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龍華24烈士”史料查考
今年是上海“龍華24烈士”就義80周年，本人于清明節專程去上海，率惲雨堂、李文兩位烈士的親侄孫女和侄孫女婿一行六人為“龍華24烈士”掃墓。在陵園工作人員陪同下，掃墓后，參觀了陵園為烈士們犧牲80周年專門陳列的展覽館。在展覽館里，陳列的烈士們的史料、遺物以及國民黨反動派殘害烈士的刑具等，較10年前我去掃墓時增加了幾倍，并按原圖紙修建了囚禁烈士的牢房……。
解放初，陳毅同志任上海市市長時，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很重視對“龍華24烈士”的史料和遺物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專門請了知名畫家，到我家鄉召集惲雨堂烈士的生前好友座談，回憶他的相貌，并參照我岳父惲禮堂(惲雨堂的同胞長兄)的照片，畫出了現陳列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紀念館惲雨堂烈士的畫像(因他沒有能留下任何遺物，包括照片)。以及各屆上海市委、市政府對“龍華24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這次專門陳列的展覽館，我估計約占400多平方米。在此，謹以惲雨堂、李文兩位烈士的晚輩對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人民、龍華烈士陵園的全體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表示深切的謝意！
兩次專程去掃墓，促使了本人逐步深入搜集、學習和研究“龍華24烈士”史料。可以說今年搜集到的資料比十年前多了好幾倍，尤其搜集到了不少被稱作“第一手資料”。十年前一些尚未弄清的問題，現在大多可弄清楚了。因此，特寫此文，首先是對24烈士犧牲80周年表示深切的懷念，同時把我對已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來，公布于眾，爭取大家指正和補充。
一、“龍華24烈士”簡介
上海烈士陵園“龍華24烈士”紀念館對何孟雄、林育楠、惲雨堂、李文等的史料介紹較多，為此，把我掌握的資料，一并介紹一下，很有必要。原來見到一些文字報導：“龍華17烈士”、“龍華23烈士”，最終確認為：“龍華24烈士”。
“龍華17烈士”，最早是語文課本中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的注解。“龍華23烈士”見張國濤著《我的回憶》一書，以及惲逸群同志發表的文章(注：參見《常州史話》編輯組編寫出版的《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資料匯編(3)》以下簡稱“資料匯編”。“龍華24烈士”見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編》以下簡稱“史跡選編”，但文中僅列了17位烈士名單。本人于2007年4月13日發表在《常州日報》的《龍華24烈士中的兩位常州人》一文中介紹了22位烈士姓名和職務，并說明“另有兩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這次又查到了一位烈士姓名，因此，“24烈士”現己查到23位烈士姓名，還有一名的姓名不知道。這23位烈士姓名，是本人參考前述17位名單，以及我第一次去龍華烈士陵園掃墓時拍攝到的烈士墓上的名單以及其它資料和互聯網匯成的。24位烈士姓名如下：
任江蘇省委委員等職的何孟雄；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等職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
中共中央宣傳部干部、“左聯”作家李求實；
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等職的惲雨堂和他的夫人李文；
上海總工會秘書長龍大道；
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上海市總工會青工部部長歐陽立安；
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部長王青士；
中共上海閘北區委宣傳部部長蔡博真；
共青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伍仲文(女)；
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部長阿剛；
上海總工會滬東辦事處主任費達夫；
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干部湯士倫、湯士佺；
上海總工會秘書彭硯耕；
“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女)；
賀林隸、羅石冰、劉爭三位；
李云卿：191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共黨員，1929年到上海工作。
說明：經對一些圖書、《龍華烈士陵園紀念館》展出的資料和大量互聯網轉載的文章報導，經逐個核查，基本上確定了上述《龍華二十四烈士》中二十三人的姓名，仍有一位不知姓名。以下是23位烈士簡介：
何孟雄：
新華網北京2006年３月１１日電：“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墻外桃花墻里血，一般鮮艷一般紅。”這首詩是為紀念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殺害的２４位革命烈士而寫的。在這２４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產黨員━━何孟雄。
何孟雄：１８９８年６月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長沙求學期間，與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誼。１９１９年３月，何孟雄入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受《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思潮的影響，積極投身五四愛國運動，成為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重要骨干。１９２０年３月，在李大釗的指導和幫助下，何孟雄加入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團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１１月，加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何孟雄是全國最早的５０余名黨員之一；同年秋，任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成員；同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任地委書記兼組織委員；１９２５年５月１日，任剛剛成立的京綏鐵路總工會秘書長；１９２６年初，調任中共唐山地委書記；１９２６年冬，調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工作，任中共漢口市委組織部長。
在此期間，何孟雄作為北方黨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成員，參與發動和領導了京綏鐵路、開灤煤礦、唐山鐵路機車廠、正太鐵路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許多重大斗爭。
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嚴重白色恐怖中，何孟雄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奉調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淮安特委書記、江蘇省委常委兼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參與領導江蘇各地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工農運動和開展武裝斗爭。(注：當時的江蘇省委，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黨員人數超過全黨半數)。
林育南：
1898年生，湖北黃岡人。我國早期的職工運動領導者之一。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后來回到武漢，與惲代英、李求實等同志組成進步團體“利群書社”。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不久參加中國共產黨。1922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1923年“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組織部長。大革命時期，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1928年，他隨黨中央轉移到上海，開展地下工作。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作風樸實，熱情幫助戰友，嚴格要求自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寒冷使人警惕，使人堅忍，使人奮發，別要怕冷！他鄙夷那些跑到‘暖閣’里去(指當年艱苦環境下脫黨的人)的意志薄弱者，決心做一個挺立在風雪中的‘鐵巒’。”(注：參見《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編》以下簡稱“史跡選編”第42至49頁)。
李求實：
又名李偉森，1903年生，湖北武昌人。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在惲代英、林育南帶領下，1919年共同發起組織進步團體“利群書社”，后隨惲代英前往黃陂正誼小學、萍鄉煤礦工人子弟小學、四川瀘州中學等教書。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入黨。1923年曾參加“二七”大罷工。1924年由團中央選派赴蘇聯學習，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駐莫斯科總代表。1925年回國后，任共青團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主編《少年先鋒》雜志。1927年任共青團湖南省委書記。1928年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宣傳部長，主編《中國青年》。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編輯，在此期間并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長期來，李求實從事青年工作，文化宣傳工作，曾在《少年先鋒》、《中國青年》、《北新》等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宣傳革命道理，并在黨內明確表示過自己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立場，表現出很高的政治覺悟。
注：參見“史跡選編”第50至52頁。
惲雨堂：
1902年生于江蘇省武進縣西夏墅鎮一個貧農家庭(注：土改時定的貧農)，排行老二，我岳父惲禮堂是老大，他還有一個弟弟惲玉堂烈士。父母早亡，經濟困難，均未成年就各謀生路。我岳父去看廟宇為生，早年參加共產黨，后因兩個弟弟都參加革命而回來守家，解放后于1966年去世，去世時為縣政協委員。小叔父惲玉堂到商務印書館當童工，1927年加入共產黨，先后任區委書記、縣委常委和組織部長等職，后參加新四軍任游擊隊長，于1941年在日寇清鄉時的槍戰中中彈犧牲，現常州地區竹林庵烈士陵園有他的事跡介紹。大叔父惲雨堂1902年8月出生，參加革命后，惲雨棠撰寫文章的筆名叫洛生，被捕后在獄中的化名叫胡迪生，在蘇聯留學期間的俄文名字叫米留丁。全家靠耕種六七畝地和經營一個小竹器店維持生活。9歲時惲雨堂進國民小學讀書，讀到初小二年級時，因父親去世，家中無力供養而輟學，后經他的老師韓佩蘭介紹到鎮江張裕昌變蛋坊做學徒，張裕昌的龍缸皮蛋頗負盛名，惲雨棠名義上是學手藝，其實是老板家里的雜役工，而且他的收入也只夠自己糊口的。翌年，惲雨棠離開鎮江張裕昌變蛋坊到安徽蕪湖中興打蛋廠做工。惲雨棠16歲時，因母親病故，他回到家鄉，自己開了一爿新華酒店，他自制甜白酒出售。后來，他從親戚王光業處得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所招工的消息后，就將小酒店出盤給一位街坊，啟程去上海商務印書館應考。1919年9月，惲雨棠經考試成績合格，被錄取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練習生，后來被分配到訂書柜工作。“五四”運動激發了他的反帝愛國熱情，開始閱讀馬列主義書刊，積極投身變革社會的潮流。后來，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共上海黨組織推動工人運動的重要據點，他在黨的教育下，覺悟不斷提高，1923年，經商務印書館黨支部書記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注：惲雨堂的入黨時間，都是根據解放初任華東局宣傳部長、《解放日報》總編的惲逸群同志在《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資料匯編(3)》一書中所著《惲雨堂烈士傳略》一文，文中介紹說：惲逸群1926年入黨，1925年相識惲雨堂，證明惲雨堂于1922年或1923年入黨；但在文中最后說知道惲雨堂是較老的共產黨員，他究竟哪一年入黨，我不清楚，但無論如何不會后于1924年。所以，現所見文獻，惲雨堂入黨時間有1922、1923、1924年三個版本。現龍華烈士陵園估計是選其中即1923年。我根據惲逸群在文中介紹“192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大罷工，震動全國，就是惲雨堂領導的。當時，……商務印書館為全國最大的出版單位，主持者頗多著名人士。對管理職工，有各種福利，平素以公平合理自命，社會上也認為商務印書館的職工待遇較其它行業和單位優厚。等讀到《罷工宣言》，才知道所謂‘優厚待遇’實質就是資本家可以多剝削職工勞動創造的財富。這篇當時燴炙人口，后來成為中國職工運動史上重要文獻的《商務印書館罷工宣言》，就出自19歲的惲雨堂之手”。根據這一史實，就是我在《二十四烈士中的兩位常州人》一文推斷惲雨堂于1922年入黨的依據)。惲雨堂入黨后積極工作，于1924年和董亦湘兩人介紹同所的陳云(注：參見《陳云傳》第14頁)、薛兆圣等入黨，參加“五卅”運動和參與組織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商務印書館第一次工人大罷工，并為這次罷工起草了《商務印書館罷工宣言》，公開宣傳了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動剩余價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激發了工人斗爭求解放的自覺性，成了我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重要文獻。(在此講一件事：《陳云傳》一書12至17頁，把1925年商務印書館工人罷工稱為第一次罷工，并由他領導……。這是否又是一起“換頭術”鬧劇？)。1925年惲雨堂被派往黃浦軍官學校學習；1926至1928年先后兩次被派往蘇聯東方大學，第一次去學習，第二次去任翻譯；1928年下半年回國，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行部主任，同時從事文藝創作，并先后在《小說月刊》等刊物上發表《柴霍甫的革命性》、《蘇聯文藝概論》等譯文。 1930年6月，惲雨堂調任上海市工聯（赤色工會）市政總工會主席，兼黃包車夫罷工委員會主席，為同工人打成一片，他親自拉黃包車；不久又調到國民黨統治中心中央直轄市南京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即我黨南京市第二任書記）。同時期黨中央正指令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攻打湖南長沙和江西南昌，為配合湘、贛的武裝斗爭，要求南京地下黨發動暴動以牽扯敵人。因此為加強南京地下黨的領導，中央從上海、武漢調部分干部支援南京地下黨的工作。而當時南京地下黨遭到了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殺害。國民黨的《民生報》用大幅標題聲稱：“昨槍決共黨二十名圖在‘首都’暴動響應湘贛‘共匪’”，并稱：“共產黨擬在‘首都’陰謀暴動，希圖響應湘贛‘共匪’，并由滬、漢派來共黨多名，到京參加主持等情。……已判死刑之任雪濤等二十名，業于今日下午三時，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以上所述即指1930年8月18日下午，在南京雨花臺刑場二十名共產黨員被殺害，其中包括中共南京市委委員任雪濤同志和中共南京市北區區委委員譚藉安同志。這次南京地下黨的暴動失敗了，同時攻打長沙和南昌也遭失敗。后來毛主席在談到李立三“發動大中城市暴動、攻打中心城市”這一“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后果時說：“打長沙失敗了，這次失敗有助于摧毀‘立三路線’，并避免了可能成為災難性的對武漢的進攻。”剛到南京任我黨市委書記的惲雨堂面臨的就是立山極“左”路線，使南京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的現實。(注：主要參見惲逸群同志發表在“資料匯編”《惲雨堂烈士傳略》和給我岳父家寫的證明信以及“資料匯編”中其它相關文章)。
