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斗爭不但沒有隨著國家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而平靜下來，反而派系斗爭愈演愈烈，早已超出了我們一直認為的什么淮西派、浙東派斗爭的范疇！
因為又一個派別成熟了，這就是“漢派”！ 漢派？什么意思？漢？哪來的？這是筆者命名的！
在筆者之前的歷史研究者們還從未把他們單獨地拉出來顯形，所以這個政治派別的言行和主張，大多被歷史研究者們強加到了老朱的身上！造成了很多荒謬的看法，實在是歷史研究者的恥辱啊！
我們知道，陳友諒建立的陳漢(1360-1364年)政權是被朱元璋干掉的，朱元璋還收用了陳友諒的小老婆美麗的達氏。陳友諒雖然完蛋了，張定邊(1318-1417)也引退了，但是陳友諒的漢國統治地區江西、湖廣兩省的人們還是息息相通！為某種特殊的情結所溝通！
從漢國投降老朱的人不少啊！比如詹同(原名詹書，字同文)，陳友諒的大學士，后來為老朱服務，官拜吏部尚書！位高權重，連胡惟庸丞相都得讓他三分。現在，詹同的兒子詹徽也混起來了，都察院左都御史，主抓紀律檢查，朝中是人人忌憚啊！此人逐漸成為漢派極為強硬的領袖！
詹徽對于明朝洪武政壇的影響，包括吳晗等人都研究得很不夠！學術視野過于狹小的緣故！
再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考中進士的江西吉水才子解縉（1369－1415），他的爸爸解開也曾經是陳友諒的重要謀士。這些人實際上都有濃重的“漢派情節”！
再者，元末明初江西人前往今湖北、湖南一帶謀生的也不少，如詹同從今江西婺源搬家到了湖北黃州，弄得從詹徽開始到其現代社會的子孫后代都成了湖北人。
楊士奇（1366-1444）小伙，后來所謂“三楊輔政”者之一，老家本在江西泰和縣，其父早死，其母改嫁羅某。因此這個大明建國初年的“祖國花朵”也跟著母親、繼父到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謀生，洪武二十幾年的時候，楊士奇20來歲，因沒有資格參加“高考”（科舉），只能在教館當識字先生混碗飯吃！
夏原吉（1367-1430），原籍江西省上饒地區的德興縣，因其父夏時敏任職湖廣湘陰縣教諭，遂在湘陰縣定居，成了湘陰人。夏原吉在南京國子監讀書時，偶然被老朱瞧中，進了戶部任職，當書算生。洪武二十幾年的時候，已經升任戶部主事，境況比楊士奇小伙好得多。
江西填湖廣，名不虛傳啊！那是另一場值得關注的，時間跨度很大的大移民！純粹的江西籍干部，當時那也是人才不斷涌現，生生不息，陣容強大！
如主張警惕回回人，充滿大漢族主義精神，后來反被老朱閹割的首任通政使曾秉正，江西南昌人；再如公開的胡黨，洪武十八年動蕩期的戶部尚書徐鐸，江西南昌人；
洪武十八年通過科舉上來的新型知識分子，練子寧（？-1403），江西新干人（祖籍三洲，今江西省峽江縣水邊鎮黃家村），黃子澄(1350-1402)，江西分宜人，這些人已經成為洪武二十幾年時代的政界明星。還有龐大后續梯隊，如江西吉安人胡廣（1369-1418），學問很好，后來得中建文二年的狀元，走上政壇；新淦縣人金幼孜（1367-1431），建文二年進士，走上政壇；南昌人胡儼(1360～1443)，受到練子寧的提攜和舉薦，建文四年，也進了中央。江西集團還有不少，不再一一敘述。
我們知道，建立漢國的陳友諒（1320～1363）、張定邊(1318-1417)，都是今湖北沔陽人，統治地域覆蓋今湖北、湖南、江西，所以江西派、湖南派、湖北派在大明政壇上一時間合流了。因此，筆者把他們命名為“漢派”！
洪武二十幾年的大明政壇，位高權重的“漢派”人物主要有：
詹徽，湖廣黃州人(祖籍江西婺源)，時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主管紀檢的一把手；
劉三吾，湖廣茶陵(今湖南省茶陵縣)人，時任翰林學士，是老朱的大秘(明朝中后期“內閣首輔”的雛形)；
趙勉，湖廣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人，劉三吾之婿，時任刑部右侍郎，后任戶部尚書；
茹瑺，湖廣衡山藻江（今衡東縣石灣鄉棗山村）人，時任通政使，后為兵部尚書；
很明顯，以湖廣系為核心的“漢派”已經在洪武朝的中央政府形成一股勢力！
