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事件始末

轉載者按：作者的立場未必正確，結尾將一胎化政策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文革也是值得商榷的，但單就作者馬寅初事件本身的梳理還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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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第5期上發表以后，11月2日，我的在讀博士生王永華在網上蕩出臺灣政治大學徐文路先生2008年寫作的博士論文《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讀》，并將其介紹給我。應該說，徐文路先生的論文是此前所有關于馬寅初的論著中最有水準的文章。因為，徐文路敘述的論文多少還是站在擁有的一些資料的前提下所做的研究，而此前幾十年幾乎所有大陸有關馬寅初的文章卻都是按照1979年建議中央為馬寅初平反的那位記者的文章口徑不斷增加的溢美之詞，少有搜集資料并根據一手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徐文首先肯定了馬寅初開始講人口問題的時候，共產黨和毛澤東已經提出實行避孕和節育這一基本事實。其次，徐文還指出毛澤東在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以后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第三，批判馬寅初是與剛剛過去的反右無關的事情。僅這樣幾點，站在大陸以外的徐先生就比所有內地的作者都要高明。但是，徐先生還是沒有識破上個世紀70年代末大陸塑造的馬寅初這尊神的本質，相反受其影響認為馬寅初是從自己的經濟學原理出發提出“新人口論”從而受到了共產黨的批判。這樣，作者就把馬寅初當作一位嚴謹的學者，還是按照共產黨、毛澤東批判了馬寅初這樣的思路演繹了下來。這不是事實。理解馬寅初事件的樞紐在于馬寅初從共和國誕生時開始就已經和共產黨融合在了一起，時時處處在為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做宣傳。因為馬寅初從來就沒有向黨和政府提出過批評意見，黨和政府也就從未批判過馬寅初。無論是1955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浙江小組會議的爭論，還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報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與馬寅初一起參加了共產黨邀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發起的。在批判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來，馬寅初的錯誤是思想和立場問題，而與他的學術主張無關。在這些批判活動中，黨和政府不僅沒有參與，反而對馬寅初還有政治擔當。必須強調的是，黨和政府對馬寅初的擔當是終身性質的。馬寅初的家屬曾經向傳記作者敘述周恩來對馬寅初的關照，特別是1972年馬寅初直腸癌手術是經過周恩來總理批準的。1975年周恩來逝世后，馬寅初有資格赴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陳云似乎對馬寅初也有關照。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陳云補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后，馬寅初發去賀電，陳云還曾回復感謝。這些情況也都說明，馬寅初受到的批判并非來自于共產黨。應該說，這一基本事實無論是馬寅初還是共產黨，本來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則，在那個以政治為中心的時代里，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與共產黨發生絲毫不愉快的芥蒂，不僅周恩來、陳云不會與馬寅初再有往來，馬寅初也不會主動示好。這是認識和理解共產黨政治生態的起碼常識。

過去人們僅僅關注黨和政府領導的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其實，知識分子之間、民主人士之間的批判是那個時代同一畫面上的又一道格外別致的風景線。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龔祥瑞曾在反右斗爭中積極揭發批判他的恩師錢端升和同事樓邦彥、王鐵崖等，后面幾位在運動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龔祥瑞在9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談及這段往事時是這樣說的：

我對陳體強、錢俊瑞、王鐵崖、樓邦彥等同時的批判，在開始時，是“批評與反批評”，并無“反右派”一說。如果按后來的標準衡量，乃是資產階級批資產階級，按我們道德觀來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進行自我改造的自覺行為，不是像有的人所說，是“出賣朋友”的不道德行為，……對我們個人來說，不發生誰是誰非的問題。

在研究馬寅初事件的過程中，筆者就對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現很感興趣。在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青年干部學校副教育長的龔祥瑞竟然能夠歷經知識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右”、“雙反”運動，一次次安全過關。如果知道龔教授任職的國民黨青年干部學校的校長是蔣介石，教育長是蔣經國，他的副教育長的角色和重擔，以及與蔣氏父子的關系，都是不言而喻的。龔祥瑞是如何過關的？我在寫作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受到師生的批判時，就對照了龔祥瑞。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開始后，龔祥瑞教授說：

