主義及反政府思潮的刺激、影響，而迫切需要尋求一條非西方、反西方，并且超越西方之路解救中國，在尋求的過程中，他們之后才似懂非懂性地皈依了馬列主義，信仰馬列主義的終極目標，但他們對此實踐的途徑卻又理解得極為簡單，僅僅確信這些目標一定會實現，至于代價或會不會產生革命運動中的異化、畸變問題他們考慮的并不多。

　　雖然這些革命知識分子接觸到馬列主義還是似懂非懂性的，但是，我們沒必要小看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及革命英雄主義所煥發出來的無窮魅力及吸引力。當時他們基本都在武漢任教，之后，他們無可爭辯性地成為大別山區革命知識分子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及革命下鄉的主要源頭。

　　當時，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是組織、領導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婦女讀書會。這些組織基本都是中共的外圍組織，具有準中共的成分。據包惠僧回憶，“這些團體吸收成員的辦法，是以同志們的個人關系進行的。如陳潭秋是武高（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引者注）畢業，他就負責吸收武高方面的進步學生；我是一師（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引者注）畢業，我就負責吸收一師方面的進步學生；武漢中學是私立的，是劉覺民出錢同董必武籌辦的，陳潭秋也在該校教書，就由他們負責活動。這些事我們聯系的主要單位，其他如外國語專科，中華大學及一中的學生也有些接觸，但影響不大”。17從引言來看，這些革命知識分子正業是教書育人，同時利用師生關系發展黨、團員，而秘密串黨、串團成功與否取決于“特定行動者占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依賴于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系網絡的規模的大小，依賴于和他有聯系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權力所占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征的）的資本數量的多少”。18

　　就私立武漢中學而言，它是1920年3月，由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等人在武昌涵三宮創辦，應該說，早于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據董必武回憶：武漢中學最初成立“是為革命而辦，非為共產主義。但在黨組建時，即成為黨的據點之一”。19董必武之所以如此說，主要是因為武漢中學成立之后，即成為大別山區革命知識分子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的一個重要陣地。當時，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等人同為鄂東北黃州人，所以，招收的學生多為鄂東北籍學生。20僅黃安一地，就“先后有30人到武漢中學讀書”。21而私立武漢中學在初建伊始，董必武、陳潭秋即把它當作傳播革命種子的園地，他們不但聘請了當時武漢教育界公認為赤化得很厲害的劉子通、黃負生等人為教師，還聘請李漢俊、李大釗等老師來講課、做報告，這些行為，依當時標準而言，絕對“是一個大膽的創舉”，但卻“是武漢教育界視為大逆不道的事”。22

　　正是在這些“創舉”影響下，頗多來自大別山區的學生知識分子之后都加入中共黨、團組織，成為中共革命的播火者。而董必武、陳潭秋等人正是利用同鄉、師徒、同學甚至同宗等關系，在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中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并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事業。據董必武回憶，其“最進步的十名學生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23實際上，武漢中學學生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的，還遠不止這些。據史料記載，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黃安籍早期中共黨員有董必武之弟董賢玉及王鑒、雷紹全、王秀松、王奠川、趙賜吾等人；24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黃岡籍早期中共黨員有胡亮寅、何篤哉等人；25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麻城籍早期中共黨員有劉天文、桂步蟾、徐子清、徐其虛、李培文、王勉勤、劉象明、凌柱中、馮樹功、汪心一、余席珍及胡英等人；26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大悟籍早期中共黨員有張書田等人，黃陂籍早期中共黨員有潘忠汝、寧積堂、李樹貞等人；27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光山籍早期中共黨員有熊少山、杜彥威、殷仲環等人；28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商城籍早期中共黨員有袁漢銘、董漢儒等人；29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羅田籍早期中共黨員有李梯云等人；30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新縣籍早期中共黨員有王志仁等人；31就讀于私立武漢中學的英山籍早期中共黨員有陳衛東等人。32等等。應該說，私立武漢中學，在早期大別山區革命知識分子的城市串黨、串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除私立武漢中學之外，董必武、陳潭秋等人，還在湖北省立第一師范、私立武昌共進中學、崇實中學、武昌女師等校兼課，受他們影響，之后加入中共，成為中共革命者的，亦不在少數。據《紅安縣志》記載，黃安籍學生戴克敏、戴季倫、王文煥、徐希烈等人就是在省立第一師范受董必武等影響而加入中共的。33據《麻城縣志》及檔案資料記載，麻城籍的劉文蔚時就讀于武昌啟黃中學，王幼安時就讀于湖北省立第一師范，他們因受董必武、陳潭秋影響，后加入中共，而蔡濟璜本就讀于武昌啟黃中學，因與在武漢中學就讀的同窗好友桂步蟾、徐其虛、李培文等交往甚密，常去武漢中學，后受到董必武等人影響，不久即加入中共。34

　　早期中共成員多以武漢等地的學校為依托，利用同鄉、師徒、同學、同宗等關系打破人際關系壁壘，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工作。而其發展對象多以學生知識分子為主，尤其是在學校就讀的大學生、中學生及師范生為多，如陳永發所言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35因此，與其說中共早期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倒不如說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政黨。

　　不過，國共合作之前，中共吸收成員的門檻頗高，且是秘密狀態，因此導致其黨員人數增長有限，基本都是以學生知識分子為主。國共合作之后，中共頂著國民黨招牌大力發展黨員，人數有一個劇增過程，對于“凡是同意國民黨政綱的加入國民黨，謂之曰入‘民校’；凡是在斗爭中有很好表現而且要求更高的，引進共產黨，謂之升‘大學’”。36這里的“民校”指國民黨，“大學”實為共產黨。

　　那么，這些能夠升入“大學”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是如何通過傳統社會資本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的？比如利用師徒關系。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的回憶錄，或許能夠提供某種深入闡釋的縱向截面。

　　1922年2月，湖北女子師范學校爆發女子學潮，這次學潮很明顯是受到共產黨人身份的教師，如劉子通、陳潭秋、黃負生的影響而引爆的，其經歷了一個從罷課到爭取復學的過程。37其中，楊子烈、徐全直、夏之栩、陳比南、莊有義五人，是學潮中最激烈的五位女學生，因此遭到學校開除。這其間，她們在共產黨人的支持下，雖多次與校長王式玉及官廳交涉，但未復學成功。最后是由武漢著名的新派、擔任中華大學校長的陳時出面調停，調停的結果是校長辭職，五位學生也離校，搬往陳時校長家里，聘請良師，繼續上課。上課期間，有董必武、陳潭秋等共產黨人身份的教師繼續為她們開課，而他們五位激進分子，依然像在女師一樣，每天照常上課，甚少外出。在董必武、陳潭秋的教導之下，她們開始閱讀一些馬列主義小冊子，對共產主義開始發生興趣。應該說，這樣平靜、療心的日子，過了近半年，可是有一天，據楊子烈回憶，“大概是星期天的下午，陸沉先生（時為利群書社成員、黃岡籍中共黨員，學潮時曾慰問過她們——引者注）突然來訪，他單獨找我談話，大意說共產黨已經在上海成立，湖北區組織也已成立。他和陳潭秋先生兩人，愿意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他說：‘我們深信你是勇敢能干，富有犧牲精神，將來能為改造社會，為大眾謀福利而奮斗的。女同志加入黨，在武漢你是第一人，希望嚴守秘密，不能對任何人講’”，直到這個時候，楊子烈“才知道中國有共產黨，而且正式加入為黨員”。 38至于徐全直、陳比南、夏子栩、莊有義等是否也在此時入黨，或稍后些時，因彼此之間需保守秘密，也從未談論過這些事情，因此楊子烈無從知道。不過，筆者在翻閱相關檔案資料發現，這些人之后全部加入了中共組織，至于具體入黨時間，已無從查考，但這已不重要。就楊子烈親身經歷的回憶而言，她們五位激進女學生的入黨經歷很是波折，但明顯可見的是，中共極為重視通過師生關系影響，努力去吸收那些最激進、活動能力超強的學生知識分子入黨。筆者此處選取她們作為個案透視，原因是在當時武漢那個氛圍里，即便她們并非全為鄂東北籍人，也即便其他學生知識分子的入黨歷程也并未有如此艱辛，但他們的入黨經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某種程度而言，有利于厘清此問題。

