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閱讀有關義和團運動的一些著作、論文、資料，尤其牟安世先生的《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林華國教授的《義和團史事考》與《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不僅許多史實為筆者所未見未聞，其中的許多道理以前也未曾想過。但遺憾的是，他們都認定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發布的“宣戰詔書”是其對外宣戰的標志，只是在發布這一詔書的原因上存在分歧，卻都忽視了清政府此前發出的兩份重要文件，即前面提到的《上諭》和《照會》。為使《上諭》和《照會》與“宣戰詔書”格式一律，以下就把它們簡稱為“和戰詔書”和“宣戰照會”。“和戰詔書”說明了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根本政治原因，而“宣戰照會”則說明了清政府對外宣戰的具體時間。“宣戰照會”和“宣戰詔書”所申述的理由均具共同點，那就是列強海軍強索大沽炮臺，而只是在發布時間和對象上，有先后內外之分。
先來討論《照會》與宣戰時間的問題。《庚子使館被圍記》的作者樸笛南姆威爾稱這封《照會》為“哀的美敦書”，“由總理衙門遞來”，“共十二封，由中國政府之差役匆匆分送十一國使館與關稅處，其先尚秘不示人，然不久人人皆知”。并評論道：“觀此是海軍之要求，中國必已拒絕，史統領與天津租界必已遭難，故有此舉。今戰爭已開，從此非拳匪之事，而為政府之事矣。”[1]各國公使曾要求清政府展延撤離期限，清政府不許，還因此發生親赴總理衙門交涉此事的德國公使克林德歸途被清軍殺死之事。迨及限期已過，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原來奉命保衛各國使館的清朝中央警衛部隊，榮祿親自統帶之武衛中軍與董福祥統帶之武衛后軍，就開始對之發動圍攻。可見，無論從事實上還是使館人員的認識上，都說明這個《照會》是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正式文件。
從《照會》的內容看也是如此。《照會》稱：“為照會事：現據直隸總督奏報，稱本月二十一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內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臺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占據，等語。聞之殊為駭異。中國與各國向來和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占據炮臺之說，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在此使館情形危險，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于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撥隊伍沿途保護并知會地方官放行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2]
張海鵬教授曾從國際法的角度，對此《照會》進行過專門研究并發表文章，認為“這個《照會》被廣泛解釋為宣戰書與最后通諜”，清政府“把各國占領大沽的行動理解為對中國的宣戰是符合國際法有關戰爭法條款的”。至于書寫不甚規范，沒有通常宣戰書中“斷交、逐使”之說，則是由中外力量的懸殊和清政府的畏外心理所致。如果懷疑其宣戰書資格的話，而“宣戰詔書”就更不能作為對外宣戰的標志。因為它“只是對內的，并未送達各國，而且荒唐到未指明何國為宣戰對象，從而成為一個奇怪的宣戰文件”[3]。
不過，有一點他沒有提及，那就是“宣戰詔書”比“宣戰照會”在時間上晚了兩天。所以，即使把它們一起算作宣戰文件的話，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時間也應從“宣戰照會”送達各國使館的時間算起，確定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而不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于中外開戰的實際時間與“宣戰照會”的書寫格式不甚合乎國際規范的其他原因，則涉及這場戰爭爆發的根本政治原因與參戰雙方的目的，而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討論的問題。
牟、林二先生在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時間上是沒有分歧的，且都認定“宣戰詔書”是其標志，他們所爭論的只是導致清政府發布這一詔書的原因。林華國教授在《義和團史事考》中提出，外國駐華使館不斷增兵，西摩爾率數千洋兵由天津向北京進軍，尤其外國海軍攻占大沽炮臺，是西太后對外態度“轉向強硬”并“決定對外宣戰的主要原因”[4] 。牟安世教授的《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則認為，促使慈禧太后決定對外宣戰的主要原因是列強關于如何瓜分中國的四條意見，尤其中“勒令太后歸政”一條。這四條意見源于《丁教習韙良條陳》，是受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委托擬定的，并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交各國駐華使節審定，以使各國對華政策協調一致。不料，在丁韙良擬制過程中走露消息，被江蘇糧道羅嘉杰得知其內容，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夜間遣其子密報榮祿，并由榮祿于次日晨送呈慈禧太后[5]。至于羅嘉杰究竟怎樣搞到的這份如此重要的政治情報，以及究竟是《條陳》的草稿、底稿、抄件還是經人轉述的內容大意，惲毓鼎沒有講，牟先生也沒有提。胡思敬《國聞備乘》稱：“康黨既敗，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上海各國領事因欲聯盟逼太后歸政。江蘇糧道羅嘉杰聞其謀，密告政府。”[6]好像是說羅嘉杰獲取情報的途徑不是北京的丁韙良而是上海的領事館，似乎向歷史事實靠近了一步，然究屬傳聞，難以稽考，且好像說的又不是一碼事。林教授不能接受此說，在其修訂再版本的《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一書中對牟說予以反駁，認為此說源于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牟書雖又找到丁韙良的條陳，亦仍不能成立，因為他不能證明二者是一碼事。還有一個理由林教授沒有說，不過從行文中可以看得出，那就是，為什么西太后看到羅嘉杰的密報沒有立即宣戰？因那時還沒有接到直隸總督裕祿關于大沽炮臺失陷的奏報。“6月21日，慈禧接到奏報后，立即把事先準備好的‘宣戰詔書’正式發布”[7]。也就是說，洋兵是否已經攻占大沽炮臺，是決定慈禧太后是否對外宣戰的關鍵。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純屬時間上的巧合，慈禧太后在此前一天急切追問“究竟大沽炮臺曾否開仗強占”，也僅是對戰爭實際進展情況的關注，并非急等著這一信息拍定戰和決策。因為，第一，前此兩天總理衙門已經照會十一國駐華使館，限令其二十四小時內撤離北京，前此一天慈禧太后的親信榮錄就已經開始對使館的圍攻。第二，這也是林教授所知道的，“宣戰詔書”中“只提及洋兵強索大沽炮臺而未提及大沽開仗”，僅用“因此詔系事先擬就”這一理由是難以解釋其中的原因的。倘若真像林教授設想的那樣，詔書中對外宣戰的理由就應鎖定在“攻占大沽炮臺”這一點上，事先擬定，專等奏報，根本不會有“只提及洋兵強索大沽炮臺而未提及大沽開仗”之事。而既然發生這樣的事，那就只有一種解釋：清政府并不看重此事，作為對外宣戰的理由，“強索”與“攻占”之間沒有原則區別。否則，即使事先寫好亦應立即改正，事關國家存亡與個人身家性命，用時間匆忙或經辦人員粗心大意不負責任，都是無法解釋的。