過去我一直不承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雙反運動中，經過群眾的揭發，立場、思想、作風上所存在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最初自己還大吃一驚，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資產階級舊法學的宣揚者和執行人，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里作過官，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解放后，黨團結教育我，給了我榮譽和地位，在歷次運動中也保護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沒有自覺革命的認識。現在道路擺在眼前，不和資產階級思想、立場分家，就不能做社會主義的工作。

龔祥瑞因為曾經指導過李克強而在去世10多年后出了名。在4個月前剛剛出版的回憶錄里，龔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動和表現，更為深刻。他寫道，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次“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與國民黨斗爭的繼續，像自己這樣從舊社會過來并和國民黨有過關系的人，自然會想到是很難過關的了。“我預見到自己在這場狂風驟雨中有滅頂之災，自己已經預感到它的嚴重性質?！鶕易约旱慕涷?，我選擇了‘造反有理’的策略?！?/p>

同時我也想到我在這場運動中必遭受群眾的打擊。我自知1957年過了關，有的人就很不滿意，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擊報復。與其等著挨批挨打（根據我幾十年來的經驗）不如先發制人，主動站出來，大膽揭露本單位的問題，將來受到別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與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當然也可以揭我”，這樣一來我就沒有怨氣了。經過這樣認真思考，我就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貼滿了四院的圍墻。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遠離那個時代以后對自己當時心靈的剖析。難道馬寅初就比龔祥瑞更純潔和神圣？當然不是。馬寅初很識趣，知道黨和政府使用他的價值在什么地方，并且總能做得恰到好處。他任職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那是為正在解放全中國的前線籌款的機構，按照錢昌照的說法，馬寅初從不去到任；也任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卻不曾像饒漱石、陳毅、曾山等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一樣真的去做事。在北京大學1951年6月1日舉辦的歡迎馬寅初就職校長的典禮上，馬寅初講：

今天在此講話，諸位同學或許要聽取我的建校方針，這點不免使諸位同學失望。我以為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的任務，沒有建校方針，一個校長只有執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方針的任務，所以我今天不談方針。

有的時候，馬寅初表現得比毛澤東還毛澤東。根據《毛澤東傳》，1957年初春，毛澤東基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經有讓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職有權的想法。

4月30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說：

“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后無論哪個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p>

說到這里，毛澤東問北大校長馬寅初：

“你那里怎樣？”

馬寅初回答：

“是不夠?！?/p>

毛澤東又問：

“他們要不要你管？”

馬寅初說：

“矛盾是有的?！?/p>

毛澤東見馬寅初講的很委婉。便直接了當地把問題挑明：

“你講話不徹底，矛盾存在，敷衍過去不能解決問題?！?/p>

與絕大多數人最近幾十年的印象相反，馬寅初其實是很會做人和做事。不僅如此，馬寅初總是希望用自己經濟學家的身份來影響社會，為黨和政府服務。所以，黨和政府每每出臺新的方針政策，他都會出面宣傳一通，跟在毛澤東后面寫《共同綱領》，寫新民主主義經濟，寫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寫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寫知識分子改造、雙百方針，寫土改運動、抗美援朝、反對右派，寫大躍進、一天等于二十年和農業八字憲法，甚至于應相關部門的領導的要求去寫政府為什么發行公債、收支預算，以及為物價上漲作辯護，等等。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論文按照嚴謹的學者的學術思想推導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形成，問題恰恰在于馬寅初的這些文章不是自己學術觀點的自然結果，而是直接出自于現實的需要。為了需要，都可以編造出沒有過的事情。譬如，從各個方面的情況判斷，馬寅初并未就人口問題作過調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馬寅初為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回應毛澤東前兩天的講話中提出的計劃生育的觀點，隨口就可以說自己就這個問題有過多次的、專門的調查。他說：