　　當然，筆者走筆至此，并不是說，這些學生知識分子在私人交往的圈子里一接觸到共產黨人及革命思想即立馬步入革命道路，亦有不少膽小怕事、抱有傳統保守觀念及其它理念而抗拒革命風潮的，更別說加入中共了。不過，其間也有起伏變動，下面的兩個個案，一為個人代表，一為組織代表，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從紛繁復雜的歷史劇場中追尋到一些模糊軌跡。

　　其一，為陳潭秋八弟陳蔭林。陳蔭林早年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但其家庭、個人的具體生產、生活實踐，基本都走向了失敗，因此他開始步入革命道路。探討陳蔭林的轉變，與其人生、家庭的具體境遇有關，但是其兄利用同宗關系的影響作用，亦不可忽略。早年陳蔭林就對其兄陳潭秋醉心中共事業，很是看不慣，但兩人關系卻頗為兄友弟恭，而陳潭秋本人對其弟的冷漠反應，亦并未灰心喪氣，還是堅定地向其弟“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結合辛亥革命以來的革命實際，指出單憑個人奮斗，不能救國救民”，應該說，陳潭秋此種說教可謂對癥下藥、正中要害，在陳潭秋的帶動下，后來陳蔭林自己也找來不少介紹馬列主義的書籍閱讀，遂“丟掉幻想，決心參加革命”。39陳蔭林之例只是個人側寫，雖表明同宗關系影響作用不是其最后加入中共的唯一理由，但卻是一個重要影響因子。

　　其二，為惲代英及其利群書社成員。惲代英早年也是一個改良主義者，1917年10月，當其還在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讀書期間，就“喜歡看見《新青年》、《新潮》，因為他們是傳播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福音的”，40同時其又深受無政府主義及克魯鮑特金的“互助論”影響，就與梁紹文、黃負生、洗伯言四人組織了武漢地區最早并有過較大影響的學生社團——互助社。41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為宗旨”，42“要求它的成員首先注重于個人品格的修養，要求社員伺候國家，伺候社會，對于國事不可旁觀等”。43可見，互助社是一個改良性質的社團組織，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團結、培養一代善良公民的社會團體”，“側重于自我教育，培養集體精神”。44當惲代英從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畢業后，因各方面表現優秀，畢業即入中華大學附中任主任（校長）。在任主任期間，惲代英等互助社成員“都感到有實行一種獨立自給的共同生活”，“為改造社會創造條件的需要”，于是，在惲代英的倡議和積極籌劃下，一手創辦武昌利群書社，“作為傳播新文化和試驗共同生活的基地”，45這個基地主要“代銷進步刊物，進行社會活動”。 46它的主要成員有惲代英、林育南、魏以新、廖煥新、李伯剛等人，都主張通過“利群助人、服務群眾為宗旨”改良社會。47應該說，利群書社，是武漢地區的重要社團，其成員主體多以中華大學學生為主，人數龐大，影響亦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當然會多有注意，如果加強聯系，使傳統社會資本再生產成功，網絡關系強度及彼此認同感也會提升，那么串黨、串團規模的擴大，其增值效應亦相當明顯，因此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最初曾準備“吸收惲代英及他領導的利群書社的分子”，“但他們熱衷搞新村運動，辦書店，注意個人自修，一個一個都象清教徒似的，不容易使人接近”，就“認為惲代英及利群書社的分子是小心小眼小手小腳，不滿意現狀，又怕革命，沒有出息，就放棄了”。48之所以沒有成功，與雙方抱有的理念差距太大有關，利群書社成員一般不鼓吹革命，認為“革命只是群眾情感的爆裂”，“革命收不到好效果”。49不過，惲代英的利群書社，經費經常周轉不靈，社會改良運動基本處于失敗狀態，正當惲代英及利群書社成員極為苦悶之時，上海新青年社讓其翻譯考茨基著《階級斗爭》一書，稿費不菲，這無疑是雪中送炭，惲代英就滿口答應了。50當其“翻譯了考茨基著《階級斗爭》一書，接著到北京會見李大釗同志后，思想上產生重大變化”，回漢后即籌備建立“共存社”，主張“以階級斗爭的手段改造社會”。51由惲代英執筆的共存社宗旨是這樣寫的：“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爭、勞動政治的實現，以達到人類共存為目的”。52這雖然可以斷定惲代英個人思想還處在混亂、纏斗狀態，不能完全肯定其個人已完全理解、接受馬列主義學說，但明確可見的是其之前背負的以進化論為底色的改良主義企盼與訴求已慢慢式微，開始肯定階級斗爭簡化理論，并把階級斗爭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工具而快步“走上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53這種影響作用，后來利群書社成員李伯剛的回憶能夠佐證，他說“惲代英同志為《新青年叢書》翻譯了一本《階級斗爭》。此書的翻譯對惲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54另外，其頗多已是中共黨員的好友如李大釗、劉子通、黃負生、林育南等人的影響亦不可忽略。據林育英、包惠僧回憶，1922年，黃岡籍的利群書社骨干分子林育南被中共吸收成為武漢的學生代表而去參加共產國際舉行的遠東弱小民族會議，等其返漢之后，思想即發生徹底改觀，主張取消共存社而加入中共黨組織，惲代英之后亦隨之同意。這樣，在惲代英及林育南等人的崇高聲望的感召下，利群書社分子隨之都“自愿的分別的加入中國共產黨”。55據《黃岡縣志》記載，來自黃岡籍，初為利群書社成員，后因受惲代英、林育南影響而加入中共的就有盧春山、陳學渭、蕭人鵠、魏以新、陸沉等人。56這樣，在惲代英和林育南的帶動下，利群書社分子基本都加入了中共，他們普遍認為，要成就自己的理想事業，非由群眾鼓動起來共同改造整個社會不可，而最徹底地改造中國社會的模式，莫過于社會革命。

　　陳蔭林個人及利群書社群體成員的這種從歷史進化論向歷史頓變論的轉變或轉型，凸顯了那個時代具有強烈歷史使命的知識精英的群體轉型的某些特點：起初他們都想將改良主義的路徑作為改造社會的落腳點，但是踐行過程中，他們又過于看重行動的政治及現實意義，一旦瀕臨失敗邊緣或者直接走向失敗深淵，其挫折感及地獄感都會格外深重，當這種挫折感及地獄感不斷升騰、彌漫，他們又會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挫折、傷心事及壞境遇，無限上綱為社會制度的崩壞上面來，某種程度而言，還有制度決定意識在里面作祟，甚至夸大其效應，認為改良主義之所以沒走通，根源在于體制、制度的窒息上。這樣，他們中間的頗多分子就會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想從根源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而徹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階級斗爭是最好的簡化依賴路徑，并且其所達到的共產主義歸宿本身又具有完美及救贖性特征，這對懷抱理想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而言，其道德魅力及政治感召力是不可抗拒的。這不但為他們徹底療治社會弊病提供了解決孔道，同時也滿足了他們受挫、絕望之后的心理需求，因此，他們普遍走上共產革命之路。