不過，我這樣講也并不表明就是站在牟先生一邊，根本不同意林教授的觀點。其實，二位講的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總的說雙方的注意點不在一個層次上，所爭論的問題雖有聯系但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具體而言，就是促使慈禧太后對外宣戰的決定性因素有兩個方面，一位學者側重于政治原因，一位學者側重于軍事原因，但說的都是引發戰爭的導火線，即究竟是什么事觸到慈禧太后的痛處，使事態的發展達到她預先設定的底線。因為，就近處說，早在慈禧太后看到羅嘉杰的密報之前一天，即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她就已經嚴令駐防天津的軍政官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 “力阻洋兵”進京，“以符張翼等與杜士蘭約定原議。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8]，亮出了軍事上對外開戰的底線。因為裕祿等人已詳細奏明，洋兵蠻橫不聽勸阻，若以兵力阻禁必致中外開釁，苦苦哀求千萬不要這樣做。此時，慈禧太后已經認為這場戰爭勢不可免，故立即召開御前會議，進行戰爭動員和調整對義和團的政策，以抓緊時間在政治上做好切實準備。因而，慈禧太后召開御前會議時主意已定，只是需要在內部統一思想，讓大臣們跟著自己走，事后也好分攤責任。試想，自她掌權以來，舉行重大決策之際什么時候聽過別人的意見？肅順、奕訢尚不在她眼中，何論他人？所以，林教授沒有錯，慈禧太后對戰和之機的把握全在各國大量調兵進京的問題上，一接到洋兵強索大沽炮臺的奏報就立即決定對外宣戰，只是對是否已經“開仗占據”一事，沒有看得十分認真，并未將之視為最后拍定和戰大計的關鍵。
二
上述分析，畢竟只是戰爭的表象，只能說明戰爭過程的正式開始，不能說明參戰雙方的真正目的，即戰爭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原因。牟教授的看法觸到了戰爭背后的根本政治原因，但亦屬其引爆點，即慈禧太后事先劃定的政治底線。因為外國欲“勒令太后歸政”的傳說由來已久，西太后不惜一戰的決心也不是這時候才下定的。實際上，早在此半年之前，慈禧已經下定不惜對外一戰的決心，劃出了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底線，即“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與“斷無釁自我開之理”，并通令各省督撫，讓他們在思想上與政治上作好充分準備，還要即時回奏，表示態度。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在上諭中稱：“現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預梗一個和字于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后倘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茍能各矢忠君愛國之誠，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沖樽俎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9]
這個上諭非常重要，曾引起過義和團運動研究者的廣泛注意，只是未見牟、林二教授提起。通過它我們可以明白很多道理，識辨長期以來各種學術爭議中的是是非非。
很顯然，上諭中的所謂“萬不能允之事”，“萬不得已”、“非戰不能結局”之事，以及辛丑和談時慈禧太后殷殷下詢于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之外國所索條款中“有無萬不能行之事”[10]，也就是她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所諱而不言的“勒令太后歸政”一事。應該說，這是庚子之戰的根本政治原因。西方列強要“勒令太后歸政”，而慈禧太后則一反常態，堅決抵抗。對慈禧太后來說，外國要求諸事皆可退讓忍耐，唯獨此事“萬不能允”。而中國是個主權國家，“勒令太后歸政”又絕非通過外交談判可以解決，故唯一的辦法就是動用武力。上諭中所謂“脅我”二字，即指此而言。所以，我在前面所說，牟、林二教授所言皆有道理，惟所爭者卻不在一個層次上：一個在說軍事方面，即戰爭過程的起點；一個在說戰爭背后的政治動機。而他們各自的不足之處，則是林教授的說法避開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根本政治目的，要以“勒令太后歸政”的形式推翻清政府，以瓜分豆剖的方式滅亡中國。而牟教授揭示出這一實質問題，但沒有說清楚“勒令太后歸政”一事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致成孤證難立之勢，令對方提出種種質疑，借機推翻原議。就是說，庚子之戰的原因錯綜復雜，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也有宮廷內部因“廢立”而引起的宮廷矛盾、因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而引起的西方列強與皇太后的矛盾。應該說，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它既包括帝國主義同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矛盾，也包括西方列強同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政府的矛盾。而前一點決定了這場戰爭最后的政治結局，沒有義和團的積極參戰，沒有關鍵性的廊坊之戰，就不可能形成軍民聯合抗戰的局面和震懾敵膽巨大威力，也就不可能挫敗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然主導這場戰爭的卻是雙方政府，其調兵、宣戰、談判、簽約都是由他們決定的，所以，在這場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西方列強與慈禧太后清政府的矛盾，而且西方列強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他蓄謀已久，步步緊逼，迫使慈禧太后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不得不作困獸之斗。但歸根到底還是屬于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和斗爭。因為垂簾聽政或太后訓政都是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慈禧太后就是清政府，清政府就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所以，無論慈禧太后多么可惡，垂簾聽政多么荒謬，封建專制制度多么不合理，那都是中國的內政，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只有中國人民才有權推翻它、打倒她，外國無權干涉。倘若西方列強以勒令歸政或打倒篡權者為名發兵進攻中國，那就是侵略，那就是跟中國人民為敵，中國人民就要堅決反對。道理很簡單，變法不能輸出，革命也不能輸出，無產階級革命不能輸出，資產階級民主也不能輸出。中國人民推翻清政府，那是革命，那是歷史的進步；而帝國主義推翻清政府，那就是中國的滅亡，中國的被瓜分，不管是直接瓜分還是在偽滿洲國、汪偽政府形式下的瓜分。所以，不管慈禧太后出于什么動機，也不管時間多么短暫，當帝國主義以勒令歸政為名借機滅亡中國的時候，她的個人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她堅決抵抗的態度與做法，也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她此前此后的賣國是真的，在此期間的堅決抵抗也是真的。道理很簡單，她可以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而保權保位，但卻不能出賣自己，一旦危及其自身權位，她就會拼命抵抗。這雖然大出洋人所料，卻極為合乎其一貫為人與行事邏輯。
三
自辛酉年政變上臺以來，慈禧太后就牢固地控制了清朝的皇權，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女皇，直到光緒三十四年病死，在中國近代史上統治了47年。此后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帝王專制制度，也就隨著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而永遠地終結了。何況，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呂后與武曌兩位女皇，所以，她前有古人后無來者，只能算作末代女皇。不過，她這個末代女皇與末代皇帝溥儀不同，雖無其名卻有其實，牢牢控制著清政府的最高決策權，而同治與光緒皇帝則從未執掌過這一權力，始終都是傀儡。