兩年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在浙江小組提出了我國的人口問題。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呢？我兩次視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鄉村我都去了，好的、壞的、中等的都去過。每次去的時候，我就問他們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這么多。到處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處都是小孩，洋車都進不去。這個問題怎么辦？所以回來以后寫了個提案，但在浙江小組里一討論，贊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還有幾位科學家，有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另有科學家趙忠堯、王國松、顧功敘。

這樣的話在幾個月后發表的《新人口論》中又說了一遍。但是，不僅沒有人看見過他的所謂“提案”，在這一時期他的幾個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章、答記者問和《新人口論》中，都沒有發現所謂在浙江等地方調查人口狀況譬如某省某縣某鄉某村某年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體材料。還有，根據竺可楨當天的日記，1955年浙江小組會議上的人口問題的爭議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馬寅初和竺可楨附和支持的，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等人的面，馬寅初改說為是他先提出來，而邵力子、竺可楨等科學家是支持他的。馬寅初作為政治人物，要跟上毛澤東的步伐，如何還能保障嚴謹的科學？

正是因為馬寅初在處理與共產黨的關系問題上總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黨和政府不僅從沒有批判過他，而且對其始終都有所擔當。但是，民主黨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卻不放過他。馬寅初事件實際上是民主人士對馬寅初的批判。在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回過頭來審視那次對馬寅初的批判和馬寅初的反批判，不過是發生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人士之間的一場口水戰，如龔祥瑞所說，本來就“不發生誰是誰非的問題”。不過，在1979年前后那個特定環境下，不惜把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馬寅初歪曲為黨和政府批判馬寅初，把馬寅初塑造成比黨和毛澤東還要正確、并且敢于和陳伯達康生及其背后的黨和毛澤東抗爭的政治英雄，其意圖就是要為迅速建立起一個以強制為特征的現行的計劃生育制度服務的。“實踐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終于澄清，黨組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黨中央批準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為馬寅初先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決定指出‘新人口論’的觀點是正確的，許多主張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報的大字黑體標題。“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也是那個時代傳播最廣泛的話題。有關部門借助中央為馬寅初平反的輿論宣傳，進一步把“一胎化”生育政策和當年“四人幫”在上海實行的根據人口計劃把節育措施具體落實到每一個有條件生育的育齡婦女身上的極左作法擴展到全國，使得“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公權隨意侵犯私權的做法發展到了極致。所以，還原馬寅初事件的原貌，揭露馬寅初平反問題的真相，乃是糾正錯誤的現行計劃生育制度必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之一。