　　上文還是以武漢為主體的重點考察，難免以偏概全。其實，當時安慶、蕪湖、上海、南京、北京等大中城市，甚至六安等小城市，亦有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利用傳統社會資本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工作。在安慶、蕪湖，名義上建團比建黨要早，但就觀念而言，黨團是不分的。57早在1921年，蔡曉舟（合肥籍）當時在安慶第二模范小學及省立第一師范任教，因受陳獨秀影響，大約1921年春利用師徒關系在其學生中就發展了三四十個團員，成員有方洛舟、彭干臣、王先祥、許繼慎等人，但因不明原因未得到中央承認，其成員多參與安徽的學生運動，后因軍閥鎮壓，基本處于散落狀態，兩年后，陳獨秀又派柯慶施重整安徽的團組織，但效果亦不明顯。581925年，日本留學歸國壽縣籍人高語罕，是陳獨秀的同鄉故友，歸國后在蕪湖五中等學校教書，他利用師徒關系為陳獨秀“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是陳獨秀“籌劃在各地組織共產黨小組”的安慶聯系人，在蔡曉舟、高語罕的影響下，在安慶、蕪湖等地讀書的大別山區知識分子王步文、舒傳賢、許繼慎、周范文、王逸常、薛卓漢等人，后來基本都入團、入黨，步入中共革命道路，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六霍暴動”的著名領導人。59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串黨的，如據《紅安縣志》記載，紅安籍、大別山區早期革命領導人陳定侯，就是在北京警官學校讀書時串黨的；60據《霍邱革命史》記載，樊逸仙（霍邱籍）是在上海東吳大學讀書時串黨的。61等等。另外，在六安等小城市，亦有不少學生知識分子串黨、串團。比如六安“三農”，1918年，由六安人朱蘊山、沈子修、桂月峰等人籌建，1919年春正式開學，1930年停校。其中該校文牘老師朱蘊山1925年就由高語罕向陳獨秀推薦，再由陳延年批準而加入中共，后來出自該校不少加入中共的學生都曾受其影響，如桂伯言、劉淠西、吳干才、吳代馨、黃人祥、王紹周、陳紹禹等人，他們中頗多人后來都是皖西革命重要播火人。62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其實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城市串黨、串團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可觀的成效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生態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人是社會中的人，其行為往往受到特定歷史文化不同程度的包裹、滲透及引導。中國社會的人情文化濃郁，同鄉關系、師徒關系、同學關系、同宗關系等都是由復雜歷史積淀而成為傳統社會資本的經常性構件，帶有一種先驗、既存式的認知與情感，是促進人際交往、社會團結、社會認同的凝固劑及紐帶，而利用這些居間聯系的傳統社會資本，不但可以打破人際交往的壁壘，而且還可以起到保護功能。一旦通過這些傳統社會資本打破人際交往的壁壘之后，這些革命知識分子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及傳播馬列主義事業，就會極為安全、可信及便利。這樣，中共革命知識分子在城市秘密串黨、串團過程中，傳統社會資本不斷組織化與意識形態化，而不斷組織化與意識形態化的傳統社會資本，反過來又會煥發異彩，起到加強城市秘密串黨、串團事業的績效。帶著這份傲人的績效，這些早期中共革命知識分子，之后頗多都成為大別山區革命的“普羅米修斯”。

三、讀書不忘救國：弄潮兒城市弄潮及回流

　　應該說，“五四”年代，對于國勢孱弱、經濟困頓、政治灰暗，以及人生種種缺憾，心憂天下的學生知識分子體驗的格外強烈。而隨著五四式話語的強力轉入，這些學生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易于接受新概念，他們的國民身份意識及國族意識得到進一步啟蒙，他們的道德激情與優越感得到進一步提升，而這種提升的道德激情與超越感，又促使他們總是在謀求一種更為完滿的理想社會。理想圖景可以激發人的激情及憧憬，但激情與憧憬又容易缺乏耐心和現實感，難免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對此他們似乎不太愛關照或者說不屑關照，他們總是以所認定的理想境界為尺度來度量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并且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不分，懷著終極關懷意識去努力追求一個理想社會。職是之故，處在青春期的他們，就普遍懷著上述浪漫主義心態，開始讀書不忘救國，普遍把自己視為愛國與正義化身，并敢為天下先，理所當然地頻繁走出校園去訴求集會、游行、示威、罷課及到民眾中去，以其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神圣、圣潔的形象彰顯行為的合理性，來謀求政治、社會及民生的急切改良。

　　如此，道德理想的崇高及使命的偉大，賦予學生知識分子無以復加的勇氣、激情及毅力，致使他們成為“五四”前后所有學運、學潮的弄潮兒。63其中，五四運動是當時全國學運的一次總爆發，在這次大型運動中，學生的社會參與意識日益增強，其國民身份意識日劇激烈，而其學生身份意識卻日漸減弱，并螺旋式波及頗多省份及各階層社會群眾，這樣，各省學運、學潮也就不斷爆發。前文所言的武昌女師風潮只是其帶動下的一則內轉性群體性事件。據呂芳上統計，1919年至1928年之間，學運及學潮地域分布，皖鄂豫三省在全國處于第三、第四及第九位。64就安徽省而言，20世紀20年代較為著名的學運、學潮有1921年的反對軍閥倪嗣沖侵吞教育經費的“六二學潮”，1921年的反對安徽省第三屆省議員賄選案，1921年的驅除省長李兆珍，1923年的反對曹錕賄選案，1923年的抵制日貨運動，1925年的聲援五卅運動等等。65而其它重要省市基本也發生了類似學運、學潮，當時連一些鄉野小市都受到波及。在這些學運學潮中，可以說學生知識分子已將善良意志直接幻化為一種在場宣泄的不滿情緒，同時也自我陶醉與道德化地表達一種非常簡單化的政治見解，但這種行為背后的邏輯卻是希冀通過自己的直接行動謀求改變社會生態進而改變中國命運，至于對政治抱持一種理性的論證似乎已經不再必要。正因為如此，學運、學潮的最終結局也甚為吊詭。

　　筆者在仔細梳理這些學運、學潮事件之后，發現一些較為穩定的歷史慣性，并呈現為一定的行為特征：學運最初基本都是民族主義刺激下的產物，屬于反應型的，其著眼點在于反帝、反侵略，但行動則是向官廳和平請愿，以致上達天聽。民眾一般視其為愛國主義運動，以同情眼光看待，至于官廳方面，不僅礙難指責且對自身權威尚不構成全盤威脅，因此，只是勸誘、說服及管制，而未采取暴力鎮壓方式對待。但是，學運的民族主義訴求及抗議運動終究難以損耗帝國主義皮毛，而政府的交涉行動又總是瀕臨失敗，難以達到學生們的期望值。這樣，學運對象就會隨勢演化，逐步走向對外要求國權、對內譴責政府腐敗、無能及革新內政上面來，并不斷汲取對象身上的激素而漸逐瘋長。一旦瘋長，其結果就會使學運開始向學潮方向內轉，這是軍閥政府無法辦到的。一旦難以辦到，軍閥政府的權威合法性就會在學生知識分子心目中進一步跌落，軍閥及軍閥政府當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頹勢，所以就會強力作為并以擾亂社會秩序罪為借口開始對學運、學潮進行壓制及分化瓦解，手段既踐踏法律，又充斥暴力，這必然招致學生群體與官廳矛盾的進一步升級，而局勢一旦升級，學生知識分子就會公開呼喊打倒軍閥、推翻軍閥政府等刺耳反政府口號，這更刺激了軍閥及軍閥政府的暴怒及脆弱神經，如此，一般軍閥及軍閥政府最后都視學生為異己，對其進行更殘忍的鎮壓。在軍閥及軍閥政府鎮壓面前，學生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及期望無疑會受到頓挫，頓挫之后，激憤之余的學生知識分子就會進一步增加對軍閥及軍閥政府不共戴天的厭惡及仇恨感，相反，那些在學運、學潮中曾極力給予奧援的政黨勢力，就會贏得他們的認同和好感，由此他們就會主動要求加入政黨組織。因為，在強力面前，學生運動如果沒有外界勢力的支持，是不可能維持久遠的，而政黨勢力在那個南北對峙狀態下也樂于吸收激進且志誠救國的學生知識分子入黨。如此，入黨之后的學生知識分子很快轉變成為真正的革命知識分子了。