政治經驗豐富的老朱能夠允許這個“漢派”的存在嗎？其實正是老朱本人哺育了這個新興派系的成長，來達到制衡先前的淮西派，浙東派；并利用少壯派制衡和調和元老派。
當然，地方派系的均衡，也是老朱玩弄的一種統治技巧，如，老朱對于山西為代表的北派政治勢力也進行了一定的扶持。
自打通政使蔡瑄（山西省蒲州榮河縣人，今萬榮縣）于洪武二十年八月病逝后，洪武十八年逐漸形成的少壯派“五人邦”（蔡瑄、茹瑺、楊靖、詹徽、秦逵）基本解體，少了些報國的銳氣，反多了些地域派系的內部斗爭。特別是以詹徽為首，湖廣系為核心的“漢派”形成以后，控制了刑部、監察（相當于今天的公檢法），想打擊誰就打擊誰，北派頓時陷入勢單力薄的境地，地域斗爭又一次浮出水面。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在南京城明皇宮謹身殿，老朱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偶然談論起“治民之道”。
劉三吾首先發表了意見：“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劉三吾這話什么意思？就是說，南方人整體文化水平高，應該加強教育；北方人整體文化水平低，應當對其嚴格管理！
老朱聽了，搖搖頭，說道：“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概以一言乎？”
劉三吾一聽，“悚服，稽首而退”。而正是這次談話，劉三吾并未真正領會，才造成了7年后，也即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的南北榜大案，劉三吾險遭凌遲處死之罪。
一句話，自打通政使蔡瑄死后，由于政治舞臺的失衡，南北斗爭顯露出來，成為洪武朝后期的重大事件！
針對“漢派勢力”的形成，老朱也做了一定的防范和平衡，如把陜西小伙楊靖從戶部尚書崗位調整到刑部尚書崗位，另外，把湖廣小伙趙勉從刑部尚書調整到戶部尚書崗位，時間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初一！
受他二人牽連，兵部尚書沈溍和工部尚書秦逵也予以對調，并建立慣例，今后在京官三年，必須挪一挪崗位。
除把作為北方人的陜西小伙楊靖調入司法系統以外，還提拔了山西人袁泰，河南人凌漢，進入中央，借以平衡朝野南北勢力。特別是袁泰，進都察院任職右都御史，地位僅次于詹徽，明顯是在牽制詹徽。除漢族人外，連北方的蒙古族人都跟著沾光，高昌安，故元御史喜山之子，蒙古族人，曾在山東按察司任僉事，也調入中央，由禮部員外郎一職，再升吏部侍郎，又是在牽制詹徽。詹徽時任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兩頭被北方佬牽制，卻正是老朱的安排！
洪武朝后期逐漸嚴重的南北對抗，是解釋明朝政壇一些匪夷所思怪狀的一把金鑰匙，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和深化，固然來自于歷史上中國的南北分裂和南北對峙（金、宋之間）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南北兩個經濟負擔重點地區，特別是山西、蘇州兩地的沉重負擔，以及其相應的經濟調整，也是促使矛盾升級的主要原因。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朱元璋“三打胡惟庸逆黨”，頒布了《昭示奸黨錄》，列二十人，首次涉及開國功臣群體，正是詹徽等“漢派”多年精心運作的結果，這就是“對北人采取威制”的結果。
這20人是：李善長、胡美、唐勝宗、陸仲亨、陳德、費聚、顧時、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華忠、王志、毛驤、于顯、陳方亮、于琥等。
《昭示奸黨錄》沒有流傳下來，已經散佚，但是它的存在，說明朱元璋在“漢派”力量的促使下，開始對多年來一直曲意維護的功臣群體動手了！功臣們的“苦日子”終于來了！ 節選自：山西移民對于北京和明朝政壇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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