咸豐十一年奕詝去世時，葉赫那拉氏只是個26歲的年青寡婦，獨霸朝綱的肅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結果，大意失荊州，竟被她叔嫂勾結、一舉政變成功，殺掉肅順等人，推翻咸豐帝臨終安排的大臣贊襄政務體制，建立起太后垂簾聽政與親王議政相結合的政治體制。同治四年清王朝對太平天國的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太后又故伎重施，對恭親王奕訢閃電一擊，取消其議政王封號，奪回相權，廢除聽政、議政體制，從而將垂簾聽政制度鞏固下來。同治帝去世時，從清朝的利益出發，本來該立長君，按序當由道光皇帝的長房長孫繼位。而慈禧太后出于一己私念，硬拉其妹之子載湉入宮稱帝，以便繼續掌握皇權。從此，垂簾聽政成為清王朝牢不可破的政治體制。
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個人專制程度最甚的兩個王朝之一。明代以前雖行專制體制，然皇帝之下尚有宰相充任政府首腦，掌管著很大權力。故呂后、武則天行政、用人多依賴宰相，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但其權力也受到一定限制。而明清以來皇帝吞并相權，以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直接掌管六部，權力更大，專制更甚，國務操勞亦更重。所以，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咸豐帝面對生死存亡的壓力，不勝繁勞，不得不分出手中的相權，使肅順成為無名有實的當朝宰相，任由他專橫跋扈，揮斥一切。慈禧太后之所以要政變殺人，就是因為肅順等人反對她垂簾聽政。然奕訢上臺后位更尊、權更重，更是名副其實的宰相。對此她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但因戰爭期間尚有賴于奕訢替她辦事，不得不強自忍耐。而當戰爭一旦告一段落，便立刻動手，奪回相權，恢復舊制，使自己成為一個擁有全權的皇帝。所以，她的為人可用四個字來加以概括，那就是“嗜權如命”。
不過，慈禧太后也有一個難題，那就是小皇帝會一天天長大，一旦成年、大婚之后，就要親政。到那時，雖不愿交出大權，也只能暗中操縱，不可過分明目張膽。而小皇帝往往也想掙脫羈絆，有所作為，或過把皇帝癮。這樣，真假皇帝、后帝母子之間的摩擦，也就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倘一旦發生政治分歧，事關皇朝命運，也就不僅會有爭權奪利的斗爭，還可能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同治帝與慈禧太后畢竟親生母子，況親政時間太短，無所作為，故未見他們之間在政治上鬧出什么大的風波。而光緒皇帝就有些不同了。他4歲入宮，16歲親政，面對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勢，更有師傅翁同龢忠心輔佐，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逃脫“亡國之君” 的命運。而在慈禧太后眼里，他不過是自己腳邊的一只小貓，乖乖聽話是正經，懂什么治理國家？所以，甲午和戰之爭也就算了，而支持康梁變法則必將“動搖國本”，豈容他“任意胡鬧”？況又隨之扯出皇帝“密詔”和意欲囚禁太后之事。因而，變法百日，慈禧太后即乘機出擊，搜捕康、梁，殺掉六君子，囚禁光緒皇帝，并開始醞釀廢立問題。不料，這一下可惹出了大麻煩，不僅握有軍政實權的地方疆吏反對，洋人也插手干預。
四
自戊戌政變以來，慈禧太后曾先后兩次欲行廢立之舉，并為此進行了一系列準備活動。請看《清實錄》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有關廢立問題的記載：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宣布自即日起臨朝訓政。
同年九月九日（10月29日）世間傳言，太后擬行廢立，以慶親王奕劻之子繼位，榮祿等力持不可。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月9日）清廷宣布，光緒皇帝因病停止年內及明年正月應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動。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22日）清廷宣布，光緒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廟。
同月十七日（28日）慈禧太后連日召見溥字輩幼童十余人，為選立大阿哥作準備。
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2月22日）光緒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國公使請覲賀年。
同年二月九日（3月20日）慈禧太后賜武勝新隊名曰“虎神營”。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光緒皇帝將病狀諭知劉坤一，謂身軟氣弱，有時眩暈。
同年五月一日（6月8日）以虎神營訓練五年，著有成效，予端郡王載漪及剛毅等議敘有差。
同年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清政府通諭各省督撫，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必須同心協力，殺敵致果，不可預存和心。
同年十二月一日（1900年1月1日）光緒皇帝稱病，命所有年內及明年正月應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23日）慈禧太后命恭親王溥偉，貝勒載濂、載瀅、載潤及大學士、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部院滿漢尚書等，次日等候召見。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慈禧太后封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大阿哥），繼承同治皇帝為子，派崇綺為師傅授讀，并派徐桐常川照料。諭旨稱：
朕以沖齡入繼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后復際時艱，亟宜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余，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值滋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惶暇逸，撫躬循省，寢饋難安，敬念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艱于誕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為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為穆宗毅皇帝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承繼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以綿統緒。將此通諭知之。”[11]據傳，擬于庚子年實行廢立，改元“保慶”。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己亥建儲”[12]。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慈禧的廢立活動可以說是兩起兩落：其始可謂緊鑼密鼓，一個月內就作好了輿論準備與人事準備，但很快就停了下來；事隔一年重謀廢立，且事前下定不惜一戰的決心，臨事做好了一切準備，只待庚子新年一過，即付諸實施。結果又停了下來。是什么力量使這位至高無上的女皇嘎然而止，暫停自己早已決定的行動呢？其時議論紛紛，而流傳至今的說法大致有以下三種：
其一，由于劉坤一等強力疆臣的反對。據傳，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堅欲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一些頑固派大臣聞風而動，糾合滿洲二三大老聯名奏請速行大事。榮祿諫阻不聽，恐負惡名，因獻策以私意試探地方大吏的意向，慈禧許之。江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疏諫爭。張之洞始諾而中悔，折已發出，竟追折弁于中途返回，削其名而無與其事。劉坤一遂挺身獨任，電復榮祿，中有“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之語，一時轟動政壇。榮祿以劉坤一電入奏，慈禧“懼而止”[13]。