                                       2011年11月10日

                                                   戳破馬寅初神話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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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來是一篇論文的題目，說得更準確一些，應該是一本正在寫作中的專著的副標題。該書主要資料的搜集和形成現在主體性觀點的研究線索，大約都是在3年前基本完成的。去年以來，斷斷續續地寫作了兩個稿子，但距離完成和出版還有不少的關卡需要突破。今年7月將手頭的一篇文章改定后，臨時決定把書的前半部分以副標題為題目，先做成一篇獨立的論文。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把現在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礙暫時擱置一段時間，而以確鑿的歷史事實為基礎，敘述清楚當年馬寅初受批判的歷史經過，讓社會更多層面的人共同反思這一被混淆和顛倒了的歷史。也許，在連續完成上述兩篇有關江湖術士的博文以后，接著粘貼這篇論文是再適合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一方面，在一般人看來，在盛產人口學家的中國，以人口學的特殊本領可以把官做到堪稱為中央大員的也只有三個人，其中兩位在世者宋健蔣正華簡略述評已經做過，接下來就應輪到已故的馬寅初了。另一方面，馬寅初似乎就是現代中國人口學的鼻祖，至少宋健田雪原都爭著搶著要把馬寅初作為他們進入人口學界的直接領路人，以顯得從一踏入門檻就占據著很高的陣地。1981年2月21－28日在北京西山北京軍區招待所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暨中國人口學會成立的開幕式上，已經大紅大紫的宋健被邀請講話。那天他都講了些什么，不是時間長已經忘記，而是當時給我的印象就只是背誦了一篇盛贊馬寅初不畏強暴主張計劃生育的祭文。當選副會長是宋健在中國人口學大會上唯一的一次亮相。因為幾乎同時就有了七機部副部長和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這兩個名稱實質上是一個職務的前后不同的稱謂）、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兼科委主任等等的職務，可以說有了全中國所有學科的大平臺，宋健再也不屑于參加人口學方面的活動（但他在需要的時候卻從不拒絕人口學家的稱謂，只是有的時候要突出自己控制論和系統工程的學科背景，似乎是比通常的人口學更為科學和高級的人口學家）。所以，對于人口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有幸能親眼目睹宋健的風采，那次閃亮登場夸贊馬寅初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只要論及與人口學的淵源，宋健還是不忘馬寅初。“受激于馬寅初的風范，面對令人堪憂的中國人口，我邀約于景元、李廣元等，應用控制論的理論和方法接續研究人口問題。”儼然一位人口學家馬寅初的虔誠弟子。至于田雪原似乎與馬寅初更為直接。“一九七九年發表《為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翻案》并編輯出版他的《新人口論》后，我也由探討經濟學轉向研究人口學……”。再經若干年后，田雪原敘述馬寅初對其成長影響的歷史淵源就更為悠長和清晰。“1959年筆者作為初入北大的一名學子，一踏進校門便趕上第二次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當時知少識淺，課余時間找來馬老的幾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對照著讀，感到馬老講得頗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號，由此心中有些憤憤不平。后來馬老無名‘蒸發’，筆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幾分；再看馬老誓死為真理而戰，錚錚鐵骨擲地有聲，便有意搜集一些相關資料，并且一直保存下來。還時不時地想到這樁公案，難道事情就這樣了結了嗎？甚至想到會有翻案一天的到來。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筆者曾動筆撰寫為馬老翻案的文章……” 可見，舉凡中國人口學界大師一級的人口學家，大都在人口學家馬寅初接受批判時就受其激勵而終歸成就為大人口學家。但是，歷史上的馬寅初其實是聽了毛澤東的計劃生育的演講之后才寫作“新人口論”的。在50年代，馬寅初跟在毛澤東后面寫農業合作化、寫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寫大躍進、寫“農業八字憲法”……，幾乎宣傳和解釋毛澤東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僅僅是馬寅初詮釋黨和毛澤東的許許多多方針政策的很小一個方面，把馬寅初說成人口學家是連馬寅初本人也不會同意的事情。因為馬寅初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緊跟黨和毛澤東的，所以，黨和毛澤東并沒有批判過馬寅初。馬寅初受批判實際上是那個時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間的事，更是與主張計劃生育毫無關系的事情。馬寅初“鐵骨錚錚”的那些話是針對組織批判和圍攻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對著所謂陳伯達康生或者所代表的黨和政府的。這樣，敘述出馬寅初事件的真實經過，一方面是還原歷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的，撕破他們出場的偽裝，揭露其出道的行頭就是假的。因為論文是要顛倒30多年來幾乎所有關于馬寅初問題的認識，我就不得不把許多關鍵性的證據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再加上需要澄清的問題太多、太復雜，文字就特別的長（約略6萬字）。但是，作為博文，我只能將展現歷史真相的《馬寅初事件始末》的文章大義約略敘述如下，有興趣或者感覺疑問的讀者可以閱讀《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電話0351-7985580），拙文已經在該期刊今年第5期上全文發表。

1979年后半年，社會很快制造了一個神話，說民主人士馬寅初是比黨和毛澤東更早認識社會主義新中國人口問題的賢哲，毛澤東把馬寅初接進中南海，暢談人口問題。黨和毛澤東先是接受馬寅初的建議，決定控制日益增長的人口，實行計劃生育，后來卻又反悔批判了馬寅初。其中陳伯達和康生起到了極壞的作用，他們不僅指名道姓點名說馬寅初是馬爾薩斯，而且組織理論界在《光明日報》《新建設》等報刊雜志上圍攻、批判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面對陳伯達康生組織的批判，真理在握的馬寅初公開發出“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的誓言。經過1958、1960年兩次批判后，馬寅初不僅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而且被黨和政府免去了全國人大常委職務，離開了中國政治和學術舞臺。于是乎，中國人口有了“錯批一人，誤增3億”。在此以前，宣傳口徑還說“計劃生育是毛主席倡導多年的一項偉大事業”，從此，這樣的話語就不再出現了。再后來，1981年初春，中國人口學會成立，百歲老人馬寅初被推選為名譽會長。馬寅初儼然成為新中國主張計劃生育第一人，中國人口學的鼻祖。