　　關于20世紀20年代的學運政治化，臺灣學者呂芳上有三點精到論述。66不過，呂芳上所言的學運政治化，主要是指國、共、青三大黨的學運政黨化，而三大黨中，中共在學運轉向方面扮演的角色尤為突出。中共不但關注學生運動，并且極力引導他們。當時已是中共黨員、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的惲代英就說，“近來學生應當注意政治，已經有許多人出來鼓吹了。一般青年學生亦漸能悟到，不是他們那些按部就班的功課，能夠救中國的危機疲弊，他們亦漸承認必須注意政治”。67那么，作為共產黨人的“我們要多與一般學生做朋友，以聯絡他們的情感；有時我們亦須得代表著一般學生的利益，努力于各種改良他們生活的運動，以取得他們的信仰；這樣，我們為他們所說的話，才比較容易生功效。一個被人信愛的人所說的話，常常可以比尊長嚴師還更有影響”，如果“學生運動有成效的時候，學生自身亦可以成為一種革命的群眾”。68 可見，中共極為關注學生運動，在中共的影響之下，那些最為激進的學生都被吸收為黨、團員，因此，學運的組織化與政黨化面前，中共受益良多。

　　正因為如此，活動重心在城市的學生知識分子成為早期中共黨、團員的構成主體，他們已從讀書不忘救國直接過渡到讀書不忘革命了，他們甚至認為“拋棄實際工作而讀書，是回避革命；因求學而妨害實際工作，等于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69這無疑表明，革命已經取代讀書而成為這些學生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不過，在城市，他們畢竟還只是一個短暫逗留的流動群體，有頗多因素，致使他們不可能在城市長久滯留。

　　陳耀煌在研究大別山區早期革命時，即注意到比如官廳對學運學潮的鎮壓、學生的畢業、放假及北伐致使城市學校停辦等因素，并指出其“偶然性”特征。70但筆者需要強調的是，其實這種“偶然性”的背后深藏著“被動”特征，但又并非所有因素都是被動的，比如國共合辦的“農講所”就主動造就頗多農運骨干。

　　國共合作廣州時期即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以“養成農民運動人材，使之擔負各處地方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711924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到1926年共培養六屆農運學員，其中就有學員來自大別山區，比如后來參加“黃麻暴動”、“六霍暴動”的重要領導人王秀松、徐百川等人。72但隨著國共合作的北伐推展到長江流域時，培養、造就更多農民運動骨干的計劃也被提上日程。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農委擬定《目前農運計劃》，其中第6條明確規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73之后，國共兩黨進行多次協商、爭論與妥協，最后決定在武昌成立“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它的使命主要“是要訓練一般能領導農村革命的人材出來，對于農民問題有深刻的認識，詳細的研究，正確的解決方法，使受鍛煉者有農運的決心。幾個月后，都跑到鄉間，號召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實行農村革命，推翻封建勢力。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可以說是農民革命的大本營”。74不過，因國共分裂原因，這個革命“大本營”，當時只招收一屆學員，共錄取學生八百余名，多為河南、湖北等籍。這些農講所學員，大體經過了三個多月的學習和參加鎮壓麻城紅槍會暴亂以及粉碎夏斗寅武裝叛亂的革命實踐后，即被改造成“一個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75這時，他們思想覺悟有了集中的偏向與提高，實行農村大革命成為他們堅定的政治方向與目標，畢業時，絕大部分學員即分遣回籍，從事地方農民運動工作。他們中間，來自大別山區的有戴克敏、劉文蔚、汪奠川、桂步蟾、周維炯等人，后來這些人都參加、領導了“黃麻暴動”及“商南暴動”，成為大別山區革命的重要播火人及領導者。76

　　正因為這些學生黨團知識分子被動或主動性地陸續轉入鄉村從事鄉村運動，致使中國革命悄然發生轉型。那么國共分裂前他們是通過怎樣的方式轉入鄉村的？從事的真的是動員農民的群眾運動嗎？這對中國革命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四、革命下鄉

　　中共自成立起到1923年5月，工作重心基本都在城市，確實并未關注農民運動，但自1923年6月中共三大之后，到國共分裂之前，農民運動對革命的戰略作用，已在中共相關文件中被凸顯出來，有關農運的決議案也越來越具體、系統、激進，甚或膜拜群眾。不過，這還是中共鄉村農運策略的一面，其另一面，“農民運動初期，無妨與較開明的鄉紳及同情于農民的知識分子合作”，中共上層也廣泛強調。77當時，中共早期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回鄉從事鄉村運動，他們廣泛依托鄉村正當職業，然后組織公開性中性組織，廣泛與“地方精英”78聯絡，卻并未與農民群眾普遍接觸。即便是國共合作的北伐推展至大別山區，也多是聯絡、拉攏地方精英去動員農民群眾而已。這當然引起了中共上層的關注與不滿，還致使惲代英在《黃埔潮》半周刊上發文嚴厲訓誡：“革命黨不是包辦革命事業，是要領導群眾一同來奮斗的”，并呼吁“他們要是革命的，便不應離開群眾。他們果真為革命工作，便應鉆到群眾中間去，去與群眾融洽接近起來，探知群眾的生活、習慣心理及要求。我們與群眾發生了密切關系，群眾才能相信我們，而且我們才能有把握的宣傳群眾。這樣的革命工作，才有基礎，才能成功”。79

　　那么國共分裂前，這些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為何專注聯絡、拉攏地方精英而普遍忽視了動員農民群眾呢？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在城市求學的來自大別山區的革命知識分子，一般出自地主、富農家庭，有些還是有名門望族。當他們回到鄉村，“他們總是不肯放下‘讀書高’的臭架子，總是不愿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甘愿挨餓也不想到教村，因此，這批人的出路多半是當個小學教員或私塾農師，能當上高等小學的教員，那就很不錯了，他們守著窮教員、教書匠的頭銜，死也不放”。80換句話說，他們死要面子，一般不愿與地位低下、滿嘴俚語的農民大眾接觸。其二，即使與農民群眾接觸，效果也不明顯。一方面原因是大別山區的鄉村，“老鄉多保守而怕事”，81如“黃陂各界陷于高壓勢力之下，對于群眾運動甚似不便，即令立一灰色團體，群眾認為是革命黨。在有知識者亦說是赤化，都不敢與我們接近，很害怕的樣式”；82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憑主觀的理論，不顧群眾的心理，把口號提得過高，完全不懂斗爭的戰術，不知詳細計算敵人的力量，不知怎樣集聚這些反敵人的勢力”等蠻干，83不適合鄉村農民胃口。如回鄉革命的熊守元在給團中央的信中，就黃陂農民群眾的觀感認為他們自己“未有受極大的壓迫”，而且“還希望做官”，所以他們“不十分相信我們的話，他們的心理覺得我們是年輕人糊辦”。84其三，這些革命知識分子下鄉，串黨、串團所采取的動員模式，與城市串黨、串團方式并無二致，基本還是利用先前順手拈來的同鄉、師徒、同學、同宗關系等傳統社會資本構件，而利用這種非正式社會網絡進行動員，其本身具有相當優勢，即增加了傳播路徑的安全度，但也具有相對封閉性特點。基于以上三點原因，在中國落后、保守的鄉村干革命，這些革命知識分子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聯絡地方精英，進行鄉村秘密串黨、串團工作，或許更為得心應手，但卻沒有注意夯實群眾基礎。

　　下文分兩個時段來闡述此問題，以北伐開始為分界點，分之前與之后，但需言明的是歷史本身并未有嚴格的分界點，主要還是為闡述清楚問題而作的籠統劃分。

　　（一）北伐開始之前

　　中共進行城市運動的革命知識分子，因軍閥鎮壓、畢業及放假等因素而不得不離開城市，回到自己的家鄉從事鄉村運動。因并非職業革命家，他們一進入鄉村即面臨生計困境，而解決困境的方式又極為單一，除少數經營小商業、開書店以外，普遍采用的多是通過創立鄉村學校或進入公立鄉村學校從事教書育人工作，應該說，教書是鄉村唯一體面且有聲望的職業，它一方面可以緩解生計危機，另一方面有了正業之后又可以在鄉村扎下根并進行鄉村秘密串黨、串團事業，這正印證了當時《大公報》所言：“中國今后，要能感召人”，“主義之外，必須加飯碗，有主義而無飯碗也不行”。85