其二，由于外國的干預。據說，戊戌變法失敗后，“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太后聞而“大惡之，噤不敢發。及己亥謀廢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鴻章。鴻章力辨其誣，因留之飲酒，徐試之曰：‘頃所言，仆實毫無所聞。設不幸中國果有此事，亦內政耳，豈有鄰好而肯干人內政乎？’英使曰：‘鄰國固無干與之權，然遇有交涉，我英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鴻章以告榮祿，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14]。
其三，由于李鴻章的警告。據陳夔龍《夢焦亭雜記》載，己亥冬間慈禧再謀廢立，囑榮祿從速辦理。榮祿諫阻無效，憂懼成疾，遂求計于李鴻章。李鴻章認為，“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 ？因建議榮祿，“在君造膝之際，委曲密陳成敗利鈍”以阻止之。榮祿“聞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李鴻章語“密奏，幸回天聰”。[15]
然求之他證，這些說法有的似乎可信，有的則不可信。
劉坤一反對慈禧的廢立之舉應是確實的。筆者曾查閱《劉忠誠公遺集》，雖未找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之語，但卻找到一封內容類似的電報，標題為“寄榮仲華中堂，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電文稱：“自我皇太后訓政，于變法各事應辦者仍辦，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聽。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外議紛紜，無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轉機。現聞康逆監禁香港獄中，似可將其惡跡宣布各國，照會英使，交犯懲辦。伏祈卓裁，并候電復。”[16]從內容上看，所標時間顯然有誤，而劉坤一反對廢除光緒皇帝一事卻是可以肯定的。迨其再次欲行廢立之時，為了說服劉坤一，慈禧太后還特地將之召至京師“詢廢立事”，并進而導致剛毅的彈劾和慈禧太后更換江督人選的決定，后因再次停止廢立之舉方才作罷[17]。同時，慈禧太后初謀廢立，因劉坤一的反對“懼而止”的說法也是可信的。因劉坤一不是孤立的，實際上張之洞、李鴻章等雖未聲張，但亦持有同樣態度。李鴻章之所以被調任兩廣總督，其重要原因就是“鴻章反對廢立，慈禧不愿其留京”[18]。他們三人早已聯為一體，不僅自身握有地方軍政大權，且為漢員督撫的首領，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更何況還有西方列強為他們撐腰，這就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顧忌。而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1899年月21日）光緒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在儀鸞殿接見“比國使臣費葛”[19] ，則標志著第一次廢立活動的結束。因為既然能夠接見外國使臣，也就不能以病體難支為由廢除光緒皇帝了。
那么，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廢立之謀，為什么事到臨頭又再次停了下來呢？對于胡思敬、陳夔龍的說法卻要打點折扣，做些補充，因此說不甚準確、不甚全面。據《李鴻章（日）年譜》載，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榮祿訪鴻章，鴻章托其向慈禧請委以職。榮祿談廢立，鴻章持不可。”十一月十七日榮祿請慈禧以李鴻章取代譚鐘麟，出任兩廣總督，“慈禧允之”。二十四日“榮祿托鴻章詢外使對慈禧之廢立意見，外使俱關心光緒情況”[20]。由此可見，上面所說的兩條原因雖然從總體上說是對的，慈禧太后再次中途停止其廢立活動，的確是由于西方列強與強力疆臣的反對，但與李鴻章的傳話和警告沒有直接關系。因為慈禧立溥儁為大阿哥，是此后一個月的事。所以，即使上面這些說法全屬事實，也沒有產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故稱此說不甚準確。而所以說它不甚全面，則因為它遺漏了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情況。據《李鴻章（日）年譜》載，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慈禧立溥儁為大阿哥的第四天，西方列強就開始以不同方式，向清政府發出警告。“日使告總署，若為擇嗣，彼將無辭。若為廢光緒，則日本將干涉。各國公使商共同行動，要求于元旦依例覲見光緒，德、奧、意三國向總署表示關心光緒退位，慈禧托法使疏通。”三十日“劉坤一再電慈禧，‘君臣之分已定，舉國之心難平’，請不廢光緒。慈禧自是展緩廢立”。[21]又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載，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黃炎培等1200人聯名致電總署反對慈禧廢立，謂“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此時，李鴻章已抵廣州，接任兩廣總督。這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三人聯手，加上南方紳商的支持和“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就足可形成李鴻章所說的“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的局面，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知難而止。如果一兩個月之前她對李鴻章的警告尚有懷疑的話，時至今日也就深信不疑了。
那么，慈禧太后究竟何時決定停止廢立之舉的呢。大概是光緒二十六年一月中旬。這年一月二十日，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接見英、德、美、俄、意、法、日等各國使臣十人[22]，說明他“久病”初愈可以“勉強”辦公，也就不用以“健康原因”將之廢除了。當然，慈禧太后所以最后下定這個決心，原因不只一端，北方有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南方形勢不穩，也在其考慮之列。正月二十六日，康有為致電警告總署，“廢光緒，將引起革命”。正月五日鹿傳霖密奏，“湘人憤然不平，請劉坤一回任兩江，或另派湘人為總督”。正月十一日“英、美、德、意、法五國公使請本國派海軍來直隸灣”[23]，準備隨時入侵，實施武力干預。凡此種種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壓力，都對慈禧改變這一既定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害怕帝國主義的武力干預，為避免廢除光緒一事成為列強各國調兵入侵、乘機瓜分中國的借口，只好停止廢立之舉。
然西方列強并沒有就此放過慈禧為首的清政府，不僅很快找到調兵入侵的新借口，而且仍在慈禧太后再出“訓政”的問題上大做政治文章，終于在此基礎上制訂出一個瓜分中國的方案，以混淆視聽，蒙騙國人，爭取洋務派與維新派的支持或中立，從而分化清朝官紳階層，讓中國在愚昧與內部紛爭中淪亡。
五