但是，當年的歷史卻不是這樣。

首先，馬寅初可不是一般的民主人士。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馬寅初就站在毛澤東右側稍后一些的位置上，與毛澤東之間隔著半個林伯渠，其距離之短，從馬寅初不時地探頭看望毛澤東手上的講話稿可視一斑。從這時起到第一次全國人大召開以前，馬寅初是經常參加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會議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除了7位主席副主席外，其他56位委員中還有如林彪、鄧小平等許多委員實際上都是很少出席會議的委員），擔任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以及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等重要職務。因為中國最高政治權力機構幾經變動，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那時馬寅初的地位究竟有多高。這么說吧，1955年干部定級的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行政二級，馬寅初為行政三級，是相當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務委員或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才可以靠上的級別待遇。

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更是傳統的中國文人。早在地下黨動員他由上海去香港再伺機北上參加政協和中央政府的時候就說，“我可無功不受祿呀”。所以，黨和毛澤東給了馬寅初這么高的待遇，馬寅初總是在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F在的主流觀點把馬寅初打扮成為新中國貢獻了控制人口的主張，實際上，馬寅初除了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寫了大量的文章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以外，最大的貢獻是幫助黨和毛澤東找到了一種改造知識分子的形式，實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一個夙愿。毛澤東在建國前后認為，建設一個新中國，沒有大量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但是，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不是長期受封建主義的教育就是帝國主義的影響，不進行思想改造就不能為新中國服務。毛澤東甚至于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新中國民主改造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950年6月，毛澤東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這個問題了，但因為一時找不到好的方式而遲遲沒有開展。1951年6月，馬寅初執掌北京大學后，組織北京大學教授學習會，向周恩來提出請黨的領導人為其輔導。毛澤東、周恩來抓住這一機會，要求教育部首先組織北京、天津高校教師組織學習會，接著又將這一形式推廣到全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由高校再中小學和一切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文化、科技、體育、文藝等領域。由于馬寅初屬于最早留學歸國和五四時期就在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從而是最有資歷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再加上北京大學在全國高校以及解放后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由馬寅初組織北京大學教授自我教育學習會在全國知識分子中就不顯山露水如水到渠成般地自然開展起來。馬寅初如“二傳手”般接過毛澤東周恩來傳過來的改造知識分子的這顆球，又十分便當地將其傳遞到全國，為黨和毛澤東立了大功。關于馬寅初在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年譜》都有記載。因為馬寅初在建國初期極高的政治地位，在這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是充當領導者和批判、改造別人的角色的。但是，當中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政治架構變化以后，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國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式微，民主人士和馬寅初淡出政治核心而失去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賦予的光環的時候，群眾運動的批判之火就必然地燒到了那位曾經幫助黨和毛澤東點火的人的身上了。

再回到我們直接關心的問題上。歷史上的馬寅初并不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現行的計劃生育制度迅速形成時所宣傳的那樣，我的研究至少揭示出以下幾點。

1．馬寅初是一位經濟學家。馬寅初1914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博士論文就是《紐約市的財政》，民國時期的大量專業論著都是財政、金融和中國經濟有關的內容。認為人口多是中國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主張節制生育等有關人口方面的文章，在馬寅初的舊著中就有，但比重并不大。新中國以后，馬寅初大量的論著都是詮釋黨和政府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內容，其代表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就是解釋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缎氯丝谡摗穬H只是該書4篇附錄文章之一，也不是馬寅初的主要成果。