上海《龍華24烈士》紀念館展岀了關于惲雨堂很多史料，現摘錄如下：
惲雨堂負責起草發行了《職工會宣言》和《罷工宣言》，8月23日《申報》轉載了遠東通訊社播發的《職工會宣言》全文，《職工會宣言》把在貧困厄運中掙扎的工人的生活描寫得淋漓盡致，“工作之苦”實非筆墨所能描寫，“工時之長”非一般人能意料，……在先進的歐美果然是沒有的。
“臨危受命”：南京當時是國民黨統治中心，1930年7月至10月3個月間，南京城210個(中共)黨員中被捕的就有100余人，被害者近百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江蘇省委決定派惲雨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在爭求他的意見時，他欣然同意，表示無條件服從組織的安排。當時，他妻子(李文)正住院分娩，他毅然離開分娩的妻子奔赴南京，著手恢復南京地下黨組織。……當有人問他妻子為何未來南京？他說李文愿意同來南京工作，……但自己抱著一人犧牲的決心，而不連累她，惲雨堂在這種情況下，全力撲在黨的工作上，及時恢復了多處南京黨團組織。1931年，對南京市委領導，在極為復雜條件下，取得這些成績，工作很有成效。江蘇省委給予了肯定(注：因攝像機錄下的這段文字較模糊，有的地方看不清，但同原意不會有原則出入)。
“優秀的作家和翻譯家”：惲雨堂是革命文學運動的支持者，他積極從事創作和翻譯無產階級作品的事業，是一名優秀的作家和翻譯家，他翻譯了俄國契訶夫著的《柴霍甫的革命性》一文，發表在1929年12月號《小說月刊》上，該刊還在1930年1月號和2月號連載他的譯文《蘇俄文藝概論》。惲雨堂譯文附記中闡明了翻譯的目的在于“使讀者即工農大眾對于俄國大革命前后及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個時期之革命文學，得一個系統的了解”，“無產階級應有其自己階級的文學，在目下的中國文臺上，大約己沒有人敢于否認或反對了吧。則這一本小冊子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并非沒有意義的”。“惲雨堂的這些無產階級作品，為推動左聯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以上選自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展覽館，其中《職工會宣言》和發表在《小說月刊》上的文章都有遺物展出。
李文(女)：
李文，原名李萱，又名文婉，也是江蘇武進人，1910年生，1927在常州芳暉女中加入共青團，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于積極參加并組織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而被校方開除。她回到家鄉湟里鎮，先后發動和組織女縫紉工罷工，為婦女職工爭取合法權利，這在當地屬首次女工罷工運動；同時積極組織農民協會工作。1929年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上海市市政工會機要秘書。經薛兆圣介紹，同年和惲雨堂結婚，于第二年生一女孩。(參見“資料匯編”：惲逸群《李文烈士傳略》)。
李文自幼活潑機靈，不僅才貌岀眾，而且氣質非凡。因此，父母對她格外痛愛。她七歲入學，后入縣城(今常州市)芳輝女中讀書。中學期間李文成長很快，不僅閱讀了大量進步書藉，拓寬自身的知識，還作文寫詩表達對勞苦百姓的同情和對封建制度的仇恨。在目睹了富人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時，她曾寫了這樣一首詩：“缺衣乏食的佃農，終年辛勤勞動；被剝削的工人，日夜在機旁奮勇；田野里哀鳴處處……”。中學時的李文，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她和進步同學經常不顧宿監的嚴格控制，外岀貼標語、搞文娛活動，宣傳反對封建思想、歡迎北伐軍。
“在斗爭中成長”： 1927年秋，李文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思想進步，同情窮人，看到家鄉富人田達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認為是封建剝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消滅剝削這一不合理的制度，窮人才能得到解放。為此，她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支持貧苦百姓。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共地下組織以小園窠村為核心，在湟里周圍組織農民協會，李文冒著風雨和同志們一起開會，直到午夜有時到凌晨才回家。母親放心不下，她總說：我們做的是正經事，走的是正直路。1928年夏收前，中共地下黨組織召開各地農協聯席會議，要求以“二五減租”為名，從1927年春北伐軍到達江南之日起，停交當年夏租。土豪劣紳非常恐慌，糾集城鄉反動勢力大肆鎮壓農民和進步群眾。李文卻不害怕，她奮勇抗爭，并在斗爭中鍛練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為革命忍痛割愛”： 1930年，惲雨堂赴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之前，李文在上海新閘路戈登路(今江寧路)大德醫院分娩，生下一個女孩。由于惲雨堂反對王明的極左路線，而遭王明迫害，被撤職，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夫婦失業，經濟拮據，生活艱難，忍痛將剛生下的女兒送進了育嬰堂。之后，李文利用產后短暫時間，回家鄉探望雙親，母親思女心切，要求她回鄉工作。但李文一心想著黨的事業，拒絕了母親的要求。同時，也怕母親傷心，隱瞞了把孩子送孤兒院的事，只說在滬很好，要父母保重，匆匆離開家鄉回上海工作。
注：以上未注明資料來源的均參見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展覽館材料和互聯網報導。
龍大道：
龍大道生于1901年，侗族(注：是24烈士中唯一的少數民族)。1923年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后，在上海從事工運工作，協助周恩來領導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曾任上海總工會秘書長和經濟斗爭部部長等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轉赴武漢，與劉少奇等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總工會工作。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第四次勞動代表大會。被汪精衛集團下令逮捕，后來勝利越獄。1928年在浙江省委工作，并代理省委書記一職。1929年輾轉于安徽、江西、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龍華烈士龍大道三坐牢房志更強
身在牢房志更強，
拋頭碎骨氣昂揚。
烏云總有一日散，
共慶東方出太陽。
這是一個革命者為了向黨表達自己堅定的革命意志、決心矢志不渝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所寫的一首《獄中》詩。這首詩是他的戰斗誓言，也是他短暫而光輝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敵人監獄的生命體驗和理想追求。這個烈士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黨員、中國工人運動活動家、侗族職業革命家、著名的上海“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龍大道。他和無數的革命先烈一樣，用自己的生命鋪展了人民革命勝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熱血澆鑄了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基石。
當1926年5月“五卅”運動周年來臨時，中共上海區委領導上海人民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五卅”周年紀念活動。5月 30日這天，上海工商學各界一致罷工、罷市、罷課。上午在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市民大會，到會有1000余團體，60000人眾。時任上海總工會曹家渡部委書記的龍大道和其他工商學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陳詞，紛紛表達各界群眾反帝愛國的決心。龍大道說：“去年，我們上海人民掀起了規模巨大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權、收回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等反帝要求，給帝國主義在華統治以重大打擊。因此，這次運動遭到中外反動勢力的最殘酷鎮壓。但是，從今日到會群眾之如此熱烈，可見人心未死滅。說明我們上海各界群眾決心繼承烈士之志，去謀取中國之自由與獨立！”大會結束后，龍大道帶領曹家渡群眾跟隨大隊伍一邊呼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一邊散發傳單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隊伍掀起憤怒的巨浪，人們回憶著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灑下的鮮血，回憶著帝國主義兇殘地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人人義憤填膺，怒不可犯。他們如倒海翻江的怒潮，朝著“五卅”的出事地點、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現場——南京路奔瀉而去。 大隊伍的游行群眾還突破帝國主義的警戒，高舉國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沖進租界，直奔南京路，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不少市民、店員也紛紛自動參加游行隊伍。英國巡捕對游行群眾始而驚慌失措，接著進行鎮壓，用木棍、水龍驅趕群眾。龍大道帶領滿腔怒火的群眾就地拾起磚頭、木塊，與巡捕進行英勇不屈的搏斗。這一天，上海共有70000余工人進行了罷工，又一次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
然而，工人們的罷工精神雖然高漲，但是由于連日來物價不斷上漲，工人的生活發生了困難。加上一些工廠的資本家又罰扣工人工資，因而工人們在“五卅”周年活動后，正在醞釀著要求增加工資的斗爭。這時候，中華書局的職工也在準備舉行經濟罷工。中共上海區委為了加強對罷工斗爭的領導，決定由龍大道等同志組成一個領導小組，具體負責對罷工的領導。
一天，龍大道要去動員中華書局發行所的職工參加罷工。同志們知道那一帶警探成群，作惡猖獗，都勸他不必親自去。盡管大家一片好意，可是，不管怎么說，大道仍堅持要親自到工人中間去。同志們知道他決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便一再叮囑他千萬要小心。
龍大道略作化裝，換上工人服，便出門而去。當他趕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時。發現發行所的職工因生活所迫，正一批批前來上班。見此情形，龍大道急忙上前勸阻。他焦急而動情地對大家說：“工友們，我們不能去上班，雖然現在大家生活有困難，但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解決。工友們只有團結起來，與老板堅持斗爭到底，我們的罷工才不半途而廢，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資的最后勝利……”
正當這時候，一伙警探聞訊趕來。龍大道因躲避不及而被逮捕。敵人把他關在看守所里折騰了一夜。但龍大道始終堅持說他是去中華書局買書的，路上與發行所的工人發生了爭執。警探們也不明就里，沒有得到什么證據。上海區委得到情報后就積極主持營救。第二天，大道被解到會審公廨，以煽動罷工罪起訴。但他在公廨上矢口否定。由于上海區委事先設法了營救方案。在會審過程中，由著名律師出庭辯護，最后被罰了50元錢，得以交保釋放。但從此以后，龍大道的名字就上了軍警的黑名冊。之后，他參加組織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裝起義的斗爭，并協助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就在他任上海總工會經濟斗爭部部長不久，在 “四 ·一二”反革命政變來臨之前，龍大道和陳獨秀、毛澤東、惲代英等197名最著名的共產黨人被蔣介石“清黨”委員會列入“先行看管，制止其活動”的黑名單中。“四 ·一二”反革命屠殺后，龍大道和上海其他20名“首要共產黨人”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每人懸賞一千元大洋予以通緝。
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之中，1927年4月黨在武漢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龍大道出席了這次會議。6月19-23日，龍大道率領上海工人代表團參加在漢口召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次勞動大會。會上，他任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起草了《經濟斗爭決議案》，還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團在會上報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斗爭經過，揭露了蔣介石反動勢力在“四·一二”慘案中屠殺上海工人群眾的滔天罪行。會后，他被留在武漢與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林育南及湖北省委領導向警予等一起領導全總和湖北省總工會的工作。
8月的一天，龍大道從武昌的家里過江去組織漢陽兵工廠的罷工斗爭。出門前他手拿一只藥瓶只對妻子金翊群說要到醫院去配藥，中午就不要等他回家吃飯了。但到了晚上，武漢三鎮已是萬家燈火。燈火映照著綿綿的陰雨，發出朦胱的昏光。金翊群依著門框，望眼欲穿盼望丈夫的歸來……但整整等了一夜，大道終究不回來。
原來這一天，大道過江后剛在漢陽一家茶館與一個化裝成車夫的地下交通員接頭時，就被幾個暗探抓了去，關進武昌司門口國民黨設立的“鎮壓反革命委員會”的監獄里。
龍大道被捕的消息，震驚了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委及武漢的工人群眾。為了營救龍大道，省委領導向警予在秘密據點里多次開會商議準備組織劫獄，把大道等同志營救出來。因為敵人戒備森嚴，不易下手，致使劫獄計劃一時沒能實現。
一天，一場嚴酷的審訊開始了。審訊室里擺滿了各種刑具，一只血跡斑斑的老虎凳在強烈的燈光反照下，發出令人顫抖的寒光。
敵人將龍大道推進審訊室。一個身材矮胖的監獄軍法官朝他點頭一笑，然后慢條斯理地說：“聽說你是大共產黨，我很佩服，想跟你交個朋友，但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龍大道很沉著：“法官先生，你錯了，我不是共產黨，我是金甲祥，在漢陽鸚鵡洲做木商買賣!”
“混蛋，胡說!你騙不了我，你是共產黨！”軍法官掩蓋不了他的兇殘，狂暴地吼了起來。
“既然你知道我是共產黨，不是金甲祥，那何必問我?”龍大道反詰相奚。
“你，你……再不招來，我就動刑了!”軍法官惱羞成怒。
龍大道仍十分冷靜地重復：“我是叫金甲祥，做木商買賣的……”
軍法官指著眼前那只被鮮血染得發黑的老虎凳，暴跳如雷地命令:“快快用刑!”
幾條滿臉橫肉的大漢如狼撲食，狠狠抓起龍大道往老虎凳上一摁。用皮帶將全身扎緊，拿著大磚頭往腳下一插，再用錘子敲打進去，皮帶“吱吱”著響，龍大道只覺渾身一散架，腦袋一轟鳴，眼前昏黑，便暈眩過去……
當他蘇醒過來時，已躺在潮濕昏暗的囚室里。同室的難友過來看著他，見他遍體鱗傷，紛紛譴責敵人的淫威暴行。
幾天后，向警予又親自安排金翊群到監獄探望龍大道。夫妻相見時，百感交織。可龍大道第一句話卻是問“大家都好嗎?”妻子知道丈夫惦記著同志們，便回答道：“都好！”接著他安慰鼓勵妻子說：“鬧革命總免不了犧牲的危險，但我們的犧牲是為了千百萬人的解放，為了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值得的有意義的。——當然，你不要難過，敵人沒有撈到我什么證據，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貼有金字的藥瓶。我便化名金甲祥，自稱是漢陽鸚鵡洲的木商，看來問題不大……”
聽到這里，金翊群稍微寬心了一些。這時她才認真打量著丈夫。只見他臉色蠟黃，胡子拉碴，頭發松亂，穿著一件灰色舊布衫，黑褲子，青布鞋，幾乎變了模樣。說話時雙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傷痕叫她看了傷心難過。等心情平靜后，金翊群才向丈夫轉告了向警予大姐對他的關懷和鼓勵：“希望你做一個堅強優秀的共產黨員!”