　　比如1921年春，惲代英等人在林育南的家鄉黃岡林家大灣創辦浚新學校，許多利群書社成員亦隨之而來。雖然這些人此時還未加入中共，但1922年時，他們已隨惲代英、林育南等加入中共。惲代英等人之所以在林育南的家鄉林家大灣推展教育救國理念而創辦浚新學校，肯定與林育南的地利便利有關，但最為重要的還是為解決利群書社成員極為緊迫的生計問題，惲代英在給好友劉仁靜的信件中就是如此說的：“我所以注意鄉村教育的，其實注重是在靠這去營鄉村實業，為同志謀一個生活系累的減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專心為社會主義奮斗”。86當時擔任浚新學校校長的是胡亮寅，教員有唐際盛、盧春山、李秋實等人，暑期中，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林洛甫亦常來講課。87他們后來基本都是中共黨、團員，中共早期在黃岡地區的發展，其實與他們有密切干系。再比如陳潭秋、陳蔭林兩兄弟在黃岡陳策樓改組1908年原由其胞兄陳樹三創辦的聚星學校。應該說，改造后的聚星學校，容納了不少回鄉但苦于生計危機的革命知識分子。當時，陳學渭為校長，教師有蕭仁鵠、陳蔭林、陳防武、胡亮寅、郝仁等人，他們全是中共黨員。88因此，“失業對知識分子威脅很大”，89只有生計問題解決了，他們從事鄉村秘密串黨、串團事業才無后顧之憂。不過，等生計問題解決完之后，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在鄉村進行串黨、串團工作時，也并未普遍與農民群眾接觸。這就如惲代英所說的，其實“鄉村運動是不容易的，當暑假期間，在農村又種又收，忙個不了，他們（農民——引者注）既無暇與我們相接近，我們要怎樣辦呢？我們只好提倡辦鄉村小學以為我們運動的基礎”。90由此，他們的下鄉活動，因為一點挫折而有了轉向，但仍然開辟了鄉村另一片革命天地。他們當時多以鄉村教師等正業為掩護，然后組織公開性青年協進會、鄉村改進社、學會、書社等中性組織進行居間聯絡，91實際上是以知識分子等地方精英為動員對象開展鄉村秘密串黨、串團工作。據麻城市黨史辦資料記載，麻城滕家堡“青年協進會”是由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創立，并吸收木棲河余家沖學生出身的余繼中、余卓夫、余繼方、余進明、余守恭等青年參加，名為加入“暗產黨”，實為加入共產黨。92而據毛蔚秋回憶，當時商城書社也是由中共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創立，主要“工作對象是中、小學教員和中學、師范班的學生，以及進步的知識分子。工作方式是推薦新書，逐步擴大宣傳范圍，再從讀者中重點培養對象，吸收其參加黨團組織”。93當時頗多鄉村黨團組織都是這么建立、發展的，應該屬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關于鄉村串黨、串團多以知識分子為動員對象，或許安徽最早的黨組織壽縣小甸集黨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最具有代表性。小甸集黨組織于1922年由一批在蕪湖讀書后轉入上海大學就讀的壽縣知識分子黨員組成，比如薛卓漢、曹淵、王培吾、徐夢秋、曹廣化、方英等人，但是這個黨組織建立之后，其成員多在外地，雖然他們寒暑假也利用小學教員的身份回鄉開展鄉村運動，但是沒有組織群眾，只是在知識分子中作些秘密串黨、串團工作，“首先發展了瓦埠小學校長方運初入黨，接著又發展了小甸集小學校長曹練百和教師陳允常等人入黨”。94

　　這無疑能夠透視中共早期革命下鄉多以知識分子作為聯絡對象的傾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鄉村教師在杜贊奇所言的鄉村“權力的文化網絡”95結構里具有突出地位；另一方面，惲代英當時也提到乃是因為“鄉村中教師多系青年，窮苦被壓迫不能升學的師范中學學生，他們在鄉村中，過很苦的生活，受惡劣的風俗習慣所束縛，壓制”，96所以很容易同情中共的主張。正因為如此，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首先注意鄉村中智識比較高且又具有個人聲望的鄉村教師，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介紹、引導他們加入中共黨、團組織。不過，這些對比條件，恐怕還不足以解釋其中的全部動員內情。其中的動員模式還是充分利用了傳統社會資本，比如同鄉、同學、同宗、師徒等情感聯絡要素。因此，大多數中共組織早期在鄉村的萌芽與茁壯成長，其實并非中共上層的有意安排，而是視這些回鄉知識分子的人居、聲望、個人傳統等社會資本多少而定。

　　在黃安北鄉紫云區，戴克敏、戴季倫、戴季英等人1925年陸續回鄉，即吸收與戴家有姻親關系的箭廠河槽門吳氏宗族的成員，其中就有小知識分子吳先緒、吳煥先等人，后來吳家先字輩的族人基本都是吳煥先介紹入黨的，如吳煥先之弟吳先書等。97在羅田滕家堡，在武昌中華大學讀書的李梯云，1926年暑期回鄉，即吸收與李家有姻親關系的知識分子肖方入黨；98在六安土門店，許繼慎1926年春從黃埔軍校返里休假，即吸收其胞弟、剛從私塾學堂輟學在家的許希孟入黨。99這些動員模式基本利用的都是同宗關系。再比如商南筆架山農校，這所學校1915年由商南王、易、廖、楊四大宗族聯合創辦，招收學生多來自麻城、羅田、六安、霍邱、固始、商城等地。后來“商南暴動”的著名領導人如周維炯、漆海峰、漆德瑋、漆禹原、漆叔甫等人多出自該校，他們最初就是受中共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黨員如羅志剛、前文所言畢業于武漢中學的袁漢銘及其姨夫詹谷堂等人的影響下而加入中共的。100其動員模式基本利用的都是師徒關系。再比如利用同學、同鄉關系。1924年，已是中共黨員的王步文受黨組織委派回潛山衙前開展鄉村運動，王步文在開展鄉村運動的過程中，即發展了其同學王效亭、柳文杰、儲余等人入黨。101 1925年，戴克敏、戴季倫回鄉不僅吸收自己的同宗親屬，還吸收了其鄉鄰好友兼小學教師的鄭位三、曹學楷等人入黨。102

　　不過，中共在鄉村利用傳統社會資本進行串黨、串團時，并非采取單一化路徑，有些地方呈現交叉聚合狀圖式。比如麻城乘馬崗初級小學校長王樹聲，其堂兄王幼安是在武漢受董必武影響而加入中共的麻城籍最早中共黨員，同時，已在武漢串黨成功的徐子清、徐其虛、桂步蟾、蔡濟璜、劉文蔚、余席珍等人又是其麻城高小讀書時的同學，其中武漢中學串黨成功的徐子清、徐其虛、桂步蟾與其更是親戚加同學關系，這些人在走親串友過程中對其影響巨大，因此，當桂步蟾、劉象明等1926年回鄉時，即吸收王樹聲入黨。103筆者前文勾勒的還只是冰山一角，強調的卻是傳統社會資本在鄉村知識分子串黨、串團史上的地位及意義。當這些早期中共革命知識分子回鄉串黨、串團時，他們多以知識分子為發展對象。這種趨向的嚴重程度，我們倒可以以皖西為例。據安徽省臨委1927年10月所發出新增黨員的通告記載，皖西六安縣本來有44名黨員，其中42名為知識分子，2名工人，無一人為農民；霍邱縣本來有6名黨員，全為知識分子；霍山本來只有一名知識分子黨員。104這正是如此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但是，他們這種多視自己的利益及便利的傳統社會資本來點線結合發展知識分子黨、團員，如滾雪球般進行運作，確實促進鄉村頗多黨、團支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也正因為如此發展模式的作用，使中共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無論黨、團員，一般都能夠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冒著生命危險，推展中共的串黨、串團事業，但對組織、動員農民群眾則關注甚少。這甚至招致武昌團地委最為激烈的評價：“農民運動，在武漢方面可以說完全未曾做過，因為武漢的同志三分之二為學生”，“而學生同志又多在城市，所以更加和農民隔絕”。105這種說法固然有點過激，但也反映了某種歷史事實的本相。究其原因，前文所言的客觀困境應該起主導作用，但中共上層的看法卻不盡然，他們更偏重主觀方面的批評而認為是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對馬列主義及中共組織并無太多認識及信仰的緣故。當時頗多黨、團員都被指責為“無組織，無訓練紀律，無教育宣傳，無實際行動之一盤散沙也”，“從委會到各支部，都未按章開會；刊物都未照章分配；團費從未繳納；委會從未計劃、分配及指揮同學工作；多數同學毫無行動，少數同學個人行動；極大多數同學毫不明校義為何物；決策從未在委會報告及討論；委會不明各支部同學情況及人數，亦未以紀律制裁同學”。106所以武昌團地委給中央的來信尖銳地說：“我們同志多半對主義方面及組織不甚了解”。107