2．因為馬爾薩斯主義總是把人口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態度批判和否定馬爾薩斯，所有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把節制生育等同于馬爾薩斯主義。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之際，毛澤東連續發表了5篇批判美國政府“白皮書”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題就是批判美國政府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在此后的幾年里，黨和政府對人工流產和節制生育問題是持否定態度的。所以，包括馬寅初在內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張節制生育的知識分子在這一個時期也都不再發表自己的意見了。1953年以后，黨的上層開始對節制生育問題改變認識，內部會議已經討論改變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政策。處在中央機關核心領導層的邵力子和馬寅初都有機會了解到黨的上層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變化，比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們一貫主張的節制生育觀點。1955年7月，馬寅初開始提出控制人口問題的時候，全國衛生部門已經開始在城市里宣傳避孕和節育知識，中央政府已經組織生產避孕藥械了。特別是1955年3月1日，黨中央以批轉中央衛生部黨組報告的形式轉發全國，提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個重大政策性問題”，明確贊同節育了。所以，馬寅初并沒有比黨和毛澤東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實行節制生育的主張。相反，馬寅初是在共產黨允許的時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張的。

3．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做的“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中，有一段生動幽默的、主張實行計劃生育的演講。這是黨繼半年前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明確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以后，黨的最高領導人又一次在較大、較為公開的場合（這次會議擴大到黨和國家高級干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這一主張，而且是第一次公開提出計劃生育的概念。毛澤東說：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

3月1日，大會組織了包括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人士發言。馬寅初在發言中主要回應了毛澤東講話中那段主張實行計劃生育的話。馬寅初表示擁護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觀點的發言共有1000字，約10分鐘。這就是30多年來被主流人口學家所樂道的“馬寅初中南海向毛澤東諫言”。

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以后，1957年初春有關計劃生育的提法就開始在全國流行。許多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賢達都紛紛發表文章，宣傳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馬寅初的幾篇有關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會議發言的形式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人口論”，都是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演講以后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4．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中?！半p反”運動是1958年大躍進前夕黨和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大動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這次運動的主要開展方式和武器，“領導引火燒身”和“人人寫大字報，人人被貼大字報”都是這次運動的主要特點。高校的“雙反”運動實際上是老教授和舊知識分子的又一次煉獄，只是絕大多數人經過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三反”“五反”和反右斗爭，已經有了對付群眾運動的經驗，這就是傅鷹教授總結的“運動來了，群眾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鼓掌通過”。由于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1954年全國代表大會后，馬寅初從原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改任全國人大常委。雖然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沒有變化，但是，1957年10月，為了加強高校的領導，黨從國家機關抽調1000多名領導干部擔任高校的領導。原來擔任鐵道部副部長的陸平進校擔任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以后，學校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學校的日常工作和幾乎其他所有的活動都由陸平主持和領導了，校長馬寅初已經被晾在一邊。失去政治光環的馬寅初在師生中已經不那么神秘了。馬寅初歷來都是運動的領導和動力，從未做過對象，沒有對付群眾運動的經驗。由于不服水土，師生給馬寅初貼大字報，馬寅初也給師生反貼大字報。大字報批評馬寅初，馬寅初也張貼大字報提出反批評。這樣，相對于其他校領導來說，馬寅初的大字報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說，因為馬寅初校長畢竟平時與學生和青年教師接觸少，比起許多老教授來所受到的沖擊就輕微多了。8月1日，馬寅初離校視察5個月，給他張貼的大字報就少多了。

5．以光明日報和《新建設》為代表的報刊雜志對馬寅初的批判是從光明日報刊登北京大學給馬寅初張貼的大字報開始的。光明日報是面對高校和國家機關、文化界和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的報紙，“雙反”運動開始后就把北京大學等高校的運動當作報道的重點。馬寅初像對待校內張貼他的大字報一樣，對光明日報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應。從4月19日光明日報開始刊登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該報刊登了馬寅初兩個長篇答辯和反批評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將近半個版面予以連載。隨著馬寅初在外地視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報基本上已經沒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該報刊登一個編輯部文章和北京大學的3篇批判文章后，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批判。但是，馬寅初不愿意就此結束。批判活動基本結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馬寅初借在《新建設》刊登“就大躍進的情形，作出一個科學解釋”的長篇論文的機會，明確提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實際上是對光明日報叫板宣戰，從而發生新一輪的對馬寅初的批判。馬寅初是在那時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卻不同于一般的知識分子受批判。馬寅初在運動中還有很大的主動權，有力量實行還擊，能夠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報、《新建設》或者《北京大學學報》任何一個報刊上，這不是那個時代每個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權。