大道聽到了向大姐的指示，心情十分激動，渾身充滿了力量。他思緒盈懷，展望共產主義的美好未來，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國家升起了一輪噴薄欲出的朝陽……隨即他詩情如瀉地吟出了向黨抒懷明志的《獄中》詩，并要妻子轉告給向大姐和黨組織：
向警予知道龍大道在獄中十分堅強優秀后，心里非常感奮和自豪。她決心以更為有力的手段營救自己的戰友早日出獄。終于，越獄的機會來到了，時逢桂系李宗仁與武漢的唐生智之間進行著激烈的爭斗，敵人內部出現裂縫后，看管就放松了。向警予立即派地下交通員秘密與龍大道等聯系，指示他們積極創造條件，準備鑿墻越獄。交通員還設法把綱鋸、錘子、小刀等工具送進牢房給他們用。每當夜深人靜，龍大道就指揮難友們輪流鑿墻打洞，一到白天就用身體擋住，不叫敵人發現。同時還積極活動，疏通監獄里的關系。經過半個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10月底，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龍大道指揮難友們終于越獄成功。
劉少奇、向警予等領導都很關切地來看望慰問他，并叫他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后再工作。
這時的龍大道身體還很虛弱。因為在監獄里，敵人把他和十來個難友擠在一間小房子里，叫人敝得透不過氣。而且一天只給他們吃兩碗粗米飯和幾根臭咸菜。睡的是潮濕發霉的地板，室內空氣非常污濁，過的是非人的生活。天長日久的折磨，大道生了一身爛疥瘡，膿血粘滿衣服，四肢稍為一動，就疼痛穿心。但敵人生活和肉體的折磨，絲毫沒有動搖他的意志和信仰。出獄后雖然他還傷痕累累，體質虛弱，但他卻興奮而堅決地對兩位領導和戰友說：“鐵窗風味，確實不好受啊，但作為一個革命者來說，為了解放全人類，吃這些苦算不了什么。這是給我一次考驗和鍛煉的好機會，使我進一步體會到只有斗爭，才能勝利。敵人強迫我休息九十多天了，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來彌補我在坐牢這段時間給革命工作帶來的損失。”一番肺腑之言，說得少奇和向警予也贊嘆不已。
龍大道出獄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漢陽縣委書記，12月當選中共湖北省委執行委員。1928年4月，黨中央調任龍大道中共浙江省委委員、省委工人部長，5月初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書記。在浙江省工作期間，龍大道深入基層，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指導工人運動。同時組織領導農民協會，實行減租減息，反對封建剝削,為進行土地革命準備條件。特別是鞏固和發展了黨的組織，最后創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黨的面目為之一新，對浙江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29年1月，受黨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視指導工作。1930年1 月，龍大道調任上海總工會秘書長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運動大同盟主席黨團書記，繼續領導上海工人階級的斗爭。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龍大道與林育南、何孟雄等對這種“左”傾冒險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龍英爾說：“后來母親告訴我們，我和哥哥的名字都是父親取的。哥哥出生在1928年農歷正月初四，父親就為其取名支雯。支字四劃，雯字十二劃，意喻不忘犧牲志士，牢記四一二血海深仇。我出生后，父親為我取名英爾，取國際歌中英特納雄耐爾首尾兩字，意喻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
注：以上參見媒體介紹“龍大道烈士網上紀念館”等材料。
歐陽立安：
歐陽立安就是24烈士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1914年誕生在一個革命家庭中，從小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早在1925年，他在長沙修業學校念高中時，就積極參加演文明戲，宣傳民族英雄黃興、蔡鍔的愛國思想等活動。1926年，大革命風暴席卷全國。葉挺獨立團占領了長沙，北伐軍進城了，十二歲的歐陽立安積極參加了兒童糾察隊，擔任兒童糾察隊第一隊隊長。他帶著紅袖章，腰間扎著皮帶，手里拿著一根木棍，經常帶著糾察隊在大街小巷巡邏放哨，維持社會秩序，張貼、散發傳單，禁止賭博，募捐救濟災民。在歡迎北伐軍進城的民眾大會上，他做為學生代表上臺發言，因人小個子矮，只好站在小凳子上講話，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1927年，經黨組織安排，立安隨母親離開長沙去武漢，由于他膽大機靈，擔任了漢陽縣委的小交通員，肩負著傳送黨的機密刊物《大江報》的重任。當時《大江報》的編輯之一謝覺哉同志曾這樣贊道:“立安同志當小交通員送《大江報》我知道。當時環境惡劣，編報、印報、發報都是單線，這孩子就秘密替我們傳送，勇敢機警，常常騙過敵人，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1928年立安隨母親來到上海，由同鄉介紹到申新五廠當童工。當時上海紗廠工人一天做工12小時，資本家欺榨工人的手段十分毒辣，規定吃飯不許關車，工人們連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一天晌午，立安正在吃飯，工頭竄來差使他去買香煙。立安沉著地說:“等會兒，你沒見我在吃飯?”工頭火了，拖著立安說:“小癟三，你還敢頂嘴，罰你四角錢。”立安見他那副丑態，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爽朗地說:“你去罰吧，阿拉(我)不做了。”說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廠門。不久，中共江蘇省委委員、滬中區委書記何孟雄將他帶到區委，擔任小交通員。他經常奔跑在浦東、滬西、閘北、南市一帶的紗廠和煙廠之間傳遞文件，散發傳單和宣傳小冊子，宣傳工人為什么深受壓迫，為什么要起來罷工等革命道理，并提出不許打罵工人，必須優待童工、女工等口號。立安把這些傳單帶進工廠散發，他把傳單揉成紙團塞進粗紗筒子里，工人們使用紗筒時發現眼子不通，用力一甩便可取出。傳單在工人中秘密相互傳閱，知道黨組織就在身邊，指導著自己的斗爭。1929年，立安15歲，經何孟雄介紹加入了共青團，接著被調往滬東區擔任共青團區委委員并負責兒童團工作。他奔波于各大工廠，傳達指示，布置工作。一次到浦東一家紗廠開會，因為發高燒，突然暈倒了，工人們把他藏在一架停用了的機器下面，上面蓋滿紗頭，這樣才瞞過了工頭的眼睛。晚上，他把工人們組織起來排練節目，自己在黑色學生裝里塞上爛棉花，裝成大肚皮資本家參加演出。他還自編歌謠:“天下洋樓什么人造，什么人坐在洋樓上哈哈笑，什么人看門來把守，什么人為工人來奮斗?天下洋樓我工人造，資本家坐在洋樓哈哈笑，國民黨看門來把守，共產黨為工人來奮斗!”他用文藝娛樂形式開展宣傳鼓動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1930年“五一”勞動節，立安帶領500名童工參加滬東區委在華德路跑狗場(現楊浦區勞動廣場)舉行的紀念集會準備游行。事前，他把一面紅旗用紙包好，交給妹妹歐陽東紋，囑咐說“你找把竹竿子帶著，等隊伍排好后，我一擺手，你就把旗子扯起來。臨出發，又掏出一張大餅，吩咐妹妹“萬一出了事，你就裝成看熱鬧的，在旁邊吃大餅……”。那天，他站在臺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教大家唱自己編寫的“勞動兒童團歌”。
沖、沖、沖，
我們是勞動兒童團。
不怕敵人刀和槍，
不怕坐牢和犧牲，
殺開一條血路，
沖、沖、沖!
這首歌是立安為這次集會游行而編的。但是游行還沒有開始，巡捕房就開車來抓人了。立安立即指揮童工們就地疏散，自己裝作賣犁膏糖的小販，在童工們的掩護下，機警地跑掉了。不久，立安加入了共產黨。8月，他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的青工代表，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團長劉少奇指定立安幫助女工黃菊英準備大會發言稿。會后，代表們都夸獎立安，他卻謙虛地說:“我呀，還差得遠哩!，”接著他又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執委擴大會議。回國后，黨組織安排立安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兼兒童局負責人，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長。一個16歲的少年，為黨的事業挑起了大梁。
1931年1月7日，立安按照組織上的通知，來到天津路中山旅社6號房間，參加反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會議，遭反動派逮捕。在獄中，他表現得非常堅強，斗爭十分英勇。在一次審訊中，敵人問他:“你小小年紀為什么要當土匪!”立安用鄙夷的目光掃視審訊人說:“我沒有做過土匪，象你們這樣幫助帝國主義喝中國人民的血，啃自己人的骨頭，這才叫土匪王八蛋。”接著又義正辭嚴地說:“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國民黨遲早要滅亡，我是共產黨員，就是筋骨變成灰，也還是百分之百的共產主義者，我為正義，為人民而死，死而無怨。”在囚室里，他坦然地對難友說:“我已作犧牲的準備。革命就要不怕死，怕死還干什么革命!”4月7日立安與何孟雄等同志被押赴刑場。立安和同志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革命成功萬歲!”呼聲中響起了一陣密集的槍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了，歐陽立安為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共產主義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1950年，上海市市長陳毅囑咐上海市人民政府給立安母親陶承寫信，贊揚說:“歐陽立安等同志英勇頑強的斗爭精神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壯烈犧牲的事跡，永遠銘刻在上海及全國人民心中。由于烈士們的熱血，換來了今天全民族解放的輝煌勝利，奠定了人民革命政權的牢固基礎，烈士們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歐陽立安從兒童團員——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的短暫一生，為我們兒童少年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以上資料來源根據互聯網報道有位同志根據以下資料寫的文章:
1、《上海英烈傳》第一卷
2、《上海黨的生活》1981年第一輯
3、《我的一家》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4、《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輯》
5、胡鋆鶴訪問記錄
王青士：
王青士（1906—1931），原名王之綰，化名王青石、汪秋實。霍邱縣城關人。13歲離家去北平求學，先在北平美術研究會學習。1923年入北平俄文法政學校，開始接受愛國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教育，次年加入國民黨。1926年，回霍邱城關與他人合辦“開明書店”，秘密出售進步書籍，傳播馬列主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退出國民黨。同年秋由王冶秋、李何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7月，與李何林、李力果、戴鑄久、王冶秋等參加中共霍邱縣委組織的文字暴動，一夜間將“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軍閥”、“殺死貪官污吏”、“擁護朱毛”等標語廣貼霍邱城鄉，為避國民黨當局通緝，決定與李何林等去上海，由于未能與黨組織接上關系，便轉赴北平，經“未名社”同鄉介紹，參加了“未名社”工作。當時“未名社”在北平景山東街四十號有一售書處．青士公開身份是書店的店員，和李何林一起分工印刷、校對和出售從上海各書店、出版社交換來的進步書刊。青士擅長繪畫，常為“未名社”出版的新書畫廣告和設計圖書封面。其中一些封面受到魯迅先生贊賞。為擴大“未名社”的影響，將售書室改為開架，供顧客隨便閱讀，受到廣大讀者歡迎，也給“未名社”增添了生機。這一期間，他還擔負著沙灘共青團支部工作，積極開展地下斗爭，利用店員身份先后保釋十幾名被捕的革命同志。離開“未名社”后，先后在北平、山西、山東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29年冬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兼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1930年，任中共山西特委書記，11月調天津任中共順直省委委員，12月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兼青島市委書記等職。
注：以上參見《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編》和互聯網報導。
蔡博真：
蔡博真岀生年月不詳，漢族， 廣東梅縣人。中共黨員。曾參加過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后被派往蘇聯學習。回國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和中共江蘇省委滬中區委書記。
伍仲文(女)：
伍仲文，1903年生，原名伍杏仙，廣東南海人。早年她就追求進步，敢于沖破封建習俗的束縛，到縣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學校求學。在校期間，在大革命浪潮影響下，成為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她經常走上街頭，演劇、演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24年到廣州，入何香凝領導的婦女職業學校半工半讀，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在婦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冬赴蘇聯學習。1928年秋回國，在上海中共法南區委工作，負責指導青年運動。1929年先后在吳淞區委、閘北區委工作，領導絲廠、紗廠的女工運動，曾擔任共青團閘北區委書記。1931年1月被捕后，在獄中堅貞不屈，她常說：“列寧、斯大林坐過不少次牢，被放逐過，這是一個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學歷程”。
注：參見《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編》和互聯網報導。
阿剛：
阿剛1908年生，又名段楠，湖南酃縣人。北京大學預科班學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酃縣西區區委常委和西區游擊隊第三路指揮。參與領導酃縣三月暴動。1929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滬中、滬東區委及上海工會聯合會秘書。
注：參見互聯網報導
費達夫：
化名費德甫，上海市人，1925年入黨，1926年赴蘇聯學習，1928年回國，1930年任滬東區工聯主任。
費達夫1907年誕生于楊樹浦韜朋路（今通北路）98號，在家排行第二，很小就與弟弟一起在八埭頭讀私塾，后考入聶中丞華童公學（今市東中學）求學。他受進步老師的教育，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成為學生會領導人。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四所工部局學校的學生組成學生聯合會，發表宣言，宣布罷課，參加全滬學生總會，費達夫積極動員全校90%的學生參加罷課，到南京路去游行，發傳單，搞義演活動，歷時一個月。1926年，黨組織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8年回國后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任滬東區工會聯合會主任，經常深入到怡和紗廠等工廠從事工人運動。
注：參見中華費氏網
湯士倫：
湯士倫，江蘇如臬人，中共黨員，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干部。犧牲時年僅24歲。
湯士佺：
湯士佺(同王士倫是同胞兄弟)，江蘇如臬人，中共黨員，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干部。犧牲時年僅29歲。
彭硯耕：
近日(2011年7月22日報導)，彭硯耕烈士后代專程從湖南來我園祭掃，他們是第一次來上海祭拜先輩。在陵園龍華二十四烈士墓碑前他們為親人獻上鮮花，隨后又來到彭硯耕烈士的犧牲地祭拜親人。接著他們又來到龍華烈士紀念館，看了展覽“丹心碧血為人民”。
彭硯耕烈士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過五卅運動。曾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后任上海總工會秘書。
柔石：
柔石1902年生,浙江寧海人。原名趙平復，門前曾有一塊小石橋，上鐫“金橋柔石”，所以就曾以“柔石”、“金橋”為筆名。代表作有中篇小說《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
在寧海城關北面建有以烈士命名的寧海最大的公園——柔石公園,在離故居百米的地方有以烈士命名的學校——柔石中學。
柔石1918年入學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加入新文學團體“晨光社”，開始投身新文化運動。 1920年18歲的柔石遵父母之命，與長他兩歲的同鄉吳素瑛完婚。婚后他們育有兩子一女，后來長子趙帝江、次子趙德鯤和女兒趙小薇皆從事教書育人工作。
1924年春在浙江慈溪縣城普迪小學任教。1925年到北京大學旁聽。1926年春因生活無法維持離京南下。至秋到浙江鎮海縣鎮海中學任教。1927年回到家鄉寧海中學任教。1928年初，在中共地下組織和進步力量支持下，任寧海縣教育局局長。1928年6月在上海，結識魯迅，并得到幫助發起成立“朝花社”，創辦《朝花周刊》。1929年1月，接《語絲》的編校任務。不久，與魯迅合編《近代木刻選集(1)(2)》等，并出版合譯作品集《奇劍及其它》、《在沙漠上》等。11月創作并出版小說代表作《二月》，同時積極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1930年參與由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后成“左聯”機關刊物)編輯工作，并創作小說《為奴隸的母親》，控訴封建社會。同年春天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及左聯，并任左聯常務委員。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代表左聯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會后撰寫長篇通訊《一個偉大的形象》。柔石一生共留下55萬字的創作作品和63萬字的譯作。2002年9月10日，虹口區人民政府、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文聯、上海市作家協會聯合主辦“柔石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中推出“柔石百年誕辰文物展”。
柔石故居坐落在浙江寧海城關西門,"柔石故居"四個字就是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1960年1月題寫的。
魯迅也十分欣賞柔石，他說：“我從他的作品中學到了青春的活力。”
電視電影《為奴隸的母親》根據左聯作家柔石的同名短篇小說改編，是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于2004年為紀念作家柔石先生誕辰100周年而特別制作的。此前本片已在2005年第17屆法國蘭斯國際電視節上獲最佳音樂獎，在2004年好萊塢國際電影電視節上獲得星光獎最佳影片獎，2004年第十屆上海國際電視節獲“白玉蘭”獎最佳電視劇獎。