那么，西方列強為什么要干涉清朝王室的廢立呢？這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們對慈禧太后阻止一切改革的做法感到不滿，希望由戊戌變法開始的改革，能夠在帝國主義允許的范圍內繼續進行，倘若廢除了光緒皇帝，他們的這一希望也就落了空。所以，西方列強在放棄“勒令太后歸政”的政策后，仍堅決要求中國必須按照戊戌變法的思路進行改革。這就是慈禧太后為什么一定要在西安行宮，而不是返京之后就匆匆發布關于實行新政《上諭》的根本原因。因為對中外雙方來說，正式商討《辛丑條約》的具體內容之前，必須就兩個問題達成一致，一是西方列強必須承認清政府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現有政治體制，二是慈禧太后必須繼續進行光緒皇帝曾經支持過的、戊戌變法時期所要進行的改革。那么，西方列強為什么要求清政府必須進行這樣的改革呢？那是出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需要。因為帝國主義雖然不希望中國走向強大，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但也不希望中國永遠停滯于自然經濟狀態。因為中國如果不修鐵路、不建工廠、不貸洋款，他們就很難在中國賺錢；中國如果不實行議會民主制，他們也就難以通過操縱選舉的辦法輕易地改變國家領導人。而在專制政體下，西方列強要改變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就非得動用兵力、付出較大的代價不可。這也是西方列強喜歡發展中國家實行議會民主制度，而不喜歡他們搞非議會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這還不是西方列強干涉清王朝宮廷廢立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以“勒令太后歸政”、驅逐篡權者為借口，調兵進京，推翻清政府，瓜分中國。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宣告了清政府以求富求強、船炮救國相標榜的洋務新政的破產，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成為盡人皆知的事實。在西方列強心目中，中國已經喪失了反抗能力和意志，形如一個任人宰割的死人，其“身價降落到‘死駱駝’以下”[24]。他們劍拔弩張，爭先恐后，不約而同地撲向中國，一面醞釀瓜分中國的方案，一面搶占戰略要地，劃分勢力范圍。這些情況，過去已經揭露得很充分了，毋須再加贅述。現在只就列強究竟有無瓜分中國的圖謀，以及與“勒令太后歸政”有無關系談點看法。
從后來暴露的情況看，西方列強在醞釀滅亡或瓜分中國的方案的過程中，大致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直接瓜分中國，由外國人直接管制其領地內的中國人；二是主張間接瓜分中國，保留一個傀儡皇帝由西方列強共同管制，保留各地督撫由帝國主義各國分別管制。這兩種主張的共同之處是滅亡中國，其不同之處是形式有所不同，一個是印度、非洲、中南美方式，另一個是偽滿洲國方式。大致說來，德國與俄國持第一種主張，英、美等國持第二種主張。由于德國皇帝一貫主張直接瓜分中國，所以早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各國公使議決以保衛使館為名調兵進京時，德國公使就曾在會上聲言，“這些行動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并由此引起“倫敦與彼得堡之間的交換意見”[25]。后來經與英國協商，放棄了這一意見，并于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10月16日）發表《英德協定》，其中“如果另一強國利用中國的混亂狀況以圖在任何形式下獲得這種領土利益”[26]一段，就是針對俄國的。丁韙良在列出自己間接瓜分中國的四條意見之后也說，“這要比起他們通過公開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東西多得多”[27]。這里的所謂“他們”，則是指德國和俄國。這時，俄國已相繼出兵強占中國的大連和東北的鐵路及沿路要地，其霸占中國東北的意圖昭然若揭。只是在《英德協定》發表后，才表示同意協定的說法，并表面上放棄了瓜分中國的主張，而內心深處則仍堅持原來的意圖，拒不從中國撤兵。其后發生的日俄戰爭不僅說明日俄之間，也說明英俄之間在爭奪中國領土主權的問題上存在著矛盾。否則，甲午戰后日本強占遼東半島，曾發生三國干涉還遼之事，而在日本再度侵占遼東半島后，就沒人干預了呢？這些情況說明，德、俄兩國最初都是主張直接瓜分中國的，只是后來放棄了這一主張。
英、美等國則是主張間接瓜分中國的，而《丁教習韙良條陳》就代表了這一主張。《丁教習韙良條陳》原為英文，發表于1900年9月5日（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京津時報》上，后收入《北京之圍，中國對抗全世界》一書于當年出版。現有兩個中文文本，一個是由牟安世教授從英文直接譯出的，一個是經由日文轉譯的，主要內容一致，文字略有不同。現將這兩個文本輯錄于下：
牟安世教授譯文：
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秩序恢復，同時也是怎樣把一次革命的果實拿到手，這次革命非常出人意外地已經把中國的命運交給了外國列強。以下四條措施看來可以充分地處理這些問題：
1、必須把皇太后流放，以消除她所造成的損害；必須讓皇帝在附屬于幾個大國提攜的條件下，恢復他的適當的權威。
2、自戊戌政變以來開始的，所有皇太后的命令，包括她所任命的黨羽，除為新政府所同意者外，必須一律廢除取消。
3、皇帝的改革計劃，必須在列強的批準下方能重新開始和執行。
4、必須讓列強劃分出他們的利益范圍，每一個強國均須任命一個代表，以控制省政府的行動。
對于中國來說，完全的獨立自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上述計劃可能使現存的政府機關保持運轉，可能防止無政府狀態，可能有利于進步，也可能贏得中國人民中最開明的人士的支持。否則，只有推翻當前的朝代和帝國的正式瓜分——那是一個籠罩著長期的激烈的沖突的過程。外國列強通過我所提出的方案，將有時間來慎重擬定他們的政策，將有時間來引進逐步的改革，這要比起他們通過公開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東西多得多。通過中國人來統治中國是容易的，否則，就不可能。
北京，一九○○年六月十八日。[28]
左原篤介等的譯文：
以下數節乃北京未圍時所擬，業已呈送各國使臣核覽。今皇太后已西狩，事勢雖異于前，重行覆閱亦無可增減者。北京同文館教習丁韙良誌
目前應為者，乃設法使地方平靜，且使經此一變之后有成效可睹。以下四節似宜辦到：一、欲使民生不受皇太后之害，必先將皇太后遷徙他處，而使皇上復辟歸各國協同照料；二、自戊戌政變以來，皇太后之政令所及，所派大小臣工，除非已經新政府所許可者，悉不可用；三、皇上復辟后，所有新政，須各國許可，然后可行；四、各國可將其分界分別清楚，每國應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為之事。中國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數節可使中國不亂，而便行新政，且得智慧華民之助。否則，唯有廢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辦，則后來戰爭之日，無已時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國則得以時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國之法亦可漸變，其所得者較瓜分為多也。再，治中國須以華人，無他術也。 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十八號在北京作。將以上數節復閱后，尚有一節須添，蓋各國應設一公會，凡與各國利權有礙者，可蠲除之。此外，亦宜引進新法于中國也。[29]
丁韙良籍隸美國，是一位在華多年的中國通，曾任北京同文館教習、總教習，時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二品官銜。他的這一《條陳》是受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委托草擬的，并“在六月中旬形成了文件”，作為列強首領英國的建議“呈送各國使臣核覽”，“以后不久就付印了”[30]。與此同時，英國在上海的輿論工具《字林西報》緊密配合，大造聲勢。就在《丁教習韙良條陳》送交各國公使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19日，《字林西報》為宣傳這個方案而專門發表社論，聲稱“中國與列強同時作戰，是出于慈禧太后及其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的抗拒外國列強”。“無論發生什么事情，這批奸黨如不自動離去，就必須把他們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找出來，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上。現實應該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戰爭的是慈禧太后，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這段話不僅體現了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堅欲瓜分中國的意圖，而且體現了丁韙良《條陳》政治策略的精髓。即利用慈禧太后再出訓政與強行廢立一事，在中國官紳中挑撥離間，大肆煽動，妄圖將他們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借以攪亂中國政局，從中漁利。可以斷言，這篇社論的炮制者是熟讀過丁韙良《條陳》的。否則，他們怎么會如此心意相通？而這家報館的另一報紙《字林星期周刊》，復于次日（6月20日）全文轉載了這篇社論，以加重其政治分量[31]。凡此種種，沒有英國公使乃至英國政府的同意與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雖因其后形勢變化，英國改變主張，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最后沒有采納丁韙良的意見，但決不能否定這個文件的歷史意義，亦不應視為只是丁韙良的個人意見。它是個重要的證據，說明英國政府當時曾持這一主張，并且反映了當時西方列強中多數國家的意見，只是由于使館被圍，調兵受阻，中國軍民聯手英勇抗戰，致使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決議，就不得不改變主意。