5．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報還不是今天與人民日報同等地位、屬中共中央管轄的光明日報。那時的光明日報是各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和總編儲安平雙雙打成右派而改組時，馬寅初就是作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參加會議的。被馬寅初等民主黨派領導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長楊明軒總編陳此生都是比馬寅初資歷淺出許多的民主人士，未過半年就在光明日報上刊發批判自己的文章，馬寅初難免會有極大的不滿。《新建設》原屬光明日報管理的雜志，1959年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管理。馬寅初是這個學部的委員（相當于現在的院士），也算是該雜志的領導。除此以外，進一步分析1958-1960年兩次批判馬寅初的18份雜志，基本上都是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費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順便點名批評了馬寅初，但文章對馬寅初和幾位著名右派還是有區別的。由陳伯達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屬于半月刊，期間共出版48期，沒有刊登一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都辦有一份機關報和一份理論刊物，期間沒有發表過一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這些情況說明，黨和政府不僅沒有直接組織批判，而且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還是有政治擔當的。

筆者在整個研究中特別尋找批判馬寅初過程中陳伯達康生所起的作用，遺憾的是，期間根本沒有二人的身影。筆者一一檢查了最近30年來有關陳伯達或者康生批判馬寅初的文字，全都屬于穿鑿附會、無中生有、查無實據。就是說，批判馬寅初與陳伯達康生根本無關。陳伯達康生批判馬寅初，完全是1979年塑造馬寅初這尊神的過程中根據需要杜撰的。

由此再分析馬寅初那段表現鐵骨錚錚的誓言。1958年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并沒有影響黨和毛澤東對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結束連續5個月的視察回來后，馬寅初頻繁地出席北京高層舉辦的會議，其中包括盛大集會出現在主席臺上和參加毛澤東邀請的小型會議。4月份的兩屆換屆的會議上，繼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只是把原來兼任的全國政協常委調整為全國政協委員。所以，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繼續得到黨和毛澤東的信任，與自己搗亂并過意不去的就是那幫比起自己資歷還淺的民主人士。所以，馬寅初要與之戰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幫家伙，他下戰書的標題就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顯然是對著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日報及其光明日報的領導楊明軒陳此生的，這與陳伯達康生及其背后的黨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

6．馬寅初把《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看作是自己的代表作，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也始終都是針對這本書的。具體分析期間兩年多公開發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屬于學術動態和綜述性的文章計有15篇，明確從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的整體性或者引申出某些問題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馬寅初哲學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經濟理論的16篇，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中，分歧從來都不是要不要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而是通過分析具體上綱上線把馬寅初歸結到馬爾薩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反動政治立場上。黨和政府從50年代初提出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以后，從來就沒有終止過，即使在光明日報批判馬寅初的1958年，僅人民日報上宣傳計劃生育和介紹先進典型的文章就從未中斷，“計劃生育好處多”的標題通俗、醒目，令人難忘。馬寅初受批判是與要不要實行計劃生育根本無關的事情。