影片《早春二月》根據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1964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導演謝鐵驪。1983年榮獲葡萄牙第十二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評委獎"。是新中國電影的一個"異數"！十七年故事片巔峰之作！
丁 景 唐介紹：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五烈士和其他十八位烈士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或活埋之后，魯迅為了抗議國民黨反動派殺戮革命戰士，悼念烈士的光輝事跡以激勵人民群眾繼承烈士們的戰斗任務，對反動派進行斗爭，曾先后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柔石小傳》、《為了忘卻的記念》等文章。魯迅和柔石又有著深厚的友誼。魯迅在《柔石小傳》和《為了忘卻的記念》中都提及柔石翻譯過《丹麥短篇小說集》和高爾基的《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魯迅記述了他和柔石合作，創辦朝花社，編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和《藝苑朝華》，虧損很大，欠了一筆債，于是柔石就拚命的譯書，將《丹麥短篇小說集》和《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賣給商務印書館以便還清債務。魯迅在文章中以為這兩部譯稿，已被"一·二八"的兵火燒掉了。
根據魯迅的設想，二十多年來大家也都以為柔石這兩部譯稿早巳被毀，未曾出版。今年夏天，我們為了編輯左聯五烈士(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研究資料，多方設法收集左聯五烈士的著譯，查閱了商務印書館的書目和《萬有文庫》書目，查得有金橋、淡秋合譯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趙璜翻譯的高爾基《頹廢》(即《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我們就懷疑這兩部譯稿有可能為柔石同志所譯。于是就又查對柔石在《朝花旬刊》、《北新》半月刊、《奔流》和《東方雜志》上翻譯的丹麥短篇小說，二者譯文完全相同，證實確系柔石同志的譯作。后來又寫信給柔石同志的戰友林淡秋同志，完全證實《丹麥短篇小說集》和《頹廢》為柔石所譯。
《丹麥短篇小說集》中共收有丹麥作家安徒生等十五位、作品十七篇。文章之前有原編者Hanna Aatrup Larsen的序，后附譯者編寫的《作家生卒年表》。金橋的譯文十一篇，淡秋的譯文六篇。金橋所譯的十一篇為：
S．S．Blicher：《凡爾培的牧師》
M．A．Goldschmidt：《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
J．P．Jacodsen：《芳斯夫人》
S．Schandorph：《斯得納做了農民的妻》
H．Drachmann：《教堂中的船》
Herman Bang：《在羅森般公園內》
A．Wied：《大小孩》
K．Larsen：《農人》
Johan Skjoldborg：《潘·海華的夏日》
J．V．Jensen：《安和她底牝牛》
J．V．Jensen：《失去的森林》
《丹麥短篇小說集》曾列為朝花社《北歐文藝叢書》之四，早在1929年4月朝花社編印出版的《奇劍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韻版權頁后即刊登了預告。但這本書隨著朝花社的虧損結束而流產。后來收集在《丹麥短篇小說集》中的十一篇譯文都分別在《朝花旬刊》等刊物上發表過。按照刊物上發表先后的次序為：
《在羅森般公園內》
1929年2月28日《朝花周刊》第九期
《農人》
1929年4月23日《語絲》第五卷第七期
《大小孩》
1929年4月25日《朝花周刊》第十七期
《凡爾培的牧師》
1929年6月10日、17日、24日《語絲》第五卷第十四、十五、十六期
《安和她底牝牛》
1929年7月20日《奔流》第二卷第三期
《教堂中的船》
1929年9月1日《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失去的森林》
1929年11月《奔流》第二卷第五期
《芳斯夫人》
1930年6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斯得納做了農民的妻》
1930年9月25日《東方雜志》第二十七卷第十三期
《亞伏洛姆契·奈丁甘爾》和《潘·海華的夏日》沒有在報刊上找到，可能是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把這些報刊上已經發表過的譯文和《丹麥短篇小說集》對校，完全相同，只有個別的文句曾有修改。由此可以確切地證明魯迅認為已經被"一·二八"炮火燒毀了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卻是出版了的。但是由于出版者懼怕國民黨反動統治，不敢出版柔石烈士的譯作，不得不設法改姓換名，不僅柔石在生前未曾見到，而且直壓到魯迅逝世后半年，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才列為《萬有文庫》第二集內分上下兩集出版。《丹麥短篇小說集》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另一種合集本，列為《世界文學名著》本之一，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
《頹廢》即魯迅在《柔石小傳》和《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提及的柔石翻譯的高爾基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這本譯稿也是柔石同志在生前譯好，為了還清朝花社虧損的債務賣給商務印書館的。《頹廢》是柔石同志在一九三O年譯竣。那時他正忙于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從事革命的文藝運動，在緊張繁忙的工作間隙擠時間翻譯的。據林淡秋同志的回憶，柔石同志的翻譯態度非常認真負責，下了一番苦功才將高爾基的《頹廢》譯竣，并且將譯文請友人校閱，當友人指出譯文的錯誤以后，他又虛心地按照友人的指點，將譯得不夠妥貼的地方，一句一句地校正重譯：
"正因為如此，他翻譯作品就非常吃力。他的外國語程度較差，又不肯馬虎，就覺得很吃力，有時吃力得比創作還難下筆，他說創作有較大自由，可以隨意選擇字句，翻譯就沒有這樣自由了，要受原文后邊的形象和概念的嚴格限制，有時想不出適當的用語，真是苦透了。但他最初還有自信，雖然吃力，還可以做。到了高爾基的《沒落》譯稿被一個朋友校出許多錯誤之后，他一邊照著朋友的指點，一句一句改正，同時也失掉原來那點自信了。他親口對我說，他以后決不再譯書了，因為外國語太差。他以后的確沒有譯過書，他對原作者和讀者是那樣的負責。"(引自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出版的《文萃》周刊第二卷第十八期：《憶柔石二紀念柔石遇難十六周年》)
《頹廢》是柔石同志最后的一個譯本，它和另一本盧那卡爾斯基的劇本《浮士德與城》同在一九三O年翻譯的，但《浮土德與城》被魯迅編入《現代文藝叢書》之一，在當年的九月間就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而《頹廢》和《丹麥短篇小說集》都在一九三O年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但直到柔石同志犧牲了幾年之后才改名出版。甚至這兩本書的出版，連柔石同志的許多戰友都不知道。因此，大家都深信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記載，以為這兩部譯稿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中"已被兵火燒掉了"。
高爾基的《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系高爾基一九二五年完成的一部巨著，它描寫了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家庭三代興替的歷史，和一九二七年寫竣的另一部卷帙繁多的《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又名《四十年》)描寫俄國知識階級興替的歷史巨著，同屬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后所寫的兩部長篇小說。柔石同志是最早將高爾基的《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柔石同志原譯作《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1934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改名《頹廢》)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但因譯稿在商務印書館擱了幾年，所以出版反而在陳小航譯本《沒落》 (1932年8月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之后，1934年3月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上兩種譯本都是由英文轉譯的，以后又陸續有了三種譯本：樹華譯的《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1937年1月天津生活知識社出版)和耿濟之譯的《家事》(1940年1月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出版，1950年3月--一1953年6月又有上雜出版社的重印本)都由俄文譯出，194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有汝龍從英譯本轉譯的《阿托莫諾夫一家》出版(1957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典范作品之一，它通過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的興起、衰落和滅亡，深刻地反映了俄國資產階級的興起、繁榮與滅亡的過程。高爾基的筆，象一把銳利的解剖刀，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人吃人的血腥本質，描畫出一長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激烈的階級斗爭史畫。
柔石同志從介紹丹麥短篇小說進而翻譯了高爾基的長篇巨著，正反映了柔石同志的思想感情和立場已從一般的對文藝的愛好，進而掌握了文藝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飛躍的進程。他的譯文和他的創作一樣，都是留給我們可紀念的遺產。
一九五九年九月
注：
① 金橋是柔石同志的另一個筆名。柔石同志曾用金橋的筆名在《朝花旬刊》上寫過詩，如1929年9月1日第十期即有金橋的詩：《遐思》(1929年7月作)，1929年9月21日第十二期有金橋的詩：《晚歌》。
② 《柔石小傳》中作《阿爾泰英諾夫氏之事業》。
③ 林淡秋同志在《憶柔石--紀念柔石遇難十六周年》中提及的《沒落》，即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頹廢》。
④ 這個譯本以后曾重版，譯者署名為賀非，又改為羅稷南。
⑤ 1947年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羅果夫、戈寶權合編的《1947年高爾基研究年刊》中《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編目》，錯作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胡也頻：
胡也頻1903年5月生，原名胡崇軒，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福州的一個戲劇世家。1908年入私塾上學，1914年進外國教會開辦的崇德小學。愛好文藝，喜愛演戲。因父親經營的戲館破產，被迫停學，1918年進一家金鋪做學徒。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戰士、杰出的革命作家、著名的左聯烈士。
民主革命時期，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閱讀上海報紙，引起了對外部廣大世界的關注和向往。1920年春，因不堪忍受鋪主的欺凌，憤然逃往上海，進浦東中學就學。1921年到大沽口海軍預備學校學習機械制造。因學校停辦，去北京度過了3、4年窮困的流浪生活。
大革命時期，1924年開始創作小說，在《京報》副刊《民眾文藝周刊》發表的《雷鋒塔倒掉的原因》一文，曾引起魯迅的關注。1925年與丁玲相愛。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8年春，與丁玲懷著一種股俄的希望遷居上海，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1929年1月至8月，又創辦了《紅黑》和《人間》半月刊。當時受到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列寧主義的書籍，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創作上也出現了新的活力。在1929年寫作的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標志著他的創作正在向革命文學轉換。1930年春，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熱情支持學生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受到學生們的擁護，但卻遭到反動當局的迫害。5月被迫返回上海。在此期間，創作了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豐滿形象，揭示了革命青年的光明前途。作品發表后受到文學界的重視和不少進步青年的好評。同年8月加人“左聯”，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工農通訊委員會主席。11月加人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推選為將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代表之一。
胡也頻在小說、詩歌、戲劇創作上均有建樹。其小說多反映舊中國的社會黑暗，農村的愚昧落后，農民的悲慘人生；描繪知識分子的愛情、苦悶與追求。早期小說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犧牲前創作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充滿革命熱情，標志著其創作的新發展。
注：參見《龍華革命烈士史跡選編》和互聯網報導。
殷夫：
殷夫1910年生，浙江象山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左聯五烈士”之一。本名徐孝杰，字柏庭，學名徐祖華，在他短暫的五六年寫作生涯中，所使用的筆名除殷夫外，還有白莽、徐白、殷孚和徐文雄等。
殷夫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1920年秋他考入象山縣高等小學；1923年進入上海民立中學，聲援“五卅”運動的斗爭；1926年7月轉入浦東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被捕關押3個月；1927年秋入同濟大學德文補習科，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9年2月重返上海，從事共青團和工運工作，同年7月因組織上海絲廠工人罷工第三次遭捕，出獄后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
詩壇驕子 勝似翻譯家：
殷夫雖不是職業翻譯家，卻勝似翻譯家。他的譯作，達到了極高的水準，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精品，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詩作《自由與愛情》，于1929年被這位“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翻譯了過來。
《自由與愛情》有兩個中譯本：自由與愛情，我需要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犧牲了我的愛情。（匈牙利語翻譯家興萬生譯）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殷夫譯）。
興萬生譯文“忠實”原作。而殷夫的譯文是以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一個追求自由的不羈的靈魂。殷夫譯此詩有著深刻的個體生命體驗、個人情感和思想在內，他的詩作是用他的生命，他的靈魂，他的精神熔鑄而成。他的詩作具有了生動鮮明的形象和更高的藝術價值。
魯迅先生在為“左聯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憤地寫道：“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殷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左聯五烈士”之一。他本姓徐，譜名孝杰，小名柏庭，讀書時先后用過徐祖華、徐白、徐文雄（字之白）等學名，筆名有任夫、殷夫、白莽、殷孚、沙菲、沙洛及Lven等，殷夫則是他較為普通的筆名。
六月十一日（清宣統二年端午節），殷夫出生在象山縣懷珠鄉大徐村（即今大徐鄉大徐村），故居坐落在村南“沙樸樹下”。父親徐孔甫是個農民，識一些字，無師自通，會一點醫道，擅長婦科、麻疹等，后來是鄉間比較有名的土醫生。母親錢月嫦是一個精明能干的農家婦女。她對殷夫特別關心，后來知道殷夫參加革命，也未加阻攔，只是經常叮囑說：“柏庭，你要小心呢！”殷夫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大哥徐培根、三哥徐文達在殷夫參加革命前后，都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校級軍官。他們（特別是徐培根）總是企圖以自己的模式來塑造殷夫，但殷夫卻毅然決然地擺脫了他們的羈絆，堅定地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殷夫從小就受到比較良好的家庭教育，父親很早就教他認方塊字、背誦古體詩。大約在六、七歲時，入大徐村徐姓義塾，讀了三、四年“四書五經”與初小課程。一九二O年秋，他是一歲時進丹城就讀于象山縣立高等小學校。當時，縣立高小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較大，師生們經常在校內外宣傳打倒列強，反對軍閥。這使殷夫思想上受到了較深的啟迪與教育。
一九二三年秋，殷夫在縣立高小畢業，由徐培根接往上海，考入民立中學“新制初中一年級”。這時，他開始了新詩創作，今存有組詩《新腳時代的足印》八首。詩中，他流露了對社會的隱隱不滿，希望改變現狀，但還不知道如何去尋求希望。因此，他沉吟：
“希望如一顆細小的星兒，
在灰色的遠處閃爍著，
如鬼火般的飄忽又輕浮，
引逗人類走向墳墓。”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爆發，民立中學師生積極參加“三罷”斗爭，使殷夫受到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教育。“五卅”運動后期，他一度回鄉，在丹城和大徐家中認真閱讀了許多革命書刊和理論著作，并參加過象山旅甬進步學生組成的革命團體“新蚶社”的活動，還在該社舉辦的《新蚶》小報上發表過抨擊封建禮教的新詩。同年九月，他仍會民立中學，讀完初中二年級下學期及初中三年級的全部課程，于一九二六年夏初中畢業。同年秋，他考入上海浦東中學，越級插班就讀“高三級”課程。其時，浦東一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小，革命活動十分活躍，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策源地。在浦東中學，殷夫進一步接觸了革命，并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殷夫因一個廣西籍同學“獐頭小人”的告密，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囚禁三月，險被槍決，后由徐培根托人保出。這次逮捕，對剛剛踏上革命征程的殷夫，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他在獄中寫下的長詩《在死神未到之前》里，對這次被捕的經過和自己的感受，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述。他面對“一切將隨風散殞”的逆境，時刻準備獻身。因而，他告別朋友啊：