　　（二）北伐開始之后

　　北伐是國共合作的結晶，前文所述其從1926年7月正式開啟，三個月不到即推展到長江流域，進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究其原因，大陸史家一般認為是北伐具備深厚的群眾基礎使然，這恐怕有點失之偏頗。當時中共的機關報《向導》即認為“此次北伐雖然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可是還不能說是革命群眾的軍事行動”，“北伐軍大部分是由小軍閥的軍隊投誠改名或改編的”，“實際上還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群眾的力量還很幼稚”。108當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易也有類似批評看法，他在1927年5月28日從漢口發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即說：中共患了“軍事病”，“各地的主要工作方法，不是進行群眾性的宣傳鼓動，而是從事幕后活動”。109因此，總體而言，筆者贊同陳耀煌的論斷：“當時中共對于大別山地區的首要策略，便是要協助國民黨政權去拉攏地方軍閥。因此，大多數黨員并未在北伐開始后便立即回鄉從事群眾動員的活動，他們仍留在上層黨政軍機關活動，從事與上層政治人物的接頭，甚至因此把動員群眾的任務置諸腦后”。 110

　　但是，1926年下半年，亦有頗多因前文所述原因而下鄉的中共革命知識分子，在大別山區廣泛建立起農民協會組織，這些組織有些是在舊有鄉村組織基礎上改造而成的，有的則是于無有處新創立的，它們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遂成為中共整合鄉村權力結構的一把利器。但是這些下鄉的中共革命知識分子如北伐之前一樣，其實并未深入、動員群眾，而多是利用其地方精英的地位來動員地方精英，或者拉攏地方精英，而利用地方精英來動員群眾。
 
　　我們以紅槍會運動為例。中共較早對河南的紅槍會就有關注。1926年7月，中共《對于紅槍會運動決議案》即認為“紅槍會是軍閥政治下的產物，是一般中小農民不堪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雜稅之剝削，軍閥戰爭之破壞，土匪潰兵之騷擾，以及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破產，土豪劣紳之魚肉，才發生這種農民原始自衛的組織”，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引導這個力量，并要努力使這個力量不為軍閥土豪利用”，而“在眼前須利用紅槍會去發展農民協會，待農民協會的發展普遍充實后，當使紅槍會成為農民協會之武裝”。111那么，怎么引導、型塑、轉化這只地方武裝力量？李大釗認為必須使“農村中覺悟的青年們，鄉下的小學教師們，知識分子們，以及到田間去的農民運動者”，“趕快的加入紅槍會的群眾里去，開發他們，輔助他們”，“去導引他們走出這個陷溺，轉入光明的道路”。112但是，國共分裂前中共下鄉黨員在鄉村開展紅槍會運動，采取的真的是動員群眾的方針嗎？恐怕還是利用傳統社會資本聯絡地方精英，通過地方精英來動員群眾吧。

　　這里，我們可以從中共后來的檢討文件中倒推、追查到之前的相關方面印記。中共在國共分裂后即進行反思，認為之前的紅槍會運動之所以受挫，其根本原因是“槍會運動政策”，“以收編軍隊，做軍官，北伐軍接濟餉械為條件”，“沒有領導槍會群眾，作自身利益的斗爭”，113“只注意首領之聯絡，未積極去抓取群眾”。114其實，紅槍會的群眾大半是貧苦農民，就其經濟條件而言，是需要革命的，而且勇于參加革命，惟因領導權操于土豪劣紳手里，而農民又無知識，所以時常被其首領土豪劣紳、土匪流氓利用而做出反革命之行動，因此，總結經驗教訓，之后進行紅槍會運動，奪取槍會領導權及群眾就勢在必然。于是，國共分裂后，中共下達槍會運動策略時就三令五申：“在河南今后的槍會工作，唯一的是奪取槍會之領導權”，115另外，也需“促進農民的階級意識，使從土豪劣紳手中分化出來，成為農民革命的武裝勢力”，“如果不注意槍會群眾的分化與領導權的取得，換句話說，就是不注意站在貧苦農民群眾利益的觀點上，將槍會與農民聯合組織起來，一致為抗軍閥，抗豪紳而斗爭，往后工作，仍然是失敗的”。116這即是說，中共要求國共分裂后的紅槍會運動，特別注意領導權的奪取及群眾的階級意識培養，之所以得出這樣的教訓，與之前紅槍會運動缺乏群眾基礎有莫大關系。

　　如果再進一步追索當時的鄉村運動情況，恐怕還不止紅槍會運動是如此表現。據劉子谷回憶，到1927年6月，加入農民協會成員，“湖北全省二百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人”，117但這“只是白紙寫黑字的農運”，它的“基礎非常薄弱，黨的組織，又不健全，反動勢力尚未到來，早已聞風逃走”。118有些地方“更為土豪劣紳所把持，所以號稱有二、三千人的縣份，如黃岡等處，反動勢力一到竟自完全解體”。119所以湖北特委文件反思認為：“反共以前的省委”，“隔一天一次的區、市、縣書記聯席會，只是使各書記忙于上級機關的奔走，而實際漸漸的離開了群眾”。120這也就是說，國共分裂前的群眾基礎并不牢固。因此，中共之后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凡是一切想用偷安取巧的手段，希望依賴或利用現在軍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以達到土地革命之目的者，都必然無疑的失敗”。121

　　可見，北伐開啟之后，已有頗多革命知識分子回鄉，但并不完全是以發動、宣傳和動員群眾為目的，他們在鄉村多拉攏、動員的是地方精英，并通過地方精英動員群眾。而拉攏、動員地方精英，正如陳耀煌所言“隱含了更多政治上的目的，那就是協助國民黨政權尋求在地方上的合作者”，而搶奪地方政權及其領導權而已。122關于此點，恐怕沒有比北伐期間黃麻兩籍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搶奪縣府教育領導權的事例更典型的了。123

五、結　語

　　中共革命的最大特點就在于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革命組織的制度化——政黨制度——勾連起來，它更多是在列寧主義的孵化下催生的，是跨國意識形態、組織及聯盟推動的結果，因此剝離其內在結構，我們會發現這種源于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除了要了解社會規律、歷史條件外，還要具備成熟、精湛的斗爭技藝。中共革命學習蘇俄，都是在落后地區從事超階段性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樣，作為革命組織的政黨僅單純扮演助產婆角色恐怕還不夠，必須擔任從事人工授精的醫師，革命踐行過程中，必須利用以弱克強的革命園藝學，把奪取政權看作革命的首步，有了政權之后，才能憑借自己的革命意識及政治意志去改造社會。

　　不過，中共成立之初即承認中國社會所處階段還是國民革命時期，因此并未明確強調建立蘇維埃政權等核心命題，只籠統地主張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又不可能自發產生，只有通過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分離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努力開掘、導引及啟蒙，才會發生效應。這正印證了美國學者西達·斯考切波所說，中共革命最初不但吸附了那些邊緣小知識分子，而且還吸納了那些出身特權家庭的大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受過中等或大學教育，并與傳統知識精英分裂，然后普遍傾向激進的政治觀念而步入革命道路。124筆者深為認同西達·斯考切波對中共革命的觀察。中共革命進程中，懷抱馬列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而非工農分子，是推展中共意識形態、組織蓄勢的主要載體。他們延續一種從中心城市向省城、縣城再轉入鄉村的正統蓄勢、傳播路徑。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這種蓄勢、傳播路徑，其中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政黨組織形態源于蘇俄，但它嵌入中國社會的途徑絕對是中國式的，因此，它并不是全盤外化的產物，亦有中國傳統文化生態之根源。至于成功與否，則取決于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分離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形成、團結、極化及與階級群眾建立聯系的程度。