至于羅嘉杰密報與《丁教習韙良條陳》有無聯系，且先來看一看惲毓鼎、袁昶所分別講述的有關羅嘉杰密報的內容。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稱，“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圣。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群臣咸頓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會有四條,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詢之榮相，其一勒令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32]袁昶《亂中日記殘稿》則說：“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杰上略園相書。稱洋人要挾有四條（相出示同列，其一條，稱請歸政，不知確否……）,致觸宮闈之怒。……推原禍本，蘇糧道羅嘉杰，密稟大學士榮祿，所稱夷人要挾四條，多悖逆語云云。乃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圣慈所由激怒，兵釁所由驟開。”[33]
雖然出于種種原因，羅嘉杰密報與《丁教習韙良條陳》字面上有明顯不同，但其核心內容，即廢除慈禧太后、復辟光緒皇帝，或者說是勒令太后歸政，是相同的，而這一問題正是當時各種政治矛盾的一個重要焦點。再者，羅嘉杰作為國家四品官員，竟至深夜遣子造訪榮祿，已屬驚天動地之事。其所密報的內容則不僅關系國家命運，亦關系本人的身家性命，這就使他不能不考慮此舉的嚴重后果，不能不慎之又慎。不管他通過什么途徑搞到的這份情報，也不管這份情報是一種什么形式，若非確有把握，他是不可能甘心承擔如此巨大的政治風險的。所以，對這一史料的處理應當慎重，即使一時不能落實，尚可存疑，不宜急切加以否定。
六
從以上情況似可看出這樣幾個問題：首先，帝國主義確有瓜分中國的圖謀。他們干涉宮廷廢立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中國進步，而是為了乘機滅亡中國，并千方百計地在政治上迷惑洋務派與維新派，騙取他們的支持與合作。當中國軍民在京津地區英勇抗擊八國聯軍的入侵時，洋務派與之協議東南互保，自立軍起兵“勤王”，客觀上都不利于中國的抗戰而有利于八國聯軍的侵略。可以說這都是《丁教習韙良條陳》的政治策略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而慈禧太后肆行己意，不顧國家安危，一心要廢除光緒皇帝，致使統治階級內部思想混亂，意見分歧，亦為帝國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第二，慈禧太后長期把持帝權，甚而肆行廢立，從封建法制的角度看，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從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則是發動政變、反對變法維新的繼續，是政治上的反動倒退行為。但在甲午戰后民族危機日夜加深，帝國主義妄圖借機滅亡中國，并不惜發動一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戰爭，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她對西方列強干涉宮廷事務的抗爭，則具有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性質。因為，垂簾聽政就是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慈禧太后就是中國的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也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一大障礙。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管出于什么動機，她的個人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都具有一致性。她后來背叛民族利益、鎮壓義和團、同帝國主義達成政治上的妥協，則是因為帝國主義放棄了對清朝宮廷事務的干涉，承認了垂簾聽政體制和慈禧太后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第三，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斗爭，并不是引起八國聯軍入侵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他們的一個借口。因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決心，在甲午戰后不久就下定了，德國出兵強占青島，俄國出兵強占大連，就是他們為此發出信號和說明這一問題的重要證據。在他們的心目中，清政府已經是一具腐敗透頂的政治僵尸，中華民族已經是一個任人宰割的死人。按照德、俄等國心思，直接瓜分就得了，用不著大費周折。只是英、美等國老謀深算，要玩花樣、動策略，以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他們要在慈禧太后肆行廢立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制造輿論，爭取人心，以便分化清朝各派政治勢力，減少政治阻力。然而，清政府無論多么腐敗無能，慈禧太后在清朝統治階級中無論多么孤立，要廢除慈禧、推翻清政府，絕不是只靠言詞所能辦到的。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也就無法壓垮清政府，脅迫慈禧太后“歸政”。所以，西方列強要公然向中國調兵，就得有一個響亮的借口。本來，慈禧太后肆行廢立之事是可以作為軍事入侵的借口的，不料她事到臨頭，嘎然而止，使帝國主義各國抓不到把柄，不得不另尋借口。恰在此時，義和團運動高舉“扶清滅洋”大旗，在山東、直隸興起，并在清朝軍隊的圍剿中很快發展壯大，占據涿州，震動京師。于是，西方列強便以保衛使館為借口，陸續向北京調兵。他們開始時是調集早已在天津大沽口外停泊待命的海軍陸戰隊，其后是應命從國內趕來的陸軍，人數越來越多，由數百到數千、數萬，終于形成一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
請看下面的時間表：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英、美、法、德、意五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取締義和拳。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九日（3月9日）各國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公布剿滅義和拳之上諭。
同月十日（3月10日）美國公使康格電請美政府派海軍來華。
十一日（3月11日）美、英、法、德、意五國公使電請本國政府派遣海軍來渤海灣。
十三日（3月13日）各國海軍在渤海舉行聯合演習，向中國武裝示威。
十六日（3月16日）英國公使再次電請本國政府派遣海軍來渤海灣。
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德、法四國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請于兩日內剿除義和團，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直、魯兩省，代為剿平。