“朋友，有什么呢？
革命本身就是犧牲，
就是死，就是流血，
就是在刀槍下走奔！”
他奮起號召：
“同志們，快起來奮爭，
你們踏著我們的血、骨、頭顱，
你們要努力地參加這次戰爭。”
出獄后，他曾回家暫避一段時間，寫下了《呵，我愛的……》等詩，以抒發不忘革命之情：
“看，她有如仙嬛，
胸中埋著我的情愛，
呵，我的愛是一朵玫瑰，
五月的蓓蕾開放于自然的胸懷。”
一九二七年九月，殷夫通過女友盛孰真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畢業文憑，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德文補習科學習。在那里，他結識了共產黨員王順芳、陳元達等同學，并經常與他們一起參加校內外的秘密革命活動。他還辦過油印文藝刊物《漠花》，在青年學生中鼓動革命情緒。后來，他又被推選為學生代表，多次在學生會上宣傳革命道理，并跟反動學生進行過堅決地斗爭。這時他由團轉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一員。一九二八年初，殷夫又在校外參加了共產黨人蔣光慈、錢杏 等人組成的“太陽社”，黨的組織關系也編入該社，屬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同年四月，他寫下了《啊！我們躑躅于黑暗的叢林里》一詩，反映了革命者（我們）在斗爭中鍛煉成長的新風貌：
“啊，我們躑躅于黑暗的，黑暗的叢林里，
世界大同的火災已被我們煽起，煽起，
我們手牽著手，肩并著肩，噴著怒氣……
大火中我們看見了天上的紅霧，旖旎！”
一九二八年秋，他因參加革命活動，被反動當局再次逮捕。后由大嫂張芝榮轉托徐培根在上海的熟人保釋。獲釋后，他又會同濟大學學習德文。黨組織考慮到他和王順芳、陳元達等人的安全，決定讓他們暫時轉移到象山。
十月，殷夫先到丹城，在他二姐徐素云任校長的縣立女子小學作代課教師。隨后，王、陳也到象山（王載象改名汪涅夫），也在女子小學教書。他們三人都以“小學教員”作掩護，向師生宣傳革命理論，并組織學生排練宣傳反對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新劇目，進行街頭演出，觀者人山人海。他們以游覽名勝為名，在丹城西寺、東鄉珠山、爵溪沙灘、白墩碼頭等處秘密商討革命問題。不久，女子小學放寒假，王順芳、陳元達離象。殷夫則因大嫂張芝榮未給川資，不能同往。直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他才在二姐徐素云的資助下，重返上海。
這次回象山，殷夫前后住了五個多月。期間，他曾隨母寄住丹城西寺，寫下了一系列立志獻身革命的詩作。現存的有《給母親》、《地心》、《歸來》、《我醒時……》等。他向他最敬愛的母親辭別：
“此后，我得再造就我得前程，
收回轉我過往的熱情，
熱情固灼燃起青春舊灰，
但也叫著我去獲得新生。”
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信心：
“我的詩和彩虹一樣，
從海起入天中，
直貫著渺漠的宇宙，
吹噓著地球的長孔。”
他還立誓：
“我枕著將爆發的火山，
火山要噴射鮮火深紅，
把我的血流成小溪、骨成灰，
我祈禱著一個死的從容。”
殷夫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重返上海后，經過一段“流浪”生活，又與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從此，他完全投入了地下革命斗爭，從事青年運動工作。這時，他的詩歌創作也有了新的發展。在《寫給一個姑娘》一詩中，他莊嚴宣告：
“我不是清高的詩人，
我在荊棘上消磨我的生命，
把血流入黃浦江心，
或把頸皮送向自握的刀吻。”
面對白色恐怖，殷夫好似一團燃燒著的烈火。他以飽滿的激情和高亢的詩筆，寫下了《血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們的詩》等，被后人譽為“紅色鼓動詩”的革命戰歌。他在詩中直截了當地號召人們：
“打倒國民黨！
沒收機器和工場！
打倒改良主義，
我們有的是斗爭和力量！”
他斷言：
未來的世界是我們的，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兩周年的時候，他寫成《別了，哥哥》一詩，以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英勇氣概，斷然宣布與反動哥哥徹底決裂：
“別了，哥哥，別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見的機會是在，
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
注：以上參見互聯網有關文章介紹。
馮鏗(女)：
馮鏗，又名嶺梅，1907年生，廣東潮州人，中共黨員。自幼愛好文學，1922年開始發表作品，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曾作為潮州學聯代表，積極參加反帝斗爭，以后又參加了迎送北伐軍的工作。1929年春來到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3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她經常出席“左聯”領導的各大學里的讀書會。與青年學生一起研究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談論時事政治。許多青年學生在她的啟發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5月，她代表“左聯” 出席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會上，來自革命根據地的紅軍、赤衛隊的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代表人物的講話，極其強烈地繳蕩了她的革命情感。會后，她根據大會上獲得的豐富材料，從事文學創作，又積極投入準備召開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秘書處的工作。
注：以上24烈士中的幾位作家的介紹，主要參見有關網上 “烈士展覽館》。
賀林隸：
賀林隸，中共黨員，1930年任上海華德路小學黨支部委員。
羅石冰：
羅石冰，1896年生，漢族，江西吉安人。1911年，考入吉安廬陵高等小學。1919年，畢業于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后回縣受聘于縣立高等小學。“五四”運動時，領導學生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發起驅逐反動校長的學潮。1924年2月，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 為上海大學中共支部委員，并在滬西區從事工人運動，其間積極向家鄉傳播革命思想。1925年2月，發動滬西4個紗廠2000余名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五 卅”慘案后，任上海總工會會計科副主任，參與領導全市總罷工。8月22日，與8名同志為保衛總工會，同反動當局雇用的五、六十個流氓暴徒英勇搏斗，身負重傷。1926年1 月，奉中共中央指派來江西巡視工作，并赴吉安考察，領導建立了中共吉安小組和中共吉安支部。4月，任中共江西地委書記兼宣傳部主任。8月，任宣傳部主任兼 中共吉安特別支部書記，發動群眾，迎接北伐軍入城。1927年1月，當選為中共江西區委委員兼中共吉安地委書記。4月，任中共江西區委宣傳部主任。6 月，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主持省黨部工作。7月，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當選為省委委員。8月1日，參加南 昌起義，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委員，后隨起義軍南下，管理財務工作，途中不幸被俘，伺機脫逃，輾轉赴廈門。不久，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1928年初，赴上海。同年春，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0年秋，回國，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組織了新的市委領導機構，迅速恢復了黨的活動，成立了青島各產業工人聯合會。1931年1月，到上海參加黨的會議。
注：參見網上《烈士展覽館》。
劉爭：
劉爭化名王和鼎，湖南南縣人，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學生，大革命失敗后到上海，在華德路小學任教。在滬東下海廟一帶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犧牲時年31歲。
李云卿：
191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共黨員，1929年到上海工作。
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24革命志士被捕的歷史背景
“1931年1月7日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對于持不同觀點的中央委員不予參加，剝奪林育南等人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到會代表也不知道會議的性質和內容；規定列席會議的非中央委員與中央委員享有同等的表決權；據報道陳云等列席了會議。但提付表決時以一票之差通過了四中全會‘決議’。可見，王明不讓林育南等參加會議，而又規定列席人員有表決權，是一大陰謀。這次會議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王明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王明路線的上臺，遭到黨內許多同志(注：包括隨后回國的張國濤。參見張國濤《我的回憶》一書)的反對，當時反對最厲害的是：全國總工會黨團，江蘇省委以何孟雄為首的部分同志，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辦事處（簡稱蘇準會）以林育南、李求實為首的同志。這種非常會議遭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的堅決反對”。
“1月13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等人在靜安寺路1幢花園別墅內召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持不同觀點的同志開會，被稱為‘花園會議’。會后與會者都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15日，中共中央發表四中全會《告全體同志書》，提出‘嚴厲的反對何孟雄等同志利用反對立三路線斗爭，來擁護右傾機會主義或無原則派別斗爭的企圖’”。
“1月17日，上海的各級黨組織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分頭秘密開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了全國總工會黨團會議，試圖說服全總黨團改弦易轍，支持四中全會，結果，他們的努力落空了；滬東區華德路小學支部召開支部大會，作出了反對四中全會的決議，上邊派下來參加會議的區委干部宣布解散支部大會，引起更激烈的爭論”。
被捕的詳細經過：
就在王明采取“非常”組織手段取得領導地位而遭到大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岀現了難以解釋的一幕：江蘇省委召開常委會，傳達四中全會文件，會上有人擁護，有人反對。這些在上午召開的有擁護四中全會的人出席的會議，均未遭到破壞。就在當天中午，上海市敵公安局從國民黨市黨部得到情報：十七日、十八日，共產黨召開重要會議，地點：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中山旅社六號房間，……一點四十分，敵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請求協助，共同行動。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沆瀣一氣，開始大搜捕。警車出動了，迅速包圍地處租界的東方旅社，特務、軍警、西捕直撲三十一號房間，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蘇鐵、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劉后春（即彭硯耕）八位同志。敵人立即把這八人押上警車，撤銷了包圍，并且留下特務“蹲坑”，等候再抓來人。
柔石和胡也頻是“左聯”的執委，上午出席了執委會，會后柔石和馮鏗去東方旅社。東方旅社是三零五月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為文藝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參加了這次大會，馮鏗是大會的工作人員，她后來同林育南、李求實一起對四中全會提了意見。在新新商店（現第一食品店）門口，他們碰到正準備去買東西的胡也頻，馮鏗邀請胡也頻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頻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黨，同時被文藝界選為赴中央蘇區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因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交通斷絕，未能成行。胡也頻因此每隔一周，總要到東方旅社去打聽行期。他當時對黨內爭論還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蘇區。他們三人到三十一號房間，同林育南同志談了一會兒話，便被突然沖進來的特務逮捕了。
敵人從東方旅社出來，直奔天津路中山旅社，在六號房間逮捕了阿剛、蔡伯真、歐陽立安、伍仲文四同志。把人押走后，也撤銷包圍，恢復平靜，派人“蹲坑”守候。
下午三、四點鐘，孫玉法（孫玉華）和王青士兩同志回到東方旅社。孫玉法從外地來滬，住東方旅社十八號房間。上午他到閘北區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兩人推開三十一號房間的門，見沒有人，又聽見隔壁房間有異樣的聲音，知道不好，剛轉身，去路已被特務堵住，他們被捕了。
龍大道同志接到開會通知，從杭州趕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現上海服裝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黃理文從中山旅社出來。他倆從“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見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談笑間，巡捕來了，惡聲問道：“是不是從六號房間出來的？”未容分辯，將兩人帶走了。原來，黃理文到中山旅社開會（里面秘密設有江蘇省委的一個機關），找不到人。茶房一聽找六號房間的人，神色頓時緊張起來，表面卻假意倒水讓坐。黃理文感到不對頭，加之不見人來，馬上起身走出旅社，沒想到這時特務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來到中山旅社，他長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經驗，先去敲七號房間的門。狡猾的特務早已得到情報，將他騙到六號房間內逮捕。
晚十一時三十分，敵人悄悄地包圍了華德路鴻運坊一五二號，從房間里搜出“左聯”的文件，逮捕了房主湯士德同志和他的愛人王孫氏（化名）同志。敵人從被檢查的物品中發現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費達夫和王小妹同志。
十八日凌晨一時，敵人漏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湯士德的哥哥湯士倫。
十八日一早，李求實從上海靜安寺延年坊家中出來，到愚園路慶云里十五號。這是單開間的三層小樓，樓下布置成客廳，二樓是林育南、李林貞夫婦的住房，三樓是蘇準會秘書李圣悅、胡毓秀夫婦的住房。這是我黨蘇準會辦事處，李林貞和胡毓秀以主婦的身份看守機關，李林貞擔任交通，胡毓秀負責采買，蘇準會秘書彭硯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實經常來這兒開會。李求實一進門，李林貞、胡毓秀就圍了上去，李林貞徹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訴李求實，林育南一夜未歸，彭硯耕今天也沒來，可能出事了。李求實問他們開會的地點是新東方旅社，還是舊東方旅社，李林貞只知道是三十一號房間，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實攔住她說：“我去。”大家都認為危險，主張再等等看。李求實為同志們的安全擔心，執意要去。
李求實先到五馬路的新東方旅社（現西藏路八十號），他警覺地四周望望，然后推開三十一號房門，見沒有人，平安地退了出來。他又趕到三馬路（漢口路）舊東方旅社（現上海工人文化宮），見馬路上沒有可疑的情況，旅社內依然如故，便在走廊里徘徊片刻，伸手平靜地擰開三十一號房門，見里面仍然沒有人，心中詫異，頓覺事情嚴重，馬上退出身來，可是已經走不出去，他也被捕了。
十八日下午，敵公安局又從國民黨市黨部得到可靠情報——華德路小學共產黨正在開會。他們馬上搜查了華德路小學，沒有發現開會的跡象，無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賀治平、王佩云夫婦和劉桂貞，逮捕了進來的王和鼎，然后封閉了校產。二月十六日因證據不足將王佩云和劉桂貞同志釋放。
夜十一點，敵人在武昌路六五零號逮捕了陳鐵如同志，他是我黨領導的外圍組織互濟會的干部。
我叔父惲雨堂、嬸母李文是在新閘路復康里623號住處被捕的。被捕時，當巡捕抄查出大量傳單和俄文版馬列著作時，我嬸母當機立斷地說：“這些傳單和書刊，都是我自己的，與胡迪生無關(注：惲雨堂化名胡迪生，李文化名李胡氏)”，以此掩護我叔父，但仍雙雙被捕。上海尤華烈士紀念館大廳陳列著我叔父和嬸母的遺像和遺物；還有一張國民黨反動派捕房送案單，上面寫著我叔父、母被捕后的化名胡迪生和嬸母的化名胡李氏，送案單上開列了匪徒們抄出的他們的全部家產：傳單一箱、大洋二元、票洋一角、銅元五十一枚。注：解放后在挖掘烈士遺骸時，隨同挖出了銀元和銅元，很可能是惲雨堂、李文烈士的遺物。
二十四位革命志士全部被反動派逮捕。
三、是誰岀賣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2001年，24烈士遇難70周年的清明節，我專程第一次去上海龍華烈士陵園掃墓。在這前只是聽岳母及當地政府介紹過叔父、母犧牲的大致情況，而這次掃墓，我初步了解了24位烈士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情況。我很受感動，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灑盡了最后一滴血，夫妻倆生的孩子，解放后華東局和上海市多方尋找，至今無下落。我作為晚輩，有這個責任，盡可能把他們的光輝史跡整理出來，對黨、對人民都有必要。這次掃墓后，順便回到常州探望親友，岳父家給了我惲逸群同志寫的關于惲雨堂、李文兩位烈士的證明材料，其中還談到陳云是惲雨堂介紹他入黨的。但當地政府向我們反映：武進市在編纂地方志時，派專人到北京采訪陳云，指望陳云能提供一些惲雨堂在商務印書館的情況，不料陳云拒不接待。另外，我哥哥惲仁根(1937年入黨)比惲雨堂略小幾歲，也同我談了些情況。因此，回京后多方搜集資料，并于2007年清明節后在《常州日報》發表了《龍華24烈士中的兩位常州人》一文。但文章不僅寫得簡單，而且有好幾個關鍵問題沒有找到資料，例如岀賣他們叛徒是誰？解放后怎么發現具體埋葬遺體地點的？在監獄受了些什么酷刑……？這些問題，在文中都只好照抄展覽館拍攝回來照片上的解說詞：叛徒出賣、根據群眾反映、受了嚴刑拷打……。說實話，這些話雖都不錯，但都是含糊話。從此，我花了點精力，搜集了一些可靠的材料，而又決定今年清明節再次去上海為他們就義80周年掃墓，并認真錄像回一些材料。回京后又查到了大量材科，才動筆寫這篇文章。
我聲明：是誰岀賣了24位中共早期的高級干部、工人運動領袖、一些優秀的無產階級青年作家……？應當說，這個問題，基本搞清楚了；但又難作結論，我把有些材料原文轉抄，供大家進一步研究。下面首先介紹一段經我從幾個方面搜集到的內容都一致的被稱為第一手材料摘錄如下：
他們被捕后監獄內外的一些情況