　　就大別山區中共革命源起而言，其最早就是由來自大別山區，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的革命知識分子點燃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最初多在城市活動，他們不管是屬于第一代大知識分子還是屬于第二代小知識分子，都受過底層、中層、高等教育，甚至留過學，他們普遍對生活此世的遭際不滿而懷有傳統為民請命心理，普遍具有很強的反叛及民族主義覺醒意識，他們在尋求救國之路的過程中，都希冀通過自己的直接行動來改造中國社會政治生態。但是，他們的行動大多以失敗告終，現實的殘酷使知識分子的良知良能及文化地域感更加發酵，再加上民族主義思潮的刺激，他們最后普遍皈依了馬列主義并加入中共，即便這時他們對此的理解還相當膚淺，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意志的堅定及行動的敏捷。于是，革命艱難歷程中，這些在城市活動的革命知識分子，就通過同鄉、同學、師徒、同宗及其它私人關系，克服多重困境，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事業。應該說，這種動員模式，肯定有別于西方學界總結的利用正式組織進行動員的資源動員理論，它更重視非正式的傳統社會資本的功能。125中共踐行利用這些傳統社會資本居間聯系進行城市秘密串黨、串團的過程中，使傳統社會資本不斷組織化與意識形態化，而不斷組織化與意識形態化的傳統社會資本，反過來又會起到加強城市秘密串黨、串團工作的績效。如此，革命知識分子承載馬列主義及中共組織嵌入中國社會的行為理所當然地依托一些傳統構件，并且這種傳統行為構件與馬列主義及中共組織的擴張連為一體。至于為何依托此種居間聯系方式，肯定與國人難以逃脫傳統文化慣習及革命乃特殊的大規模集體行動本身息息相關。

　　不過，太多歷史機運又致使這些革命知識分子不可能在城市長久滯留而必須回到鄉村，這樣，他們將革命之火也一同帶到鄉村。他們熟稔當地的社會人文環境及人際關系網，因此，回鄉推展鄉村秘密串黨、串團事業，頗多利用的還是先前城市的動員、傳導模式。應該說，正是通過他們在鄉村的辛勤耕耘，培養了一批鄉村革命先進分子，并開辟了中共革命的另一片天地。這首先得益于此動員模式能為革命知識分子下鄉播撒革命的火種打開方便之門，但動員、復制過程中，也受限于此相對封閉模式的局限，他們這時聯絡的基本還是鄉村知識分子等地方精英，并未普遍與農民群眾接觸。這在某種程度上還招致中共上層極為嚴厲的批評，認為是他們對中共組織及意識形態并未有深入了解之緣故。

　　 而北伐之后，中共上層要求動員農民群眾的呼聲更趨高漲，但是，群眾路線并未走通，中共的主要任務還是幫助國民黨搶奪地方政權及其領導權，并整合鄉村地方精英社會，因此這些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采取的主要方式還是聯絡地方精英，通過地方精英來發動、組織群眾。國共分裂后中共為何受到如此重挫，恐怕與前期動員模式中黨與群眾分離、黨的階級基礎并不牢固有莫大關系。

　　總之，中共革命知識分子這期間走出城市，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鄉村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開展鄉村串黨、串團事業，不過，仍然抱持一種精英主義路線，雖然組織和發動群眾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細枝末流。即便這樣，中國革命依然發生轉型。隨著國民黨處理國共問題的嚴重失誤，國共走向分裂。國共分裂之后，這些早期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基本都成為大別山區展開更大規模鄉村革命的地方領導群體成員，他們那時已汲取前期鄉村民眾動員的教訓，開始把動員最廣大農民群眾與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作為中共鄉村革命首要目標了。

　　*本文系“安徽大學博士科研啟動經費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項目代碼為33190110。