四月二十日（5月18日）總理衙門照會英、美公使，決心力剿義和團。
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各列強駐華公使團會議，提出調兵來京。
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義和團在直隸淶水打敗清軍，陣斬副將楊福同。
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義和團進占順天府涿州城。
五月一日（5月28日）列強駐華公使開會，決定調兵護衛使館，德使克林德認為，這些行動是瓜分中國的開始。
五月三日（5月30日）總理衙門要求各國公使稍待數日，再行調兵入京，遭到拒絕。
五月四日（5月31日）英、美、法、俄、日、意六國軍隊400余人到京。
五月七日（6月3日）德、奧兩國軍隊80余人到京。
五月十一日（6月7日）俄國派兵4000自海參崴赴天津[34]。
從表面上看來，西方列強調兵進京好像是為了對付義和團，實際則不然。請看下面的事實：
五月十三日（6月9日）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宮，董福祥率武衛右軍（甘軍）隨行進城。英國公使竇納樂大為震驚，急電早已泊駐天津大沽口外的海軍中將西摩爾率八國聯軍進京。蓋西方列強英、美、法、俄、日、意、德、奧八國軍隊近500人進入東交民巷各國駐華使館后，清宮已在其大炮射程之內，社會上開始風傳慈禧太后欲向西安逃跑的消息。竇納樂等各國公使也認為，慈禧太后“十分驚慌，并已決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35]。不料，她卻突然回宮，并把各國強烈要求調離北京的董福祥甘軍帶回城內，令其駐扎于天壇先農壇，自后監視使館區。竇納樂等見情況有變，計劃落空，于震驚之余只得大量增兵。樸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1900年6月9日）稱，“太后已由頤和園回京”，“彼頑固兇橫之董福祥騎馬后隨，旗幟飄揚于道中，以顯董軍之威，其號手力揚其聲，似挾有殺伐之音者。觀此情狀，殊不能使人安心也”。又說，“今日天已黑暗，復聞驚人之消息，彼頑固兇橫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駐扎于天壇先農壇前之空地”。“使館至此始大震動，發急電與水師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為時已晚矣，真是太晚矣！”“蓋中國疏懶之政府，今已奮臂而起，不久將冒險而來攻，或即將來攻[36]。” 請注意，這里說的是政府，并不是義和團。就是說，西方列強向北京調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對付義和團，而是為了對付清政府。何況，他們最初還沒有料到義和團敢與武器精良的外國侵略軍對陣，也沒有料到這兩個冤家竟會聯手抗戰。從下面的情況也可以看出，義和團雖在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戰爭中起了關鍵作用，但并非庚子之戰的主角，更不能決定或戰或和的問題。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清政府命榮祿、聶士成、羅榮光在天津、大沽一帶實行軍事戒嚴，以重兵控制鐵路、車站，實力禁阻各國兵隊，不準一名洋兵闖入畿輔。但他們以“不可釁自我開”為由，拒不奉命。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義和團在廊坊車站拆毀鐵路，力阻洋兵進京，雙方展開血戰。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榮祿奏稱，幫辦鐵路大臣張翼等同法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協商議定，只要清政府發布諭旨，切實負起保衛各國使館之責，外國軍隊就暫緩進京。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清政府同時發出兩道諭旨，一是命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實力保衛東交民巷；一是命榮祿、聶士成、羅榮光力阻各國續來入京之兵，以符張翼等與杜士蘭約定協議。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該督等須相機行事，朝廷不為遙制，萬勿任令長驅直入，貽誤大局。
自即日起，慈禧太后連續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對外和戰與對義和團的剿撫問題。
同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外國海軍將領向羅榮光發出最后通牒，令中國軍隊于次日兩點前交出大沽炮臺，過時將武力攻取。同時經由法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將該通牒轉呈直隸總督裕錄。
是日夜，江蘇糧道羅嘉杰派其子至榮祿宅，密稟所獲有關《丁教習韙良條陳》的內容。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國聯軍攻占大沽炮臺，羅榮光率中國軍隊撤走。
同日，榮祿將羅道密稟轉奏慈禧太后，太后根據自己的需要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宣露其內容，大肆鼓動，表示要同列強決一死戰。
同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撫派兵星夜騁赴京師，聽候調用。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認為八國聯軍進攻大沽炮臺，是對中國首開戰釁，有意失和，勒令各國使館于二十四小時內撤離北京，開赴天津。各使館要求寬限撤離時間，遭到清政府拒絕。樸笛南姆威爾認為，“今戰事已開，從此非拳匪之事，而為政府之事矣”[37]。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此前奉命保衛東交民巷使館的武衛中軍、武衛后軍，因宣戰照會規定的時限已到，復奉命開始圍攻各國使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發布宣戰詔書，向國內官紳軍民進行戰爭動員。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西方列強強行向中國調兵，尤其自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以來大批向北京調兵，是引發庚子之戰的關鍵所在。且這次戰爭的雙方都隱瞞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始終沒有公開宣布同對方斷交、開戰，只是以強行調兵進京和武力禁阻調兵進京的形式進行。所以，從國際法的角度考察，戰爭雙方做得都不甚規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確實是一場戰爭。因為，按照國際法的規定，外國軍隊不經允許進入主權國家或在使館內屯兵，就是發動侵略戰爭。至于清政府照會中為什么只令外國使館撤到天津，而不提出與他們斷交、開戰，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因列強后續調兵進京只是以保衛使館為名，并沒有宣布同中國斷交、開戰；二是此前有個張翼、杜士蘭協議，只要清政府發布諭旨，切實負起保衛各國使館之責，外國軍隊就暫緩進京。如今列強不僅大量向中國增兵，還要強占大沽炮臺，故清政府認為他們撕毀了上述協議，中國政府也就不再承擔保衛使館之責。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清政府始終不承認攻打使館，而把此事推到義和團與董福祥身上，自己的責任僅是形勢混亂中保衛不周。其實，攻打使館一事完全是武衛軍所為，自始至終由榮祿指揮，同義和團沒有關系。從樸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一書中可知，義和團個別人員曾與使館發生過糾紛，那是因同伴被使館人員抓去，前往使館要人，且時間上是在使館被圍之前；使館被圍后也曾有一人潛入使館邊緣，但隨即被洋兵開槍打死。故書中只有德使克林德捕捉和槍殺義和團的記載，從沒有義和團圍攻使館之事。林華國教授曾對此作過專門考證，筆者認為這些考證是可信的。而最后把圍攻使館一事算在義和團的賬上，完全是西方列強與慈禧太后做的一筆交易。故在雙方談判“懲兇” 問題時，西方列強裝聾作啞，只追究董福祥的個人責任，根本不提榮祿，更不追究清政府的責任。當時，西方列強指控中國的最大罪名是殺使臣、圍使館，他們為追究戰爭責任殺了那么多清朝滿漢王、大臣，但卻殺不了董福祥，最后只好以將其革職了事。