十八日，李求實被押到老閘捕房的拘留所，見林育南、李云卿、馮鏗、彭硯耕都在這里。他們相互詢問和研究了被捕的經過，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沒有什么破綻，何以招致這樣的逮捕呢，一時摸不清問題出在什么地方。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編了一套口供，然后想辦法向外面傳遞消息，托人找律師，以便通過特區法院爭取盡快結案開釋。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實、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李云卿、劉后春（彭硯耕）、王青士、孫玉法被押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會兒，何孟雄、阿剛、蔡伯真、伍仲文、歐陽立安、龍大道及黃理文(注：他是解放后能調查清楚24烈士提供了最關鍵情況見證人，這在后面介紹)也解來了。大家不由心里一驚，怎么一下子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給四中全會提意見的同志，感到蹊蹺。
開庭了，旁聽席只坐著林淡秋等幾個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師甘鏡光報告逮捕過程，大家才知道是敵公安局請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內是不會釋放的。
西探福特報告：在東方旅社搜出共產黨文件，從第三個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東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個被告（即阿剛）身上搜出幾張紙頭。
華探報告：東方旅社的房間是李云卿開的，中山旅社的房間是王君明開的。王君明的下落還未查到。
敵公安局偵緝員搶著補充說明：本案是市黨部報的，十七日、十八日共產黨有重要會議。
法庭上一陣騷動，敵人提供的情況，使同志們感到問題嚴重：毫無疑問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閘捕房送案單的順序依次審訊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編好的口供對答如流。可是，這次審判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判決書早已擬定，法庭對律師的辯護全然不顧，審訊長宋源宣讀審判結果：“被告等于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點四十分時，串同在漢口路111號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內秘密會議，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條。被告等再于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點四十分，在同上地點，宣傳違背三民主義及反革命之意義，犯禁止反革命暫行條例第六條。被告等犯共產黨之嫌疑及疑與共產黨有關系，華界公安局當局請求上海特區法院將伊等移交。諭知準予移提，搜獲文件等交公安局來員帶去。”同志們聽到案子要移交敵公安局，立刻大嘩，一起舉起拳頭抗議：“租界的案子應由租界處理！”“我們不服從判決！”“我們沒有罪！”敵法院不容分辯把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敵公安局。
這時，外邊搜捕仍在進行，十九日敵人搜查了華通書店，逮捕了鄭襄閣。二十日早晨，江蘇省委宣傳部的秘書李宜茲同志（即李初梨）趕到滬東區委書記羅鐵成家里，向他傳達江蘇省委的精神，不知機關已被破壞，進去后被包打聽逮捕。敵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子、妻妹和兩個孩子，并抓走了前來聯系工作的張詩人同志。敵人又逮捕了從南京剛到上海的南京市委書記惲雨棠、李文夫婦。連同費達夫、王小妹、楊士德、王孫氏、湯士倫、陳鐵如、賀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敵公安局。在他們解來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屬于另一個案子的。敵人給每個人照了相。二十日下午開始提審，敵公安局審訊員問話時，不時地看著案頭的照片，又翻過去看看背面寫著的名字，他準確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實姓名和化名，看來敵人掌握了一部分情況，并對這次審訊做了充分的準備。
湯士倫從敵人的審訊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氣憤地說：“完了！”大家圍上去，湯士倫站起來，他穿的是長衫，兩個袖子耷拉下來把手遮住了。他環視一下，問大家：“你們誰注意過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說：“我一上堂，他們什么也不問，讓我把手伸出來。”說著他伸出手來，大家才看到他一個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這個手指有個故事，在前線和敵人打仗負的傷，到上海后我只告訴過一個人，他就是紅旗報的記者。”惲雨棠的被捕更使大家震驚，他剛從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為惲的住址開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來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訴過一個紅旗報的記者，叫唐虞。惲雨棠夫婦和湯士倫的被捕都與紅旗報記者有關，唐虞有重大的叛變嫌疑，需要趕快通知外面的黨組織，進行調查，采取措施，防止敵人繼續破壞。
但是，僅僅一個唐虞很難把敵人這次突然大規模的準確搜捕完全解釋清楚。因為，黨的秘密工作原則嚴格規定，系統與系統之間，支部與支部之間絕不能有橫的關系，上下級單線聯系。這樣一旦出現叛徒，便可以把破壞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幾個同志，分屬幾個不同的組織系統，他們同時被捕只能說明在上層領導中出了問題。筆者對一部分當事人作了調查訪問，認為這次大逮捕和當時的黨內斗爭有密切聯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國民黨市黨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別接到相同的匿名電話，報告共產黨要在東方旅社開會的消息。敵人研究了情報，遂決定進行大搜捕。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后，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這時已醞釀將何孟雄等激烈反對四中全會的同志開除出黨。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開會是研究反對四中全會，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和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志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搜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
另一段材料是：《林育南就義之謎（2）》
2010-08-28 11:46 稿源： 天津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廣播 編輯：新聞編輯
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被捕之后舌戰陳立夫。當時的情景那真是棋逢對手啊！陳立夫旁征博引步步緊逼，林育南則是大義凜然寸步不讓。在國民黨內，陳立夫的理論知識是首屈一指的。他原來以為，憑他的地位、資歷、學識，勸林育南歸順國民黨不成問題。沒有料到，勸降一開始，林育南居然攻得他拙嘴笨腮。那么后來的事情又當如何呢？請繼續收聽《林育南就義之謎》。
林育南大義凜然，陳立夫尷尬無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將手往上一揚說：“秘書長先生，你很年輕，只要與我們合作，你前途無量。來，合作吧！”
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對陳立夫說：“我們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問題。”
“秘書長先生，”陳立夫縮回手，又說，“你要知道，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風帽——不識時務。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呢？”
“這我已經想過了。俗話說，落在鬼手里，不怕見閻王。我的生命屬于人民，屬于我們的黨。我想，只要我是為黨而死，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滿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為自己私利茍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國民黨內，陳立夫的理論知識是出類拔萃的。他原來以為，憑他的地位、資歷、學識，勸林育南歸順國民黨不成問題。沒有料到，勸降一開始，林育南卻攻得他舌笨口拙。更令他難堪的是，國民黨原準備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傳，林育南的手不伸出來，使在場的國民黨記者舉著照相機按不下快門。陳立夫感到受了奇恥大辱。特務押走林育南后，他在會客室余氣未消：“對這樣的共黨首領分子，只有用子彈對付！”當天晚上，國民黨又用專機將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獄中時，已經是晚上12點。難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紛紛向他打聽在南京的情況。林育南不顧疲勞，連夜向難友們講述了在南京與陳立夫舌戰的經過。大家聽后，拍手稱快。
從摘錄的上述兩段文字，認為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記者（據《黨史資料．第七輯》李沫英同志的回憶）叛變出賣的。還有文章披露，由于王拙夫當時受了處分，而叛變出賣了24位同志。但正如何孟雄等在獄中分析的：由于當時都單線聯系，一個記者怎么能掌握那么多同志的詳細情況(包括各人的照片)？由此，基本可以推斷，王拙夫很可能背后有人。這背后的人，我所見一些材料，疑點都集中在王明和王明當時調整后的特工科。就連著名的美國學者、中國通費正清博士也認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費正清對華回意錄》一書中寫道：“1931年5位殉難的青年作家，連同英勇就義的19位即將離去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實際是一個較大集團的一部分。剛從莫斯科來繼任的共產黨領導集團，顯然將機密泄露給了國民黨，出賣跟他們抗衡的同志，這樣既可以把他們除掉，又可以藉殉難者進行煽動，真是一箭雙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賣過何孟雄等？這也許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了。但毫無疑問，王明對何孟雄的被捕犧牲是幸災樂禍的。當時擔任江南省委秘書長的劉曉回書記道：‘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時任江南省委書記──筆者注），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經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設法營救，至少先通知有關人員再也不要去東方旅社了。王說：他將與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黨員陳修良在《潘漢年非凡的一生》一書中進一步寫道：將這一消息通報省委的是剛調入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大家聽到這一消息都非常著急，王明冷漠地講：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是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這是咎由自取’”。據本人所見材料，當時的特工科有陳云(1924年入黨)、康生(1925年入黨)、潘漢年(1925年入黨)等。關于許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賣的”，毛主席、周總理都予以否定(參見內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一書)。另外，鐘文編著《陳云傳》第37頁，介紹陳云在特工科工作，在陳云“智勇斗叛徒”一節，有這樣一段話：“如1932年，沈壽業接待了一個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該叛徒已告發了中共重要領導人、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兼海員工會書記的張浩(即林育南)的職務和住處。國民黨特務機關指示該叛徒繼續與張浩保持聯系，以便一網打盡。由于情報及時，中央特科立即保護張浩夫婦擺脫敵人的監視安全轉移，并制裁了特務”。 看了這一段文字，不僅“制裁了”的特務還不公開其姓名，而且該特務是自守報案立了功的，按黨的政策怎么還該制裁他？更不可思議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榮犧牲，這幾乎是全民皆知，但特工科擔負領導職務的，竟還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轉移”，豈非咄咄怪事。可見，黨內外有一些人士關于24烈士問題對特工科有各種議論，而特工科領導也在虛構(？)這些拯救24烈士的情節，更添了幾層亂。今年清明節我去龍華烈士陵園掃墓，同陪同我掃墓的陵園工作人員交談時，關于現展覽館材料說唐虞叛賣了24烈士，本人對此提出：需進一步研究。本人摘錄的這幾段文字，并談了幾句個人看法，供讀者進行深入研究。我堅信，這個至今未徹底解決的迷，遲早會水落石出。
四、24烈士在獄中
(1931年)“1月23日上午，敵公安局戒備森嚴，如臨大敵。門樓上架起兩挺機關槍對著院內。士兵們荷槍實彈押著我們36位同志，其中二十九名男同志，七名女同志，何孟雄同志的身邊還有兩個孩子。這三十六人都是共產黨員，他們昂首挺胸，大義凜然地上了警車。車門一關，警車發動了，突然響起了刺耳的軍號聲，年輕的同志以為要槍決了，高呼口號，但馬上被其他同志制止住：‘慌什么，到刑場再喊也不遲’。”
“警車風馳電掣從南市開進龍華警備司令部，車停在院子里一個多小時，卻不見動靜。原來，南京的命令是立即全部槍斃。可是由于我黨領導的互濟會買通了警備司令熊式輝的小老婆。當敵人請示熊式輝何時執行時，他的小老婆說：總得審一審吧。于是，熊式輝下令把36名同志押進牢房”。
“36名同志分成兩組釘鐐，直到傍晚才釘完。李文、伍仲文、馮鏗等七名女同志押到女牢，29名男同志分別關在川字形的三個弄堂。何孟雄、胡也頻、柔石、柯仲平等人關在第一個弄堂，湯士倫、費達夫、李宜茲、陳鐵如、張詩人、鄭襄閣（陳迪威）和黃理文關在第三個弄堂。大家做了長期坐牢的準備，柔石抓緊時間向殷夫學習德文，胡也頻積極收集材料，準備寫小說。何孟雄住的左方最末尾的一間號子成了辯論的場所，大家熱烈地討論理論問題”。
“林育南、李求實不知道他們被捕后幾天，王明停止了蘇準會工作人員的組織關系。監獄支部不了解四中全會的情況，接到外邊的指示后，拒絕和林育南、李求實等人編在一起過組織生活。這些誤解沒有動搖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對黨的信念，他們仍把全部愛傾注給黨，相信真理一定會勝利，并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里，還行使共產黨員的權力和義務，和何孟雄一起給黨中央寫信，再次申述意見，交給互濟會的同志遞上去”。
“二月份，敵人又開始提審。這次審問排場很大，有南京方面來的人參加。敵人懷疑李求實是瞿秋白，被李求實幾句冷嘲熱諷弄得無以言對。敵人故意問何孟雄：‘你死后，共產黨會給你什么處分？’想借以判斷他對黨的態度，挑撥他和黨的關系，何孟雄厲聲嚴斥了反動派的無恥”。
“歐陽立安在審訊結束轉身走時，聽見審訊官連說：‘可惜，可惜。’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二月三、四日互濟會干部黃浩同志通過關系給他們送來了錢和日用品。大家討論如何用這筆錢，有人說添些衣服過冬，有人主張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歐陽立安說：我們是有今夭沒明天的人，不如用這些錢吃一頓飯，唱國際歌也有精神。胡也頻建議讓大家理理發，死后拍照片還威武些。
李求實、林育南又被單獨提審，敵人對李求實再一次利誘勸降，李求實正氣凜然地痛罵敵人：‘禽獸！閉住你們的臭嘴！共產黨員都是千錘百煉用純鋼打成的人。這樣的人，你們永遠殺不完。我們的良心和靈魂，永遠屬于我們的黨。你們應當知道，中國人民你們殺不盡斬不絕，全世界共產黨人你們更是無法斬盡殺絕的。你們要當心的，倒是你們這些禽獸的末日快要來了，你們受民眾審判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原文注：中共中央軍委特科工作人員李超時同志當時從敵人刑訊筆錄中摘錄）。
五、英勇就義
“敵人一舉逮捕了這么多共產黨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彈冠相慶。蔣介石也從南京拍去電報表示祝賀，并責令上海市市長張群、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等人抓緊時間審問口供，以便將上海的共產黨一網打盡。被捕的這批共產黨人、革命志士又面臨一場生與死的嚴峻考驗”。敵人采用軟硬兼施，企圖從被捕革命志士口中摸清整個上海地下黨組織情況，以達到蔣介石“將上海共產黨一網打盡” 的目的。24位革命志士，堅貞不屈，經受住了敵人的酷刑，充分表現為共產主義不惜犧牲一切的鋼鐵意志。現僅介紹敵人對龍大道烈士采取的種種逼供的極為陰毒手段如下。
1月19日上午，江蘇省高級法院第二分院在浙江北路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特別法庭對龍大道等秘密開庭審問。這次審問不過是一種過場，敵人好像也不打算得到什么。審問草草收場后就將龍大道等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南市公安總局偵緝隊拘留所里。
1月20日下午，公安總局對龍大道等進行提審。這次擔任審訊的是偵緝隊長魯松生。他審問時，不時地翻動著案頭的照片。當龍大道仍以“王明石，湖北武昌人，由杭州來找朋友……”作答時，便不耐煩地攤牌了：“你不叫王明石，是龍大道，上海總工會的秘書長，以前還被罰過50元！”
龍大道見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便輕蔑地答道：“既然你知道了，還問我干什么?”
狡猾的魯松生眼珠一轉，強裝笑臉地討好：“你們反對王明，我們也反對王明，咱們觀點一樣，應該聯合起來。”
“反對王明的錯誤，是我們共產黨內部的事情，與你們毫無相干!”龍大道怒火中燒，不等魯松生答話，又厲聲痛斥道：“我們反對王明，是因為他路線錯誤，不能很好地領導人民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包括你們這些屠夫走狗，明白了嗎?”
魯松生自知不是辯論的對手，立即喊來衛兵，把龍大道押走去用刑。
1月23日，龍大道等被秘密移解到了位于上海西郊的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這里是一座人間地獄。自“四·一二”反革命以來，這座陰森恐怖的魔窟不知吞噬了多少愛國志士的鮮血，絞殺了多少共產黨人的生命。
在這座魔窟里，龍大道和胡也頻等被關在監牢的2弄3室里，與關在2弄9室的柔石、歐陽立安等相鄰。對于鐵窗風味，龍大道并不陌生。然而龍華監獄，不僅陰暗潮濕，空氣齷齪污穢，令人窒息。而且折磨革命者的手段更為慘絕人寰。警備司令雄式輝輝是個殺人如麻、以屠為樂的劊子手。龍大道等落到他的魔掌后，他立即命令看守長把久已不用的特大“半步鐐”釘到他們的腳上。這種鐐重達20余斤，鐐鐺只有20厘米寬，中間裝有3個鐵圈聯起來，因圈越少，走路就越重越慢。所以，帶著這種鐐，一次只能蹣跚地移動半步，它是虐待囚徒最殘酷的一種刑具。按當時監房的規定，只有土匪和殺人犯才釘“半步鐐”。至于吃的，一天兩餐全是沙子、稗子和谷子混合的“三子飯”及腐爛發臭的爛菜葉。敵人對革命者的折磨極及殘忍和卑劣!