【注釋】
①大別山區位于鄂豫皖三省邊境，地形復雜，主要為山巒褶皺地貌。就行政區劃而言，它涵蓋黃安、麻城、黃陂、羅田、孝感、黃岡、黃梅、廣濟、蘄春、蘄水、六安、霍山、霍邱、金寨、壽縣、英山、光山、潢川、羅山、商城、固始等大概二十余縣市之地。
②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頁。
③［美］巴林頓·摩爾：《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張東東、楊念群、劉鴻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
④叢小平：《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梁：三十年代地方師范學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轉型》，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96期（2006年8月號）。
⑤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研究，早期中共黨、團組織是不分的，有的地方黨就是團，團就是黨，比如他說“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資料中的‘團’，幾乎就是‘黨’的意思”（［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頁）。其實，就武漢而言，該地1920年秋先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然后在1921年12月4日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多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起人，黨團確實不分（《胡彥彬關于武昌S.Y工作總報告》［1923年7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1983年，第65～82頁）。因此本文研究早期中共的串黨、串團問題，就放在一塊討論了。
⑥據王烜在新中國成立后回憶，大別山區“農村過去鬧革命，真正首先起來搞革命的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而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是他們在農村宣傳革命道理，組織農友鬧革命”，即是明證。可參見政協麻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麻城文史》第2輯，出版時間不詳，第136頁。
⑦《鄭位三談話錄》，武漢：湖北省檔案館藏，GB-83，第23頁；周業成：《黃麻起義》，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北文史資料》第1輯，出版時間不詳，第59頁；政協麻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麻城文史》第4輯，1992年，第141頁。
⑧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頁。
⑨中共革命下鄉的過程中，大別山區共產黨人在鄉村活動多利用了鄉村社會結構中的傳統資源，即傳統社會資本，同時他們本身的活動又構成了革命運動的社會資本。可參見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第52頁。
⑩［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頁。
11［荷］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Leiden， 1991， p. 53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1981年，第35～36頁；金瓊（主編）：《紅安文史資料》第1輯，1988年，第21頁；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頁。
12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第334頁。
13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頁。
1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第1頁。
15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第335頁。
16《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版，“張序”第1頁。
17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頁。
18［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頁。
19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第428頁。
20據戴季英回憶，“董必武1925年前常在麻城搞選舉，活動當參議員，搞選票，想當省參議員。后當‘武漢中學’校長。‘武漢中學’原為黃岡八屬共辦的學校”，“只收黃岡、黃梅、蘄春、麻城、紅安、羅田、廣濟、英山八縣的學生，學生為公費。同盟會時，董就常到八屬之地活動，該校政治上屬左傾”。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談話》，麻城市黨史辦藏，C4-02-04，第1頁。
21郭家齊（主編）：《紅安縣革命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
22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輯，第69頁；易仕先：《從通訊社到共產主義小組——陳潭秋在漢活動片段》，載《鄂東黨史通訊》1991年第1期，第32頁。
23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第425頁。
24唐健（主編）：《紅安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708、713、718頁。
25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黃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黃岡縣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05頁；中共黃岡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編）：《鄂東革命史資料》第1輯，麻城市黨史辦藏，1983年，第239～241頁。
26李敏：《門生業績有光輝——記武漢中學對鄂東革命的貢獻》，載《鄂東黨史通訊》1991年第1期，第23～25頁；麻城縣革命歷史文物征集辦公室、武漢大學歷史系75級赴麻調查隊：《麻城革命史資料匯編》，1977年，第16～17頁；麻城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麻城縣志》，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6頁；《余席珍革命事跡簡介》，麻城市黨史辦藏，C4-04-08，第1頁；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談話》，第1～2頁；至于汪心一，他在武漢中學加入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時間為1927年，可參見《汪心一談大革命時期麻城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C3-02-01，第1頁。
27大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大悟縣志》，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頁。
28中共光山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光山革命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
29商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商城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頁。
30一般認為李梯云1922年入筆架山農校學習，1924年入私立武漢中學學習，在董必武的影響下，加入中共，畢業后，即升入武昌中華大學學習。《商南起義》編輯委員會：《商南起義》，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頁；《李梯云烈士傳略》，麻城市黨史辦藏，C4-04-05，第1～2頁。
31戴季英：《我的回憶》，麻城市黨史辦藏，C4-03-01，第59～60頁。
32易仕先：《從通訊社到共產主義小組——陳潭秋在漢活動片段》，載《鄂東黨史通訊》1991年第1期，第31頁。
33唐健（主編）：《紅安縣志》，第112、719頁。
34麻城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麻城縣志》，第563頁；《李培文簡歷》，麻城市黨史辦藏，C7-04-04，第2頁。
35陳永發：《中共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117頁。
3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第61頁。
3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717～723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4輯，1983年，第3～6頁；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編委辦公室、湖北省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在湖北地區革命斗爭史》，麻城市黨史辦藏，1985年11月，第33～34頁。
38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版，第73～90頁。
3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第64～65頁。
40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頁。
41中共黃岡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黃岡革命史資料》第1輯，1984年，第22頁。
42張允候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18頁。
43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回憶惲代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頁。
44同上，第178頁。
45張允候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1冊，第116頁。
46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第291頁。
4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頁。
48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第336頁。
49《惲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227頁。
5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冊，第370頁；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輯，第70頁。
51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第291頁。
52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回憶惲代英》，第137頁。
53同上，第182頁。
5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第8頁。
5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冊，第715頁。
56黃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黃岡縣志》，第601、603、604頁；中共黃岡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黃岡革命史資料》第1輯，第22～28頁。
57據濮清泉回憶，那時，“團就是黨，黨就是團”。可參見中共英山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英山革命史資料》第2輯，1985年，第29頁。
58政協安慶市文史資料研究會（編）：《安慶文史資料》第2輯，1984年，第19頁；中共英山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英山革命史資料》第2輯，第29頁。
59中共六安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皖西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頁。
60唐健（主編）：《紅安縣志》，第706頁。
61中共霍邱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霍邱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頁。
62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安徽文史資料》第15輯，出版時間不詳，第46～57頁；中共六安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皖西革命史》，第38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編）：《紀念朱蘊山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6、124頁；臺云行：《朱蘊山與六安“三農”》，載《黨史文苑》2004年第1期，第46～49頁。
63據臺灣學者呂芳上區分定義：“學運”是群眾運動的一種，是學生對于國家社會以群體利益作為出發點，具有政治意義。“學潮”則指學校內部的風潮，與學生切身利益有關，反映的是教育的問題，間接也涉及政治現狀。可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2頁。
64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21頁。
65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21頁；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第1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290頁；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料研究委員會（編）：《安徽文史集萃》第3輯，出版時間不詳，第1～46頁；政協安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安慶史話（初稿）》，1979年，第82～97頁；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安徽文史資料選集》第4輯，出版時間不詳，第47～54頁。
66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427頁。
67《惲代英文集》上卷，第380頁。
68同上，第582～583頁。
6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3輯，第51～52頁。
70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年版，第90頁。
71萬大鋐（主編）：《共匪禍國史料匯編》第4冊，臺北：“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1974年版，第253頁。
72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第54、107頁。
7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頁。
74《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宣言》，載《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特刊》，轉引自方向陽：《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史料剪輯》，載《江漢論壇》1959年第11期，第45～46頁。
75《一份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規約〉》，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第69頁；中共麻城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麻城簡史》，2006年，第12～17頁；政協麻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麻城文史》第2輯，第26～44頁；中共黃岡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辦公室（編）：《鄂東革命史資料》第2輯，1984年，第240～251頁；《麻城地方黨史專題材料二：關于武昌農講所學生軍馳援麻城的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第1～12頁；《中央農民講習所鎮壓麻城反動紅槍會叛亂史料》，麻城市檔案館藏，31-3-9。
76譚克繩、江抗美：《論知識分子在創建鄂豫皖蘇區中的歷史作用》，載《華中師院學報》1983年第6期，第59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第53頁
77湖北省黨部報告：《湖北的農民運動》，載《中國農民》2006年第2期，第23頁。
78本文的地方精英，不特指地方行政長官，如縣長、區長、保甲長、軍隊首領等，及地方武裝團體及幫會的領袖，如民團、紅槍會、大刀會土匪等團體，也指地方上的一些職業化的群體及個人。可參見鄭建生：《地方精英與農民運動：湖北陽新事件的考察（1927年2月27日）》，《政大史粹》（臺北）2001年第3期，第54頁。
79《惲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頁。
80政協麻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麻城文史》第4輯，第148頁。
81《團武昌地委致中央信》（1925年8月13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1983年，第89頁。
82《熊守元致團中央信》（1926年5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381頁。
8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12頁。
84《熊守元致團中央信》，1926年5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382頁。
85舜愚：《飯碗》，載《大公報》1926年10月4日。
86《惲代英文集》上卷，第258頁。
87政協黃岡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黃岡文史》第3輯，出版時間不詳，第6～8頁。
88中共黃岡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黃岡革命史資料》第1輯，第17頁；政協黃岡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黃岡文史》第3輯，第1～4頁。
89劉光明：《鄭位三傳記》，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
90萬大鋐（主編）：《共匪禍國史料匯編》第4冊，第211頁。
91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商城革命史資料》第4輯，1989年，第3～4頁；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商城革命史資料》（專題報告集），1985年，第11～15頁。
92《大革命時期黨在麻活動的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C3-02-02，第3、16、22頁。
93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商城革命史資料》第4輯，第138～139頁
94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安徽文史資料選集》第4輯，第9頁；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第1冊，第320、328頁；方明志、董志強（主編）：《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第6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76、220～231頁。
95［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0～15頁。
9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541頁。
97唐健（主編）：《紅安縣志》，第108頁；中共新縣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中共新縣黨史資料》，出版時間不詳，第17～18、62頁；盧振國：《血沃中原——吳煥先傳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頁。
98《李梯云烈士傳略》，第3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頁。
99中共六安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六安縣黨史人物傳》第1冊，1984年，第49頁；中共六安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皖西革命史》，第38～39頁。
100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商城革命史資料》第5輯，1991年，第42～44頁；政協金寨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金寨文史》第1輯，出版時間不詳，第101～110頁；政協商城縣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商城文史資料》第2輯，1991年，第14～19頁；方明志、董志強（主編）：《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第6冊，第232～245、267～279頁。
101方明志、董志強（主編）：《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第6冊，第89頁；中共安慶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中共岳西縣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清水寨暴動》，1983年，第38～43頁。
102劉光明：《鄭位三傳記》，第22頁；郭家齊（主編）：《紅安縣革命史》，第19～20頁。
103麻城縣革命歷史文物征集辦公室、武漢大學歷史系75級赴麻調查隊：《麻城革命史資料匯編》，第16頁；中共麻城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麻城簡史》，第5頁；溫瑞茂、王淼生（主編）：《王樹聲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頁。
104中共安徽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安徽現代革命史資料長編》第2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頁。
105《團武昌地委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年1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2頁。
106《林根致團中央信》（1925年3月10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8～9頁。
107《團武昌地委給團中央的報告》（1925年1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3頁。
108彭述之：《我們的北伐觀》，載《向導》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見合集第4卷，第1723頁。
10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頁。
110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第114～123頁。
11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216頁。
112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南史志資料》第6輯，1984年，第8～9頁。
113《河南省委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1927年9月），載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1984年，第117頁。
114《河南農運報告——對槍會運動之分析》（1927年8月30日），載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78～79頁。
115同上，第78～79頁。
116《河南省委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1927年9月），載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117頁。
117劉子谷：《大革命時期的湖北農民運動》，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第16輯，1984年，第163頁。
118《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冊，1983年，第274頁。
119同上，第275頁。
120《中央湖北特委致中央信（一）》（1927年12月13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冊，1984年，第102頁。
121《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冊，第276頁。
122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第128頁。
123郭家齊（主編）：《紅安縣革命史》，第28～33頁；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談話》，第2頁。
124［美］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206頁。
125Zhou Xueguang，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Sociology Review， 58（1993）， pp. 54-73.
黃文治：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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