7．馬寅初對于學術批判底氣十足，敢于決戰到底。但是，面對北京大學校辦秘書揭發其在商務印書館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閘北火力發電與自來水公司有股票約20000余元，每月還收取房租160余元。根據韓的揭發，馬寅初在土改中對政府沒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滿。馬寅初說：“我們家的土地是我寫書得來的錢買來的，為什么要沒收我的土地？”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馬寅初說：“中國可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要發生第二次革命?！瘪R寅初還對史良批判章伯鈞、羅隆基表示不滿，公然說：“羅隆基和章伯鈞是民主黨派中的優秀人才，應該團結他們?！薄罢履似魇莻€高明的經濟學家，他說定息不是剝削是對的?！毙＾k秘書揭發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鈞、羅隆基均為民盟中央領導人，其中史良時任司法部部長，章伯鈞任交通部部長，羅隆基任森林工業部部長。章乃器為民建中央領導人，時任糧食部部長。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等3人在1957年均被劃為右派分子。毛澤東點名批評“章（伯鈞）羅（隆基）同盟”后，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員會在民盟內有一個長篇批判發言。如果馬寅初對于毛澤東親自點名批判的章羅同盟鳴冤叫屈，話語傳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那里，將引起什么后果？還有，馬寅初所持股票數量在那個時候可不是小數目。作為國家高級干部，領有巨額工資，享受特殊供應，政府給配有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幾套寬敞的住房、轎車，自己卻還擁有大量的股票和房產，不是資本家是什么？馬寅初從辯論會下來血壓就陡升到190度，由此住進醫院，退出了戰斗。

8．馬寅初的北京大學校長本來就是兼職。所以，北大校長去職并沒有影響馬寅初的政治地位和其他的待遇。1962年患病從此下肢行動不便，就是以人大常委的名義視察期間生病引起的。1965年1月兩會期間，馬寅初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在黨和國家的人事安排中，同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都是相同職級的職務。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沖擊。1972年患直腸癌，經周恩來批準手術方案。1976年1月，馬寅初出席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1977年，華國鋒組織文化大革命以來最盛大的“五一”游園活動，馬寅初就坐在輪椅上出現在華國鋒出場的中山公園的活動中。1978年，新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召開，馬寅初以大會執行主席的身份幾經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并繼續擔任以鄧小平為主席的政協常委。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被補選為黨中央副主席，馬寅初立即發去賀電。以上情況都可以說明，那次批判活動與黨和政府沒有關系，所以才沒有影響到馬寅初的政治生命。

筆者將歷史事件還原并非說馬寅初受到的批判是合理的。那是一個很不正常的年代，特別是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普遍都遭受了不尋常的政治和生活磨難。馬寅初作為一位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從他充當“二傳手”角色幫助黨和毛澤東實現知識分子改造政策的那次政治運動就已經決定的了。但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這里要澄清的是，馬寅初并不是因為“新人口論”罹難的，甚至于節制生育、計劃生育和人口問題都不是馬寅初受批判的原因，為什么20年后會有一個馬寅初因為主張計劃生育遭到黨和國家的批判，制造一個比黨和毛澤東更為英明的知識分子神來？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馬寅初的問題上，至少有3位當事人應該是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的，這就是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黨中央副主席陳云和任職中宣部副部長、幫助毛澤東掌握意識形態的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當年的馬寅初又非一般人物，黨和政府是否批判過，上述3人在當年絕非會不知道。1979年，所謂為馬寅初平反過程中，以上3人又分別都起到不同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新華社宣傳馬寅初的所有材料都要經過胡喬木的審批，不僅出現了馬寅初因為人口問題的“諫言”而受到批判，而且是受到陳伯達康生組織的批判。按照工作的性質，1958-1960年無論公、私都是胡喬木與陳伯達康生聯系最多的時期，應該知道馬寅初被批判是與二人無關的事情。歷史何以至此，需要人們做深入的研究。

即使如此，我卻沒有把馬寅初列入江湖術士一類的人物當中去。盡管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馬寅初也絕不是治學嚴謹的學者。相反，因為進入官場，還是有不少的政客作風。這和他所處的時代與體制有關。特別是1979年的時候，馬寅初已算百歲老人，將近20年前下肢已經癱瘓，7、8年前又做過直腸手術，這些對于一位老人的身心打擊造成的后果都不可低估。所以，無論馬寅初的體力或者智力的實際狀況都很難為那次社會造神活動負有直接的責任。但是，馬寅初可以不為此負責，而用肥皂泡吹起來的馬寅初神話卻必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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