一天，新的審訊又開始了。刑訊室里擺滿了各種刑具，龍大道被推進來，老遠就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軍法官坐在靠椅上顯出了一番的客氣和斯文：“龍先生，請坐!今天請你來，是想交個朋友。聽說你是個大共產黨，工運巨頭，鄙人很佩服。你們這次在旅社密謀亂國，已被我們掌握了確鑿證據，請你隨便談談……”
“法官先生，你們不是掌握了確鑿證據嗎?那還有什么好談的?”龍大道反唇相譏。
軍法官強耐著火氣，站起來傲慢地說：“叫你談談，是看在你是個人才，免得用刑，遭受皮肉之苦。本來嘛，對付你們共產黨政治犯的辦法很簡單，既可以要你活著，也可以叫你死去。”
龍大道昂首挺胸，義正詞嚴回答道：“共產黨人對生命置之度外，視死如歸! ”
“來人!我看是你嘴巴硬，還是我的刑具硬!”軍法官惱羞成怒。幾條彪刑大漢沖到龍大道面前，齜牙咧嘴，儼然幾只餓狼。
“現在講還來得及。如果再嘴硬，我倒要領教一下你的骨頭有幾斤幾兩!”軍法官瞪著兇殘的兩眼威逼著。
龍大道連眼也不眨一下，冷冰冰地說：“沒什么好談的!”
軍法官一手拍打在桌子上，大聲吆喝：“上電刑!”
龍大道被捆在電刑架上，敵人抓住他的雙手，把兩個亮晶晶的夾子，夾在他的手指上。軍法官仍不死心，滿臉獰笑地威逼：“你再不講，就要過電了!”
龍大道面不改色。軍法官氣急敗壞地吼道“過電!”。
行刑的敵人一邊按動電鈕，一邊觀察龍大道，只見電流通過他身上后，引起一陣陣痙攣，接著呼吸急促，嘴唇抖動，臉色漸漸地慘白。龍大道咬住牙關，雙目緊閉，開始覺得心跳氣短，呼吸緊迫，神經麻亂。但他沒有哼出一聲，隨后便失去知覺，暈厥過去……
當他醒來時，已經躺在潮濕冰涼的地板上。這時已是深夜時光，囚室里沒有燈光，只有窗外高高的圍墻投下黑魃魃的影子和值班哨兵來回走動的腳步聲，除此之外，便是死一般的寂靜與恐怖。他的身上仍一陣陣的痙攣，心跳紊亂，神經麻疼。他在地板上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明白，生命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反動派的屠刀隨時都可能向他們砍來。人生一世，誰能無死呢?只是自己為黨工作的時間太短，貢獻太小，還未能完成黨交給的革命任務就身陷囹圄。革命斗爭是多么艱難復雜的事業啊，既要把敵人的牢底坐穿，還要經受黨內錯誤路線的打擊迫害，承受心靈的巨大打擊和精神創傷，這時多么的痛苦、悲哀和令人深思啊！當然，他最擔心的還是黨的事業的損失。他痛恨王明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實行個人獨裁，打擊異己，迫害同志，推行新的“左”傾主義。他認為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只要統治黨一天，黨的事業就必將損失一天。他也相信黨是英明偉大的，王明扣在他們頭上的“右”傾帽子，總有一天會被歷史否定。到那時，他將含笑于九泉……
第二天醒來，龍大道就抓緊利用“放風”的機會，與林育南、何孟雄等一起交換意見，研究繼續與王明作斗爭的策略。他們還抓緊時間給黨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了一份長長的報告，再次陳述了“左"傾機會主義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和他們強烈要求中央與共產國際予以堅決糾正的鮮明態度，并詳細匯報了他們被捕的經過和獄中的斗爭情況。龍大道還將侗族人民的歷史文化與生活習俗介紹給胡也頻和柔石，鼓勵他們寫反映侗族題材的小說。完成了這件事，大道的心情仿佛輕松了許多，似乎這是生前還能為黨做的最后一項工作。
當時，因為天氣很冷，黨組織十分關心獄中同志的生活，經常派人以家屬的名義，前去探監、看望和鼓勵，同時通過互濟會給他們送去衣被、藥品和錢物。其中魯迅先生也捐了一些錢。這一切都使龍大道他們激動不已，從而更堅定了他們那鋼鐵般的革命意志。
一天，龍大道被脫掉了沉重的半步鐐，由衛兵帶到一間十分豪華的辦公室，早已在此等候的軍法處長即起身歡迎：“請坐，請坐。今天鄙人特意來看龍先生!”隨著送上煙茶招待。
“處長先生，有何見教，就開門見山吧!”龍大道神態自若。
“主要是拜訪龍先生，聽說你是工運活動領導人，故來拜師求教，請隨意閑談。”軍法處長顯得彬彬有禮，笑容可掬。
大道哈哈大笑：“我們搞工人運動，是因為你們剝削所逼，這樣的道理不是婦孺皆知嗎?!”
“煽動工潮，引起國亂，罪當殺頭，龍先生可否深思?”
“我們共產黨人獻身工農解放，何惜此頭!”
“但人頭落地，你又何利之有?”軍法處長譎詭一笑，顯得十分親切和投機：“依先生的才華，來與黨國合作，為蔣先生效力，定會榮華富貴，前途無量！”
龍大道只覺得這是一種人格侮辱，他拍案而起：“士可殺不可辱，與你們這幫屠夫合作，那是癡心妄想!”說著將茶杯擊碎地上，拂袖而去。敵人封官許愿、利誘勸降的陰謀徹底破產。
“當蔣介石得知龍大道等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而下屬又黔驢技窮時，他氣得暴跳如雷，直罵‘娘希匹’。于是，他那 ‘全部就地處決”的密令，就傳到警備司令熊式輝的手中’。”
“二月七日晚收封時，月黑，風高，整個看守所籠罩在深沉迷茫的夜色之中。突然，一陣雜亂的皮鞋聲由遠及近，只見看守長拿著一本簿子，來到大道囚室的鐵門外，他身后跟著十多個殺氣騰騰的憲兵，看守長親自帶人點名。他們手里拿著支尺把長的電筒，看守長點著大道的名字時，電筒就在他的臉上照了幾下，看守長似乎還不太放心，又再問了一句“‘你是龍大道嗎?’待得了肯定的回答，再去問第二個人。點完一間號子便鎖上一間。這樣的收封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家預感到要出事了，不再講話，也不能再睡下去”。
“當晚10半點鐘左右，看守長帶領大批憲兵又來了。他們一手提著駁殼槍，一手提著馬燈。看守長拿著尺把長的電筒，看著名單點名，指揮看守提人。犯人們緊張地趴在窗口看，林育南、李求實等被叫出來的人反而很坦然，提著腳鐐向前走，和獄中的其他同志點頭告別。看守長到各個囚室對龍大道、林育南、李求實等24人(男21人、女3人)給每個人戴上手銬，帶出牢房”。看守長宣布：“恭喜你們今晚解南京，快要開放了”。“一個犯人從窗口看見從女牢里押出三個人，剛一到院子馬上五花大綁捆起來。‘是打靶！’他趕快告訴同號子犯人。在監牢中忌諱說死，打靶就是槍斃”。
“他們被押到司令部軍法處樓上提審。在昏黃的燈光下，審問開始了。國民黨中央清黨委員、南京來的代表、軍法處長、法官等坐在臺上。旁邊站著兩個人，手拿公文，依著照片，點名喊每個人去蓋手印。開始的兩個人，以為是解到南京去的公文，便隨手按上了手印。當輪到第三人時才仔細地看了公文，結果發現這是寫著“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的執行書。他忙轉過身來，憤怒地對大家說：‘這是執行書啊!同志們，我們不能蓋!’”
“后面的同志立即憤怒質問：‘我們犯了什么罪? ’接著響起了如雷爆炸的口號聲：“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力氣大的同志即以手銬與憲兵扭打起來，有的把玻璃窗打碎，霎時間一片混亂。軍法處長一看情況不妙，慌忙命令憲兵把人拖出去執行”。
“憲兵們蜂擁而上撲向龍大道等24人，把他們打得遍體鱗傷。大難莫過于死，同志們早已作好犧牲的準備，24人排成一行，一個個連人帶鐐氣宇軒昂走向刑場，嘩嘩的鐵鐐聲打破沉寂的黑夜。敵人在小橋旁擺了一張茶幾，放著照片，每過一個人和照片對一下。過了小橋，被押到龍華塔下，24人排成兩行，預先埋伏在屋子里行刑隊的士兵，槍從窗口伸出來。突然，一陣槍響，第一排的同志沒有準備，也來不及喊口號就倒下了。第二排的同志勇敢地走向前，高喊：“中國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又一陣密集的槍聲，劊子手向他們連發87槍，不少同志中彈倒下，但是只要還有一口氣，仍堅持喊口號。“據目擊者說，伍仲文烈士連中十槍，仍站立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把劊子手嚇得膽戰心驚，直到中第十一槍才倒下”。24位烈士，為勞動人民解放當家作主、為了新中國的誕生、為了人類偉大的共產主義，光榮地獻出了生命，他們的死是光榮而偉大的，他們的英名永垂不朽！
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了24烈士，激起了國內外對國民黨反動派一片聲討和對24烈士深情地哀悼。“二十三烈士犧牲了，監獄黨支部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獄中的表現報告給組織。我黨辦的《紅旗日報》和《海光報》發表了消息。1931年4月25日左聯在《前哨·文學導報》第一卷第一期發表宣言，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這次屠殺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并呼吁國際革命團體的聲援”。烈士們犧牲后的兩周年，魯迅先生為此發表了著名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沉痛悼念犧牲的烈士們，對敵人表示嚴正譴責；并發表了著名詩篇：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1934年囚禁在龍華獄中的革命志士，在獄中墻上寫下詩篇，悼念二十四烈士：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
墻外桃花墻里血，一般鮮艷一般紅。
這首廣為人知的悼念24烈士的著名詩作，一直被解釋為“無名烈士詩作”。現已查明，這首詩是老干部張愷帆同志所作。在此僅介紹2008年9月，錢之俊同志為紀念張愷帆誕辰100周年發表在《巢湖日報》 2008年10月30日、《無為文藝》2009年8月總第44期的《張愷帆與“捫虱詩社”》一文，詳細介紹了張愷帆同志寫這首詩的經過，現摘錄如下：
張愷帆，安徽無為人，1908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黨內既是革命家，也是知名書法家、詩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幾次沉浮，曾先后官至安徽省委統戰部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協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張愷帆曾在上海黨組織內擔任過領導工作，1933年底被國民黨逮捕，被關押在上海多處監獄，后被關押在龍華淞滬警備區司令部看守所期間，他和獄友一起組織了“捫虱詩社”，創作了大量詩詞，譜寫了一段恐怖歲月的溫情“佳話”。2008年是張老誕辰整整一百周年，今天我們再回首這些往事，也算是對他的一種特殊的紀念吧。
詩社成員有八九個人，除了張愷帆還有陳晶秋、彭國定（左洪濤）、黃金月、李一清、陳寶箴、謝武潮、沈蔚文、劉金吾、朱天縱等。大家在一起彼此唱和，以詩文相互激勵。張愷帆自小在私塾讀書時，詩詞的水平就很高。年幼就為他的先生吳鳳樓作過詩：“雅愛吾師好杜康，醉時走筆更鋒芒。前朝多少真名士，翰墨千秋帶酒香。”張愷帆在詩社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一首著名的龍華“烈士遺詩”其實就出自張愷帆此時的手筆，現在還留在當時牢房舊址的獄墻上。那時張愷帆睡上鋪，他用鉛筆（一說毛筆）把詩寫在墻壁最高的地方，還不忘署名“捫虱居士”，由于位置隱蔽，并沒有被人發現，后被抄錄保存了下來。詩云：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
墻外桃花墻里血，一般鮮艷一般紅。
現在我們大多所見到的這首詩主要還是通過蕭三編輯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所收錄的，但已有所改動：“龍華千載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終。墻外桃花墻內血，一般鮮艷一般紅。”現在有些語文資料在配合高中課文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的教學時，就要提到當年龍華監獄中的這首詩，但總稱其為“無名烈士”所作，其實這首詩的作者就是張愷帆。龍華風景秀麗，以盛產蟠桃著稱，而桃花盛開之景最為有名，中國十大觀桃花盛地，上海就獨占兩處：一個是南匯桃園，另一個就是南郊龍華鎮。作為江南古鎮，明清之際，龍華即有“三月三，逛廟會，看桃花”的民俗。但因為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也在這里，把這里變成了殘殺共產黨人的屠場，就多少讓它帶上了些血腥味。魯迅先生曾在《給顏黎民的信》里說：“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魯迅先生說的是發生在1931年冬的慘案。這年2月7日，是 “二七”大罷工的紀念日，再過10天就是除夕。國民黨選擇了這個據說“天色灰蒙、寒雪紛飛”的日子將24名建黨早期的高級干部和青年作家殺害。1934年春天在一個桃花盛開的時節，張愷帆觸景生情，想到三年前在這里關押、犧牲的二十四位烈士，甚感悲痛，就寫出了這首流傳甚廣的龍華詩。這首詩現在也鐫刻在安徽無為張愷帆墓上。
注；以上僅摘錄了其中幾段主要內容。
“可是，王明對這些烈士懷恨在心，在他們犧牲后仍寫文章點名批判何孟雄等同志，給這些同志扣上右傾的帽子”。直到延安整風，清算了王明路線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對二十三烈士做出公正的評價：“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斗爭的產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毛澤東選集》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966——967頁）。1949年剛解放，陳毅同志任上海市長時，派專人給我岳父家從上海送來100斤大米、一面粉袋的面粉等表示慰問。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龍大道親屬頒發了由毛澤東主席簽發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褒揚烈士永垂不朽。
六、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山東大學學報刊文稱：“中共黨史上的‘龍華二十四烈士事件’,犧牲者是在反對王明而集會時被告密,從而遭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故對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對暴政的抗議長時間受到來自國共雙方當權者的禁錮阻撓;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魯迅和‘左聯’冒著生命危險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實真相,使‘左聯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響遠大于‘龍華二十四烈士事件’。這并非魯迅和‘左聯有意掩蓋’龍華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徑”。在以前，從未見有當時黨內有阻撓報導24烈士遇難的情況，這是第一次見一個大學的學述性學報，披露了這個情況。但從前面介紹的24烈士遇害的全過程，我認為這個報導有道理：國民黨怕揭露他血腥屠殺的罪行；王明把持的“中央”，怕揭露24烈士是因為抵制他們非法竊取領導權推行比立三更極“左”路線而被叛賣犧牲的。這就造成對徹底弄清24烈士犧牲的情況，設置了重重障礙。以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個別較多了解24烈士情況的人，還拒絕接待調查24烈士史跡的地方政府外調人員。