西方列強之所以會這樣做，與其中途改變戰爭目的有關。他們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最初目的，本來是要廢除慈禧太后，推翻清政府，復辟光緒，瓜分中國。但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擊下，他們不久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認識有誤，沒有清政府的合作根本就無法對付中國人民的反抗。遂改弦更張，放棄瓜分中國的政策，重新回到聯合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共同對付中國人民的老路上來。就拿“懲兇”一事來說吧，他們認為既然從自身利益出發，“懲辦皇太后是絕對不可能的”，也就不能“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38]，即清王朝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政治體制，也就不能執意嚴懲她的親信了。所以，從這場戰爭的最后結局看，參戰三方——西方列強、慈禧清政府和義和團，都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最初目的。西方列強沒有達到瓜分中國的目的，只是撈到九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和在中國的一些權益，其清除頑固派和強迫清政府實行新政的做法，則可謂“塞翁得馬，焉知非禍”，歸根到底還是有利于中國的發展。慈禧太后雖然保住了皇位，但卻犧牲了頑固派，清政府從此成為洋務派的天下，失去了原來的制衡機制。尤為嚴重的是，被迫實行的新政為立憲派的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卻將清政府引入進退兩難的絕境，最終送掉了卿卿性命。義和團臨危受命，以自己的巨大犧牲擊敗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雖未實現徹底驅逐外國侵略勢力的愿望，但卻保住了中國的半獨立地位。他們熱愛祖國、英勇不屈的精神成為后世榜樣，其不夠明智之處也為后世留下教訓。這場戰爭對中國人來說，付出最大的是義和團，而受益最多的是袁世凱北洋集團和資產階級維新派、立憲派，清末民初的20幾年簡直就成了他們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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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朱東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1]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以下簡稱《義和團》）（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4頁。
[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第152頁。
[3] 張海鵬：《追求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15、216頁。
[4] 林華國：《義和團史事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81、85頁。
[5] 牟安世：《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320—325頁。
[6] 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81頁。
[7] 林華國：《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0頁。
[8]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5頁。
[9]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7—38頁。
[10] 《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782頁。
[11] 《清實錄》，第57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1025頁。《義和團》（四），第10—11頁。
[1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下冊，第1024—1063頁。
[13] 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58頁。
[14] 《國聞備乘》第81頁。
[15] 陳夔龍：《夢焦亭雜記》第1卷，第11頁。1925年木刻線裝本。
[16] 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電信》（以下簡稱《劉忠誠公電信》）第1卷，第14頁。宣統元年木刻版。
[17] 竇宗一：《李鴻章（日）年譜》，香港友聯出版社，1975年，第396、398、408頁。
[18] 《李鴻章（日）年譜》第396頁。
[19] 《清實錄》，第57冊第776頁。
[20] 《李鴻章（日）年譜》第395、396頁。
[21] 《李鴻章（日）年譜》第397、398頁。
[22] 《清實錄》第58冊，第11頁。
[23] 《李鴻章（日）年譜》第407、408頁。
[24] 《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312頁。
[25] 《德國外交文件》（二），第2頁。轉引自《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285頁。
[26] 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編：《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上卷，第二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3頁。
[27]丁韙良：《北京之圍，中國對抗全世界》，1900年英文版，第145頁。轉引自《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324—325頁。
[28]《北京之圍，中國對抗全世界》，第145頁。轉引自《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324頁。
[29] 左原篤介等：《八國聯軍志》，《義和團》（三），第229頁。時間有誤，應為一千九百年八月十八號。文中標點不甚恰當者亦略有改動。
[30]《北京之圍，中國對抗全世界》第145頁。轉引自《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324—325頁。
《義和團》（三），第229頁。
[3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233頁。
[32]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義和團》（一），第48—49頁。
[33] 《袁太常公行略》，轉引自林華國《歷史的真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頁。
[34] 《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528—530頁。《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下冊，第1063—1073頁。
[35] 《英國藍皮書》第82頁，轉引自《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289頁。
[36] 《義和團》（二），第214、215頁。
[37] 《義和團》（二），第234頁。
[38] 孫瑞芹：《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126、130頁。商務印書館，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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