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龍華24烈士”遇害的全部情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努力下，尤其是上海民政部門、烈士陵園全體工作人員的艱苦工作，以及一些相關省市領導和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今年清明節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專門設立了24烈士展覽館，這個成績來之不易。當我們懷念24位烈士的同時，除應感謝前述從中央到有關各級政府和部門外，同樣不要忘記為此作出重大貢獻的同志們和朋友們。以下介紹一下，24烈士的史跡發掘過程。
在解放初，很快對“龍華24烈士”事跡進行調查并取得重大突破，起著決定作用的當屬中央內政部長謝老謝覺哉同志。
謝覺哉同志下令訪(24烈士)遺蹤：
1950年3月27日，一封北京發出的中央內政部令函，放在了上海市市長陳毅的辦公桌上。部令函是謝覺哉部長親自簽發的，要求對發生在30年代一起中共干部和左翼作家被害案進行調查。函中稱：1931年，歐陽立安等23名烈士于上海東方旅館等處被捕，后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殺害于部內曠場上，遺體即被埋葬在曠場上的方塔旁。部令函指示：“希你府派員負責調查先烈等墳址，詳為勘驗，如有坍毀之處，即予以修補，妥為保護為要，并將處理結果詳報本部”。
陳毅市長和潘漢年、盛丕華兩位副市長傳閱后，于當天將此函批轉上海民政局，要求從速調查處理具報。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批令后，立即行動。
4月5日，經有關人員指證挖掘后，烈士遺骸岀土。從坑中共清理出完整的尸骸18具，另有幾具顱骨、肢體分離，已零碎不全了。同時，在坑中還撿出一副腳鐐、一副手銬，4枚一圓的銀洋錢、50余枚十文的銅錢(注：同前面介紹逮捕惲雨堂、李文二人時，抄出2個銀圓和50多枚銅元，僅多了兩枚銀圓，抄出的紙幣可能腐爛掉了)。最矚目的是，還發現了一件后來確認為馮鏗平時穿的己破爛掉一半的絨線紅背心。
注：以上都是原文照抄。
另據惲逸群同志證明；烈土就義時，敵人把他們互相上了鐐銬，即一人的手和腳同另一個人的手和腳，分別銬在同一副鐐銬上。還有材料披露：24烈士被殺害后，是兩個、兩個……推下預先挖好的坑里埋上的。這兩個材料可互為引證。
可見，從接到謝老的指令函，到挖掘出的遺骸等，僅花了約8天時間，完全驗證了謝老指示函的準確性。謝老指令及時，可能同前面介紹謝老早在武漢時就熟悉歐陽立安有關。
謝老是憑什么發出如此準確的指令？ 這就要介紹前面提到的和龍大道一起被捕的黃理文這個人。他于1949年12月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回憶歐陽立安的就義》一文，文中列出的烈士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龍大道、惲雨堂、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歐陽立安、阿剛、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費達夫、湯士倫、湯士佺等17人。剩下的幾位，他說記不得了。這篇文章影響很大。歐陽立安的母親陶承見到這篇文章，才寫信給內政部長謝覺哉。因此，黃理文是解放初上海市發掘出24烈士遺骸的關鍵人物，功不可沒。那么黃理文是何許人也、他又是怎么能清楚24烈士壯烈就義底細呢？用我的話說：黃理文是一傳奇人物，通俗一點講：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
黃理文，1910年8生，上海金山人，少年時即入商務印書館當學徒。13歲加入青年團，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是周總理的聯絡員，大革命失敗后，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心大學留學。1929年回國，先后在中組部、江蘇宣傳部工作。1930年7月，他參與領導的上海南“泥城暴動”頗有聲勢，后任新組建的紅19軍政委兼中共江蘇淞浦特委書記。暴動失敗，他到陳云任書記的江蘇外縣工委任委員，兼全國鐵路總工會黨團書記。1931年1月17或18日和龍大道同時被捕。在龍華獄中，他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關在同一牢房。何孟雄等認定叛徒對黃的身份不清楚(判了6年徒刑)。因此，何孟雄等托他岀獄后向黨組織轉交何孟雄等交給的材料，在獄中也同黃理文詳細分析了叛徒以及獄中難友的情況。可見，他是最了解內情而6年刑滿出獄的人。24位烈士犧牲的消息也是他當即通過獄中黨組織報中央的。岀獄后，一直同黨組織聯系不上。周總理通過關系找到了他，并接上了組織關系，他一再向周總理匯報了何孟雄等在獄中及犧牲經過。黃被調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曾一度任周總理秘書。后因黨內分歧，他脫離組織到四川大學、中央軍校等任教。1944年離重慶回滬，路經南京被汪偽逮捕，因周佛海認識他而被招安，任青浦日偽縣長。盡管潘漢年找過他，他也做了點工作，但也難抵被招安之污。抗戰勝利，國民黨以漢奸罪把他逮捕關進監獄，直到上海解放。他又找周總理，請求安排工作。先后在北京人民銀行、政務院、海關總署等任過編輯、秘書、研究員等。
在調查的過程中，上海市政府又接到一封自稱“弱女子”的孫一允女士的信。信中介紹她是劉爭(又名王和鼎)的情人，她印象中劉爭是湖南人，華德小學的教師，中共黨員，國民黨突然搜查華德小學時被捕。她見到報紙上披露劉爭等被殺害的消息。希望人民政府祭奠一下這些烈士。盡管后來一直沒有找到這位女士，但根據她提供的情況，查清楚了華德小學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以及華德小學的劉爭和賀治平(化名賀林隸)為24烈士中的兩位。
另外，黃理文同林育南在同一監獄時，林育南說過一同被捕的還有兩位山東人，一位是青島市委書記，一位是北京或南京來的作家。根據這個線索，查清了24烈士中王青士、羅石冰兩位烈士的情況。
至此，24烈士，查清了22位烈士的情況，尚有兩名烈士不清楚。
注：以上材料參見2009年1月6日《作家文摘》報第12版摘自《上海攤》2008年第12期陳正卿：《尋找“龍華二十四烈士”》一文。
從上可見，對24烈士的發掘、核查工作的量和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大量知情人已不在世了。所以，我再次以惲雨堂、李文兩位烈士的晚輩的名義，對所有為挖掘和弄清24位烈士作了貢獻的同志們、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謝謝你們了！
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的建設
龍華烈士陵園的建設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早在1950年龍華地區挖掘出“龍華二十四烈士”遺骸后，老一輩革命家就萌發了在此建立龍華烈士陵園以告慰先烈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57年向全國有關設計院、大學征集了“龍華烈士紀念公園”總體設計方案，并作籌劃。 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擬建造龍華烈士紀念公園，在原龍華公園的基礎上征地、圍墻、綠化，在公園入口處矗立“紅巖石”。 1981年，上海烈士陵園將二十四烈士殉難處辟為紀念地，河塘、小橋、方塔、竹籬笆等地形地貌均依照當年情景恢復，樹立“龍華革命烈士就義地”碑。碑兩側搭建畫廊，陳列21位烈士圖照和生平介紹。碑后有一株枯樹，樹干上彈痕累累。并修建地下通道，與男女看守所遺址和龍華烈士紀念館貫通。
1983年12月，趙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來上海龍華后，上書中央建議修建龍華烈士陵園，中央于當月14日批示要建成上海“南京雨花臺”。次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了《關于籌建龍華烈士陵園的請示》和《關于龍華烈士陵園總體設計方案的請示報告》，向有關設計院、大學征集了“龍華烈士紀念公園”總體設計方案，并作籌劃。 中央4月14日批示同意。1987年，上海市委將籌建龍華烈士陵園的工作列入議事日程。1988年1月，國務院批準“龍華革命烈士紀念地”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3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根據國務院批示，批準上海市烈士陵園遷入龍華烈士陵園一并建設，建成的上海市龍華烈士陵園為全國重點烈士紀念建筑物保護單位。依此批示，龍華烈士陵園建設工程于1994年5月27日開工，1995年4月5日完成土建工程，7月1日對社會開放，其紀念館于1997年5月28日開館。
龍華烈士陵園以《丹心碧血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驅英雄業績展覽》為主題的基本陳列，反映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上海英烈的革命歷程和英勇事跡。紀念館陳展面積達5000平方米，展出人物235名，展出珍貴文物、文獻和照片1000余件。陳列設計風格富有現代氣息，輔助陳列品有全國名家精心創作的國畫、油畫、木刻、絲毯壁畫和鍛銅浮雕等。高技術展示的電子天空、幻影成像、影視模型、神幻玻璃和激光演示場景等等，多為國內首次使用。
烈士主要有：235名陳列在龍華烈士紀念館《丹心碧血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驅英雄業績展覽》中的烈士；近600名骨灰安放在紀念堂中的烈士；近800名遺骸安葬在墓地中的烈士；271名集體安葬在無名烈士墓中的烈士，以及近100名有詩文作品的烈士。
分八個陳列廳：
（1）序廳 （2） 前言廳 （3）舊民主主義時期廳 （4）新民主主義時期第一廳（5）新民主主義時期第二廳 （6）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三廳 （7）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四廳 （8）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廳。
陵園設紀念瞻仰區、烈士墓區、遺址區、地下通道與就義地、碑林區、青少年教育活動區、干部骨灰存放區和游憩區八大功能區。11座大型雕塑與紀念廣場坐落于南北主軸線上。這里安葬著顧正紅、羅亦農、趙世炎、林育南、李求實等1600余名烈士，并建有申城第一碑林，占地20多畝，分南北兩排，各長54米，遙相呼應。南壁碑碣，為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全文，北壁碑收錄了上海烈士的革命詩文。
龍華烈士陵園占地285畝，建有紀念、瞻仰、碑苑、遺址、烈士墓、就義地及地下通道、青少年教育活動和游憩等區域。每一區域都由不同的建筑群構成。人們在瞻仰緬懷英烈的同時，又沉浸在文化和藝術的氛圍中。
龍華烈士陵園建筑的藝術特點是主題、主軸線、立體建筑的融合，以及“過去”、“現在”、“未來”的交替。紅巖石、入口廣場、園名牌樓、紀念橋、紀念廣場、紀念碑、紀念館、無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陵園的南北主軸線上。入口處的紅巖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蘊點出了陵園的人文主題；紀念廣場是陵園的中心地帶；紀念館以四層素色花崗石階梯與金字塔型的藍色玻璃幕墻和諧組合，于莊嚴凝重中透出明朗開闊的意境。這些建筑成功地營造出陵園獨特的紀念氛圍，并以其莊重大器、中西合璧、富有時代氣息的建筑風格，使龍華烈士陵園成為上海標志性紀念建筑。
陵園四季林木蒼翠，入春桃花盛開，從農歷三月初一到三月十五的半個月里去龍華瞻仰烈士，觀桃花已成為上海人的習俗。現人們稱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為上海的“南京雨花臺”。
后記
我分別在“龍華24烈士”就義70周年和80周年專程去上海為先烈掃墓，第一次掃墓后在《常州日報》和互聯網發表了《龍華二十四烈士中的兩位常州人》，第二次寫出了本文《上海“龍華24烈士”史料查考》。這兩次掃墓和寫兩篇文章，對烈士們丹心碧血為人民、灑盡熱血寫春秋的高尚英雄氣慨一次比一次更受感動，但我的心情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我在想：烈士們無私獻出了青春、獻出了生命，他們究竟是為了什么呀？我想，每個中華兒女都會在考慮這個問題。
我在想：被幾個人頌為“明君”的蔣介石，僅就在長江沿岸，就分別在重慶渣滓洞、南京雨花臺、上海龍華殺害了多少不同政見者、革命志土。而且極大多數都是偷偷摸摸暗殺的，其行刑的殘酷、屠殺手段的殘忍世所罕見。除這三大知名刑場外，其它不是刑場的刑場遍布全國，僅就我的家鄉(解放前稱江蘇省武進縣西夏墅區)，在1948年，僅一個夜晚，國民黨就暗殺10多名進步農民，好幾家被殺到了“斷了香火”、絕了門戶。 但被某些人污蔑為“獨裁”的毛主席，不僅把末代皇帝傅儀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且把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和殺人如麻的國民黨軍統頭子沈醉等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更有不少俘虜來的國民黨將領和士兵，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想到這些，毛澤東時代這段歷史究竟該怎么譜寫？不值得某些當權者和文人思考嗎！
本文在文中介紹了蔣介紹對24烈士的迫害所用手段可以說是：機關算盡、黔驢技窮的地步。例如，把林育南接到南京，陳立夫親自登場審訊，林育南大義凜然舌戰陳立夫，把國民黨謄為理論知識“首屈一指”的陳立夫擊得一敗墮地無地自容，只得把林育南當天押回上海龍華監獄。又如，敵人對龍大道用酷刑進行審訊，龍大道慷慨陳詞，訓得敵人理屈詞窮；“氣得蔣介石暴跳如雷，直罵‘娘希匹’”。24烈士這些生動事例，教育了我們：世界上最強大的不是權力，而是掌握了馬列主義真理。
從我梳理岀的24烈士英雄事跡粗線條，認為24烈士的事跡，具有很髙的歷史意義。因此，我建議有較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水平的無產階級作家、劇作家，把“龍華24烈士”的英雄事跡寫成小說、搬上銀幕，人們一定會稱頌是一堂生動的共產主義階級教育課。本人愿義務作一名參謀參與這項工程。
最后一點說明：這篇文章中，選用的一些材料，凡有原作者署名的，文中都注釋了原作者姓名等，但有不少沒見署名的材料，望知情的同志告知，以便修改時補上。但由于本人水平受限，錯、漏之處難免，望批評指正。更希望24烈士的親友，如見到本文有錯漏之處，給予更正和補充。我所見到的關于24烈士有關文獻，目前本文可能是內容較全面而豐富的，愿這是我坐井觀天。但不僅本文有些內容還需進一步核對、充實，而且仍有不少問題沒有弄清楚，如還有一位烈士不知姓名等等。我有信心把本文修改、補充，盡全力為搶救“龍華24烈士”至今尚未弄清的全部史實貢獻一份力量。為此，為便于聯系，把本人的電子郵箱介紹在此：[email protected]。另外，本人準備把此文復印一些，如24烈士直系家族需要，請通過前述電子郵箱同本人聯系，并注明你的姓名、通信地址、郵政編碼。本人將贈送一份郵給。
惲雨堂和李文兩位烈士的親侄女婿：
惲仁祥 編著
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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